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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关于商丘古城陈氏四合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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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关于商丘古城陈氏四合院的事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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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9:38:26
也许，只有古城内的老家老户才知道陈氏四合院。
但随着不久前古城建设过程中，在古城内的陈氏四合院内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尤其是大量的银元宝，使很多人注意到了陈氏四合院这个地方。
那么，陈氏四合院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陈氏四合院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文物出土呢？大量的银元宝是不是证明了陈氏四合院曾经的富裕与辉煌呢？
下面就让京九晚报记者带着大家听听陈氏四合院的故事吧。
“八大家”“七大户”
上月底，在古城内发现大量银元宝的消息，迅速通过微信等传播开来。而发现这些银元宝的陈氏四合院，也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10月29日，京九晚报记者前往陈氏四合院采访，证实了在该处的施工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尤其是银元宝的情况。
但是，对于很多商丘人来说，陈氏四合院却是陌生的。
那么，陈氏四合院有着怎样的过去呢？
记者详细查询了《睢阳区志》，在里面只找到了“明末清初商丘古城出现了沈、宋、侯、叶、余、刘、高、杨八大家。清末民初，商丘人做官的少了，但大地主依然不少，于是便出现了陈、蔡、穆、柴、尚、孟、胡七大户”的记载。
那么陈氏四合院，是不是和七大户的陈家有关呢？商丘文史专家尚起兴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陈氏四合院就是七大户之首的陈家，其最初的主人就是侯方域的女婿陈宗石。”尚起兴说，陈氏四合院最初是侯府东院，如今的侯方域故居则是侯府西院。当陈宗石入赘到侯家之后，侯府东院也就成了陈氏四合院了。
尚起兴说，陈宗石是江苏宜兴人，之所以成为侯方域的女婿，还有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后因得罪了大奸臣魏忠贤，侯执蒲被罢官，并回到了家乡商丘。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世交。
尚起兴的说法，与《睢阳区志》里的记载一致。
区志里记载，侯方域到南京应试，结识了陈贞慧、吴应箕，参加复社活动，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辟疆并称为“复社四公子”。南明建立后，阮大铖大兴党狱，侯方域四处避难。清顺治二年，侯方域再下江南，在宜兴陈贞慧家被捕。
“侯方域避难的时候，与陈宗石的父亲陈贞慧定了娃娃亲，将侯方域的三女儿许配给了陈贞慧的儿子陈宗石。”尚起兴说，侯方域避难到宜兴的陈贞慧家中后，被阮大铖派人逮捕，在船上准备押解到南京大狱时，陈贞慧前去送别侯方域，感言道：“你我两家性命相连，休戚相关，你这一去生死未卜，不如两家联姻！”
对于陈贞慧联姻的提议，侯方域十分赞成，当即表示将自己年仅3岁的女儿许配给陈贞慧2岁的儿子。
此后，侯方域出狱并返家，致力于古文、诗歌的探讨与写作。
不久后，随着陈贞慧的去世，陈家也很快败落了。陈宗石的哥哥陈维崧便带着年幼的他，前往商丘，找到侯家投亲。
因此时，侯方域已经病故，他的原配常氏夫人便收留了陈宗石，并把侯府的东院让他居住。直至陈宗石与侯方域的女儿成亲，也等于是入赘了侯家，并始终在此居住。
常氏夫人对陈宗石很照顾，让他拜侯方域的好友徐邻唐为师。后又中了进士。
“陈宗石不但与侯方域的三女儿成了亲，考中了进士，还去京城，做了京官！”尚起兴说，陈宗石不但做了京官，更加难得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十分不简单，“陈宗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陈历忠，一个叫陈历平，两人都做了御史！”
据尚起兴介绍，陈家不但出了兄弟双御史，四代人里，每代都出了翰林，“四代人，出了五个翰林。这样的家庭，在咱河南省的历史上来说，也只有这一家啊！”
“虽然对商丘古城来说，陈家比不上明末清初的八大家，但却是七大户之首，这也得益于陈家连续多代的官运亨通和人丁兴旺。”尚起兴说，随着陈家的不断壮大，家业也越来越大，曾经的侯府东院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建，甚至超越了侯府西院。
四合院部分被拆
尚起兴说，解放后，陈家被划成了大地主，其后人均被扫地出门，陈氏四合院也被公家收走了。“一些房子成为了老百姓的房屋，一些房子被政府利用了起来。”尚起兴说，人丁兴旺的陈家被划为地主后虽然被扫地出门，但如今不管是商丘市里，还是古城内，依然有许多陈宗石的后人。
在尚起兴的记忆中，解放后不久的陈氏四合院还是十分完整的，不但有着典型的四合院建筑风格，其转圈楼更是令人惊叹。
“整个四合院的二楼，都相互连接，可以在楼上绕着中间的院子走上一圈，这就是转圈楼。”尚起兴说，如今的侯方域故居，虽然正屋和东西的房屋都有二楼，但却没有连接起来，形成陈氏四合院那样的转圈楼。
正是因为陈氏四合院完整的四合院建筑特色，后来曾被作为商丘县县委招待所。可惜的是，上世纪70年代时，商丘县水利局搬入陈氏四合院办公，将转圈楼的房屋拆除，建起了一栋四层高的楼房。
说到在陈氏四合院发现的银元宝，尚起兴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在陈氏四合院里出土过大量的文物。
“有金元宝、银元宝还有金砖、金条！”尚起兴说，那次陈氏四合院里出土的文物实在太多了，当年在人武部、老灯光球场和老工人俱乐部举办的展览中，陈氏四合院出土的文物占了大多数。
桃花扇成谜
说起陈氏四合院里出土的文物，尚起兴说据传侯方域的桃花扇就曾经被珍藏在陈家。
桃花扇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秦淮八艳的李香君，出于对爱情的忠贞，面对着弘光皇朝的大红人田仰强“逼妾”的要求时，她干脆一头撞在栏杆上，血溅在侯方域送她的扇子上。娶亲的人见闹出了人命，只好灰溜溜地抬着花轿溜回去了。侯方域的朋友杨龙友利用血点在扇中画出一树桃花。这把扇子，代表李香君对爱情的忠贞，也使很多人对于抛却生死的爱情向往不已。
“陈宗石的六世孙叫陈实铭，是南开大学的教授，民国初年曾做过山东临朐县县长！”尚起兴说，陈实铭曾给湖南军阀张敬尧当过秘书，后来张敬尧来到商丘，在陈实铭家避过难，豫东清乡主任韩多峰就以此为名，不仅将陈实铭抓了起来，还借机抄了他的家，“其实韩多峰抄家的目的是为了找寻桃花扇！”
据说，韩多峰并没有能在陈实铭的家中搜出桃花扇，却将《烟雨楼》这部书给搜走了。
韩多峰此后将陈实铭交给了当时的河南督军冯玉祥。冯玉祥认为陈实铭并没有恶行，将其无罪释放了。
“陈实铭后来曾经对好友贺金章说，被抄走的《烟雨楼》一书不足惜，可惜的是桃花扇被抄走了……”尚起兴说，虽然陈实铭在解放前就病故了，但他的小儿子曾经在1949年前还见过其父珍藏着的桃花扇，“陈实铭对贺金章说的话，应该是故意迷惑垂涎桃花扇之人的！”
尚起兴说，但因桃花扇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究竟是被陈实铭带到天津藏了起来，还是藏于古城内的陈氏四合院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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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公网安备 06号无声的讲述
著名作家老村说：朗生，即宇光，昔日阅读他文字的时候，一边阅读，一边感慨。他的文字，不表演，不忽悠，不趋同时髦，不追赶时代。对于现实，有一种超乎其外的叙述能力。于是，在潜意识里，便一直这样认为，他是一个未被时代承认的真正的散文大家，一个独立于中国文坛之外、真实地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写作的作者，一个大可以被未来的云南为之骄傲的大文人。
无声的讲述
——谨以此文纪念孙世祥逝世十周年
郎 生（张宇光）
这是一部传记，一位已故的底层作家和他遗作的传记。这是一部讲述的传记，由作家的家人、亲友、老师、同学、同事和学生的讲述构成的传记。绝大部分受访者不认为自己的讲述有意义，他们言说的都是真实的个人话语。这样的话语是无声的，无法公之于众，不仅以往难以言说，在当今的社会更没有价值。
三四年来，所有的言说都沉默在采访本上，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听懂了他们的讲述。可今天，必须让所有的讲述都发出声音，每个人自己不容替代的声音。如果没有他们讲出的真实——一位无名作家生活经历的真实，写作过程的真实，我们便不可能完全理解并读懂他的作品。
这位来自滇东北农村的作家名叫孙世祥，他在沉默中写出的百万字遗著《神史》，近年来已逐渐显现在我们的面前。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首都的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五年间两次为《神史》举办过学术研讨会。继2004年《神史》初版（云南人民）后，2011年又推出了新版《神史》（语文出版社）。
六年前，北大教授钱理群说：“这样一本与我们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青年思想家余世存说：“这是一个超越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现代知识分工，而直接呈现文明共同体生态的文本”；“他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
作家老村说：“《神史》是未来有希望的中国文学的支柱性作品。”
如今，加入这种言说的，还有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谁知道，这些文字，是正在发生的新闻，还是将要结束的历史？谁知道，这些文字，是荒诞残酷的文学虚构，还是纤毫毕现的乡土现实？”
先锋戏剧导演牟森，借用美国作家定义美国小说的标准，说《神史》是“伟大的中国小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是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时评家十年砍柴说：“《神史》的价值之所在，就在乎它的丰富性，由一个人、一个村的命运，生发出对一族、一国命运的关注与思考。”
出版家王旭明说：“真是‘何世无圣贤，遗落在草泽’。”
然而，我们同样无法肯定自己的判断，同样无法确信自己的言说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没有评判《神史》的方式和标准。用余世存的话说：
就文明的传统而言，迄今为止，汉语还没有生长出足够的信心、意志和观念来言说《神史》一类的著作。我接触的朋友们中，谈起《神史》来，也多感觉我们的母语是不够用的。谈《神史》不是一言难尽的问题，而是言语道断的问题。
2008年春，当我在孙世祥亲友的打工地昆明，在他的家乡云南巧家县的发拉村，四处探访他的亲友、家人，他们乡土的声音，古朴的语言，简陋的生活，就让我感到非常陌生；同时也很兴奋，我似乎听到了《神史》的声音。访谈孙世祥的老师、同学和学生，他们对《神史》深切的理解，对孙世祥牵连着血肉的情感，同样令我极为吃惊。
《神史》生长的文化土地并非贫瘠，而是深厚到让我们难以理解，无从把握。去山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劳作，又写出了体验擦鞋、打工的经历后，我开始把阅读《神史》当做阅读自己。要听懂一个农民的话，很难，我们听得懂话语，却不理解含义，除非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处境与之相同。
而今，我们只能在民间的话语里，才能看到文言当年坚实、灵动的生命根基。现代汉语的不伦不类、苍白失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离弃了民间的语言。城里人在失去生命联系的概念中，做着变换语言所指的游戏，内心实在的能指部分则完全被遮蔽、混淆，几近消失了。
孙世祥上高中就能够阅读《二十四史》，轻而易举便掌握了文言，与他在滇东北农村的母语环境中生长密切相关。那样讲话的人肯定与城里人，与受过现代学校教育的人，生活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显然，孙世祥更多是属于那个世界的。
这种语言的鸿沟，这种民间的深挚传统与城市浮薄西化之间的鸿沟，同时也是农村与城市的鸿沟，二者生活、生命感受的天地隔绝，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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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初，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保密局年轻的公务员孙世祥病了。对他的病，别人一无所知。五年前孙世祥考公务员肯定体检过，但几年来他不是下乡支教就是挂职锻炼，不常在昆明。
保密局原副局长张云华说：“孙世祥考的是信访局，后来推荐到这里来。体检似乎没查出什么问题，单位组织的年检他是否参加了也不知道。”
与孙世祥在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孔庆节发现，他已经有几天没来上班了。领导问起来才在知道领导也不清楚，他没跟领导说过。
孔庆节与孙世祥同龄，2001年也是三十二岁，是个标致的昆明女子。她说：“平常在办公室，他不跟我讲话，说起来也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如果不问他，一天到晚也不会跟你说一句话。晓不得是我们级别低不想跟我们交流，还是男女有别。”
在孔庆节的印象中，孙世祥的身体很好。在不多的交谈中，总听他在讲爬山：从这座山爬到那座山，翻过山去，就是另外一个县了。只要在办公室，孙世祥从上班到下班都抬着本书看。中午十一点左右，下午四五点钟，不到下班时间就走了。
机关这样的人罕见，我行我素，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一般说来，一个办公室的人应该好沟通，又都是年轻人，但孔庆节从未听孙世祥讲过个人的事。
只是他三十出头还没有女朋友，有人问起来他就请对方帮忙，看有没有合适的。孔庆节打算把在保险公司上班的表妹介绍给他，但孙世祥要下乡，也没见上面。
他一般不跟哪个红脸。有次办公室的人搬东西，大家都动，他不动，还拍了桌子，很不高兴，声音有点大。
帮他搬家，办公室主任抬着书，他甩着钥匙走在前面。他家境不好，贷过款，后来单位上还帮他家募过捐。有一天他在看书，说他看的书很贵，要一千块一套，还帮他弟弟也买了一套。
孔庆节说的书是《二十五史》。孙世祥贷款后，不假思索地就买了两套：自己一套，四弟孙世美一套。
孔庆节去过孙世祥的宿舍一次，送什么东西，也因为好奇想顺带参观一下。单位上的人，如果是异性，同在一个房间多不关门，以免嫌话。孔庆节进到屋里，孙世祥随脚回踢，门啪的关上了，把她吓了一跳。
更令孔庆节吃惊的，是孙世祥自费去西藏回来，衣服肮脏，头发打结，形同乞丐。他宿舍也不回，竟直接到办公室上班。“武警不让他进门，还是打电话叫人把他领进来的。领导让他回去洗干净再来。”
孙世祥从西藏回来那天，保密局副局长张云华也见到了：
我出门，在大路上，看见他一身灰扑扑，穿着双烂皮鞋。我说你小伙子搞哪样名堂，要打扮一下姑娘才会喜欢！他平时不刮胡子，我逗他。
他人是不错的。有年中秋节喊他去我家，他还是高兴的。那时候他(月)工资七八百，寄几百块回家，剩下两三百做生活费。食堂吃不起，很少去，每天下班买点洋芋白菜。宿舍也不打扫，乱翻翻的。
张副局长说，在省委几年间，孙世祥先在办公厅写简报、整理档案，后来又到保密局检查处搞文字材料。他性格内向，不多与人接触。对交给他的工作是认真的，但领导不叫他，不会主动做任何事情。下乡回来评了个先进工作者，也是照顾性质的，只要下过乡的人，那年都是先进。
孙世祥发病两个月不见好转，领导去看，逼他去医院查治。孙世祥想回家，局长鲜勇不同意，说：“不行，到时候出了事是组织负责还是个人负责？”
一个多月后，孙世祥病逝。按级别，只能在医院太平间搞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花了两百元租金，由张云华副局长代表单位致悼词。
“这个小子可怜，想起来也好笑。”厚道的张副局长感叹道。
2008年春节过后，我开始了采访。云南省委宏伟壮丽的新办公楼刚建成不久，位于昆明市最漂亮的景观大道滇池路旁。省委新大楼我不了解。一旁的省政协新大楼是熟悉的，我就在其下属的报社上班，开会、办事、找人，去过很多次。除大门和楼门有人把守，从停车场进去，得依靠专用的电子身份牌，否则连电梯门都打不开。
政协大楼虽不如省委大楼宏壮，也有九个会议厅，还有网球场和健身房，以及餐厅、宾馆和漂亮的大花园。多年前，光每天的水电、清扫等运转费用，就要上万元。每位厅级干部的办公室内均配有卧室，省级干部则有个套房，有专人提供宾馆化服务。大楼内众多的会议厅，是为一年一度的两会预备的，平时便闲置着。
最大的会议厅像个影剧院，除政协开会，我去那里是为了“抽房”、买房，那是政协最忙碌的时候。较早参加工作的人，都买过“福利房”，即以市场价的五分之一购得的新房，按级别大小不等，面积小的也有近百平方米。后来省级机关又与建筑公司合作建房，先后两次以不到市场价一半的价格，向单位干部职工售房。
第一次是省委建多了分给人大和政协的，数量少，要抽签。第二次是政协自建的，每个在编（包括离退休）人员都有一套。不要的，可把房号卖掉，等于白得一个大红包，每个房号至少可卖十万元。建新房是为了解决新进人员的住房问题，在职和离退休人员，也要为子女购房。当然，这样的事孙世祥都赶不上了。
到了省委新大楼，才得知保密局尚未搬来，便又去弥勒寺的老省委大院。保密局所在的办公楼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房子，木地板，但卫生间里也有遥感自动水龙和烘手机。因有的部门、人员已迁走，大院里空荡荡的，不过大门口还是有打着标语上访的百姓。不一会，警察来了。
在孔庆节的办公室里，我找到了孙世祥原来的位置，写字台早就换过了，有了新主人。保密局的老局长鲜勇还在任，谈起孙世祥来也无保留。他说小孙来保密局半年后，局里觉得他不适应机关工作，代表党政部门有问题，想让他锻炼一下：先去滇南思茅地区的墨江县一中支教一年；后来又到滇东北昭通地区的永善县马楠乡挂职做副乡长，干了九个月。
以下，是鲜勇局长的原话笔录：
我和他在保密局两年多、三年时间。他给我的印象是孤僻，不与人交流。看问题很固执，认准一个死理不容易改变。说话直白，个性强，不顾及对方是否能够接受。去西藏，买了车票就走了，回来头发胡子乱蓬蓬的。
不考虑个人问题，不谈恋爱，不唱歌跳舞，对生活没有要求，别人不易理解。不注意个人卫生，很邋遢，衣服不叠不挂，一两个月不洗澡，身上一股味道。好处是吃苦耐劳，爱学习，但当一级领导就不行了。
你写他有个大问题，就是从哪个层面去写？作为典型，他不算；作为普通人，也很一般，很一般的一个人。咋个去写？
他写书（指《神史》初稿）的时候，每写出一部分都拿给我看过。他的看法与社会、时代结合不紧：说他有创意，不像；想法有，但太天真了。他下乡回来，我让他搞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在报上发，他搞了一阵又不搞了。
大家对他的看法，就是不务正业，懒懒散散，拖拖踏踏，生活没有规律，工作应付了事，发言三言两语，不具备做公务员的基本条件。入党，争先创优，都不积极，不感兴趣，在机关时间长了总归不行。
爱看书学习是他的专长，但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有同事说他神经有问题。他每天都在想，随时都在想，你喊他一声，他“啊”地反应过来。
他笑嘻嘻地来找我谈过几次，很谦和，每次都会说到农村、农民。他说话就是希望你接受他（的看法），是觉得你可以和他交流，不然就不理你了。他不争，不与你争高低，你谈看法，他就沉默。
他好接触，但不好交流。我说他不适合在机关做事务性、文牍性的工作，看看有什么单位更合适他，比如文联？他就说：“是是是，好好好。”他有追求，但他的书说传统不传统，说现代不现代，说研究不是研究，兴趣过于广泛……是个很有特点的同志。
鲜局长讲到这里的一个停顿有意思。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语气重了，作为领导完全否定下属的努力不妥当，便省略了对《神史》更多的指摘，换一口气，降低了语调，又显得无奈，就说出了：“……是个很有特点的同志”这句话。我不禁莞尔。
他对整个时代的主题把握不对，看基层阴暗面多，不理智的东西看得多，摆脱不了局限性，偏激。当然也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他把农村的东西都带到城市里来了，吃住、穿戴。别的同事与他有隔膜，干什么也不叫他，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我来了说这样不行啊，就把他叫到身边来。有人讲他在外面说自己是局长秘书。省委的局一级干部没有秘书。我说没有关系，说秘书可以，局长助理也行。组织上对他还是关照的，后期他过得还是高兴的。
他的看法都是错误的，把问题往矛盾激化的方面去想。一个人坚持什么观点、想法要考虑清楚，要接触交流。我当过知青当过兵，我就喜欢与人接触，以前在政治处管过人事。他不接触、不交流、不讨论，不与社会合拍，会被时代抛弃。
我说：‘小孙，看问题要站在组织的角度，单位领导的角度，（才知道）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在马楠他想引进细毛羊，但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形不成规模，没有搞成。他搞项目要经费，都是我去办理，马楠是省委的扶贫点。
他也是个教训：生活无规律，没有成家，一天吃一顿两顿。除了去书店看看书，没有更多嗜好。发病前鼻子出血,我问他，他说：“哎呀得μ（云南方言，没有。“没有”的合音字。与广东方言同。下同）哪样，就是不舒服。”自己去找草药吃，用的是土偏方。
他也有农民纯真朴实的特点，说干哪样事，挽起袖子来就干了。下乡、写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我给你举个例子：他分了宿舍，在五号院，μ得床；房管处有床板，他不叫车，自己拿绳子背起床板就走了。
从住院到去世，都由我一手经办，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最后一次看他，我爱人也去了，她是医生。她看了小孙的眼睛，出来说不行了。我说：“唉，咋个搞成这种样子！”当天晚上就拉血、吐血，第二天早上八点（应为六点）多钟去世的。
后来他的亲人、朋友来问过病因。我们不会对他不公平。
在云南省委的采访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有空就去一趟，只要认识孙世祥的，我都想问问。保密局另一位姓范的副局长说，孙世祥发病前他就觉有问题。小孙住院，范副局长去看，见他的脸金黄金黄的。范副局长的父亲也是肝硬化去世的，他对那种异样的脸色很熟悉。
从楼上下来，我刚取出相机，一名警卫不知从哪儿钻了出来，喝令我不许拍照。孙家人介绍的保密局干部朱成英也不大配合，我只好跟着下班的她去单车棚骑车。朱大姐说她不想讲什么，怕人家听了不高兴。对她的简短的采访，是在单车棚里站着进行的。朱大姐说：
孙世祥并不懒散，他在忙他的事情，不会浪费一分钟。他连续两次下乡支教、扶贫，局里没有别的人像他那样。他说我是最好的人，因为我能理解他。我也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在会泽（县），也算滇东北地区。
他是不畏权贵的人，社会上跟风，一把手就是老大，但他不会毕恭毕敬做表面工作。他不管别人的闲事，但只要女同志叫他搬个重物，一喊就动。
办公厅整理档案找他。单位上搞“七一”知识竞赛也叫他去，他和两个女同志。主持人提问他就忙着回答。最后他的答题次数用完了，两个女的又答不上来，输给了人家。他很不服气，比赛一完就走了。
他去世后，作品就存在办公室的电脑里，七零八落地摆着，没得人管。他弟弟孙世美来找，我叫了一个新来的同志帮忙，用软盘拷出来。他入党了，我是党小组长，收过他的党费。
朱大姐说的“新来的同志”叫孙国民，三十二岁，身着整洁西服的他，是局里的副处长。说到《神史》，他很钦佩，因为孙世祥的成就与起点之间反差太大了。1999年孙世祥去马楠，孙国民刚好在永善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对那时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挂的职是乡长助理，就是个副乡长的角色。在那里，他和当地干部也不见得合得来，他要求一百分，下面觉得六十分就不错了。对基层干部不能苛责，要求不能太严格，马楠生活艰苦，不容易。
他说你不能在县城蹲着，要去基层做事，不该（用公款）吃，不该（用公款）喝，只要老百姓有问题你必须马上解决。但农村的问题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个人就能解决的。
在马楠他情绪不太高。对周围人的感受、看法也不在意，情商不太高。基层的同志很淳朴，不会挑剔省里来的干部，省委机关对当地帮助不少。他与乡干部有隔阂，在一起μ得话讲。
他没有直接负责的工作，更多时间在搞调研，把马楠的山都爬完了。我看过他写的《百年马楠》（马楠乡志）。他不用手机，你找他也找不到。
他去世以后，我把书稿（指《神史》）从电脑上拷下来，觉得文字里的他和现实中的他，是两个人。书里的他是个情感丰富、很细腻的人，与现实中的他毫无关系。在工作中他从来不考虑、不研究别人的心理，但在作品中有他的见解，他独特的看法。
他住院前我就调来了，遇见他去卫生所输液，坐在天桥上。从他的宿舍到卫生所有三百米，他要歇两次气，一次只能走一百米。作为老乡、同事和家门，我只能哀其不幸。
云南国家密码管理局也由省委管辖。我联系上了该局局长肖鸣群女士。她对孙世祥的看法，又有不同：
那时候我还在办公厅人事处，听人说他怪癖，给我的感觉是内向。他从马楠回来到人事处汇报，我听了觉得震撼。他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知识面广，与他的同龄人完全不一样，在各方面都要高一个层次。他非常认真地在思考、做事，原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是错觉。
我认真看了他写的《百年马楠》，后来又看了《神史》，我觉得我还是理解他的。作为一个省委机关的干部，为了省钱，他会在路灯下面看书，会自己去挖草药治病，一个星期只吃一种菜——白菜，还有自费去西藏，都会让人觉得吃惊、怪异。
在云南省委组织部的财务室里，我找到了一九七七年出生的毕克。毕克是昆明城里人，大学毕业到省委半年后，与孙世祥一起去马楠，呆了九个月。用他的话讲：“吃住都在一起，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一起。”
毕克比孙世祥小八岁，算同辈人，又处于敏感的青年期。从他的记忆里，我开始看到了近距离的孙世祥：
去马楠，他挂职，我锻炼。他是个很独特、很执着的人，一有时间就看书、写作。下乡前去他的宿舍，墙上贴着一大张写作计划，精力全部投入在上面了。一桌子都是剪贴过的稿子，有改动就剪下来，再贴上改好的部分。后来去马楠写乡志也一样。
当时他已经搬到了两室一厅的大板房，随意、凌乱，碗吃了一摞不洗，满地的瓜子壳，被子也不叠，堆在床上。家徒四壁，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两个凳子，书堆在墙角，有个塑料简易衣柜。还剩十几个鸡蛋，他煮了叫我们吃。我说：“那么多，怕吃了梗着。”他说：“年轻人，μ得事！”吃了些鸡蛋，他锁上门就走了，也不打扫一下。
一到马楠，他背着个包就不见了。十几天才回来，皮鞋都走烂掉。他是用两只脚走遍了马楠，一百平方公里。在老百姓家住，东家住一晚，西家住一晚。不住干部家，怕影响判断。他家就在滇东北，对农村很熟悉，还做过中学老师，当过记者，看问题，分析人、事的角度，跟蹲机关的人，跟我这个在城里面长大的人完全不同。他告诉我，当地的家族势力大，还有乡干部做事背后的私欲。
他去下面了解情况，首先是老百姓的生活，然后是村干部的作风、能力，听群众反映。另外了解当地的历史、人文、地理，为写乡志做准备。就在忙这些事情。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听说有干部欺负老乡，很气愤，会马上去处理化解。
他做事完全靠自己判断，不受别人影响。他从墨江支教回来，休假去过西藏，不是旅游而是体验。一有钱，年终奖、稿费，基本上拿去买书了，大部头的书。他的想法偏向理想主义。晚上聊天，谈到恋爱结婚，他说小时候看《基督山伯爵》，最喜欢美塞苔丝，但找来找去也μ找着。
有次下乡走得很远，乡上的干部都走不赢他。他一路小跑回来，打盆冷水擦身。马楠高寒，气温低，一般人不会那样。他看上去是个健康偏强壮的人，对自己的体力很骄傲。有年元旦单位组织爬西山，领导的车开到山顶，他也爬到山顶了。
我们两个住在乡农具站，一间房子，外面有个小厨房。开始做了几天饭，后来东吃一顿西吃一顿，又跟别人搭伙。生活上的事他很不管，但也有在意的，对饮食：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咋个做了能吃，咋个做了不能吃。后来感觉可能跟他的病有关。对他的病他避讳，从来不说。他不大喝酒，有次跟乡干部吃饭，高兴，喝多了，回来跑出跑进拉了一夜肚子。我早上起来，看见他的皮带、传呼机，掉了一路。
马楠贫困，有人偷鸡摸狗。山又大，有的贼可以在雪地里过夜。他组织人，和派出所所长一起去把人带回来，同时布置春耕和计划生育的事。当时在酝酿搬迁乡政府，他写了可行性报告，忙了一久，我们回来就拨款实施了。
一般人做事要权衡利弊，他很少那样，想做什么就一直、一直去做。开始跟他接触，觉得他不会有多大发展了。后来又觉得他实干，更容易达到目的。搬乡政府，大家只会想想，开始都是他着手在做。要通过很多报批程序，能否办成谁也不知道。省政府对搬迁收得很紧，按马楠当时的财政状况，也完全解决不了。
他还组织乡村干部去昆明参观过一次。马楠好些地方μ得手机信号，多数乡干部连昭通（滇东北地区所在地，即昭通市）都μ去过，不消说村干部了，人的思维闭塞。后来上面同意了，经费由办公厅出。
有些东西他觉得跟我们沟通不了。人生不长，但他有很大一段经历与我们不同，他很熟悉的我们很陌生。他是个自负与自卑的混合体，他为自己能走到这一步感到很骄傲，但在机关也会因为别人对他的看法自卑。在这种环境中，有人看不起他，差异太大了，他的目标又定得太长远了。
我是个常规的人，做事都按现有的条件来做。他是个超常规的人，所以也不能完全用常规的办法。在省委，不提拔是常规，提拔是非常规，他必须遇到机会，或者是赏识他的领导。据我观察，他没有遇到。他是个不平凡的平凡人，对单位连续派他下乡是有看法，说“这种安排的，可能只有我啦。”
他是个不拘小节的人，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他与省委这个小环境里的人不同。但他不是不容易相处的人，不是个自私的人。他对老百姓的同情，除了工作职责，还有个人感情，同情弱者。他的作品因为专业关系我兴趣不大，我是学财经的，是个实际的人。能与他善意地相处、合作过，就是缘分了。
跟他聊过《神史》主人公背时的命运，那种想做一件事就不遗余力的人，肯定会有挫败感，但他的棱角始终没有磨平。他很聪明，反应很快，不是情商低，与我们的隔膜是他从小就形成的生活方式。他去世后，大家对他的评价比他生前要高。原来说他不务正业，神神经经。对他贷款又买了那么贵的书，有些人很气愤，觉得太不合适啦。
他从巧家来昆明，我从昆明去马楠，都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他说小时候在巧家，老师告诉他们，进城走路红灯行绿灯停。在昆明如果按老师教的去做，就要被戴红袖套的老倌（西南方言：老头）逮了。在昆明他第一次坐电梯，电梯一动他吓得大叫，旁边的人都诧异地看他。
在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到我从未认知过的东西，在内心也有感触和启发。他有的观点我不一定赞同，但可以换个新的角度来看问题。他发病的前几天，我见他在路边一个人端着个大碗，边吃饭边看大院报栏上的报纸。三十出头的人了，一般都有家，不会那样。
他病了身边无人照顾，后来是单位强行把他送进医院的。我去看他，见他瘦骨如柴，眼睛鼓出来，全身发黄。精神还可以，人很清醒，但坐都坐不起来了。我记得那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哎呀，黎克啊，我现在才认得人生是一条直线，得拐点。”
两三天后他就不在了。他没有考虑过融合的问题，一心上进，像根射出去的箭。
省政协办公厅的党办主任叫王雪珍，丈夫在省委工作，认识孙世祥。有一次听丈夫说，单位上来了个小伙子，文章写得好。他们的女儿作文差，孙世祥得知就来帮她补习。
王雪珍说，见孙世祥不修边幅，袖子挽得多高，像随时要下地干活一样，宿舍也是乱七八糟，一样也没得，她就把爱人的几套旧西服送给他。并告诉他说：“既然来到省委机关，穿着仪表都要注意。”孙世祥去世前一天，王雪珍跟丈夫去看过，他称他们：“恩人啊。”
孙世祥是1996年10月考入云南省委办公厅保密局做公务员的，到2001年10月6日病逝，正好五年时间。
听说我想采访孙世祥的亲朋好友，他的四弟孙世美便叫在昆明打工的六弟孙世先与我联系。等见到了他们的三哥孙世荣，才发现孙家其实只有四兄弟，孙世祥是大哥。
至于为何这样叫，是因为他们还有排行第二和第五的两个兄弟，但早于1980年九岁和三岁时，同年夭折了。孙家六兄弟，现仅剩三人。对那两个兄弟真有记忆的，也只有故去了的孙世祥，但孙家兄弟仍严格按这个顺序称呼。
世先是个阳光可爱的男孩儿，乖巧、懂事，据说模样长得最像大哥，只是个子小点。他租住在大观楼外窄小的民房中，我开车带他兜了一圈，便按世美和他提供的线索开始寻访。
孙家兄弟开列的名单极为详尽，应该与孙世祥所写的数百万字日记和一百万字的《神史》有关。据说《神史》初稿中的人物，都有与现实对应的真名实姓。
1969年11月17日，孙世祥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巧家县荞麦地乡（已更名为药山镇）发拉村。他的同辈人，来自发拉的农民工，多租住在昆明东郊凉亭的村落里。周围早已没有农田，都是飞尘大道。房屋多为陈旧的平房，每间月租金数十元，属于档次最低的出租屋。进城打工的发拉村民，与我交往过的擦鞋匠、拾荒者，处于同等生活水平，甚或更低。孙世祥生前曾多次来过这里，还打算为他们再写本书。
世先带着我东跑西颠，在简陋、混乱、肮脏的小屋里找寻着孙世祥的童年伙伴，他的同族亲戚、乡里乡亲。他们多在打零工，有点技术的开开车、搞搞电焊，且子女不少。退伍军人孙正椂说：“发拉跑得动的人都出来了，跑不动的才留着，宰猪都要请人，只剩老者（滇东北方言：老人，年长者）了。”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与我同为60后生人的讲述，是那样的陌生而古朴。尽管同为云南人（我父亲就是昭通人，对他的口音我很熟悉），但我仍时常听不懂他们的话，要让世先解释。除了浓重的土音，特别的句法和方言，还有他们讲说的那种远古般的生活方式。对城里人来说,他们是全然无声的。
以下，依次为孙正椂、孙正毕和孙选科的讲述，内容多半是他们与孙世祥相伴的儿时经历：
上小学在一起放牲口，打柴。星期天，我放我喊他，他放他喊我。天冷，风吹得嘘嘘的。扳岩包（长在石头上的球状苔藓）来烤火，烧洋芋吃。挨晚去找牲口。一天要走二十几里。天热了脱掉衣裳去玩水。二三月间天干，不下雨，牲口在前面走灰大，跳到前面撮起黄灰玩。一路捡牛屎马屎，背一背（箩）回来。
比现在（这个“现在”有两重意思：一是指发拉现在的孩子，二是指自己打工生活的现状）好玩。放火烧山，以前草好的地方烧得起来。有一次五六个人才打熄，要打熄。打架玩，那时候狗多，放狗搞架，人和狗打得拉不开（你家的狗咬了我家的狗，急了又去打人家的狗）。
那几年几兄弟上山背柴。现在没得柴了，烧炭、烧马屎。还有捡马屎喂猪的，喂得出大猪。猪吃马屎嘴干，打嗝，要拌上洋芋、包谷。起得早（猪）才吃得着屎，起晚了还哈（滇东北方言，找、拿、要之意）不着屎（给猪）吃。
朱家有匹大白马，他一纵可以跳上去骑起（滇东北方言：着，出。下同），唱《骏马奔驰保边疆》。他穿双石林牌球鞋，没得鞋带，鞋舌翻出来，他说可以搪灰。他身体好得很，冬天穿单衣。我问他（云南方言中的发问词）冷？他说冷得起哪里。说走到哪家就不要客气，进去就喊：“大家吃！放开吃！尽量吃！”他上高中我当兵，就很少接触了。我退伍转来，几个人唱歌，老歌，革命歌。
他读书厉害，走到哪点都是尖子生。与外姓的人很不来往。他是好玩的一个人，也好学，分得清楚。他家读书的娃娃多，兄弟姊妹多，还有个小妹。他说人家是苦（云南方言：挣，累。下同）钱苦成万元户，我家是该钱（方言：借债，欠钱）该成万元户。他出来（工作）才还清。发拉人穷，你想有多穷就有多穷，上不起学的还在多数。
（村里）有个水池，好的那个（人）接了（水把水管）塞起来；歹的那个放着，第二天（别人家）就没得水吃。炭贵，卖二三十块一百斤——市斤，发拉讲市斤（云南大部分地方论公斤）。种点松树你偷我的我偷你的，松毛（云南方言：松针）也是。（发拉人）不刷牙，买个牙膏要跑几十里。洋芋、荞子只能种一季。半年种不出菜来，凌（滇东北方言：霜，冻。下同）大。夏天种点白菜、萝卜、蔓菁、四季豆。蔓菁种来喂猪。萝卜种了冬天泡酸萝卜吃。杀猪也是腌起慢慢吃。
杂种（指孙世祥。云南民间口头语，可以用来骂人，也可以作为昵称，如此处。下同）学习也好。肯（云南方言：喜欢，愿意）演红军，在梁子上捡柴，拿红岩沟当雪山爬。大皮坡上有三座回子（云南方言：回族）坟，当成“三座大山”，又吼又跳：“打倒三座大山！打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星期天都要去，两家的羊合在一处放。杂种挨（云南方言：有“把，跟，被，给，为，替，和”等意。下同）鞋带扯掉，走起路来（鞋子）吧嗒吧嗒地甩。晚上推选我当队长，去李正洪家（地里）偷点豌豆来。一个挨一个爬在地里面躲猫猫。星期天就搞些这种名堂。
小学二三年级，去沙坝回来，他中壳（滇东北方言：中邪）了，看见主人（指孙家先祖）骑着匹大白马。请端公（云南方言：巫师，男巫）宰鸡、打卦也不好。端公跳神要挂黄布、青布，念咒语，抓几把荞子到处撒。他说不出话来，打抖，拿松毛笼火给他烤。他写字在纸上，要他妈接三盆冷水泼在他头上。他妈拿字给他爹看，说：‘咋个可能，天那么冷，咋个泼？’后来舀了三勺冷水淋在头上，他虎凶凶地站起来，就好了。发拉有几个端公，司娘（云南方言：巫婆，女巫）也有，那晚上请的是杨富财（端公）。
有次拉马去放，杂种睡在地上气也不出，四五个钟头。后来醒转来，说是着（云南方言：被，沾，轮到。下同）鬼打，两个长胡子老者（即仙人）救了，跟他们去玩。发拉没得人有过这种灵感，只有小老祖（云南方言：指曾祖辈兄弟中排行最末者。下同）说过（自己）几点几分要走（指死）。
小学杂种是个班长。学校开会，音乐老师说：“你们想学哪首歌？”他说：“唱首‘王二小’！”喜欢吹（云南方言：说，讲，聊；也叫吹牛，即聊天之意。下同）孙悟空、《西游记》，说一气又哈哈哈地笑一气，一大房子人就听他在吹《西游记》。他爱看书，记性好，你拿着死命地背，他在玩。星期六最后一节背书，我们经常着关，他就走得早。小小的就喜欢听老人吹，背过身来他就会吹。
他回家从来不看正课，都是看小说。眼睛看着书，嘴在吹（松毛）火，煮洋芋。边走路边（用食指在空中）划字，拿着筷子都在划。他在昆明报社，来凉亭玩，走在路上也还会划字。是吃了饭来的，来过（我这里）两三次。打打牌，喝点酒，不多讲哪样。第二天一早就走。
小时候也好玩，打的打些，吵的吵些。玩泥巴，整点水拌拌。拿石头打天（即将石子抛向空中），砸背脊。衣服撕得稀烂，小雀露在外面。高三要毕业，他爹呜囔呜囔地干（云南方言：打）他。
大冬天穿个背心，在村子外面跑，好玩，运动（在发拉的农民看来，运动，即锻炼身体，是很新鲜好笑的事）！（凌晨）四五点去看日出，爬山。（我们）靠在苹果树脚底听他吹牛。他家苹果树多。
他也是个老实人，去广州鞋子是烂的，穿套衣裳是找人借的。他不会抬起哪样架子，不会说他是大学生，现在爬到保密局，不会说那些。还是老实，不管哪样人，跟他在一起都开心，他没伤害着哪个（人）。
在一起只有他讲的，没得我们讲的。吹牛给大家开心，天上地下乱编些来说，只有他想得出来。老的小的围在火塘边，听他讲云南十八怪。我们进城打工，苦不着钱，上有老下有小，听他吹，笑起来样样都忘记掉。孙家扯去转来（滇东北方言：说来说去）只有他一个大学生。
（在报社、省委）他有压力，跑出来才开心，一年半年上来（凉亭）一趟。没得哪样隐瞒的，跟我们在一起，好的能说歹的也能说，没得压力。（吃饭）斗着（云南方言：碰到，遇到。下同）就吃，斗不着就算了，对这些他从来不讲究。跟他在一起，今天不想明天的事，不寂寞。
这几段话记录时就有添加，现在括号里加注、说明。否则都是最直接的讲述，缺乏主语和时序，近乎古汉语，是纯粹、简练而真切的汉语。这种内在又直观的汉语，与讲求浅表逻辑关联的现代汉语完全不同。
在凉亭，世先还带我去了民办的“国荣振兴小学”，来自发拉的孩子都在那里就读。学校的条件与附近城里的小学天上地下，但天真的孩子们看上去仍很快乐。校长邓国荣也是巧家人，家在药山的邻乡荞麦地。
谈到自己的家乡，邓国荣说，现在穷到吃不起盐巴辣子（云南方言：辣椒）的人家都有。上面给的扶贫补助款，变成摩托车被干部骑走了。荞麦地乡的两万七千多人口，外出打工谋生的有一万八。
邓国荣毕业于昭通体校，回巧家听孙世祥说，人不能白来世上一趟，在乡下呆久了脑子会生锈，一定要出去。得知孙世祥去世，他想：“人活着到底为哪样，我还能活得了多久？”又想起孙世祥说过的话，觉得自己以后要“有点脸，有点名”，便揣着六十五块钱来昆明。开过货车，办过餐馆，又来民办学校代课，一个月三百块工资。
办学校的老板不想干了，问他做不做。邓国荣想，这里都是巧家的娃娃，就花了三万六千元把学校接过来，什么证照也没有。“不是因为孙世祥，我不会办这个学校。”邓国荣说。
其实，不仅邓国荣办的学校无人理睬，那些发拉来的农民工，还有他们众多的孩子，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里，都是我们根本看不见的不存在的人。
昆明的采访告一段落，我提了一编织袋朋友募集的衣物，坐班车去了巧家县城。孙世美和他大哥的好友陈正彪骑着摩托来接我。在巧家走访十来天后，又坐摩托去了发拉，一路都能看到磅礴的乌蒙群山。
一上山，见长者的打扮与过去昆明城郊的农人相仿，仍穿着明代样式的服装：男的是对襟布衣，女的是青（俗称阴丹蓝）布姊妹装。世居云南的汉族人，主要集中在滇中、滇东和滇东北地区。祖上均为六百多年前举家、举族自首都南京集结后迁来，有着共同的来历与传说。滇东北的地理环境最为封闭，故而能较为完整地保存下大量华夏的古语、古俗。
第二天一早，我随世美和正彪一道，上大红山梁子探望孙世祥的坟茔。三四十里山路直上直下，在泥石流冲刷过的河道边行进，一路都能听到口哨般嘘嘘的风声。大红山梁子险峻、挺拔，有着金属似的质地。这里便是孙世祥儿时的放牧之地，也是他为自己选定的墓址。
孙世祥的坟茔在群山之巅，海拔三千五百米。三月末山上的气温还在零度左右，风吹得人头痛，梁上的雪坎比人还高。沟壑间仍泉水潺潺，几匹唐三彩一样美丽的乌蒙马，正悠悠地在山坡上吃草。那天有雾，视野好时据说能见到十几重色调各异的山峦，还有在天地间飞翔的金沙江和牛栏江。
孙正椂、孙正毕和孙选科都比孙世祥大几岁，与他同校不同班。在孙世祥的老家发拉村中营社，我找到了他的同班同学张家能。张家能讲的是与孙世祥一起上发拉小学的情形：
一到五年级一张桌子，两个人坐。作业本两个壳壳（指封皮）扯得一飞一飞的，哪点空着都写满，舍不得挼掉（云南方言：揉做一团扔掉）。（他）读书过目不忘，拼音教一个记得一个。
和我玩得莫逆，你做的（作业）咋个我来瞧，老师过来拿烟锅（云南方言：旱烟嘴）给我们头上一个挖（云南方言：敲，打。下同）一个包。你规矩还好，老师见不得你跳（滇东北方言：调皮，捣蛋。下同）。
只有语文数学两科，音乐、体育到毕业（前）扯直（云南方言：一直）就不做了。拿竹棍在地上划（字）。两分钱一盒的火柴都买不起。外地（来的语文）老师也负责任，到五年级，一色（云南方言：一律）用毛笔，字写歪写草不行。
队上分得两个洋芋，绿麻麻的。你背个我吃，我背个你吃，不是嘴巴麻就是屁股麻。（种土豆如果没有垄好，长出来的土豆被阳光直接照射到，会变绿，味道发麻，吃起来嘴巴嘛，解手屁股麻。）
没得啥子玩的，放学各走各的。他很不说话，不合性格的人问他十句也不回一句。
1975年9月，孙世祥入发拉小学就读。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此后几年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没有解散。在《孙世祥简介》中，有一段孙家长者的回忆，提到了童年孙世祥的特别之处，还有我没有采访到的发拉小学退休语文老师李成裔：
开始觉得读书好玩，在班上他的嗓门也最大。三天后，觉得读书枯燥无味，就开始逃学。每次逃学，父亲孙正国就用棍子打着赶进教室。每天晚上，父亲检查功课，如果不会读当天的课文，就要被父亲罚跪在火塘边，用火箸（铁制的拨火用具，状似长筷）打。到二年级时，每科考了二十多分，到三年级也如此。三年级留级，遇到了小学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李成裔老师。李老师责任心很强，善于教育学生。在李老师的教育下，孙世祥很快成了班上第一名，担任班长、学习委员，被评为“三好学生”。孙世祥强烈的求知欲被激发起来……
1981年7月，孙世祥小学毕业，考入设在荞麦地乡塘山村的巧家县第二中学（当地人叫“巧二中”。下同）。表弟杜明耀稍后也去了那个学校。杜耀明现在凉亭开货车，上过初中，在同辈人中算是有文化、技术的人了。他口音不重，说话和城镇青年差不多：
十岁就参加劳动了，放学回来就拿镰刀上山，扯猪草、拾粪。星期天背柴、放牲口是最轻松的。最苦的是春种秋收，拿个小背箩，大背大背地背肥料、麦子。一背四五十斤，一天要背四五转。尤其是春天，风一刮（灰尘）挨村庄都盖严掉，太恐怖啦。
扯猪草，这山乱到那山，在洋芋地里一根一根地拔，一天到晚找着两背（箩）就不得了啦。一天过去，另一天又来啦。秋天（发拉）的白菜长不大，菜要背上去，背酸菜（云南方言：腌菜）的多。还有水果，那时候一角钱可以买七八个桃子、梨。赶街来回要走四十里。下去人家都叫我们“老高山人”。进得起理发店的是（乡里）高级的人。我们约约，用羊毛剪剪剪。
一年三分之二（主食）是洋芋，挨猪食（指蔓菁、萝卜）一起煮，味道串在一起。辣子、酱没得，就一个一个吃了。三分一荞麦，苦荞、燕麦，是细粮。过年买十把二十斤米回来吃吃。从小就没得着新衣裳穿。哪家收着包烂布，给哪家（一点）是要论交情的。最烂的布纳鞋底。我在昆明拉货斗着个警察，他说：“你们那点儿的人瘦精精，脸么白垮垮（昆明方言：形容脸色白得难看；也叫白扎扎），叫声‘大爹吃点儿酸菜’，就算是请客啦！”
巧二中是最混乱的学校，院墙都没得。（荞麦地乡）街沿的学生比较屌（云南方言：调皮捣蛋），收鸡、收鸡蛋来卖，找点小钱。堵着个人拿称称称，小拇指压着秤杆，你买也买，不买也要买。街上放录像，有钱的看录像，没得钱的上自习。打架成风，睡觉宿舍门（被）一脚挝开，打个稀里糊涂。谈恋爱，半夜三四点人还在进进出出。
生活这块（云南方言：这方面）费力，顿顿（胃口）都是吊起吊起的。切几个洋芋放点猪油盐巴煮煮，几个人围着吃掉，就是一顿啦。
更原初的讲述，类似《诗经》和《古诗十九首》的讲述，来自于孙世祥的母亲陈正芬。若不是读过《神史》，我几乎无法听懂她在说什么。那种无尽的往事，绵延不绝的倾诉、独白，痛切凄婉，千转百结，像吟唱，又像哭灵。她语速快，不时抹着眼泪，不会停下来等我，所以笔记不完整，遗误不少，尤其是虚词，标点也成问题。
就汉语而言，西方的标点远不如中国的句读，汉语内在丰厚多重的意味，可能的延展，不便用过多外在符号来限定。汉字自有其图画、建筑般独立的结构，无须悬挂多余的赘物。在看的同时，也是读和听的语言。这也是在《神史》原稿中，孙世祥大量使用句号的原因。
对底层百姓来说，要向城里人讲清楚一件最简单事，太难了。发拉的农民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即我们现在几乎已经听不懂了的汉语直接讲说，正如陈正芬要一直沉浸在讲述中，否则无法把自己最真切的感受言说出来：
十七岁嫁到中营来，第二年才分家。（丈夫向父亲）借了间房，铺了张床，挨猪圈在一起，（夜里）要起来捣（猪）粪。起（滇东北方言：建，盖。下同）间草房，割一天竹秧来铺。第三年十一月间生世祥，分三个碗（即有了三口之家），自己苦来吃。生娃儿在家，老婆婆见不得我，也没宰猪，他们只要小娃娃。年年还债，这年把才还完。
姑娘（指排行第七的小女儿孙世荇，名字是大哥孙世祥取的）又μ读成（大专），哭泷洒滴（滇东北方言：哭哭啼啼）地去了（巧家县城打工）。一个月五百块，还μ领着，说要寄两百块，给我们买鸡来养。她爸爸（听说，在地里）挖着洋芋就哭了。
以前（我）不会哭，现在眼泪保不住，月数（云南方言：一个月一个月地）睡不着瞌睡。全靠这双手杆，不会做生意，油灯搁在桌子上，挨荞子打完。竹林里有棵干竹子要砍掉，沟头的小刺棵（云南方言：荆棘丛）也要砍。
他出世我四斤洋芋换一斤米来吃。他睡（着）我去捡牛粪，被老公公骂。想起我这个娃儿好心痛，一小个μ得过好日子过。穿件小衣裳，去摘松包（松果），松油粘着洗不掉。一件衣服（穿）四五年，补了三四回。（他说：）“挨我补的疤当个小吊包！”小背箩背着去扯猪草，穿毡褂（用羊毛擀制，状似披风，是滇东北高寒地带农民特有的御寒衣物），哪件最烂哪件就是他的。
十岁胶鞋μ见过，十二三岁还打赤脚。上山放羊子，马刺（指大蓟）戳进去自己挑。去到哪点就找饭吃，（放学回来，家里）μ得吃的就出去。不许扯猪草，队长死卡着。（在生产队）一天到黑（干活），分得一背（箩）洋芋。吃米要去大寨背，一个人背一百二十斤。（只有生产）队长、会计、记（工）分员不会饿饭。
（杀年猪）你家的猪抵（上交）任务我家的宰，一家吃一半，（一年里多半）见不着油星油泔。煮洋芋吃，洋芋叶、绿肥尖尖、岩菜、岩蒜都吃过。岩蒜煮一锅，撒两把麦面。绿肥尖尖要扯嫩的。一个碗打烂，（剩）半边照样吃。
上学（指初中，荞麦地乡的巧家县二中，要住校）外人买吃，他背柴背个小锅自己煮吃。学校看见（自己煮饭的学生）人多，追着挨锅碗家什收掉，只好(把锅)锁起来（集体宿舍里有自家带去的木箱，是陈正芬的陪嫁）。柴有下他爸爸送去，有下请人带去。
初中毕业（他）考取（高中），送去大寨（巧家县三中）补习。转来问他：“μ想得起我们来？”他说：“肚子饿了就想起你们来啦！”别人打饭来慢慢吃，他打来几大嘴吃掉，说：“越慢越吃不饱，吃快了感觉就饱啦！”（孙家人向我解释，饥饿的人把饭连续大口地塞进嘴里，一下子咽都咽不下去，瞬间会有吃饱了的感觉。）
（丈夫给我）念（孙世祥的来）信，念着念着我就哭。（这里本该是“听着听着我就哭”，但陈正芬不识字，留意的是念，是语言的声音，习惯了，跟自己读信一样。哪怕她是文盲，但在母语中表达的人用词极精当，那些话在他们心底、口中打磨了千百遍，像民歌，不能随意更改。陈正芬的表达，也很像注重直觉的诗人。）我哭你咋个不投生到有钱人家？你莫偷莫抢！莫看着人家（卖小吃）的小摊摊（会更饿）！
（在学校食堂吃饭）菜里有虫，（有同学端起菜盆去换菜。孙世祥对他说：）“你二回（云南方言：下次，以后）吃着虫不要讲，你吃不了别人还能吃。我们有次吃着个死耗子，还是吃完才把耗子抬过去，又有一盆菜吃！”确实是孝子，不逼我们要啥子。
（家里每年收得）荞子一百二十斤，二十斤燕麦，洋芋两千来斤。一百二十斤荞子起间草房，三间要拿一间关猪，着猪挨墙拱通。（后来又）贷款五百块起瓦房，着信用社逼三次，不敢去（乡里）赶街。厢房是他走了（指孙世祥去世后）才起的。喂两个猪，卖一个。他说：“莫卖了，我拿工资了，任凭你们吃啦！”猪小（指个头小，重量轻），卖不得多少（钱）。
他在省上，回来坐客车。问他几点？（他）拿出个小圆表来，说管得（云南方言：值得）几块钱，单位送的。（去地里）干活干得呼哧呼哧的。（家里要买化肥，他）说：“要得起好大点肥料钱？”我们不敢多要。（他回昆明去）十天半月来个电话，又寄点钱来。（我们）又去取。人人说（我们）养了个好儿子。好人不在世。他买的（苦丁）茶叶我们留着不喝（做纪念）。炒菜的小锅煮汤的大锅，是他拿工资买的。
（我去昆明跟他）转街，（塑料）盆的要十块（一个）。他还（价）六块我还两块。（他对卖盆的人说：）“我妈就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你还要十块？”
东转西转，转到商店关门。他说妈你μ敢回去了？妈你包（三轮）车坐去省委那点。我说娃儿妈敢回去啦，妈包车坐去省委那点。我去买菜来。他说妈你去买菜！妈你去哪点买的菜？我说娃儿妈去买菜，妈在天桥那边买的菜。他说妈你是咋个去的？妈你μ认得路？我说娃儿妈是走着去的，妈认不得路，妈是问起问起去的……
孙世祥诗歌的语感，他史诗般的语言天赋，《神史》详实动人的描述方式，应该就来源于此。对孙世祥父母的采访是同时进行的，在海拔两千五百米的发拉村中营社孙家火塘边，在场的还有陈正芬的一个弟弟和弟媳，众人的话都记在了一起。近四年过去了，我费了点工夫，才从本子上把他们各自的讲述区分开来。
孙家的生活并非毫无乐趣，大家在地里忙完回来，吃着大块的腌肉，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凉亭的发拉人感慨：“昆明帮发拉养了多少人！”进城打工的人多，土地的负担轻了，抛荒不少，也非坏事。这些年村里人的生活从物质上讲，肯定有不小的改善。
孙世祥的父亲孙正国1949年出生，属牛，比妻子大一岁，我见到他那年五十九。仍很健壮，孙家是靠他的身体支撑下来的。他手掌上贴着两块胶布，透出血迹。听来换工的小舅子夫妇讲：“大姐夫经常最晚收工。这两天挖地手上的血挨锄把都染红，买胶布来帖。挨晚要把（锄把上的）血刮掉，才扛（着锄头）回来。”采访中他言语不多，只偶尔说上几句：
在二中找得着伴。（孙家离邻乡荞麦地的巧家县二中较远，发拉的学生平时住校，放假结伴步行回来，再相约一起去学校。）得伴送到座脚。我背转身他还望着。又走出去一截，他还在望。一小个，不长。每个月写两封信寄转来，我都要寄信去鼓励。我读拢（滇东北方言：到。下同）过小学五年级。
考取高中，找盘缠，找着五十斤包谷。发拉一路（云南方言：一起）考上四个。别的（学生）有钱坐车，我走路送他下巧家（县城），背口木箱。走拢，两个人（坐下）都站不起来。我说：“还走得起？我带你转转街。”转了一圈问他μ记得了？他说哪点哪点还记得。当农民的，（对孩子的）力量贡献就是这点。
去年十月份，（我在地里干活，看见）两朵云彩有簸箕那么大，在山上（指大红山梁子，梁顶有孙世祥和奶奶的坟茔）转来转去的。
1988年9月，十九岁的孙世祥考上了昭通师专中文系。一个月后的某天晚上，他带着自己写的几首诗，去教师宿舍找班主任胡性能。胡老师不在，他便把诗稿交给与胡老师同屋的杨昭老师，请他指教。杨昭知道，这个面带菜色，看起来憨厚拘束的学生叫孙世祥。胡性能对他说过，看了孙世祥的诗，感觉蹲也不是站也不是。杨昭读了，其中一首名叫《父亲》，写的就是孙正国：
泥土变硬，留下白色的冰凌
这地里的最后一人
锄头挥动，又挖了几下
硬邦邦。他气喘咻咻
声音不会传的很远
风很冷，夜深沉
锄头挖在岩石，发出脆响
在锄头和手之间有接触，有痛苦
他没有放下锄头
他低头，屈从黑暗的天空
冷风刚好吹过他的面孔
对于未来他是漠然的
仿佛的希望都遥远
对于夜晚的风，他经历的多
他无话可说，夜的确深沉
夜宿孙家，我盖了三床被子。荒远寥落的夜里，隐隐有人低语两句，完了便是一片静寂，偶闻几声犬吠。发拉的人家没有电视机。一早听外面有人在大声吆喝，出门一看，见孙正国正拉着骡子准备下地。陈正芬在撮土豆，她每天要煮一锅洋芋、一锅蔓菁做猪食。孙家的两片自种的松林是最好的，当年孙世祥带家人种的树，现已成材。
杨昭读到的诗中，还有一首叫《发拉之晨》，至今仍是发拉的写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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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雾的雨丝挂满屋顶
白杨树林死气沉沉
发拉的荞地一片寂静
几条干涸的沟内，响起哗哗的水声
狗就蹲在檐下，抱一团冰冷的骨头死啃
鸡就躲在柴垛，啼落了天上的又一颗星
打开了门，主人牵马走出
马蹄打破水洼的寂静
狗把身子耸摇几下
欠起了头颅在后紧跟
晨光透入院墙，雨仍下个不停
七月的秋意格外清冷
泥泞的小路上，背着背箩来去的
没有几个人
发拉高寒，仲夏七月的雨天，气温仍然偏低。在药山乡，我见到了发拉小学的老校长鲁远体。他早已退休，天天在家画画、写顺口溜，记了几十本，怕有上千首。我翻了一下，印象最深的有三句：“豹子身上铜钱花；老虎身上扁担花；狮子身上没有花。”
鲁远体说，孙世祥上小学，“来我家找书看，不做声，很沉默，脾气不比一般；有品行，不骂人打架。上高中，他说：‘我爷爷要我写本书，写发拉的历史，听到看到的都可以写。’我觉得奇怪，一二十岁的娃娃说要写书，天方夜谭嘛。等他上师专，谈吐已经高于我们了。”
发拉穷到无法形容，好多人家温饱都难解决，没有文化还会被欺负、蹋亵（云南方言：侮辱、戏弄）。孙家去十公里外的乡上交公粮，粮站的人说他家的荞子没晒干，再晒三天。孙家人只得风餐露宿，在粮站外面晒荞子。
鲁远体见了，问孙正国：“咋个回事？”
孙正国说：“说不清楚，荞子都晒过四五天了，人家还是不收。怕是得罪着人家了。”
孙家祖祖辈辈都是吃得起苦的人，孙世祥更典型，用鲁校长的话讲：“他是活活累死掉的，把人家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写书了。”孙世祥也对别人说：“你们要像鲁老师那样勤奋，作品一大捆！”
孙世祥的爷爷孙朝安那年还健在，八十二岁了，耳朵背，记忆力不好，曾当过发拉村委会的文书，算村干部。他显得拘谨，拍照时手脚蜷缩，像被捆绑着一样。
听孙世祥的表叔、巧家一中教师龚太美说，从发拉村到巧家县城，走公路有一百四十华里，小路一百里。当年县里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每个村干部有三块四车费补贴，孙朝安都是走去的，把钱省下来。从天刚亮走到太阳落，要走一整天。他吃苦俭省的习性对孙家影响大，包括孙世祥。
孙朝安说，孙世祥刚上小学，一天要被同学打哭一两回。有个女老师见他成绩好，叫他领读课文。孙朝安做文书事不多，就去看孙儿带读，见他念一句，别的孩子也把连（云南方言：全部）跟着念一句。“欺也不欺他了，有人欺还会帮他，他就得胜啦！”孙朝安最喜欢说孙儿“得胜啦！”说了两三次。
龚太美说，孙世祥年少时见到长辈就一笑一笑的，有点腼腆害羞的样子，很有礼貌，肯定与我见到的世先很像。发蒙时，爷爷孙朝安教他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增广贤文》。
孙家几兄弟均有礼貌，见到龚太美就喊他：“小爸。”巧家人管叔伯叫“爸”，按排行，称大爸小爸，二爸三爸。孙世祥的好友陈正彪是他们的舅舅，见面都要叫舅。这也是中国农村世代相传的规矩，不论年纪大小，严格按辈分称呼，包括远亲。
孙正国和陈正芬1967年结婚，龚太美吃过大表哥和大表嫂的喜酒。还跟几个小伙伴用藤子编了个戒指，由他当众送给新娘，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孙世祥入巧家县二中就读，刚从师校毕业的龚太美正好分到该校做语文老师。
孙世祥的小外公、六十八岁的陈国彩说：“孙祥儿（指孙世祥）从小就懂事，最会摆（云南方言：讲，说，但又与简单的讲说不同，是从容、仔细道来的意思。下同）故事。他说：‘摆故事要一半以上的人笑，才证明摆得好，否则就摆得不好。’”
陈国彩去孙家，见孙世祥“煮猪食在看书，赶猪也在看书。八九岁，用绳子拴个小背箩，捡柴捡粪。我斗着就帮他拎一截（路）。认都认不得（云南方言：一转眼，谁也不知道），就背着背萝挖蔓菁去了。”
发拉人家的马放在大红山梁子上，搁十天半月去喂次盐巴，不过雪大要拉回来。有一天孙世祥去找马，梁坡上的雪有两三米深，无法行走，他就在雪上打滚。还有一次陈国彩见他拿着根拇指粗的条子打小妹，“我横了他一眼他才μ打了。”
昭通师专毕业后，孙世祥被分回荞麦地的巧二中教书。星期天回来对小外公说，他想不成家帮弟妹们上学。在二中，孙世祥带着三个弟弟（世荣、世美、世先）自己煮饭吃。柴少洋芋煮不熟，他回家带在路上做干粮的洋芋还是生的，就生生地吃。
“坟地是他瞧给他爷爷的，跟他爸爸一起去看的（风水），现在干脆给他了。回来肚子疼，睡在他爷爷那里。”陈国彩说。更多人认为孙世祥的肝病很早就有了，不是乙肝病毒导致的，是药物中毒引发的肝硬化。在巧二中教书他就病过，并一直当胃痛自己医治，服用了很多草药，小外公也帮他找过药。在昆明，我和世先两次去医院查病历，但人家都说不便，主治医生也说她记不得了。
孙世祥在昆明当记者又回来搞过调查，了解民情，找老人询问发拉的家族史。在小外公眼里，他不会休息，在家不是看书到深夜，就是早起爬山看日出，或者下地劳动，督促弟妹们学习。见到小外公扔掉的树苗，他捡回去用水泡了栽下去，现在有碗口粗了。
孙世祥去马楠前回过一趟家，找与小外公同岁的姑外公李贵隆算卦。李贵隆懂《易经》，孙世祥跟他学，两个人拿粉笔在地上摆卦。第一卦，不好，二人对视着笑了笑。第二卦也很糟。接连三挂都不行。
李贵隆对陈国彩说：“我以为是他爷爷奶奶会有事，不防事情出在他头上。孙祥儿讲：‘我要落难，比在二中还惨。姑外公，你不要难过啊！’”
《神史》出版后，孙家兄弟拿了一套给姑外公李贵隆，第二天，又送了一套给老校长鲁远体。李贵隆看后说：“出早啦！过二三四十年再出才好。”因为书里人物的原型都是真人，孙世祥的用意不在诽谤，李贵隆读书多看得出来。其他亲戚邻里就不行了，反应大，没得不骂孙正国家的。人一看见真实的自己，会发恶心。还有人想出二十万把书买断了烧掉。
李贵隆在巧家县城上过一中，是发拉老一辈人里文化最高的。1961年，他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半后因出身不好，家里有“杀关管斗”过的人，就被单位辞退，回家务农十三年。后来当代课老师也无法转正。2000年六十岁了，才奇迹般地落实政策回到单位，领到了退休金。
李贵隆小时候读过私塾，四书五经都学过，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生讲了一个星期。他爱看“白眼书”，就是不管生字，不管懂不懂，拿起来就看，慢慢就看懂了。后来听孙世祥说：“《诗经》、《易经》上说的，完全是现在应该用的，当今社会的人按那样去生活更好。？说只要诚心祷告十天不吃饭都行，跟耶稣用两斤半糕点让五千人吃饱一样，都是假家伙。”
李贵隆觉得人是有命运的，拿他的遭遇来讲，哪年遭难哪年能得到什么，打卦算起来有一定道理。那次他和孙世祥用粉笔从墙面一直算到供桌上，绝对没有算出后来的结果，他只是觉得这个娃儿的命上得快下得也快。“可惜这个娃儿出身造孽（云南方言：可怜。下同），没得几年死掉了，福没享着，一天好日子没得过过！”
李贵隆说，孙世祥从小是吃过苦的人，读书魁（云南方言：最行，厉害），发拉过去还没出现过有这种天才的人。那种能力是先天的，他也说不清楚，不像人，像个神，成长得那么快的人他还没有见过。但与人相处、做生意就不行了。孙世祥师专毕业在巧二中教书，李贵隆听人说，他上课公然直直地站着，一二十分钟不讲一句话。
遭人殴打，左耳被击伤后，孙世祥一度离开了学校，领不到工资。姑外公在大桥乡粮食转运站，孙世祥就去找他谋生。生意倒有得是，从会泽县拉来几车绿肥种子，李贵隆叫孙世祥去荞麦地联系买家，可以赚钱。
搭车到荞麦地，孙世祥问乡粮管所所长刘正洪：“μ要绿肥种子，四车？”
刘正洪看了看他补过疤的长筒水靴，随口说：“要，莫说四五车，几十车都要！”
回来李贵隆问他：“签合同了？定金呢？”
孙世祥说：“没有。”便又回去签合同。
当时是五月间，这次孙世祥没搭到车，穿着长筒水靴，从大桥步行九十六公里去荞麦地，并按姑外公交代的只要求货到付款。
刘正洪诧异道：“没有，不要，我是逗你玩的。”意思是：“我没有说过嘛，我们不要绿肥种子，我是说来逗你玩的。”
生意是做不成了。姑外公劝孙世祥低头，回学校去。
李贵隆欣赏孙世祥的文章，手头也有几篇，就拿给大桥中学的校长和老师看。人家不相信，问：“是五月间来玩过的那个穿水靴的娃儿写的？”
李贵隆说：“是。”
几个人互望了一眼说：“简直开玩笑！三锤打不出个屁来的人！”
李贵隆说：“不单这些，还有《新孙子兵法》、古体诗词。”
人家说：“想不到发拉老高山上，还是有人才！”
李贵隆说：“我们那里山高，文化还是存在的。”
孙世祥考上了公务员，回大桥说他坐飞机去过日本、加拿大，还带省委书记在马楠蹲点。省委叫他做会泽的副县长他不愿意，只想去北京，当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他写的马楠乡志经永善县和马楠乡五套班子举手通过，可以发表，等等，更让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
同样的神话，那些半真半假、甚至让他师专的老师后来的大学教授都信以为真的神话，让省城的作家流着热泪聆听了一个小时的神话，有他为追回弟弟被人顶替的学籍，不惜丢下一切奔赴昆明，天天骑着单车追踪到了省长的车牌，最后挡驾请其主持公道并如愿以偿；还有采访国务院总理并反过来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去老挝竞选总统，等等，有的是为了安慰家人编造的。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我们已经绝对不会再相信这种神话了。
孙世祥不时把想象当作现实来讲的兴致，会令很多人感到困惑。其实底层的人多有这种习惯，我体验擦鞋匠生活交的朋友，也爱说自己以前做过大生意，有过几十、几百万的神话。大家并不揭穿对方，穿帮时一笑了之。底层人也要脸面，那是他们出外谋生维护自尊的方式，用意不在欺骗。如果吹得逼真，别人一直蒙在鼓里，也没什么大的损害。
孙世祥的“超现实主义”，在《神史》中显现得极为充分，但绝非简单的神吹海聊，更非浪漫主义的美妙想象，而是与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有关。那种变形、紧绷、妄想，再加上《金瓶梅》、《红楼梦》式的铺排，以及看似重复实则是在不断强化、丰富的撰史般的写实，使《神史》中的法喇（即发拉）逐渐具有了一种无法穿透的人性和生命的厚度，在真实与虚幻之间不断生发着难以阐释、还原的神秘，让人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捧读，沉浸在阅读未知的快慰中。
从现实的角度看，寂寞、荒芜而古老的发拉村，在他的笔下放大了音量，充满了嘈杂、蠢动与骚乱，加快了旋转、撕裂的速度。我们谈论起《神史》来总是置身事外，以为自己比法喇（发拉）人高明得太多，甚至是干净得太多！面对其中的琐碎、愚蠢和卑微，竟然觉察不到这更是我们自身处境的真实写照。我第一、包括第二遍阅读《神史》出现的不耐烦，那种恶心与晕眩感，正是看到了自身真实的正常反映。如发拉老人李贵隆所言，人刚一看见真实的自己，会发恶心。
置身于这样的现实，置身于这种无法抗拒的潮流中，发拉和我们最终的结局，都只能在全然的非理性中毁灭、解体并重组。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高歌猛进的物欲主旋律，也是当今泛滥全球的洪水滔滔，具有强烈、鲜明的现代感。有趣的是，《神史》中青春洋溢的爱情幻觉，同样与孙世祥喜爱的西方现代画家夏加尔的绘画有关。
在山路上遇到一个发拉村民，叫李正坤，问起来也是孙世祥的小学同学。他说：“他是中营我们是上营，一到（他）上初高中就没得接触了。称唤（滇东北方言：称赞）他呢，不忘农村的本性，不会开口骂哪个一句。亲老爱幼印象深：老的就是老的，哥哥就是哥哥，弟弟就弟弟。一百个怜悯一百个称唤。”听他这样讲话，我想起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不是服从，而是要名副其实，尽到各自的职责。
《神史》出版后，不止发拉，巧家县城和荞麦地，包括昭通、昆明都有人对号入座，引发过矛盾和纠纷，有人还因此告到了法院。不过后来大家又不在意了，只觉得这个孙祥儿了得。“孙祥儿”是孙世祥的爱称，发拉人喜欢这样叫男孩子。“祥”在西南方言中的读音同“强”，所以孙祥儿听起来，是“孙强儿”，孙世祥叫起来，是“孙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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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家县城在金沙江边，海拔六百多米，是个亚热带小城，芭蕉棕榈，蔗地稻田，景色又与几十公里外的发拉完全不同了。1985年7月孙世祥初中毕业，考入了本县的最高学府——巧家县第一中学高中部就读。正彪是一中的语文老师，与在乡间中学教书的世美一道，被借调到县委宣传部，负责收集、整理巧家的民间历史文化。他俩带我找到了与孙世祥相知最深的老教师秦宣和。
历经沧桑的秦宣和，是一中的地理老师，已退休。作为“业余书法家”，他的字远比我见过的众多“协会书法家”要好。孙世祥去世后，他曾铺开宣纸，手书过孙世祥的一百首诗。
1949年前，秦家是昭通城里的商人，有自家的商号。“好过的就是个童年。我这个右派是非着不可的，整一个两个我就跑不脱，何况整了两百多。”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1979年才回到巧家县城。1976年，四十二岁的秦宣和想通了，成了家。择偶标准是：女性，只要愿意嫁，他就娶。他的妻子现仍无户口。
秦宣和是老昭通师校毕业的，学的是数学，但对地理更感兴趣。到了一中，他就改教地理:
当时的学校四通八达，敞马浪荡（云南方言：无遮无掩）。有拖拉机、毛驴经过，要等响完叫歇才能继续讲课。操场是土场，台子是土台，泥巴路上铺点煤渣。我剩下的想法，是把女儿养大，凭人起码的良心教书。这个凭良心教书不简单，要咋个才算负责？
秦宣和的教学风格与众不同，不写教案，不布置作业，不检查笔记，下课端起茶杯就走了。有学生来看他，便提笔蘸墨写几首唐诗给他们欣赏。他尽量用深入浅出的办法，启发、鼓动孩子们为改变命运求学，教给他们他认为是真正、真实的知识，不欺骗孩子。
课本上说：“我国锡产量世界第一。”
秦老师说：“不对，应该是马来西亚。”
课本上说：“我国地大物博。”
秦老师说：“也不尽然，地大物不见得博，人口众多倒是真的，加上科学技术落后，资源很快会耗完。我们向日本廉价出口初级产品，高价买回人家的高级产品来。报上讲对外贸易不说这些，只讲销售总额。”
又告诉孩子们：“贫穷也是一种财富，年少难买一身贫。没得啥子不可能的，只要速度超过每秒十一公里，就可以摆脱引力，冲出地球。”
娃儿们也争气，每次高考地理成绩都不错，校长很满意。秦老师课讲得好，来检查工作的“大员”也象征性地来听听。“你既然坐在下面，我就把你当学生。”秦宣和说。
他向“大员”提问：“什么叫农业？”
回答得勉强。
“什么叫现代农业？”
更答不上来。
经过二十几年的劳改生涯，秦宣和了解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人的现代文明素质极低。教书能给他带来享受，只要看见孩子们获得真知后的喜悦，听到他们感谢的掌声，他就很满足了。“教书二十几年我没有迟到早走过一次，没有请过一天事假，没有责骂过学生一句。”
秦宣和遭过罪受过苦，是靠反弹的求生欲望活下来的。见到像孙世祥那样从高山上下来的穷苦娃儿，有的两天只吃得起三顿饭，他觉得太造孽了，便把助学金轮着评给他们。评上一次助学金有七八块钱，够一个孩子交那个月的伙食费。
“泡沫经济，表面繁荣，老百姓生活无人过问。我跟世祥讲，你写发拉，就是最好的题材了。”秦宣和说。
孙世祥来一中，给秦老师的印象就是生活艰苦、勤奋好学，一个人埋头看书，一两天看一大本。学校图书室的人说：“咋个那么厉害，天天都要来换（书）！”见孙世祥学地理兴趣大，秦老师估计他高考会得满分（后来考了九十八）。有次见他在画地图，筹划着怎样攻打日本。不过数学、英语就不行了，直接不行。就把他叫来交代，让他放弃那两科，考得几分算几分，集中精力，就凭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四科参加高考。
秦老师车祸伤了脚，孙世祥天天晚上都要去县医院看他。聊晚了学校关门，就翻墙回去。秦宣和说：“有一次他问过我，说现代人物哪个影响最大？我说希特勒，叫他找《第三帝国的兴亡》来看。《神史》里他写得有，出版删掉了。学生的生存意识和毅力，不好得教，要经历过贫困才可以交流。我一直鼓励他出去，不要呆着这个穷窝窝里。一回巧家，他第一个就会来看我。”
孙世祥对正彪说过：“秦老师把我当做他生命的延续，他冲不出去了，想让我冲出去。”后来孙世祥到昆明当记者、做公务员，写了《巧家有个发拉村》寄到中央，有人不高兴。秦老师又很担心，说“拐啦（滇东北方言：糟啦，坏啦；也指不对，错了）这个娃儿，μ怕着人家打？”
1988年夏天，孙世祥参加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云南大学新闻系。当时，昭通师专的青年教师胡性能随学校的招生小组去招生。尽管该校是滇东北地区的最高学府，但在大专类院校排在最末一个档次，招生只能扫尾。
胡性能记得，孙世祥的分数离师专录取线还差一分。但录取线也有浮动，因各县所招名额是定好的。招一个学生，要拿几个人的试卷来看，胡性能是中文系的，按惯例要看考生的作文。他觉得孙世祥的作文“有点想法”，便说服带队的录取了他。
我问胡性能：“孙世祥的作文有点什么想法？”
他笑笑说：“就是写得有点‘反动’——十几岁的娃娃一般受流行的东西影响，但孙世祥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胡性能比他的学生大不了几岁，那时也是个文学青年，爱读川端康成的小说。孙世祥就这样进入了昭通师专中文系，还分到了胡性能任班主任的班里。
二十年后的2008年，文雅、温和的胡性能已成为作家，同样在云南省委上班，编工作通讯。后来又调到省作协任职去了。与诗人沈沉一起为孙世祥整理年表、写作品目录的昭通青年作家徐兴正，那时也借调到了省委。
在老省委的办公楼里，我还遇上了孙世祥的师专同班同学周强。周强在省委老干局工作，与孙世祥是一般同学关系。他说当年入学，孙世祥没得行头，到冬天还穿着一身绿军衣，是班里最穷的学生。昭通冬天很冷，下雪下凌，胡老师就叫大家凑钱，帮他买了棉被和军大衣。
在周强看来，孙世祥除了穷，朋友少，没钱打菜光吃白饭，考试成绩也差。只是有点怪，嗜书如命，一天到晚看书，穿着军大衣去学校图书馆偷书。开始又瘦又小，后来才长了个子。也写诗，但没有得到他们的认可。
直到孙世祥去世，《神史》出版，周强才觉得，当初孙世祥的举动有种狂放不羁的意味。“他的作品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按学校教给你的办法去理解，就μ得价值了。他写作不在乎成功不成功，只在于自己努力不努力，勤奋不勤奋。”
胡性能谈到的话题，也多与孙世祥的写作有关：
昭通开发早，地表资源破坏厉害，人口基数大，海拔高，很贫瘠。92年，我跟师专的同事李骞、傅泽刚去爬药山，孙世祥当向导，他在荞麦地的巧二中教书。第一次听他讲发拉的贫困，很吃惊。我们有钱买不到吃的，路上只有黑洋芋，根本吃不饱。村干部满村跑，追了三只鸡来。
他的诗有人觉得诗味不足，要有体验才感觉得到。写荒凉、冷寂和苦闷感受他写得最好，写他的父亲，写发拉村。还有《大江》：“从我们年轻时看见大江，它就在金属的槽道里自如地飞翔……”写得很有质感。如果到过滇东北，在大山上看见金沙江，就会有飞翔感。
他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他从生活极为缓慢的发拉来到相对较快的昆明……我在想观念的改变与节奏有关。孙世祥从那里走来直到结束，恰好经过中国由一个相对封闭到相对开放的时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农民到教师、记者、公务员，他的浪漫情怀在一点点缩小。这种幻灭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我有，你也有。这种节奏不仅改变生活，还改变心理，大家都被纳入这种节奏，无时间思考、领悟和体验人生不可或缺的问题。
他拿《神史》来给我看，一百万字，字很小，我的头有点大。原稿人物都是真名，都是根据真人来写，我没有读完。现在不是读长篇巨制的时候，93年我下了无数次决心读《悲惨世界》，也读不下去，单巴黎圣母院的墙就写了一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障碍？因为那种作品要在缓慢的节奏中才能读完。《追忆似水年华》，卖一万本，读完的人μ有十个？缓慢不可能成为实践，只能成为人们的想象，但缓慢对人的精神来说是有利的。
国家这三十多年是从强调精神、意志，到物质主宰一切的时代，精神越来越缩小，物质越来越放大。在《神史》中可以看到他一步步地幻灭，不知道是他有意识的处理，还是暗合了时代的变化，自觉还是不自觉。
他的写作，集中了中国农民这二十多年从计划到彻底市场，他们理想的彻底幻灭。文革刚结束的76、77年，农民的生活有的比城里人还要好些，有大块的自留地。我父亲的工资养一家五个人，非常吃力。
那时候农民是领导阶级，是有理想有追求有发言权的。这二十几年纯粹下滑到为生计奔波，很多成为底层。中国农民最先想改变世界，后来想改变国家，最后连改变村庄都不行，一点点缩小到满足个人温饱上来，凝聚力被时代完全消解掉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烧锅炉的在云大当老师。他的孤独，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胡性能的另一半谈话，看法又不大一样，带有更多个人感受。1988年我从拉萨休假回来，与曾经的朋友于坚去昭通师专，见过他、杨昭、傅泽刚等几位热爱文学的年轻教师，包括我北师大的学兄宋家宏。谈到大学毕业刚去师专教书，胡性能说：
开会，老教师就是在点拨年轻人。但一下子来了七八个（青年教师），气氛就变得很活跃，老教师就没有办法啦。上写作课，突然下雪，就说不上课了，去看雪是怎么下的。系主任还是相当宽松，中文系是最活跃的群体。孙世祥的情况，与当时的几个青年教师有关系。
他看书涉猎的东西，也比其他同学宽泛得多，是主动选择而非被动接受。偷书，从图书馆的百叶窗塞出去，在水管与墙面之间，落下去不会掉得很远。他的内心无比孤独，就与我们几个有联系，和其他人很少交流。谈文学满是孤傲之气，很少有几个中外作家、诗人能被他认同、肯定。他的才华与整个时代推崇的东西极不吻合，时代的东西是物质太强大啦。
93年他来昭通，塞了两水靴散文、诗歌稿子提着。他写小说一写七八十万一百万字，是很费体力的事，如果失败消耗太大。我建议他先写短篇，后来发现他没有从功利上设计，只是写来快乐。有一次他来昭通想告状，在我宿舍的桌子上写申诉材料，从吃过中午饭到下午五点，就写出一万多字来了。
他来昭通找人有个梦想，当乡长的梦想，尤其是荞麦地的乡长。听李骞说他寄了一千块钱，相当于他三个月的工资，给一个地委副书记的弟弟，请他活动活动。后来人家把钱退还给他。
我家窄，只有一张床，晚上黄吉昌老师带他去睡沙发。他是枕着块石头就可以睡觉的人。
他教书出过这样的作文题目：《从巧二中回家怎么走？》，《猪草怎么剁？》。我觉得他的办法很实用，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张三和李四回家肯定完全不同。无论当学生还是教师、记者、公务员，他都跟通常的人不一样。搞文学的人，是生活正常些好呢，还是不正常好？
此人一生未谈过恋爱。在药山上告诉过我，他单恋过一个低他一年级的女生，一个永善姑娘，看成心中的女神，纯粹单恋。李骞调来昆明教书，有个学生，想物色给他，01年那个暑假就没有找到他。到了九月份发现他住在医院里，已经不行了，一张脸上只剩下牙齿。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非常粗粝。
我当时不主张卖房子（孙世祥作为主任科员去世后，按单位规定，孙家筹款购买了一套51平方米的低价住房）出版《神史》。可以出租，租金可以供他们的父母在贫困的发拉过上很好的生活。但后来也感动，看到他们一家为完成孙世祥的遗愿所做的牺牲和努力。
《神史》默默无闻，或者是产生巨大的影响，都正常。这本书只有他写合适。
胡性能提到的同事李骞，已经是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省作协的副主席了。搞文学评论的他，讲起话来带有总结和结论性，较为概括。不过李骞是昭通镇雄县人，彝族，很直道。
在师专，李骞要求学生严格，孙世祥不逃他的课，也不认真听讲，就在看他的书，把能找到的书都看完了。有一次，他对李老师提到过但丁，认为《神曲》是伟大的作品，但李骞是教当代中国文学的，没读过《神曲》。西方的文学名著，那时是孙世祥阅读的重点。李骞对孙世祥的印象，就是不分季节，一年四季都穿着双补过疤的、已成为其标志的长筒水靴。
谈及《神史》，李骞认为打磨不够，重复的细节较多，冗长，也有人说大框架没有把握好。他听孙世祥说过，要写一部《红楼梦》式的家族、家庭小说，就是按自己的亲身经历、生活来写。主人公是个堂吉诃德，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所以《神史》是一部是用自然主义手法写出来的理想主义小说。
李骞说，像孙世祥那样的一个人，回到巧家乡下去教书，肯定与周围的人合不来。学校太烂，他看不下去，与荞麦地的副乡长矛盾大。他写信给李骞，请他帮忙活动一下，想去当乡长或者副乡长。中国的事情是官越大越好办事，拿笔一批就办掉的小事情，对老百姓就是不敢想的大事啦。
在省委，孙世祥给国家主席写信，说发拉的情况。昭通地委去巧家了解情况，听县里汇报的口气，是说孙世祥写的事都是假的。
与胡性能、李骞一起爬药山的另一位同事傅泽刚，也调来云南艺术学院任教了。与李骞谈之前，我就在民族大学的花园里跟他聊。傅泽刚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电话联系上后，是他带我来找李骞的。不过对他的性格，我还是过了些日子才真有了解。
傅泽刚是美术老师，办了个美术班，先考进师专的正彪爱画画，与他走得近。孙世祥入学后不久，正彪就带他来见过傅老师。傅泽刚对孙世祥的印象跟别人差不多：羞涩、沉默，土气得像巧家的地名，包谷垴、荞麦地；并注意到他的衣扣没有扣齐，错落着；后来又发现他有个习惯，爱搓掯（滇东北方言：搓汗泥），手不时会在脖颈、耳背搓揉。
孙世祥就靠师范院校才发的每月十八元补助生活。有次家里给他寄过三十块，还被同学张启军冒领掉二十，只拿了十块给他。有天下午四点来钟，傅泽刚见孙世祥拿着两个面包，说要去爬晾风台。他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晾风台很远，爬上去天就黑了。不过对孙世祥来说，这样的事很平常。
有一段时间，孙世祥上课都在写诗，上宋家宏的课也在写。宋老师与学生有距离，学生最怕他。孙世祥偷书厉害，把宋老师为系里买来的书都偷光了。师专搞知识大赛，孙世祥参加，理所当然获得了第一。谈起西方艺术史来，傅泽刚发现自己也没有他知道的多。
爬药山，爬了两天才爬上去，在半山腰的一个村公所住了一夜。李骞负责背吃的，但他饿了会偷鸡蛋吃，傅泽刚就让当向导的孙世祥背。
傅泽刚编地区文联的刊物《南高原》，发过孙世祥和另一个学生樊忠慰的诗。李骞还写过孙世祥的诗评。樊忠慰后来也是有名的诗人，一直生活在梦想里。傅泽刚觉得孙世祥的诗语言粗糙一点，像从土堆堆里刨出来的，但很大气。
后来孙世祥在巧二中的处境很糟，学校要开除他。孙世祥来到昭通，从水靴里抽出他写的稿子来，气味难闻，纸质粗糙，杂乱无章，傅泽刚很读不下去。但仍与其他老师请孙世祥吃饭，给他的待遇很高。
孙世祥住院，傅泽刚闻讯第一时间去看，见他瘦成一包骨头。两个人拉着手，都流了泪。孙世祥说：“傅老师，我还来不及报答你。”傅泽刚忙通知李骞，次日李骞去看过，两三天后孙世祥就走了。李骞找护士问过病情，护士说：“明摆着，问哪样问。”
采访结束前，我问傅泽刚：“你喜不喜欢孙世祥？”
他说：“你问我喜不喜欢这个人？他不讲话，到哪点都是个累赘和包袱，一直都没有改变。我也觉得樊忠慰做不成事，干工作怕是不行。他（指孙世祥）穿着从螺蛳湾（世纪之交昆明城南的批发市场，以卖便宜的低档服装闻名）买来的西装，推着永久牌加重自行车，后架上绕着绑东西用的那种黑橡皮（筋）。”
对《神史》，傅泽刚觉得是个文学上的神话，不能按常规常理、文学技巧去评论，不能随随便便地走进那个世界，他也不敢过多评价。就因为对《神史》的看法分歧，师专同事间还发生过很不愉快的事。
两个月后，我写了篇文章发在报上，采访来的材料只用了一点，且更多是为了说明自己的理解。我对世美和正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