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自由市场不死（下）（转载）
许小年：自由市场不死（下）
　 日08:51 　 南方网　 许小年　
——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下）
◆在评价美国政府的金融救援时，人们把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混为一谈，政府的职能在这两个时期是截然不同的。
◆政府的非完美性是因为它和你我一样，都是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公众来说，你是愿意忍受寻租贪腐之苦呢，还是愿意忍受市场上的垄断贪婪之苦？你不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进行选择的，而是在两个魔鬼之间挑一个危害小的，挑一个成本低的。
◆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要问自己，在自由换安全的路上，你们愿意走多远？
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者
南方周末：您认为自由市场制度不会崩溃，这是一个理性分析后的结论吗？
许小年：自由市场制度会不会崩溃？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1929年“大萧条”，西方各国有着
不同的反应，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各国，选择了继续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德国和日本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并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了战争。二战之后，西
方世界经历了艰难重建，尽管各国的政府职能在加强，但基础还是自由市场制度。如果自由市场制度能够在“大萧条”的冲击下生存下来，有什么理由认为它将毁于
这次金融危机呢？
二战前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提升，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战争有关。打仗的时候，政府
出面，以全社会的名义把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管制价格，安排生产以保证军需，用配给应对消费品的紧缺。这一传统在二战之后继续了下去，特别是在欧洲，重建欧
洲的马歇尔计划是政府对政府的计划，只能通过政府执行，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欧洲的国有部门长期效率低下，冗员充斥，亏损累累。1980年代撒切尔-
里根主义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不是说出了一个哈耶克，出了一个弗里德曼，又正好碰上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认同他们的主张，掀起了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浪潮，而是
解决国有部门效率问题的一个对策。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必须要这样做，否则共和党在美国，保守党在英国，就不可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坚持自由市场制度，坚持自己的理念，之所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和当
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有关。原来的选择遇到了问题，国有部门搞不好，必须寻找其替代方案，就像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实践已证明，计划经
济此路不通，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其他领导人，要在老百姓的拥护下长久执政，都会选择改革开放。
南方周末：现在美国次贷危机正逐渐演化为一场全球经济危机，是不是意味着各国政府又要寻求另一个根本不同的解决方案？
许小年：在寻找替代方案时，要问一下有什么可以选择的，用计划经济替代自由市场制度吗？即便发生了金融危机，恐怕也没有人建议回到计划经济，东欧、前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计划经济是毫无希望的。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美，过去有问题，现在碰上了问题，今后也还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迄今为止，它是人类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资源配置的机制。
为什么这么说？哈耶克指出，现代经济活动极为复杂，涉及成万上亿的消费者和厂商，有多少种产
品和服务？又有多少种资源要配置？如果靠政府完成这个任务，最多几千名的中央计划官员不可能收集并处理如此大量的信息。社会只能把资源配置的问题化整为
零，变成个人和企业的分散决策，由13亿人自己去收集和处理信息，自己做决策。
也许有人会问，个人和企业都自己做决定，那不就陷入无序状态了吗？谁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经济活
动呢？哈耶克说，自由市场是非常有秩序的，秩序靠价格机制维持，社会的经济活动由价格进行协调，不需要超社会的机构去统一调度和管理。产出品和投入品的价
格告诉每个企业，你应该生产什么，用什么生产和生产多少。消费品的价格告诉每个消费者，你应该买什么和买多少。我们国家的经济现在不就是这样运行的吗？
金融危机改变了哈耶克的这个结论了吗？没有。有人认为，金融危机说明自由市场制度不行了，但
又讲不出道理来，也拿不出替代方案。自1930年代的“大萧条”到今天，自由市场制度的基本构架没变，以私人产权为基础，在以法治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的支
持下，企业和个人分散决策，根据价格信号进行资源的配置，政府干预仅仅作为矫正“市场失灵”的一个手段。金融危机没有改变这个基本构架，我也看不出有什么
理由要改变它。
对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体制，需要讨论的，不是以中央计划代替自由市场制度，不是政府主导或者
管制下的“鸟笼经济”，而是针对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政策失误和市场缺陷，通过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政府在这里的职能是“协助之手
”（HelppingHand），协助市场这个“无形之手”（InvisibleHand），而不是取代它。
在讨论“协助之手”时，要注意一点：所有引起市场失灵的那些因素，同样对政府发生作用。比如说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市场失灵，如果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不完美的，为什么要假设政府就有完美信息？如果政府的信息也不是完美的，为什么要把政府干预看成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妙药呢？
第二，市场上有交易成本，政府干预也有成本。第三，要考虑到“协助之手”变成“攫取之手”（GrabbingHand）可能性，华尔街贪婪，白宫和国会就不贪婪了吗？无非是一个贪钱，一个贪权。
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凯恩斯主义者逻辑上的矛盾就在这里，市场不完美，政府却是完美的。魔鬼遇上天使，结论还用说吗？
南方周末：那么，当前世界各国采取的措施，包括正在密集讨论的全球集体救援计划，难道不是政府干预市场吗？如大家所说，现在“人人都是凯恩斯”。
许小年：在评价美国政府的金融救援时，人们把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混为一谈，政府的职能在这两个时期是截然不同的。
美国财政部提出7000亿救援计划时，金融市场上已经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危，恐慌迅速蔓延。
这是一个非常时期，需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如同在战争状态中一样。学术界有人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称为萧条经济学，这是十分准确的，萧条经济学而不是常态经
济学，你看凯恩斯的原著，《通论》讲的全都是非常时期。
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犯了个错误，把常态混同于危机时期，在常态下推行非常时期的政策，用非常时期的政府干预，论证常态下的政府越位。就这一点而言，凯恩斯主义者背离了凯恩斯的原意。
正常时期和危机时刻的区别在哪里？从理论上讲，就在于正常时期人们的预期是稳定的，而在危机
时刻，人们的预期发生剧烈的变化，导致平时见不到的极端行为。在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怎样设计经济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应该研究的新课题。凯恩斯本人当时
没有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说当人们的预期和正常时期不一样时，政府应该做什么。凯恩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后半段：政府采取行动后，人们的预期会发生怎样的
这次美国政府所有的措施都指向一个目标——尽快把预期稳定下来。政府不断地尝试，看这7000亿怎么个花法有效，2500亿入股银行，担保商业票据的交易，收购有毒资产，目的都是将预期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
实际上，从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如何稳定市场预期是一没有得到解答的
问题，需要理论经济学家作更多的努力。芝加哥学派假设的是常态下的稳定预期，凯恩斯学派的前提是萧条时期的预期，搞清楚两类预期之间是如何转换的，是理解
危机和有效应对危机的关键。
一旦危机过去，预期回复到常态，政府也应该回归正常时期的职能，从已经入股的银行中撤出来，
取消对卖空的限制，不再担保市场交易。政府如何在危机和常态间转换职能？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的所作所为，堪称典范。当联系汇率制受到冲击时，港府艰
难地决定入市干预（当时我在香港，赞同这个行动），执行凯恩斯主义了。港府同时明确表示，香港的自由市场地位保持不变，一旦局势稳定，就立即退出市场。港
府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在危险解除之后，港府把手中的股票做成基金，让港人凭身份证购买，还富于民，政府退出市场，重新回到斯密所讲的“守夜人”的角色上。
南方周末：危机时刻，市场预期没法自我稳定吗？
许小年：在危机时刻，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市场参与者自发达到新的稳定预期会需要较长时间，时间拖久了，可能等不到预期稳定，金融系统就崩溃了。政府干预可以加速预期形成过程，避免更多的损失。
雷曼兄弟倒闭后，大家担心自己的交易对手是下一个雷曼，纷纷捂紧钱袋子，金融市场冻结，交易
量急剧萎缩，别说衍生品市场，传统的银行间市场、信贷市场都不能正常运转，就像发现了三聚氢胺的牛奶市场一样。这时政府的作用是打破“囚徒困境
”（Prisoner’sDilemma），在没有沟通和协调的博弈中，相互猜疑的结果是什么？每个人都选择了最差的策略！惜贷、退出市场交易。金融的本
意是资金的融通，现在变成了资金的沉淀和冻结。政府入股银行，将政府信用暂时借给商业银行，扭转银行倒闭的预期；政府担保交易和收购有毒资产，降低交易对
手风险（Counter-partyRisk），逐步恢复市场信心。从危机期间的猜疑，到常态下的相互信任，预期转变过来，就有可能打破“囚徒困境”，回
到正常的双赢博弈。
为什么要政府充当预期的协调人？花期银行来做行不行？其实私人机构出面也未尝不可，历史上
J.P.Morgan就做过这样的事。但私人机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它有自己的利益，它来组织协调，别人会怀疑它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而政府则是中立的。
第二，政府干预力度大，不仅有财政做后盾，而且因掌握了货币发行，拥有无限的信用供应能力。由于这两个优势，政府牵头时，大家才愿意跟进。所以我并不是一
概反对政府介入市场，而是强调要搞清政府干预的道理，政府在什么地方比市场强，为什么比市场强。
美国政府的救市是否开始起作用？从资产价格指数看，市场依旧信心不足，但有迹象表明，对金融体系崩溃的担忧，正在让位于对上市公司盈利的担忧，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似乎已开始从危机转向常态。
搞清楚了两种状态下的不同预期，就知道我们国内这些年救市措施的性质了，其实不是“救市”，而是“托市”。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利的信心不足，这不是很正常吗？股价的下跌没有动摇投资者对我国金融体系的信心。没病，你在救什么呢？
在不完美的市场和不完美的政府之间
南方周末：现在，在美国，去监管化（deregulation）成了一个贬义词，除了危机时刻的紧急措施之外，在正常时期，政府干预发挥怎样的作用？
许小年：上面说到过，政府的非完美性表现在政策是有成本的，其次，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就在这两点上，假设政府干预的成本为零，假设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也就是假设了完美的政府。当市场失灵时，如果有一个完美政府，答案
当然是政府干预。如果政府也是不完美的，对策是什么？
以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自然垄断为例，纠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有几个，到底选哪一个，要看政策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
自然垄断的问题是厂商拥有完全的定价权，它根据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定价，自然垄断价格因此高于我们希望的社会最优价格，这样就伤害了公众的利益。
对于这样的市场失灵，大概有这样几个可供选择的对策。第一个是市场化方案，政府可以拍卖垄断经营权，像德姆塞茨证明的，如果拍卖市场组织得比较好，拍卖所得等于垄断利润，政府就通过拍卖事先抽走了全部垄断利润，再拿这些钱补贴社会公众。
第二个方案叫监管方案。因为是垄断行业，政府不允许厂商定那么高的价格，政府定价并进行监
管。传统的经济学分析到此为止，但人们忘记了，兼管的方案是有成本的。政府需要大量的信息，以便决定什么水平的价格是合适的。监管成本不仅体现在信息上，
而且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厂商肯定要误导你，他会虚报成本，因为定价方法是成本加一定的利润，成本越膨胀，他得到的价格越高。如果政府根据厂商提供的数据
定价，结果还是不能很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监管还有一个隐性成本，虽然是隐性的，但非常重要，那就是被监管企业的效率低下。由于定价是成本之上加利润，企业没有降低成本的积极性，雇了很多冗员，管理费用高居不下，他没有成本意识，浪费多少没关系，反正最后都打到价格里，政府报销。
监管不仅有成本，而且有可能不起作用。垄断厂商、内部人收买监管者，监管变成寻租工具，公众的利益还是得不到有效保护。你看王益的案件，一个曾负责监管的高级官员，自己违法谋利；你看各地交通厅有多少官员落马，就知道为什么政府部门总喜欢讲加强监管。
第三个方案是国有化，政府出面经营。但政府经营的成本也很高，官员管企业，既没有专长，也没
有足够的激励，企业的效率能高吗？国有化的另一倾向是用行政垄断代替市场垄断，排斥和抑制竞争，降低经济的总体效率，而且国有企业自己也想赚钱，国有资产
要保值增值呀，于是照样抬高价格，倒霉的还是公众。
第四个方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上面这三个方案的成本都太高了，还不如放任自由——不如让市场垄断算了，细算一下成本和收益，最后可能发现，市场垄断的社会净损失是最小的。
所以在非完美市场和非完美政府的情况下，如何制订公共政策，要算算账，要做成本和效益分析，不存在“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简单公式，政府干预不一定就能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
政府的非完美性是因为它和你我一样，都是凡夫俗子，都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对公众来说，你是愿意忍受寻租贪腐之苦呢，还是愿意忍受市场上的垄断贪婪之苦？你不是在天使和魔鬼之间进行选择的，而是在两个魔鬼之间挑一个危害小的，挑一个成本低的。
监管还是“去监管化”，也是两个魔鬼之间的取舍，各有利弊。至于我们的金融监管，其实在很多
情况下不是监管，而是行政管制。监管和行政管制的区别是什么？市场失灵时，才考虑监管；市场有效时也管，就是管制。管制一定要解除，否则我们的金融没创
新，机构没创新，产品也没有创新。官员管市场，就怕出事，出事要丢乌纱帽！保证不出事的最好办法是不做事。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监管，而是如何把市场的活力
和民间的创造力从过度管制下解放出来。
南方周末：尽管存在两个不完美，但这次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思考自由市场制度，重新思考凯恩斯主义，是否意味着此后一个时期内各国政府干预都会增强？
许小年：政府干预可能会加强，但也会有制约。自由市场制度的兴起，说到底是近代个人主义的兴
起。个人权利意识的上升，个人发展的强烈冲动，要求社会提供一种环境，尊重个人权利，承认个人自由，使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梦
想。和这样一种需求相适应的经济制度，除了自由市场，还能有什么呢？
监管（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可以降低风险，但另一方面会限制自由，限制机会。现在华尔街就面临
这样的权衡。为了生存，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不得将自己变成金融控股公司，这样就可以吸收存款，有了低成本的、稳定的现金流入。但存款涉及公众资金，你就要接
受更严格的监管，而监管要限制你的商业自由，影响你的利润。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你要选个平衡点。不光是华尔街，对于正在经历金融危机的美国民众，同样要权
衡安全和自由。所以监管可能有强化的趋势，但不会毫无制约。
如果你想要绝对安全，计划体制最安全，铁饭碗，没有失业的危险，银行控制在国家手里，金融机构不会倒闭，安全有保障，但没有选择的自由。问问你自己，在两极之间，你想在哪一点上找到平衡？
近代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仅是意识的觉醒，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也在推波助澜，过去只有贵胄之家、
豪门子弟才敢做的梦，现在普通人都可以实现了，像比尔·盖茨、杨致远这样的人，出身微寒，成功后可以在社会上享有比过去国王还要高的地位。看到这样的可能
性，个人的追求就不再是温饱了，个人意识的崛起就毫不奇怪了。
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观念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个人主义思潮的高涨。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要问自己，在自由换安全的路上，你们愿意走多远？只要个人主义存在一天，市场经济就是必然的选择。
自由市场制度遇到麻烦，但不会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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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许小年&：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1）
许小年 ：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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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转]&&&许小年&：陆克文和凯恩斯错在哪里？&（1）" />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先生最近在《财经》杂志上发表文章，系统表述他宣称的第三条道路，并自信地认为，只有他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才能有效应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尽管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和没有根据的政策药方，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
陆克文先生的全部观点和自信基于一个粗浅而失实的观察：全球经济危机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因为放弃监管以及由此而来的市场失灵。正是在这一点上，陆克文先生大错特错。
政府失灵导致的危机
在文章一开始，陆克文先生就用政治家在选举集会上的常用手法，武断地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归咎于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先制造一项莫须有的罪名，给自由主义经济学贴上小丑或奸臣的脸谱，再将公众的不满与失望引向这个假想敌，接下去进行的是道义而非学理的审判，反正公众已找到泄愤的对象，不再关心事实的真相与逻辑的严密了。
陆先生说，新自由主义政策源于无监管市场至上的核心理论信仰，只有对经济学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自亚当斯
密始，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未主张过不受约束的市场。斯密认为，离开政府，市场无法有效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斯密所定义的政府职能包括国防、建立和维护以保
护私人产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将监管列入公共品的话，斯密的意思非常清楚，市场交易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和监管的要求。除了
国防、司法和公共品这三个领域，斯密认为，无需政府干预，在自身利益驱动下的个人能够通过自发和自愿的交易，实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政府的职能不是协
调、指导或者管理市场交易，而是建立和保护市场交易的基础私人产权，没有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市场就变成战场，暴力而不是价格决定资源的配置。
近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保持了斯密的传统，弗里德曼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指出，政府所掌握的强制性手段或社会公器具有双刃剑的性质，可以用来保护产权，也可以用来剥夺人们的产权。政府也是理性经济人，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谋求自己的利益。为减少这样的副作用，弗里德曼主张，社会应该保持一个尽可能小的政府，公众要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
陆克文先生不仅自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自由主义妖魔，而且断言它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这场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前后，为稳定资本市场而多次大幅减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
格林斯潘期权。在之后，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战后最低的，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公司和家庭的借贷，在格林斯潘任职的十八年中，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而家庭的储蓄率则不断下降，从年代初的平均，
下降到格里斯潘离职时的零左右。信贷的泛滥造就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在次级按揭的推动下，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然而借钱买来的景气无法持续，泡沫破灭之时，
金融机构少得可怜的自有资本瞬间被巨大的投资损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储蓄根本无法缓冲房价暴跌对家庭财务的打击，除了破产，借债成瘾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
庭再无其他出路。
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先有次级按揭，然后才有之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先有美联储的低利率，然后才有次级按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政府失灵加市场失灵，两类失灵绝不可并列，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为源，后者为流。
陆克文总理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指鹿为马，将格林斯潘定性为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信奉市场至上，他们的失败就是市场的失败，一个明确无误的政府失灵就这样变成了市场失灵。陆先生要么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缺乏了解，要么就是有意误导他的读者。
货币供应的问题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向反对中央银行的自由裁量权，一再警告人们注意，将货币供应交给少数几个人管理是非常危险的。弗里德曼用大量翔实的
数据说明，在美国的历史上，货币供应的波动引起经济的波动。这一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经济波动的发生器而非稳定器，从根本上破除了运用货币
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迷信。为了消除振荡的根源，必须稳定货币供应，而对货币稳定威胁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即由几个聪明的大脑，根据经济的形势，自行决定货币的供应量。为了防止
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大致等于的实际增长率。
格林斯潘根本就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恰恰相反，在货币政策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需要政府从外部进行干预，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就是这样的干预者，尽管凯恩斯本人倾向使用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
凯恩斯认为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源于野兽精神（）支配下的投资波动，为了消除非理性投资冲动造成的繁荣与衰退的循环，他又假想了一个富有人类精神的政府作为救世主。然而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同为凡夫俗子，人在市场上做投资决策时，就一定表现出非理性的野兽精神，而一旦进入政府操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料事如神，伟大英明？如果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高官们也是和华尔街金融家一样的常人，他们的野兽精神发
作时，对经济将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凯恩斯理论体系上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市场是不完美的，但政府是完美的，假设已定，结论不言而喻，当然要由完美的政府去
解救和干预不完美的市场。与凯恩斯形成对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持了逻辑上的一致性，市场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非完美政府设计的宏观政策会引发和加剧经
济的波动，他们反对少数几个人调控货币供应以操纵市场经济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哪怕操纵者是中央银行。
虽然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在资源配置上各有千秋，或者在危机的产生上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
责任。市场优于政府，其优越性在于信息和激励。现代经济极其复杂，社会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需要大量的信息，从每一个消费者的偏好和收入，到每一个企业的产
品和技术，信息散布在经济的各个角落，存储在每个人的头脑中。政府管理经济，最多几千官员，不可能收集和处理足够的信息，而缺乏信息就无法保证资源配置的
效率。现代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只能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在收集和处理信息，亿
人对几千官员，市场与政府的高低上下就寓于这简单的数字对比中。不仅数量，市场上分散决策的信息质量也超过政府机关所能实现的。官员的利益和经济活动的结
果基本无关，决策错了不必负责，对了也没有什么奖励。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企业则不同，每一个决策都会带来利润或者损失，企业有着足够的激励，尽可能地保证信
息的充分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硬给格林斯潘戴上
新自由主义的
帽子，陆克文总理机敏地将政府政策的失败转化为市场的失灵，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一宣传颇为有效。看到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被腰斩，看到自己的房子在市场上只
剩下一半的价值，看到公司倒闭将自己抛入失业大军，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市场上，人们很自然地要问：市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陆先生和他的社会民主主义同志们
乘机跑出来说：市场太自由了，太混乱了，贪婪的金融家浑水摸鱼，令你们损失惨重，投我一票，我将为你们管好市场！
讨伐新自由主义和罪恶的华尔街，政府不仅为自己的错误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为大众洗刷了投机的负罪感。细数有史以来的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的参与？郁金香狂热中有农夫的身影；在年纽约股市崩盘前，工人、职员甚至中学生都参与了疯狂的股票交易；世纪的低收入家庭谎报收入，申请次级按揭，购买本来无力负担的房子。如果说金融危机是犯罪的结果，那么犯罪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亿万贪婪的个人投身于股票、地产、石油和粮食的交易，每个人都有一个暴富的梦，每个人都带着我不是最后一棒的侥幸心理。麦道夫的庞氏游戏仅造成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几十万亿的证券和房地产价值缩水岂是区区几个骗子能够成就的伟业？没有无数大众的参与，资产价格岂能如此轰轰烈烈地上涨，又怎能如此惊天动地地崩塌？
批评大众会丢失选票，政治家深知这一点，拎出少数新自由主义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风险，高收益，顺手再牵出凯恩斯主义的对策，政府救市，政府开支，政府监管，如陆克文先生所言，将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础性的地位。如此既恢复了大众的无辜，又让他们看到未来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当然，还有领导政府的政治家。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与其说给出了医治经济萧条的药方，不如说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众饱受折磨的神经与钱袋得到暂时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机探源方面的大转换后，陆克文总理接着解释政府将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义毁灭了的市场。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将承担四大历史性的任务：拯救私人金融系统、刺激社会需求、建立全球监管体系以及实现社会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临人间了吗？
麻药剂还是手术刀？
无疑问，在危机时刻，政府应动用一切法律赋予的手段，尽快稳定金融市场。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是临时的和应急的，而不是长久的和常规的，要
防止将救火式的政府干预制度化。政府可以为市场交易提供担保，改变游戏规则如限制卖空，向金融机构注资，或者将商业银行国有化，但在采取这些非常措施之
前，政府必须做出明确的承诺，一旦金融系统恢复正常，政府将立即退出市场。这个承诺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公众能够监督执行的。
在这一点上，香港特区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堪称典范。为了保卫联系汇率制，港府于年夏季入市干预，大量购买恒生指数股。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
令人担忧的是，陆克文总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重新塑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哲学框架，它既适应危机时期，也适应繁荣时代。
如果这意味着危机管理变成繁荣时代的常规，政府在危机时期获得的权力延续到正常状况下，就将对经济的效率和社会公正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从哲学上讲，陆克
文先生的逻辑也不能成立，扑灭澳大利亚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剧院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样的原理。现代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
危机来论证常态下政府干预的合理性。
融救援的第二个原则是以改革与重组为目标，只有同意和准备进行重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国政府在当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维护信心为目的，它们没有
看到，恢复信心的关键是恢复微观经济单位的财务健康。金融机构必须进行业务、资产和财务的重整，以便尽快降低负债率。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
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资产负债的调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复得越快。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勇气对选民讲实话，在许诺迅速复苏的同时，政府花钱缓解民间的眼前困难，刻意营造虚假太平的氛围，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组，推迟了复苏所必需的结构调整，延长了经济衰退期。
救金融体系的第三个原则是被救助者必须分担救助成本。政府注资商业银行，原有股东的权益就被稀释；政府接管金融机构，原来的高管就要下台。对于次级按揭的
债务人，他们也应该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付出代价，否则将使原本就存在的社会公正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次按债务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补贴，信誉良好和正常还款的家
庭得不到任何帮助，这岂不是变相的奖劣惩优？如果确无还款能力，只能破产，正确的政府救助应该是增加破产后的补助，而不是输血以阻止破产的发生。
金融救援要坚持原则，因为任何救助都会带来棘手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市场参与者因有政府兜底而放松风险控制，采取更加激进的投资策略。金融的系统风险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参与者识别与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陆克文先生所指责的自由交易和复杂的金融创新；风险归根结底是道德风险，而不是产品风险。如果投资者自已丧失了控制风险的激励，简单的产品也可能大幅增加系统风险。郁金香很容易理解吧？一样造成泡沫。房屋是再普通不过的商品了，看得见，摸得着，价值的计算也不需要复杂的数学公式，可房地产市场上依然是泡沫不断。
陆克文总理只谈救援，不谈重组，在资产负债失衡未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复苏的希望在哪里？陆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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