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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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六节&&& 皮林马其顿、索非亚、科索沃战役及尼科堡会战
附：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控制马里查河谷后，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北面的多瑙河流域，试图先征服保加利亚，而是开始谋划进入巴尔干山地，解决势力更强大的塞尔维亚。就地理结构而言，从马里查河谷向西穿越一个重要的地缘节点，即可进入南摩拉维亚河谷。这个节点在蒙古西征部分曾经出现过，就是今天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所在的“索非亚盆地”。如果说科索沃盆地，是中世纪塞尔维亚民族枢纽板块，那么索非亚盆地之于保加利亚也是如此。　　在这里先澄清一个失误，包括之前《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在内的图中，里拉山的位置都向西偏移到了塞、马、保三国边境了（会有新图修订）。实际上，里拉山的位置处在索非亚的正南，与罗多彼山脉紧密相接，广义上亦属于后者的一部分。里拉山之所以经常被单独分离出来，一方面因为它是巴尔干的最高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成保加利亚的地理中心。共计有四条大河发源于里拉山，包括：向北穿越索非亚盆地、巴尔干山脉注入多瑙河的伊斯克河；向东经色雷斯注入爱琴海的马里查河；向南流经马其顿注入爱琴海的奈斯托斯河（保加利亚称梅斯塔河）、瓦尔达尔河（希腊称阿克西奥斯河）。　　从这个角度，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的马其顿跟保加利亚的地缘关系更近（而不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也一直视马其顿为自己一部分了吧。事实上，抛开中世纪保加利亚对上马其顿的经营不说，保加利亚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后，马其顿也仍然是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实现统一的保加利亚建立了第三王国）。不过在摆脱奥斯曼控制之后，基于巴尔干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保加利亚对上马其顿甚至北色雷斯的控制都出现过反复。　　今天，在以地势高低来划分的上、下马其顿，马其顿这个标签的归属问题，似乎只是马其顿共和国与希腊之间的纠葛。不过虽然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因为在上马其顿的存在，有机会继承古马其顿的地缘政治遗产（希腊自是竭力反对出现这种情况），但保加利亚其实也得到了部分上马其顿领土。　　这块隶属保加利亚的马其顿，被称之为“皮林马其顿”。所谓“皮林马其顿”，所指向的就是斯特里蒙河上游河谷地区。它的名字来源于河谷东侧的“皮林山”。皮林山、里拉山，一般都被视为罗多彼山脉的一部分，只不过相比一个有高度、一个有长度的后邻居，皮林山的名气不够大，整条山脉因此多被统称为“里拉——罗多彼山脉”罢了。鉴于保加利亚也控制了少部分上马其顿地区，让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垄断“上马其顿”的标签，多少会有些不合适（虽然它是主体）。为了以示区别，与皮林马其顿之称同时出现时，一般会称之为“瓦尔达尔马其顿”。　　至于归属希腊的，包括瓦尔达尔河、斯特里蒙河等河流下游的沿海部分， “爱琴海马其顿”是最能表示其地理属性的名称。基于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上，都曾经统治过马其顿，今天这种分配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平衡（源自于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的《布加勒斯特协议》）。在政治、民族结构复杂多变的巴尔干地区，用地缘的方法划分板块，更有助于我们从纷乱的中，厘清彼此的关系。最起码大家能够因此而清楚，每个民族国家与它的邻居之间，矛盾的焦点在哪里。　　既然已经得到了马里查河谷，那土耳其人就没有可能放过索非亚了。在基本的扫清色雷斯（包括西、北、东色雷斯）的抵抗之后，土耳其人拿下了索非亚（公元1382年）。需要指出的是，索非亚成为保加利亚首都，只是19世纪末的事情。在保加利亚第一、第二王国时期，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之间的大特尔诺沃、普雷斯拉夫、普利斯卡才是都城所在（可以用谷歌地图定位），上述三座城市并称为保加利亚三大古都。当然，如果现在瓦尔达尔马其顿归属保加利亚的话，今天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也肯定会被保加利亚人认定为古都的。　　虽然索非亚这座城市成为保加利亚首都的时间不长，但它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占领这座城市，土耳其人不仅能够很便当的通过伊斯克尔河谷，向多瑙河下游平原渗透，同时也能够沿巴尔干山脉南麓，进入塞尔维亚人的南摩拉瓦河谷。13世纪中叶，因大汗之位出现空缺而结束在西征的拔都，就是透过这样的线路，从巴尔干和匈牙利平原，经由索非亚中转回到南俄草原的。如果不是战略上结束了扩张，蒙古人很有可能在下一次西征中，反向重走一下多瑙河下游平原——索非亚盆地——南摩拉瓦河谷这条西征之路。不过不要紧，140多年后，同样出身亚洲游牧文化的土耳其人，会“帮助”蒙古人完成未竞的事业的。　　算上匈人、蒙古人，这已经是欧洲人面临的第三次“黄祸”了。当然，此时的土耳其人到底还有多“黄”是存疑的，毕竟从塞尔柱时期算起，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经营也有两百年了，土耳其人在应罗姆苏丹国之召进入小亚细亚之前，也在阿姆河中游这一混血之地呆了不少时日（最初的建立帝国的塞尔柱人突厥人，最起码贵族肯定是标准的蒙古人种）。其实欧洲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基因变化，所以在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他们更多用“鞑靼人”这一不带种族特征的标签，来形容进入欧洲的蒙古人、土耳其人等亚洲游牧民族，并将这个概念扩张至整个亚洲地区的马上民族（包括满洲人这种渔猎出身的民族）。　　从索非亚进入南摩拉瓦河谷的第一站，是今天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尼什”（仅次于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尼什——索非亚就是沟通东西两端的重要通道，蒙古人、保加利亚人完成征服事业时也都走过这条路。控制索非亚之后的奥斯曼帝国，很快便将兵锋指向的尼什，而失去了尼什的塞尔维亚，自然明白自己将大难临头了。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危机并不止东线。已经控制了色雷斯和索非亚的土耳其人，没有理由不对马其顿下手。在与塞尔维亚人进行决战之前，除了最北端的斯科普里盆地，以及最南端那个手掌形的“哈尔基季基”半岛（带三根手掌）以外，土耳其人几乎拿下了整个上、下马其顿地区。　　最后的决战，发生在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笔墨的科索沃盆地东部，也就是今天塞尔维亚人认定的科索沃地区，史称“科索沃战役”（公元1389年）。基于土耳其人的给基督教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次不仅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参战，基督教联军还包括天主教世界的匈牙利人，以及还没有成为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甚至还有少量波兰人）。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塞尔维亚人自己的表现。　　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塞尔维亚人的表现不能说不好。他们当中甚至有贵族出身的勇士，刺杀了亲自领军西征的奥斯曼君主（穆拉德一世）。很难说20世纪初，萨拉热窝那位塞尔维亚青年的表现，没有受到这次成功刺杀的影响（刺杀者是塞尔维亚中的英雄）。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并不是由偶发事件决定的。就像即使没有塞尔维亚人，当年对奥匈帝国王储的刺杀，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的欧洲，也一样会有其它事件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如果说100年前的那次刺杀，还的确直接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那么600多年前的这次刺杀，对局势的影响就不大了，因为塞尔维亚人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由于在科索战役中，塞尔维亚的贵族精英伤亡惨重、无力再战，这个曾经怀有帝国梦的王国，战后很快便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接下来，奥斯曼人开始着手解决保加利亚人问题，希望能够扩张至多瑙河下游。　　很显然，保加利亚亡国只是时间问题，而保加利亚的沦落，也意味着匈牙利将再次履行它“基督教之盾”的责任。问题是，此时的匈牙利王国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在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之前，喀尔巴阡山脉外围那些说拉丁语的瓦拉几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已经先后脱离匈牙利王国的控制，独立建立自己的公国。那么，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就这样看着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吞并整个巴尔干吗？当然不是。一场由教皇呼吁组成的“新十字军”，将再次对异教徒开战。
在其它天主教国家做出反应之前，匈牙利人其实已经试图挽救过保加利亚的命运了（公元1392年）。不过越过多瑙河的匈牙利军队，并未能迟缓土耳其人的进展。在此情况下，匈牙利希望整个天主教世界能够为之提供帮助。此时的西欧内部矛盾重重，在结束十字军的东征事业后，世俗君主的权力开始凌驾于神权之上。期间甚至连教廷都一度被法国人搬到了法国境内变身傀儡（1308年到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除去内部一直邦国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外，英法两国更是处在缠斗的百年战争时期（1337年 - 1453 ）。只是这次，形势实在太过严峻，在教皇的呼吁下，天主教国家还是集体作出了反应。　　“新十字军”的成员囊括了几乎所有天主教地区，包括法兰西、德意志、波兰、意大利、波希米亚、英国等地。在这些外援中，希望通过新圣战确立自己大国地位的法兰西人，数量是最多的。不过这些外援加起来也不过数千之数，匈牙利人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在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的抵抗相继失败后，现在该轮到匈牙利人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了。为了即将到来的决战，作为拥有欧洲最精锐骑兵的匈牙利，集结了6万左右兵力。　　公元1396年，以匈牙利军队为主的“新十字军”在多瑙河南岸的尼科堡（今保加利亚城市“尼科波尔），与人数相当的奥斯曼军队展开会战，史称“尼科堡会战”。这一会战的规模，也是奥斯曼帝国扩张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会战。与科索沃战役不同的事，来应站在十字军一边的塞尔维亚人，这次站在了新宗主一边，并直接为之奉献了自己的重骑兵部队。同时，塞尔维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政治遗产，包括马其顿、塞萨利、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等地，亦皆为奥斯曼帝国所接收。当然，土耳其人肯定是不会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塞尔维亚骑兵的帮助上。为奥斯曼帝国进行扩张的骑兵王牌，是被称之为“西帕希”骑士集团。　　与中欧洲西欧所盛行的“军事采邑制”相类似，这些土耳其骑兵也是自己负责装备训练，战时接受征召，并且以战场上的收获的财富和土地（采邑）作为自己的回报。最大的不同在于，西帕希骑士们受封的领地并不能世袭。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拥有更大的控制力和集权力，不至于像西欧那些帝国那样，很快就因为层层分封而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土耳其人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稀奇。2000多年的秦国，正是凭借将土地、爵位和军功挂钩，同时又不可世袭罔替的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在尼科堡战场上，土耳其人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希望一战成名的法国骑士，以及承担主力任务的匈牙利骑兵都遭遇了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土耳其人暂时还没有水上优势，这种背水而战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生还者乘船逃回瓦拉几亚）。在诸多技术原因中，成分各异的基督教联军无法有效协同作战，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次法、匈两军就各自为战）。这也是“十字军”们的老毛病了，当日十字军东征时，就经常因为群龙无首而削弱战斗力。　　尼科堡会战的胜利，意味着北起铁门关、南至温泉关的巴尔干地区，尽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现看起来被穆斯林帝国包围，且无强大外援支援的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理由幸免了。事实上，在“新十军”出现在尼科堡之前，土耳其人已经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尽管这座城防坚固的千年古都（加之对手没有强大海军），抵御住了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但亦被迫接受在城内开辟穆斯林居住区、修建清真寺等条件（当然还有进贡年金了），以试图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苟且。　　然而谁也不知道，这些“低调”的做法，能够为君士坦丁堡争取多少时间。君士堡丁堡需要的上强大的外援。这一工作拜占庭的皇帝一直在做，教皇能够号召“新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的求助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在尼科堡战争失败后，谁还能够帮助日落西山的拜占庭呢？答案却是出乎意料。这次帮拜占庭“帝国”续命成功的，竟然是另一个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帝国。　　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同一信仰而变得更和平，就像教皇再不希望天主教国家内斗，也敌不过因地缘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一样。同样，穆斯林内部也同样充满着争斗。在向欧洲扩张的同时，土耳其人逐步用政治、军事手段，臣服了安纳托利亚高原那些塞尔柱国家。显然，这并不是奥斯曼帝国东扩的终点，对于一个穆斯林帝国来说，新月沃地和麦加的圣地天然具有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土耳其人在欧洲的扩张，最终还是为了有机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人。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向东扩张的机会也很是不错。因为曾经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亚美尼亚高原及高加索大部的伊尔汗国，在13世纪中叶已经崩溃，并分裂为诸多国家。伊朗高原的波斯人、阿塞拜疆的土库曼人、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以及还希望重现往日荣光的蒙古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继承伊尔汗国的遗产。然而正当各方为抢夺伊尔汗国遗产打得不可开交时，一个来自察合台汗国的跛子，却开始规划一个更大的帝国梦。这个跛子，就是差点与中国也有交集的“帖木尔”。在跨入15世纪的大门之时，也正是他的“帖木尔帝国”击败了奥斯曼帝国，间接帮助君士坦丁堡又续了半个世纪的命。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百一十七节　　帖木儿帝国、安卡拉战役
14世纪中叶，西亚的伊尔汗国分崩离析时，中亚的另一个蒙古汗国——察合台汗国，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河中之地为西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则包括七河草原、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就这种分割模式来说，几乎是一个地缘结构上的必然结果。比如11世纪中分裂为东、西两部的喀喇汗王朝；12世纪进入天山南北的西辽政权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后者在西部的领土为花喇子模所取）。　　这种地缘政治局面如此周而复始的出现，本质原因在于以七河草原为本部的游牧政权，无法稳定控制富庶且人口密集的河中之地。相比之下，面积虽大但绿洲狭小南疆地区，控制起来要容易的多。今天以大部为乌兹别克所有的河中之地，人口超过三千万，南疆人口则不到其三分之一的数字对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二者地缘潜力上的差距。基于地理位置，以及波斯文明的先发优势，河中之地与伊朗高原——兴都库斯山脉北部的所谓“大呼罗珊地区”关系要紧密的多。二者在政治上，曾经多次尝试过整合，至于以谁为主进行整合就不一定了。　　花剌子模是从北向南，试图整合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典型案例。只不过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崛起便遇上了西征的蒙古人。而在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统治都遇到危机的情况下，河中之地再次迎来了崛起之机。与花剌子模当年不同的是，担负这一使命的帖木儿，是从河中的地缘中心——泽拉夫尚河流域一带起家，然后统一整个河中之地的（再具体点，就是泽拉夫尚河之南的卡尔希河绿洲）。　　从民族属性上来说，帖木儿一般被归类为突厥化的蒙古人。之所以没有直接被认定为“突厥人”，有赖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横行无忌的。这段空前绝后的征服史，为黄金家族（铁木真及其直系后裔所属的家族）在后蒙古帝国时期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以至于在欧亚草原文化区（包括边缘的绿洲文明区）进入大分裂之时，为了利用这笔政治遗产，包括帖木儿在内的很多统治者，都希望保留自己的“蒙古”身份，并通过联姻或者附会的方式，跟黄金家族扯上关系。　　基于河中之地的地理位置，帖木儿帝国可以向西南的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东南印度河流域，这两个具备同等诱惑力的目标扩张。后者要翻越的是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前者则要征服伊朗高原（伊朗）。当年的花剌子模曾经试图同时做到这两点，现在帖木儿帝国也同样在这样尝试。在帖木尔的扩张战争中，他成功的学习了成吉思汗曾经惯用的屠城威慑战术。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帖木儿用了40年的时间，接收了察合台、伊尔汗国的政治遗产，并进击印度河平原，击败了古尔王朝在印度的继承者“德里苏丹国”。建立了一个北起锡尔河中上游、西至亚美尼亚高原、南至美索不达米亚，东至印度河平原的庞大帝国。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势力范围已经覆盖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并尝试向亚美尼亚高原扩张影响力的奥斯曼帝国，无可避免的与帖木儿帝国发生了碰撞。　　在帖木儿帝国强势扩张的这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事业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数次击败基督教联军，并臣服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后。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了长期围攻。需要说明的是，出于稳固后方的需要，土耳其人虽然也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扩张，但直接控制区却只是向东延伸到了今天土耳其首都安卡纳一线，并没有直接消灭东部那些源自罗姆苏丹国的突厥小国。尽管慑于奥斯曼帝国的兵威，这些国家都表示愿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但一旦有另一股强大力量介入，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就很难说了。　　正当土耳其人为如何拿下君士坦丁堡而操心劳神时（公元1400年），已经扩张至西亚的帖木儿帝国率先发起了攻击。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那些原本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突厥小国们，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缓冲作用。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继倒戈加入帖木儿的军队。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突厥小国并没有在奥斯曼帝国的西扩中获得什么好处。相反，如果能够帮助帖木儿取得胜利，那么这些突厥小国就很有机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乃至巴尔干半岛分一杯羹了。在这种情况下，萨卡里亚河上游的的安卡拉，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抵御帖木儿帝国的前线。公元1402年夏，两个风头正盛的穆斯林帝国，在安卡拉展开会战，史称“安卡拉战役”。　　在安卡拉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来看，应该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然而，帖木儿最终却取得了完胜，甚至俘虏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与其说这是一场军事胜利，倒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胜利。基于这是两股“突厥穆斯林”势力之间的对决，暂时置身于二者核心之外的其它突厥穆斯林的倾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从蒙古人的扩张中汲取经验（学到的不光是屠城）的帖木儿，外交手段显然更为高明。最起码他让大家相信，自己的成功能够让整个突厥和伊斯兰世界获益。从技术上看，土耳其人在安卡拉会战的惨败，直接原因也正是负责右翼的两万新征召部队（从东部突厥附庸国征召），临阵倒向了帖木儿一方。讽刺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参战的非核心军队中，反而是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表现的最为忠诚。
安卡拉会战的结果，使帖木儿无限接近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如果再乘势南下，消灭已经风雨飘摇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帖木儿帝国，在版图上甚至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亚历山大帝国。然而亚历山大帝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如此复杂地缘结构区域中，你几乎没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问题在于，帖木儿本人会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哪里，抑或说认为哪个板块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首先，小亚细亚并不是帖木儿的选项。在安卡拉战役之后，帖木儿并没有顺势消灭奥斯曼帝国，而是“仁慈”的把帝国遗产分配给了那位被俘苏丹的四个继承人（苏丹本人因无法忍受被俘之辱而自杀）。抛开以这一举动对其它突厥小国的安抚之意以外（表明它们也没有被灭的风险），这种安排在地缘政治上所透出的意思，是帖木尔帝国并无意向爱琴海和欧洲进军。　　其次，令人意外的是，马穆鲁克王朝以及王朝控制下耶路撒冷、麦加、麦地那圣地，也不是帖木儿的主要目标（尽管他在叙利亚北部击败了马穆鲁克大军）。要知道，作为一个穆斯林属性政权，上述圣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这样做，最起码证明帖木尔的梦想，并不是复制一个“阿拉伯帝国”。那么到底是什么板块，能够比欧洲和圣地，更加吸引帖木儿的目光呢？难道是印度？100多年后，帖木儿一个绰号叫“老虎”的五世孙“巴布尔”的确这样做了。与帖木尔的四面出击有所不同的是，老虎巴布尔在进入政治战场之后，很快决心成为一个印度的君主。最终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个由外族入侵所建立的印度王朝，就是后来被大英帝国所颠覆的“莫卧尔王朝”。　　然而在帖木儿的时代，他并没有想过做一个印度君主。相比那些更合理的地缘政治选择，帖木儿的梦想要更为宏大，那就是重建“蒙古帝国”。尽管身处河中的帖木儿，在文化上已经突厥化、信仰阿拉伯化（伊斯兰化），政治制度上又更倾向于波斯，但蒙古帝国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以帖木儿当时的声势来说，似乎也的确有这样的机会。蒙古三大汗国（除掉被元朝灭掉的窝阔台汗国）中的察合台、伊尔两汗国的故地，实际已为帖木尔帝国的所控制。同时，在与奥斯曼帝国对决之前，帖木尔甚至还两次远征过金账汗国，并在汗国的核心之地——伏尔加河完胜汗国军队。在此之前，金帐汗国曾经南下南阿塞拜疆，试图接受伊尔汗国的遗产，而在此之后，虽然帖木儿并没有在欧亚草原纠缠，但却从金帐汗国那里拿走了，身处河中之地边缘的花剌子模绿洲。　　现在，蒙古在中亚、西亚、东欧的三大汗国，都已经成为了帖木尔帝国的领地（或手下败将）。至于蒙古帝国的中央汗国——元朝，则在帖木儿刚从河中崛起之时，就已为汉族政权“明”王朝击败，（公元1369年）。当然，这并不代表守护黄金家族正朔的“元”政权就此消失。退回长城以北的黄金家族，又以“元”的名号，对蒙古高原维系了一段时间的统治（史称“北元”）。不过在明朝的持续打击之下，黄金家族属性的“元”政权再想维系在蒙古诸部的权威，变得异常的艰难。　　公元1402年，在帖木儿大败奥斯曼帝国之时，蒙古高原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改变了帖木儿帝国之后的扩张方向。在这一年，非黄金家族出身蒙古鞑靼部首领（鬼力赤），攻杀了第二十代蒙古大汗（坤帖木儿汗），僭越建立了新的蒙古政权（明史以这一年为北元终结）。尽管后来黄金家族后裔，仍有被扶上大汗之位的，“元”的国号也曾经为后来的其它蒙古部落所沿用，但进入15世纪后，北亚这片游牧之地陷入四分五裂之境，却是不争的事实。　　正统黄金家族在蒙古高原的失势，对于帖木儿来说是一个重现成吉思汗辉煌事业的好机会。这并不代表拥有黄金家族女婿身份的帖木儿（迎取了察合台汗国的公主），下一步一定需要北上整合蒙古高原诸部。相反，帖木儿决定挑战中原的明王朝。这一计划的合理之处在于，如果帖木儿以复兴蒙古之名，攻击明朝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得到北亚蒙古诸部的支援，并顺势谋得蒙古之主的地位；而如果真的能够入主中原，那么，不管到底能不能谋得一个正统黄金家族的出身，帖木儿“蒙古大汗”身份都肯定是坐实的了。　　然而这一计划的不合理之处在于，上入主中原成功的外族政权，都是由蒙古高原或者东北地区而下。直接从中亚，尤其是河中这样的绿洲之地，跨越万里荒漠发起远征，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类似的先例，可以参考一下汉武帝遣李广利倾举国之力发动的“汉攻大宛之战”。以中央之国的集权力和后勤保障能力，尚且只能在费尔干纳盆地取得个惨胜，很难想象只能算半集权性质帖木儿帝国，能够突破河西走廊的屏障（更别说征服中原了）。　　虽然没有理由相信帖木儿有机会入主中原，但相信还是有很多人是希望看到这场帝国PK的。可惜的是，公元1405年，在帖木儿的东征计划刚刚启动、主力尚未出河中之时之，这位时年已经69岁的一代雄主，便病逝于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了（今属哈萨克斯坦）。这项极富想象力的东征计划，也就此成为过去式。　　在帖木儿离世之后，他的帝国并没有逃脱一世而亡的命运。尘归尘，土归土，一切的一切都逃出脱最基础的地缘规律。包括河中之地，以及与之地缘关系紧密的呼罗珊的中亚部分，成为了帖木儿子孙们争夺帝国遗产的主战场；至于包括西伊朗、高加索、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在内的西亚部分，则成为了拥有军事优势的阿塞拜疆突厥诸部的博弈区（它们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故事，我们后面还会解读到）。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帖木儿帝国的扩张无疑是一场非常大的危机。值得庆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并没有因此而衰弱。至于土耳其人后来又是怎么中兴的，又是如何逼着欧洲人去发现新大陆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百一十八节　　波兰人、瓦尔纳战役、君士坦丁堡战役、金角湾及加拉太
附：君士坦丁堡战役示意图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帖木儿将扩张的目标放到了遥远的东方，无疑是一件幸事。仅仅花了十年时间，被肢解成四块的帝国就重新被统一到了一起。这并不表明奥斯曼帝国的这次中兴，完全只在帖木儿的一念之中，更多还是土耳其人内部存在很强的统一意愿。这一意愿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帝国在欧洲的扩张事业，正进行的顺风顺水。土耳其人能够由小到大，击败众多欧洲对手，正是得益于它拥有比基督教世界更强的集权力。那些支撑帝国存在，并以土地作为自己最大酬劳的军事贵族，更希望有人能够领导他们获得更多的土地。　　当然，如果帖木儿帝国的发展方向也是在欧洲，且有足够的时间布局（他当时已经60多了），那么引导这一股扩张力，并成为欧洲之敌的也许就是“帖木儿帝国”了。最低限度，也不会让奥斯曼帝国如此之快的复苏。同时期身处明朝之侧的北元政权就没有那么幸运。对于明朝来说，王朝的安全保障在于蒙古草原的分裂，特别是不能让黄金家族再重新做大（只是却没有防备东北的满洲人做大了）。　　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算是度过了一次危机。然而东线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拔乱反正，还是让奥斯曼帝国受损颇大，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休养生息。这也让欧洲人看到了“拯救”拜占庭的机会。在帝重新国统一之后，直至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几十年前，为了争夺爱琴海的主导权，仍然据有不少爱琴海岛屿的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国之间战争不断。不过威尼斯人，更为关心的是海上的商业利益。把穆斯林从欧洲赶走这件事，从来不是这些精明的商人所关心的。能够威胁到土耳其人的，还是身处巴尔干之北的匈牙利。　　在奥斯曼帝国暂停攻势的这段时间里，处于欧洲圣战前线的匈牙利王国，也在寻求扼制土耳其人的机会。对于被土耳其人伤了元气的匈牙利人来说，后方有两股天主教势力可以成为依托。一是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二是波兰人。后者在14世纪末，以共主联邦形式与立陶宛人结成同盟的（法律上正式的合并是1569年）。从上述两股势力中，先后选取合适的人选继任匈牙利国王之位，是匈牙利人寻求后援的方法。这种做法可能会让中国人感到奇怪，但在模块式的欧洲却很常见。只不过是否能够因此结合成真正的政治同盟（如波兰-立陶宛、匈牙利-克罗的亚那样），取决于这一联合是否能够让两个地缘板块共同受益。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分裂性，匈牙利人并没有从德意志人那里得到有效帮助。从神圣罗马帝国请来的国王，也在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阵亡（公元1439年）。相比在一直处在内耗之中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处在上升期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似乎更可靠些。合波兰、立陶宛人之力的波兰，在15世纪初击败了代表德意志东扩的“条顿骑士团”，并且让后者成为了自己的附庸。这一强势表现，让匈牙利人再次看到了希望，波兰国王很快也成为了匈牙利国王。　　对于一直在与德意志人博弈的波兰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好机会。由于同属西斯拉夫属性的波希米亚，被先发的德意志人纳入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时期，捷克人也正在反抗德意志人的统治。史称“胡斯战争”），波兰人在战略上一直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也因为如此，才会选择和同样孤军作战的波罗的人代表（立陶宛）捆绑在一起。现在，如果能够借机坐实匈牙利的统治权，那么展现在波兰人面前的想象空间可就很大了。要知道西、南斯拉夫人的分割，正是由于匈牙利人的存在。然而这一切想象空间变成现实的前提，是波兰人能够帮助匈牙利战胜强大的穆斯林对手，他们能做到吗？　　在取得了波兰人的支持后，匈牙利人在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中，一度表现的非常神勇。不仅把已经渗透到瓦拉几亚的土耳其人，赶回至多瑙河南岸，甚至还数次远征巴尔干，攻掠塞尔维亚境内的尼什、保加利亚境内的索非亚等土军控制的重要据点。以至于奥斯曼帝国主动放低姿态，愿意在保证塞尔维亚、瓦拉几亚为双方缓冲国的前提下，停战十年。然而在这一系列的胜利鼓舞之下，天主教世界更希望能够一次性的解决问题。公元1444年9月，总数约15000人的波兰、匈牙利军队从铁门峡谷越过多瑙河，开始向色雷斯发起进攻。由于这次战争名义上是由教皇策动（并提供了经济支援），也被视为最后的十字军之战。　　从战略上来看，波兰-匈牙利联军是希望最终进抵君士坦丁堡，控制色雷斯土耳其海峡西岸。顺利的话，在失去后援的情况下，那些驻扎在巴尔干各个据点的土耳其人，将很快会被周边看到希望的基督徒们吞没。对于教廷来说，积极参与组织这场圣战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帮助那些异端的东正教徒了。如果波兰人和匈牙利人取得了胜利，那么这将是整个巴尔干东正教派基督徒，“回归”罗马教廷的最好时机。同时，唯利是图的威尼斯人，也终于承诺提供一定海上支援（由于对达尔马提亚的争夺，威、匈长期不和）。为此，联军在渡过多瑙河之后并没有恋战，而是迅速向黑海方向攻击前进。　　然而就一场具备决战性质的战役来说，波兰-匈牙利联军的数量着实有些少，即使加上进军开始后加入的志愿军（主要包括4000瓦拉几亚骑兵），总数也只有2万之数。至于威尼斯人的海上支援，则是完全不可信任的。即使愿意履约，他们所能承诺的，也只是和希望看到十字军东征的君士坦丁堡一起封锁海峡。让人感到无语的是，海上封锁计划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不愿意看到威尼斯人做大的热那亚人，又一次偷偷的帮助了土耳其人（当然是收了很多钱的），协助后者将数万士兵，从小亚细亚紧急运送至东色雷斯。需要说明的是，执行封锁任务的十字军舰队并非没有试图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只是早有准备的土耳其军队，在岸边布置了火炮压制了对手的攻击。　　最终的决战发生在今天保加利亚沿海（黑海）的“瓦尔纳”（ Varna），史称“瓦尔纳战役”。站在波兰-匈牙利人面前的，是数量2—3倍于他们的对手。当然，数量从来不是决定一场战役胜利的首要因素。不过从质量上来看，基督教方面也并不占优势。在激战的第二天，领导这场战争的波兰国王（同时也是匈牙利国王）战死于土耳其军队的阵中，随之“最后的十字军”也以一场惨败而收场。　　从大的角度看，瓦尔纳战役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场胜利之后，因帖木儿西征而迟滞了40年的土耳其扩张战争，再一次进入了高潮期。这一次，君士坦丁堡还有幸免的理由吗？
一般情况下，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迫退位的公元476年，被视为欧洲古典时期的开始，也即中世纪的开端。在此之后，日耳曼人席卷了整个西欧，并最终造就了黑暗的西欧中世纪时代。相较于之前的古典时代，整个中世纪最大的地缘特点，就是地缘矛盾开始以宗教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欧洲内部的东、西矛盾，演化成了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共存；欧洲与亚洲的较量，则披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彼此“圣战”的外衣。　　在中世纪的诸多战争中，除了对圣城耶路撒冷的争夺以外，兼有东正教中心地位的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应该是最具“圣战”意味的了。同时，每个时代都有终结的一天，如果说“西罗马”的终结开启了中世纪的话，那么没有比东罗马（拜占庭）的灭亡，更适合为这个时代划上句号的了。公元1453年，这个被帖木儿西征拖延了半个世纪的时刻终于来临。集结了10万陆军和300多艘战舰的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一击。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土耳其人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们知道，君士坦丁堡能够矗立千年，很大程度得益于它那枢纽般的位置。身处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马尔马拉海交汇处的“新罗马”城，即使陷入包围当中，也有机会从黑海、爱琴海两个方向获取战略支援。虽然现在君士坦丁堡已经没有什么海外领地了，但威尼斯、热那亚这些在黑海、爱琴海拥有巨大得益的西欧海商共和国，并不会坐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为了切断拜占庭最后的希望，除了准备强大舰队之外，土耳其人还做了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　　13世纪中叶的蒙古西征，使得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和火器技术得以传入欧洲。14世纪，长期处于混战状态的欧洲，开始独立发展出自己的火炮技术，并在技术上逐渐超越中国。这一时期的欧洲火炮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发射石弹为主。在15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实心铁弹；二是以前装炮为主。弹药从炮口填入的方法，在当时更能保证炮管的密闭性；三是为精度、射程都较低的滑膛炮（在炮管内壁铸上膛线，可让炮弹旋转增加精度）。由于移动不便、发射效率低，加之精度不高，火炮在中世纪后期的野战中，并没能发挥太大作用。包括以同样原理小型化的“手炮”（火枪），使用上也远不如弓箭一类的冷兵器顺手。然而在诸如围城战一类的，针对某一个固定目标的攻击中，中世纪火炮（包括手炮）的上述缺点，却能够最大限度的规避。　　在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准备一鼓作气拿下君士坦丁堡时，土耳其人曾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部最窄处（直线距离700米），构建了一座堡垒——奥斯曼堡垒（今称“安纳托利亚保垒”），以便在攻击君士坦丁堡时，切断对手来自黑海方向的外援。尤其主导了黑海贸易，在黑海拥有最多商业据点，并可能增援拜占庭的主要是热那亚人。不过以当时的火炮技术来看，即使距离如此之短，试图以火炮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也是比较困难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半个多世纪后，在君士坦丁堡战役开启的前一年（1452年）。土耳其人又在奥斯曼堡的对面，抢修了一座更为坚固的堡垒：如梅利堡垒（又称“欧洲堡垒”）。　　合两座要塞型堡垒之力封锁700多米的水道，黑海而来的欧洲舰队再想增援君士坦丁堡，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损失问题了。相比之下，土耳其海峡的另一个出口达达尼尔海峡，最窄处有约1300米，封锁起来的难度就要大的多。在以要塞的形式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同时，奥斯曼将舰队陈兵于马尔马拉海海面，以阻击威尼斯人的支援。后者在爱琴海拥有诸多的据点和利益，同样不愿意看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一策略整体是十分成功的，开战之后，威尼斯人在尝试过几次海上援助后，便在评估风险后放弃了。不过即使拥有强大的海、陆优势，土耳其人的军队也很难对君士坦丁堡造成全面的压力，这是因为拜占庭人的这座都城选址有其独道之处。　　君士坦丁堡构筑于一个直指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接点的海岬之上，整座城市依地形而建，呈现为两面邻水、一面接陆的三角形。除了东、南部与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相接之外，城市的北部有一条长约7公里的狭长水道——金角湾。也正是因为金角湾的存在，方才造成了君士坦丁堡的三角形轮廓。对于君士坦丁堡来说，金角湾不仅是一个天赐的良港，更是一个几乎没有防御压力的方向。当拜占庭的海军占有优势时，停泊于金角湾的军舰可以很快出击，击溃来犯之敌；而当形势对拜占庭不利时，又可以在宽约500米的湾口拉起铁链、封锁水道。这样的话，整个金角湾就相当于一条宽阔的护城河，能够帮助君士坦丁堡缓解三分之一的压力。就目前的局面来说，封锁金角湾已是拜占庭人唯一的选择。
作为欧洲当时最大的城市，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的君士坦丁堡，人口最盛时达到百万之巨。然而拜占庭帝国的衰弱，以及孤城的尴尬境地，使得君士坦丁堡在兵临城下之下时，城内仅剩余有5万人。其中包括热那亚雇佣兵在内的总兵力不到万人（金角湾还有20多艘军舰）。坚固的环状城墙是拜占庭人最可依托的屏障，没有海水庇护的西线也是防御的重心，共建有两道坚固的千年城墙。基于从海上攻上城墙的难度更大，部署于西线的土耳其陆军，也是这次战役的主力。为了攻陷这座坚固的堡垒，奥斯帝国总共铸了70余门重炮，其中最大的12门甚至能够把将近700公斤的石弹，发射到1.5公里之外。然而，巨大的威力也伴随着低下的效率，你甚至不得不在每次发射之后，重新构筑一个炮台（以至于一天只能发射数次）。这也使得拜占庭守军，有机会在两次发射的间隙修复受损的城墙。　　坚固的城防，以及火炮低下的发射效率，让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土耳其人感到焦虑。为此，土耳其人希望能够突破金角湾的铁索，以迫使对手分散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兵力。事实上，铁索横江之术并非拜占庭人所独创。在中国上，长江就曾经多次成为这一战术的实施地。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三国后期“晋灭吴之战”中（公元280年），吴军试图以铁索横江阻挡从中游而来的晋国水军。不过这一战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晋军以火船顺流而下，将铁链烧断的“火烧法”，攻克了这一人造天险。　　不过土耳其人并没有想到这个办法，他们用一个更“笨”的办法，而与土耳其人关系微妙的热那亚人，则再次为之提供了帮助。对于一条封锁港口的铁锁来说，君士坦丁堡所能直接控制的是它的南端。金角湾口的另一头，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角湾包夹而成的另一个夹角，在这个夹角的终端名叫“加拉太”。今天，加拉太区也是伊斯坦布尔下辖的一个城区，而在当时，加拉太是热那亚人的居住区。　　金角湾口的铁链横江战术，形成于公元8世纪初。铁链的两端被系于湾口南北的两座高塔之上：一头是加拉太的“加拉塔”；另一头则是今天君士坦丁堡锡尔凯吉的“尤金塔”（后来的锡尔凯吉火车站，也是著名的“东方快车”的起点）。很显然，君士坦丁堡和金角湾的安危不仅系于尤金塔，也系于加拉塔之上。在塞尔柱入侵小亚细亚，导致拜占庭势衰之后，加拉太区成为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争夺的焦点。能够入驻加拉太区，不仅意味着与拜占庭的结盟（同时负担或者说控制一部分防务），更意味着能够主导黑海贸易。最初得到这一特权的，热那亚人。13世纪初，攻陷君士坦丁堡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威尼斯人曾经从热那亚人手中夺取了加拉太区的控制权。而在尼西亚帝国中兴拜占庭后，押注成功的热那亚人又夺回了加拉太。　　如果热那亚人决定投靠奥斯曼，那么金角湾的防线当不攻自破。为了让热那亚人配合，土耳其人也许诺他们在城破之后，将继续拥有原来的商业特权。然而君士坦丁堡的安危毕竟不同于以往的一些两面讨好的“资敌”行为，即使是商人本性的热那亚人，也无作出如此站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对面的决定。只是就此断然拒绝土耳其人的请求，热那亚人又不免要考虑一下，城破之后自己所需承担的后果。为此身处加拉太的热那亚人做出了一个貌似“中立”的决定，那就是即不允许土耳其人从加拉太破坏金角湾防线，也不阻止土耳其人绕过加拉塔进入金角湾。　　如果土耳其人只是想把陆军运到金角湾的对面，那么他们并不要去找热那亚帮助。问题是只有把军舰，送进这个封闭的海湾，才能够对君士坦丁堡的防线构成压力。那么真的有这样的方法吗？答案是肯定的。土耳其人在加拉塔之北，用木材铺设了一条长约1.5公里的通道，并涂抹动物油脂，然后再以人力将船只拉过这条滑道，送入了金角湾。那就是把船只绕过铁链运进金角湾。比起“火烧法”来，这一做法的确显得有点“笨”。不过就技术层面来说，这个想法仍然不算是土耳其人首创。古埃及王朝时期，埃及人曾经用此方法，绕过尼罗河瀑布远征努比亚（今苏丹地区）。这一方法也曾运用到，沟通尼罗河下游与红海的交通中。不管土耳其人的做法是，还是从古埃及人那里得到的灵感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成功的把数十艘战舰偷偷的运入了金角湾。　　土耳其人在军舰之间铺设木板（增强稳定性），并在木板上架设火炮攻击金角湾内的军舰，并火力支援在西线作战的土军。土耳其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座古城最为薄弱的城墙部分就在西北角。2个半世纪之前，十字军们正是从这个方向攻破了君士坦丁堡。不过君士堡的上一次沦陷，很大程度是因为拜占庭内部的权力之争，削弱了防守意志。而这次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拜占庭人的抵抗则显得尤为坚决（包括热那亚雇佣兵），甚至包括帝国的末代皇帝也一直坚持在前线战斗（直至战死）。然而在西、北两线强大的炮火攻击之下，这一切都已不足以挽救这座古都的命运了。公元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的城墙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个屹立千年的帝国轰然倒下。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仅标志的中世纪的结束，同时也对欧洲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了巨大影响。此后，东正教和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变身成为了伊斯兰教和奥斯曼的“伊斯坦布尔”（直至今天）。当时之人应该没有想到，这一事件在欧洲乃至世界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会有那么的深远。这些影响也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逐步得到解读。
第二百一十九节　　伏伊伏丁那、波斯尼亚人
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真正崛起成了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征程还远没有结束。在巴尔干东正教国家三强中，除了君士坦丁堡战役中被消灭的拜占庭以外，保加利亚王国已经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尼科堡会战后（公元1396年）不复存在了。唯一还在苟延残喘的，就是还在艰难保有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塞尔维亚王国。至于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塞萨利等地扩张的土地，则在科索沃战役之前，就被奥斯曼帝国所侵占。　　塞尔维亚之所以能够比保加利亚多续上一甲子的命，是因为在科索沃之战后选择了一个“务实”的做法，那就是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塞尔维亚重骑兵不仅配合土耳其人参与了尼科堡会战，甚至出现在了奥斯曼、帖木儿两个穆斯林帝国PK的安卡拉战役的战场上。当然，这并不代表塞尔维亚人就此完全站在了穆斯林一方，并与匈牙利交恶。他们的种种做法，只是为了能够避免自己被奥斯曼帝国吞并。　　然而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塞尔维亚人希望保持的这种关系终于还是打破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奥斯曼的苏丹甚至给自己也戴上了顶“罗马皇帝”（凯撒）的头衔。虽然这让人多少觉得有点怪异，但一定要论理的话，似乎也没什么不妥。毕竟凯撒以及之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之前），并没有基督教化。既然日耳曼人和希腊人，甚至保加尔人，都曾经试图继承罗马的政治遗产，那么由一个突厥穆斯林君主来这样做，又有什么问题呢？　　不管是叫罗马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的野心已经不能再容忍，塞尔维亚人的这种半独立的地位了。从位置上看，如果没有拿下塞尔维亚，土耳其人在欧洲的主力扩张方向，就只能是多瑙河下游的瓦拉几亚；而如果拿下了塞尔维亚，已经算是欧洲腹地的多瑙河中游平原，将为帝国的扩张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基于这个需要，在君士坦丁堡的秩序恢复之后，土耳其人旋即使展开了对塞尔维亚的征服工作。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塞尔维亚人选择臣服于奥斯曼，是因为对方给自己留了一条生路。现在这个前提已经不存在了，匈牙利人的支持成为了塞尔维亚人唯一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　　在科索沃战役之后，塞尔维亚人没有再敢把都城，放在时刻面临土耳其人威胁的大摩拉瓦河流域，而是迁至了位于于萨瓦河、多瑙河交汇处的贝尔格莱德。在这个点上，塞尔维亚人能够最大限度，从隔河相望的匈牙利人那里得到支援（两河之北为匈牙利领土）。事实上，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这个重要的巴尔干城市都还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伴随着匈牙利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塞尔维亚的走强，它被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了与之结盟的塞尔维亚人（公元1284年）。　　公元1456年，已经控制了大摩拉瓦河土耳其军队，兵临贝尔格莱德城下，准备拿下这个北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尽管匈牙利人给予了塞尔维亚人很大帮助，但贝尔格莱德这座孤城，还是毫无悬念的失守了。不过放在更大的空间中来看，贝尔格莱德的失守以及塞尔维亚王国的覆灭，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让塞尔维亚民族意外的渗透进了匈牙利平原。在贝尔格莱德失守之后，大批不愿意被穆斯林统治的塞尔维亚人渡过萨瓦河、多瑙河进入匈牙利境内，以期有朝一日能够复国成功。　　由于匈牙利方面也希望这些塞尔维亚人能够帮助它固守南疆，避免土耳其人长驱直入，塞尔维亚成功的在贝尔格莱德之北获得了合法居留权。这种情况，一如当年斯拉夫人被引入巴尔干北部，帮助拜占庭防御北方压力一样，只不过这次的方向正好相反。这片位于多瑙河、萨瓦河、特兰西瓦尼亚高原之间，包括部分蒂萨河下游在内的平原地区，被称之为“伏伊伏丁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以民族自决的名义肢解奥匈帝国的过程中，塞尔维亚人已经占据多数的伏伊伏丁那地区选择加入了塞尔维亚。今天在塞尔维亚的版图中，伏伊伏丁那与科索沃一样属于自治区（也是仅有的两个自治区）。值得庆幸的是，与塞、阿两族在科索沃的生死博弈不同的是，在欧洲民族和解的大背景下，伏伊伏丁那地区并没有成为匈牙利与塞尔维亚的争夺焦点。有时就是这么吊诡，一段失败的经历反而可能成为民族扩张的一个机会，并且随之带来政治上的收获。一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那段殖民史，反倒成为独立后政治诉求的依据一样。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无论对于政治家，还是地缘研究来说，只是着眼于政治边界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管理被征服地区人民，是征服者永恒的话题。通常情况下，征服者并非意识不到被征服者与自己民族、文化属性迥异所带来的风险。问题在于，强行融合本身会带来极大的政治风险，尤其被征服地区人口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对于由小亚细亚一隅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来说，如何对待境内繁杂的民族是必须直面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原本的基督教地区。在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人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决定，那就是在境内推行信仰自由和民族自治政策。一个被统治民族可以在不损害帝国利益的前提下（同时缴纳比穆斯林更高的赋税），保留自己的宗教、语言、文字等民族印记，并对内进行自我管理。这一制度被称之为“米勒特”制度　　在君士坦丁堡的管理问题上，上述政策也得到了体现。作为东正教的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牧首被允许继续驻守在新的“伊斯坦布尔”中。不过牧首原本最正统的驻地，也是东正教的宗教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则在被加建了四个礼拜塔（同时去除所有偶像痕迹）后，变成了穆斯林的清真室。另一个次一级的教堂“圣乔治教堂”，保留了下来成为牧首的驻地。很显然，在奥斯曼帝国看来，这样的安排即显示了政治上的主次关系，又能够让境内的基督徒们安心接受统治。
尽管允许被统治民族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但并不代表土耳其人就不会在巴尔干进行民族同化政策。除了强行征召入禁卫军的“血赋”（耶尼切里）以外，以及在战略要点迁入穆斯林驻扎以外，土耳其人还延续了阿拉伯人传播宗教时所惯用柔性的政策，那就是你可以选择变成一个穆斯林。接受这一变化的好处，就是可以承担较低的税赋，以及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鉴于穆斯林在巴尔干的统治长达400余年，可以想见的是，势必会有人受到这一条件的诱惑。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希腊曾经和土耳其以宗教信仰为标准进行过人口交换（1923年），将50万穆斯林人口送入了土耳其境内，这其中大部分就是伊斯兰化的希腊人。不过纯粹以人口数量来比较的话，希腊方面并没有占到便宜。因为同时有150万主要居住于小亚细亚沿海城市，在“米勒特”制度下得以保留东正教信仰的希腊人，也被交换入了希腊境内。　　不管土、希两国的人口交换到底谁占便宜谁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过这种各取所需的自我“净化”行动，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算是解决了境内的宗教冲突危机。然而在没有进行过类似妥协“南斯拉夫”地区，情况却变得空前的复杂。因为在这数百年的统治中，有一个敏感的区域成为了巴尔干穆斯林的集中地，那就是“波斯尼亚”。关于波斯尼亚的地理特点，以及它在南斯拉夫民族分布区中的地缘位置，在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解读过了。概括性的说，这是一片位于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与萨瓦河之前，以波斯尼亚河为中心的土地。　　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介入，波斯尼亚毫无疑问的只是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与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之间的问题。事实上，宗教信仰几乎是甄别你是克罗地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唯一标准。所谓的塞尔维亚语与克罗地亚语，也被语言学家视为同一种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二者的区别更多表现在书面上，前者用的是源自希腊语的“西里尔字母”，后者则使用“拉丁字母”进行拼读。看到这里，中国人是不是又为汉字没有“进化”为字母文字，以及当年秦始皇所推选的“书同文”政策感到庆幸？　　在土耳其人统治巴尔干时期，波斯尼亚地区归信伊斯兰教的“南斯拉夫人”数量是最多的。在今天内部分裂的“波黑”，穆斯林人口占据了将近一半。如果仅仅计算波斯尼亚的话，这个比例将更高。这一变化导致生活在波斯尼亚土地上的穆斯林，已经开始使用“波斯尼亚人”作为自己的族名了。很显然，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前者）内心并不愿意接受这个古老的斯拉夫属性标签伊斯兰化。在这一切成为现实之前，这些同样说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穆斯林，一般被认为只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然而客观现实是，既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主要甄别标准在于宗教，那么波斯尼亚人成为穆斯林的专属似乎也同理可证。　　如果不是出于宗教信仰问题，波斯尼亚穆斯林在民族、文化上，一直在致力于与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加深联系，波斯尼亚作为一个地缘标签，本来也是有机会剥离出独立政治、民族史的。因为在塞尔维亚崛起的12世纪末，波斯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波斯尼亚公国”。虽然统一了大摩拉瓦河流域，并向南扩张至马其顿等地的塞尔维亚人，在“帝国时代”曾经征服过波斯尼亚，但后者很快便又脱离了塞尔维亚重获独立。换句话说，波斯尼亚并不是塞尔维亚的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在铁托时期，波斯尼亚加上迪纳拉山脉分水岭之南的山地板块“黑塞哥维纳”被合在一起，获得了独立共和国地位的原因（而不是并入塞尔维亚）。　　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塞尔维亚之后，波斯尼亚以及黑塞哥维纳地区很快也成为了帝国的领地，并长期成为奥斯曼帝国向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渗透的前线地区。波斯尼亚位于天主教世界与东正教世界交汇处的地缘位置，为土耳其人推进的宗教同化政策提供机会。部分对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形成政治、民族认同感，又担心被挤压生存空间的波斯尼亚人，心理上有更有动机通过改变信仰，来维持甚至扩张自己的利益。这与土耳其人战略上，希望在天主教南斯拉夫人与东正教南斯拉夫人之间，契入“伊斯兰化波斯尼亚”这棵钉子，以稳定巴尔干北部局面的想法相一致。基于这种微妙的关系，波斯尼亚成为巴尔干伊斯兰化的集中区，并最终形成穆斯林属性的“波斯尼亚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波斯尼亚并非是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上，进行宗教同化政策成功的唯一区域。相比这片南斯拉夫人腹地，伊斯兰教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尔巴尼亚的推广，要显得更为成功。不过很快我们就会发现，土耳其人在这个方向的扩张，并不仅仅影响到了阿尔巴尼亚人的信仰，也让“南斯拉夫人”内部的地缘结构，变得更加的复杂。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百二十节　　黑山、阿尔巴尼亚人、内乌姆及杜夫罗斯托克
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征服虽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巴尔干地区都成为了穆斯林的统治区。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土耳其人的扩张就遇到了困难。伴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极度依赖东地中海贸易的威尼斯、热那亚，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要知道商业行为的本质，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获取利益。一个多方角逐甚至混乱的世界，会更有利于商人们的发挥。事实上，这些意大利海上共和国的崛起背景，正是源自于拜占庭帝国的衰弱。当东地中海的统治力开始被一个更加集权的穆斯林帝国所掌握时，可想而知会威尼斯、热那亚这样的商业共和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而奥斯曼帝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出现，也并没有让这对冤家和解，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商业利益，两个相爱相杀的海上共和国之间竞争反而变得更加的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威尼斯更需要达尔马提亚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巴尔干半岛顺风顺水的奥斯曼，也希望能够拿下达尔马提亚，这样的话整个意大利就将呈现在土耳其人的眼前。如果对手只是匈牙利的话，情况会变得更加简单。只要先拿下了克罗地亚人的斯拉沃尼亚，就可以顺势进入达尔马提亚。问题是达尔马提亚也是匈牙利与威尼斯的争夺焦点，前者在通过共主联邦的形式成为克罗地亚宗主后，得以入主达尔马提亚。进入15世纪以后，由于要应对来自奥斯曼方向的威胁，匈牙利与威尼斯在争夺达尔马提亚的博弈中，逐渐落入了下风，后者也终于控制了这片它最为看中的海外领地。这个消息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并非好事，毕竟与爱琴海的情况不同，在亚得里亚海威尼斯人才是主场。　　力保达尔马提亚的威尼斯，并非是土耳其人在亚得里亚海沿线遇到的唯一障碍。有一块天然封闭之地，同样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征服中幸免于难，它就是“南斯拉夫人”的黑山。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黑山已经分割成为了一个独立民族，我们本来是可以将之称为“塞尔维亚人的黑山”的。就来说，以泽塔河谷为核心的泽塔公国，与大摩拉瓦河流域的政治统一，可以说是塞尔维亚的政治起点。15世纪中叶，在整个大摩拉瓦河流域塞尔维亚及相邻的波黑地区被土耳其人征服之时，凭借迪纳拉山脉的庇护（这段山体是整个巴尔干半岛最“厚”处），泽塔地区顽强了维持了自己的独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泽塔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开始称自己的土地为“黑山”。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音译而是一个意译的名称。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维系黑山人独立的主要地缘力并非来自海洋，而是他们背后复杂的山地。　　当然，面临如此强大的压力，仅仅凭借地利是远远不够的。为此，黑山人在政治上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教合一政策（君主同时也是最高宗教领袖），以此来对抗同样这样做的穆斯林政权。基于黑山的群山包围的地理结构，土耳其人很难直接跨越迪纳拉山脉进行征服。最好的战略路线是从科索沃盆地出发，沿德林河而下，从斯库台湖沿岸进入泽塔河谷。土耳其人也的确这样尝试过了，问题还是在于，在这样一个由高大山脉包围的狭小平原上，征服者在低地的统治力会战略性的遭受来自高地的压力，尤其是斯库台湖的存在，更加容易让征服者陷入被切断后路的窘境。在中央之国的扩张史中，类似的处境曾经多次在朝鲜半岛及越南半岛北部出现，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永久性的放弃这种尝试。　　相比在黑山地区的困境，土耳其人在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征服反而要顺畅的多。尽管从技术上看，黑山困局也同样应该在阿尔巴尼亚地区上演。然而作为整个巴尔干地区最弱小的民族，这些古伊利里亚人后裔，并没有选择强硬对抗土耳其人，而是整族改变了信仰。作出这种选择的直接原因，很大程度是基于与南斯拉夫人竞争关系的考虑。与之前倾心贸易的希腊人，以及拥有庞大版图的罗马不同，南斯拉夫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是生存之地的竞争。如果没有土耳其人的到来，已经控制了科索沃和黑山的塞尔维亚人，势必继续向南蚕食斯库台湖以南的土地，最低限度也要拿到整个德林湾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等于给了阿尔巴尼亚人一个机会。只要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那么他们就能够比固执坚守自己信仰的塞尔维亚人，占据更有利的身位。　　当然，对于之前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民族来说，这种改变一般是十分困难的。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同样被土耳其人统治的亚美尼亚人，就一直不愿意接受这种改变。以至于在上个世纪初，土耳其人用大屠杀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国内民族结构（西部与希腊则是人口交换）。不过这种转变对于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上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人在信仰问题上所作出的另一次彻底改变能够提供佐证。在那次成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转变中，当时的执政者甚至使用了强迫改变饮食习惯（你懂的）的手段进行快速推进。以至于事后他们可以骄傲的对东方的盟友说，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无神论国家”（东方盟友肯定不会认可这点）。　　今天的阿尔巴尼亚虽然被一些资料标注为以伊斯兰信仰为主，但大多数人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其实尚无特定的立场（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身处一神教的地缘圈内，阿尔巴尼亚迟早有一天还是会成为上帝或真主之地的。具体怎么选择，就要看时事如何变化了。当然，这么重大的改变，过程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比如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阿尔巴尼亚人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反抗者，包括少部分不愿意改变信仰的人逃往意大利。现在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双头鹰标志，就是15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反抗者，曾经使用过的标志（源自东罗马帝国）。不过在进入16世纪后不久，零星的反抗便已不复存在了。比起誓死抵抗的黑山人来说，这些抵抗的力度着实有限。
回到黑山问题上来。一定要拿下黑山的话，土耳其人并非做不到，只是凡事都要衡量一下代价，就像美国实力再强，也不会把精力全耗在阿富汗一样。现在，有了愿意跟随真主的阿尔巴尼亚人协助，不仅可以“以夷制夷”的牵扯黑山人，还能够为整个帝国武装提供可靠的兵源。应该说，从民族生存的角度看，彻底倒向穆斯林的阿尔巴尼亚人，成功的抵御住了长期以来对塞尔维亚人的劣势。并且开始顺着德林河——白德林河，向科索沃地区反渗透成功。以至于今天，在塞尔维亚民族源头的东科索沃地区（伊巴尔河谷），阿尔巴尼亚人都占据了绝对优势，并事实独立成了“科索沃共和国”。由此也使得黑山那些“比塞尔维亚人还塞尔维亚人”的古塞尔维亚人后裔，因在与大摩拉瓦河流域的同族沟通时，战略上缺少了科索沃这一环，最终演变成了独立的“黑山人”。　　抛开本身的地理优势不说，黑山能够不被奥斯曼帝国所吞并，还受益于它正处在达尔马提亚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位置。这使得黑山人在战略上，不至于被奥斯曼帝国封锁。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削弱威尼斯才是问题的关键。放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看，削弱威尼乃至打击整个西欧的经济基础，更牵扯到土耳其能不能再往西走的问题。有一个比较普遍被接受的看法，是拿下君士坦丁堡并进而控制了整个东地中海的奥斯曼帝国，断绝了与西方贸易往来。并导致欧洲被迫将视线转向大西洋，触发了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　　这种说法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扩张的确影响了东、西方贸易通道的畅通，逼迫欧洲进入大西洋探险；说它不对，是因为土耳其人固然是利用自己在东地中海的支配地位，打击了西欧的经济，但东西方贸易并没有因此而禁绝。只不过，被挤压出黑海、爱琴海的威尼斯/热那亚，已经没有可能在地中海贸易中起到支配作用（也就不可能获得最大的利润）。同时，占据了市场支配权的土耳其人，也寻找到了符合自己战略利益的代理人。　　新的地中海贸易中转者名字叫做“杜夫罗斯尼克共和国”（古名“拉古萨”）。对于这个名字，相信很多人会感到陌生。如果你手边恰好有一张巴尔干半岛的地图，它的位置倒也不是很难找。当大家把视线放在巴尔半岛的海线时，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波黑所获得取海岸线，与其陆地的纵深远远不成正比。仅仅是在一个叫做“内乌姆”（又译“涅姆”）的城市，延伸出了24.5公里的海岸线。事实上，这个长度还是把突出的半岛岸线给算了进去，这个出海口真正的直线宽度只有7.5公里。很显然，这样一个硬挤出来的出海口，一定是某种妥协的产物。杜夫罗斯尼克共和国的领地，就是在涅姆与黑山共和国之间的这段岸线上。今天它的归属国是克罗地亚。至于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奇怪的归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解读的了。　　在斯拉夫人南下之后，杜夫罗斯尼克也和相邻地区一样，成为了斯拉夫人之地。从地理属性来看，杜夫罗斯尼克属于达尔马提亚的最南端，也是达尔马提亚群岛能够庇护的最后一片土地。有鉴于此，无论是拜占庭人、匈牙利人还是威尼斯人，在取得了达尔马提亚控制权的同时，也都同时将杜夫罗斯尼克纳入了势力范围。然而奥斯曼帝国对亚得里亚海的渗透，以及黑山这颗钉子的存在，给了这片三方势力相接处的海岸脱颖而出的机会。　　当奥斯曼帝国决定以贸易封锁的方式削弱威尼斯时，杜夫罗斯尼克人适时的向土耳其人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愿意以称臣纳贡的方式，成为穆斯林政权在地中海的商业代言人。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尽管在征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后不久，就从波斯尼亚方向翻越迪那纳山脉分水岭，控制了黑塞哥维纳山地，但却仍然无法在海洋属性明显的达尔马提亚地区战胜威尼斯。在这种情况下，杜夫尼克人愿意主动表示臣服，帮助帝国在黑山与达尔马提亚之间打开个缺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虽然土耳其人也可以尝试一下征服杜夫罗斯尼克，不过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大，只会把对方推向威尼斯人。　　当然，杜夫罗斯托克人对奥斯曼帝国所表示的臣服，并非是真的政治归顺，也并不表示会转变原本的基督教信仰和商业共和国属性，更多是一种双赢的同盟关系。这种双重属性，一方面为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取了商业特权；另一方面又使之能够与西欧洲国家顺畅的进行贸易。而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杜夫罗斯托克共和国”有实力在整个西地中海的贸易中，与威尼斯人展开竞争。回想一下，在整个东亚大陆因为政治原因游离于全球贸易圈外之时，地缘上拥有双重属性的香港，是如何抓住机会成为“东方明珠”的，相信大家就能够理解杜夫罗斯托克，为什么能够成为“亚得里亚海滨明珠”的了。　　不管杜夫罗斯托克人，是如何运用外交手段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回旋于天主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做法使之成为了威尼斯人的死对头（这也是土耳其人愿意看到的结果）。由于二者领地相接，这种冲突也让体量较小的杜夫罗斯托克人倍感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7世纪的最后一年，杜夫罗斯托克将它最北部的一小段海岸线交给了奥斯曼帝国。这样的话，奥斯曼帝国算是为自己统治下的波黑取得了一个出海口，而杜夫罗斯托克则在自己和威尼斯之间筑起了一堵防火境。这段海岸线叫什么，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它就是今天波黑唯一的出海口——内乌姆（涅姆）。　　需要说明的是，鉴于内乌姆的体量以及它所面临的竞争，这段海岸线始终没有开发成为一个海港城市。今天它的经济，更多依赖于比之周边克罗地亚地区更高的旅游性价比（吸引来的游客）。至于杜夫罗斯托克人，基于他们的海商属性，以及当时东正教世界的衰弱，他们在宗教上选择了天主教。这也使得后来在划分民族及政治归属时，杜夫罗斯托克选择成为了克罗地亚的一员。
第二百一十六节&&& 皮林马其顿、索非亚、科索沃战役及尼科堡会战
附：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
控制马里查河谷后，奥斯曼帝国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北面的多瑙河流域，试图先征服保加利亚，而是开始谋划进入巴尔干山地，解决势力更强大的塞尔维亚。就地理结构而言，从马里查河谷向西穿越一个重要的地缘节点，即可进入南摩拉维亚河谷。这个节点在蒙古西征部分曾经出现过，就是今天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所在的“索非亚盆地”。如果说科索沃盆地，是中世纪塞尔维亚民族枢纽板块，那么索非亚盆地之于保加利亚也是如此。　　在这里先澄清一个失误，包括之前《南斯拉夫民族地缘结构图》在内的图中，里拉山的位置都向西偏移到了塞、马、保三国边境了（会有新图修订）。实际上，里拉山的位置处在索非亚的正南，与罗多彼山脉紧密相接，广义上亦属于后者的一部分。里拉山之所以经常被单独分离出来，一方面因为它是巴尔干的最高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成保加利亚的地理中心。共计有四条大河发源于里拉山，包括：向北穿越索非亚盆地、巴尔干山脉注入多瑙河的伊斯克河；向东经色雷斯注入爱琴海的马里查河；向南流经马其顿注入爱琴海的奈斯托斯河（保加利亚称梅斯塔河）、瓦尔达尔河（希腊称阿克西奥斯河）。　　从这个角度，大家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今天的马其顿跟保加利亚的地缘关系更近（而不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也一直视马其顿为自己一部分了吧。事实上，抛开中世纪保加利亚对上马其顿的经营不说，保加利亚在摆脱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后，马其顿也仍然是保加利亚的一部分（实现统一的保加利亚建立了第三王国）。不过在摆脱奥斯曼控制之后，基于巴尔干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保加利亚对上马其顿甚至北色雷斯的控制都出现过反复。　　今天，在以地势高低来划分的上、下马其顿，马其顿这个标签的归属问题，似乎只是马其顿共和国与希腊之间的纠葛。不过虽然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因为在上马其顿的存在，有机会继承古马其顿的地缘政治遗产（希腊自是竭力反对出现这种情况），但保加利亚其实也得到了部分上马其顿领土。　　这块隶属保加利亚的马其顿，被称之为“皮林马其顿”。所谓“皮林马其顿”，所指向的就是斯特里蒙河上游河谷地区。它的名字来源于河谷东侧的“皮林山”。皮林山、里拉山，一般都被视为罗多彼山脉的一部分，只不过相比一个有高度、一个有长度的后邻居，皮林山的名气不够大，整条山脉因此多被统称为“里拉——罗多彼山脉”罢了。鉴于保加利亚也控制了少部分上马其顿地区，让今天的马其顿共和国垄断“上马其顿”的标签，多少会有些不合适（虽然它是主体）。为了以示区别，与皮林马其顿之称同时出现时，一般会称之为“瓦尔达尔马其顿”。　　至于归属希腊的，包括瓦尔达尔河、斯特里蒙河等河流下游的沿海部分， “爱琴海马其顿”是最能表示其地理属性的名称。基于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上，都曾经统治过马其顿，今天这种分配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平衡（源自于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的《布加勒斯特协议》）。在政治、民族结构复杂多变的巴尔干地区，用地缘的方法划分板块，更有助于我们从纷乱的中，厘清彼此的关系。最起码大家能够因此而清楚，每个民族国家与它的邻居之间，矛盾的焦点在哪里。　　既然已经得到了马里查河谷，那土耳其人就没有可能放过索非亚了。在基本的扫清色雷斯（包括西、北、东色雷斯）的抵抗之后，土耳其人拿下了索非亚（公元1382年）。需要指出的是，索非亚成为保加利亚首都，只是19世纪末的事情。在保加利亚第一、第二王国时期，巴尔干山脉与多瑙河之间的大特尔诺沃、普雷斯拉夫、普利斯卡才是都城所在（可以用谷歌地图定位），上述三座城市并称为保加利亚三大古都。当然，如果现在瓦尔达尔马其顿归属保加利亚的话，今天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也肯定会被保加利亚人认定为古都的。　　虽然索非亚这座城市成为保加利亚首都的时间不长，但它地缘位置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占领这座城市，土耳其人不仅能够很便当的通过伊斯克尔河谷，向多瑙河下游平原渗透，同时也能够沿巴尔干山脉南麓，进入塞尔维亚人的南摩拉瓦河谷。13世纪中叶，因大汗之位出现空缺而结束在西征的拔都，就是透过这样的线路，从巴尔干和匈牙利平原，经由索非亚中转回到南俄草原的。如果不是战略上结束了扩张，蒙古人很有可能在下一次西征中，反向重走一下多瑙河下游平原——索非亚盆地——南摩拉瓦河谷这条西征之路。不过不要紧，140多年后，同样出身亚洲游牧文化的土耳其人，会“帮助”蒙古人完成未竞的事业的。　　算上匈人、蒙古人，这已经是欧洲人面临的第三次“黄祸”了。当然，此时的土耳其人到底还有多“黄”是存疑的，毕竟从塞尔柱时期算起，突厥人在小亚细亚的经营也有两百年了，土耳其人在应罗姆苏丹国之召进入小亚细亚之前，也在阿姆河中游这一混血之地呆了不少时日（最初的建立帝国的塞尔柱人突厥人，最起码贵族肯定是标准的蒙古人种）。其实欧洲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基因变化，所以在中世纪后期乃至近代，他们更多用“鞑靼人”这一不带种族特征的标签，来形容进入欧洲的蒙古人、土耳其人等亚洲游牧民族，并将这个概念扩张至整个亚洲地区的马上民族（包括满洲人这种渔猎出身的民族）。　　从索非亚进入南摩拉瓦河谷的第一站，是今天塞尔维亚第二大城市“尼什”（仅次于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尼什——索非亚就是沟通东西两端的重要通道，蒙古人、保加利亚人完成征服事业时也都走过这条路。控制索非亚之后的奥斯曼帝国，很快便将兵锋指向的尼什，而失去了尼什的塞尔维亚，自然明白自己将大难临头了。对于塞尔维亚来说，危机并不止东线。已经控制了色雷斯和索非亚的土耳其人，没有理由不对马其顿下手。在与塞尔维亚人进行决战之前，除了最北端的斯科普里盆地，以及最南端那个手掌形的“哈尔基季基”半岛（带三根手掌）以外，土耳其人几乎拿下了整个上、下马其顿地区。　　最后的决战，发生在我们已经花了不少笔墨的科索沃盆地东部，也就是今天塞尔维亚人认定的科索沃地区，史称“科索沃战役”（公元1389年）。基于土耳其人的给基督教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这次不仅巴尔干半岛上的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参战，基督教联军还包括天主教世界的匈牙利人，以及还没有成为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甚至还有少量波兰人）。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最终的结果还是取决于塞尔维亚人自己的表现。　　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塞尔维亚人的表现不能说不好。他们当中甚至有贵族出身的勇士，刺杀了亲自领军西征的奥斯曼君主（穆拉德一世）。很难说20世纪初，萨拉热窝那位塞尔维亚青年的表现，没有受到这次成功刺杀的影响（刺杀者是塞尔维亚中的英雄）。然而事实再一次证明，并不是由偶发事件决定的。就像即使没有塞尔维亚人，当年对奥匈帝国王储的刺杀，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的欧洲，也一样会有其它事件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如果说100年前的那次刺杀，还的确直接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那么600多年前的这次刺杀，对局势的影响就不大了，因为塞尔维亚人还是输掉了这场战争。由于在科索战役中，塞尔维亚的贵族精英伤亡惨重、无力再战，这个曾经怀有帝国梦的王国，战后很快便接受了自己的新命运——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接下来，奥斯曼人开始着手解决保加利亚人问题，希望能够扩张至多瑙河下游。　　很显然，保加利亚亡国只是时间问题，而保加利亚的沦落，也意味着匈牙利将再次履行它“基督教之盾”的责任。问题是，此时的匈牙利王国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了。在土耳其人进入欧洲之前，喀尔巴阡山脉外围那些说拉丁语的瓦拉几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已经先后脱离匈牙利王国的控制，独立建立自己的公国。那么，匈牙利和天主教世界，就这样看着奥斯曼帝国，在14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吞并整个巴尔干吗？当然不是。一场由教皇呼吁组成的“新十字军”，将再次对异教徒开战。
在其它天主教国家做出反应之前，匈牙利人其实已经试图挽救过保加利亚的命运了（公元1392年）。不过越过多瑙河的匈牙利军队，并未能迟缓土耳其人的进展。在此情况下，匈牙利希望整个天主教世界能够为之提供帮助。此时的西欧内部矛盾重重，在结束十字军的东征事业后，世俗君主的权力开始凌驾于神权之上。期间甚至连教廷都一度被法国人搬到了法国境内变身傀儡（1308年到1378年，史称“阿维农之囚”）。除去内部一直邦国林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外，英法两国更是处在缠斗的百年战争时期（1337年 - 1453 ）。只是这次，形势实在太过严峻，在教皇的呼吁下，天主教国家还是集体作出了反应。　　“新十字军”的成员囊括了几乎所有天主教地区，包括法兰西、德意志、波兰、意大利、波希米亚、英国等地。在这些外援中，希望通过新圣战确立自己大国地位的法兰西人，数量是最多的。不过这些外援加起来也不过数千之数，匈牙利人的表现才是最重要的。在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的抵抗相继失败后，现在该轮到匈牙利人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了。为了即将到来的决战，作为拥有欧洲最精锐骑兵的匈牙利，集结了6万左右兵力。　　公元1396年，以匈牙利军队为主的“新十字军”在多瑙河南岸的尼科堡（今保加利亚城市“尼科波尔），与人数相当的奥斯曼军队展开会战，史称“尼科堡会战”。这一会战的规模，也是奥斯曼帝国扩张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会战。与科索沃战役不同的事，来应站在十字军一边的塞尔维亚人，这次站在了新宗主一边，并直接为之奉献了自己的重骑兵部队。同时，塞尔维亚王国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政治遗产，包括马其顿、塞萨利、阿尔巴尼亚、伊庇鲁斯等地，亦皆为奥斯曼帝国所接收。当然，土耳其人肯定是不会把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塞尔维亚骑兵的帮助上。为奥斯曼帝国进行扩张的骑兵王牌，是被称之为“西帕希”骑士集团。　　与中欧洲西欧所盛行的“军事采邑制”相类似，这些土耳其骑兵也是自己负责装备训练，战时接受征召，并且以战场上的收获的财富和土地（采邑）作为自己的回报。最大的不同在于，西帕希骑士们受封的领地并不能世袭。这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拥有更大的控制力和集权力，不至于像西欧那些帝国那样，很快就因为层层分封而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土耳其人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并不稀奇。2000多年的秦国，正是凭借将土地、爵位和军功挂钩，同时又不可世袭罔替的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在尼科堡战场上，土耳其人又一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希望一战成名的法国骑士，以及承担主力任务的匈牙利骑兵都遭遇了重大损失。如果不是土耳其人暂时还没有水上优势，这种背水而战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生还者乘船逃回瓦拉几亚）。在诸多技术原因中，成分各异的基督教联军无法有效协同作战，总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次法、匈两军就各自为战）。这也是“十字军”们的老毛病了，当日十字军东征时，就经常因为群龙无首而削弱战斗力。　　尼科堡会战的胜利，意味着北起铁门关、南至温泉关的巴尔干地区，尽为奥斯曼帝国领土。现看起来被穆斯林帝国包围，且无强大外援支援的君士坦丁堡，再也没有理由幸免了。事实上，在“新十军”出现在尼科堡之前，土耳其人已经开始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尽管这座城防坚固的千年古都（加之对手没有强大海军），抵御住了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但亦被迫接受在城内开辟穆斯林居住区、修建清真寺等条件（当然还有进贡年金了），以试图在奥斯曼帝国的阴影下苟且。　　然而谁也不知道，这些“低调”的做法，能够为君士坦丁堡争取多少时间。君士堡丁堡需要的上强大的外援。这一工作拜占庭的皇帝一直在做，教皇能够号召“新十字军”东征，君士坦丁堡的求助也是重要原因。只是在尼科堡战争失败后，谁还能够帮助日落西山的拜占庭呢？答案却是出乎意料。这次帮拜占庭“帝国”续命成功的，竟然是另一个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帝国。　　世界从来就不会因为同一信仰而变得更和平，就像教皇再不希望天主教国家内斗，也敌不过因地缘而引发的结构性矛盾一样。同样，穆斯林内部也同样充满着争斗。在向欧洲扩张的同时，土耳其人逐步用政治、军事手段，臣服了安纳托利亚高原那些塞尔柱国家。显然，这并不是奥斯曼帝国东扩的终点，对于一个穆斯林帝国来说，新月沃地和麦加的圣地天然具有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土耳其人在欧洲的扩张，最终还是为了有机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人。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向东扩张的机会也很是不错。因为曾经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波斯高原、亚美尼亚高原及高加索大部的伊尔汗国，在13世纪中叶已经崩溃，并分裂为诸多国家。伊朗高原的波斯人、阿塞拜疆的土库曼人、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人。。。以及还希望重现往日荣光的蒙古人，都希望自己能够继承伊尔汗国的遗产。然而正当各方为抢夺伊尔汗国遗产打得不可开交时，一个来自察合台汗国的跛子，却开始规划一个更大的帝国梦。这个跛子，就是差点与中国也有交集的“帖木尔”。在跨入15世纪的大门之时，也正是他的“帖木尔帝国”击败了奥斯曼帝国，间接帮助君士坦丁堡又续了半个世纪的命。至于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
第二百一十七节　　帖木儿帝国、安卡拉战役
14世纪中叶，西亚的伊尔汗国分崩离析时，中亚的另一个蒙古汗国——察合台汗国，也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其中河中之地为西察合台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则包括七河草原、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盆地。就这种分割模式来说，几乎是一个地缘结构上的必然结果。比如11世纪中分裂为东、西两部的喀喇汗王朝；12世纪进入天山南北的西辽政权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后者在西部的领土为花喇子模所取）。　　这种地缘政治局面如此周而复始的出现，本质原因在于以七河草原为本部的游牧政权，无法稳定控制富庶且人口密集的河中之地。相比之下，面积虽大但绿洲狭小南疆地区，控制起来要容易的多。今天以大部为乌兹别克所有的河中之地，人口超过三千万，南疆人口则不到其三分之一的数字对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二者地缘潜力上的差距。基于地理位置，以及波斯文明的先发优势，河中之地与伊朗高原——兴都库斯山脉北部的所谓“大呼罗珊地区”关系要紧密的多。二者在政治上，曾经多次尝试过整合，至于以谁为主进行整合就不一定了。　　花剌子模是从北向南，试图整合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的典型案例。只不过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刚刚崛起便遇上了西征的蒙古人。而在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统治都遇到危机的情况下，河中之地再次迎来了崛起之机。与花剌子模当年不同的是，担负这一使命的帖木儿，是从河中的地缘中心——泽拉夫尚河流域一带起家，然后统一整个河中之地的（再具体点，就是泽拉夫尚河之南的卡尔希河绿洲）。　　从民族属性上来说，帖木儿一般被归类为突厥化的蒙古人。之所以没有直接被认定为“突厥人”，有赖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横行无忌的。这段空前绝后的征服史，为黄金家族（铁木真及其直系后裔所属的家族）在后蒙古帝国时期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以至于在欧亚草原文化区（包括边缘的绿洲文明区）进入大分裂之时，为了利用这笔政治遗产，包括帖木儿在内的很多统治者，都希望保留自己的“蒙古”身份，并通过联姻或者附会的方式，跟黄金家族扯上关系。　　基于河中之地的地理位置，帖木儿帝国可以向西南的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东南印度河流域，这两个具备同等诱惑力的目标扩张。后者要翻越的是兴都库什山脉（阿富汗），前者则要征服伊朗高原（伊朗）。当年的花剌子模曾经试图同时做到这两点，现在帖木儿帝国也同样在这样尝试。在帖木尔的扩张战争中，他成功的学习了成吉思汗曾经惯用的屠城威慑战术。从14世纪60年代开始，帖木儿用了40年的时间，接收了察合台、伊尔汗国的政治遗产，并进击印度河平原，击败了古尔王朝在印度的继承者“德里苏丹国”。建立了一个北起锡尔河中上游、西至亚美尼亚高原、南至美索不达米亚，东至印度河平原的庞大帝国。当这一切做完之后，势力范围已经覆盖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并尝试向亚美尼亚高原扩张影响力的奥斯曼帝国，无可避免的与帖木儿帝国发生了碰撞。　　在帖木儿帝国强势扩张的这段时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事业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数次击败基督教联军，并臣服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之后。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了长期围攻。需要说明的是，出于稳固后方的需要，土耳其人虽然也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扩张，但直接控制区却只是向东延伸到了今天土耳其首都安卡纳一线，并没有直接消灭东部那些源自罗姆苏丹国的突厥小国。尽管慑于奥斯曼帝国的兵威，这些国家都表示愿意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臣属，但一旦有另一股强大力量介入，他们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就很难说了。　　正当土耳其人为如何拿下君士坦丁堡而操心劳神时（公元1400年），已经扩张至西亚的帖木儿帝国率先发起了攻击。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那些原本臣服于奥斯曼帝国的突厥小国们，几乎没有发挥任何缓冲作用。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相继倒戈加入帖木儿的军队。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些突厥小国并没有在奥斯曼帝国的西扩中获得什么好处。相反，如果能够帮助帖木儿取得胜利，那么这些突厥小国就很有机会，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中东部，乃至巴尔干半岛分一杯羹了。在这种情况下，萨卡里亚河上游的的安卡拉，成为了奥斯曼帝国抵御帖木儿帝国的前线。公元1402年夏，两个风头正盛的穆斯林帝国，在安卡拉展开会战，史称“安卡拉战役”。　　在安卡拉战役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大致相当，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层面上来看，应该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役。然而，帖木儿最终却取得了完胜，甚至俘虏了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济德一世）。与其说这是一场军事胜利，倒不如说是一场政治胜利。基于这是两股“突厥穆斯林”势力之间的对决，暂时置身于二者核心之外的其它突厥穆斯林的倾向，将起到决定性作用。在这一点上，从蒙古人的扩张中汲取经验（学到的不光是屠城）的帖木儿，外交手段显然更为高明。最起码他让大家相信，自己的成功能够让整个突厥和伊斯兰世界获益。从技术上看，土耳其人在安卡拉会战的惨败，直接原因也正是负责右翼的两万新征召部队（从东部突厥附庸国征召），临阵倒向了帖木儿一方。讽刺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参战的非核心军队中，反而是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表现的最为忠诚。
安卡拉会战的结果，使帖木儿无限接近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如果再乘势南下，消灭已经风雨飘摇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帖木儿帝国，在版图上甚至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亚历山大帝国。然而亚历山大帝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在如此复杂地缘结构区域中，你几乎没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问题在于，帖木儿本人会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哪里，抑或说认为哪个板块才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　　首先，小亚细亚并不是帖木儿的选项。在安卡拉战役之后，帖木儿并没有顺势消灭奥斯曼帝国，而是“仁慈”的把帝国遗产分配给了那位被俘苏丹的四个继承人（苏丹本人因无法忍受被俘之辱而自杀）。抛开以这一举动对其它突厥小国的安抚之意以外（表明它们也没有被灭的风险），这种安排在地缘政治上所透出的意思，是帖木尔帝国并无意向爱琴海和欧洲进军。　　其次，令人意外的是，马穆鲁克王朝以及王朝控制下耶路撒冷、麦加、麦地那圣地，也不是帖木儿的主要目标（尽管他在叙利亚北部击败了马穆鲁克大军）。要知道，作为一个穆斯林属性政权，上述圣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这样做，最起码证明帖木尔的梦想，并不是复制一个“阿拉伯帝国”。那么到底是什么板块，能够比欧洲和圣地，更加吸引帖木儿的目光呢？难道是印度？100多年后，帖木儿一个绰号叫“老虎”的五世孙“巴布尔”的确这样做了。与帖木尔的四面出击有所不同的是，老虎巴布尔在进入政治战场之后，很快决心成为一个印度的君主。最终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个由外族入侵所建立的印度王朝，就是后来被大英帝国所颠覆的“莫卧尔王朝”。　　然而在帖木儿的时代，他并没有想过做一个印度君主。相比那些更合理的地缘政治选择，帖木儿的梦想要更为宏大，那就是重建“蒙古帝国”。尽管身处河中的帖木儿，在文化上已经突厥化、信仰阿拉伯化（伊斯兰化），政治制度上又更倾向于波斯，但蒙古帝国所能提供的想象空间，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以帖木儿当时的声势来说，似乎也的确有这样的机会。蒙古三大汗国（除掉被元朝灭掉的窝阔台汗国）中的察合台、伊尔两汗国的故地，实际已为帖木尔帝国的所控制。同时，在与奥斯曼帝国对决之前，帖木尔甚至还两次远征过金账汗国，并在汗国的核心之地——伏尔加河完胜汗国军队。在此之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