鞑靼这个词好耳熟,它怎么会到俄罗斯那里去?前些日子听说俄罗斯有个省级行政单位叫“鞑靼共和国”,鞑靼这个词好耳熟,原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蒙古部落的名称,可它怎么会到俄罗斯那里去?“鞑靼共和国”在现今罗斯哪里,现在他和蒙古有关系吗,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今天的喀山,是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在过去一千年中积淀下来的历史遗产,使喀山与莫斯科、圣彼得堡并列为全国仅有的三座“A”级历史文化城市.喀山位于喀赞河与伏尔加河的交汇处,如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样,伏尔加河也哺育了俄罗斯族以及包括鞑靼人在内的众多民族,大约至少4万年前,这里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遗迹了.而喀山的历史则可以上溯到1000年前,大约11世纪初,当时统治喀赞河流域伏尔加-保加尔公国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在卡赞河的东岸的一个山坡上修建了一座木质的关隘,这也就是喀山的雏形.在鞑靼语中,“喀山”的意思就是“大锅”,这是因为当时这座城堡的形状如同一个倒扣着的大锅而得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也传入鞑靼人居住的地区,在此后的一千年间,尽管这块土地几经易主,但鞑靼人的信仰始终没有改变.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中叶,俄罗斯人同鞑靼人之间的连年征战,互有胜负,鞑靼人曾俘虏御驾亲征的莫斯科大公,而俄罗斯人也曾经一度占领喀山城.直到1530年,一个名叫伊凡的俄罗斯王子的降生,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后来的第一位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伊凡出生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喀山王妃伊琳娜从梦中惊醒,惊魂未定的她对喀山汗说：“莫斯科出生了一位皇子,他有两幅牙齿,一幅会吃掉我们鞑靼人,另一幅则会吃掉莫斯科公国”.1548年,年仅18岁的伊凡加冕为俄罗斯的君主,并改称沙皇,莫斯科公国也从此改称沙皇俄国.这位以暴戾和智慧而著称的年轻人,被后人称为“伊凡雷帝”.正是他,宣告了俄罗斯人与鞑靼人之间这场百年战争的终结.1552年,22岁的伊凡率领15万大军和150门大炮渡过了喀赞河,在喀山城下同鞑靼人展开血战.鞑靼人退回城内死守,伊凡雷帝下令坚壁清野,切断水源,欲不战而胜.然而十天、二十天过去了,鞑靼人依旧生龙活虎,另伊凡雷帝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一个鞑靼人的叛徒道出其中秘密：鞑靼人在城内得水塔下修建了一条密道,通往数百米之外的喀赞河.伊凡雷帝立即下令集中火力炸毁水塔,然后对喀山成发起强攻.几天之后,喀山沦陷,喀山汗国这个鞑靼人的政权,也就此灭亡.200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喀山克里姆林宫外的喀赞河边,也就是当年鞑靼人与俄罗斯人厮杀的战场,看着身边的车水马龙,与河对岸的高楼大厦,想象着400多年前,那个同今天的我站在同一位置上的鞑靼族或者俄罗斯族的勇士,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13世纪初,蒙古人的铁骑宣告了伏尔加-保加尔公国的灭亡,这个当时东欧最强大的政权,在蒙古骑士的铁蹄下,顷刻间土崩瓦解,1242年,一个西至多瑙河、东至额尔齐斯河的幅员辽阔的蒙古国家——金帐汗国宣告成立,土耳其人、鞑靼人、西班牙人和俄罗斯人,都沦入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两百年之后,内讧不止的金帐汗国终于分裂成为若干个小汗国,其中之一,就是鞑靼贵族于1438年建立的喀山汗国.而与此同时,在西方一千公里外的地方,一个名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家也开始悄悄的崛起,由此揭开了鞑靼人与俄罗斯人之间一场持续100多年的战争.塔塔尔是蒙古族的部落之一,又称鞑靼,两者均是「Tatar」的音译.塔塔尔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宁、塔城、乌鲁木齐.少数散居在布尔津、奇台和南疆的主要城市,有4800多人.在俄罗斯和部份欧洲国家,鞑靼泛指蒙古人及在蒙古帝国扩张时期随蒙古人进入欧洲的其他草原游牧民族.鞑靼后来成了古代中国汉族人对北方各游牧民族的统称,从此词发展出来的贬义词有：鞑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和鞑子（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清末特指清朝统治者）.塔塔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有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由於长期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共处,因而这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字也逐渐成为塔塔尔族的日常用语和通用文字.历史上,塔塔尔族多居城镇从事商业,不少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塔塔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同一切伊斯兰教信徒一样,每个塔塔尔族的伊斯兰教徒必须要按照规定进行宗教活动.塔塔尔族最爱清洁,在房舍布局和室内陈设方面,塔塔尔人一般住平顶房,独门独院,庭院内种植着各种果树和花草,环境清幽,像一座小花园.牧区的塔塔尔族适应游牧生活,都住帐篷.住房总是收拾行乾净整齐,周围还栽满各种树木,环境幽雅,特别是饭堂和厨房,经常保持得一尘不染.2000年美网和2005年澳网男单冠军,俄罗斯的沙芬（俄语：Марат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афин；鞑靼语：Marat Mixail ulı Safin）正是鞑靼人（塔塔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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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部落文明是如何消亡的？
这是当代中国第一部以全球史观的视角审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学术专著！稷下学宫系列之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流变中可以印证发生在社会存在领域的历史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处在中国文化创世纪关键时期的稷下之学正像是古代思想流变中的活化石，在此之前长达数千年历史变革的逻辑范式定格在诸子百家一个多世纪思想交锋所形成的论著中。要想真正弄通稷下之学或稷下之辩的本质，就必须弄清楚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秦统一前的中国历史可以从总体上概括为从“万国”到一国的变化过程，也就是从部落（联盟）社会、诸侯割据的王权专制主义社会向大一统皇权专制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的根本性标志是部落文明的洞穴式母体结构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家族为基本单元的广场式中央集权制国家。也就是说，原本独立成邦的部落（联盟）的彻底消亡使中华文明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那么，中国式的部落文明是如何消亡的呢？古代部落（联盟）或邦国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各邦的原始宗教、典章政事都是不相同的。古代邦国的独立性只能靠战争或其他暴力的手段才能剥夺。古代邦国为数众多，邦国间经常发生战争，因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邦国最为重大的事情是两类，一是祭祀，二是战争。在一个由若干不同的族组成的邦国之内，行使邦国最高权力的邦君，其权力的行使过程需要通过与各族族长协商，邦内重大事项必须与族长取得一致才能实施。邦君不能直接指挥各族的普通“邦民”，必须通过各族的族长发布号令才能统一邦国的行动。邦君、族长、邦民均有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具有部落社会原生态的民主性。部落文明的衰落源于部落（联盟）间的兼并战争，这是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发生的历史进程。但部落间的兼并战争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部落的性质，规模更大的部落联盟仍具有部落社会的基本属性。直到夏、商时期，中国社会也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奴隶社会。那时的“中国”是以中原华夏族部落为主体，他们以武力征伐为主要手段，对其他众多部落逐渐拥有了一定的特权。虽然所控制的地域十分广大，实际上却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王国，而是由众多部落组成的联合体。这就如同太阳系中的太阳与行星的关系一样，行星围绕太阳运转，但太阳并没有与行星融为一体，它们都是彼此独立存在的。显而易见，部落文明的特质并不能由部落间的兼并战争而被彻底改变。真正加速中国古代部落文明趋于消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西周初年的“封建”政策。李宗侗先生（1895—1974）将此与罗马相对比，有过专门的研究。李宗侗先生认为，周初的封建，对中国历史甚为重要。它划分先后历史成两个时期，等于罗马的统一各邦，但比罗马要早得多。周灭商始由陕西进至河南，周公东征进至山东，封齐、鲁等国。成王北伐进至山西，封晋、韩等国。昭王南征，穆王征徐，至宣王时周的势力扩展到南方各邦。从太王翦商起，至宣王南征止，周室皆在扩充疆域。这是第一步的推动，由周室直接用武力征服各邦。第二步推动较后，在齐、鲁、晋等国受封之后，由分封各国用武力向外扩充。齐的向东发展，鲁的向东向南发展，晋的向北发展就是这种现象。罗马在武力上只有第一步推动。罗马没有在被征服的各邦建立组织，各邦无论名为臣服或是联盟，皆独立存在，只由罗马派一省长治理其地。省长每年更换，有无上威权。罗马对各邦是真正征服，而周室对各邦则完全是殖民，对强的邦加以灭亡，改由周室兄弟亲戚封其地和殖民；对弱的邦就留作分封各国的附庸。全中国于是合为统一的大邦国。大邦国之下的各受封国，典章、政事大体相同，各邦之间互相往来均有统一的礼仪规范。周室虽然衰弱，但各邦仍然能够联合起来。这就是春秋时期夷与夏的观念的由来。至春秋时，全国只分两个阶级，一面是各国的世族（君子），另一面是各国的平民（小人）。一国卿大夫出奔他国，仍受世族的优礼。因此，战国时盛行客卿，国界的观念亦不甚重。文明的同质化，也为秦始皇的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对比统一后的罗马，虽然也分为两个阶级，但与周朝明显不同。一面是罗马邦，较最初并未扩充；一面是被征服的各邦。每邦与罗马皆有关系，各邦间互相无关系。所以，周室衰弱后，中国事实上并未分为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的若干国；而罗马衰弱后，各地仍旧回复到独立状况，希腊仍回复希腊，高卢仍回复高卢。由此可见周初封建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53—56页，中华书局，2010年版）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周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过程，首先是以武力扫荡了原有土地上各部落的组织结构，强者予以消灭，弱者予以同化。其次是在占有土地和人口等最为核心的资源的同时，将周的文化植入到被征服地域的各部落内部，从而输出周朝的组织、管理等实体性文明形式，形成统一的周文化圈。仅以宋国为例，宋国是殷商遗民受封国，到了春秋时期，在组织上已不见其与姬姓封国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孔子亦叹殷礼不足征，足证周人同化宋人的结果。周代的封建政策，实质上是将周的文化理念植入、嫁接到部落文明的旧系统之中，从内部分化瓦解旧有的部落组织结构和文化理念，最终使“万邦”文化与周文化同一化。部落的多元文化消亡了，“万邦”在文化上合而为真正意义上的一邦。部落文明的消亡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部落文明的特质在于宗教文化上的多元性，社会组织方式上的民主性。人们组成部落除了基于血缘关系这一天然联系的原因之外，还有为了实现共同生存的基本目标而聚为一体的。部落为每个人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但人与人之间大致是平等的。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他受到了家庭（家族）和部落的双重保护。甚至可以说，部落的力量相对于家庭（家族）来说，对每个人提供的保护更为有力。而部落文明的消亡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了一道最为重要的保护屏障，个体的生存处境将变得更为严峻。一个个体状态下的人如此，一个家庭、家族也是如此，一个集团、国家同样如此。在普遍失去安全感的社会里，各种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于此之中，人们就不难理解春秋时期的“礼坏乐崩”与战国时代庄子发出的那种 “当今之世，仅免于刑”的感叹了。从一定意义上说，部落文明的消亡，使中国人变成了世界上最能实现充分竞争的一个民族了。小到个体与个体之间、家庭（家族）与家庭（家族）之间的竞争，大到集团与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无不是充分而又激烈的。最终，中华文明必然走向部落文明的反面——文化上的单一性与社会组织方式上的专制性。失去部落文明的保护性屏障，中华文明只能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之路了。如果将中华文明与希腊的城邦文明进行比较，就能一目了然了。在整个希腊文明带，城邦并不是作为一种统一的组织类型生长起来的。各种城邦，既不是同时，也不是在同样条件下组织而成的。城邦建立的这一进程，也就是所谓塞诺西辛（synoecism，意指村社联合）阶段，绵延数世纪之久，其中一些甚至到古典时代才告终。对雅典来说，塞诺西辛阶段大约在前8世纪末才尘埃落定。所产生的城邦政制标志着告别早期部落政制，以及多利安征服之后的部落混居。然而，部落年代在城邦结构中烙印之深，使它成为塑造城邦内政外交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直至城邦亡于马其顿征服为止。城邦各部分都保持着血缘关系秩序，不论这种血缘关系随时间之流逝如何幻化。所以，作为一座城市，城邦从来就没有像西方中世纪城镇那样，发展成一种由个体公民组成的共同体，通过“同盟”（conjuratio）这种纽带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地区性国家，城邦也从来无法像西方民族国家那样，扩展为一个由个体公民组成的民族。个体在他的政治单位之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人格地位，而这种政治单位在基督教的人的理念影响下，正好体现了西方文明的政治型构；它通过城邦内部虚幻的部落的、更狭隘的血缘关系，总是保持着一种中介地位。雅典的例子将说明这个问题。家政共同体由父母和孩子组成，是最小的组织化血缘关系。家政共同体之上就是家族（anchisteia），它包括了三代人，从一家之长一直到他自己的孙子、他的侄子和侄女的孩子、叔叔的孙子。这帮亲戚形成了家庭中的一个单位和规定继承权利、送葬义务和葬礼的神圣法律。在anchisteis之上，我们发现了genos（种族，李宗侗书中译为“演司”，全演司人共有一姓），这是贵族的家庭单位，只要外部情势（诸如遗产、社会地位等等）许可就会形成。贵族的家庭单位的联系纽带，是他们来自于共同的祖先以及祖先崇拜，而不管这种血脉相连真假与否。雅典的gene形成于希腊中世纪晚期，当时正值土地贵族在政治和军事上都占统治地位。每个贵族家庭单位都拥有它的宗庙、祭司、祠堂、公共库房和可能每年由抽签来决定的行政机构（archon）。Phratria是更大的共同体，由这些狭隘的血缘单位所组成，它也是通过同祖同宗维系在一起，结成一种血肉联系。共同体（Phratria）也有它的庙宇、崇拜、节日和涉及家庭关系的法律功能。最后，在共同体之上，我们发现了具有崇拜功能的部落。直到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拥有共同体的成员身份都一向是雅典公民的前提。族群的秩序经验，在前508年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时候，充分展现出它的力量。这场改革旨在借助贵族家庭打破gene和氏族（Phratries）的支配地位。为达目的，克里斯提尼将阿提卡地区划分为十个区域。现在，公民权就取决于是否为其中一个区中的一员。与此同时，很多人都获得了公民权，而旧的部落只限于其宗教功能，最后的结果就是政制成功民主化，打破了旧的族群结构的权力。然而，被打破的仅仅是贵族gene的权力，而不是族群的制度精神。尽管是以领土为划分基础，区毕竟是由人组成的法团，就像过去的血缘关系一样。雅典人依然有他的公民身份，不过不是通过一种法律途径，让他这个人成为城邦的一员，而是基于他在一个区中的成员资格。于是，除了他个人的名字，他还带着demotikon，这个名字指明他所出身的区；不管他原本住在哪个区，后来迁居到另一个区，demotikon都将跟随他及其子孙。理解希腊城邦，必须从族群结构出发。族群结构，数百年来维持了希腊文化的统一，却没有提供一种制度秩序，让它在这种秩序中发展。在众多的部落、氏族和gene之上，兴起了城邦，将这一切都兼收并蓄。城邦是自治的、非部落的政治秩序单位。城邦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治起步；它不得不发明一种超越地方性制度的形式，将众多城邦结合成一个更大的领土性单位。要达到这个目的，城邦唯一可以驾驭的基本法律形式就是城邦同盟，也就是说，将公民权扩展到国界周围或其他城邦的人口。（以上关于希腊城邦文明的文字选自《城邦的世界》[美国]埃里克·沃格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178—185页，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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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的哲学
强光中，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曾在《安徽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哲学论文多篇。2011年出版学术著作《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本人建此博客的目的是为了发表哲学及与哲学相关的文章，内容除了引用史料的部分之外，均为本人原创。 欢迎联系本人，QQ：。个人微信号：qianggz123.微信公众平台：qiangguangz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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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冯骥才谈古村落保护：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家”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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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冯骥才谈古村落保护：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家”可回　　“古村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如同春节一样，保护古村落，就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家’可回。” 　　近年来，为了抢救和保护古村落，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不遗余力，在他的呼吁和努力下，古村落保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目前我国已有2500多个有价值的古村落得到了保护，200多个古村落有了自身档案，古村落保护初战告捷。”冯骥才说。 　　我国的自然村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 　　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农耕文明，留下了大量的承载着传统文化，具有较长历史的村落，这些村落如同一颗颗宝石，散落在田野里。但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保护意识，我国大量的古村落消失不见了。 　　为了抢救和保护古村落，2001年，冯骥才当选中国民协主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选择了山西榆次的后沟村作为调查的对象，为的是形成古村落的保护标准。 　　“后沟村是元代的一个隐居村，有戏台，观音堂和关公庙。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后沟村的文化遗产得到了细致的整理。”冯骥才说。 　　就在调查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让冯骥才至今难忘。“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来了几位村里的大娘，每人提着一个装满枣的篮子，大娘们拼命往我口袋里塞。同行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你做的这件事是给老百姓做好事，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你的。”冯骥才深情地回忆说。 　　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支持，古村落的抢救和保护进度远远赶不上古村落消失的速度。 　　冯骥才说，自2000年至2010年，我国自然村由363万个锐减至271万个，10年间减少了90多万个，平均每天消失80到100个，其中包含大量传统村落。“让人着急的是，消失的是什么样的村落，我们并不清楚。” 　　“如果这些古村落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乡愁’？”冯骥才忧虑地说。 　　保护古村落我要为政府点个“赞” 　　“保护古村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仅凭专家，学者和志愿者是远远不够的。令人欣慰的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村落的保护应该成为城镇化的一部分，不能将两者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应该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不能让中国人没有地方寻找‘乡愁’，没有场所寄托‘乡愁’。”冯骥才说。 　　2012年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与认定，对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村落加以保护。在全国选择5000个极具历史价值的传统村落，给予命名保护。 　　目前，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已经公布了三批，有超过2500个村落列入了国家“保护清单”。 　　“短短三年时间，就确定了这么多需要保护的传统村落，说明国家已经重视到了传统村落的濒危程度和消失的速度，感到了一种文化压力。”冯骥才说。 　　“据我了解，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并建立名录。”冯骥才颇为自豪地说，“从这一点来说，应该给我们的政府点一个赞。” 　　古村落保护还在“路上” 　　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坚定了冯骥才抢救和保护古村落的信心。他介绍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共同组织实施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项目已经全面铺开了。一方面为列入国家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传统村落建立档，另一方面去发现尚未列入名录的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供信息。 　　“目前已完成200多个村落的立档调查。”冯骥才说，预计今年底前，中国传统村落档案的第一卷将推出。“这是一个范本卷，将对接下来的普查工作提供指导和借鉴。” 　　古村落保护虽然有了成果，但在冯骥才看来还远远不够。“作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村落应该是活态的家园，既有它独特的文明，又具有现代气息。”冯骥才补充说，“要实现这一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古村落保护还在‘路上’。”冯骥才说，比如，进入国家名录后，古村落保护的责任人该如何确定。此外，古村落保护要有一个保护法或法规，不管执行力如何，有和没有差别很大。 　　“对于被列入保护清单的村落，当地政府必须签署保护承诺书。”冯骥才说，“地方政府对传统村落保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必须要一以贯之，不能评选成功，拿到荣誉称号和专项资金就万事大吉了。” 　　对已经进入名录的村子，冯骥才认为重点是改善居民的生活，让他们享受到现代科技的便利，让他们能在当地获得生活来源，愿意继续住在村子里。(记者周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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