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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改释放人员的养老保险
劳改释放人员的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保险是五险中的一种，养老保险最低缴纳年限为180个月这算为年限大致为15年。养老保险交的年限较多的在领取退休金时则可以多领取费用。养老保险的缴纳是允许间断性缴纳的，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可以申请享受养老金待遇。单独办理养老保险需带上身份证、户口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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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分感谢朱吉江老师！我再到有关部门问一下，看他们怎么说。要求单位补办。直接联系社保你可以查看劳动部网站没开除让原单位办
(七)劳改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在本市区、县家中落户的，凭本人申请、原户口注销地派出所证明、劳改、劳教单位释放、解教证明，经派出所审查后上报分、县局审批(市区落户的 第二十条　经批准安置的农业人口，由公安部门及时就地办理农转非，纳入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体系、城镇就业服务体系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城市居 五险一金是劳动者最为关系的问题之一，而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已经提出，要精简五险一金。也就是说五险一金可能变成四险一金那具体是怎么样的？下文华律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 五险一金顾名思义就是五种保险加一金，那五险一金具体是哪五险哪一金呢？...你自己每个月为你缴纳的社保比例应该是8%2%10块+1%8%19%10块延伸阅读：五险
“五险”指的是五种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 五险一金查询专题为您提供最新五险一金查询的相关知识，以及全国各地的专业律师在线解答五险一金查询有关法律问题。 华律网五险一金专题为你提供五险一金,包括,比例法律知识以及免费提供北京上海山东广东天津重庆深圳济南浙江江苏南京青岛五险一金法律咨询以及律师。 五险一金缴纳比例专题为您提供2011年最新五险一金缴纳比例的相关法律法规，律师在线解答五险一金缴纳比例有关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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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接受委托后，在会见被告人时，被告人声称他虽在1977年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被押送青海劳改农场劳改，1979年被改判，无罪释放。他将该情况向公安机关若判处实刑，投入劳改后既不利于监狱劳改部门监管，也不利于监狱部门劳动改造教育，相反必然会增加监狱劳改单位的负担!另外，谢兴友有两个女儿需要抚养教育，即大女儿谢X这是一件很普通的盗窃案，伍某(化名)因为盗窃自己所在单位的电缆线，电缆线价值40500元，被一审法院于...在劳改场所失去自由的滋味很难言明，据我所知有的服刑人由于承办法官对案件先入为主，开庭中检察机关的检察员的咄咄逼人，认为上诉人是累犯而且犯罪判决劳改出来后很短时间重新犯罪，比如这次犯罪就是抢夺罪出来不满两年又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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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养老保险，并且根据公证法、公司法，他们还没有资格担任公证员，在刑满释放后规定时间内不能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比在监狱里服刑几年，这些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惩罚和打击。修法“零容忍”比...对职工而言社会保险现在通常说的是"五险一金"，具体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一金即：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具体单位和个人承担的比例是各承担50%，那是按照个人全年平均工资...劳释人员“旧病复发” 生活压力大是主因_检察日报社多媒体数字报刊平台
第08版：法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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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释人员“旧病复发” 生活压力大是主因
杨林　允波
2011年4月，安徽省芜湖市司法局组织的“就业直通车”开进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　　图片来源:新华网安徽频道
&&&&这些天，王强(化名)正忙着盖房子，其中一部分资金是济南市劳教所用于帮助他的救助款。济南市劳教所积极探索建立针对劳教人员长效救助机制，作为一名“四进宫”的劳教人员，他获得3000元的救助款。&
&&&&“四进宫”历史&
&&&&去年底，济南市劳教所举行了帮扶感化教育工作启动仪式，向11名特困劳教人员家庭发放救助金1.45万元。王强就是11名人员之一。&
&&&&“这次出去后得好好干，不能再骗人了。”救助仪式上，即将解教回家的王强说。王强所在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明波代领了救助款，将王强接回村里。&
&&&&54岁的王强是山东省济阳县人。在和记者交谈中，他的目光总是躲躲闪闪。他说，十几年来因为行骗，他已经4次被劳教。说起违法原因，他略有所思地说:“怪我好吃懒做。”&
&&&&李明波向记者介绍了王强4次违法的经历。王强父母去世后，留下的土房子年久失修坍塌，他无家可归，四处到亲戚家借住。没钱花了，他就想到了骗。于是，他指着一片树林对买木材的人说:“我急着用钱，这片树林3000元卖给你。”对方付款后，他跑了。
&&&&案发后，王强被抓获并劳教。解教后，王强因无家可归，没钱了又千方百计地行骗。行骗被抓又被劳教，解教后又行骗……十几年间他先后4次被劳教，每次都是因为骗钱。&
&&&&济南市劳教所教育处工作人员李军介绍，调查表明“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无亲可投”的“三无”劳教人员，重新违法率比较高，个别劳教人员甚至“三进宫”、“四进宫”。按照常理，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通过劳动解决个人温饱应该没问题。那么，这些人为何多次违法?究其原因，除了个人好逸恶劳外，对他们的安置救助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难以破解的“魔咒”&
&&&&前不久，李军到在教人员白刚(化名)家中走访。一进白刚位于商河县的家，李军惊呆了:家徒四壁，墙壁往下掉土渣。更让李军吃惊的是，白刚11岁的女儿竟然没有上学。&
&&&&李军了解到，白刚的父母都患有严重疾病，妻子身体也不好。父母常年治病，家里一贫如洗，甚至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没有。孩子11岁了，竟然没上过学。为了获得钱财，白刚就去盗窃。结果，白刚被劳教了，家中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生活雪上加霜。&
&&&&看到这种情况，济南市劳教所联系当地政府和学校，帮助白刚解决了孩子的上学问题。李军痛心地说:“孩子上不起学，将来改变命运、改善生活的机会更少，家里可能更加贫困，一年不如一年，一代不如一代。”&
&&&&“生活窘迫导致违法，违法后生活更窘迫，甚至致使家庭成员生活难以为继。这个几乎成为特困劳教人员及其家庭的难以走出的怪圈。”李军说这个问题令人深思。&
&&&&家住济南的矫亮去年7月因打架被劳教。35岁的矫亮父亲去世，母亲患有脑萎缩不能自理，孩子3岁，妻子无业。这样一个家庭，几乎全靠矫亮每月1000多元的打工收入支撑。为了改善生活状况，矫亮找了一份兼职。一次，他跟老板外出时和人打架，结果被劳教。家中没有了顶梁柱，日子可想而知。面对劳教所发放的1000元救助金，矫亮哽咽着说:“真没想到，劳教所还帮助我们这些犯错的人。”&
&&&&“旧病复发”主因系生活压力&
&&&&济南市劳教所在全省劳教系统首家启动了帮扶感化教育工作，旨在通过对特困劳教人员的帮扶，帮助他们摆脱反复违法的恶性循环。&
&&&&劳教所确定了34名特困劳教人员的家庭进行帮扶。帮扶工作能感化劳教人员，解决他们及其家庭的燃眉之急。一些干警也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些特困劳教人员及其家庭未来的生活问题，还需要建立一套长效救助机制。&
&&&&济南市劳教所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劳教人员的违法活动，70%以上是盗窃、抢夺、诈骗等侵财型不法行为。重新违法的人员中，则有80%以上是侵财型违法者。李军分析说，从劳教人员违法类型来看，迫于生活压力违法的占绝大多数，其他违法类型则往往掺杂着侵财目的。&
&&&&劳教所对上百名“多进宫”劳教人员违法原因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人员除了主观上人格不健全、好逸恶劳外，他们的责任田未落实、未办理低保、长期找不到工作等也是重要原因。“在教时教育改造得很好，但解教后在生活窘迫之际又会‘旧病复发’，重新违法。”&
&&&&李军说，建立针对劳教人员的长效救助机制预防重新犯罪非常必要，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感化，开展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帮助这些违法人员拥有谋生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安置帮教工作，让劳教人员在解教后融入社会。&
&&&&“让这些人格不健全的违法人员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显然有难度。”李军认为，目前各地试点的安置帮教基地建设是个方向。如果能普遍建立起安置帮教基地，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后就到基地工作，这样不仅能解决他们最起码的生活问题，也大大降低重新违法率。微信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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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宿舍：劳教释放少年重入社会的中转站
在广州这间昏暗狭窄的地下室里，阳光是很稀罕的东西。每天只有在中午的短短一段时间内，阳光才能透过上方那个脸盆大的气窗，照亮这个只有8平方米的房间。房间里有两张铁板床，上面铺着褪了色的蓝色被单，只容得下两个成年男人并排躺着。 但这却是一处充满希望的地方。对住在这扇黄色木门内的孩子来说，这里是他们逃离昔日苦难后最初的落脚之处。那些苦难藏在他们脸上的疤痕或者眼里的恐惧中，那是在广州流浪多年的生活馈赠，是习惯于犯罪、逃亡或被捕的日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记。但如今，他们在这里游戏、安睡，等待新生活的到来。 这间地下室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它那一人高的木板门上，镶着一块磨平的铜板，上面写着“中途宿舍”4个字。对它的创办人廖陵儿来说，“这是一个歇脚的地方”。她希望那些被劳教释放以后无家可归的少年，在重新进入社会之前，得到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 她和同事们去劳教所看望孩子们，了解他们的过去，并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进入社会。作为这场救助行动的一部分，从2008年3月开始，他们邀请这些孩子住进“中途宿舍”。 重新进入社会前的一个过渡 在位于广州市东风北路一座老居民楼下的这间地下室里，很多孩子的人生被分为两半。 前一半是模糊的。被解除劳教后的这些少年，大都没有身份证，有些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回忆不起父母的名字，甚至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大多数孩子是被人贩子骗到广州的。一个叫库尔班的新疆少年，是在8岁的时候来到广州。他唯一的记忆，是一个大胡子叔叔抱着他上了“轰隆隆的大机器”。 后一半则充满历险。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后，他们也许会结结巴巴地回忆起更近的生活：这些长期流浪在广州火车站、汽车站和地铁站的孩子，习惯于偷盗、抢劫，被捕后被判处一到两年教养期，送到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 在广州流浪时，库尔班的任务，是和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孩子，在街上抢包、偷东西。每天出发前，他们的“老大”都会教给他们不同的逃脱手法：如果警察来了，只要“吞下刀片或者拿起刀在头皮上划”，一般就不会被抓起来。 说起这些来，库尔班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流露出和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世故”，他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光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刀疤。看着这些，廖陵儿“直想掉下泪来”。 3年前的中秋节，廖陵儿和一群义工带上月饼、茶果和一份中国地图，前往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探视这些被收容的少年。她把一人高的中国地图钉在黑板上，说：“地图上1厘米，我们得走上好几天。”她拿出一些红红绿绿的小贴纸，让孩子们“把纸条贴在自己的家乡”。 这些流浪儿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家”在地图上的位置，有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新疆、黑龙江。 “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广州来呀？”廖陵儿问。孩子们一边抢着月饼，一边不屑地大笑：“道理很简单呀，在广州流浪，不会冻死呀。”他们说，他们喜欢温暖的地方，扒火车的时候一般就找目的地为“广州”的绿皮列车。 廖陵儿是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的会长，她和广州市少年宫以及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一起，组织了为解除劳教的少年服务的“展翅计划”。 她很快发现，解除劳教的少年要面临很多问题。他们通常不满18周岁，出来后往往只有“一身单衣一双鞋”。这些刚刚恢复自由的解教少年，由于经济窘迫，加上找不到工作，一旦缺乏很好的引导，就会重新开始犯罪。 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中途宿舍”的概念，由义工组织倡导，为无家可归的解教少年提供住所，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之前，有一个良好的“过渡”。 广州市东风街道中途宿舍在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里正式成立时，没有隆重的揭牌仪式，也没有重量级的嘉宾来剪彩，不过，义工们依然十分兴奋。只过了一年多，就有20多个少年曾把这里当成自己暂时的居所。 “这些孩子都变好了，不会做坏事的” 住在中途宿舍的那3个月里，阿成无聊时喜欢玩一个小游戏。他在气窗下稍息、立正，接着迈着正步，走向对面的墙壁。这只需要小小的7步，他仰起头，望着气窗口，一双双形状不同的脚依然来去匆匆。“它们好像永远有自己的方向。”阿成羞涩地说。 作为“展翅计划”最早的受益者之一，阿成曾经在中途宿舍住过3个月。宿舍管理员姓黄，孩子们都称她“黄姨”。黄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阿成和其他两个一起入住的孩子时，他们穿着不合身的茄克衫，里面是一件旧T恤，脚上拱着坏掉的拖鞋。 中途宿舍刚建立的时候，黄姨察觉到打麻将的老头儿、老太太明显少了。一个老人在打牌的时候听说，中途宿舍里住的是解教少年，直接把牌一撂，拔腿就走。“这样是很不安全的呀。”居民纷纷抱怨。 每次，黄姨都会耐心地解释，“这些孩子都变好了，不会做坏事的”。她细心地给几个孩子抱来3床崭新的被子，在便利店买来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私下里，黄姨对几个孩子都会严格要求。比如，晚上10点以前就回宿舍，不许带陌生人回来借宿。她还不允许阿成、小林和小奉在房间里抽烟。 相处久了，黄姨觉得，这些孩子都特别懂礼貌。他们进进出出时，都会很礼貌地打招呼；每天起床后，总是把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这里的洗手间非常简陋，得顺着陡峭的楼梯爬到地上一层，房间里是一个掉了角的水泥盆，偶尔还漏出脏水。几个孩子都会小心翼翼地用拖把擦去水渍，将洗澡后的场地打扫干净。 他们在这里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几个月，最短才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在这个窄小的地下室里，少年们或多或少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绿色脸盆来不及收拾，还沾着淡淡的皮屑。带花纹的水杯，插着3块钱一大把的野雏菊，叶子已经枯萎了，还剩几片圆圆的小花瓣。不知道是谁，在抽纸筒上贴了一张米老鼠的彩纸，写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圆珠笔字。 常常有男孩回来探望黄姨。过年前，一个叫小银的男生还给黄姨打了半个小时电话。黄姨笑呵呵地逢人就说，小银的工作很好，要回来请她喝茶。 即便那些本来心存戒心的居民，渐渐也接受了中途宿舍。一个老太太带来家里洗干净的旧衣服。兴奋的黄姨打开小柜子：“喏，这里都是居民给孩子们捐的”。还有几个退休教师带来各类书籍。书柜装了磨花玻璃，尽管一角磕破了，里面的书依然满满当当。这些书，有《小学生识字通》，有《当代散文精品》，有《多功能图解成语》，还有性教育方面的科普书。 当然，也有让义工备感失落的事情。阿成曾经成天在中途宿舍睡觉，或者拿着义工给的钱，跑出去打游戏。还有一个叫做小辉的孩子，在中途宿舍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带着新买的鞋子、衣服消失了。更多的则是，很多孩子一直赖在中途宿舍，即使找到工作，“也懒得出去”。 “故态复萌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站在他们的隔壁，鼓励他，和他说话，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牵挂他。”义工廖一柱说。 这些孩子并非不可救药 这间窄小阴暗的地下室，如今是义工们和解教少年的“接头地点”。此前，廖陵儿、关小蕾等义工一般选择在马路边和这些孩子接头。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自掏腰包，买上吃的、喝的，拿上干净的衣服，带给解教少年。很多少年因为找不到工作，往往几天吃不上饭，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车站里。 黄姨记得，曾经有一个基金会的女义工，是一个漂亮的女律师。她开了辆黑色的甲壳虫来接几个解教少年上班。这个长卷发、粉红色指甲的摩登女郎和两个身穿旧T恤、大拖鞋的孩子站在一起，“实在非常好笑”。 “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就像市民眼里的‘过街老鼠’。”基金会的义工周鲒感叹。他曾在广州少年教养管理所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关于这些少年的生活。在他眼里，这是一些贫穷的、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他们怕生，一见到陌生人就把手藏在背后。干警一发话，孩子们便立刻蹲在地上，“将身体缩成一团”。 这些孩子“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特殊的经历，对自己缺乏信心。周鲒曾经为他们排练过一出话剧，一旦这些少年站到舞台上，“就跟站到悬崖上一样”，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放。 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才让这些少年开口说自己的故事。一个叫刘东的少年挠挠头，扬言“来广州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一个男孩大笑着回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从上海扒火车来广州，出站的时候，“头发上的冰还没化”。 甚至，有几个孩子重现了“犯罪现场”。周鲒惊讶地发现，他们似乎毫无悔意。3个男孩扮演路人，模仿广州特有的现象，“双肩包挂在胸前，单肩包夹在肋骨处”。另一个孩子慢悠悠上前，神不知鬼不觉就“偷”了几个钱包，如同探囊取物。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没心没肺。“周老师，再过两个月我就出去了，请你喝茶！”一个调皮的大男孩还“借”走周鲒的手机，打算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告诉自己正在排演话剧的“骄傲”。“我女朋友在天河城上班呢。”他自豪地说。还有一个小眼睛的男孩，还跟周鲒商量着，出去之后如何给里面的哥们儿捎水果。 尽管如此，在周鲒眼里，这些孩子并非不可救药。纪录片的开始，周鲒要求这些穿了条纹劳动衫、剃了光头的少年，统一站在食堂高高的桌子上。他们开始大声朗诵顾城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周鲒深深记得，朗诵结束后，所有的孩子都陷入了沉默。刘东和一个叫做吴岭南的男孩，指着窗外珠江边上的高楼问：“那是天河城还是珠江塔？”即便来到广州多年，他们对于这个城市仍然陌生，唯一的活动范围就是火车站周边地区。 两年后，参与话剧演出的一个少年解教了。周鲒请他吃西餐，男孩笑着说：“我当初的幻想，就是出来之后，有一天可以吃得上西餐。”一刹那，周鲒的眼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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