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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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作 者： 【美】法兰克·吉伯尼 著；尚尉、史禾 译　　出 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序 英 文 版 序?　　日，日本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即将推出的系列读者来信的中的第一封：这一系列的主题是“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半年以前，即从这一年的1月起，其他主题的读者来信一直显著地以“谈天说地”为专栏标题，出现在《朝日新闻·晨报》的“特刊”版面上。在这之前，“谈天说地”栏目已经推出过另外两个主题：“教师”和“男人女人”，反响都不俗。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把他们的想法和评说寄到报社，一种令人瞩目的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的局面出现了。这两个主题的来信后来由《朝日新闻》分别结集推出。　　“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列本来计划出3个月，但由于这个题目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反响异乎寻常。在成功地抓住读者这一点上，大大超出了《朝日新闻》特刊版编辑原先的期望。这一系列一再延长，最后一直出到第二年的8月29日。来信总数达4000封，其中1100封获选发表。同年，配以适当的介绍，这些信又以一套两卷本的书籍《战争：血泪交织的证词》与读者见面。这书一上市，就入了畅销排行榜。　　所有来信都直接关乎写信人的战争经历或对战争的看法。一些人是参战的士兵，他们写出了自己亲历的战事、自己在行军帐篷里和战俘营的经历；一些信写的是平民在战时的生活——遭到轰炸的日本城市里，没学可上的孩子；一些述说了战时军事管制下的情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们及一个个家庭。女人们，以及男人们，都在讲自己的故事。那些日本军人的妻子们、母亲们和孩子的感受，听上去令人揪心。大部分写信人如今已是六十出头，战争期间他们正值十几、二十几岁，但信里也说到了他们童年时候的往事。所有的人都在回溯往事。回顾与反省构成了这批来信的共同特征。　　第一批来信发表了。对过去的事件与经历的回忆——这些事已经埋藏在他们心里几十年——许多人感到受不了，就像是重温早已忘掉的噩梦。这些信超乎寻常地坦率，编辑们常常为其直言不讳所震撼。大部分来信所揭示的，都是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事。似乎是，在渐入老境的当口，他们切望在离世前直抒胸臆。写信人的回忆覆盖了近乎20年，从30年代初日本进军满州，到40年代末最后一批战犯从苏联遣返回国。　　这批信在80年代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事实上，许多读者已经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闻》：“我们眼下正在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我们正在极力把过去忘掉。”“别这么忍心，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求求你们，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汇编的后记中写道，“当人们回想自己私人往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都愿意将那不愉快的回忆尽量抹去。确实，作为个体，忘掉坏事确实属于某种具有自我净化作用的健康行为。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过去的坏事，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日本人——七千万都不止——正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世界头号强国。他们怎么干的，都干了些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已经做出来了。这是加在我们肩头的重负。毫无畏惧地面对它，能使我们得到珍贵的教训——这教训将成为一只罗盘，一只肩负着指示日本未来的罗盘。”　　他的话具有预见性。这本“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文版（它在战争结束后55年才与读者见面）来得正是时候。也就是说，当日本——无论将它看成一届政府还是一个社会——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举国一致地企图将战争中的一切偷偷抹杀，因而遭到了举世的穷追猛打。和很早就面对战争责任、并尽自己之所能对纳粹时代的罪行作出赔偿的德国人不同，日本人一直迟迟不肯正视自己过去犯下的罪孽。　　二战结束时，日本处在遍及全国的大震撼之中，主要是懊丧与悔恨。毫无疑问，日本人曾经全身心地投入那场战争。到了30年代后期，所有直言不讳的反战意见都遭到有系统的扼杀。为开初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战绩所激励，日本人为自己感到骄傲，万众一心支援军方。虽然私下里许多日本人对国家的这一战争政策是否明智、是否道德疑虑重重，但“须同仇敌忾”、“必举国一致”这类压力，是难于抵抗的。　　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在很多方面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对待他们所犯下罪行上，变得不那么无所适从了。为顺利平和地达成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麦帅占领”（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Occupation）没有触动日本政体。与盟军当局在德国所采取政策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认为，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征。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许多人对此的抱怨，包括坚持认为裕仁犯有战争罪行，而且可能根本就是首犯这种说法。在整个1940年代后期，一心想着如何根除战时军国主义的美国，对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基本上取的却是一种 “搁在那里，放一放”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消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称了日本官僚政治中相当多的人的愿——他们只想把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统统忘掉。　　到了日，在忍受了多年的艰难困苦之后，日本公众已处于麻痹状态。天皇前所未有地以个人身份宣布投降，更加深了民族的失败感和困窘。人们只想忘记。“忘掉战争”这一愿望，从美国方面而言，和日本方面一样，也是日甚一日。这是因为，美国和盟军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给日本造成的灾难——其顶点为对日本城市惨无人道的轰炸和对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依旧让美国人感到自责。虽然对日军暴行的记忆难于磨灭，盟军复仇的愿望已经相当淡化，这不仅由于日本军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已经得到确认，也因为日本平民当时的可怜景况，以及日本本土上那一座座几乎遭到彻底摧毁的城市。　　于是乎，在日本教育中，战争这段时间变成空白。在观念保守的文部省的安排下，这一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它钦定的教科书中一笔带过。而随后的年代，由于日本日渐繁荣，对战争的记忆日渐淡化，新的一代对历史真相、对确切发生过的事件，实在是所知甚微。年长的战争幸存者，包括对这一时期应该有更多了解的政治领袖们，采取了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一概不认帐的态度。比方说，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入侵，被说成是“进出”。在一些长于粉饰的日本历史学家的协助下，许多政客竟然争辩说，诸般罪行中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信口雌黄；而在缅泰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中对盟军战俘的粗暴折磨，也不见有人提及；直到最近，恶名昭著的731部队军医对犯人所施行的触目惊心地肆虐方被揭发出来。　　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息。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如此众多的人对他们发表这些信件的做法作出的诸如“为什么要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从早已封存的记忆库里翻出来搅得自己不安宁”；“过去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就让它深埋在记忆里吧”这一类反应，耐人寻味。到了1995年，也就是战后五十年的时候，一些日本官员依旧在为这场军国主义战争涂抹洗刷，把它称做“亚洲人对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有些日本学者和历史学家，比如著名作家永三郎和色川大吉，曾经尽力描绘战争的实际状况，但他们的努力由于直面令人不愉快的过去而触怒官方，遭遇强大口诛笔伐。　　但《朝日新闻》令人信服地发表了这批信件。《朝日新闻》本来就以提供论坛、供人进行不加掩饰的回顾而著称，这一回，它的编辑一个个不徇情、不苟且，更与它历来的形象相吻合。创刊于1879年的《朝日新闻》已经以其走过的岁月为自己作出证明：它是日本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之一，或许可以说，就是最杰出的。《朝日新闻》的杂志、书籍和日报全国发行，当天的报纸同时出现在东京、大阪、九州和北海道，发行量超过了1300万份（早报和晚报），覆盖全日本，仅次于《读卖新闻》。大阪起家的《朝日新闻》，多年来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它崇尚自由与理性，一直尽量对事件作不偏不倚的公正报道。　　在战前的几年里，军部把持政府，《朝日新闻》为保持自己的特色举步维艰。1930年代，它的办公室数度被砸，还有几次被右翼打手翻了个底儿朝天。在美军占领期间，和后来的1970年代，《朝日新闻》采取的是相当温和的左倾（即关注现实以求改造）的编辑方针。这一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想——它曾经弥漫于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意图将日本变成“工人的天堂”——被证明其实是一个幻想时，也渐渐弱化了。眼下的一代《朝日新闻》的编辑们，在公正地对待新闻方面，在日本可能已无出其右。它立足于《朝日新闻》的信用：编辑对来信绝不做任何增删，正相反，力图保证原样托出。　　早在1989年，在得到《朝日新闻》的这一两卷本时，我就下决心将它翻译出来介绍给美国读者。那时候，包括直到此刻，我都认为，美国人应该从对这场战争的讨论中有所得：这场由自己过去的作战对手所作的讨论，这场熬过了日本历史上可怕的艰难时期的人所作的讨论。好事多磨：寻找英译本资助者颇费时日。最后终于从细川和平基金会和日美友好委员会得到了帮助。对此，我们PBS（太平洋区域研究所）着实心怀感激。　　虽然《朝日新闻》将来信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出来，我觉得对美国读者——他们往往对日本事物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浅尝辙止——而言，背景知识的要求是高了一点。因此我决定先将这些信予以分门别类，比方说，侵华战争、后方等等，并在每一节前面作一个简短的介绍说明。这一打底工作，是在我的太太的协助下做的（她阅读了所有的信，并做了部分示范翻译）。而主体翻译，包括更具有挑战性的对来信的筛选，则是由数年来一直和我一道策划此书的柏思·凯瑞（Beth Cary）完成的：凯瑞女士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长大，无疑对此胜任愉快。作为一名翻译高手和熟手，她对全部来信反复簸扬、去粗取精，我只从旁小助而已。我们将原来的两卷本精心浓缩成现在的一卷，收入了能代表原来编选意图的大约300封。　　为了便利美国读者，我有意将这些来信按照其历史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对许多美国人而言，特别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如果说不是全体的话），战争和战争中的挣扎奋斗，已经变成历史书中遥不可及的故事，或者是报纸上时不时出现的战争纪念日的评论文章。那些艰难时日，那些交战双方的士兵和平民曾有过的英雄主义气概，已经相当遥远了。我本人曾生活在战时，当时的景象在我心中不仅真切，且依旧栩栩如生。说到底，我们这一代就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铸出来的。　　我是在1942年12月刚进大学的时候应征加入海军的。在经过了14个月的强化日语训练之后，我被派遣到太平洋战区成了一名美国海军情报部(U.S. Navy Intelligence)翻译官。　　我参加了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的大部分登陆战役。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部情报收集中心供职，为我获得比较广泛的太平洋战区战略知识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具有相当特别的审问日本战俘的职业身份，和大多数美国同胞相比，我和敌人的距离要近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日本人熟识起来。到了晚一些时候，在美国对日本占领期间，我则尽一名外国观察者之所能，与日本人民一同度过了这段日子。读着这些来信，仿佛当时来往的那些人，以及在命运攸关的时刻经历的那些事，又回到眼前。　　这些发表的信没作过润色加工，也没有以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予以增删。我们与写信人没有私交，感谢《朝日新闻》编辑部的出色工作，使这一英文译本在他们的同意之下付梓。它们保持大约十年前《朝日新闻》收到时候的原样，作为战争究竟是怎么样的见证——在这里，开口说话的正是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日本人。　　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编辑和朝日新闻事业开发部所作的安排，特别是在此期间与我一道进行全书结构调整濑恭子女士，以及我在东京TBS部的执行秘书本田雪子女士。最后，让我向M.E. Sharp出版公司的道格拉斯·麦尔文以及他的同事，就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机敏的处置表示我的感激。　　弗兰克·吉伯尼　　序 中 文 版 序?　　应该说，为《战争》中译本写这篇短序，感到特别不好下笔。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不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的创作，更不是出于专业作家之手。执笔者本是互不相关的个人，出于对一家著名报纸提议的回应，以投书的方式将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这是他们心底多年的私藏啊。他们写下的，不是对遥远幸福时光充满温馨的怀旧，事实上，对大部分投书人而言，拿起笔写下自己战时经历，是一件痛苦的事。许多人对他们干下的或者目睹的事表现出深深的自责与懊悔。有些不那么敏感的事物，则被归为“现在”与“当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有些信使我感觉到，投书人在努力将散落的小块拼成一幅完整的图，不顾那拼接要诀已然丢失。　　这一困惑与迷乱所带来的痛苦，没有比处理对华战争这一节更甚的了。日本皇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对中国的侵犯，如果孤立地看，简直就是历史上罕见的恶魔暴行。对其予以宽恕更加可耻，如果不是事实上出于：General Headquarters（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简称，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设立的政务机构，它的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实际上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的太上政府的指示的话。　　“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我们或许会问，“这些人，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再看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守法的、总体上可称之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他们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是特定的民族性和文化必然演化成滥杀？还是罪恶普遍地潜藏在人的灵魂里，尽管宗教信徒一直在祈祷、启蒙教育家一直在期待？　　二十世纪一个绝大的悖论，是两个现象并存：一是人类在认知方面所取得最非凡的进步，一是它渴望施暴这一深不可测的堕落。近代以前，战争大致是士兵间的格斗，统帅不过是君主或讲究繁文缛节的官吏。这样的战争所造成的功业及灾难都有限。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不同了，事情无论好坏，都轰轰烈烈地全民上阵。大规模地集体作恶，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受过。无论那参与者个人天性如何、无论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怎样，国家和社会无一例外都被历史大潮所裹胁。正如技术和科学使社会全体受宜，20世纪战争导致的灾难，也是由社会全体承担，无法拆分责任。你今天获胜，明天可能就大祸临头。在信息传播完全为宣传所用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　　当我为本书英文版检阅那些来信，并进行翻译的时候，这些想法曾一次次袭上心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在他们给《朝日新闻》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努力诠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他们干下的事，大多已经由整个民族偿付了。冤冤相报、以血还血。对骇人听闻的南京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有人会说，那报应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还有广岛、东京遭受的轰炸。但这依然不能回答，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我在日本住了很久，与日本人长期相处，却依然为上面的问题所困扰。对如此普遍的日本官员与右翼学界的傲慢自大，我依旧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暴行根本没有发生。这是历史健忘症——令人震惊且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我要说，我为那些日本人，那些记住并且写出自己的耻辱与懊悔的日本人骄傲。此外，我钦佩那些日本记者，那些有勇气、有远见把过去罪恶的记忆公诸于世的记者们。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弗兰克·吉伯尼　　2001年4月　　序 中 文 译 例?　　本书译自英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信件中零星出现的日本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已分别注释（除注明为英译者注外，为中译者注释）。另外有若干反复出现的辞汇，在此单独提出说明。这些辞汇，富含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为日本人通用惯用。而每一个日本人在使用这些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辞汇时，也并不一定总是充分意识到辞汇中的含义。保留这些辞汇的日本用法，并非表示译者同意这种用法，只为保存信件的原貌。所以，以后文中出现此类词语时一律不再做特殊处理，敬请读者注意。同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书中某些观点肯定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亦不代表中文出版者观点，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明白。　　?昭和：除个别情况使用公元，日本人公私场合均习惯用天皇年号纪年。年号也自然地与历史进程发生联系，引起种种联想。如明治与改革维新相联，大正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联。一提昭和，就会与战争联系起来。1925年为昭和元年。　　?支那：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称中国为清国，以后称中国为支那，现在对中国正式的称呼是中国。支那是?china?的译音，并无特别含义，也曾为我国早期革命者所用。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支那一词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侮蔑意味。与支那有关的词有支那事变、北支、中支等。　　?满州：原为满族的自称，日本用来指称中国东北地区，以表示中国在此地并无合法主权。与满州有关的词有北满、南满、满州事变等。　　?终战：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日本并不承认这代表日本投降，只承认这是“终战”，即终止战争状态，战争结束。如果日本人想明确地表达失败的意思，会另外使用“战败”、“投降”等词汇。与终战有关的词汇有终战日、终战宣言等。　　?玉碎：牺牲的美称。　　?玉音：对天皇声音的美称。特指日天皇亲自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第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 导 读?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　　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大法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　　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普选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第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　　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等法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宣传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说：我国是由于皇祖神敕而成为天皇万世一系的世界第一的神国，优秀的日本民族要参加天皇的圣战。德国人和日本人被优越感煽惑着，丧失了正义感，心安理得地侵略其他国家，杀戳其他民族。　　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通过教育和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了战争。　　熊井雅男　66岁　退休　东京　　走向战争之路的体验?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青山明弘 25岁 职员 东京?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日寇暴行实录》中的部分内页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岩田英一　80岁　前都议会议员　东京　　就因为一句“思想不好”?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　　山田治夫　81岁　名古屋工业大学名誉教授　名古屋市　　要是那时候天皇……?　　要问我们那个年代为什么不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我的解释是：因为天皇的名义被利用了，天皇不是真正的责任者。日华事变刚发生时，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完全没有实现，天皇公开表示不满，结果军方更换首脑人物，那里的事态有所改善。后来局势急转直下，事态迅速恶化以至于和谈破裂，凭天皇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更早以前，满州事变发生时，朝鲜师团为救援关东军，擅自越过鸭绿江国境线。那时如果天皇以元帅名义动用统帅权统帅权：根据明治天皇《军人敕谕》，日本皇军直接效忠于天皇而非政府，陆海军大臣可越过内阁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由此确立了天皇是日本皇军最高统帅、皇军不听命于政府的政治地位。宣布“未经我允许调动军队即是叛乱”，命令朝鲜师团撤退，也许历史的发展会大不一样。虽然我对此也感到遗憾，但是，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无条件投降的失败结局，所以这种说法未免有点事后聪明吧。　　福岛正　72岁　退休教师　东京　　谈谈战争前夜?　　读了“战争”系列来信，我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谈谈战争了。即使战争结束已经过了四十年，来信的内容具体，仍然很有说服力。有的人，是抱着“今天总算可以讲真话”的心情拿起笔的。战争，给人类多么大的精神冲击啊！普通国民和旧军人的战争经历，是对战争宝贵的认识，展现了战争的本质。　　我希望专栏进一步以“战争前夜”为中心，发动全民讨论。大岛先生的信最后说：“战争是对人的生命和金钱最大的浪费”，那么，为什么战争总是反复地发生呢？战争不是某一天的飞来横祸，而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挑起的人类的行为。人类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向了战争呢？希望能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众传媒、职业和地方社会的变化等各各方面，谈一谈各自的经历。我们如果掉以轻心，可能又会拿起枪上战场，那时就晚了。　　因此，我认为畅谈“战争”和“战争前夜”，将成为国民的历史知识宝库，是对日本和平的贡献。　　平本俊弘　42岁　公务员　厚木市　　在东大新闻上可以批判?　　昭和12年11月，随着日军侵略华北的深入，占领地区的所谓“文化工作”也提上了工作日程。我当时是《东京大学新闻》（周刊）的编辑，听说由东方文化学院的某研究员统管策划此项“工作”，就去采访。此人说，军方和外务省已经就教育、思想诱导、医疗救济、学术研究四个方面决定了行动方针，而且一部分已经实行。　　最让我吃惊的是日语教育计划，此人解释说，这就是“计划彻底普及日语。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日语课，诱导华北民众学习日语。要大量培养日语教师，促成华北的日本化。杜绝在华北的日本人使用支那语，实行彻底的日本化。”这不是把在朝鲜和台湾实行的一套原封搬到中国去了吗？　　我的报道以大号字体刊出。下一周，《东大新闻》又收集教授们的评论，作为热点报道刊出。长与又郎校长的评论是：“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而必须推动其生活向上发展。”理学部的长冈半太郎名誉教授说：“日本有必要重新认识支那国民和国家。必须充分考虑支那国民的伟大之处，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让支那人讲日语的事就算了吧，倒是日本人不说现代支那语是不行的。应当废除古汉语科目，学习现代支那语。”　　当时对于军方的政策和宣传事项，还可以进行批判和抵制。但是，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地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一年一年，象前面提到的那位研究员那样的“跟上形势派”的教授，大幅增加起来。　　桥本正邦　71岁　自由职业　东京　　孩子们不怀疑战争?　　昭和10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了“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系着黑带的日本人和带着拳击手套的美国人上了舞台。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比赛开始的时候，柔道选手好几次想扳倒对手，但是拳击手顶住了。几个回合下来，最后，柔道选手终于夹住对手的头，取得胜利。会场欢呼之声鼎沸。美国选手垂头丧气地退场。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当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古泽敦郎　62岁　退休社团工作人员　北九州市　　日本是为了避免自行灭亡?　　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战前，石油等资源大部分依靠美国和东南亚。为了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以美英两国为中心的主要国家对日本实行了限制进口和经济封锁，造成严峻的事态。石油等物资不能再进口了。ABCD包围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把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国对日经济制裁称为对日本的包围。形成。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日本会自行灭亡。　　美英是世界最大的强国，我们与他们各出全力作战，我们没有获胜的机会。以我之全力击其半，战争还可能进行。当他们一半兵力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正是我们与之作战的机会。　　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州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权益。如与美英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安排。这种和平是真的和平吗？　　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我无法忘记，昭和21年秋天，有个社会主义者来讲演，大叫“此次战争中，日本的要求是正确的。”　　岩浪安男　63岁　农业　山形县　　夜访宿舍的不速之客?　　从昭和16年春天到18年末，我在东京港区的学生宿舍渡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其间数次遭到深夜突击检查。这些不受欢迎的官方人士必定在半夜一点或两点来访。“岩田先生，爱宕署来人，起床！”管理宿舍的大婶不停地敲门，一边大声喊着，才把我叫醒。我睡眼惺忪地起床，让两个刑警进来。一个在我身后来回走动，一个一边看着笔记一边问话。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籍贯哪里？什么时候来这里？真是明知故问。　　“这些你们不是知道吗？”“别发牢骚嘛。哪回都得问。”　　“……”“学费也有人掏，出身真不错呀。”　　在我身后的那个刑警翻箱倒柜地搜查。我感到后背发凉，我怀着青春的满腔热情阅读的《熔炉的火熄灭了》、《在那普前线》《在那普前线》：日本共产主义文学家山田清三郎的著作，那普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等书，就藏在柳条箱的底层。那个刑警又一本一本细看书架上的书：“你是学理科的，大概不会参加什么团体。不过，真的没参加吗？”一边问，一边抽出一本书来：“这是什么书？”“外文原版的有机化学。“咱不懂这个，可别弄错了呀。行啦，打搅你啦。”说着就离开了，也不把门给带上。　　我关上灯，可再也睡不着了。这时，从半地下的一层S君的房间传来很大的声响和哭声。S君好象是神田一带的大学夜校学生。刑警怒吼声中，听到S君的声音说：“我是朝鲜人，我是傻瓜……”　　第二天早晨，我问大婶S君家里是怎么回事。“本来好好说着话，刑警老爷忽然发怒，一下子把书架推倒，把书一本一本哔哩叭啦地抖，看里边夹着什么没有。旅行箱也打开看了，门框上面的地方也看了。可吓人了，真的！”　　再三再四地被突击检查，我也找到规律：检查的第二天，准有大人物的车队，由开道车和护卫车前呼后拥地从大路上飞驰而过。　　岩田晴雄　66　退休　三鹰市　　一般大众赞成战争?　　专栏中举了些在有人战前和战争中批判军部、反对战争的例子。如果国民的多数反对战争，光靠宪兵和警察的镇压，不可能动员全国进行总体战吧？　　在对美作战以前的日中战争时期，我们一般民众不是反对战争，而是赞成战争，衷心支持、主动协助军部和政府。　　看样子有不少人在战争初期就反对军部和政府，但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极少一部分学者，他们与一般大众无缘。　　不错，提供给大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但我们这些大众对人对事的思考方法却是“又是赤色分子在搞事。就会反对天皇什么的，这些家伙真是要不得。”还有，在战争中，确实有人自发地对战争抱有怀疑的想法，或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只限于大学生、知识分子中的极少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想法，与其说是害怕宪兵和警察，不如说是怕被看成胆小鬼。我们大众在战争开动时，已经经过洗脑，因而赞成战争，醉心于日本军队的强大。　　为了不再发生战争，必须彻底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赞成战争，支持军部。”不能让这种想法再渗透到大众中去。　　福岛都志夫　68岁　退休　千叶市　　希望传达出时代的气息?　　从大逆事件到横浜事件横浜事件：昭和17年（1942年）日本神奈川县特高课以共产主义为罪名，拘禁作家细川嘉六及相关出版界人士，并捏造重建共产党罪名，封闭了《改造》《中央公论》等重要出版物，四名涉案人士被拷问致死。，特别是治安维持法施行以后，钦定思想一统天下，言论控制随着向战争之路迅跑的步伐加速。如果把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空气的细微曲折的、每时每刻的氛围传达出来，我想会有些用处——这毋宁说是一种义务。方法之一，就是倡议大家把童年和少年时代感觉到的社会百态（如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街上的情形、偷偷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等）、现在还有印象的当年的流行用语等等，记录下来。　　我记得最清楚的词语是“满蒙是我们的生命线”以及“紧缩”。还有，深信苏联居住着恶魔。只要能培养所谓“爱国心”，就不知羞耻地歧视其他民族。这一作法贯穿于国民教育之中。　　战争绝对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经过了缓慢、慎重、聪明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一旦作为体制固定下来，就自动向前推进，人力无法阻止了。历史给我们取之不尽的教训。　　木村崇　65岁　高校教师　知立市　　我想解开死结?　　战争是无法弥补的恶。我也有很多悲伤的经历。我希望在死亡不期而来以前，知道怎样才能防止战争。许许多多远因重叠交错，纠结缠绕，战争于是发生。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刻，当事人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当然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可是，也不能对一团乱麻置之不理。我想解开死结，探明问题，建立系统的答案。　　我自己那时还是少女，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那点情况，所以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对战争过程中的恶，不可能有丝毫预感。我所知道的是：1）人口日渐增加，农村凋蔽，特别是东北地区发生冻灾，迫使和我一样年纪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2）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拥有很多殖民地。3）ABCD包围圈等等国际的压力，连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真悲惨。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预见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非国民：战争期间日本社会用以指称未能“尽国民本分”为战争尽义务的人，而实际上任何个人以及行为如果不合潮流，或不服从当权者如宪兵警察、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学校老师等，都有可能被扣上这个罪名。的标签，受到众人的责问。寻找广阔的土地以拯救农村贫民的愿望，却得到这样的下场……我真的认为那是圣战，所以，实在想弄明白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　　羽田广子　67岁　退休　八王子市　　不幸戴错眼镜?　　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选定。下一位总理是谁？下达组阁大命之前，天皇垂问于元老西园寺公，西园寺公死后又垂问于内大臣。西园寺公作为杀手锏推出的近卫公，于是作为国民之期望，神采飞扬地登场——这种人事安排真是“不幸戴错眼镜”。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近卫公“性格非常软弱”，“没长性”，“不能始终如一”。连西园寺公也痛下针砭：“窃以为近卫公具有相当的见识，结果却显得毫无主见。实在难办。”　　尽管如此，近卫公却三度出任总理大臣。第一次任期内卢沟桥事变，打算不扩大，结果深入中国大陆，不能自拔。第二次任期内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第三次任期，在对美英宣战前内阁总辞职。他的任职去职都被批评为“违心而作，极不负责。”　　其他总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逆天皇之意而动，没有断然阻止法西斯行为（举一例说明，任意推动军事同盟的驻意、驻德大使，为什么不立即停职），拖拖拉拉地敷衍下去。不管是哪个内阁，优柔寡断，都得亡国。 　　战后日本产生总理的过程也存在弊端。但是，比起天皇任命的方式，优点在于国民容易了解情况，也可以对总理人选自由地发表意见。　　米本宝一　67岁　无业　熊本县　　12月7日之夜?　　昭和16年12月7日晚到8日早上，我在东京芝区明舟町町会消防值勤。现在日消大楼所在地，当时是一片空地，盖了一座消防哨所。一般来说，从神谷町到霞关神谷町是使馆区，而霞关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的地区。的大路，夜里11点以后几乎没有车辆经过，到了半夜，更是连人影也没有。可是从7日晚上起这里就有很多车，天快亮时，飞驰而过的轿车来来往往，8日上午闹得更厉害了。我巡逻一圈回到消防哨，一头雾水地和同伴议论：“今天夜里可真怪。车多得数不清。尽是大使馆的高级车。”“准出事了！”　　下班回家，从收音机听到对美英宣战的消息。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大众传媒煽动军国主义?　　满州事变爆发后，某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省零花钱为飞机捐款”之类的“美谈”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少年俱乐部》杂志的附录有爱国号的模型，我也组装了一架，通过说明书不知不觉掌握了军事知识。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片山旅团长与××部队合影。　　日中战争开始以后，又有某报社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词中的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的歌词，后来在日本军队的行动中产生很大影响。与歌咏战争的悲惨和辛苦的明治时代军歌“战友”、“雪中行军”等，恰成对照。后来，报社有奖征歌还产生了“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歌曲。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字。这也是报纸宣传使然。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　　要不是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冲在军方前面，不用说广岛长崎的原爆，就连轰炸东京和冲绳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吧。　　吉田彰男　65岁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市川市
　　第二章 军旅生涯 导 读?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　　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　　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 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明治15年（1882年）明治天皇给军人的诏谕，由山县有朋、西周起草，除宣扬忠礼勇信等传统封建武德外，通过强调“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以朕为首脑”，把军队与趋于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隔绝开来，而直接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唯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作了如下描述：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典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大冈升平：1909年生人，昭和19年（1934年）应征入伍，在南太平洋作战，被美军俘虏，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俘虏记》、《野火》等战争文学作品。山本七平：1921年生人，参加菲律宾作战，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我是一个日本兵》、《下级军官眼中的帝国陆军》等。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但这种怀旧下面的，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应激：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大场满子　47岁　主妇?玉县　　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谈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町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象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　　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　　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士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　　伊藤真治　63岁　退休教师　岐阜县　　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召集兵：日本兵制，除现役士兵之外，遇有战事，再召集复员兵、预备役士兵、民兵等入伍。，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幸而，召集解除，没打过仗就退伍了。如果召集没有解除，上了战场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脊背发凉。美其名曰“壮烈牺牲”的军人之中，在冲锋时被从后面飞来的仇恨的子弹击中的，大概不在少数。战争这种异常心理状态，使得诸如此类的疯狂行为到处发生，见惯不惊。　　渡边克己　73岁　退休　大分市　　指挥官的私刑最成问题?　　队长边走边看地图，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则一声不响地行军。这种时候，队长通常会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拽出个当家的男人来问路，问完了，一言不发地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不会放走活的，队长说，那样会暴露我方行动。至于被杀的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乎。一颗小小的子弹，吧的一声，人就倒下去，血色渐渐从脸上褪去，皮肤脉脉地颤抖，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军官都有显摆军刀的癖好，不管是家传的宝刀也好，凑合着能使的工场生产的刀也好。队长说要“试刀”，抓来当地的男子，让他自己挖出埋自己的坑，然后让他坐在坑前面。队长提一口气，咔嚓就是一刀。一直坐在那儿的男子，身体向一窜，就倒在坑里。 要试验手榴弹的威力，也是抓来当地男子，把手榴弹绑在他们的肚子上。乘他感到害怕一动弹的功夫，引爆手榴弹，七秒钟后爆炸结束，死者的两脚已经炸得不知去向，只有身体部分落在地上。　　我们十几个人守卫距部队一公里处的一座桥。敌人前来袭击。正好是十五月圆之夜，敌人的钢盔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距离我们近得很。部队那边也发射了报警的信号弹。那个下士官队长抽抽达达地说，要是月亮下去了可怎么办哪，吓得几乎想逃跑。有一个下等兵以前是静冈县御前崎打渔的，这时候给队长打气说，以他的经验，月亮都是早上才落：“别怕别怕。俗话说十五的月爷儿早上落嘛。”多亏这句话，我现在还平安无事地活着。　　我在满州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时，三次应征入伍。火线交战，敌我双方都失去理智，这是人类的本能，我个人认为可以宽恕。我认为不能饶恕的是上级指挥官对于没有抵抗的人不经判决私刑处决。这才是战祸蔓延的最大原因。　　本间源藏　77岁　农业　新县　　思想犯成了老兵体罚的靶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是小学教师，因为抵抗军国主义教育，挺身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逮捕。他被取消只服短期兵役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参加干部候补生干部候补生：日本陆军中，中等学校以上学历的现役兵可申请参加学习、候补为军官和下士官，称为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间隔还不到五年时间，就作为现役兵，又一次被扔进了军队。　　老兵和下士官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高个子的新兵，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个施暴欺侮的好对象，毫无防备地落到这里来了。更何况他还是思想犯、非国民。老兵们肯定估计到，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他就不得不忍受老兵们日复一日的折磨。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捏死千人针千人针：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流行给出征士兵送千人针，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上的虱子。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象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　　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士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稻永仁　74岁　退休中学教师　佐世保市　　一去不返的逃兵?　　我们这些新兵，怀着“为国献身”的理想参军。当了兵才知道，在军队，吃的是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个不算，还要挨打。最初的悲壮情怀消失了，只想逃出这个地方。只是想到自己如果逃跑，自己家里的兄弟们就会被当作国贼对待，才压下了逃跑的念头。　　这时，真有一个士兵逃跑了，那家伙是没什么地方可去的。我们接到命令，全体停止一切工作，分头去搜捕这个逃兵。我和同年入伍的A某一组，在四国晓字一九四二部队驻地附近的烟田里搜查。偶然之间，发现那个逃兵藏在烟叶荫中。逃兵拔出刺刀指着自己，哭喊着：“让我死吧！现在让我死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了。”我怒吼：“要死要活随你的便。可是，靠死来求解脱，也死得太不值了。还不如被敌人一枪打死！”这时，一边的A把刺刀收回鞘里。就算不哀求自杀，在这个战争笼罩全部生活的年头，死亡也是紧紧跟在身边。沉默中，那个逃兵把刺刀往前一扔，说：“我要再想一想。所以，请你们别把我抓起来。”我看到了他值得同情的一面。　　逃走、自杀、或是归队，他必须一一作出判断。我劝他：“还是尽快归队吧。三天不归队宪兵就要来搜查了。那时候就是严重禁闭也完不了事。大家都等着你哪。”他什么也没说，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低下头，擦去一滴眼泪。我心情高兴起来，一时间几乎有幸福的感觉。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首向他挥手告别。三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　　下条哲　61岁　自由作家　横浜市　　为“立即回家”而备感羞耻?　　我们这些应征入伍的职员，由局长率领，在办公室一角的神龛前做了最后的参拜，然后到讲堂在全体职员面前宣誓“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郑重告别。第二天早晨，同事们和亲友们在名古屋车站为我们送行，乘军用列车到金泽的步兵队入伍。这是昭和20年4月2日。　　可是体检时，军医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不好了？现在就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难受。　　被命令回家的一共两个人。我们上了火车，心想火车晚上十点才到名古屋，那时天色已暗，可以乘人看不见悄悄溜回家去。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第二类乙种标准，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兵，欢欢喜喜地应召出征了。可是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车厢后门外面的踏板上，心想还不如心一横跳下去死了算了。　　根本睡不着，睁着双眼到了静冈站。坐一号列车在这里掉头，早上八点半左右进了家门。虽然我自己难过得想哭，母亲却说：“太好了。”正要去上班的同事在名古屋车站看到我，劝我尽快回去工作。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羞耻的感觉，整整在家呆了一个星期，一步不出门，家里来客人我就躲到壁柜里。后来同事T君百般劝说，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上班去了。　　每年樱花盛开时，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到昭和56年退休为止，我一直身体健康，不管怎么说，整整工作了四十年。同时，我也想到教育的重要性，还有亡母强烈的母爱。　　长屋义雄　61岁　退休公务员　爱知县　　在天空中告别故乡?　　昭和18年，我在淡路岛洲本市国民学校上五年级。这年，日本军队连续遭受了瓜达尔纳群岛撤退、阿崎岛玉碎等败绩，但是，国民被蒙在鼓里，仗打得不好，政府和军方对国民的宣传就更加歇欺底里了。对敌人的憎恶变本加厉：美国人英国人成了张着血盆大口吃生肉的鬼怪畜牲。当年北条时政大破北方来?侵的元寇，现在东条首相必能大胜东来的美英。学校教授这些东西，使我深信必须惩罚美英。　　这时候，邻组传达说，我们镇上的川野家的儿子要上前线，将从空中来访问故乡，希望大家出去挥手欢迎。那天，大家都到外面去仰望天空，等待川野到来。他驾着隼式战斗机从大阪湾来到洲本市街道上空，先向地面俯冲，然后又拉起机头向上飞，这样重复了几次。飞机下降到擦着电线的高度上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川野的脸。十几分钟后，飞机好象告别似地，缓缓地向上空盘旋，机翼左右晃动着，向大阪湾飞去。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也能驾机和敌人作战啊？这个念头在我小小的胸怀里沸腾着。我将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从飞机上俯看我们家乡熟悉的山川呢？父母又将怎样依依不舍地和空中的儿子告别呢？……当我逐渐了解战争的本质和人情世故，一想起这些事，就不能不流泪。　　川野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故陆军航空大尉川野雅章，出击菲律宾、莱特岛和塔克洛班岛，昭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阵亡，行年二十三岁。”并排而立的另一座墓碑是“故海军航空大尉川野博章，学生兵学生兵：战争末期日本兵源枯竭，1943年宣布除大学理工科和师范生以外，所有学生也必须服兵役。参战，参加特攻队，出击西南诸岛，昭和廿年四月十二日阵亡，特晋两级以资奖励，行年二十三岁。”　　久保田寿治郎　55岁　律师　横浜市　　我心中埋藏至今的秘密?　　昭和17年10月，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62部队服役，接到命令，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签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讲述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者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黑乎乎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安放遗骨的余裕也没有，只能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盒，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边浸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了。　　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的英灵不安。于是，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干对不对？我至今不能决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留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受遗骨的战友已经在冲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　　和泉彻　66岁　退休地方公务员　别府市　　心理战指导手册?　　终战前的昭和28年8月13日，我从名古屋到东京市谷的教育总监部教育总监部：日本陆军负责军事教育的领导机关，与军政、军令并列为陆军三大机关。去，他们带我到仓库中去，说是看看有什么想要的书籍，可以拿走。仓库是幢到处漏雨的木结构平房，房间里，被雨水打湿的各国军用书籍堆积如山。　　我翻到一本宪兵队本部发行的名曰《厌战心理封杀术》的小册子，是一本心理战指导手册，把心理战的妙用讲得天花乱坠。据说此战术利用集团心理，让国民全体自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书上有“军事机密”的连续号码，不知怎么混到这里来了。如果我把书拿出去，大概我自己就得进局子。因为害怕，只好放弃。　　战后膨胀起来的宗教团体招诱信徒的方法，和这小册子的战术如出一辙。听说这些团体里的确有战争期间搞心理战的人。　　如果谁有这个小册子，发表出来，就可以解开国民何以明知战争必败还要苦苦支撑的谜团了。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父亲唱过的“在大海上”?　　从昭和11年担任驱逐舰神风舰长，到18年12月18日战死，我的父亲几乎全部生活在舰艇上。据说太平洋战争前半期的海战，飞机和驱逐舰承担了一大半，难怪父亲那个时候忙的席不暇暖。我那时十岁上下，最高兴的就是父亲偶尔回家，悠悠然地呆上一阵，我呢，无所事事地傍在父亲身边。有时候，父亲画水墨画，我研墨；有时候，父亲修理屋外的回廊，我就在一边和父亲闲谈。　　有一次，父亲小声唱起“在大海上”和我在学校学的这首歌的节奏不一样。有几分进行曲的风格，明快多于庄严，但是充满了无限的哀伤。我说：“父亲，再唱一遍。”父亲有点惊讶地看看我，又低声唱了起来。　　父亲唱的歌词最后一句是：“切莫等闲死。”而不是我们学校教的：“临去莫反顾。”后来我才知道，“切莫等闲死”是圣武天皇的圣命，而大伴家持以长歌作答，其中有“临去莫反顾”一句。　　父亲唱的“在大海上”“在大海上”：NHK为国民精神动员工作，用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大伴家持的长歌作词，专门邀请作曲家创作的军歌。因在1938年纪念珍珠港突袭中阵亡士兵时播放而广为流传，以后每当报告牺牲或撤退经常演奏，被指定为仅次于“君之代”的公共仪式用曲。，大概是海军中流行的版本吧。　　这就是我的父亲渡边保正。他参加了中途岛海战，然后投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反击战的运输战斗，最后，在冲绳以南海面发现了他和220名“沼风”号水兵的浮尸。没有一个幸存者。舰艇最后发回的电文是：“我们正在攻击一艘浮出海面的潜水艇”。对方美军潜艇格林巴克号也于19年2月26日被日本飞机击沉，所以，没法向任何人打听那次海战的情形了。我真想再听一次父亲唱“在大海上”。　　鸟居冢规子　54岁　主妇　小金井市　　尊重人权的中尉?　　我出生的老家紧邻兵营，所以地名就叫作营所，在现在福冈市平和台的陆上竞技场前面，地名已改为大手门。明治以来，营所驻扎着西部第46部队，日清、日俄战争中，以战无不胜的部队而知名。　　我们家本来开的是书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军队用品，人称“士兵商店”了。除了公开出售的军用包、士兵笔记本、珍贵物品袋、士兵名签、步兵操典、军队内务令、作战要务令等商品，连所谓“武器备件”也当作附带经营的商品，货色齐全。第46部队的精锐先后编入瓜达尔卡纳尔的冈部队、在云南全军覆没的松井部队、英帕尔的牟田口军团的一部等，牺牲惨重，兵员消耗殆尽。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个时期，有位调正路中尉，给我留下鲜明印象。他是基督徒，来自同志社大学，由干部候补生提升为军官。肤色白晰，态度安祥而亲切，照已经与海军军官订婚的姐姐说：“这么文雅的人也能打仗？”　　大概是昭和18年，有一次，姐姐、哥哥和我围着来店里买东西的调正路中尉闲谈。哥哥好象是四年级，我好象二年级。　　听说当时在满州开发了一种特殊的反坦克炮弹，打中坦克以后，炮弹中的瓦斯气可以立即杀死坦克手。一个从满州回来的军曹告诉我们，已经把中国战俘绑在坦克上，对炮弹进行了实验。那个军曹还得意扬扬地说，这下子可不会输给美国人了。我们姐弟对新型炮弹比对那个被杀死的战俘更感兴趣。　　但是调正路中尉不一样。他说：“不管为了开发多么重要的武器，也不能杀死活人作实验。”从没听现役军官说这种话。如果传到宪兵耳朵里，中尉的肩章也救不了他。　　姐姐说：“那样的话，不是就打不赢战争了吗？”哥哥说：“所以基督徒就是没用。”调正路中尉也不生气，严肃地说：“不对。这和是不是基督徒无关。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能杀害放下武器、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后来，调正路中尉调任山口县的俘虏收容所所长，父亲说：“有这个人当所长，那里的俘虏真是幸运哪。”　　战后，因为虐待俘虏问题，处理了很多BC级战犯，每当听到这类报道，我就想起调正路中尉。　　希望不要忘记，战争中也曾有军人说过这样的话。　　广濑功　58岁　公司干部　诹访市
　　对于我那是耻辱的时代?　　我们这些特干二期生，加入小豆岛土庄部队。当候补生们得知将被派去当“球艇”也就是人体鱼雷时，全体哗然。特干一期生已经都死在菲律宾海战中了。试图逃跑的候补生都受了严重处分。有些候补生申请当了通信兵——据说这个“品种”还有活下去的可能——配备在西宫市的情报连队，在那里接受了“斯”号机也就是音波探测器的训练，在船底一个突出到海水里的盒子中工作。怎么看也是没法活着回家了。　　我们这个宿舍住的都是身强力壮、逃脱了充当人体鱼雷命运的家伙们，只有会奉承会骗人的机会主义者才吃得开。值周的候补生，先把自己碗里小山似的盛满了饭藏起来，还抢班长的剩饭吃。演习刚一结束，班长、助教就象一群蝗虫似的，乱糟糟地卸装备解绑腿。女人在区队长屋里进进出出，我站夜班岗的时候问了一句“是谁啊”，就把全队集合起来，当众把我训斥了一顿。部队驻扎在征用的校舍里，墙外，就是饥民在空袭的废墟上搭的棚子。军队完全被干部、军官、下士官、炊事员等人饱食终日、自甘堕落的作风左右。其中有些人只上过旧制中学三年级，是纯粹的胆小鬼、帮闲，这时却变得胆敢白日施暴。　　对于我来说，那是耻辱的时代。我还是从千叶市木村先生的投稿信中，头一回知道召开过特干同学会。那些人现在是不是还在玩那套把戏呢？真是丢人现眼。　　濑川负太郎　60岁　当地报纸记者　北九州市　　私刑和头皮饭：一个护士的见闻?　　我是一个护士。一天，值完班从医务室回宿舍，中间路过新兵宿舍，那里传来很大的声响。我偷偷地看了一会儿。　　一个班长之类的人物正在说：“这回体罚是给你们新兵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他叫一个士兵的名字，“分开腿站，嘴闭紧了。”说着，连打了几十个耳光。那个兵摇摇晃晃地拚命忍着。“下一个项目，黄莺越谷。”几十个新兵来回来回去弯腰从床底下爬过去，再从床上跳过去。还让他们时不时地发出“咕—咕叽”的叫声。　　完事了，班长说：“做下一项。知道怎么做吧？”小兵们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回答：“嗨咿。”他们把训练用的木枪交叉绑成格子门那个样子，摆到清理出来一块地方，假装是妓女云集的游廓，让新兵学妓女的样子，从格子中伸出一只手，说着：“当兵的，来玩玩呀！”新兵可能是害羞吧，声音很小。班长立刻喝斥：“声太小。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我吃惊得屏住了气。　　我悄悄地离开，回到宿舍，为长官们残酷的做法，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配餐室里，一眼看见新兵正在拚命地挠头发，把头皮抖到给长官盛好的米饭和酱汤中。看样子，给小队长和班长们送“头皮饭”已经成了惯例。终战那天夜里，长官们心情不好，把好多士兵集合在一起，殴打他们，到处都看见士兵在叫喊：“饶了我吧”。那个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福田迪　60岁　前宇都宫第一陆军医院护士　枥木县　　他进了精神病院?　　那是昭和19年9月的盛夏。我们40个新兵被征为三重县航空队，由当地出身、身强力壮的老兵连续强化训练，都是在阳光灼人的上午到野外进行。　　每日的科目之一，是挨个在全队面前背诵《军人敕谕》。轮到小个子的美术大学生O，背到中间背不下去了，大概是忘了词吧。这时，一个老兵涨红了脸，跳过来说：“小子，够了。”说着，把O打到在地。打得O站不起来，被用担架送到医院。我得了肋膜炎，也落得退伍，住进陆军医院。我以前在休息的时候，和O搭话，曾经亲密地谈了些故乡老家的事。所以有一天，我向卫生兵打听他的事。过了几天，那个卫生兵对我说：“来吧。O想见见你。”我跟着去了。　　他住的地方在另一座病房的深处，安着铁栏杆。我感到意外。原来他被关了精神病房的单人间。他的样子变得很厉害。双眼失神地看着我。　　“日本打不过美国。我讨厌战争。现在，我无论怎么说，心里痒痒的只想画画。”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坚信日本不会失败。　　听说他是某画家的独生子。　　小室薰　63岁　退休公务员　东大和市　　我打过补充兵?　　“乌鸦还有不叫唤的时候，熊井可没有不挨打的时候。”后来一块儿当兵的伙伴都是这么说我，因为挨打，我的左耳至今失聪。既然我有这么个名声，当我在前线升为一等兵和上等兵时，老兵们啧有烦言，也就理所当然了。接着，第二年我又当上了专管训练新兵的上等兵。于是我要求自己，第一不打人，第二不让他们偷东西。我已经体验到，打人没有教育的效果，当兵的就算挨了打，也完全记不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被谁打。　　偷盗在军队被叫做“补充缺额”，而受到夸奖。在军队里，缺额物品非靠偷盗不能补充。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许偷东西。”一次，宿营演习以后回营，有人申诉：“我的便鞋丢了。”于是我带着这个兵，把每个班的便鞋都集中起来检查，在相邻一个班发现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便鞋。　　“谁偷的？老实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用这便鞋打你们全班。”但是谁也不说。我一边祈祷“谁出来阻止就好了”，一边开始用那双便鞋殴打士兵。最后，那个班的上等兵出头请求别打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讨厌那个班负责训练新兵的兵长而迁怒于补充兵，那个家伙老是对新兵吹牛说“当兵有窍门”，教导他们“军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等等。这件事作为我军旅生涯的悲惨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　　熊井雅男　67岁　原上等兵　东京　　延期入伍申请——我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海军兵工场工作，负责调试秘密武器。上司常对我说：“已经为你申请了‘特种技术人才延期入伍’。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国出力。”但是，昭和18年6月初，我接到了“红纸条”红纸条：日本军队给平民的召集令用红纸印刷，俗称“红纸条”。　　通知我6月15日报到。我出发时，上司对我说：“肯定是哪里出了差子。我马上再提出申请，会让你立刻回家的。不过，你最好在市政厅秘密地提出申请。”报到以后，立即进行体检和个人情况审查，报告并登记最近有没有得过大病、家里有没有出过特别影响情绪的大事、是否从事重要工作等等。我正是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时候，生怕让我回家，所以报告说“无需登记”。一周以后，和几名新兵一起出发去了满州，加入苏满国境警备队。　　一个月左右以后，负责人事的曹长怒气冲冲地叫我去，原来是公司的申请由我原来的部队转过来了。“审查个人情况时你怎么不早说？这儿是战场，部队是按满员编制来的，你走了别人就得多干你那份活儿！”决定让我随服役期满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