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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件大事是
A．中国同盟会的成立B．中国共产党的建立C．强学会的建立D．兴中会的成立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重庆市期末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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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1921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使中国革命面..”主要考查你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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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中共一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共产党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和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1.思想基础：十月革命胜利后，一批先进分子“以俄为师”，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2.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3.组织基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4.外部条件：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一大的召开：1.时间：日2.地点：上海（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3.内容：（1）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纲领规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的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共产主义。（2）党的中心工作室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3）成立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4.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走资本主义提供了客观可能性。4.中国革命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即：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共一大会址（嘉兴的画舫上）：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异人生：1、毛泽东1921年夏天，毛泽东与湖南的另一位年长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沪。对毛泽东参加“一大”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比较活跃，善于思辨；一种是比较沉稳，勤于思考。他的确沉稳，善于听取大家意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颇具见解，胜过他人。 　　毛泽东没有参加党的二大。在党的三大之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局，担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的职务。此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辈子，成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1976年9月，毛泽东走完了他83年的奋斗人生。 2、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泽东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曾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汉创办私立中学。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这次大会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发起人、见证人之一。作为一位忠厚长者，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日，这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董老享年90岁。 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血洒疆场志未酬3、何叔衡　生于1877年，是参加会议最年长者。尽管董必武比毛泽东长9岁，何叔衡比董又长9岁。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而且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44岁，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一大”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日，何叔衡、瞿秋白、邓子恢等一批中央领导人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义勇队”遭遇。何叔衡落崖受伤，被两个匪兵发现，结果被匪兵连击两枪，壮烈牺牲。4、邓恩铭　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到领导党的运动只有11年，但这11年生命确实壮观。邓恩铭出身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在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是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较活跃的青年。一大之后，他又作为中国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5、陈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时，他不仅是武汉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同时已是著名的学生领袖。 　　大革命失败后，陈潭秋在江西、满洲、江苏等地做党的工作，曾被捕入狱。1933年春，陈潭秋与谢觉哉化装同行，秘密进入中央苏区，出任中华苏维埃粮食部长。1935年7月，陈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9年5月，陈潭秋奉命回国。中央电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邓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并担任我党与“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日，陈潭秋和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被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于乌鲁木齐。李汉俊、李达――脱党而不放弃信仰6、李汉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血染刑场，被敌人所害。但此时他已不是中共党员。李出生湖北潜江，后留学日本。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定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二大后，李汉俊与张国焘和陈独秀发生矛盾，就渐渐脱离了党的活动。李汉俊不在党组织中活动，但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日下午，李汉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军阀胡宗铎抓走，在未审讯的情况下，当晚被枪决。桂系军阀在刑场贴出告示，称李汉俊为共党首要分子。呜呼，烈士没有在党的花名册上，却死在“罪”为共党首要分子的布告下。7、李达　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他考入北平师范学校后，以优异成绩考上留日官费生。 1918年6月，李达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转折，成了一个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 　　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去了。李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矛盾所致。是年，李达愤然宣布脱党，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错误”。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奉命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理论对话的人。毛称李达为：“真正的人！”。“文革”一开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终年78岁。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背信弃义叛党投敌8、陈公博　是广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日，一大会场遭敌探骚扰，次日会议移至南湖，惊魂未定的陈公博脱离集体而逃，返回了广州。此时，正赶上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中国共产党特别会议决定联孙反陈，但陈公博却拒不执行。 此后，他又在党的会议上明确宣布：不再履行党的任务。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5年回国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1年之后，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蒋汪再次联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陈公博出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行政院实业部长。日，他在南京就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立法院长及军事委员会训练部长要职。然而，就在汪陈联手、多行不义之时，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陈公博由汉奸中的二号人物升为一号魁首。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陈公博仓皇逃到日本。随后，国内掀起惩罚汉奸的浪潮。陈被送回南京。日，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公博。6月3日，将陈公博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判处死刑。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陈公博罪恶的一生结束了，时年54岁。9、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学，进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通过阅读大量社会主义书籍，周佛海开始信仰共产主义。1921年，周佛海在鹿儿岛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信件，成为唯一从境外赶回来的一大代表。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学，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周佛海逐渐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并为生活所困而沉沦。回国后，周佛海很快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沆瀣一气。1924年9月，周佛海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信要求脱党。周佛海一脱党，便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为蒋介石翼下一得力谋士。然而，蒋介石的重用未能满足周佛海对权力的追求和欲望。“九·一八”事变后，周佛海、汪精卫一见如故，共谋“和平”。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期到达昆明等待汪精卫等人逃往河内。此事最后取得成功，周立了头功。　继而，周佛海出谋划策，建议汪精卫开展“和平运动”，建立和平政府。与此同时，周佛海非常重视特务工作。他采用种种特务手段，使自己成为伪政权起事人和“开国元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历时5年4个月的汪伪政府作鸟兽散。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给蒋介石发电，利用他担任上海市长一职表示将沪完整交给中央。蒋介石收电后，任命周佛海为行动总队司令。1946年3月，蒋迫于全国压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谋敌国、图谋反叛本国”之罪被判处死刑。周佛海的婚外恋人杨淑慧以公布蒋周往来密电为由，要挟蒋介石特赦周佛海。日，国民政府下达主席令，特赦周为无期徒刑。日，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囚室之中。10、张国焘　是北京代表，一大会议主持者，中途叛党。五四运动期间，张国焘参加示威游行，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正式成立后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日，张国焘及夫人杨子烈被捕，由于大量文件落入敌手，张国焘被迫投降自首。出狱后，张国焘隐瞒变节行为，参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留在苏联。客居苏联三年的张国焘一回国，立即撰文拥护王明。不久，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主持工作。1935年夏，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马壮，先是要夺红军总政委一职，继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要官要位，并发展到对抗中央路线，对中央北上的决议拒不执行，直至最后抛出一个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1938年初，张国焘利用离开延安到陕西中部黄帝陵祭祖的机会，只身投靠国民党，并面见蒋介石，决意叛党。张国焘叛党后，立即投奔到戴笠门下，从事反共活动。他在上海办过宣传反共的《创进》报。1949年，张逃往香港，同第三势力一起办起《中国之声》杂志。 　　1966年，张国焘匆匆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几年后，客死他乡。刘仁静、包惠僧――历经曲折迷途知返11、刘仁静　出身在湖北应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中学时代到武昌博文书院就读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学到了许多民主意识和外文知识。刘仁静真正的革命旅程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此基础上，他与李大钊、邓中夏接近，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在一大会议上，刘仁静极力反对西欧社会党的议会政策以及改良派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为共产革命作准备。他的这些观点与另一位代表毛泽东有许多相同之处。1926年，受中央派遣，刘仁静赴莫斯科国际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他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料，他在学习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事情：“年，我在马列学院学习时，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我同意他的观点。”1929年，刘仁静在苏学习结束。回国途中，刘仁静突然转到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由于受托派思想影响，刘仁静回到中国，便投入陈独秀门下。此间，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和“特等理论家”。1939年，刘随着国民党三青团机关撤离武汉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回到上海，进入特务刊物《和平与统一》担任主编。刊物停办后，又辗转于国民党各个机关。1951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到人民出版社任编辑。直到退休。日凌晨，一位司机因刹车不及，撞死一名老人。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老人就是最后一位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　　12、包惠僧　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并负责向陈汇报会议情况的代表。包惠僧当初是武汉党组领导人。上海党组织负责人李汉俊委托包前往广州找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包到达广州，陈独秀不同意，并把包留在广州工作。 而后，李汉俊来信说要各地派代表参加共产党成立大会，陈独秀因事不能赴沪，于是就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人去出席会议。革命低潮时期，他回到上海。上海是白色恐怖，苦闷、灰心、失望跃上心头，加上在党内有张国焘的处处责难，他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1931年，包惠僧任蒋介石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1936年转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至1944年。1944年夏，国民政府缩编时，包惠僧看透黑暗，加上终不得志，便自动申请遣散。获批准，携家眷到澳门谋生。1957年，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从此之后，他就笔耕不止，写下大量历史回忆，最后结集《包惠僧回忆录》。日，包惠僧因病久治无效去世。 王尽美――英年病逝感撼后人13、王尽美　是济南代表。1921年6月，王尽美接到一大通知后，乘轮船到上海。一大结束后，他与瞿秋白、邓恩铭等同志一道，代表中共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会议，并会见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组织，办报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日至22日，王尽美带病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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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天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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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天辟地”主要是指A．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举起社会主义大旗B．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C．中国第一次出现了革命政党D．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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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验证：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前面讲过，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后，统治中国的主要是北洋军阀控制的政府。
北洋军阀是在清朝末年由袁世凯建立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反动政治武装集团。他们以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支柱，以外国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靠山。许多军阀本身就是大地主，并直接经营一些官僚资本企业。
袁世凯当权时，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形式上是统一的。在1916年袁称帝败亡之后，连这种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了，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其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主要是地方性的农业经济而没有形成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采取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这些割据称雄的各派系军阀之间，或者为了争夺中央政权，或者为了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连年不断的纷争，引发了多次的战乱。
军队是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的主要柱石。各派军阀竞相扩充军队。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军阀政府不惜以出卖国家利权为代价大量举借外债，并采取强售公债、强迫借款、滥发纸币，尤其是增加赋税等办法，对各阶层人民主要是广大农民进行直接的掠夺。
军阀的专制统治和割据、纷争乃至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问题再一次被提到了中国人民的面前。
二、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
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
这个运动是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开始的。1917年1月，爱国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他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编辑部并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不过，在政治斗争中，他们并非旁观者。他们之所以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由于他们认定“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国民性不改造，“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他们说：“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他们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他们以犀利的饱含感情的笔，去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前贤”，去刺破旧中国的脸，去揭穿旧道德旧教条的丑态。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揭露和控诉，使反对“吃人的礼教”成了许多人的共同呼声。陈独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胡适对白话文的提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 《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民主和科学的具体涵义是什么？在陈独秀看来，民主，既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制度，也是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科学，则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即西方式的资产阶级现代国家这个目标。
孔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进入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政府仍然把孔学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去信奉。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教条式的。这种情况，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压制了民族的生机和创造力。
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启蒙思想家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判。为此，他们大声疾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
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是切中时弊的。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即获得了人们广泛的赞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事实上，当封建主义还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提倡，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这些启蒙思想家，是敢于向两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礼教进行自觉挑战的第一批不妥协的战士。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们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首先，他们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之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股潮流冲决了禁锢思想的闸门。而这个闸门一被打开，各种新思潮的涌流就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无法遏制的了。正因为如此，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
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
第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批判孔学，是为了给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障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根本上说，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为人们提供一种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去有效地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
第二，他们把改造国民性置于优先的地位。但是，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人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要根本改造由这种社会环境产生的思想、所造成的国民性，是不可能的。
第三，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们中有的人看问题很片面，坏就是绝对的坏，好就是绝对的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影响了这个运动后来的发展。
正因为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存在着这些弱点，它也就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而不向前发展。
事实上，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他们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持某种程度的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是因为：
第一，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陈独秀指出：“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逐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
第二，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李大钊讲到：“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中国人是否应当对欧美文明亦步亦趋，当然成为问题了。
第三，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屡遭失败的事实，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
这样，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就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等）继承了它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了。
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梁启超、朱执信等人虽也提过一下马克思，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永恒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组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由于这个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的努力遭到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傍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说，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
十月革命是怎样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呢？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十月革命发生在其国情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因而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们感到，中国国情“皆与俄国相近”，所以中国“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毛泽东兴奋地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第二，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摧凌的中国，“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一些人由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1919年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更引起人们很大的震动。《新青年》刊登的读者来信即提出，我们要由此跨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它“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这样，在十月革命以后、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就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起初，在各种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占着优势。中国的先进分子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之先声”，确信“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11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二、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个运动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首先，是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壮大。在1914年至1918年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这样，五四运动就获得了比以往的革命斗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其次，是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受到这个潮流影响的年轻一代的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再次，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在当时，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也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当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遂应运而生”。毛泽东也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在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这个由几个西方列强把持的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学界的宣言呼吁：“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的爱国行动受到北洋政府的严厉镇压。正当学生的爱国运动面临夭折的危险时，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六、七万工人为声援学生先后自动举行罢工。工人罢工推动了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随后，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扩展到了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
五四运动开始时，英勇地出现在斗争前面的是学生群众。这时，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斗争的主力由学生转向了工人，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6月28日，中国政府代表也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由于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具有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主要是：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认识的阶段，这典型地表现在义和团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即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这场运动中，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和“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这样的口号。这表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了。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之一，是没有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群众，那么，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这在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有力地打破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幻想。瞿秋白当时就说：对于五四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来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到殖民地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里边。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而在这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中，一些人经过比较，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工人在斗争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事实，给予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真切的教育。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告同胞书中说：“学生罢课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对待日益严厉。”“工界罢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陆去。”正因为如此，“‘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到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那些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而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这样，五四运动就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正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上述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开端。
& 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诞生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知识界中得到传播。
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中国早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首先，是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其代表除李大钊以外，就是陈独秀。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给陈独秀上了严峻的一课，促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采取批判的态度。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指出由少数资本家所把持的共和政治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乃不可逃的运命”，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站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了。
其次，是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其代表为毛泽东等。
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时，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冬，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广东的杨匏安早年留学日本，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9年11月、12月，他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等,作了比较确切的阐述。它的发表几乎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可以说是该文的姊妹篇。
湖南的蔡和森于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他在1920年8月致书毛泽东：“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亦不能外。”他“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供自己和他人阅读，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说，自己到欧洲以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到1921年秋，终于“定妥了我的目标”即共产主义。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的要为他宣传奔走”。
瞿秋白、邓中夏、何孟雄、恽代英等，也先后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再次，是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其代表为董必武等。
董必武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读了许多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后，才“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于是就开始“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林伯渠等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主要是由以上三种人组成的。其中李大钊、陈独秀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毛泽东等五四运动的左翼骨干则是其主体部分。
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掀起了一场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明确地同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
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尽管还不深入，但他们对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且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联获得了基本正确的理解。
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严重对立。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采取了明确的批判态度。陈独秀说，马克思修正派的学说“是我大不赞成的”。“像这样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当作前车之鉴”。毛泽东说，“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蔡和森也表示，自己对修正派社会主义“一律排斥，不留余地”。
这说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正确方向。
第二，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旦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一方面肯定这个理论“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具有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不考虑我们的环境，“就那样整个地拿来，应用于我们的时代”。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当人们以一种理论“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这种理论“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
这说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实际上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这个命题。
第三，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忠于民众、作民众的先驱者。他不仅重视工人，号召“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成“劳工阶级的运动”；而且还重视农民，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去做“开发农村的事”。他主张知识分子“向农村去”、“到民间去”。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
尽管当时到工人中去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它预示着先进的知识分子应当遵循的新方向和应当走的新道路。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并没有抛弃而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涵义，使它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发扬。民主不再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民主。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科学，除自然科学外，就对社会的研究来说，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中断或取消五四以前开始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从反对封建思想入手，进而提出必须反对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制度；把反封建思想的斗争的立足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扩展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封建的斗争方式，从少数人进行的思想批判，逐步地发展为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启蒙者的弱点，把反封建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了前进。
如果说，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那么，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开始逐步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起指导作用了。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步传播，建立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国民党（其前身为中国同盟会）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原先的革命党人或者高升，或者退隐，或者落荒而逃。五四运动时，国民党并没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列。蔡和森感叹说：这个趋势很可以说明国民党已“不能领导革命了，客观的革命势力发展已超过它的主观力量了”。成立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1920年1月，有人在报刊上发表《劳动团体与政党》一文，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同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化装成商人，一起坐骡车去李的家乡河北乐亭小住，在途中曾酝酿过建立新的革命政党的事情。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等，介绍苏俄和俄共情况，并说中国可以组织共产党。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的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建立的。时间约在1920年8月，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并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来了。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国焘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都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留学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
在建党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上海创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着重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开始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他们在《新青年》杂志（此时成了上海小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上海、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同月，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也公开出版。之后，还陆续出版了若干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进行了斗争。
1920年底，张东荪、梁启超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同时却强调中国产业落后，“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因此也不具备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他们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穷，解决的办法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同样主张振兴实业，但指出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情况来说，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他们还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存在，而且受压迫极深，因此，“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尽管当时还不懂得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第一步应是民主主义，第二步才能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从一开始就强调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还同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
无政府主义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威、一切国家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反对任何组织纪律、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迎合了那些不满社会现实、陷于破产境遇的小生产者和在政治上感到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绪，一度在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从而使国家消亡；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会使得工人阶级不能集中为强大的力量，从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瓦解工人运动；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要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秩序就要弄糟了”。
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的斗争，帮助一批倾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划清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科学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推动他们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第二，到工人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认识到，组织共产党，“离开工界不行”。“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的距离很大。因此，首先应当同他们加强内部联系”。为此，他们提出了“请钻进工场去罢”的口号。
为了能在工人群众中有效地开展工作，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上海小组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成了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
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如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等。同时，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沪西小沙渡分别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学校，是党的早期组织对工人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
经过宣传教育，觉悟的工人有了组织起来的要求。1920年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192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长辛店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会）。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的工人也相继成立工会。工会开始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进行关于建党问题的讨论和实际组织工作。
1920年11月，党的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阐述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宣言》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对建党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党必须“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这两点”；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和纪律，“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等。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其后，北京、天津、武汉、长沙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各地团组织通过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这些活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来；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样，就形成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创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特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其间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房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参加大会的有来自7个地方、代表53名党员的12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东京）。陈独秀、李大钊因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有事，未出席会议。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
大会在讨论实际工作计划时，决定首先集中精力组织工人。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
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这样，党的一大就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或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批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筹备建党。1921年夏，利群书社的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其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束利群书社的活动。1922年夏，吴玉章、杨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和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
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者、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旧式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种局面就根本改变了。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它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在以后的一个长时间里，它不仅遭到御用文人的恶毒攻击、特务的残酷迫害，更受到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但是，幼稚的、弱小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而不可遏止地生长和发展了起来。当年，它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小组；28年以后，它就成为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了。这个事实说明，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又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不久前还是小生产者。在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更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同时，它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自己的活动的。因此，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不经历一个曲折的探索的过程，一个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逐步积累经验的过程。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要胜利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切实地、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
& 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一、制定革命纲领，发动工农运动
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中国革命就展现了新的面貌。主要是：
第一，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对于这个在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给予了一个基本的解决。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据此，大会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第二，开始采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
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个大问题。以往的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充分地发动群众。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中共二大即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这个党不仅“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要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都“必须是不离开群众的”。
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在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了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等在内的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者在30万人以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的斗争浪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孙中山正是从这个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同它进行合作的。
通过领导工人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党的自身建设也由此得到了加强。在工人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优秀人物，如苏兆征、史文彬、项英、邓培、王荷波等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后来成为重要的领导骨干。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逐步建立起来。1924年上半年，650名党员中，工人党员占到40%。次年1月，已占到50%以上。
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从事发动农民的工作。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的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二、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
国共合作的形成&&&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的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由此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所以在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大体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尽管这个党在几经挫折后，并没有多少实力，并且成分复杂，严重地脱离群众，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因此首先应当争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
关于合作的方式，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先行邀请国民党召开代表会议，经协商后，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即实行“党外合作”。而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为各革命阶级的联盟，这个主张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马林提出来的。同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开始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马林说服了与会的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的决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行中华民族的独立，同时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在民生主义中则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后来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孙中山在大会上说：“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时候了！”大会实际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样，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大革命的准备与进行&&& 国共合作的形成，加快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1924年，工人运动开始复兴，农民运动也有了初步开展。国共合作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未来的革命战争准备了军事力量的骨干。1925年，以五卅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在此基础上，举行了胜利的广东战争，征讨地方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全国人民痛恶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越来把希望寄托在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方面。
当时，北洋军阀统治着全国大部分地区。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30万人；由直系分立出来的孙传芳盘踞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约有兵力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约有兵力30万人。他们与南方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同时彼此之间不断地明争暗斗。
1926年7月，以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为目的的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的支援下，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革命势力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响彻了大江南北、大河上下。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以湖南为中心，广大农村掀起了大革命的风暴。工人运动迅速高涨。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比之以往任何一次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群众的动员更为广大，斗争的规模更加宏伟，革命的社会内涵更其深刻，因此被称作大革命。
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没有国共合作，不会在短时间内掀起这样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起着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不会有这场大革命。这是因为：
大革命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政治口号下进行的。而提出这个口号的，正是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下进行的。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周恩来说，当时，国民党不但在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大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人民群众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经过共产党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一向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的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凝聚起来。1927年4月中共召开五大时，它领导下的工会共拥有280万会员，产业工人基本上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农会则拥有972万会员，由于一个农户一般为五口之家，而入会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农会联合的农民实际上已经达数千万之众。这就为国民革命的发展、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共产党人不仅帮助和推动了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而且在军队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积极提高国民革命军的素质，增强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共产党员在战斗中更是身先士卒，起着公认的先锋作用和表率作用（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是一个突出的例证。独立团在北伐中战功卓著，使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此外，共产党人还建立了一定数量的工农武装（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配合正规军作战，而上海工人的起义武装更是充当了解放上海的主力。
中国共产党对于大革命所作的独特的、重大的贡献，是当时人们所公认的。连国民党右派理论家戴季陶1926年11月在中山大学演说时也讲过“中国共产党好像机关车（按：指火车头），国民党好像货车，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好像人车货车套上机关车”这样的话。
大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 北洋军阀势力的迅速崩溃，使帝国主义列强感到震惊。它们在中国集结兵力、制造事端，企图以武力相威胁，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同时开始把蒋介石看作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进行拉拢。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中国军民遭到了重大伤亡。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的步伐。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为名，在东南各省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讲，是由于反革命力量的强大，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被帝国主义势力和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拉进反革命营垒里去了。从主观方面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大革命的后期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放弃了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它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所以，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后期才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也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它的历史意义仍然是不可磨灭的。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实际上是未来胜利的革命的一次伟大的演习。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了严重的历史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所有这些，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1．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出现了哪些新面貌？
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
1．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12月）
2．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1919年5月）
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
4．《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节选）（1922年7月）
5．《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