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年不在家,我的土转给别人种了,可地主名换了,我现在怎么要回_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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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改天换地的时刻（参考资料）
作者:国家历史&&更新时间: 09:00&&来源:乌有之乡&&责任编辑:heji
网络上广泛流传的一则段子让人无限感慨，异常愤懑：
春节快到了，地下的先烈们纷纷打来电话询问江姐问：国民党被推翻了么？答：被阿扁推翻了。董存瑞问：劳动人民还当牛做马吗？答：不劳动了，都下岗了。吴琼花问：姐妹们都翻身得解放了吗？答：思想解放了，都当小姐了。扬子荣问：土匪都剿灭了吗？答：都改当公安和城管了。杨白劳问：地主都打倒了么？答：都入党了。雷锋问：那资本家呢？答：都进人大和政协了！刘胡兰问：同志们都藏好了么？答：都隐身上网了毛主席问：大家现在都在忙什么？答：都在斗地主毛主席：那我就放心了……
解放：改天换地的时刻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国家历史
　　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那短短一年，无疑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段。以“三大战役”为代表的战争，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走向。　　如果说，战争是历史长河表层激荡的浪花，那么，那些被改变命运的人群，才是真正影响河流走向的洪流。　　在这股洪流中，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经历大时代的洗礼，或顺应，或反抗，或欢欣，或沮丧，或挣扎，或奔跃……也正是这千千万万人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构成了最本真的“解放”表情。这表情，或书写于脸上，或刻画在心里，成为这个宏大历史主题最细致，最生动的注解。　　在沈阳，“国军”少校郭衣洞——也就是日后享誉中文世界的柏杨，亲眼目睹了解放军进城的种种景象，发出了“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的感慨；　　在天津，习惯于在舞台上尝遍世事沧桑的戏人们，这次则是亲身经历了风云激荡的家国变迁；　　在北平，胡适和他的同事们苦苦挣扎在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中，而当他到达南京，没有从飞机上看到自己的众多故交时，不禁失声流涕；　　在淮海战场，饱经战火的万千农民，从最实际的利益盘算中，参与、感受，甚至改写了历史的进程；　　在南京，世家大族各自飘零，再相逢已过花甲之年；　　在上海，商界精英们在忐忑不安中迎来了自己的1949年，上海滩的奢靡浮华，自此宛若一梦；　　在广州，那些平日安逸闲适的公务员们，却要在这最激烈的巨变中，掂量人生的选择和方向……　　在那一刻，五万万中国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今天，身处一个全新时代的我们，翻阅着已经发黄的报刊旧闻，用脚步沿着当年战火推进的步伐走进由南到北的一个个城市，重新打量在改天换地的那一刻，一张张60 年前的表情。　　大事记　　●日，辽沈战役打响。　　●日，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　　●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锦州、义县的包围。　　●日：蒋介石飞抵沈阳指挥部署。　　●日：太原战役开始。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　　●日-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　　●日：长春国民党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率所属3个师2.6万人起义；19日，新7军军长李鸿率其军部及所属3个师投降；21日，郑洞国率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　　●日：沈阳全城被解放军占领，同日营口被攻陷。　　●日：上海经管督导员蒋经国辞职。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金圆券大幅贬值。　　●日：中共中央指示对新解放城市实行军管。　　●日：东北野战军入关。& & 系列报道：
沈阳：“我解放那一年”
　　文/国家历史主笔丁三
　　日，下午四时许，在沈阳东塔机场，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登上了一架草绿色的C-46 运输机。这一天，现场秩序无比混乱，《申报》报道说，“登机的一刹那，情景太紧张、太凄惨，因为有好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官兵，拥在飞机前……前推后拥，一片紊乱”；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后来回忆说，卫立煌登机后，“由副官们把守机门”，将“被人从人头顶上传进去”的原外交部次长王家帧、“被人拉着从旁边上去”的沈阳市市长董文琦抢进机舱后，他们不顾在人群中呼天抢地的嫩江省长彭济群，强行关闭了舱门。这架可载员五六十人的运输机，在仅仅搭乘了十几名高官显贵的情况下，向葫芦岛方向飞去了。
　　这一天，与卫立煌座机先后降落的另一架C-46，“随着也开始滑行过来，似乎要到停机位置接人”，但面对蜂拥而至的人潮，“(它)根本没有停就一直滑行起飞走了”。而东塔机场之外，北陵机场航空站副站长林兆祥后来谈到，这一天中午，赶到北陵机场的人流越来越多，“飞机一着陆，这些人不听安排，都争先恐后爬上飞机，结果飞机超重无法启航，但谁也不肯下来”(林兆祥，《我在沈阳空军基地的见闻》)。这么一来，原本停在机场的三架运输机，“均不听命，擅自启航，只运走了一部分场站人员”；而飞抵沈阳的其它飞机，“见地面混乱，不敢降落，便飞往铁西民航机场降落”……
　　从这一天开始，北陵机场再无飞机降落。次日，最后一架飞机抵达东塔机场，带走了空军司令部的两名处长，彭亚秀和张季良，以及一个不知名的警卫团团长。林兆祥为此愤愤不平，他说，“一架能载五十人的飞机，只把这三个所谓高级官员运走，可怜许多低级官佐和技术人员，全被甩下来了”；他说，“其实当天机场安静无事，为什么忍心这样做呢？受苦有份，临危不顾，军纪何存？”……
　　无可奈何之下，林兆祥只得和他的三名同事，修护组组长梁增光、机械师万锦文和秦禧良，“化装从营口方向逃走” 。而在他们仓皇逃命的背影后面，是八万名走投无路、如同无头苍蝇的国民党官兵，是一座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复杂而苍茫的城。
　　如果说，滞留在三大机场的男女老幼，充满了绝望、灰色的气息，那么，依旧驻防在沈阳城里的几位国民党将领，则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这个城市的新生，和自己不可预知的前途。
　　沈阳守备部队，以原东北军53军、新一军暂编第53师和青年军207师为主。远在这一年6月，中共地下党员李书城即携带吕正操的亲笔信，往见与她有世交之谊的53军副军长赵国屏。据说，赵国屏这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第53军四个师长，其中张儒彬、毛芝荃是我当师长时期的团长，平时相处甚好，跟我行动是没有问题的；第1 16师师长刘德裕，虽然和周军长是亲戚，但他是看风头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只有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平日关系不甚好，没有把握”(赵国屏，《沈阳解放简述》)……
　　赵国屏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学良幕僚王化一的安排下，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王佩青已开始了和王理寰的秘密接触。后来，王理寰谈道，“从此我每到王化一家，就不带外人，由我弟弟王治浩开车，勤务兵只有孙喜贵，以免外人知道” ……
　　问题在于，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无论赵国屏还是王理寰，都仅仅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些许便利；对起义的要求，他们以“时机不成熟”的理由，不断推脱。他们始终保留着观望态度。直到10月29日，当沈阳沦为一片孤城、十几万大军兵临城下之际，他们才匆忙派出自己的代表，与解放军各部联系。
　　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也如此。10月29日，他派出几名代表，“分头向各方面解放军寻求联系”(许赓扬，《沈阳解放时的暂编53师》)。次日，他的代表作战科长张社民找到了解放军独立2师师长管松涛；在两天的谈判后，管松涛代表辽北军区司令员聂鹤亭、政委陶铸，与他达成了起义协定。后来，在写给东北局的报告里，陶铸表示，“准其起义有好处。我可早两天进城，减少破坏。……总之是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反对特务破坏，在我军进城前，协力维持秩序，不使沈阳再遭受破坏”(《辽沈战役作战电报汇集》)。
　　然而，东北局对此态度极为勉强。他们认为，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53军的种种做法，只能算是投诚，“按(长春守军)新七军一样的待遇”；至于暂编53师，林彪的不悦之情也跃然纸上，在发往中央军委的电文里，他说，“辽北军区不待我们批准，已经答应，造成已成事实”；“现53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 ……
　　在讨价还价、忐忑不安的间隙，沈阳，这个东北的心脏、有着180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枪声始终零零星星。11 月1日，在消灭苏家屯以北的207师残部后，解放军先头部队挺进了沈阳城。他们惊奇地发现，“敌军……把人员武器排列得整整齐齐，等候我军接收。我们的战士坐上敌人的卡车、轿车、吉普车来往奔驰，一个排、一个班、几个人也能有秩序地接收整营整团的敌军和各种物资仓库”(程世才，《配合主力，围攻沈阳》)。《申报》驻沈阳记者的观察更为细致，也更加具体：“中午，枪声稀了，衣冠破旧的零星匪军(作者按：即解放军)，腰插手榴弹，扛着大铁棍，出现于市区。解体的国军，东一堆西一堆地看着这些疲惫的匪军。后来有成队的匪军来了，帽子上带着草圈，插着乱草。不久，吉普车、大卡车在街头飞驶了，到处收缴枪械、武器”(《申报》，日)……
　　这一天，除了游荡在街头的几千名散兵游勇外，七万余名国民党官兵束手就擒。对他们，新政权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称谓：“解放军官”、“解放士兵”。对这个新兴的、气象蓬勃的政权来说，无论是“被俘”、“投诚”还是“反正”，都是被他们“解放”的。
　　在被“解放”的百余名将官中，后来最被人津津乐道的，当属53军军长、沈阳守备兵团司令官周福成。后来，他的众多属下以“异常顽固”、“冥顽不化”的字眼，描述他在城破前夕的面貌：10月27日，他的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周常秀飞抵沈阳，劝说他火线起义，他扬言要“毙了”她；当天晚上，其连襟、心腹部下130师师长夏时加入劝说的行列时，他勒令副官处扣押了这位近亲。直到10月30日，当赵国屏等人群起逼宫、他陷入众叛亲离的地步时，他也不过蒙被大哭，抱怨说，“国屏，你坑了我”……
　　然而，11月1日拂晓，面对黄达宣的枪口，他有了一个久久被引为笑柄的举动。
　　黄达宣是东野2纵6师16团的尖刀连连长。这一天凌晨，他率领百余人经铁西、过两洞桥和马路湾，一路搜索到周福成栖身的“世合公”银行大楼。据说，在几十个卫兵被缴械、黄达宣勒令他放下武器之际，周福成神色沮丧地表示：“我叫周福成。……我的部队正和你们三纵队联系起义。”
　　对此，黄达宣毫无反应。他后来谈道，“那时，我没有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更不知道他是国民党的沈阳城防司令。……我只是觉得有些好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联系投诚，你还是先当俘虏吧”……
　　尽管如此，生俘周福成的消息，很快传扬出去了。当天傍晚，从各处被俘获的百余名国民党将官，纷纷被押解到了这里。“世合公”大楼成为了将官的第一个看守点。后来，116师师长刘德裕回忆说：“当日晚，解放军为在银行集合的百余军官准备晚餐。在该行住三天，即移至小西门内迎宾旅馆，并定名为解放军官招待所，生活上照顾非常周到”(刘德裕，《第 53军在沈阳放下武器经过》)……
　　在“招待所”的日子，也仅仅持续了半个多月。不久后，东北局对53军的处置意见，最终到达了：53军只能按“ 自动放下武器”也就是投诚处理；而根据当年年初东野的“国军工作会议”精神，旅以上的战俘和投诚者，“特别优待”、但 “基本上不释放”。正因此，不仅是被俘的周福成，即使被认为是投诚的刘德裕、夏时等人，也只能前往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接收学习和改造。对此，刘德裕心情复杂地谈到，“当我们移住迎宾旅馆时，53军副军长赵镇藩(作者按：即赵国屏)并未迁来，王理寰师长虽迁来，但不数日即被解放回家。这是他们对党早有贡献”……
　　又何止是赵国屏、王理寰？与他们同时出城联系解放军的许赓扬，命运分途更判若云泥：在勉强接受其“起义”后，暂编53师被改编为东北解放军第53师，许赓扬继任师长；次年春天，尽管“起义”待遇被取消，53师最后解散，但许赓扬依旧出任了齐齐哈尔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等职。终其一生，他都受惠于自己的“起义人员”身份。
　　几家欢乐几家愁。这一年冬天，在初雪飘零的日子，百余名将官踏上了前往哈尔滨的路途。远在1947年春天，为改造战俘、甄别投诚人员，这个东北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就设立了“解放军官教导团”。一开始，它仅有六个连、“收容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但伴随着战争的进展、特别是辽沈决战的进行，它骤然扩编为十几个营、五六千人。它包括了两个“ 高级战俘队”，从沈阳转移到这里的一百多人，大多被编入了这个总数为239人的队伍。
　　“新生活”开始了。在一遍遍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心路历程之余，他们扭秧歌、出墙报、打扫卫生、参加平剧 (注：即京剧)演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写读书笔记、对比新旧社会的区别，并在小组会上讨论着各种心得体会……新政权的种种改造手笔，让他们心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断上书，强调自己的“起义”身份；另一方面，在参观哈尔滨电厂、考察双城地区农村生活的过程中，他们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新旧社会的区别。无论“被俘”、“投诚”还是“反正”，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把自己的这个命运分野，说成是“被解放”、“加入人民的行列”……
　　一个个昔日同僚被释放了，夏时之后，是张儒彬、毛芝荃、刘德裕……渐渐地，这个先后收容了15，533名战俘的解教团，只剩下了164人；其中还有88人，或等候释放，或“准备转往华北军大任军事教员”。然而，周福成的“解放 ”似乎遥遥无期，与他为伍的，还有38名将军、18名上校。在是否列为“战犯”的问题上，据说上级争论不休；为此，周福成不断地强调自己是“投诚”……
　　日，周福成最终获释。仅仅几个月以后，他就在哈尔滨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百余名将官被押往哈尔滨同时，针对校尉军官、普通士兵的慷慨遣返，正手笔浩大地进行着。后来，一个叫郭衣洞的少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下了异常清新、无比动人的遣返印象、“解放”印象。
　　当时，郭衣洞在沈阳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受训；与此同时，他还和几个朋友创办了《大东日报》。这是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一份反共报纸。11月1日，也就是解放军进城这一天，他跑到北大营，“探听能不能领到薪俸”，却发现这里已空无一人。惊慌之余，他又返回了沈阳城内，却发现“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气氛”。
　　这一天，解放军已经挺进到距离他的住处仅仅两条街的炮子坟，而沈阳主要报纸《新报》的头条，还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沈阳城外，共匪不多”。当天傍晚，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他和他的三名同伴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面相对，说不出一句话”。他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感觉：“一生的努力，一夕之间，又化成云烟。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了解的新世界，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只剩下那位将军支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又能坐吃几天？”……
　　然后，他目睹了解放的清新和欢欣。他说，“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解放军中还有些女孩子打开胸前的纽扣，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他说，“震天的歌声和笑声，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驰而过。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乐，这幅画面，深刻地印在脑海”……
　　让他印象更深刻的，还在后头呢！将官们安置的迎宾旅馆，是“招待二所”；几千名校尉军官，则大多集中在大西门附近的几个旅店里。在十几天的甄别、审查后，他们大多获准回家了。郭衣洞和他的同伴，也夹杂在这股如释重负的人流里，踏上了前往北平的路途。他说，“我、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逃亡，有一个特别的方式，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穿上临时买来的国民党军军服，惟一不同的是，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他并且谈道，“我们所以改穿军服，因为那正是共产党所实行的宽大政策和既往不咎、统战心战的巅峰。凡是国民党军，只要手中不拿武器，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回乡生产’”……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沈阳火车站。进入站台后，郭衣洞暗暗吃惊，“偌大的车站，平常一向人山人海，喧闹沸腾，这时竟然静悄悄的，鸦雀无声，变成了一个古老的废墟”。但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仍然有很多人，而且人山人海，全是平常凶暴得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兵，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他为此感慨万千，“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也没有一个人插队，好像一夕之间，都成了第一流国民”。
　　如果说，旧国民党官兵的规矩、秩序，已经让郭衣洞产生了沧海桑田、人间演替的感觉，那么，在返回北平的路途中，解放军士兵的质朴、热情、军纪严明，则让他彻底动摇了自己的信念。他说，因为铁路被毁坏，他们只能坐火车到皇姑屯；而在皇姑屯出站、雇马车南下山海关的路上，“马路两旁涌出大批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那些彻底执行军令的战士，常常高声发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怎么有车可坐’；我总是回答，‘我们是国军’。……那些质朴的战士就一言不发，从没有一个人刁难”……
　　又何止于此？“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让路’、‘让路’，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对此，郭衣洞再三赞叹：“我从内心对解放军生出敬意，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么？！”
　　就这样，几千名国民党校尉军官大多化剑为犁、安然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今天，一个叫张树清的老人还保存着自己的“解放证”：“兹有国民党军第53军389团2营1连张树清，系吉林省怀德县范家屯区人，于沈阳战斗中解放。经本军释放回家生产，望我沿途政权予以放行，并给予住宿之方便”；而郭衣洞也回忆说，前往北平前夕，“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已无法记忆，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个“路条”、“通行证”，就是张树清所说的“解放证”。
　　几十年以后，生活在台湾的郭衣洞，有了一个让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笔名——那就是以《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名扬海内的作家柏杨。
　　百余名将官送走了，几千名校尉军官遣返了，还有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士兵，以及几万名血气方刚、大多渴盼回家的军内青年，他们都等待着“解放”。在这股潮流中，大多数“解放士兵”选择了返回家乡，回到自家茅草屋边那片被重新分配的土地，然而，也有众多青年留了下来，加入了人民解放军。
　　俘虏了周福成的尖刀连连长黄达宣记得，11月2日，千余名士兵已集结在“世合公”银行大楼附近，他开始亲自挑选“解放战士”。和两年前不同了，全国解放在即、同时解放军兵员也已超过了国民党，他为此挑肥拣瘦：没有精气神的不要，个头没他高的不要，没有文化的不要……他口中念念有词，看中一个就拨拉出一个；拨拉出80个的时候，他数着人头，却发现少了一个。他一眼就看到了俘虏堆里的那个大个子。
　　他问，“你怎么又回去了”？大个子回答：“我想回家。”他说，“东北解放了，关内还没解放呢”！说着说着，又把对方给拨拉了过来。
　　这个年仅17岁的大个子，就是后来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据说，二十多年以后，面对已成为他部下的黄达宣，徐惠滋说起了这段往事；而当黄达宣觉得不好意思，表示“军长，你别说了”的时候，徐惠滋表示，“老连长，这是历史呀”(张正隆，《雪白血红》)……
　　对自己的“解放”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离休干部、某师副政委张天铸。沈阳解放时，他是“剿总”特务团2营6连的中士班长。他后来回忆，解放军招募新兵时，“当时我就寻思，当两年国军，再当八路也好。……兵就是兵，别闹那个景了 ”。而当募兵的指挥员嫌他身材太矮、仅仅“一米六零出点头”时，他说，“个大割不去，个小还能长”。就这样，他被分到了2纵5师13团的一个班。
　　下部队那天，“班长乐坏了”。班长说：“这个新战友是个大知识分子，今后就当我们的‘学习组长’，大家跟他好好学”；班长还说，学习组长，“就是平时教大家学文化，开会讨论记个录”。而当他问班长“甚么叫‘讨论’”时，班长得意地说，“你连这个也不懂呀”？
　　张天铸后来谈到：“我高小毕业，是个‘知识分子’。现在讲这个叫孩子们笑话，那时有这文化程度可就是个宝了。 ……那时可重视文化知识了，对解放战士一点儿也不歧视。”
　　与徐惠滋、张天铸一样，被挑选入伍的“解放战士”，大约有一两万人。然而，在一部分人入伍、大部分人遣散之际，解放军面临着一个挠头的难题：那万余名或伤或残、或无家可归的国民党官兵，该怎么办呢？
　　不仅国民党伤残士兵。在东北各个城市，共产党的荣复人员，也达到十几万之多，“到处都可以看见残废军人”。农业部副部长、曾主管荣复军人安置的刘培植后来回忆说，“相当的人带着不满情绪发牢骚，讲怪话。他们讲，‘动员时说得好听，说是参军光荣，现在打伤了、致残了、复员了，没有人管……’”；而1948年秋天的一个突发性事件，更让他忧心忡忡：一群荣复军人闯进了黑龙江省政府，挟持了正、副主席，而面对前来劝说的部队首长，他们如同孩子一样，一个个嚎啕大哭……
　　在这个背景下，与入城仪式、秧歌队、朱毛画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一样，化剑为犁、拓荒屯垦，成为1949年浩大的“解放”交响的音符之一了：这一年3月，在伤残军官郝光浓的带领下，28名荣军开进黑龙江镇赉县的千年旷野，办起了“东屏荣军农场”；以此为先声，新疆、甘肃、海南、黑龙江……一个个地广人稀的省区，处处可见脱下军装的复转军人。在他们当中，也夹杂着万余名“解放官兵”的身影：1949年3月，“解放二团”在汤原县香兰建场，不久后又派出300余人，创建了“通北农场”；当年9月，“解放三团”创办了桦南县孟家岗农场；这一年年底，在团长房定辰的率领下，“青干一团”也开进德都县，创办了二龙山农场……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14，000名“解放官兵” 创办了七个农场。后来，有人以“种地犁后喘、开荒靠镐刨”的诗句，描述了他们在千里冻原上的艰难状况。
　　野狼、狍子、狐狸、野兔处处出没；极目四野，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处农舍；大多数人没有家小，前往集镇，往往要跋涉一两天……即使如此，他们大多没有返回家乡，终身留在了这片荒野之地。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去，而即使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一万多名老人、中年人，也只有寥寥几个获得了“起义人员”的待遇。大多数人栖息着、沉默着，随后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直到今天，汤原县香兰农场仅存的几个耄耋老人，领取着400余元的退休金。
　　然而，2008年12月初，在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时，谈起六十年前，85岁的刘大安老人和79岁的胡兴旺老人，依旧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我解放那一年”。
旧闻：四行孤军沦落为丐
　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酒足饭饱 壮士自杀——血溅于家馆
　　(本报讯)小西区惠工街一段电车路旁第一商场兴游园于家馆内，昨(十五)日午后四时许，有一军人顾客身着士兵服装，胸前佩有“九四三四”部队符号，迳走进该饭馆内，遂坐于第一号小单间内，叫炒肉一大盘，白酒一壶。饭毕于四时三十分许，突以其自己所携来之手榴弹自行拉响，迨该饭馆跑堂夏殿起听响后，乃急往该号查看，见该士兵业已被炸身死，前胸炸乱，五脏溢出，血花溅满四壁，桌椅具遭损毁，为状极惨，后经报告该管派驻所后，五分局司法组东区宪兵队，警局鉴定股分别赶到现场，经地检处查验结果，已确认自杀无疑，当令掩埋。
　　日沈阳《和平日报》报道
　　沈阳城防固若金汤 肃清匪谍具有信心
　　——对市内散兵游勇严加整饬
　　胡家骥昨招待新闻界发表谈话
　　(本报讯)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昨天下午三时，假铁路宾馆举行茶会，招待本市新闻界，报告警备部自改组以来各种情形。……(一)沈阳城防工事构筑……预定十月间完成，现正加紧构筑中。(二)平抑物价方面：自该部与市府警局、宪兵队等组织经济会报，并以市府警局宪兵队为中心，成立经济检查队，……每天平均冻结食粮，及检举违反经济政策者甚多，故沈阳经济紧张期已过。(三)治安方面可分为：1，处理七月间之学潮……2，处理八月间铁路局工潮……3，肃清方面，现正会同各有关方面严格执行……4，处理盗匪小偷情形，……全市已加强岗哨，增加夜岗五百五十余处，连前共计七百余夜岗……5，整顿军风纪方面：……取缔散兵游勇后荣军等官兵二千五百名……
　　日《观察》报道
　　离开沈阳经过共区走到锦州
　　……沈平班机通航之后，一般达官显宦都纷纷遣送眷属，飞机黑票以金条计算；购票真比登天还难……从沈阳到关内的交通，除掉沈平间的航线外，陆路便是从沈阳搭车到新民，然后沿铁道线经大虎山、沟帮子、到锦州，或从新民经柳河沟、半拉门、黑山、北镇、闾阳驿、十三站、大凌河到锦州，然后搭车去平。……
　　我于四月十八日同两个学工的朋友自沈阳动身。由沈阳开往新民的火车，每天都载有五六千人，车厢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子似的没一丝空隙……车道两旁除掉荒废着的田地，便是房屋的废墟，颓垣残瓦，满目疮夷。
　　……由新民到柳河沟是国军防地……每家都驻有军队，要柴草粮食之外，衣服家具，也给敛了走。人们若稍露不快之色，便有通匪嫌疑。
　　……出柳河沟西行，便进入了真空地带......那天阴雨蒙蒙，路上尘土还少，然而行不数里，便被前面四五个骑马持枪的汉子截住去路，大声喝道：“你们算运气不好，碰上俺们了，给俺们队长凑点零化钱罢，”于是叫众人掏出钱来往一只麻袋里放，听说不多久就装了满满的两麻袋。
　　……绕阳河是共区的入口，并无正规共军驻守，由农民会维持治安。土地已分配完了，人们已开始了春耕，食粮较沈阳便宜一半。店家对我们说：“在解放区，就是手托着流通券也不会有人抢的！”我们在绕阳河总算过了一个恬适的夜晚……
　　路上偶而碰到一两个带红箍的八路军骑兵，他们对行人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奔驰而去了。途中时常见到农人拆除枕木劈作劈材。插着小红旗的八路军生产车来往运送粮草。……
　　到大虎山时，天色尚早，醒目的标语随处可见，此地吃食较沈阳要便宜三分之二，秩序也较安定，旅馆都有公定价格 ……黑山已是中共的后方，所以进城出城没见到一个岗哨，城内尽是卖吃食的，关了门的商店，据说都是洋货铺。……我们到闾阳驿的时候，镇上正大敲锣鼓，一个头戴纸糊的高帽子的汉子，站在木板搭成的台子上向众人坦白自已的罪状。……
　　从大凌河南行，又见到了矗立山巅桥头的碉堡，和那些密密层层的铁丝网。穿着臃肿的棉军装的兵士哼着小曲，无精打采的在街头漫步。老百姓带着满脸的不高兴，一锹一镐的挖掘濠沟。……
　　锦州市外围绕着好几道铁丝网，进“卡子”，行李被翻了个仔仔细细。……锦州市况非常冷落，人们没购买力，大商店纷纷倒闭……街上除掉由沈进关的难民外，就是刚从关内开来的军队……在锦州，使人精神上感到万分紧张，处处是战时状态的感觉。而生活的压迫，亦并不轻多少……(高超)
　　日西安《西京日报》报道
　　悲惨的长春！
　　洪熙街是难民的鬼门关白骨盈野无异死猫死狗
　　(本报沈阳一日航讯)据由长春逃沈者谈：长春正如浪花冲击之孤岛，坚持屹立。自五月二十四日残共与蒙古，朝鲜，联合武力在长春周围加强围攻，机场失守，飞机不能降落，市内米价遂告上升。民众只有找野草，瓜花，豆秧，树皮来充饥，一边卖去箱底，换取米粮，豆饼，酒糟一类的东西配合吞食。糟糠豆粕，树皮之类，原非人食，食之不仅有碍营养，且患消化器病，以致普遍性眼疾与胃肠炎，广泛发生，身体日渐瘦弱，蓬发污面，终至相继倒毙僻巷颓垣，陋室沟壑之间。长春人正在如此扮演着空前未有的惨剧中的主角。
　　日《南京日报》报道
　　四行孤军沦落为丐
　　平日，坐车经过苏州河，那四行仓库仍屹立着俯视行人，墙上累累的弹痕，像无数个眼睛，深沉沉地瞪着胜利国度的萎靡国民，一想起当日杨惠敏献去的国旗招展在刀山剑阵中的日子，想着顽强的八百个人——是的，八百壮士！
　　而壮士是最容易落魄的……何况我们这八百位很多是不单黄金没有，而且“枕戈待旦”的钢枪早也已交回国库去了的。铁没有一根，最多只剩老命一条。
　　这便是所谓“解甲归田”。甲，是早就解掉了的。而大半却无田可归，或有田不能归……“复员”了三年，流落在苏州河边的一些孤军们如今是怎样维持和保存他们从炮火下剩余的生命呢？
　　让我姑且做一次文抄公，剪贴几条报纸的标题在下面——《复员三年，四行孤军“复员”为丐》，《丈夫为国捐躯，妻子行乞街头》，《母老子弱，苏州河畔壮士推板车》，《夕日冲呀杀呀！如今杭育杭育。孤军放下枪杆扛行李！》，《谁杀死全家，孤军遗族你们饿毙》。
　　够了！但仍要补多一条，是大字号眉题《国家不要你们了？》——但他们却是要国家的，因为他们终究是中国人，而且曾经为中国打过仗。
　　……献旗的杨女士就在大后方以骗案被捉将官里去，而三年前“投降”了的武士，血腥的刀又挂上腰间了！
　　八百壮士，是的，曾经给编做歌唱过，曾经写成过小说，曾经拍摄过电影的他们，十年来总应有着每个不同的遭遇或结局吧？
　　……但其实，这些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这正是一种写照。(梅空彦)
　　大事记
　　●日：中原野战军于宿县双堆集歼灭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黄维被俘。
　　●日：中共华北、东北野战军将傅作义部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和天津。
　　●日：李宗仁、白崇禧逼蒋介石下台。
　　●日：中共开列头等战犯名单。
　　●日：陈诚接掌台湾。
　　●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愿与中共商讨和平。
　　●日：陈官庄20万国民党军被歼，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丧师50余万。
　　●日：针对蒋介石元旦求和文告，毛泽东提出强硬的八项条件。
　　●日：天津13万国民党守军被歼，城防司令陈长捷、市长杜建时被俘。
天津：三尺戏台演沧桑
　　习惯了在三尺舞台上表演悲欢离合的艺人们，这一次在现实的大舞台上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到头来，他们发现大舞台远比小舞台波澜壮阔，也生动复杂得多。
　　文/国家历史记者王刚
　　1949年，天津的艺人们翻身做主。命运转折的时刻从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这一天，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在河南陈官庄，解放军已把杜聿明集团的残部彻底包围。正值农历的腊月初三，风雪交加，被困的国民党军靠野菜和树皮充饥，甚至连骡马的皮肉都吃光了。广播里，蒋介石的《元旦公告》宣称，“建设起一个完整无比的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国家”。而毛泽东的新年献辞却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甚至用了一个洋比喻，不做伊索寓言里的“农夫和蛇”。
　　也是在这一天，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就算是最不谙时事的人也明白，天就要变了。城内和城外的人连对天气的感受都是两番冰火。在“时调”艺人王毓宝回忆里，这一天“冷得异常”，茶馆和“撂地”的场子，都是清灰冷灶。而在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的日记里，天津城外却是“春意盎然”，军内一派热血沸腾。
　　围城半月
　　那一年，事事都让守城者头疼。
　　平津守将傅作义已经瞒着蒋介石和中共暗通款曲，但谈判桌上的筹码正在不断减少。到了日，解放军发布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退路已完全断绝”，向解放军投降，将“一律宽大处理”，明摆着让缴枪了。
　　军事明显不济，经济更是一团糟。天津这个当时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业城市，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已经成为一座孤岛，只有海运可通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由于封锁，城市的生产已经停顿，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市面上物价飞涨，食品价格比1937年上涨了730倍。到了1949年，物价更是一天数涨。早上，玉米面每斤6万8，十点钟，7万，中午 7万2。三天之后，则涨至9万。
　　报纸倒是不添乱，就是消息不那么确实。《大公报》天津版说，近郊情势趋紧，政府仍在做和平的努力，什么政府将采取进一步行动，准备请美苏各国调停、促成和谈云云。《中央日报》干脆报道：“津西战况空前惨烈，国军再获辉煌胜利… …”，“天津城防，固若金汤”。
　　惟一让守城者放心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娱乐精神，和贫民百姓苦中作乐的韧劲。
　　这个城市开埠以来就是水路码头，南来北往、龙蛇混杂，南腔北调都可以在这里安身。“撂地”的艺人们用草灰画个圈就是舞台。能有一顿饱的人们，不顾下一顿饭，也要拿着闲钱来听听相声，唱唱大鼓。
　　到了1948年，国民党成立保安旅，几乎满20岁的男子一律拉去“轮训”。城里实行宵禁、戒严，看曲艺的男人们基本上绝了，但这点娱乐精神还是照样保存着。
　　娱乐场所都停业了，大腕们纷纷搬到街头“撂地”表演，台上台下都饿着肚子，但该叫好时，台下的不会因想着家里米面没着落而少喊一声，该抖包袱时，台上的也不会因收入无几而少了观众的一个笑料。报纸上说，他们“在零度以下的寒风里，依然竭尽嬉笑怒骂的能事。”
　　当兵的管打仗，老百姓管说唱，这就是天津。
　　但对守城者来说，日子却不能像老百姓那么傻乐呵。林彪已经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攻击的时间定在1月14日上午的10点，东北野战军最精锐的部队都在攻击部队之列。
　　当天是农历腊月十六，星期五。清晨，天津浓雾弥漫，惨淡一片。上午9点30分，解放军对天津的总攻就提前开始了。对所谓“固若金汤”的防线，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打的保票是，“战斗开始后，至多30个小时可全部解决”。15 日下午15时，国民党军13万守军全部被歼，警备司令官陈长捷被俘，整个战斗用了29个小时。
　　天津解放了，解放军进了城。第一项措施就是取消了宵禁，曲艺照旧。不过节目结束后，多增加了一项新内容：全体艺人上台扭秧歌。
　　文艺接管
　　文艺接管干部曹火星随着部队也一起进了城。入城之初，就发生了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
　　入城后，天津军管会转发了一份文件，通知部队进城后不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是曹火星在194 3年创作的，已经在解放区广为流传。而此时，天津城内硝烟未尽，军管会担心，破城不久，新解放区里群众们觉悟不高，唱这个歌，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如何接管天津这个此前没有群众基础的大都市，共产党经验不多，一切唯有谨慎从事。原来，此前有民主人士反映歌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歌词不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时候，早就已经有中国了。然而，不唱这首歌，军内干部们又觉得，与群众关系不好处。
　　过了几天，有接管干部提议：“干脆在歌词里的‘中国’两字前面加上一个‘新’字不就行了吗?”于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此定名，才又传唱开了。
　　比唱新歌更为棘手的是唱旧词的艺人们的问题。起初，解放军进城，给那些丧失了工作能力，最底层的老艺人们发粮食、发棉衣，还设法照顾他们的生活。但很快就有人指出问题：“看到艺人没有饭吃，想法使他们吃饭，这是应该的，因而获得艺人的拥护。但是忘记叫他们做什么，变成了单纯的为艺人服务，忽视了使他们转变为工农兵服务的各种具体实践。这个糊涂思想在领导上延续了很久……”
　　意识到这一点，艺人的全面改造问题也就不容延误了。根据当时文艺接管的精神，要改造艺人，关键还在于团结和教育他们，通过道德“洗澡”和政治“洗礼”完成艺人们的改造工作。
　　所谓道德“洗澡”，首先是发动艺人诉苦，控诉旧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并在自愿前提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就有效地解除了他们的思想包袱，艺人们愿意通过“回忆”、“诉苦”、“反省”、“思想鉴定”等方式来袒露和清除自身的“污垢”，以此表示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决心。
　　至于政治“洗礼”，主要是利用艺人接受“忆苦思甜”教育后获得的翻身感来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特别是鼓励那种渴望洗刷耻辱、重新做人的念头，引导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随时随地投入到各项社会政治活动中去。
　　不少名艺人通过“洗澡”和“洗礼”，意识到参加演出，已不再是简单的养家糊口，而是投身革命事业。他们主动提出，为了革命降低薪金。
　　然而，没过几天，在遭遇了一系列现实碰壁后，艺人们的情绪开始低落。
　　当时，陈荒煤担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长，负责文艺系统的接收。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城市是个抽象的词，秧歌真的适合大城市吗？有时候，我也觉得我们是乡巴佬，一身土气不适合大城市。”
　　起初，军管会规定，各演出剧场和单位，每天要把演出的节目报军管会文艺处。这一规定是根据毛泽东1948年对戏曲改革的指示做出的，他把中国传统戏曲大体分为有益的、无害的和有害的三类来加以处理和改革。
　　当时，被公开认为有益、放心的传统戏不多，只有《三打祝家庄》、《逼上梁山》和《闯王进京》这几出。那些迷信的、色情的，小尼姑思凡、摩登伽女之类的肯定属于有害糟粕戏。而其余的，多数属于立场模糊、难以把握的戏。
　　有争议的戏，自然暂时不能演。而当红艺人们回头看自己能演的戏，竟然寥寥无几。比如《四郎探母》，有人说是爱国戏，也有人说是汉奸戏，见仁见智，文艺接管干部和艺人之间，时常争议。
　　于是，最终的结果是，只有放心的那三部传统戏可以公开演，而私下里，各种戏还是偷着唱。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刘少奇那里。刘说，像《四郎探母》这样有争议的戏，可以一边演，一边批评。但不要禁了，禁演了，人们以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部“汉奸戏”了。
　　对取缔舞厅这件事，刘少奇当时的意见也是不要去解散、禁止。可以考虑逐渐让舞女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经营，摆脱老板的剥削、克服舞厅的一些不良现象。
　　日，天津戏剧界举行接管座谈会。在会上老生演员李和曾主动反省，旧戏是封建社会产生出来的，新社会老百姓是前进的，他们不要看旧的一套了。
　　“前一阵，我在山东登台时，演《花田八错》、《马义救主》，当时正在闹土地改革，老百姓马上就提了意见，说是为地主服务。我当时还想不通，心说，这儿没人看，别处还有人看。但当我演《进长安》的时候，老百姓又喜欢得不行，这对我的影响很大，经过学习我认识到旧戏是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赞扬奴隶道德的。有一次，我唱《逍遥津》，台下越喊好，我心里越没谱。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为汉献帝服务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心不再唱这一出了。”
　　另一位剧作家说，今天旧戏路子窄了，证明有毒素的已不为观众欢迎，目前应从小改到大改，再到重新创作，老伶人要培养新一代去教育人民。在天津卫唱了一辈子的老伶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了。
　　北去南归
　　就在刘少奇在天津做接管工作的时候。在上海，陈毅拜访了梅兰芳，特别邀请这位伶界大王北上，参加文代会。
　　此时，离梅兰芳1931年南迁避祸，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对于新政权，梅的认识不多。他只是听说，北京的梨园生意大不如前，围城刚去，市面上人心浮动，戏园子里上座率不到一半。
　　梅兰芳记得，抗战胜利后，他和周恩来曾在上海见过一面。当时，周恩来对梅兰芳说，将来你不要跟着国民党走，我们欢迎你。随后，尽管历经南北对峙，政权更迭，但在梅眼里，共产党员应该都还是像周恩来那么亲切。梅兰芳踟躇了一夜，最终决定北上。
　　一路上，梅唯一的感觉就是，新社会了，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旧社会的艺人们也成同志了。但梅兰芳依旧是腕儿，在蚌埠，上万人聚集在他的旅馆门口，争睹他的风采。他是戏迷心中的领袖，难怪连毛泽东后来都说，你的名气比我大。
　　10月底，梅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赴天津短期演出，接受了《进步日报》记者的专访。这家报纸的前身是《大公报》天津版，建国后刚刚改名。一辈子中正平和的梅当着记者的面，针对京剧改革，却说出了一番与大潮流不符的话。他说，京剧改革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以为，思想上的改造与技术的改造最好不要混为一谈，最好慎重些。
　　当时，文艺界的大潮流已然在文代会上定论，戏剧改革已经成为党内的共识。文艺界倡导的是翻身做主，与一切旧思想划清界限，艺人们都沉浸在批判旧文化的共同情绪中。而在文代会期间，梅一直在登台演戏，并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
　　报道发表后，风波骤起。党内刚刚为全国戏剧改革制定了方针，改革派们认为梅兰芳这个讲话实质上是“在宣扬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的精神不相容”，应该展开批判，敲打敲打这位不谙世事的伶界大王。
　　最终，这一消息显然是有意地由天津市文化局传递给梅兰芳。面对这一他始料未及的强烈反弹，梅兰芳不得不延宕在天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反省、思考。
　　记者张颂甲和梅的秘书许姬传都分别表示愿把这个责任扛下来，但都被梅拒绝了。此时梅兰芳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戏曲研究院院长，那一年，梅兰芳55岁，他以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典礼。一位男旦所能达到的所有社会地位，都被他获得了。他明白其中利害。
　　直到由天津市剧协专门召开了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梅兰芳重新修正了他的意见。他以变相检讨的方式说道：“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此后，他也不得不承认，以后讲任何话，还得找个党员帮忙先看看。
　　文代会时，唱京韵大鼓的骆玉笙在上海。她眼看着孟小冬和杜月笙南下香港，心里却不是滋味。她9岁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女人配戏，火起来的。后来，她找人把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诗词《人民解放军渡长江》，改成了京韵大鼓的调子。新词唱出来后，她的名声更火了。
　　另一位名旦程砚秋的际遇则稍差了些。1948年，北京围城时，程砚秋一处宅子被国民党占用着，另一处西郊的宅子却住着共产党。到了1949年春，周恩来曾主动拜访程砚秋，但未能相遇。
　　程是个戏剧改良派，但他的那一套跟当时的戏剧革新的大方向格格不入，他自己却一直没有觉察到。他能演的上百个剧目，很多被停演了。在当时的文艺政策面前，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得以幸免。但凝结了程砚秋一身艺术成就的《锁麟囊》，因为“宣扬阶级调和论，向地主们报恩”，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演过。
　　相声界倒是更新很快，马三立很快就排演了新段子《买猴儿》，这个段子由何迟编写，开创了新社会讽刺相声的先河。这么快的速度让侯宝林都羡慕不已，然而，马三立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段相声吃尽了苦头，但这已是后话了。
旧闻：炮火声中怎样安排你的晚上
　　日天津《大公报》报道
　　冷落度耶诞——瑰丽的耶诞树绝迹了 人心像天象那样阴沉
　　(本报讯)二十四日是耶诞除夕，大多外侨在空前冷落里度过他们本应狂欢的节日。中街一带的大橱窗里今年已看不到瑰丽的耶诞树，由于宵禁限制，许多俱乐部在下午六点以前便纷纷停业了。义顺和、起士林这些洋点心铺往年总要卖出上千的大蛋糕，今年不过做五、六十个而已。炮火喧天之下，谁也没有心情顾到这些事情。整日阴沉的天空，傍晚开始飘雪，气温也降到零下三度，多少瑟缩街头的难民，在感受无家可归的惨痛，一般人心也正和天象一样，沉重而寒冷。
　　(本报北平电话)北平穿上戎装，昔日风光绮丽的古城今日已变为森严的堡垒，而晴空白鸽翱翔，散布着宁静的声响，围城内的耶诞节外国人仍然很有兴趣，耶诞树以一块鸡蛋糕的价钱一扫而空，中国人陷在生活的苦井内，天气不太冷，但一天的奔波已不足糊口了。
　　(本报上海二十四日专电)耶诞前夕，此间一般物价都呈涨势，但也有例外，即耶诞树销路极坏，不但没有加价，树商希望减价脱手，仍无人过问。一个树商诉苦说：树自绍兴运来，每根只卖二三百块钱，已经算是公道了，居然没有顾客登门，明天只好当柴烧了。
　　日天津《国民晚报》报道
　　炮火声中怎样安排你的晚上
　　平津周边的炮声一直在断续着，吃过晚饭后，没有其他的工作来烦扰你，你将有一个很悠长的晚上，你又不会出去找朋友，朋友也不会到你这里来，学校在停课，办公室里也不会有太多的事情，“睡觉”吗？恐怕谁都会感觉腻烦了的事，看小说也总会有看完了的时候——老实说，谁的晚上不长呢？
　　朋友！你该找些事情做了，假若你喜好写作，那么你的材料将俯拾即是——被炮火赶出来的难胞，忙着防御工作以及应变措施的千千万万的人们，南逃西飞的另一圈子的人物，被生活鞭子鞭挞着的痛苦的大众，你只要肯写，就只管写好了，设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你要真实的写下你一天的生活记录，也许过一个相当时期，你再翻阅的时候，你将会诧异你自己的思想，是多么的矛盾和纷乱。
　　你喜欢画画吗？这该是一个多么适合于你练习的时间啊！
　　收音机是一件奥妙机巧的玩意儿，假若你有兴趣，多参考些关于无线电画报杂志，你可以知道怎样的用细铜丝缠绕线圈，怎样地装置分音器便不会杂音太多等等。
　　溜冰是一种很好的户外运动，可惜今年本市溜冰的地方太少了，倘若你家里有一个宽敞的庭院或平台，你可以利用一下，用砖砌成池子，泼上水，有两天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过，你要记住，一定要圈上池子，这样冰面可以平，否则东泼一点，西泼一点，一点没有用处，而且晚上老太太出来滑到了的时候，她们一定会骂你的。
　　打乒乓球也是一种很好的游戏和运动，它不会像羽毛球似的有时在屋里玩耍要碎了家具。
　　聚集些人讲故事，也是一件有趣味的事，看他们大人、孩子们多少的眼珠都随着你的嘴在翻转上下。
　　安排晚间生活的方法还很多，朋友们，你们一定还有更多的方法，可以不可以写出来我们交换一下意见呢！
　　日《北平日报》报道
　　炮声震碎了戏饭碗——梨园子弟纷纷改行，卖晚报登三轮副业变成正业
　　(本报讯)北平不是旧剧的发祥地，却是旧剧的制造场，因此，产生了不少吃戏饭为生的人们，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古城的炮声一响，梨园行的朋友们首先感到威胁，因为他们多是离开舞台就没有谋生能力的人。像孟小冬那样能跑单帮的真是微乎其微。
　　据国剧公会调查，北平梨园行的人数，前些年最多到过四千五百多人，后来下级工作者的收入与生活费用日见悬殊，机警者另就他业，或远走外埠，年来不足两千人了。时至今日，不过剩三几百人而已。炮声一响，龙套者流只好变过去副业为正业，去卖晚报，蹬三轮……，以演《邓九公》出名的孙盛文摆一个花生烟卷摊。近年教老生戏颇有口碑的刘盛通，也在西单卖起胰子来。善演《蝴蝶梦》里“二百五”的骆宏年一帮人，在天桥赁了一个“云里飞式”的场子，每日所得平均四五十元，至于一些成了名的伶人呢？现在也惨了。记者日前见到了谭小培，这个号称福人的梨园之父，也被生活压迫得肺气特别急躁起来：“唱戏的人，随挣随花，只盼着出外能剩笔整钱，富英已两年未出外，家里上上下下二十多口人要吃饭，收入却完全靠一个人，人家帮角儿的可去蹬三轮，我们还要撑空场面……”谭富英和梁小鸾本来有唱日场的动议，但因为场面要调整钱份，卖座也无把握，只好罢论了。
　　现在只有尚长春尚长麟弟兄每天在长安日场演戏，营业还算不错。生活的重担已为尚小云增加了几许白发，“两个孩子每天再拼命，还不是为挣三几袋面吗！”他盼望和平：“和平来到的那天，我一定好好的连唱三天戏，也算是出了这几年没奈何的闷气。”和平的远景在望，隐居在青龙桥畔的程砚秋，在烽火隆隆之下，已抛下了他躬亲设计的“今嘉园”回到城内，重理丝竹，预备再披上几年不穿的歌衫，和观众们相见。(伟)
　　大事记：
　　●日，解放军包围北平。
　　●日，胡适等人南下。
　　●日-17日，傅作义派全权代表最后一次与解放军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谈判。
　　●日：蒋介石声明引退，隐居奉化溪口。同日，傅作义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
　　●日：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举行入城式。
北平：围城中的去留抉择
　　1949年1月，对于北平的知识群体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人生分野，对于那些保持中立，醉心学术，埋首于校园里的教师和学生来说，这一刻是到了非要做出选择的时刻了。
　　文/国家历史记者李远江
　　硝烟弥漫了北平，口口声声不考虑走的胡适博士，终于在昨天午后二时乘机南飞了。胡博士走的干净利落，除去一个小包袱外，别无长物。——日《北平日报》
　　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然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的金银珠宝的同时，也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
　　负责这项计划的是傅斯年与朱家骅，具体执行人则是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计划列出了四种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学人名单，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自然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胡适离校
　　对于胡适的南飞，城外的共产党早有意料。按照共产党的习惯，知识分子被区分为同情革命的左派和反对革命的右派。一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渐进式改良的胡适自然是一位十足的右派，属于反革命的阵营。要把这样一位“阶级敌人”挽留下来为共产党服务，不啻为天方夜谭。尽管如此，为了最大限度的争取北平城内犹豫不决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也对胡适一再挽留，不仅通过电台宣传，而且通过城内的地下党做其工作。时为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中共地下党员汪子嵩，承担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汪子嵩仅仅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与身居北大校长职位的胡适并不熟悉。为了方便工作，汪子嵩首先找到了同情革命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郑昕。郑昕与胡适同为安徽人，彼此向以老乡相称。不仅如此，在日常生活中二人的交往也相当密切，郑昕经常被胡适请到家里聊天或者打麻将。当郑昕知道中国共产党有意挽留胡适后，利用打麻将的机会向胡适转达了中共的意见。但胡适始终没有表态。此时，汪子嵩就已经意识到留下胡适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在胡适面前失败的并不仅仅是汪子嵩一个人。据当年的历史资料，在围城之初，胡适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时的得意门生吴晗曾两次登门劝其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却劝告吴晗： “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师徒二人不欢而散。
　　时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也曾亲历过十分相似的场景。北平围城后，有一天季羡林到校长办公室见胡适，忽然走进来一个人，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地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
　　与胡适一样，北平的知名文化人大都对未来充满了忧虑。日，解放军围城，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主动将南口等地的国军撤回城内，宣布倚城野战正式开始。为了便于射击，傅作义还下令大举拆毁城墙外面的民居，造成数以万计的百姓流离失所。傅作义的军事发言人向北大、清华、燕京和师范大学的校长表示：“局面确实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我们立定脚跟，就有法子来还击。”然而，国军的“乐观”未能感染北平的知识分子，各大学的教授们都在城里四处探询消息，随时准备着应对不测。
　　北平围城当日，胡适正在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这位在北京大学服务了三十一年的北大校长饱含深情地祝福北大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然而，这不过是一厢情愿，北平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此时，南京“ 抢救大陆学人”小组的特派员陈雪屏已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飞回南京复命。得知这一情况，深知胡适不动局面就会失控的蒋介石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称时间紧迫不容再做拖延。事已至此，胡适也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
　　12月15日，也就是解放军围城第三天，胡适与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等人在南苑机场登上了南下的专机。飞机起飞不久，机场上就落下了几颗炮弹，随即便发生了父母子女不能相顾的惨剧。一个育英中学的学生被飞机中途抛下，幸未丧命。而机场上有些无人认领的小汽车便被人开到城里，秘密出售了。
　　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到达南京的还有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
　　书生用命
　　与胡适恰恰相反，深受胡适栽培的吴晗则对北平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与王国维、闻一多、梁实秋并称“清华四才子”，从上中国公学开始，吴晗就深受胡适的赏识。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吴晗留校任教，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任职于“西南联大”的吴晗思想急速转变，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
　　1948年10月，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许多事物都使他感到新鲜、激动，但以前数十年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使他对某些事情，如喊“万岁”之类却感到难以理解，很不习惯。他在后来的自传里写道：“在蒋介石统治区生活的日子里，对蒋介石的以党治国，独裁专政，万岁百岁，极端厌恶，听了恶心。初到解放区，听到专政，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很不习惯，心里以为好是好，何必搞这套形式……其实是我当时还没有和解放了的人民感情完全在一起，还没有体会到解放了的人民的真实感情。一句话，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而不是解放了的劳动人民的感情。但是，这种错觉很快就纠正了。经过学习，我用自己眼见的亲身的感受，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不多日子以后，我从心坎里喊出毛主席万岁了，衷心拥护人民民主专政了……”
　　这次解放区之行，吴晗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赢得了毛泽东“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嘉许。从解放区回到北平后，吴晗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直接投身革命运动。北平围城之后，吴晗多方努力挽留胡适均告失败。对此，吴晗深感惋惜。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从此步入仕途，开启了“书生从政”的人生道路。
　　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北平的知识分子中与政治有瓜葛的毕竟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并不十分在意政权的鼎革，这其中就包括著名哲学家汤用彤。
　　临走的时候，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和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然而，从此以后胡适再也没能回到北平，真正带领北大度过危难的是代理校长职务的汤用彤。
　　胡适一去，能够稳定北大教授们军心的就只能是临危受命的汤用彤了。这位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的哲学大家赫然位列蒋介石的“抢救”名单的前几位。与胡适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汤用彤一直潜心学术，与政治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去留将影响到北大甚至其他高校教授的选择。如果汤用彤选择南下，北大学人或许会蜂拥南去。于是，北大地下党决定全力挽留汤用彤。这时，身为弟子的汪子嵩直接找到了汤用彤。在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图后，汤用彤决定留下来，与北大师生共度时艰。
　　胡适南下后，北大没有了校长，教授们自己成立了校委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成为事实上的北大校长。胡适的嘱托和教授们的信任，更让汤用彤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胡适走后不久，南京又派飞机来接汤用彤等人南下。汤用彤没有走。在他的影响下，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也选择留了下来。
　　号，北京宣布和平解放。到了5月份，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给汤用彤送来一份任命书，正式任命他做北京大学校委会的主席。
　　咫尺天涯
　　在北大的知名教授中，哲学家贺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样也是蒋介石急于“抢救”的知识分子。此前，贺麟与蒋介石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蒋介石对他优礼有加，不仅多次召见，而且还邀请他到中央政治学校讲课。蒋介石还直接资助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留下了至今无可比肩的西方文化译丛。为此，贺麟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自从民国三十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
　　如此深厚的交往，让贺麟在留走之间左右为难。作为哲学家，贺麟离不开这片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故土，但是，自己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又很容易成为日后算账的把柄。此时的贺麟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就在胡适离开北平那天早上，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王汉斌要求汪子嵩去做贺麟的工作。汪子嵩以弟子的身份来到了贺麟的住所。汪子嵩坦诚地告诉老师，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并转达了中共高层希望他留下来继续工作的愿望。贺麟不无顾虑地问，北平解放以后，中共能否保证学术研究的自由？如果能，自己就留下来。尽管没能等到明确答复，贺麟还是接受了共产党的诚意，几次拒绝登机南下，最终留在了北平。
　　去留两难的又岂是北大的教授们。
　　城外清华、燕京大学，城内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学者文人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和胡适一样，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选择了南下，而对政治不甚萦怀的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黎锦熙择选了留下。
　　梅贻琦入城等候南下时，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事隔多年，冯友兰坦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194 8年12月15号，也就是胡适乘飞机南下的同一天，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尽管有不少学者选择了南下，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然而，这一次的选择注定要让这些昔日的友朋远隔天涯。季羡林回忆说，胡适到南京后曾安排专机到北平，点名要接走几位老朋友。而他自己亲自到南京机场恭候。飞机返航，舱门拉开，他满怀希望要同老朋友会面，然而除了一两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据说，胡适当时大哭一场，心中的滋味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一二了。
旧闻：献给一部分要走的朋友们
　　日《北平日报》报道
　　接触嗅觉灵敏人物 摸索和平的影子
　　(本报讯)三十八年元旦在故都，过的异常紧张吃力，……梗在人们心里或露在嘴边上的问题是一致的：“和平之神真的要来了吗？”
　　和平是全面性的，对于这个问题，在北平无法找到解答，惟有从嗅觉灵敏人物口中去探索。
　　首先被人注意的是外籍人士的意见，新年美国大使馆照例有个酒会，在这个集会中，外籍人士……大都避免评论……
　　最难捉摸的是在平军政当局们的意见，……公共场合中，对于总统文告抱着守口如瓶的态度。让情绪埋藏在心底。
　　民意代表们发言度数比较宽，七省市参议会的定例集会恰恰在新年举行，……贺翊新议长说：谈话虽然涉及和的问题，并未作正面讨论。……刘象山说：大家都愿意和平，关键只在共党。
　　政治圈外人物的意见：首先被人注意到的是一般教授层。……某教授说总统进退无关的表示，是出自被动，和平关键虽在中共，总统个人仍然须付出更大的诚意，……杨人梗说：和平能否实现要看今后一段时间的演变，目前情形距和平尚有相当距离，和谈本是双方面的事，政府虽启和平之门，中共怎样表示还是一个问题。……
　　逢到和谈一类问题，一些带有党派色彩的学者们往往特别为人注目……梁秋水以沙哑的音调说：“我看和平还很渺茫呢”。去年十月间呼吁过一次和平的张申府教授，……觉得虽然现在“和平空气已经比去年十月间浓厚得多了，但是距离仍然还很远，……只靠单方面，和谈是没办法实现的”。新年在故都，人们的情绪是起伏不定的，三十八年元旦带给人的是希望抑或失望呢？
　　日《北平日报》报道
　　真空地带弦诵不辍清华师生寒窗苦读
　　(本报特写)清华大学，从上星期起，已经正式上课了。在那个真空地带里，他们师生依旧弦诵不辍的在苦读寒窗，和平常没有两样。
　　校长梅贻琦南下之后，校务委员会的主席，就由文学院院长哲学家冯友兰代理，教授会的主席，也是冯先生担任。关于学生的行政，由校务委员会议决通过后施行。关于教务方面，如复课、考试之类，则由教授会会商决定。全校教职员，除了日前南飞的三四人之外，都留居校中，努力于诲人不倦的生活。
　　校中存粮，足够维持三个月的，这当然也是安定的原因之一。……守城门的国军，对检查固然认真，而态度非常和蔼，颇能表现军民融洽的精神。每一个城门都有国军驻扎着，专负检查任务。
　　出得城去，有国军步哨，沿途非常平静……有时迷了路，诚朴的村民，会很热诚的指示给你途径。进城时，从城府和附近其他的小村庄，一样可以雇到三轮和两轮的人力车，但只能送到城门口为止，交通也相当方便。
　　……清华学生在城中的，原有三百人，最近因为开课，陆续返校的已经过半数。其余有的借读北大，有的在准备返校中。因为北大和清华的课程并不完全一致，借读自然也并不完全理想。……最近警备部规定了出去的不得再进来，进来的不得再出去的办法，所以现在他们再要出入城门的时候，旅行证就要扣留下来了。城里的教职员和学生，都珍重着他们这个唯一的机会，而且预备着再一出城，便安心的在真空地带中，静静钻研学问去了！
　　……在围城之外，断续的炮声中，读书人还能照旧读书，能说不是一种福气吗？(白)
　　日《北平日报》报道
　　献给一部分要走的朋友们
　　战时气氛充满了故都，南方的朋友很关心我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的命运，是值得感谢的，不过实际说起来，我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既非显要，更非什么专家教授，当然难列国宝名单之内，潜逃又没有必要，更没有被抢救的机会，所以现在的生活与将来命运的问题，我将与其他二百万同胞得到同一的答案，就大环境来讲，每个人都好像是太平洋里的一个花生皮，实在用不着什么大惊小怪，何况既生长在这个不平凡的社会里，而又愿意继续活下去，就不应当过于悲观，因为悲观就是弱者，适足以促短了自己的生命！
　　故都紧张的局面，不过短短的半个月，我等之辈以及劳动的朋友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感受到生活的不便，但都能死心踏地安安稳稳的活下去，既不发表什么宣言，也不造任何谣言，充分的表现出纯洁的天良，使人们都认识了穷朋友的可爱！
　　三年前一部分接收大员们，在他们的事业与财富上都算成功了，他们的洋楼、汽车，虽然无法携走，但是他们的金条美钞以及临走的飞机票都是我们鲜淋淋的血肉，我们骨瘦如柴，他们肠肥脑满，他们不但接收了国家的事业，而且吮尽了我们的骨髓！“抗战”的时候他们在后方，“戡乱”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后方，好像是后方永远应当属于他们的，而前方永远应当属于我们的，这样看起来，他们莫非真是上帝的选民？而我们莫非真的是万牲园的猴子？有人建议给当局，走可以由他们走，但是必须拿出相当额数的救济金，还要公布他们的名单，不过笔者意见，关于救济金的问题，似乎不必，因他们的财富既然在法律上已然承认是他们的，那就是他们的好了，我们这样要法，未免迹近勒索，何况来路不名，取之伤廉，我们不接受他的救济，但是名单是必须公布的。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那是你自己为官的自由，我们不加干涉，但当你既“入”既“居”之后，就应当始终负责你认为邦有道则仕，你认为邦无道则隐。忽“仕”忽“隐”，我们是吃不消的，因此我们必须请求当局公布他们的名单，名单公布之后，好防止他们二次复员。(瘦鹏)
　　大事记：
　　●日：中原野战军解放郑州。
　　●日：开封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8年6月)。
　　●日：国军黄百韬兵团于碾庄覆灭，丧师12万。
　　●日：黄维兵团被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被俘。
　　●日：杜聿明被俘。
淮北：一个农民的“解放”史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农民的态度决定了国家的走向，农民的力量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文/国家历史特约苏琦
　　淮海战役时，我姥爷成为支前大军中的一员，与村里的几个人一起用平板车将粮食送往前线。
　　淮海战役是解放军的说法，国民党的版本是徐蚌会战，而在我姥爷的口中，这场战事则被称为“打南北徐(宿)州” ，因为我们老家把宿县叫做宿州，而在当地方言中“宿”发“许”音。为了区别于北边的徐州，宿州就被称为南宿州。
　　我姥爷他们到前线的时候，战事重心已从北徐州转到了南宿州。姥爷本以为粮食送到后方就可以回家，但由于战事异常激烈，解放军伤亡也比较大，部队自己的担架队忙不过来，就把包括我姥爷在内的支前民工就地转为担架队员，上前线抬伤兵。
　　当时已是深冬，一心想早点回家过年的姥爷他们多少对这个安排有点不太情愿。解放军的政工干部们就反复给他们讲道理，说这是给咱穷人自己打天下。那时候我姥爷觉悟低，对此不太认同，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
　　后来干部就换了个方式，询问我姥爷他们村地主的情况，问地主手里有多少田地，然后说起地主如何剥削云云。我姥爷对“剥削”这个说法显然不太明白，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就说，为什么地主能发家，他个人觉得是地主家风水好，老坟头“冒烟”。政工干部们对这样的动员效果肯定不会太满意，但还是让我姥爷他们上去了。
　　在隆隆炮声中，我姥爷他们一路晕头胀脑、跌跌撞撞来到了第一线。据我姥爷回忆说，当时是攻打一个小县城，解放军先是集中火力一通炮轰，然后就一群人扛着梯子往上冲，不一会儿城墙上黑压压一片全是解放军。这时就看见墙头上冒出国民党兵来，一个劲儿往下扔手榴弹，用机枪拼命扫。不一会儿，原本黑压压一片的城墙就变成一片空白，战场也稍微沉寂下来。
　　这时就有人命令我姥爷他们所在的担架队往上冲，把伤员抬回来。据我姥爷说，事后回想起来，双方当时好像多少有些默契，就是抬伤员的时候都不大规模开枪打炮。
　　我姥爷和同村的一个人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城墙下，开始抬人，就听见伤兵们此起彼伏地喊：“大哥，先抬我吧，我虽然缺了条胳膊，还能打。”按我姥爷的理解，估计伤兵们也多少知道先抬“全胳膊全腿”的规矩。
　　我姥爷他们顾不得许多，赶紧找了个看上去毫发未损，估计是被震昏的小兵往担架上一放，就往回跑。就在此时，炮声又起，其中一发就在他们跟前爆炸。我姥爷他们两人把担架一丢，就地卧倒。等战战兢兢爬起来，坏了，担架上的伤员不见了。我姥爷他们怕回去跟干部们不好交代，两人一合计，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奔回老家去。
　　我姥爷他们从宿县双堆集溜号回太和县老家没多久，就过春节了。过完春节，淮海大战胜负已定，刘邓大军浩浩荡荡向南进发，官兵们气势如虹，憋足了劲儿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他们身后的这片战场，就成了新解放区。工作组还没下乡的那段时间里，广大的淮北农村陷入了忐忑的氛围中，大家都在等待那不可逆转的命运的改变。
　　县城里一些有钱人家的家眷，凭本能选择了走避乡间，冀望躲得一时算一时。在我姥爷所在的岔王寨，一位这样的女眷的到来，不经意间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由此引发的土匪间的火并也成为类似事件最后的绝响。
　　血案是由一场稀松平常的调戏妇女事件引发的。该寨小土匪头子王宝三一向以欺男霸女为能事，这天来到村头一个寡妇的家里讨水喝。宝三看到寡妇床头坐着一位颇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女子，就向寡妇询问她的来历。寡妇一时紧张，说不出所以然。事后回想起来，若当时寡妇能三言两语交待清楚，后面的一系列变故也许就不会发生。
　　宝三见寡妇说不出个道道儿，便对那女子起了调戏之心。尚未动手，就被那女子甩了一记耳光。宝三一时惊诧，那女子冷笑道，连你表嫂都不放过，说完出门骑上马绝尘而去。
　　王宝三顿时有大难临头之感。他已猜出这女子的身份：大土匪头子车玉来的媳妇，平日在县城里替老车打点生意。车玉来确是他表哥，只是不太近，属于远表亲。事到如今，只能硬着头皮去给表哥陪不是。
　　按照乡间的规矩，王宝三摆了几十桌流水席，远近十里八乡的耆老名宿等头面人物都给请到了，至于老车手下的弟兄，则随到随开，不拘席数。多年以后我姑父说起当时的那个排场，还津津乐道。其时他在车玉来手下当传令兵。
　　听我姑父说，按老车的意思，有心放宝三一马，毕竟沾亲带故，那宝三也是调戏未遂，且赔礼道歉也算及时周到。
　　但老车的妻舅郝六不肯善罢甘休，敢欺侮我老姐，这还了得。那天喝到七八成，酒酣耳热之际，郝六突然一把把桌子给掀了，然后扬长而去。众人面面相觑，王宝三则当即面如死灰。按乡间的规矩，这种说和酒若被对方掀翻了台面，就表明仇家不接受道歉，决意武力解决问题。
　　想到老车是联乡自治的司令，且外面兵荒马乱的也没个地儿可以投奔，宝三自觉大限已到，便回家安排后事。他手下的几个喽罗也都个个如丧考妣。
　　第二天晚上，我姑父带着几个弟兄来到宝三家，说请宝三哥出去说个事儿。据我姑父说，宝三家里顿时哭声震天，宝三一步一回头，刚走出院门便瘫软在地。他的大老婆和小老婆见状飞奔出门扑倒在他身上，宝三边推她们边骂道，笨娘们儿，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还不快滚回去。我姑父他们也劝道，嫂子啊，这样不行，这样我们怎么跟宝三哥说事儿。
　　等宝三大小老婆起身，我姑父他们便把他架起来，走到屋后的竹竿园边，砰砰两枪了事。宝三家人听得枪响，又是一阵呼天抢地。
　　那一夜，类似的场面在寨子里上演了好几回。
　　不几日，在县城学堂里教书的舅舅回到乡里。向来耀武扬威的土匪头子车玉来一反常态上门讨教时局走势。我姥姥一看老车上门，便紧张不已，张口就说，培芝(我舅舅)他没回来。车玉来笑笑说，老嫂子，别怕，我都看他进门了，今儿找大侄子来没啥事儿，就是说说话。
　　车玉来就问我舅舅县城里情形如何，解放军开拔后都留下些什么人，国民党原来县里的那套班子都干嘛去了等等。舅舅说县里成立了军管会，原来国民党的人除了文教口的好像都散了。还说过段时间县里会派工作组下乡，第一件事就会是解散农村里的自治武装，并收缴枪支。
　　老车问我舅舅共产党会不会放他这种人一条生路。舅舅实话实说他不知道，不过他劝车玉来不如主动把队伍解散了，把枪交出去，说不定还能有条活路，否则，国民党正规军都不是个儿，何况他这百十来号人马。车玉来黯然离去，连告别的客气话都忘了说。
　　后来，老车到底还是把队伍解散了，也把枪交了出去。当时工作组没有动他，还表扬了他，但后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还是把他给毙了，理由是此人一贯作恶多端且血债累累。一起被毙的还有他那飞扬跋扈的妻舅郝六，他那个会骑马的老婆后来不知改嫁到哪里去了。至于我姑父他们，被政府本着“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的原则给宽大了，但在以后历次运动中都会被当作反面典型给敲打，一辈子窝窝囊囊。晚年他总发牢骚说，唉，背了一个月的盒子枪，受了一辈子的瞎窝囊。
　　相对于我姥爷他们岔王寨的和平交枪，几村之隔的贺家寨地方武装的解决，则要惨烈得多。那是我父亲的姥姥所在的村庄，我父亲说，那地方老早就有红枪会的底子，民风一向桀骜不驯。工作组来到贺家寨后，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先集合村民进行交枪动员。据我爸爸听我太姥爷说，村民们一边听讲话，一边向工作组人员聚拢过去，工作组人员一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的动员很吸引村民，越发卖力说起来。没曾想村民们发一声喊，便把工作组成员按倒在地给缴了械，后来还把他们群殴一顿给赶出村去。
　　第二天，县里就派来了全副武装的小分队，配有机枪和小钢炮(迫击炮)。贺家寨人看工作组卷土重来，还有武装小分队保驾护航，但自恃墙高沟深，一开始毫不为意，不断在寨墙上叫嚣，一边还噼里啪啦放枪。待到小分队几发炮弹过去轰塌了寨内的祠堂，并把机关枪朝天打得嘎嘎响，村民们晓得了厉害，不一会儿就摇白旗投降了。然后家家户户把枪械都归置好，等小分队清点装箱。小分队将为首的一些骨干分子五花大绑押走了，其中有几个再也没能回来。
　　贺家寨一役后，周围十里八乡的枪械收缴工作顺利多了。我姥爷他们甚至把多年不用生了锈的鸟枪和打兔子的土铳都交了出来。
　　大局初定之后，工作组便开始组织乡村里积极分子成立农会，张罗定成分、分田地的事儿。积极分子多为年轻人，我母亲也是其中一员。
　　我爷爷对这位刚进门的儿媳妇此举十分恼火。这里面不无个人恩怨在里面。当年刘邓大军打过来的时候，有些地主跟着国民党军撤退了，有些则识时务地加入了解放军，他们无一例外都贱卖了自家的牲口农具之类的家产，以便轻装上阵。我爷爷按照现在的说法属于逢低吸纳那伙儿的，见猎心喜，把自己多年积蓄都用来买别人贱卖的牲口农具，家底儿一时膨胀起来。
　　后来听说共产党是按每家每户的家底定成分，若是贫农，可以分地主和富农的家产，若是地主和富农，则只有被分的份儿。消息传来，我爷爷在家成了我奶奶的抱怨对象，在外，则成了全村人的笑柄。
　　自那以后，我爷爷算是跟新政权结下了梁子，对于我母亲加入农会这事儿自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是长对手志气，灭自己威风。他掐来算去警告我母亲说，不出数月，国民党必然会打回来，到时候不要后悔莫及。
　　母亲年轻气盛，对爷爷的反对及警告均当耳旁风。在她眼里，吃每顿饭都给钱的工作组人员肯定代表着时代的方向。劝阻未果的爷爷又喝令我父亲严加管束自己的媳妇，说妇道人家在外抛头露面有辱家风。无奈在外读书的父亲思想比母亲还要激进，恨不能一毕业就加入共产党，好留在县城工作。至此，在与新时代和新生势力的对抗中，我爷爷全面败下阵来。
　　据我母亲说，我爷爷始终对自己错误的购买行为无法释怀，在解放那年的冬天郁郁而终。去世前我爷爷还在不停地掐来算去，说国民党明年春就能打回来。
旧闻：怎样算逃亡地主
　　日天津《新生晚报》报道
　　怎样算逃亡地主？——政府是否要追查惩罚？
　　编辑先生：我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解答。
　　一，我过去在自己的土地耕种上，无劳动力，这当然是地主成分，但我由民国二十二年因为经营商业上的需要而迁出，并非是蓄意违反革命政策，是否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的构成条件都是什么？
　　二，听说逃亡地主是反动的，都必须追查，那么逃亡地主多应得的惩罚都是些什么？
　　三，什么样的地主，应当追捕减租减息，像我这样的地主，是不是也应当进行追捕减租减息？
　　孙鸿九上
　　孙鸿九先生：
　　一，地主抵抗或躲避减租减息、土地改革；或地主已有罪恶企图逃避；或因不了解政府政策而逃亡城市隐蔽者。这全算做逃亡地主。
　　二，对逃亡地主是否追查与惩罚？主要根据其是否有违法行为而定，不是对所有逃亡地主都追查与惩罚。
　　三，你所问的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如果你在减租减息时，依法应该退还农民的地租或利息，尚未退还者，即应退给农民，如不欠则不退。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大事记：
　　●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广州。
　　●日：李宗仁投石问路，上海名流飞访北平。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指示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　　
　　●日：自江阴至九江东北湖口的千里长江北岸，解放军陈兵百万。
　　●日：国民党中常会在广州发表声明，要求停战，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之门最后关闭。
　　●日：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南京解放。
　　●日：太原城破，国民党500文武官员集体自杀。
　　●日：胡宗南弃守西安。　　
　　●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南京：飘摇的家族
　　在旧的政权分崩离析之际，众多家庭和家族也各自飘零。
　　文/国家历史主笔黄艾禾
　　1949年，陈佩结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读高一，16岁。4月23日的那一晚，她一辈子都忘不了。整个南京城的人们恐怕都难以入眠，等待着这个城市的又一次历史交替。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都撤了，城市的治安陷入真空，街上不时有抢劫案发生。陈佩结记得，那时她住在离鼓楼不远的平仓巷，从家中的窗口向外望，附近的司法部大院火光熊熊。家里大人都叮嘱说，千万不要上街上去，一家人全都躲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
　　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曾对解放前夕的南京城有过描述：4月23日，“站岗的警察不见了，满街都见着制服的人群急忙中往中山门跑去，中央航空公司接送客人的车辆被拦去了。经过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和总统府门前，警卫已撤离，里面的好多桌椅被搬出来。总统府对面的房子一大群老百姓正在那里推瓦拆屋……明故宫机场挤满着走的人，某院秘书长想挤上某部的包机，结果被人推下来。早上六时记者打下关的电话，无论你打么地方只听铃声响，却没有人接电话。”“此间抢劫之风仍炽，暴民将剩下的粮食抢劫一空。抢得店中物品的暴民又复遭黑吃黑，殴击不时发生，稀疏的枪声不时听到，但不悉来自何方及原因何在。在街上行驶的车辆皆被拦住遭劫……”
　　但是陈佩结的父亲陈裕光那晚并不在家里。陈裕光，时任金陵大学校长，他那一晚守在自己的校园里，与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共同护校。一位名叫冯世昌的金陵大学校友，忆起那天晚上，街上满是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于是我们同学就上街把枪支拾回来，‘武装’保卫学校，农专同学还拿来一挺机枪，放在校门口助威”。
　　4月24日清晨，人民解放军第35军的大部队开进南京城，登上蒋介石的总统府。
　　末世的逃离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到1949年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恢复到了130万人口，其中仅公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他们的保姆和佣人又有9万，产业工人不过9万，用当年共产党南京新政府的一份报告的话来描述，这是一座有“庞大的寄生消费人口”的城市。
　　还是在1948年年初的时候，这座六朝古都已经开始又一次人心惶惶。1948年2月，国民政府的行政院曾发一封致南京市政府的电文：“共军军事行动仍复进逼无已，爰经决定迁政府于广州，兹已于本月五日正式在广州办公。”国民党政府机关决定南迁，在三大战役开始之前就已经打定主意，而三大战役尤其是令国民党丧失了55万军队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的进行，更加速了这一进程。
　　政府的一级部门(行政院、国防部等)是肯定要迁的，但二级以下部门，不太重要的部委，则对于是否南迁吵成一团。大量的公务人员在发了三个月工资后被遣散。日，淮海战役已见分晓，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疏散职员眷属之训令”：“现中央已公布疏散眷属办法，并责由交通部统筹办理疏运事宜。本府为适应战时状态，自应与中央方面采取同一步趋，并为谋同人疏散眷属之便利，兹将11月份薪金提早于本月15日以前一律发清。其愿自动辞职，送眷回籍者，同时加发薪金一个月……”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了南京，李宗仁“代总统”搬进了总统府。但这时的国民政府，已经不成样子。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孙科宣布，以3个月的疏散费遣散80%的公务员工，而在当时恶性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三个月的薪金只够一个月的伙食费。于是，面临失业的财政部的员工们包围了他们的次长杨道樾，并对一个叫罗宗文的司长施以老拳，结果不但争取到三个月薪金，还有3000元疏散费。消息传开，各部门机关的公务员纷纷效法，并联合了2000人到行政院请愿，致使正在进行的“政务会议”不得不三迁会场。
　　南京的文化部门，如大学、博物院、研究院等，也面临着迁与不迁的抉择。
　　金陵大学陈裕光：“乃志留下”
　　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肇始于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成为金陵大学。民国时期的诸所教会大学中，南京的金陵大学与北京的燕京大学素有“北有燕京，南有金陵”之誉。陈裕光自1927年受命成为校长，到解放前夕已经干了22年。在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政治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等是最重要的几所高等学府。国民党当然是希望它能迁到台湾去，况且，陈裕光的妹夫，正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立武在教育部任上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将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迁运到台湾。其实，这些文物在抗战期间，也是经他的手千辛万苦从南京运到西南的贵州四川等大后方的。1948年冬，淮海战役正在激战之时，杭立武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指示，筹集经费、洽定船只，挑选了3824箱文物精品，分三批由海军“中鼎”舰、“昆仑”舰和招商局“海沪”轮运送到台湾。
　　但是，杭立武运得了文物，却运不走人物——他连自己的内兄也运不走。陈裕光坚决不同意金大搬迁。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
　　为了金大是否搬迁的问题，陈裕光与他的同事们曾反复讨论过几个月。当时一位名叫李扬汉的校友记得，陈校长召开全体教职员会，会场气氛相当紧张，门紧紧关着，但有学生在外面偷听。主张迁校的不乏其人，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想走。陈佩结这样解释她父亲为什么不想走：“搬一次家多不容易！抗战的时候我们曾搬到成都。金大是私立学校，政府是不给搬迁费的。当时是教职工们说，我们少拿工资，让学校筹集到资金来搬家。以后学校再慢慢还！抗战胜利了我们刚刚才搬回来，还要朝哪里搬？搬台湾去，到台湾的哪里？费用又哪里来？”
　　日，陈裕光给当时在台湾的校友胡炽昌写了一封信：“经费无法筹措，新旧校址亦不易有妥善办法，决定不迁，仍举行招收新生”，“不便离校，只有护校。师生皆有留我的迫切愿望，乃志留下。”
　　杭立武本人也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对金大何尝没有感情？1937年抗战时那次搬迁，杭立武走前曾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和兼任金陵大学董事会董事长身份，邀集各教会学校的部分英美友人和商界人士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将金陵大学等地区划进“安全区”，保护了不少中国躲进金陵大学的同胞的生命。但是这次，杭立武搬不走金大了。
　　杭立武只好退一步，希望能把他内兄一家带走。他为陈裕光一家办好了护照和机票，到4月22日下午，杭立武夫妇登上南飞的飞机之前，还在动员陈裕光跟他们一起离开南京。陈裕光含着泪，仍然是坚定地拒绝了，目送妹妹和妹夫远去。这一分别，就是40年。到1989年陈裕光临终前才再次见到妹妹，而杭立武，再也没来过大陆。
　　在杭立武赴机场的路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情况已经非常混乱，并有抢劫事情”，他看到了署有陈裕光名字的“ 南京治安维持会”的安民告示。这个维持会的主任，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高级参议马青苑，副主任吴贻芳，陈裕光任委员。陈裕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南京市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