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驴怒伤肝 悲胜怒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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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张瑞
国画的好有时在于一种凡俗的趣味,比如白菜萝卜,比如毛驴。
毛驴在民间的意识里绝不是什么好东西。比如骂人的话里,骂一个人是狗,是骂一个人的低贱和奴性,骂一个人是驴,是骂一个人的愚蠢和顽固。笑话里祖孙二人骑驴赶集,为了增加速度而扛着驴赶路,是骂人的蠢如驴。黔之驴里的驴,因不胜怒,蹄之,暴露了它的无能,大概从此,驴还是无能的代名词。在民间,称一个缺德少行的和尚为秃驴,驴就又具有了猥亵龌龊的意思。驴在牲畜群里的地位,与马是决不能比,马英姿俊美,是牲畜里的将军,与牛也不能比,牛虽然默不作声,但任劳任怨,名声是出去了。驴呢,推磨的是它,运输时也多是它,脏活累活一般都是它,只不知为什么总不讨人喜欢。清代的张潮本是个对万物有爱心的人,却也在他的书里不留情面地说——物之稚者,皆不可厌,惟驴独否。大概在于它有事没事的总爱乱叫一气,叫声啁哳,况且,气质欠缺,透着粗俗,所以,卸磨杀驴,这驴也是活该。
不过,低贱如驴者,也不总是这般倒霉落魄。民间故事里,驴往往有幸成为聪明人的坐骑。比如阿凡提,欢快地唱着“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它呀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哗啦哗啦摔了一身泥。”这里的毛驴,机巧,调皮,很难想象,阿凡提骑马会是什么样子。还有神话传说里的张果老,倒骑毛驴,这毛驴就有点老马识途的味道,透着股诙谐和狡黠。黄裳有次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说,为什么古代的诗人骑驴的居多?当然,这问题最早的发现者也不是他,好象是钱钟书,从这问题本身看来,也确是钱氏风味的东西。照黄裳的说法,一是因着毛驴性子慢,适于诗人推敲诗句。二大概是自古以来,君子固穷,驴子本身是落魄的东西,这跟诗人的落魄是一致的。诗人和毛驴,恰是一段绝配。黄裳本来并没有骂诗人的意思,他不是那种刻薄的人。当然这话要是从钱钟书的嘴里说出来,又该另当别论了。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只是觉的有趣,好玩也禁不住的好笑。我们这里有个写诗的朋友,据说诗写得小有名气了,大家在一起玩的时候,一称诗人,他便会慌忙摇手,声称称呼一个人是诗人是骂人话,在现今,诗人的名声大概好不起一匹毛驴。
但毛驴一旦以诗画的形式出现,往往也就境界大开。
一般说来,气盛的人是喜欢马的,就象徐悲鸿的马群,那样昂昂扬扬的气势,大概也跟画家的那种才华横溢的傲气傲骨分别不开。也有人喜欢牛,哞声哞气的,是地道的田园风味,青草长笛。驴则不然,首先,驴大概不会成群结队地出现,出现了也绝不气势磅礴,而是象一队怨愤的奴隶。驴本身一点也不诗情画意,丑陋,卑微,但有了驴的画面,却总会昭示出凡俗里的意蕴。
国画大师里画马的不少,一匹马就是一个桀骜的灵魂,倒不知有没有画驴大师。我是从任伯年的画里想到驴的。任伯年当然并不是画驴专家,他画人物。
任伯年的画我倒也喜欢。一种很民间的口味和气氛的拿捏。烘上来,底子是人间的热闹和人间的苍凉。国画人物我一向不怎么喜欢,笔墨历练玄妙如齐白石,笔下人物也总是让人不那么满意的,尤其齐白石的仕女,感觉上是男扮女妆。也难怪,国画是很老到的东西,需滤尽人间烟火气的,国画大师往往到晚年才到达笔墨的极致,其实也是人生境界的极至。试想,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他眼里的女人也许好不起一棵白菜。但任伯年的人物好在一种鲜活,好在一种小品文的韵味。任伯年最好的人物往往不以正面示人,头是向后拧过去的,以致让人怀疑脖颈的柔韧度,效果却是有力和决绝着的。想起任伯年也并不是想讨论他的人物画,我是觉得他的那种风味,是一种骑驴人的风味。
任伯年的人物好象很少骑马的。骑驴的倒很常见。有一幅,讲得是红拂女,李靖和虬髯客初次相见的故事,与李靖私奔出来的红拂女正在客栈里洗头,红拂女一头油亮亮的长发委地,大概十分迷人。于是途经此地手里提着一个用包袱裹着人头的虬髯客就看得痴了,他大概没注意到红拂女的丈夫李靖的存在——这是个现成的三角,合着了一切通俗小说的套路,是很可以让电视剧编导发挥想象的地方,没准儿一发挥十集八集的就下去了。这是唐传奇里的故事。唐传奇里也有一种我喜欢的味道,幻想的华丽,但它与毛驴无关。当然,虬髯客的故事发展下去也跟毛驴无关。比如,虬髯客与红拂女结为了兄妹,虬髯客把万贯家资赠与了李靖夫妇,我总觉得这里面有一些怪怪的东西,只属于人间美好的愿望——在现实里一个男人肯接受一个喜欢自己老婆的男人的馈赠简直是个窝囊废,即便红拂女如何善于周旋,这大概也绝不会是一个男人的心胸所能接受得了的事。这故事里与毛驴有关的是我注意到虬髯客是骑着一头小黑驴的。画里的虬髯客是背过面去的,倒是那头小毛驴,自得其乐地跳跳前蹄,顽皮,也不讨人嫌。还有几幅,是骑驴寻诗一类的题材,画上的人物比较闲逸,大概是个遭贬的文人,不是那种清矍的瘦,因为微胖而不觉得困顿,头上戴个斗笠,身边带个童子,骑一头蹇驴。因为是用写意的笔墨画上去的,感觉上就有些烟雨蒙蒙,又因为并不是要表现落魄而强调的是闲适,所以画面就少有清寒之感。反是一派乱花迷眼。骑驴寻诗的故事最为大家熟知的大概是贾岛,想当年长安街上,高头大马与黑瘦小驴都可昂然行走的年代,因为诗的神圣,一头小黑驴可以冲撞一匹大白马,但贾岛感觉上比较清寒困顿。似乎不适宜入画作悠闲状的。与他相似的是杜甫。杜甫也是困顿的,但感觉上却很少骑驴,大概后人感觉一匹驴不足以负其诗才。但要说诗才,太白是更胜一畴的,当然,李白这等人物再怎么落魄倒也不见得要骑驴,虽然有传说记李白曾在华阴县骑驴如何如何,但让人感觉上总有些不妥,有些人为的牵强在里面。不过李白的不骑驴和杜甫的不骑驴应该是不一样的。李白是气质上的,杜甫应该更人为一些。一吟双泪流,做诗做到这么苦,大概也不见得是什么有趣的事。我不喜欢杜甫很多时候是因他身上那种耿耿于功名的思想,想当官想了一辈子,最后穷死在破船上。杜甫大概是会以骑驴为耻的。如此,骑驴的好看,落魄倒也不见的是唯一的标准。骑驴的好看,应该关键在于人要老一些,诗书一些,困顿一些,更重要的是面对沧桑要飞扬一些,士大夫气一些,闲情逸志一些,有一些玩家的风范——中国的文化里就是有着这样的一脉,多少聪明都拿去玩了,玩得即劲道又精致,将日常与世俗过得充满了文化韵味,象苏东坡或黄庭坚一类的就蛮象样。任伯年画的应该是他们大概才会让人觉得贴切。
想起了另一个骑驴的人,是魏晋时的阮籍。阮籍的穷途而哭是很有名的,但并不是骑驴,而是乘马车。阮籍到发出“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千古一叹的广武山,也是乘马去的。他有一次乘驴是去东平做官,做了十天,不高兴做了,就又乘着那头小毛驴回去了。是李白说的乘的是驴——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风清。隔了那么多朝代,李白凭什么知道是骑驴去的?大概一个人那点雄心没有了,开始知道自己分量的时候,就该骑驴了吧?历史上的阮籍张狂是出了名的,李白喜欢他,是因为他们是一路的人。但阮籍感觉上要神经质一些。当时与阮籍齐名的还有那个更神经质的嵇康,就是那个弹着《广陵散》走上断头台的人物。嵇康是很驴脾气的人,永远不可能有一种处世的圆通——也是文人气质。我生气嵇康是因为他的与山涛断交,对那样一个淳厚的人那样剑拔弩张,总觉得情理上不通,肝火过于旺了些。其实,阮籍与嵇康在气质上应该是有区别的。阮籍多的是风人之致,嵇康多一些血性血气。嵇康悲愤了一生,他是不可能有那种骑驴的心情的。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更喜欢嵇康的,因为是一样的气质。阮籍比嵇康多活了几年,是不是跟他后来换成骑驴有关?骑驴之后的阮籍也确实不那么张狂了,他开始玩世。偎着酒垆里的那个俏娘们整天喝得昏天黑地。李白就羡慕那个骑驴的阮籍,孰不知他本身做的比阮籍更绝——诗人本身的穷途末路,真是亘古不变——简直是一定的。倒也不能不负责任地归结于时代吧?
诗人天生是愤世的,只不过方式不同罢了,骑马也罢,爱牛也罢,甚至驾鹤也罢,最终是要跨上小毛驴的,是为诗人的毛驴情结,是可以做一篇文章的题目的。
换一点轻松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一匹干净的小毛驴驮着个俏丽的新娘子感觉也不错。我第一次见这情景,是看红高粱里的“我奶奶”,红盖头红棉袄红棉裤,哒哒哒撒欢的小毛驴,鲜活的跳跃着的生命,红彤彤的一幅画。乡土,野气,蓬蓬勃勃的生命和蓬蓬勃勃的爱,是可以让人怦然心动的。我上学的时候,听同室的舍友讲,有一次她们去秋游,天晚了没了公交车,一个好心的赶车人让她们搭他的小驴车,小毛驴欢快地跑在洒满秋阳的柏油马路上,真正的一路欢歌。
近来网上有一首唱猪的歌,让人想到憨吃憨睡如猪者,也会迎来它的黄金时代。猪的生存哲学里有一种平庸的快乐,合着了人的本性,这大概是它让现代人心动的原因。新新人类们已在高唱猪的赞歌,声言要做一只快乐的猪。那么,再说驴,就真的落伍了。理想主义的黄昏已经来临,倔强如驴者,除了在古代还能驮个诗人招摇一下外,大概不会有什么更好的命运了,想想,驴们倒真是应该喜欢怀旧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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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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