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有哪些世界著名建筑的故事的建筑?有些什么传奇故事?

福建莆田人有哪些主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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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产业真是让本地人脸都丢尽了,呵呵。
与其问莆田的产业,不如问莆田人的产业更靠谱一些==============分割线==============首先,是开个头:莆田商帮:东方犹太人 
莆田商帮,简称莆商,是福建莆田市商人的总称,为中华十大商帮闽商的重要一个分支。莆商以其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素有中国犹太人,东方犹太人之称。目前世界各地共有200多万莆商,其中海外莆籍商人150多万,足迹遍及73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各大中城市有90万莆商活跃在各条经济战线,年创产值8000亿元。国内的莆商控制了民营医院,木材,珠宝,建筑建材,民营加油站等多个行业。 莆田、仙游,古称兴化。莆田商帮成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明清,再兴于改革开放后,是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为福建三大商帮之一,其从商人数之多、商业资本之雄厚、经商范围之广泛、运营能力之强,历史之悠久而为世人瞩目。据来自莆田市的以1978年作为开始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世界各地共有200多万莆商,其中海外莆籍商人150多万,足迹遍及48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各大中城市有90万莆商活跃在各条经济战线,年创产值8000亿元,成为福建商界的一支劲旅,并与徽商、晋商、浙商为世人所熟知。数十万在外的莆田商人,多数从事理发,民营加油站,黄金珠宝,木材交易及木材加工,医疗诊所等传统优势行业。为莆田人赢得了中国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民间美发师的称呼。 在福建,由于传统的力量,福建省内,近乎100%的美发店,理发店为莆田人所垄断,而现在和美发相关的美发器材,美发用品等,基本为莆田资本控制。莆田籍贯的美发师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各项美发专业大奖。吸引了无数莆田青年人投身这一创造美丽的行业。 在北京木材市场,近乎100%的市场为莆田人垄断,而现在全国各主要木材集散地或口岸掌控局面的,几乎也都是莆田人。莆田人做木材是全国出了名的,从1980年代初,莆田人挑着木蒸笼闯荡东北做起木材生意,从单干发展到合伙经营,足迹遍布北京、上海、济南、南京、武汉、昆明……,把木材生意做遍全国。“莆田帮”也在全国木材行业声名鹊起。据介绍,莆田人在外地从事木材经营的约有16万人,经营企业8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有800多家,年创产值200亿元。 而在全国各地的民营加油站无处没有莆仙人的身影。 而在全国1500多家民营医院,高达80%也为莆商所掌控。截止2004年底,莆商在木材业、建材业、民营医院、医疗器械、民营加油站、首饰加工业等行业,每年为外地创造GDP3400多亿,产值超8000多亿。 唐两宋明清以来,大量莆田人飘洋过海,到境外、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各国谋生,莆田市有旅外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150多万人,足迹遍及48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海外艰苦创业,经几代人奋斗,不少名家事业有成。莆田忠门人素有手工制作蒸笼的传统,号称“忠门蒸笼走天下”,外出忠门人靠蒸笼起家,逐渐转入木材交易,经艰辛创业,数万忠门人终于占领了北京的木材市场。他们现在已经不做蒸笼了,建材、食品、物业都是他们涉猎的领域。 莆田东庄人口7.6万,却有三万多人在全国各地“行医”,现在则发展到承包医院,在医疗卫生行业知名度大振,全国民营医院超过80%的医院为莆田人所控制。莆商是中国民营医院的领导者和开拓者。 作者 然后是分论:1、忠门的木材:莆田木材帮:一个隐秘商帮的生存法则  他们垄断了全国90%的木材交易。他们的同乡莆田东庄镇医疗帮相似,来自莆田忠门镇的木材帮,同样有着彻底的行商精神,同样堪称中国式草根商业的标本。  这是一个隐秘的商帮。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从东北兴安岭到中国西南的林区,再到俄罗斯、东南亚、非洲和北美,他们把木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垄断了全国90%的木材交易。  他们来自福建莆田秀屿海滨一个叫忠门的小镇,这个镇子几乎家家户户和木材有关。在这个同样由南方式草根资本支撑的行业,他们干得和东庄镇走出的游医群体一样出色。他们有自己的家族网络和生意信仰。他们还正在向产业链上游及国际化延伸。  一座边城和一个商帮  绥芬河号称“中国木业之都”,也是忠门人最早经营从俄罗斯进口木材的口岸,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批又一批的忠门人来来去去。在这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曾有“十个人中有一个福建人”的说法。  近几年,随着其他对俄贸易口岸的开放,原驻绥芬河的忠门人开始分散到满洲里、黑河、二连浩特以及新疆的阿拉山口。绥芬河的木材商的人数也从前几年的几千人锐减到了几百人。不过,随着资本的扩大,人数的减少并没有削弱这里的木材交易,根据当地的数据资料显示,这里的木材进口量目前仍占全国的1/3。每天从俄罗斯开来的列车绝大部分装的是木材,只有夹挂的少量装矿沙和化肥的车厢。  和“占车站贸易80%”的木材相比,绥芬河的街店生意“不叫生意”。在许多当地人的眼里,木材也的确是绥芬河的主业。莆田人之所以能垄断当地的木材贸易,在于两条:一是比当地人更能吃苦,二是有资本。实际上,资本也是在吃苦中积累的。  木商家族和垄断生意  木材帮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门乡下的蒸笼生意。从19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木材的需求进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随着各地城市发展的步伐,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在绥芬河车站附近的一家沙县小吃,张建东用向大伯临时要的一百元钱请记者吃了一顿早餐。他今年18岁,身量比伯父小得多,是张家四兄弟中的第10个孩子,来绥芬河之前在北京呆了10年。  关于童年,张建东对在北京石景山黄庄度过的那一年印象最深。那里的木材厂规模很大,乌泱泱都是说莆田话的人,他常常在厂里的大圆木和木方垛上爬。一年后,他跟着大伯搬去了海淀的西北旺,在那里开始上学。  张建东记得,小时候家里只有一套锯,不像现在,公司的每个锯房都有三套。他把北京本地的同学称为“千金、少爷”,“和他们不一样,我们从小就有自食其力的想法。”从小学三年级起,他都是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然后跟大人一起干活,“原木我还搬不动,就搬木方,天天码来码去。”跟妯娌们一起去北京的母亲几乎不监督他做作业,只说,不好好上学就得干活。“莆田人的孩子从小就懂木头,看树皮,看结疤就知道木头好不好。”  上完初中,他的父母和叔伯帮他做出了抉择:“学习成绩不算太好,可能考不上重点大学,那就直接去做生意。”他身上有农家孩子的淳朴气质,他说绥芬河最好的慢摇吧是莆田老乡开的,“我是小孩子还不能去”。不过,他也知道做生意要和政府打交道,知道绥芬河刚刚换了市长。  以家族为单位,上下游联动,张家是莆田典型的靠木材起家的商业家族。  上世纪90年代初,张家四兄弟一起到了北京,从跑工地及和同乡合作采购木材起家,从贩卖兴安岭的木头开始,在兴安岭资源枯竭后又转向从俄罗斯进口木材。今年初,老二张国泰有从绥芬河回到北京,开始兼营和木材生意相关的;张国成则转行在北京朝阳开了一家闽式海鲜酒楼。老三张国中,也就是张建东的父亲,留守忠门供养母亲。部分地依靠兄弟那里拆借的资金,张国中和别人合伙买了一条200多万的渔船,干他打渔的老本行。  如今,张家的生意已经向下一代延伸,且不提刚刚上道的小侄子张建东,大女婿是张国林的骄傲:“他在北京做钢材生意,有6辆好车。”  从北京发家,北京堪称莆田木材帮在北方的大本营,尽管如今的很多木商去了山东、天津或者内蒙、新疆,他们的家眷往往大都住北京。“我妈妈、老婆,孩子、小孙子都在北京,我们只有到年底才会一起回莆田过年。”张国林说,“莆田的元宵节是全国最热闹的,去湄洲岛拜妈祖,初六开始到处搭台唱莆仙戏。”  这种乡情在莆仙话里有一句话概括得很熨帖:“长安虽好不如久居(旧居)。” 这话是潘文春对记者说的。在北京朝阳管庄的一处院子里,记者见到了潘文春,他就是被张国林称为公司幕后“大老板”的人。说起木材帮的来龙去脉,他比张家伯侄追溯得更远。  木材帮的最早起源,是莆田忠门乡下的蒸笼生意。  1980年前后,三三两两的忠门人开始背上几个蒸笼走南闯北,跑遍了国内很多地方的机关和各种单位的食堂。忠门蒸笼是一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手艺。“蒸笼一开始都是用竹片编的,木头料的应该还很少。好的蒸笼师傅能把不到一公分厚的竹条薄成很多片。”潘文春说。在三十多年前,一年能在外头挣到三四千块钱的蒸笼师傅,会兴高采烈回家。“70年代末,在咱们老家跟包工头打工,一天才挣两三块钱。”  45 岁的潘文春1984 年到北京, 他也是被张国林称为幕后“大老板”的人。  关于蒸笼生意向木材生意的转换,北京福建木业家具商会的秘书长唐荣耀补充道:“很多莆田木材商都有过卖蒸笼的经历,从莆田出发,一路跑到上海、北京、东北、内蒙。”而通过做蒸笼,忠门人和毛竹、木材打起了交道。而在全国各地找到毛竹和木材的货源后,他们把眼光投向了建筑工地,开始贩卖竹胶板和木头。不过,木材属于国家控制的资源,在各地的砍伐和交易需要指标,莆田人的办法是,花钱找以各种机关、单位的名义,找林业局买指标。  45岁的潘文春是1984年到北京的。这年中秋后,他揣着父亲给从信用社贷的500块钱,到福州上了去北京的火车。“44块钱买了一张站票,到北京已经花掉了100多。冬天快到了,我根本买不起毛衣毛裤。”他到北京的第一站是朝阳东面的老八里桥,住在三堂哥潘文龙租的当地老百姓的一处菜窖。  “就像偷渡到国外打工,你去了得有一个落脚点。出来做生意没人带不行。”莆田人都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慢慢在一个地方人越来越多。“我来的时候,在北京做各种生意的莆田人顶多有一两万,到现在,连家属在内,已经有15万人,大家分散在北京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潘文春说。  对于初来乍到的穷小伙来说,完全没有资金门槛的工作就是跑业务,他开始跟着堂哥一起跑工地和机关单位,兜售同乡的加工厂里生产的竹夹板、工地防护栏和木花盆。如此一干两年。到1986年,手头有了三五万块钱的潘文春开始正式进入木材行业。  潘文春家有兄弟四个,另外还有三个堂哥,全都在做木材生意,和张国林家一样,潘家的7兄弟也是个联合体。“大堂哥比我大二十来岁,他名声好,在老家一个包工头那里帮我借了点钱,当时是三分息。”就这样他和潘文龙搭伙,两人一起凑了二三十万,就往东北跑。  那时候的兴安岭木材资源很丰富,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塔河的加格达奇在当时是莆田人在兴安岭的据点。从那里开始,潘家兄弟坐上林区火车,差不多把兴安岭的每个县林业局都跑遍了。当时的桦木、落叶松的价格远比现在便宜,是三四百块钱一立方,一个车皮装50-70方,两三万块钱。潘文春说,当时,他们一个月也就是发三五个车皮,而不是像现在,一个月有二三十个车皮的量。他的第一桶金来自1988年起和北京东城古建公司的合作。在当推销员时他认识了其中的一个经理,双方生意开始的第一年,他赚了二三十万。  1992年,潘文春在管庄跟那里的村委会租了6亩地,接连盖了三个平房院子,用做办公室和木材样品堆场。最初是4000一亩,现在则涨到了1万一亩。近20年来,房子没有翻建过,只是在里面改装修。  记者见到潘文春是在一个早晨,他刚刚在办公室旁的佛堂做完早课。他的法名叫长青,拜深圳弘法寺主持释本焕为师。那个不到六平米的小佛堂里,可以看到莆田商人那种糅合起来的信仰。正面供着净土宗的西方三圣,旁边供有商人保护神的海神妈祖,以及在佛教里镇财杀小人的关公。此外,佛堂里还有用昌化田黄雕的“日出泰山群贤聚会图”摆件。“佛家说广结善缘,我们做生意也是要广交朋友。按照我的佛门观念,钱要去赚,但不能看得太重。”  生意归生意,更大的机会需要资金实力做支撑。潘文春说,在1990年代,很多项目也还都是几个人搭帮做。“有的工地需要个五六百万的木头,我一个人都能拿下;但卖钢材给工地,人家一天就要几百吨,就要有一两千万资金,我一个人吃不下。而且,我客户很多,不止一个项目要运作。”  潘文春说,在建材这一行里,找不到不需要扎帐(垫资)的生意。“地产项目大的时候,一个盘几十万平米,一百万平米,几千万就垫进去了。如果找不到合作,你做不了。”客户的竞争是资金实力的竞争,“几百万你都扎不住,对方看你没实力,你就被淘汰。客户关系自然也慢慢疏远了。”  合资的各方往往是清一色的莆田同乡,“我们很抱团。我做生意20几年,没有和哪个同乡闹过矛盾。”潘文春说。采访中,潘文春频频提及的一个词是“做人”,所谓“做人”,实际上是一种公关模式,“你不去蒙骗,朋友和客户对你放心。否则,搞木材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别人有钱也可以做。”  按莆田当地的统计,常年在外做木材生意的人近20万,经营着8万多家企业。北京的莆商组织做过估算,目前,莆田人已经控制了国内90%的木材贸易。  从19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木材的需求进入了高峰期,莆田商人也随着各地城市发展的步伐,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由于在早在20多年前就在这个行业的上下游卡位成功,莆田木材帮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了垄断。薄利和暴利  由于莆田木材帮对进口木材从上游伐木、国际贸易到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掌控,所谓暴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可能的。  从根源上说,促使莆田人外出经商的原动力,是当地糟糕的农业条件。潘文春说,在老家,5分钟就能走到海边,但靠海未必能吃海。莆田海滨的地理禀赋,和浙江温州及福建泉州一带极为相似,山多地少。潘文春记得少年时,一大家子十几个人靠五亩地过活,根本吃不饱,地瓜干是主食,米面则是一种奢侈。“我们不出来经商,能把地下树根都挖来吃掉。”  经商最初是为求生存,因此,那种野性而坚韧的沿海农民性格也体现在了生意上。说到借钱,张国林很有一股子豪气:“我到北京的时候,在家里不要说三分息,五分息都借过,不冒点险我怎么发财?”同时,在外地的木材商之间借贷利率,也沿袭了老家的标准,三分息属于“很公道”。  好消息是,融资变得越来越容易。在北京,由北京福建总商会牵头成立了两家融资担保公司,包括2006年成立的闽商投资担保公司。到今年上半年,这两家公司至今共为115家企业贷出了12.52亿元。记者在采访潘文春时,正赶上担保公司来拜访,“以前银行都不相信小企业,现在,连老家的房产都可以拿来做担保。”  融资成本下降,普通木材的利润也在降。特别是今年,随着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对建筑用木材的需求也减少了。“卖木头的账面利润看起来有百分之二十几,但刨掉利息,工资和其他开支,就不多了。如果扎账时间太长,利息都挣不回来也有可能。”潘文春说。  要赚钱得尽量从上游起精打细算。一部分木材商做到了产业链的最上游。  张国林跟记者说起一个叫张文顺的木材商,今年44岁,1995年就去俄罗斯承包了山头。俄罗斯欢迎中国人去投资伐木。具体的操作方式是,伐木商找俄罗斯当局审批一个砍伐量,然后带自己组织的伐木队上山作业。张文顺因此在俄罗斯兼做批发商。在绥芬河的贸易商尽管在国际结算方面必须开美元账户,但实际上,在俄罗斯和自己的打交道批发商的也往往是莆田同乡。  伐木是莆田木材帮生意中更隐秘的层面,也是最暴利的一块生意。北京奥斯迪尔家具公司的总经理郑功强对《创业家》记者说:“在东南亚、非洲,甚至加拿大、新西兰,都有由莆田木商组织的伐木队。”  随着木材帮的国际化,在木材进口贸易方面也出现了行业巨头。“有的一年能走几十亿甚至更多。木头批发商玩得大的,从海外一船就是好几万立方。”潘文春说。  和俄罗斯进口木材大部分是建筑木材相比,莆田人从东南亚、非洲等地进口的,则大部分属于名贵木材,这是一个利润高得多的领域。但需要的资金量自然也大得多。“商人谁都想做高利润的生意,这要看自己的实力和机会。”潘文春说。  在木材帮中,北京永辉木业的老板陈雪峰是最早实现转型的人之一。1995年,民航总局要建一个五星级酒店京瑞大厦,开发商的总承包商找到了陈雪峰,使他获得了一个涉及资金上亿的项目。当时,陈雪峰和其他同乡一样,经营的都是国内木材,但酒店的后期装修需要大量的高档进口木材。当时进口高档木材国内需求量小,需要的资金量也大,少人问津。   拿了这个单后,陈雪峰几乎放弃了低端的国内木材。他的永辉木业成为了当时北京三家专营进口木材的企业之一。  在朝阳区东坝名贵木材市场内,陈雪峰的永辉木业有一个两千多平米的展厅,每年从那里出去的流水大概是4个亿。东坝市场是华北和东北最大的名贵木材市场,一年的销售额超过200亿,而1000多户商家中,大部分是莆田人。  在这个市场中,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国内外名贵木材。高端木材自然有比普通的建筑木材高得多的利润,由于莆田木材帮对进口木材从上游伐木、国际贸易到下游销售的全产业链掌控,所谓暴利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可能的。  从东坝市场的木材品名可以看出,其中不乏被市场称为红木的品种。红木是今年木材市场的大热门,它已经成为了奢侈品甚至金融工具。其中虽有炒作的成分,但全球范围内红木资源的枯竭则是事实。“红木的成材往往要五六百年,相对于一代人来说,它已经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郑功强说,如今在缅甸、海南、越南等地,很多木材商都去种植红木,但这更像是一种仪式,用以表达对那些神奇植物的敬意。  像其他行业的投资热一样,有着30多年经营史的木材帮,其中一些资本雄厚的商家已经实现了从木材经营到投资的跨越。作为北京福建木业商会的会长,陈雪峰的生意是一个风向标,除了木材贸易,他还是北京中腾时代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经营房地产业和钢材的企业;另外,他还成了瑞祥安古典家具公司,进军红木家具生产领域。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家,在30多年的经营里,上游资源到下游的销售网络,莆田木材帮的行业地位已经根深蒂固,外人已经很难插足。和让人惊讶的莆田医疗帮的崛起一样,木材帮也有着同样显著的草根气质,但在过去三十多年以及更远的将来,他们在大兴土木的中国,大有用武之地。“现在,中西部在大开发,我们的很多老乡早已经把生意做过去了。”潘文春说。莆田木材帮的故事就像滤去了水分的锯木,“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关于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 作者 刘鹤翔 有删改,原文可见 福建省林业厅 刊文2、关于莆田(与其说是莆田,不如直接说东庄 :P)的医院发展,具体可以参看知乎上此篇内容:3、以及莆田鞋业:今年2月21日,阿里巴巴宣布,2010年该公司有约0.8%、即1107名“中国供应商”因涉嫌欺诈被终止服务,该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为此引咎辞职。而上述账户已经被全部关闭,并已提交司法机关调查。随后,针对淘宝网的假货及消费者维权问题,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呼吁媒体关注福建莆田。一时之间,偏处东南沿海一隅的地级市莆田,被推到了漩涡的中心。因高仿鞋而“驰名中外”陆域面积4119平方公里的莆田,是福建省除了厦门外最小的地级市。就这么一个小地方,这几年名声在国内外骤然显赫,皆因这里“驰名中外”的“高仿鞋”。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全球每3双耐克中就有1双是仿款,产地来自中国、越南、哥伦比亚等地,而目前国内市场上90%以上的假冒运动鞋来自福建莆田。数据如何统计及其来源已经无从考证,但不争的事实是,来自莆田的“高仿鞋”最受市场欢迎,青睐程度堪比正品。“质量高于其他产地,这与莆田制鞋历史较长、产业链完整有关。”一位莆田当地制鞋业内人士说,“耐克、阿迪达斯等在中国的代工厂都设在莆田”。更重要的在于,莆田还被授予中国鞋业研发设计中心、中国鞋业信息中心、中国鞋业创新示范基地、中国鞋业出口基地,这在国内制鞋产业基地中无与伦比。莆田独树一帜的制鞋工艺和产业集群优势得益于台湾的产业转移。“莆田仿制品牌鞋应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述莆田制鞋业内人士表示,“那时,莆田一些实力较强的鞋厂开始为国际品牌代工,周围的厂家就通过贿赂特许生产企业的员工,千方百计将其鞋样和设计图弄到手,然后进行仿制。”很快,仿制品牌鞋传奇般的发迹故事开始流传,见有利可图,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其中,得天独厚的地下产业链也跟着日趋完善。“让全世界穿得起名牌”在莆田,流传着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仿冒鞋的售价是官方价格的5折。”莆田一位从事仿冒鞋销售的人士透露,“只要有市场,就有人仿冒,只要有人下订单,就没有买不到的仿冒鞋”。因而,买的多了,卖的也多了,莆田仿冒鞋的人气就旺了起来。早前,莆田的仿冒鞋交易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学生街,后在有关部门的多次打击下,渐渐没落消失了。“2007年底突然在偏离市中心的安福小区形成了。”上述人士表示。令人眼花缭乱的是,许多经营仿冒鞋的店铺,纷纷以名车作为店名,宝马、宾利、法拉利、悍马等等,夺人眼球。“传说那个宝马老板,只做3年的仿冒鞋,第一年赚到了几百万元,第二年赚了2000万元,去年号称向加工厂下订单生产仿冒鞋60万双,但在去年圣诞节后被抓了。”该人士说,当时的安福市场,其店铺大都白天卷帘门紧锁,到了晚上九点之后,突然火爆起来,一派车水马龙。不仅仿冒鞋、仿冒运动服,从各地搜罗来的各种山寨名表、手机及电子产品也在此售卖,一片琳琅满目。但如今,安福市场也像学生街一样,曾经的繁华成了过眼云烟。“现在风声这么紧,谁还敢到安福市场去?”上述人士说,“要交易也是熟人间约定地点时间进行打游击,陌生人现场交货的单子都不敢接了,万一被钓鱼了怎么办?”“正宗的假货”成新名片曾经是莆田骄傲的“鞋城”称号,早已被人淡忘,在外界眼里,莆田鞋的代名词就是“正宗的假货”。“外界有些误解,仿冒鞋不是莆田独有。”莆田市经贸委运行科科长施清芳认为。“这么多年来,莆田制鞋企业大部分一直做出口订单,已经习惯了相互模仿抄袭,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和低利润一直难以改变。”莆田一位鞋企负责人说,“随着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加工类企业将难以为继。”该人士认为,在这种经营形势下,鞋企除了生产仿冒鞋,已经很难找到好的出路。前车之鉴在于,近5年来,也是鞋业重镇的温州,鞋企总数消减2000余家。而晋江的品牌鞋企,正将大量订单交给代工企业,将成本压力转嫁。“其实,莆田鞋产业的发展一直存在一个误区,有这么好的技术和网络营销能力,为什么不充分利用起来?”莆田一位仿冒鞋经营者表示,“在打击仿冒鞋的同时,政府完全可以出台优惠扶持政策,鼓励、引导这支生产经营仿冒鞋的大军为莆田的鞋业突围服务。”“莆田的鞋类素以低价、优质著称,非常切合国内的大众消费需求,尤其是对价格敏感的二、三线城市和城镇客户群体,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该人士称,“现在网络已经开始进入乡村,鞋类电子商务的前景空间非常诱人。”摘自 其他日后补充
出门在外的莆田人称为阿弯。意思大概是总是弯着腰的人。来源于最开始忠门半岛的人许多以做蒸笼为生,干活的时候经常是弯着腰,久而久之,就把出门在外讨生活的莆田人成为阿弯。莆田虽说是个小地方,但是也很复杂,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家不要把莆田标签化,也不要把其他地方标签化,一开地图炮就容易开撕。说说我了解的,在外做生意的莆田人大概分为这么几种。一种是和房地产挂钩的各种行业,比如有开发商,有建筑公司,更多的是经营各种建材,比如木材钢材瓷砖等等。还有一些是经营黄金珠宝首饰的,这些和我们建材圈的有些距离,接触也不多。另外一种就是现在人人喊打的民营医院了,保守估计,中国大概八成的民营医院是莆田一个叫东庄的地方人开的,我们管这群人叫抠药膏的。其实每个圈的人基本都不会有太多联系,可以算不同世界了。
做木头,石雕,假鞋,医院,排名不分先后
福建有很多产业都做得很大:莆田系:医疗、山寨运动鞋周宁系:钢贸平潭系:全国大部分高速路隧道都是他们打的连江系:全国很多游戏厅都是他们开的还有安溪的茶叶、厦门和湄洲岛这样的旅游就不说了…福建人真的很团结,一人富带一群人富再带一村人富再到一个县一个市富,这是很多其他地方做不到的…毋庸置疑,他们很具有很高的商业头脑,只是有些方法不太光彩。
四大支柱产业坑蒙拐骗
福建莆田的人做的某些产业真的是。。。。话说回头 莆田人心够狠啊?
你们都知道的莆田系、安福假鞋其实还有:仙游的红木家具莆田有个工艺美术城,专门交易珠宝和木雕。(记得一期今日说法讲海关查获走私象牙,已经刻好了全幅清明上河图,雕刻者是莆田人完全震惊我 (⊙o⊙))各种农产品:桂圆,枇杷,荔枝。南日岛的鲍鱼……莆田的名声完全被那帮游医和卖假鞋的搞砸了,很多正常发展的产业都被摸黑了。作为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被这个出身拖累不少。以前还是省内人互相黑,现在成了全国的众矢之的。药丸……
假医生,假鞋
医院,寺庙,鞋,加油站,木材,建材,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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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帐号登录历史上关于藏书有哪些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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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的旧文。得闲了再补一篇。归烬记壹:刊刻故事的主角是本书。太宗淳化四年,即天下大定的第三十四年。大分裂时代的记忆,对宋帝国新生代的子民来说,只存在于父辈们遥远的讲述中,这很像一个盛世的开端——即使到了近古时代,稍稍远离死亡,也足以符合标准。盛世藏书,而此时官府的藏书数目为:一万卷。一万卷大概处于什么水平呢,唐代巅峰时期的官方藏书达七万九千卷,即使上溯到隋代末年,也有三万七千余卷。这显然与一个盛世应有的体面不大相称。于是太宗便命人搜亡求佚,校刻图籍,并建崇文院,“移三馆旧书实之”,名为秘阁。其中史部首先刻的是前三史,即《史记》、前后《汉书》。这批刻书,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方才竣工,又命三馆抄写两份副本,置于龙图阁和太清楼,正本除少数特赐两府外,尽收秘阁。仅仅十六年后(大中祥符八年),“王宫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只剩下龙图阁和太清楼所藏抄本。直到仁宗朝重建崇文院,张观奉撰《崇文书目》,即依重写抄本。然而秘府刻本却并未消失于世,少数御赐两府的本子被保存下来。其后又经靖康之难,“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存”,民间藏书亦不免罹兵燹。北宋初年版本,到了南宋已非常罕见。直至元初的某一天,一部孑遗的北宋板《汉书》碰到了它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主人,并且这个名字极其有重量——赵孟頫。贰:赵孟頫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赵宋宗室,降元后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谥文敏。赵孟頫博学多才,诗画名满天下,被称为“元人冠冕”。但他作为元初的一大藏书家,却易为人所忽略。就数量来说,赵氏藏书并不算多,但极为精到,清代学者叶德辉说:“宋板书自来为人珍贵者,一两汉书、一文选、一杜诗,均为元赵文敏松雪斋故物”。赵氏于何处得到这部《汉书》已不得而知,入手后珍贵无比,恭题跋文,其跋曰:“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赵孟頫是个聪明人,所以题作“后之得吾书者”:无论是传之子孙,还是易于他手,只要后世接触到这本书,都有异代之缘。他把自己读书的虔诚归纳为数诫,愿保此书在百年之后,仍得善待。当然,如此宝物,能世代传家自然是最好的,为防止子孙有不肖者变卖,他还在牒文前页自题画像一副,也是其仅有的传世肖像。结合赵孟頫之生平,他对《汉书》恐怕有更加深层的感情:一则此为宋初刻本,身为宋朝宗室,忆昔扫清天下,文武承平,岂能无慨。二则所谓崖山之亡中国也,夷狄代汉,汉岂非《汉书》之汉哉!况赵孟頫身为元臣,此痛与耻,当更倍之。其后一百多年间,赵府《汉书》并没有流通的记载,直到明代中期,为同郡陆完所藏。陆完早年以平寇进兵部尚书,后改吏部尚书,遂在家乡造园藏书,有楼曰“五美堂”,以其所藏五卷珍本名之,《汉书》居五美第一。但没过多久,陆完因宁王造反案,坐罪入狱,虽万幸保全,家产却被抄没,五美堂藏书也多流散民间。到了成化年间,昆山有一个针线商人,叫顾恂,家有薄财,五十七岁上与店铺婢女私通,得了个小儿子,取名鼎臣。这个孩子非常聪明,二十多岁便中了状元,并且善作青词,很受痴迷长生术的正德皇帝喜爱。父以子贵,顾恂也被朝廷赠了个浮夸的虚衔: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既然阔了起来,便要装点门面,第一法门就是藏书,这点连国家都不能免俗,洪武元年,朱元璋问解缙文渊阁藏书书目,解缙直接告诉他“缺的多”。朱元璋就叹气道:“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就拨给解学士一大笔专项资金,让他看着买买买,别讲价(勿较值)。于是阔起来的顾恂老爷子也学着先帝的气派收了许多书。顾恂并不算一位藏书家,故而购书泥沙俱下,并不审慎。但这次,瞎猫碰到死耗子,他确实赚到了,即使其余全烧了,就买一本也赚到了。是的,陆完抄家后流传于世的宋板《汉书》即在此中。叁:王世贞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太仓州人,与陆完(吴兴)同属吴郡,也算是同乡。在我的印象里,王世贞是特别漂亮的一种人,就是说如果在小说中,他的人设应该属于完美/早慧/贵公子类型。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中进士,这样的履历已爆常人数条街,但比之他的才艺,恐怕又不值一提了。陈田在《明诗纪事》中说:“弇州(王世贞)负博一世之才,下笔千言,波谲云诡,而又尚论古人,博综掌故,下逮书、画、词、曲、博、弈之属,无所不通。”而现代提到王世贞,读过文学史的人第一反应是“后七子”,后七子嘛,大抵是“全真七子”“武当七侠”水平,一般这种以组合形式出场的都是二流以下角色。但当我偶然读到这位曾经“操柄文坛二十年”的二流诗人某些非著名诗作的时候,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下面随便录两首吧:《戚将军赠宝剑歌》二首毋嫌身价抵千斤,一寸纯钩一寸心。欲识命轻恩重处,霸陵风雨夜来深。曾向沧流剸怒鲸,酒阑分手赠书生。芙蓉涩尽鱼鳞老,总为人间事转平。总之,诗都好到这种地步了,依旧是一个“酱油”角色。那么上面没有提到他还是明末一大藏书家,也就不足为奇了。王世贞藏书首先是数量多,“凡三万卷”,还记得宋初馆藏数量么?一万卷呐。其次是质量高,“尔雅楼庋宋刻书,皆精绝”。这样一个阅书无数的大藏书家,历数自己收藏的时候,仍以宋板两《汉书》为第一,例如他在此书跋中写道:“余平生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馀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本之冠。”而此书流传到王世贞手中,还有一段很特别的故事。前面说到,王世贞和陆完同为吴郡人,王世贞的生年,正好是陆完的殁年。陆完抄家,五美堂藏书流出之时,王尚未出世。后来王世贞藏书日富,自然会留意这卷珍宝的去向,明面的流向表明已为昆山顾恂所得,但顾恂是个小商人出身,于藏书也不甚了解,很快又易手了。说来也算天命有归,才过几年,在一个书商处,王世贞便撞见到了这部搜寻已久的《汉书》。但书商也是个识货的行家,心知这本书的价值,几番议价皆未言合,最后王世贞的富/官二代光环双爆发,直接跟书商说:“我看咱们也不要按金论价了,这又不能刷卡,你开的那价格,换成金子你也带不回去。我有一处庄园,给你,书给我。”就这样,《汉书》纳入了王富帅的收藏。据其跋文描述《汉书》入手之时:“桑皮紙,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純,溪潘流瀋。盖自真宗朝刻之秘阁,特赐两府,而其人亦自宝惜,四百年而手若未触者。”须知字画图籍非同金石,四百年间刀兵水火,而能保全如新,必需每一位经手者都恪尽赵孟頫的读书箴言,所以我们感谢赵孟頫、王世贞这样有才学的藏书家,同样要感谢陆完、顾恂、乃至无名书商。王家有“弇山园”(不是换书的那座),时号东南第一名园,王在园中凉风堂后建藏书楼“小酉馆”,另建“藏经阁”藏经学之书,建“尔雅楼”藏宋椠元刻,而于“九友斋”专藏宋本精善,《汉书》即藏于此。张应文是王世贞的好友,也是一位收藏家,著有《清秘藏》,书中记叙说他曾见过许多宋版书,“一一皆精好”,但比着王世贞所藏《汉书》,却“不及多矣。”出于喜爱,王还邀请文徵明的弟子陆师道,依照赵孟頫的先例,为自己绘一副小像于次页,标签以文徵明八分书题写。若移到现代,即便把书、画撕下来单卖,也是价值连城,何况对于这部书来说,仅仅是锦上添花。既然说到王世贞藏书,就不得不提同时代的另一位大藏书家:范钦。“天一阁”的故事,许多人都有了解。史载王范二人交情甚笃,“相互抄读所藏”,但二人往来尺牍,似不甚提及这部宋板《汉书》。更可惜的是,王世贞藏书,也没有像范家那样通过宗族约束,传之后世。嘉靖三十八年,王世贞的父亲王抒因误失军机被斩,自此,王世贞家境由盛而衰,中年后王世贞对宦途完全失望,转心学术,而《汉书》也早早传与儿子王士骐,似作身后之计。但在他去世不久,王士骐便出售了这本书,在卖书的前夕,他于书末亦作一跋:“此先尚书九友斋中第一宝也。近为国税新旧併急,不免归之质库中,书此志愧。”先尚书即是故去的王世贞。我们不知道王士骐遭遇了怎样的经济困境,肯把这本书抵税,但也不能过分苛责于他——“先尚书九友斋中第一宝也”,分量和意义他都是清楚的。史传他坐狱削籍,屡荐不起,以刚直终,恐怕境遇不会太妙。只是这一切距离王世贞以庄换书的日子,都太过遥远了。肆:钱谦益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官礼部侍郎。降清,官礼部右侍郎。他早岁即登科第,交游天下,曾兼购刘风、钱允治、杨仪、赵琦美四家藏书,更不惜重金购置古本,几乎每日都有书商载着成捆的古籍登门来售。关于钱谦益与宋板《汉书》的故事,甚至比王世贞“鬻庄买书”还要传奇。据《牧斋遗事》所载:当初,钱谦益购得这本书,出价仅为三百余金。因为两《汉书》中的《后汉书》缺两册,卖家才愿意减价。钱谦益入手后视若连城之璧,遍寻书商,想补全缺本。某天,一个书商在乌镇停船,上岸买面作晚餐,见面铺主人从破筐中拿出两本书来包裹吃食,商人认真看了看,竟然是宋板的《后汉书》。书商心中大惊,暗自窃喜,却面不露色,拿几文钱买了下来,但前几页已经没了。书商问主人前页哪去了,店主回答说:刚才对门拿去裹面,你去跟他要罢。全书得手之后,书商连夜奔赴常州,谒见钱谦益。钱大喜过望,盛筵款待,付给他二十金。于是这卷珍宝,才得以完整收藏。《牧斋遗事》对钱谦益的记叙并不友好,故事明显富有戏说色彩,购书过程在钱的《有学集》中也有记录,但简略很多,止说从黄尚宝购于新安富人,并未有补全一事,而且出价金额也非“三百余金”,而是“千二百金”。收得两《汉书》书时,钱谦益即抄录一部供阅读、校勘之用,原书则置于特制的木橱存放在拂水山房。京山有个人叫李维柱,是本宁先生李维祯的弟弟,书法学颜真卿,当时在钱府上看到了宋板《汉书》,他沉默良久,继而转身对钱谦益说:“如果能拥有这本赵孟頫家的《汉书》,一定要每天焚香祭拜,奉若神明,死了也要带着它到九泉之下。”钱闻之得意,微微颔首。但实际上,在大明朝最后的岁月,钱谦益的仕途、经济都很蹇促。特别是崇祯元年,被温体仁、周延儒排挤革职,一闲置就是十余年。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钱谦益五十九岁时,迎娶二十三岁的柳如是,舆论哗然,但钱毫不在意,新婚之后便开始在虞山选址,建筑“绛云楼”和“红豆山庄”,按钱的意思,到了这个年纪,仕途已经不作他想,有名园(绛云楼)、美姬(柳如是),和毕生藏书,便“有终焉之志”。但是在绛云楼建成前后,他遇到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不知道有没有日后的“投水”和“剃发”艰难,反正是挺难的。什么事呢:他没钱了。钱谦益姓钱,早年也确实有钱,少年还未入仕的时候,就能“重金购置古籍”,买别人家藏书都论单目批发,看来很有家底。但他也是一位手大的主,当年冒辟疆和董小宛的佳缘,全赖钱谦益赠予巨资襄助。而且钱谦益还挺爱送别人书,当然前提是自己已经有了,无论宋板还是珍本,随手送人,不较其值。所以到盖楼这个节骨眼上,没钱了。没钱了怎么办呢,还有柳如是和书。媳妇自然是不能卖的,只好卖书。藏书难,卖书更难,对于藏书家来说,卖一本书就是割一块肉,而绛云楼的工钱换算下来,如果避重就轻地卖书,那就不是割肉了,那是凌迟。钱谦益觉得这样太痛苦了,还是一刀给个痛快比较好,方法只有一个,把宋板《汉书》卖了。一部就够了。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说“牧斋售书之日,与绛云楼上梁之时,相距甚近。两事必有相互关系无疑。”陈寅恪还说:“牧斋平生有二尤物。一为宋椠两汉书,一为河东君(柳如是)。”那么,卖给谁呢,对古籍有点了解的同学应该脱口而出一个名字:毛晋。 明末清初,在江苏常熟有一句民谚:“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谚语中的毛氏就是明末的大藏书家兼出版家毛晋。毛晋之所以在藏书上有那么大的影响,主要因为他买书肯出高价,特别是宋元版本,按页论价似乎也从毛晋开始,他还在门口贴了一则广告:“有以宋版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所以钱谦益如果想卖宋板《汉书》第一人选应该是同乡毛晋,然而在钱毛二人的书信中,却并没有提到此事的只言片语。不过钱和友人李孟芳的书信中却有详细的记叙:“空囊岁莫,百费蝟集。欲将弇州家《汉书》,绝卖与子晋,以应不时之需。乞兄早为评断。此书亦有人欲之,竟不欲落他人之手。且在子晋,找足亦易办事也。幸即留神。”但最终的结果,是这本书没有卖给毛晋,而是卖给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买家叫做:谢三宾。伍:谢三宾和张缙彦谢三宾是一个特别难看的人。这个难看不是说长得难看,而是人设难看。钱谦益降清,历来为人所讥讽,还有诸如“水冷”的段子,我却不觉得他难看。我就觉得谢三宾难看。谢三宾,明末清初藏书家,字象三,四明人,天启元年参加浙江乡试时,钱谦益为主考官,按惯例钱是谢的座师,谢三宾后来藏书也是受钱的影响,还颇有争胜之意。早年追求柳如是的贵公子很多,谢三宾也在其中,柳如是离开陈子龙后,为避免谢三宾的纠缠,要求“避迹”,后经汪然明的介绍,才投奔钱谦益。钱谦益娶柳如是后,一直很穷,经常鬻书贴补,谢打了不少秋风。所以我很怀疑,在钱谦益和李孟芳的书信中,“此书亦有人欲之,竟不欲落他人之手”,就是说的谢三宾。个中委曲,我们已不得而知,最终《汉书》还是归了谢氏。卖书前夕,钱谦益老泪纵横,这让人想起当年王士骐卖书的景况,但钱谦益对《汉书》的感情绝对超过王士骐。钱最后的跋文如下:“赵文敏家藏前后汉书,为宋椠本之冠,前有文敏公小像。太仓王司寇得之吴中陆太宰家,余以千金从徽人赎出,藏弆二十余年,今年鬻之于四明谢象三。床头黃金尽,生平第一杀风景事也。此书去我之日,殊难为怀,李后主去国,听教坊杂曲,挥泪对宫娥一段,淒涼景色,约略相似。癸未中秋日书於半野堂。”钱谦益以李后主自况,离开了这部书,就像一个帝王离开了他的国。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才是痛苦的头角乍露。此时的历史坐标,是崇祯十六年,最后一个汉族王朝覆灭的前一年,而他,把天下最珍贵的一部《汉书》,卖了。他的生命还有二十一年,在历史中二十一年不过刹那而已,但对于个人来说,二十一年很长,长到足够想明白一件事,想明白一个人。而他一定会想起这部《汉书》的第一个主人——赵孟頫。1644年,有两种叫法,可以说明崇祯十七年,也可以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次年,清兵攻至南京,钱谦益迎降。而怀有《汉书》的谢三宾,已早一年归顺了,足以证明“弟子不必不如师”。入清以后,钱谦益和柳如是居于绛云楼,虽然《汉书》已经失去,但好在其余藏书大致无缺,他把这些书重新修缮,分区置放,另设七十多个大书柜,珍藏宋刻孤本。有一次曹溶去拜访,晚年的钱谦益看着这些藏书对他说:“我老来很穷,但就藏书来说,我可很富呢。”然而十几天后,传来消息,绛云楼失火,毁于一旦。钱谦益,这个自称富得只剩下书的人,连书都没有了。但值得庆幸的是:一、他还有柳如是。二、两《汉书》早先卖与谢三宾。这是两件事,也是一件事。谢三宾没有得到柳如是,但得到了钱谦益的两《汉书》;钱谦益失去两《汉书》,但也保全它未焚于大火,并以鬻书之资供养了和柳如是在绛云楼的神仙岁月。佛家是讲果报的,所以晚年的钱谦益深研释典,恐怕于此应有感悟。在谢三宾的篇章里,讲了太多的钱谦益,那么谢呢?他就没那么有趣了,清兵入关后,谢三宾把藏书迁于密林山寨,将大册图书蘸上油,短小图书用棉花包上,一把火烧了。如果一个人有殉国的勇气,他不仅焚书亦当自焚;退而取其次,如果有偷生的勇气,就应当好好保存记录;像谢三宾这样,是真正的懦夫,他不仅不敢面对死亡,还不敢面对历史和内心。但谢三宾也做了一件好事——他的焚烧书目里并没有钱谦益的宋板两《汉书》。我更倾向于,他不敢烧,或者说没有权利烧。藏书流传至此,每个得到它的人都应明白,自己不过是经手者,而非拥有者,就像曲水流觞一样,酒杯从上流传来,在你面前稍作饮酌,终须撒手任它向下流驶去,而那是无关乎你的岁月。人要认命,这不是俯首,而是抬头,不是迷信,而是天理昭昭。顺治十五年,七十六岁的钱谦益游历杭州,浙江左布政使张缙彦为东道,席上张缙彦恭敬地说:“我有一部书,请您鉴定一下真伪。”钱谦益是藏书大家,为人鉴伪也属常事,并未在意,便请张缙彦取书来观。但当他看到缓缓取出两《汉书》的时候,还是愣住了——整整十六年,上一次见他还是明臣,现在已是清臣,而张缙彦的经历和他几乎一样(张缙彦还为自己取了个别号:贰臣),只有《汉书》依然是《汉书》。张问:“听说这以前是先生的藏品?”钱谦益说:“是的”两个字出口的时候,他的脑海中掠过许多人事,年轻时的柳如是,刚建成的绛云楼,初到手的两《汉书》、以及南京城大雨中的出降,还有那场毁灭一切的熊熊大火。最后竟然定格在一个他几乎都已忘却的瞬间:李维柱转身对他说,如果能拥有这本赵孟頫家的《汉书》,一定要每天焚香祭拜,奉若神明,死了也要带着它到九泉之下。不知怀着怎样的心情,钱谦益与张缙彦一一对证了这部书的细节,从赵孟頫的箴诫,陆师道的小像,文徵明的标签,王世贞的题跋……钱谦益回去以后把这件事写成《书旧藏宋雕两汉书》一则,其中用“楚弓楚得”的典故,希求内心释怀。两年后,张缙彦在浙江任上,因文字狱获罪,流徙宁古塔。次年携图书歌伎出关,与吴兆骞等诗酒唱和,老死不还。在他出关前,钱谦益曾为其写过一篇序文,其间提到了自己和宋板《汉书》的过往,似乎有所恳求。但最终不了了之。这部奇书也就忽然沉寂在世间。陆:天禄琳琅自张缙彦获罪到乾隆朝的一百年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康熙年间,有人把这部《汉书》带到了京师,并开出天价。兵部尚书梁清标出价五百金,那人却又不愿出售,从此再无音讯。值得一提的是,梁清标和钱谦益、张缙彦一样,都是贰臣。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命内臣检阅宫廷秘藏,选择善本进呈御览,列于昭仁殿,赐名“天禄琳琅”,为清廷收藏善本珍籍的专门书库。此后的三十一年间,由民间征收的珍籍孤本尽收内府,馆藏大为扩充,大臣于敏中、王际华等十人受命整理入藏昭仁殿的善本书籍,“详其年代、刊印、流传、藏弃、鉴赏家采择之由”,编成《天禄琳琅书目》:计有宋版7l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板85部,明版252部,总共著录善本书429部。在历朝版中,以宋板最为珍贵,而在宋板中,“前后《汉书》雕镌纸墨并极精妙,实为宋本之冠”。两《汉书》如何流入内府,已不得而知。总之,在乾隆帝1744年发现它之前,就已然收入官藏。当乾隆帝得到它的时候,欣喜欲狂,兴奋之下,连题两跋。不能尽兴,又钤御玺近十方。仍觉意不能尽,于是仿效赵孟頫、王世贞旧例,绘御容其上,更题诗一首,虽然诗很糟,但大体说明了流传,其诗曰 :冠冕琳琅天禄收,因刊书目阅从头。吴藏本自赵魏国,楚得重归王弇州。久入上方不知故,兹编四库识其由。旧杯新斝多佳玉,却笑无能大白浮。不管乾隆如何笔墨糟蹋,这部流传八百年的瑰宝,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归宿。在此之前,它是由无数爱书之人,凭个体之力,接力一般保存了下来,他们有的家道中落,有的获罪抄家,有的经历改朝换代,有的甚至没留下任何痕迹。但一经国家收藏,这些都不再是问题。此时,离我们现在的时间坐标,只剩二百多年,对于两《汉书》八百年的寿命来说,不算很久,也只是之前的一个经手而已。清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晚,乾清宫发生大火,乾清宫与弘德殿、昭仁殿两配殿皆成废墟,天禄琳琅所藏429部善本,全部化为灰烬。按照故事的套路,这一段开头,应该有“然而”两个字,就像宋真宗秘阁大火,然而有御赐两府的遗存;就像绛云楼大火,然而钱谦益早已将它割爱于谢三宾。然而,这里并没有“然而”。存在,以自身为起点,向过往延伸的一条射线。除了起点,我们把这条线叫做历史,历史可以是记忆,也可以是记录。人们渴望融入历史,通过记忆,通过记录。于是,刻之甲骨,书之竹木,凿于金石,刊于纸张,但除了载体保存的时间长度之外,记录与记忆并没有什么两样,同样会忘却,会消散。但人类的可贵就在于,在不断忘却中记录,在不断消散中传承。一部书的故事,就到此为止。忽然想起有关它曾经的主人王世贞的一些琐事,姑且作为结尾。第一件事:王世贞22岁中进士,同榜有位朱同学,后来官做到了太史。当初王世贞在朱同学家,看到了一本《六臣注文选》,同样是宋初的刻本,稍逊于《汉书》而已。王世贞“几欲夺之”,但考虑到是他人心爱之物,“义不可而止”。等他人过中年,有人拿着这本《文选》来出售,此时朱太史已经过世,睹物思人,前缘旧憾,王世贞非常想买下来。但当时“束身团焦”(团焦,即是圆形小草房,盖王家经济已大不如前,且王世贞晚年修道,屏去玩好,非常简朴。),连拿庄园换来的汉书,也都传给了儿子,便惘然作罢。第二件事:王世贞书房里有一位老仆人,很解王世贞的心意。比如王世贞想检索某部书某页某字,才张口,老仆就闻声找出,像提前准备好一样。第三件事:王世贞曾著有《读书后》四本,当年抵国税捐给朝廷,等王世贞下世,王士骐才发觉连一本底稿都没有保存。多年后,有一个货郎担子经过王家,王士骐竟在货担上发现了父亲的旧稿,遂得以刊印行世。清人叶昌炽读到这几个故事,非常感慨,于是在《藏书纪事诗》中题了一首诗:首句云“得一奇书失一庄”,这是说王世贞少年意气,以庄换书的往事;“团焦犹恋旧青箱”,团焦就是茅草屋,青箱是古代盛书的箱子,代指书籍,意思是说,当少年清贵老来落魄之时,还想念着那部曾经的旧书。“眼前束笥呼奴子”,笥就是竹子,引申为竹简、书籍,大意为:生前与藏书耳鬓厮磨,连家中老仆都对它们了如指掌;“身后骈枝问货郎”,骈枝,就是六指,比喻无用之物,但还有一个词叫“骈枝俪叶”,是钱谦益首创的,代指文藻文章,这句是说:死后这些带不走的无用之物,只有向货郎担上去寻了。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眼前束笥呼奴子,身后骈枝向货郎。 End。
谢邀,眼下正在备考,写一个和藏书有关的小事,作为抛砖引玉吧~众所周知,现存的中国古代藏书楼里,以天一阁最为著名。而天一阁藏书时,常用一种植物放置在书页内,称为芸香草。芸香草产自西南,因为草中带有香气可以驱虫,被做官的范钦发现带回了天一阁。而传说中,芸香草的名字来源于当时嫁入范家的一位小姐,这位小姐嫁入范家并不是为别的,而是只为了看一眼名重一时的天一阁藏书。但是当她结婚后才发现,范家的家规不许女子登楼观书。几经辗转始终不能如愿,后来抑郁成疾就过世了。传说这位小姐大概因为执念太深,死后化作了书中的香草,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和书相伴的愿望。自此香草因小姐的名字而被称作“芸香草“。如果说世界上爱书的人数不胜数,但是这位小姐可当真称得上书痴了,但我觉得,人总要有些痴情的,不论是对什么事物。PS: 推荐一本小书《书天堂》,里面有很多藏书读书的传奇故事,有兴趣的可以一观。
负面的“传奇”故事……「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篇首西汉虽曾广收天下图书,但在藏入宫廷之后,却乏于妥善保管,从汉初到成帝年间不到200年的时间,在两次检视中(从中也反映官方很乏于重视,大概是相隔几十年偶尔想起来才打开库房看看的水平……)发现所藏图籍竟然“颇散亡”,其中想必有很多是被虫蛀、老鼠所毁坏,如果不是刘氏父子妥加整理成书并且努力使得其中一些整理成果(《左传》等)得以立为学官,那么西汉官方所搜集而不重视保存的这些珍贵图籍可能都已经被老鼠的牙齿批判殆尽了吧……
请参看杜泽逊《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2008年修订版),第四章《文献的收藏与散佚》,第二节《历代私家藏书之兴替》,从周秦讲到近代,基本囊括古今著名藏书家,各种传奇故事,时而让人艳羡,时而让人激动,时而让人唏嘘不已。
宋版《汉书》。这个宋,不是说年代,而是说人。北宋高官宋敏求,精于校勘,他校过的书被公认为善本。元朝皇室后裔赵孟頫藏有宋版两汉书,据说刊刻精良,赵很喜欢,就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这部书流转到明朝,落到了文豪王世贞手里。他用一座庄园换购此书后,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后来他家道中落,不得已,把书卖了。到了明末,这部书落到了绛云楼,也就是当时的文坛盟主钱谦益手里。钱也是花大价钱求得此书。绛云楼后来失火,钱的藏书十不存一,所幸此书之前被钱卖掉,逃过一劫。这部书最终落到乾隆手里,成为乾隆最喜欢的藏书,于是也把自己的像画在上面,当然,按照乾隆一贯的操行,也得题诗,钤印。乾隆把最爱的四百部精品集中在乾清宫昭仁殿,并且题了匾,这就是著名的“天禄琳琅”。乾隆把这部书看作是藏书之冠。乾隆做了太上皇的第二年,乾清宫大火,这部书挂了。
说说书史吧。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是部血泪史。(先界定下内容,由于是藏书史,所以尽量不提书的内容,只能略及古书形制。)我国是个喜欢烧的国家,也包括拆。朝代更迭,烧书是很经常的事。在当时人看来,毁灭眼前的一切似乎可以带走自己的痛苦。于是,书,这个代表着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制度等等的东西,变成了替罪羊。可能大家都以为烧书始于秦始皇焚书,其实错怪他了。周末,诸侯国削去周王室典籍,汉书艺文志:“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这是说各路诸侯怕书中内容对自己不利,于是烧之。战国中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焚毁诗、书等儒家典籍。这有点像几十年前,不过烧了书,烧不掉历史规律,就像烧了布鲁诺,太阳也不会绕着地球转。最后,秦,李斯设“挟书律”,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不烧:秦纪、博士官之书、医药卜筮种树。搞笑的是很多人认为秦始皇烧书烧得一本不剩。其实烧的书有三类:《诗经》《尚书》以及各诸侯自己的史书。实用的书,比如“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是六类书,不是三类,不烧。不然现在那么多先秦古书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当然,后世出土了一部分。)秦汉之际,刘邦打进了咸阳。萧何这时候做了一件聪明事,即收取了秦政府所藏图书。注意,图书是两类,有图,有书。古代经常图书并举,并且很重视图的研究,比如周易就有很多图,比如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龙图、易数钩隐图等等。不过秦政府的图,大概多为地图。还记得“挟书律”吗,并非秦始皇焚书后就不禁止挟书了。而是直到汉惠帝时才废挟书律,也就是说汉仍在禁书。西汉末发生了一件书史大事。皇上派陈农收天下之书,派刘向和他儿子刘歆整理群籍,算是把西汉末时我国所有藏书来了一次大检阅。现在我们走进西汉时期国家图书馆“兰台”,看看都有什么书。先说数量,仅有一万三千余卷。要知道每种书可是有很多卷的,这个数量在我们今天看来可能很不可思议,简直太少了。但是要注意,这是“卷”,用竹简编的,一卷好几斤。所以,那时候的读书人,大多不仅财力雄厚,而且体力也很雄厚。再说内容,所有书仅分六类,内容差不多相当于后世的“经史子集”,对比现在网上卖书的分类法,这简直是微缩世界的小天地。不过刚刚刘向刘歆整理完,王莽之乱损毁得就差不多了。东汉末,董卓迁都长安,又毁一次。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书这种不能吃的东西大概率用来当柴火。最有意思,也最可气的是梁元帝。他喜欢藏书,更是痴迷读书。常让侍从读书给他听,即使睡着了,但有读错,也会立刻惊醒。在江陵即位时,藏书多达14万卷。但就在江陵城破之夜,他命人一把火烧掉。造成自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一次书籍浩劫。有人问他为何焚书,他回答:“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隋代也焚书,不过有目的性,专焚纬书。“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是借儒家经书宣扬占验、符箓等等当代人看来荒诞不经的东西的,经常和图谶混在一起。干嘛非焚纬书?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用占验、符箓的方式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刘邦当年不是斩白蛇,说自己是赤帝之子吗?还有陈胜,往鱼肚子里塞小条,说自己要当皇帝。纬书一样,只不过书面化、学术化一点。皇帝当然怕。唐代,安石之乱、黄巢起义、唐末五代之乱,书这种东西皇帝、百姓逃跑时也运不走,农民起义嘛,打一处烧一处。宋朝的时候大多是皇宫火灾,影响面积不算太大。不过宋时学术发达,宋人自己写的书现在保存下来也是不少的。按比例来讲,先秦古籍占全部古籍的量及其微小,大多是宋以来的著作。插一句,说藏书比然涉及书本身的价值。宋版书,明代已成珍宝,清代大藏家如清初的钱谦益、徐乾学、到晚清四大藏家,对宋本基本是膜拜的态度。不过藏书家的名号,在藏书之前已经写定了他们的命运。藏书,为何而藏?为读书?为鉴赏?大多数藏家只是聚宝而已。清代藏家大多是高官,像顾广圻这样的学者只能给黄丕烈打工。尽一生之力所聚之宝,于身后须臾间散去,这可能是所有藏家的命运。陆氏皕宋楼,藏书多得自上海郁松年宜稼堂,其中大部分为汪士钟艺芸书舍所收乾嘉时苏州黄丕烈士礼居、周锡瓒水月亭、袁廷梼五砚楼、顾之逵小读书堆等四大家之旧藏,极为珍贵。光绪年间,陆心源之子陆树藩以10万元全部售与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这算好的。官修的四库全书,原本修了南北七阁。现在,文溯阁还在,文渊阁在台北,文源阁和圆明园一起烧了,文津阁在国图,文宗阁太平军烧了,文汇阁太平军烧了,文澜阁太平军烧了。要知道,历史上烧掉的很多书,自作者著成以后,并没有多少人看过。几十年前,又烧了一次,真的可能是史上最大最严重的灾难,焚毁数量无法统计。
我说两个三国时期的故事,不过也不算什么传奇故事:蔡琰:蔡琰,也就是著名的蔡文姬,东汉末年才女,作有《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蔡琰的父亲是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邕生平喜藏书,多至万余卷,晚年将所藏之书载数车悉数赠给王粲,家存藏书还有四千多卷。只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匈奴趁机入侵,蔡琰被匈奴左贤王掳走。后来曹操几乎平定中国北方,闻故友蔡邕之女蔡琰的遭遇,出于对故人蔡邕的怜惜与怀念,“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将蔡文姬从匈奴处赎回。有一天,曹操问蔡琰:“听说你家原来有很多古籍,现在还能想起来吗?”蔡琰说:“当初父亲留给我的书籍有四千余卷,但因为战乱流离失所,保存下来的很少,现在我能记下的,只有四百余篇。”曹操说:“我派十个人陪夫人写下来,可以吗?”蔡琰说:“男女授受不亲,给我纸笔,我一个人写给你就是。”于是蔡琰将自己所记下的古籍内容写下来送给曹操,没有一点错误。时且寒,赐以头巾履袜。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后汉书·列女传》向朗:向朗是三国时期蜀汉官员、藏书家、学者。向朗年少时虽然涉猎文学,然而不能自我约束坚持,所以只以为官才干著称。自从被罢免长史之职后,闲散无事将近三十年 ,于是更加潜心的研究典籍,孜孜不倦。年过八十,仍然自己动手校勘书籍,指出谬误之处,他所积藏的书籍,是当时最多的一位。向朗开门接待宾客,诱导收纳青年,只谈论古书文义,不涉及时政,以此在当时颇为著名。上自朝中执政大臣,下及少年儿童,都很敬重他。初,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乃更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年逾八十,犹手自校书,刊定谬误,积聚篇卷,於时最多。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但讲论古义,不干时事,以是见称。上自执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三国志·向朗传》向朗这种传授知识辅导后学的举动,开创了历史上私人藏书家对读者开放和辅导利用藏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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