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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国家土地改革与阶级成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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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投诉主题：土改分地直补说外嫁的女儿不给分
标签：常德&&村委会
按每户人口多少分地，说外嫁的女儿不给分，我是外嫁女没错，可是我的户口没有办理过迁移到，为什么不能享有分地，而且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是招郎，哥哥结婚，但只有他们自己的户口，在父母名下，并没把哥哥子女迁户于哥哥名下，这种情况我们村给的说法是组与队之间的决定，好笑的事，在多年前我们罐头咀聂家山村一组已多年没有组长，不知道何人如此能耐，就真没人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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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随地便捷投诉叶匡政：土改中如何划阶级成分
& & & &土改看起来改革的是土地，实质上改变了人心。人心变了，人与土地、财产、权力的关系才会变。
　　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划阶级成分简单说来，就是依据土地占有、是否劳动、有无剥削这三大标准，将生活在农村中的人，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不同的阶级。这既是土改中变更地权的理由，更成为确立新政权在乡村中合法性的基础。
　　虽然有了土地、劳动、剥削这三个标准，但由于执行者颁布相关规定的滞后，各地出台的办法也大多含义抽象、模糊，使划分阶级的标准在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很大差异。有时完全靠土改干部随机掌握，落实到各村庄，情况就更加混乱。
　　华东局五莲县委总结过：&因为划时缺乏标准，及为过左情绪所笼罩，所以毛病很多，标准不一。如在经济上的标准，有单按地亩多少、单按自地佃地、单按生活好差，有过轻微剥削的即是地富，有过贪污盗窃行为的即是恶霸，因经营副业生活优裕的亦作为地富看待，在穷庄里是普遍的矮子里拔将军，&找不到阎王就找鬼&，许多中农被升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态度好坏亦作为定成分的标准，如做过坏事的，在顽方、伪方干过事当过兵的，有特务嫌疑的，有恶霸行为的，和干部关系坏的，阶级成分就上升；关系好的及干部积极分子本身，阶级成分就下降；有的则挟私报复，有的查三代。&
　　晋绥区的兴县木栏杆村很有代表性。这个村50多户，村里有1000多亩地是属于另一个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几户，连富农都算不上，其余40多户则靠租地耕种。
　　当时晋绥分局的领导听到这样的情况，就启发工作队：全村没有一户地主，这能说得通吗？划成分不能光看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还要看他们的政治表现，看他们铺的摊子大小，还要看他们祖辈上干过什么事情，看他们的父亲、祖父是否曾经有过剥削行为。有了这个指示，工作队划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办法，无论现在怎样，只要其祖父、父亲有过剥削行为，就将其划为破产地主或破产富农。工作队还创造了一种划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农民的祖坟。只要发现坟墓有围墙、有石碑，就将其后代划为地主或富农。理由是，贫雇农的坟是立不起围墙、竖不了碑的。就这样，工作队硬是让该村的地主富农占到了全村总户数的30%。
　　村里挖浮财时，从张拖喜家挖出了200块大洋。这是张拖喜兄弟的血汗钱，为了积攒这点家底，两兄弟常年辛苦劳作，寒冬腊月还磨豆腐卖，根本谈不上剥削所得。但因他们在挖浮财时出口伤人，得罪了几位&积极分子&。工作队便认为，既然村里搞出了八九户地主，就一定有恶霸，于是张氏兄弟被定为&恶霸地主&。分局领导得知，表扬了工作队，要他们扩大战果。
　　斗争会上，村里农民了解两兄弟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后，只好由一个工作队干部站起来宣布：&张拖喜、张拖长罪恶累累，他们欺压群众，打骂老百姓，不杀不能平民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斗地主，对恶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软。&于是，张氏兄弟当场被两个&积极分子&执行了枪决。
　　劳动、剥削标准在具体评判起来确有一定难度，这使得各地在划阶级时，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情况。苏南松江区的杨川根，单身汉，有自耕田6亩，出租田12亩，本人60多岁了，不能参加劳动，便因无劳动而被划为地主。扬中县八轿区将一个只有1.7亩田而没劳动力的老太婆评为地主。无锡县查桥乡蒲锡庆全家4人，仅有7亩田，因全部雇人耕种，被划为地主。
　　很多地方还把生活作风、人际关系的好坏当作划阶级的主要标准。苏南武进县万塔乡就是这样，四村杨仲方一贯好嫖，五村黄耀太好骂人，六村王扶进不肯借东西给人家，七村戴祥林当过伪代表，八村蒋和尚好赌钱，这些人都被划成了地主。
　　划阶级成分是对所有农民个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农民的头脑中，将人与人的关系分出有&敌、我&界限的阵营，改变了每一个农民看待社会与个人的方法。这一点不仅让农民从心理上与地主分了家，更是唤起了农民潜藏心底的权力欲望。一个人的出身和过去贫穷的程度，成为他得到各种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区涉县更乐村，就按照一些贫雇农的意见，搞了一个&八靠八不靠&的标准，划成分时可按土地、房屋、牲口、农具、内货、摆饰、根底、剥削等八个条件进行灵活衡量。贫雇农看见谁家的油水大，随便找一个理由，便能给他戴上地主富农的帽子。一户仅有两亩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划为了地主。
　　这个村还对地主富农采取肉体消灭政策，人民法庭共判决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实际成分只相当中农，而群众认为真正该死的只有2人。杀人的办法没有一个是用枪毙的，多采取通刺刀、开膛破肚、&砸核桃&等残酷办法。
　　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模仿古代官员开堂审案的闹剧。据山东莒南大店区一位庄姓民兵回忆：&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农救会长穿上官服坐堂，严重的时候惊堂木一敲，&给我把耳朵割了！&说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几百口子，在北河里死了不少，吓都吓傻了&&
　　为了让地主家妇女说出浮财，把他们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刘家岭村的农救会长回忆过邻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个，都当石匠，三年盖了三层炮楼，全家40亩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里拔将军，选出来了，弟兄6个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两半。当时提的是有仇报仇，有怨的报冤。&
　　划阶级成分可以说彻底变更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旧的乡村秩序是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新概念颠覆了。那些过去主导了乡村社会的地主和富农们，在土改中是被批斗、控诉的对象，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被管制、镇压的对象。它不仅摧毁了原来乡村精英的社会与经济基础，使他们&权威失落、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达到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目的。划阶级成分，其实是重组国家权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过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来显示新政权和以前穷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县在划分阶级时，就提出要尽量发动农民&扯破脸皮&地与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无情的&斗争，要求&将地主的屋场变成战场，男斗男，女斗女，男斗农具，女斗衣，儿童斗儿童&。山东滨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实行&扫地出门&&，&一切照百分之九十农民的意见要求行事，对地主有生杀予夺之权，任何人不能干涉&。苏南一些地方划阶级，明确规定了&上台要跪，承认要爬，不服就打&的办法。莒南涝坡区农民喊出的口号则是：&封建恶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杀人犯！&&地主财产不合法！贫穷就是理，穷人是大爷！压迫地主，拥护穷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聂其义当年是地主的义子，也被划为地主。据他后来回忆：&聂其勋，就是我堂兄，五十多岁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为收割庄稼时，不让人家跟在腚上（后面）拾，（其实）不是不让拾，是收拾完了再让拾。那不是一条大意见吗？&&&俺饿得了不得，拾零庄稼不让拾&。一点意见上去就是一棍子，时候大了就打死了。&
　　在总结那段历史时，聂其义认为：&不管大小意见，群众当家嘛，有一个说得砸死，就得砸死。公报私仇，这个成分厉害。贫雇农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数是好人，可有几个人在那里胡乱说话，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说不砸死，就得随着。那时候不就是那个社会吗？贫下中农有说话权利，地主富农有理也不能讲。你要是一说话，把棍子来上，哪能有说话的权利？那个聂其师，听说头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尸&&&
　　土改中划阶级的构想，应该说与当时一些村庄的现实是有距离的，阶级差别并没有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村庄。但是，这一场关于&穷&富&&善&恶&的道德戏剧，确实在每一个农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养的话语、仪式与精神习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中，成为以后群众运动的一个重要源头。
　　真正的悖论是，土改划阶级本来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在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之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为&地主&；贫农得到了土地，却被称为&贫农&。&阶级&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森严的阶级划分，其实是一种权力与身份的虚拟，所以学者黄宗智将它称为一种新型的&种姓&制度，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只有&种姓&，才会联系历史和血统。
　　华北饶阳县的杨各庄，在划阶级成分时，因没有活着的地主，工作队便将小孤女宋朵预先划为地主，虽然她只有几岁。村干部决定，等她长大了，再正式将她定为地主。她没从父辈的土地获得过一点好处，却要因那些土地蒙受灾难。这个小女孩的余生，都将被看作人民的敌人。
| 责任编辑：花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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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2月22日、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媒体认为，本次会议将重点讨论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在不久前的11月20日，中办、国办正式公布《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实现了把农村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新华社“新华视点”微信公号23日发文称，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被称为“新土改”，此举一来可以解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问题，二来可以解决农民外出打工，土地搁置问题，另外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全文如下：
城里的小伙伴们可能不知道，目前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正在推进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有序流转，被称为“新土改”。中国农村经历了哪几次土改，目前的“新土改”新在哪儿，城里的小伙伴们知道吗？
日，中办、国办正式对外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提出鼓励承包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实现了把农村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
说到农地的三权分置，就要先把“地权”这事儿搞清楚。事实上农地最初只有一个权――所有权。话说过去几千年，农地所有权一直在皇阿玛和地主手上，农民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前后，“打土豪分田地”，第一次土改如火如荼，地主的土地被分给农民，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上世纪50年代经过农民合作社运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从农民个人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划归集体。
农民合作社运动带来一个问题：地是公家的，力气是自己的，干多干少一个样，所以老乡种粮一直没啥积极性，普遍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了，但国人温饱问题始终没法儿解决。
如何解决种粮积极性问题？这就必须要提30多前在中国农村发生的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席卷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 “大包干”。它实际上是把农民对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所有权还归集体，但使用权归了农民，“一权”变为“二权”。
“大包干”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还解决了农民种粮积极性问题。粮食开始连年获得丰收。
不过，事态又有了新变化。在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大量人口和劳动力离开农村，原来家家户户都种地的农民出现了分化，老乡不经营自己承包地的情况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全国农村普遍出现的一个现象，想种地能种地的人，手里地可能并不多，而一些有地的老乡却出门打工，这就导致大量农地荒置。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在外打工的全国农民工数量近2.7亿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其中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1.7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
针对这一问题，各地老乡纷纷自发走出了一条“土地流转”的路子，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实际上是把经营权又从农村承包地的承包权中分离了出来，二权变三权。
各地土地流转开始加速跑，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3.8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8.8%，比2008年底提高20个百分点。
三权分置有哪些好处？一是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并且实现了规模经营，向现代农业转变。目前我国农民人均耕地不足几亩，有序流转后，可实现人均百亩的规模，机械化耕种、规模化经营，堪比美国的大农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其次，对农民来说，增加了收入。老乡外出打工的同时，还能获得一份租地收入，变身“包租公”。不要小看这份收入，如果是自己种粮食，风调雨顺最多也就是一亩三五百块钱，但租给种粮大户，不仅能收租，还可以放心地出门打工。
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总体上平稳健康，但也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农业部部长说了，有的地方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片面追求流转规模、比例，侵害了农民合法权益；有的地方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服务水平有待提高；有的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就会影响到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健康发展。（来源：新华视点 记者 王宇）
(责编：王栋)
农村土地 土地流转 农村劳动力 新土改 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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