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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游英雄杀座谈会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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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明末清初传奇小说中的遗民形象研究曲金燕内容提要 遗民作为特殊时世的特殊士群，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本文从历史上遗民最多的时间段明末清初入手，分析了这一时期遗民的外在特征，他们表现为：嗜酒如命，长歌当哭；技高艺绝、遁翳市井；武艺高超、亦侠亦隐。然而，他们并不是象看上去那样洒脱，怪诞的行为掩盖不住国破家亡的内心痛苦，笔者从史学、文学的角度揭开了表层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关键词 遗民
深层原因&&&&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的遗民比明遗民多，“可以说，遗民是因有宋遗、明遗，才成其为‘史’、足以构成某种史的规模的。而以‘规模’论，明清之际又远过于宋元之际，这也是明遗民及治明遗民史者为之骄傲者。”[1] 明末清初的遗民在整个遗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何为遗民？归庄在为朱子素《历代遗民录》作序时这样写到：“孔子表逸民，首伯夷、叔齐，《遗民录》亦始于两人，而其用意则异。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废兴之际，以为此前朝之所遗也。”“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身之显晦，……”[1] 如果说归庄从史学的角度给“遗民”下的这个定义较为抽象的话，那么明末清初传奇小说中的“遗民”形象则更为生动鲜活一些。张潮所辑《虞初新志》集中体现了遗民众生相，钮L的《觚剩》亦有大量有关遗民的生动描写。&&&&嗜酒如命，长歌当哭的狷介之士&&&&中国文人与酒从来都有着一种不解之缘，林语堂的《中国人》中写到：“(中国人尤其是文人)从此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2] 酒是士人孤寂心灵的一种寄托，也是麻醉精神的一剂有效妙药。魏晋时期处于覆亡前夕的士人们就将自己的苦闷彷徨寄托于酒中：“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3]“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3] 酒的作用如此之大，使这个面临着死亡的阶层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能够寻求到暂时的安慰。嗜酒如命、歌哭无常是中国士人处于苦闷之中的普遍行为，即使到了一千年以后的明末清初，这个传统依然丝毫未变。与三国、魏晋时期相似，明清之际的士人再一次面临了社会激变、时局黑暗的动荡时代，他们放诞自任，出入无时，好酒色，善歌哭：“此公益不复事事，产益落，……髻盐蘖模嘁疲敫救私！梦坪笪匚匾鞑灰选！薄坝缀靡袈桑鸥枭蕖Ｒ蜒Ц瑁璋沼挚蕖Ｆ淠肝试唬骸伪俊υ唬骸匏玻淖云喽！薄笆染疲瘴弊怼⒀鹂瘢感位嘤铮崭杩扌惺兄校怪鹑褂氪Α！薄靶允染疲苹忠屡铛校ｓ讨裾蹋乙黄埃味蹁炯洌懈杪睿О倌裼铮憾圳敢晕帧！[4] &&&&经历了鼎革易代的前明遗老们，以一种异于常人的畸行行世，然而，佯狂的外表掩饰不住他们所经受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钮L的《觚剩》中，也不乏诸如此类的如疯如狂者：《愤僧投池》中的孙商声，自先师遭变后，便觉知己难寻，人孤性冷，落落寡欢，尝谓：“斯文既丧，世无可交者。乃与此龌龊辈同其食息，不如无生。”[5] 后被苏州承天寺僧看中，用厚资聘其讲学，因为看不惯寺僧的嗜酒好色，商声“大怒，亟欲辞，又不能即出。适见书斋前池水甚清，奋投而死。”[5] 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孙商声苦于没有知己而亡，亦可谓世间一痴情者。《史痴》中的史痴，也是一大怪人，娶妇甚美，却遣之别嫁，“佯狂行乞于市，……蓬首，发乱如丝。Z寒时身衣草衫，以破絮缠两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铮琮有声，以为乐。乞钱沽酒，饮辄醉。”[5]《醉隐记》中的醉隐公，一生无所嗜好，而单单寄情于酒，常常酩酊大醉，世间一切皆置之度外，“凡家之有无，亲戚之往来庆吊，世之理乱否泰，身之穷通荣辱，一切弗问也。”[5] &&&&综上所述，明清士人近乎砥砺自虐式的行为让人怦然心动，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他们的怪异，还有他们临变后的坚忍。透过“嗜酒”、“常醉”的面纱，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他们的清醒，这些嗜酒如命的士人们，本来就是正统的知识分子，与生俱来地负有历史使命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而大厦将倾的局面又使他们措手不及，将原本准备大展宏图的意志击得支离破碎，一些有良知的文人士子为了逃避做“贰臣”的屈辱与尴尬，只能寄情于酒，借酒精来麻醉悲苦落寞的心灵，他们的这种“苦节”，甚至与节烈妇女如出一辙，女子以不事二夫为贞节，士子应以“临难一死报君王”为最高境界。所以，文人笔下的传奇小说中，忠孝节义的道德准则再一次被发扬光大，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的为“义犬”、“义猴”作的传记(如宋曹《义猴传》、徐芳《义犬记》、陈鼎《孝犬传》、陈鼎《义牛传》、王《孝丐传》、钮L《孝牛》)，便是这种精神追求的产物。事实上，他们所固守的“忠”、“义”，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归根结底，他们坚守的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这种文化他们苦心经营了千年之久，也忠诚地信仰了千年之久，如今，深入骨髓的精神支柱被满人的皮鞭打垮，他们又怎能不借酒浇愁，痛哭流涕呢？&&&&技高艺绝、遁翳市井的隐逸之士&&&&哀莫大于心死，历经风云变幻、天崩地坼的改朝换代后，象波涛汹涌后的大海一样，士人们归于了暂时的平静。然而，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政治环境依然使他们心有余悸，尽管满清统治者也实施了一些措施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但是，那些坚持守节的士人始终拒而不受，对于他们来说，施展抱负、兼济天下的大门已经轰然关闭了，他们只能另辟蹊径，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投入世俗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独善其身，那便是隐于市井。没有政事的烦心，排除了世俗的干扰，隐逸之士们将全部精力转移到修炼技艺上，通过他们炉火纯青的精湛技艺，我们不能不惊叹于士人们这种独特的抉择。&&&&其中，有善弹琵琶的汤应曾：“闻于王，王召见，赐以碧镂牙嵌琵琶，令着宫锦衣，殿上弹《胡笳十八拍》，哀楚动人。王深赏，岁给米万斛，以养其母。”[4] 有精于游艺杂技的武恬：“滇多产细竹，坚实可为箸。武生以火绘其上，作禽鱼花鸟、山水人物、城门楼阁，精夺鬼工。”[4] 有善画龙的一瓢道人：“一瓢子骨相既奇，如蛟人龙子，更卸衣衫，裸而起舞，顾谓座客：‘为我高歌《入塞》《出塞》之曲。’又令小儿跳呼，四面交攻。已，信手涂泼，烟雾迷空，座中凛凛生寒气，飞潜见状，随势而成。”[4] 他们的奇思妙想让人叹为观止，原本恃才傲物的士人们选择了从前不屑一顾的雕虫小技，在精雕细琢的自娱自乐中寻找乐趣。在他们心中，当此乱世，只有远避祸害、清净无为才能消解胸中块垒，于是，老庄、陶渊明的处世哲学备受推崇，象奇人们如此精湛的技艺，如果没有一种清心淡如、高蹈世外的境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来的，正如张山来所说：“气静而神完，非深于《庄子》者不能道。”[4] 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他们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对于心比金坚但又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来说，除了置身方外、求仙访道之外还能做什么呢？黄宗羲即自比陶潜，他在为张煌言所做的墓志铭中说：“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6] 在《宪副郑平子先生七十寿序》中，又把郑氏比于陶潜：“渊明元嘉，晋亡已九年，朱子犹书晋处士，是典午一星之火，寄之渊明之一身也。”[6] 难怪，当时竟有“陶渊明一夕满人间”之说。一些奇人还用道教称呼给自己冠名，委婉曲折地表达隐逸的心迹，比如，象“一瓢道人”、“花隐道人”、“爱铁道人”、“狗皮道士”、“逍遥居士”、“八大山人”、“桑山人”等等，这些富有深意的名字随处可见，它们是士人个性的自我阐释。自古文人都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处世准则，试想，如果没有复国无望后的茫然失措，没有历经沧桑后的心灰意冷，哪一个士人甘心隐匿山林而终身默默无闻呢？一句话，他们的隐逸逃避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声抵抗。&&&&武艺高超、亦侠亦隐的豪侠之士&&&&如果说隐逸逃避还只是士人的无声抵抗，那么呼唤豪侠、渴望正义则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企盼。满洲人用皮鞭和铁蹄敲开了中原的大门，华夏一时有灭顶之虞。先有“扬州十日”，后有“嘉定三屠”，中原士人再一次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洗礼，小说《过墟志》中有一段真实的描写：“李总戎成栋者，于宏光时降新朝，所过城邑，辄为残破，掠妇女十余艘过嘉定。乡民焚其艘，妇女死者半。及罗店镇，誓必掠取吴中美姝以偿。继破松江，择大宅，多蓄姬妾于其中而居之。”[7] 周亮工的《书戚三郎事》这样写道：“江阴城陷，微戮抗命着。……城陷，被兵执，举戚足带纠其臂，数被创，拥至通衢。见妻为他兵拽去，戚呼号救之，复被创。前后凡十三创，首亦被刃。”[4] 戚三郎身上已有十三处重创，还要被砍头，这个场面读来真是鲜血淋淋，让人心惊肉跳，可见，满清统治者是何等的残暴！世道衰微，前途黯淡，士人们救世无路，报国无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凝聚着无数人理想的豪士侠客又开始登上文学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虽不轨于正义”，却大快于人心的人生活剧。正如马克思所说：“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以为只要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逐敌人就算打败敌人。”[8] &&&&侠客，自司马迁创作《游侠列传》以来，便在人们的心目中定格为锄强扶弱、见义勇为的神武形象，李白《侠客行》诗中这样描述：“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9] 王维的“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偏坐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10] 让人读之，顿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浩叹。明末清初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与此前稍有不同，他们不但剑术傲世、武艺高强，而且远离尘世的喧嚣与繁杂，隐身世外、飘然远遁，表现出一种亦隐亦侠的特点。实际上，这与此际士人将忧郁苦闷寄托于酒、将万丈豪情藏匿于胸的隐逸思想是息息相通的。从对侠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清净无为”思想的赞同。如魏禧《大铁锥传》中的大铁锥，因善使大铁锥而得名，他力大无穷，寡言罕语，顷刻间敌贼“应声落马，人马尽裂。”一人勇敌三十许人，大战完毕，在一声“吾去矣”之后，飘然而逝，“但见地尘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4] 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再如徐瑶的《髯参军传》，更富有代表意义：公子某持三千金夜宿旅社，不料，被一状貌狰狞的道僧所觊觎，公子“始心动，仓皇失措。”这时，髯参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公子于危厄之中，公子感激不尽，欲向当朝相国举荐髯参军：“今天下盗贼蜂起，朝廷亟用兵，以参军威武，杀贼中原，如拉朽耳。今首相某，吾师也，吾驰一纸书，旦夕且挂大将军印，乌用隶人麾下为？”千里马恰逢伯乐，英雄将有用武之地，对习武之人来说，能够挂将军帅印、驰骋疆场是多么梦寐以求的事！谁料，髯参军“仰天大笑，徐谓公子曰：‘君顾某相国门下士耶？吾行矣！’”[4] 可见，轻视功名、淡泊名利是明末清初豪侠剑客的一致追求，这些人始终表现出一种来去自如、亦侠亦隐的样子，显然，他们是现实中人们自我安慰的精神产物，亡国丧家的无奈使士人们只能期待奇迹的出现，希望有仗剑行侠的志士来锄暴安良，匡扶时政，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逢乱世的人们渴望太平的愿望。&&&&“遗民众生相”之形象探源&&&&在《虞初新志》的自叙中，张潮写出了编选小说集的几个标准：“其事多近代也，其文多时贤也，事奇而核，文隽而工”[4]，《虞初新志》所收的作品中，有姓名的作者约八十人，题为“佚名”的约有五人，他们大多为清初人士，亲身经历过改朝换代，对国破家亡有切肤之痛，之所以会把明末遗民的形象刻画得如此生动，除了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之外，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作者本身就是遗民，深刻地了解当时士人的各种心态，能够准确地把握住他们的心理特征，在这一点上，有史为证，孙静庵所著的《明遗民录》中，有关于部分传奇小说家的记载，兹举例如下：魏禧，《虞初新志》选其小说四篇，分别是《姜贞毅先生传》、《大铁锥传》、《卖酒者传》、《吴孝子传》。《明遗民录》中说：“(魏禧)甲申之变，号恸，日哭临县庭，愤咤不欲生。……康熙戊子，诏举博学鸿儒，禧被征，以病辞。有司督催就道，不得已，疾至南昌就医。”王猷定，《虞初新志》中选其小说三篇，《汤琵琶传》、《李一足传》、《孝贼传》。《明遗民录》中说：“猷定工诗古文。为人倜傥自豪，少时驰骋声伎狗马陆博神仙迂怪之事，无所不好，故产为之倾。国变后，流寓浙中西湖僧舍。为文多郁勃，如殷雷未奋，又如奔崖压树，槎盘礴，旁枝得隙，突然干宵。”[11] 朱一是，《虞初新志》中选其小说三篇，《鲁颠传》、《花隐道人传》、《姚江神灯记》。《明遗民录》中说：“明朱一是，字近修，崇祯壬午举人。兵后，披缁衣授徒，主文社。著《为可堂集》。”[11] 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虞初新志》中为什么有诸多行为怪诞、出处无端的奇人了，他们是作者苦闷心灵的外化，小说中每一个形象都饱含着作者的血与泪，就像《汤琵琶传》中的汤琵琶，身怀绝技却“世鲜知音”，唯有老猿所化的孀妇能参透哀曲的含义，但也因思念成疾而命丧黄泉，待汤归来，只能“弹琵琶于其墓祭之”，王猷定在文末叹到：“呜呼！世之沦落不偶而叹息于知音者，独君也乎哉！”[4] 如果没有与汤琵琶相似的遭遇，王猷定又如何能唱出如此哀婉凄绝的悲歌呢？&&&&以上所举皆是名在史册的遗民，实际上还有很多作者虽未名列史籍，但依然怀有浓重的民族情节，例如陈鼎，《虞初新志》共选其传奇小说十三篇，达选文数量之最，他是一个对张潮影响颇大的作家，张潮对其人品和作品都很倾慕，在《留溪外传序》中说：“独是定九以著作不才，获与国史诸公同操笔削之任，而猥于遨游逆旅，握管雌黄以寄形表章善善之微权，俾若而入者，咸伸其忠孝节义于私史之中，则在定九并不可谓之幸，而在诸子则幸，有定九其人直可之千秋知己也矣。”[12] 除了《虞初新志》所选的十几篇小说外，陈鼎还有一篇中篇传奇小说流传，名为《滇黔土司婚礼记》，见《昭代丛书》、《香艳丛书》。此文是按时间顺序写下来的，没有贯穿全文的情节线索，带有散记性，此文在当时并没什么影响，至清代后期，方流传开来。小说末尾有一段卒章显志的文字：“意此真三代之礼也，不意中原绝响，乃在边徼。古语云：失礼而求诸野，今野不可求，乃在苗蛮之中，亦可慨矣。……嗟乎，苗蛮之有礼，不如诸夏之亡也。嗟乎，龙氏富贵，自汉迄今矣……所恃者世有其德耳。今中国之士大夫，妄希富贵久远，不于孝友是求，反从事于无伦之浮屠氏，以诵经、布施、饭僧、塑象为行善，悲夫！”[13] 联系到清初的时政，不难想到这段话乃借古讽今、有感而发，平步青在《霞外捃屑》中有考证说，《滇黔土司婚礼记》实为寓言，并非事实。所谓一妻八媵等，皆属子虚乌有之类，陈鼎虽生于清初，但有浓重的遗民情怀，他的著述多遭清廷禁毁，所以，借小说来缅怀旧朝，可谓感人至深、用心良苦。&&&&时代的特殊性孕育了小说创作的特殊性，明末清初的传奇小说除了作者是“遗民”的身份外，小说的主人公(传主)也有部分是载入史册的“遗民”。比如陈洪绶，毛奇龄作《陈老莲别传》，《明遗民录》中亦有《陈洪绶》篇：“清破浙东，将军固山某，从围城中搜得洪绶，大喜。令画，不画，刃迫之，不画；以酒与妇人诱之，画。久之，请汇所画署名，乃大饮，夜抱画寝，伺之则已遁矣。既乃混迹浮屠间，自称老迟，亦称悔迟，亦称老莲，纵酒狎妓则如故。醉后，语及国家沦丧，身世颠连，辄恸哭不已。”再如《虞初新志》的开篇之作《姜贞毅先生传》，《明遗民录》中有《姜啤芬黄骸凹咨暾拢厥菸馈Ｒ矣希隙纪觯氲苒虮鼙焯ā！⒕铀罩荨３⒎钅腹槔逞簦甯辰鲋畛搜鹱孤碚酃桑思涓闯壑了罩荨Ｗ院判堇媳[11] 还有一些姓名字号较为怪异的传主“活死人”、“狗皮道人”等，在《明遗民录》中也有记录：“活死人者，本蜀中素封子，姓江氏，名本实。国亡后，散家财，弃妻孥，入终南山，得练形术，因自号活死人焉。”[11]“狗皮道人者，黄冠朱履，身被狗皮，口作狗吠，乞食城都，城中狗从而和之。市人与之钱粟，道人则画然作虎啸，狗皆避易。”[11] 由此可见，《虞初新志》中的主人公，一半出于作者的想象虚构，一半来源于对真人真事的详实记录，张潮在《虞初新志自序》里提出“事奇而核”，其中的“核”即真实的意思，是指按照事物实际存在的本来面目予以反映，他的这种编选标准，扩大了“小说”概念的外延，《虞初新志》刊行之后，影响深远，很快成为畅销书，并且远播到日本等国，于是黄承增又编了《广虞初新志》四十卷，郑醒愚编了《虞初续志》十二卷，到民国又有人编了《虞初近志》，这些被学者称为“虞初”体的小说，都是按照张潮“事奇而核”的标准编选的。当然，他的这种选材准则亦遭到后人的质疑，毕竟，将史传与文学融为一炉，造成“文史不分”是有失妥当的，正如《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所说：“但此集一出，小说的范围愈加宽泛，把史传视同传奇小说，这与编辑者张潮的文学观点密切相关。在他看来，古人之小说，就是‘采访天下异闻’，因此，凡‘任诞矜奇，率皆实事’都可视为小说……”“史书传记与稗官家言不分，黄苇白茅，不辨体例。”[14] 那么，张潮为什么会把记录人物的史传杂记选入自己的小说集呢？笔者认为，他这样做是事出有因的，一方面固然与他对“小说”的概念混淆不清有关，另一方面，以时人时政入小说，亦是当时的一种创作潮流。熟悉白话小说的人都知道，明清之际有一种以时局政事为题材的“时事小说”，这类小说将社会上关注的焦点敷衍成长篇小说，以最快的速度见诸于世，以期对时局产生某种积极的影响。&&&&当时较为令人瞩目的白话小说如魏阉小说：《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杌闲评》；剿闯小说：《剿闯小说》、《樵史演义》、《铁冠图》；辽事小说：《平虏传》、《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等。白话小说的创作风气无疑影响到了文言小说领域，文言小说家魏禧、周亮工等取时人姜啤⑹⒂谒谷胛模词鞘鄙惺谷唬懦苯饫嗝栊词比说拇恰⑸⑽募搿队莩跣轮尽罚嗍亲匪媸贝缙谋硐郑涫担懦北救艘不秤信ㄖ氐墓使榻冢阅芗崾孛褡迤诘娜饲张宀灰眩案且灾癖竟蹋庸燮浔荆蛩际鞯轮任制涓恢裥男椋庸燮湫模蛩加τ弥莆窈昶淞俊Ｖ练蛱逯倍谡辏蛄⑸眄菩兄！[15] 以竹喻人，无不寄托着作者自己高风亮节的情操。甲申之变，给旧朝文人留下了噩梦般的回忆，碍于清初文网的森严，不同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往昔的眷恋，就像孟元老创作《东京梦华录》，表面上是在记述昔时的繁华，实际上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对旧朝深切的思恋。钮L在《觚剩自序》中写到：“屈子《离骚》，能无仰东皇而欲问乎？况夫鬼盈暌载，《易》留语怪之文；神降莘言，史发兴妖之论。杏坛书垂笔削，辨六^之书飞；龙门事著兴亡，志一蛇之夜哭。是知虞初小说，非尽出于荒唐，郭氏遗经，固无伤于典则也。余也生虽已晚，世不逮夫h，思则靡涯，心常倾夫荟蕞。幼而就傅，延吴札于枫江；长且服官，谒徐陵于柏树。初垂缟带，便学长吟。继傍玉台，每聆《新语》。入燕都而怀故国，记览《梦华》；登梁苑而晤名贤，书携行秘。”[5] 张潮、钮L用文言小说的形式寄托对亡明的怀念，还有许多文人用诗歌、散文、戏曲等形式抒发自己的故国忧思，华灭夷兴，举国皆哀，一时间文坛弥漫着一股凄凉的怀古之风。陈恭尹的《拟古》诗说：“射虎射石头，始知箭锋利。居世逢乱离，始辨英雄士。我生良不辰，京路风尘起。生死白刃间，壮心犹未已。猛士不带剑，威武岂得申？丈夫不报国，终为愚贱人。中夜召仆夫，将适赵与秦。方建金石名，安用血肉身？抗手谢俦侣，明日西问津。”[16] 杭世骏《题独漉先生遗像》说：“南村晋处士，汐社宋遗民。湖海归来客，乾坤定后身。草堂吟暮雨，山鬼哭萧晨。莫向门去，霜风正迫人。”[16] 陈子升的《金陵》：“往日南京事，闲时共尔论。江来千万派，楼启十三门。剑佩留勋府，戎衣在寝园。兴亡看六代，何必远伤魂？”《山吊古》：“南渡何因断好音，两松柏昼阴阴。鱼鳞屋里君臣会，羊角风前社稷心。重泽海遥天上下，九州金散鼎浮沉。中原仓卒移龙战，泪血玄黄恨至今。”[16] 廖衷赤《悲今昔》云：“……江山虽如故，周京已禾黍！主人播西东，关山行路阻。侧耳闻杜鹃，终霄啼逆旅。故园不可巢，新巢岂终古？何来骤风雨，飘摇肆其侮。……我向故园行，草蔓荒烟聚。安得猿臂弓，射石没其羽？白水起真人，萁尾赍良辅。女织与男耕，鼓腹复含哺。我怀日以长，我思日以苦。试作今昔歌，悲吟江之浒。”[16] 这些诗歌均借古寓今，哀明室之灭亡，感胸中之怨愤。所谓：“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异”。哀时愤世，动人心腑，然而，“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茫茫未知路，又哪能不令人感伤！当时，哀今调古，将哀伤化为文字，较为著名的还有余怀，余怀以散文杂记的形式寄托了对旧朝的黍离之思。他的《板桥杂记》、《三吴游览志》都是“以高士隐于声色间”的代表，其中《板桥杂记》被张潮收入《虞初新志》。《板桥杂记》中，“曰雪衣，曰眉楼，曰董宛，曰马娇著名色，”[17] 其实都是意有所托，醉翁之意不在酒，“大抵行役大夫之彼黍彼稷耳”[17]。(卷六《板桥杂记序》)南京旧院何等繁华，而逢易代，昔日的文酒诗会、粉黛春心，一代之盛早付诸烟云！文人来此凭吊，怎能不触物伤情，慨叹沧桑之变化、造化之弄人！《三吴游览志》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余怀的华亭之游，在痛饮狂歌、酒色声妓中倾诉其眷恋前明的情思，他把亡国的悲痛、飘零的忧怨，统统寄托于江南山水的漫游之中，描写细腻，感情真挚，充分展示了易代文人国破家亡、无所归止的尴尬与彷徨。&&&&由此可见，在白话小说领域、诗歌领域、散文杂记诸多文学领域中，明末清初的文人用各种各样的形式祭奠着故国，即使像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这样的不着一字关涉家国者，也饱含着《黍离》之悲《麦秀》之情。文学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散文、戏曲等形式对文言小说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文人之间的来往交游对文言小说的创作也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据说，张潮与余怀可谓世交，《尺牍友声集二集》己集中《余怀致张潮信》云：“去岁此时正在扬郡，获如知己盘桓，乐而忘旅，独恨衰翁多病，忽复思家，匆匆回家，未能久住，雷塘、烟树、营苑、风花，至今犹所魂梦也。”年已八十的余怀视张潮为知己，回忆起与张潮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仍然念念不忘，张潮能较为准确地把握遗民心态，与余怀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张潮与孔尚任也有交往，孔尚任的《桃花扇》通过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借离合之愁，写兴亡之感”，将前明遗老对旧朝的眷恋委婉曲折地表达出来，也因此而罹罪。张潮结识孔尚任是在他“奉使淮、扬时”，当时孔尚任作诗《仲冬如皋冒辟疆、青若、泰州黄仙裳、交三、邓孝威、合肥何蜀山、吴江吴闻玮、徐丙文、诸城邱柯村、松江倪永清、新安方宝宦、张山来、谐石、姚纶如、祈门李若谷、吴县钱锦树，集文陵邸宅听雨分韵》。此后，二人常有书信往来，交往甚密。可以说，张潮所辑《虞初新志》是时代的玉成，《虞初新志》所展示的异彩纷呈的世界是时代造就的。这样，传奇小说中浓重的遗民情节便溯之有源了，传奇小说是寄托亡国之痛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五花八门的文学样式中，它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数以万计的读者，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仍然能体会到它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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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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