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惊天逆谋，罪大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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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华国锋勾结被党中央革职下台的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假借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军事政变，用极其残酷的军事手段秘密逮捕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陈锡联等一大批我党的重要领导人。其实搞这次政变中共中央既没有召开全会，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只不过是华国锋个人私下盗用中央名义搞的军事政变，罪大恶极，惊天逆谋。
在1976年，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童必武组成。其中毛泽东（７６年９月９日）、朱德（７６年７月６日）、周恩来（７６年１月８日）、康生（７５年１２月１６日）、董必武（７５年４月）先后去世。邓小平与叶剑英1976年4月因“天安门反革命事件”被停职，邓小平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被勒令退养，华国锋（７６年４月７日）尽管有中央文件作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但他还不是中常委委员，只是临时入常参加中常委会议，还必须得到“中常委会议决定”同意和“中央全会确认通过”他才能够正式成为中常委委员，这也是毛主席最后选定接班人的一个政治策略，最终让中央全会选举接班人。
在毛泽东主席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王洪文、华国锋，而华国锋并不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张春桥二人，叶剑英被停职退养。华国锋根本无权单独召开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要召开必须首先得到王洪文和张春桥的同意。华国锋其实很知道，即使能够召开中央全会能够进入中常委，但是不一定能够当选中共中央党主席，中中央军委主席是王洪文是铁定的。即使华国锋当上党主席，国务院总理就是张春桥，江青、毛远新就是党中央副主席，陈锡联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中华国锋就是过渡的孤家寡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华国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未来，孤注一掷，捏造毛泽东遗嘱成为必然，所以华国锋借口中央决定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称之为“四人帮”完全是造假。邓小平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被勒令退养都有中央文件原文与照片（附后），华国锋下达的所谓中央决定（逮捕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王洪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陈锡联、毛远新等）完全是华国锋个人的惊天逆谋。
这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的最后一次合影，左起为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华国锋、毛远新、姚文元、陈锡联、汪东兴。汪东兴是被华国锋拉进去强行合影的，为以后的篡权上台准备的，如果没有汪东兴，里面只有华国锋一人孤零零的，而且这时他还没有进入中常委，也不是中央军委副主席，还必须经过中央全会选举产生确认，因此他发号施令有限，他通过惊天逆谋搞军事政变把“四人帮”秘密抓起来后，才动用一切宣传舆论工具大肆为自己涂脂抹粉，称自己是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而欺世盗名，掩盖其罪恶勾当。
当时除中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在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汪东兴、李先念二人私自参与华国锋的惊天逆谋外，可以说其他人一概事先不知，何来中央决定逮捕四人帮？可以说，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站在华国锋一边，支持其惊天逆谋，相反可能还要控诉和反对华国锋的惊天逆谋，这也是华国锋想逆谋篡权上台、消除异己想重新组阁的主要原因。
这也是我党历史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中最为血腥和残酷的一次造假斗争，不仅被害人之多，涉及面之广，欺骗和蒙蔽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而且彻底摧毁了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影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动摇了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根基，尘封了近四十年的历史真相应该被还原：
10月5日下午，华国锋在汪东兴陪同下，亲自检查了设在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汪东兴带领有关同志逐一检查、部署战前各项工作
1976年10月4日上午，汪东兴同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剑以及武健华一行四人，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地下工程内各个隔离点，并对地下工程的安全措施、家具用品、盥洗器具、机电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后责成8341部队防化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紧急动员最必需的部队，按使用状态，做好一切准备。10月5日下午，汪东兴陪同华国锋到地下工程，对各隔离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认为完好可用。此后，汪东兴、武健华又对怀仁堂会场及其大小门出入口、停车场，进行了细致检查；对有关的武器弹药、车辆装备、通讯联络、后勤保障等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布置和检查。同时，还制订了非正常情况时几种应急的预案。
　　行动人员的挑选和编组：我们从政治素质、军事技术、身体条件以及对情况是否熟悉等几个方面考虑，经过再三斟酌，反复挑选，从警卫局的局、处、科级干部中，从8341部队的师、团、营级干部中选出了行动小分队和参加此项任务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编组。
　1976年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同时请示8341部队在行动时与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分工和协同配合问题
　　华国锋把刚刚离开他家的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又请回来一道商量。
　　汪东兴对吴德说，我们两家协同行动有三个方面：一是首都的安全，北京卫戍区负责，8341部队仍负责其原有的防务；二是，这次行动我们负责的对象是“四人帮”和毛远新，其他的人由你们负责解决；三是，有关姚文元的问题。姚文元家住北京市西城区按院胡同，那里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担任，不属于8341部队管辖。按照这次行动方案办，如果姚文元接电话后立即来中南海，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他借故不到，我们马上要去他家行动。为防止发生误会，我们建议北京卫戍区有一负责同志，能到中南海来同我们一起组织这次行动。
&&　吴德说：“我们负责解决的对象住得比较分散，这些人不能就地监护，要找地方安排，行动时可能惊动周围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首都的安全问题我们已经做了全面部署，配合你们解决姚文元那里的问题，我们已决定请吴忠司令员去中南海。”
华国锋最后说：“那好，分工和配合的问题就这样定了。我们与叶帅都谈过，就照这个行动方案办。现在看起来，经过五天的准备，如果不出意外，成功是会有把握的！”
汪东兴进行战前部署，下达任务，宣布纪律，随时处于战斗状态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农历丙辰年闰8月13日。据气象预报：北京地区，白天阴转多云，风力二三级。夜间，多云转阴，风力一二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是个有利于行动的好天气。
　　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历史上难忘的一天。
上午8时许，汪东兴主任同往常一样，让秘书告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请他们通知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副主席今晚8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容有两个：一、研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问题；二、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选址问题。
整个上午一切都那么寻常。快近中午时，我经东兴同志同意，到中南海内外去看看动静，观察一下有无可疑征候。我先从南海走到中海，着重看了中南海大西门到怀仁堂一带；又骑上自行车环绕中南海外围转了一圈，特别对中南海周围的几个制高点——电报大楼、景山、白塔等处进行了观察，一切照常。回来后，我报告汪东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汪东兴说，按照计划进行。
10月6日下午3时，张耀祠和我到了汪东兴南楼办公室，他要同我们商定当晚处置江青和毛远新的实施办法。汪东兴对张耀祠说：今晚8点钟，由你带上李连庆那个行动小组的四个人，先去把毛远新监护起来。你现在回去后，先找李连庆研究布置具体执行方法。处理完毛远新的问题后，你在丰泽园值班室等武健华带人来，然后你们一起去“中南海201”江青住地隔离江青，由你向江青宣布中央的决定，对她进行隔离审查。你看这样可以吗？张耀祠说没有问题，领受任务而去。
　　10月6日下午3点30分，我通知四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　汪东兴分别对每一个行动小组，进行动员，下达任务。
　　第一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王洪文的问题。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
　　第二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张春桥的问题。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任子超。
　　第三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江青的问题。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
　　第四个行动小组的任务是，负责解决姚文元的问题。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风利。
　　现场担任警戒的小组有：丁志有、东方、叶桂新、赵玉信。
汪东兴严肃地压低声音对大家说：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对“四人帮”今晚要采取紧急措施，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党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坚决果敢地去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决不能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重托！有问题吗？
　　每个行动小组都坚决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汪东兴又向大家宣布了三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第三，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作好战斗准备。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10月6日下午5时，我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他们是：
　　8341部队防化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
　　服务科长孙洪起，副科长孙振发。
　　交通科长曹志秀，副科长李合。
　　汽车驾驶员：史有令、俞桂兴、尚占良、王明臣、吴增彬、张宗臣。
　　我按照汪东兴的讲话精神，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作了政治动员，下达了具体任务，提出了保密要求，宣布了三条纪律，通知今晚6时30分，分别集结到指定位置，听候命令。
会后，我忙着到南楼汪东兴处三言两语把“东八所”开会的情况报告于他。他一边听我讲，一边看看手表说：你现在就到怀仁堂，先检查一下，不要有任何疏漏，我一会儿就到。我随即驱车赶往怀仁堂，车停放在“宝光门”隐蔽处。当我跨进怀仁堂大门时，行动队员和会场工作人员正在向怀仁堂集结。
　　1976年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在汪东兴主任陪同下，坐镇怀仁堂，决战“四人帮”
　　晚6时30分，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下车后，他指使司机李合，把车子开到西楼大厅北侧与灰色院墙之间的夹道隐蔽。同他一起来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按照计划，留在车上。他双手把皮包放在膝盖上，包内是他奉命起草稍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三个重要文件。
　　此时，尽管诸事布置妥善，还是怕有什么事情被遗漏了，或者意想不到的环节上出现差错。汪东兴严峻地说：我们再看看去。
他从怀仁堂正厅、礼堂、到东西大院，直到门前车场，对所有警戒哨、潜伏哨、机动分队及警卫值班室，一一亲自检查。再一次明确他们的任务，重述处置措施。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分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只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今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现场，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面的“五间房”休息。责成警卫处长丁志有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室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五个行动小组，准时分别集中在指定位置待命。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行动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舞台帷幕后，从事临战前的演练动作。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
　　与此同时，其他三个行动小组，业已分别集结在怀仁堂以外指定的位置。
　　负责江青的行动组长高云江，同两名成员和三辆轿车，正隐蔽在“丰泽园”后门西侧，便于去“中南海201”的马路边。他们暂时都坐在由史有令驾驶的红旗保险车上。
　　担负姚文元的行动组长滕和松，同全组成员及三辆轿车，位于交通科以南小桥处待命。不同的是这里还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以备在必要时配合行动。
　　软禁毛远新的行动组长李连庆，按照张耀祠下午的安排，在丰泽园内待机而动。
　　汪东兴在检查了以上各项警戒部署和各个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大厅。今天这里的布置却与往常不同。汪东兴亲自指示服务科孙洪起、孙振发两位科长，按照他的意图进行调整。正厅的北侧原来就伫立着一副嵌有白色纱绸的大屏风，为了便于隐蔽，利于行动，又在正厅的中门以东，由南而北，再增加几扇中小型轻便的屏风。沙发一律撤掉。这样，就把整体有800多平方米的正厅，减少到三分之一的空间。场内坐北面南摆了一张不大的长条会议桌，桌子后面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两把扶手椅。桌子上原有的茶盆、茶杯、烟缸、文具等等，全部撤掉，以防万一。两位科长，在机动队员的协助下，熟练迅捷，在几分钟之内，就调整就绪，完成了“战场准备”。
　　此刻已是晚7点20分了，我快步到怀仁堂大门外去看看情况。刚迈出门槛，走下台阶，就看到中南海西门一辆大型红旗车，开着微灯，徐徐驶进，瞬间便停靠在怀仁堂门前。叶帅下车后，手搭车门，泛泛地扫视了停车场，精神矍铄，步履稳健地走向怀仁堂。
　“叶帅到了。”我在大门前向叶帅饱含敬意地说了这么一句。
　　叶帅停步向我看看，像往常一样面露微笑：“东兴同志呢？”
　　“他正在正厅外间。”叶帅一边听我回答，一边走上不高也不陡的石阶，经怀仁堂前厅，熟悉地沿东侧休息室走向正厅。
　　汪东兴见叶帅进来，紧走几步，在正厅与礼堂的结合部，同叶帅一边握手一边说：“叶帅请你放心。按照预案我又检查了一遍，一切都落实到位，定会顺利完成计划。”
　　叶帅在礼堂柔弱的灯光下，环顾着四周，一切井然有序，他沉默片刻，若有所思地说：“这是背水一战哪！‘摧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指望的就是顺利取胜哟！”
　　汪东兴微微地点点头，语气亲切地答话：“打好这一仗我们是有把握的！”
　　晚7点40分，华国锋副主席从中南海北门进来，车停在游泳池，款款地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主任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话：“可以说是万事俱备。”接着他又把刚才检查的情况简述了一遍。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伫立相视，倾心攀谈。
　　汪东兴看看手表，对华、叶两位副主席说：“现在是7点45分了，请你们‘入席’就座吧！”他们慢慢移动着步子，三人一起走进正厅，华、叶分别坐定后，汪又指指正厅的东南小门，加重语气地说：“王洪文、张春桥他们就从这里进来。”
　　接着汪东兴又转身面西，“我的位置就在这排屏风后面。”“武健华在正厅现场，他可以里外照应。”
　　晚7点55分，隐隐听到怀仁堂入口处，不高的话音和嚓嚓的脚步声。我顺着东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我飞速地分别报告华、叶、汪。突击王洪文的队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王洪文仍是往常的着装习惯，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藏青色笔挺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一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看上去毫无介意地走进了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吭声，便被两眼射光、威武凶猛的突击队员霍际隆、吴兴禄从左右两侧，饿虎下山地扑过去，两双强劲有力的大手，紧紧地钳住王洪文的两臂，一手压下他的肩胛，一手抓住他的手腕高高提举，形成了头低腰弯的“喷气式”，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他涨红的脖颈，转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喊了两句：“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并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离华国锋、叶剑英五米左右的正面。华国锋面对王洪文鬼话地庄严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王洪文就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在正厅“东饮水处”，一副明晃晃的铐子，咔嚓一声，反背卡紧了他的双手。就在上铐的刹那间，他如梦初醒，无可奈何地道出一句实在话：“想不到你们这样快！”由此也反证了中央提前处置“四人帮”的正确决断。
　　出“东饮水处”小门，把他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老手商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上了铐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晚7点58分，正当在场外隐蔽处为王洪文上铐子的时候，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地沿着东侧走廊，由南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踩着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撮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沉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鼻梁高处挂着的近视眼镜，凝视前方，他没有环顾左右，直蹬蹬地迈进了正厅。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立即感受到寒峭袭人的气氛，紧锁眉尖，全身一怔，踯躅不前。
　　预伏在小门两侧的突击队员纪和富、徐金，跟进在后的蒋廷贵、任子超，他们怀着除暴剪恶的强烈使命感，张臂屈腿，快速夹击，“三下五除”，把张春桥推到在华国锋、叶剑英的面前。
　　华国锋又鬼话地严正地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决定”全文，除改换了名字“张春桥”，其他与对王洪文宣布的别无二致。
　　张春桥他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他像王洪文一样，戴上铐子，押解上车，送到地下隔离室。
　　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的问题，接下去就是张耀祠、武健华带人去“201”宣布中央隔离江青的决定
　　汪东兴风趣地面向华、叶两位副主席：“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
　　华国锋面带笑容说：“老人家不是说过嘛，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
　　说话之间，服务科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一一送到华、叶、汪面前。紧张的时刻，一杯浓茶，一块热毛巾，对消除疲劳，振奋精神，极有帮助。
　　我急促地对汪东兴说：“我和耀祠同志现在就到‘201’去了！”
　　东兴同志说：“去吧！有什么问题随时同我们联系。看国锋同志、叶帅还有什么交代？”华、叶表示没有意见。
　　我一路小跑地离开怀仁堂，直奔“宝光门”跳上隐蔽在那里的汽车，不到一分钟，就在“丰泽园”后门警卫值班室停下。室内无人，我意识到毛远新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完。急忙经过“菊香书屋”门前，径直向“颔合堂”走去，只见毛远新两眼直视地坐在正厅一把椅子上，张耀祠在宣布了中央对其监护审查的决定后，下掉了毛远新身带的手枪，正在训示他必须老实服从管理规定。
　　我从侧后轻声地对张耀祠说：“时间很紧了，我们走吧！”
　　他回头看到我，又向站在一边的李连庆低声交代了几句，我俩就迅速出了“丰泽园”后门，并肩直奔“201”。行动小组高云江、黄介元、马盼秋紧随其后。三辆轿车也徐徐开进“春藕斋”东侧广场。
　　我们直接进入“201”前厅。这里是秘书、警卫、医护、司机人员聚会和休息的地方。我们到来时，他们有的在聚精会神地看书，有的弯腰捋袖洗衣，有的在前倾后仰地玩扑克。看到我们来此，虽然不明原委，但都是几乎天天见面的熟人，既不生疏，也不紧张，一一都咧嘴微笑。
　　张耀祠跟在场的工作人员笑嘻嘻地说：“在吧？（指江青）”大家都会意地点点头。
　　与此同时，我把为江青开车的老申叫到一边：“请你把停在门前的车，马上开回交通科。”又面对开着保险红旗轿车的史有令说：“你把车停靠在门前明廊上车处。”他们都一一立即照办了。接着我告诉原在江青处工作的警卫参谋周金铭：“小周，你前面带路。”我确知，晚饭前，汪东兴已给周金铭透了一点“风”，小周心里是有数的。回转头我又跟站在我们身后的女护士马晓先说：“你也来！”室外应该准备的事情打点就绪后，张耀祠和我及行动小组，不动声色地推门进抵“201”正厅。
　　一进门就见江青面东背西坐在沙发上。身前摆着一张长方形不高的办公桌。桌上铺垫着白色的桌布，摆放着台灯、茶盘、茶杯、各类办公文具，还有几份文件。膝盖部位盖着一条小方毛巾被，脚底蹬着一块专门制作的垫脚板，地板铺满厚厚的墨绿色羊毛地毯，房间周围停靠着几个书橱和铁皮文件柜。天花板正中吊着一盏形似花瓣曲伸的大型玻璃顶灯，放射着金黄色的灯光。
　　行动小组的成员进屋后，迅速从左右两侧和沙发背后，把江青围拢在一个半圆形的中间。江青仍然坐在那里，一副愠怒、凶狠、可憎的脸上，显现忐忑不安的惊惧。瞬时又故作镇静，木然地抬起右手，扶了一下眼镜，侧着头面向张耀祠和我，声音带有一点颤抖：“你们要干什么？”她首先发问。
　　张耀祠站在江青的左前方，他以习惯的军人姿态，威严地说：“江青，你不听中央的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分裂党的活动，阴谋篡党夺权。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张耀祠又责令江青：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要遵守纪律，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
　　江青伸长了脖子，瞪着眼睛问：“中共中央是什么人决定的？”
　　我不耐烦地斥责她：“中共中央是什么人，你难道会不明白？”
　　江青改口：“我是说是什么人指使你们来的？”
　　张耀祠立即明确接华国锋鬼话令告于她：“我们是奉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的命令，来实施中央决定的。”
我说：“快！马上离开这里。”
　　江青：“那我这里的文件呢？”
　　张耀祠：“我们会有人来接管的，你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那不行，这里许多都是中央的机密，我要对党负责。钥匙，我只能交给华国锋。”
　　张耀祠：“那好，你把它装在信封里由我们转交。”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宣纸大信封上，写着“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祠。
　　我急得火烧火燎的，再次督促她“走！快走！”
　　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毛巾被，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走出沙发的位子。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日久，不以为怪。为防不测，我叫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201”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伫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结好带子，走向停车处。
　　江青在今天这凛然站立、魁伟彪悍的军人面前，她因不明真相，并没有、也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
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我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我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并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当车经过怀仁堂门前，我见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字形站立在怀仁堂大门台阶上，关切地张望。我匆匆把头探往车外，示意眼下这里一切顺利。
　　出了中南海大西门，沿府右街北行，经西四、白塔寺东街大转弯向车公庄方向，进入称之谓“八区”的地下。带路车司机张宗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他左靠右挡，乘虚而进，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的是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有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令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畅开，只用不到五分钟，就到达预定的地下隔离点。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我便告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赶回怀仁堂。东兴同志见我就问：“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我说：“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华、叶两位副主席，嘴角布满笑意，看得出，他们绷紧的一颗心，此刻显得平静舒展。
　　三个人又从容地坐下，交谈处置“四人帮”中最后的一个——姚文元
　　处置姚文元的措施，在预定方案中就作了两手准备。姚文元并非政治局常委，当天根本没有通知他参加晚上八点的政治局常委会，也没有通知他列席晚八点的政治局常委会。预案议定，第一，在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的问题之后，单独通知他到怀仁堂来开会，如果他应声而到，就是瓮中之鳖。第二，如果他借故拖延，行动小组就速去他住地按院胡同擒拿。但他的住地警卫由北京卫戍区某部担任，为避免行动时发生误会，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在华国锋副主席家同吴德三人，一起谈过，必要时到姚文元家请吴忠司令员一起伺机行动。
　　鉴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已顺利带进隔离点。汪东兴决断地说：“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但电话由谁打，事先并未商定。他接着说：“国锋同志电话还是请你来打吧？免得他多心。”
　　华国锋稍加思索：“那就我来吧！”
华的秘书曹万贵，用正厅西侧红供电机子很快接通姚文元的电话。华国锋从容地说：“文元同志，我正在和洪文、春桥同志在怀仁堂，商量出版毛选五卷的事，有些问题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是不是请你现在就来，一道研究一下。”
（从这段鬼话上就可以看出华国锋是多么卑鄙无耻，不择手段，惊天逆谋，哪像个共产党员？）
　　我随同汪东兴一起，也站在电话机旁，等待听姚文元的回话。
　“好的，我马上就到。”姚文元没有犹豫，讲完就挂上了电话。
　“东兴同志，我去安排了。”我一面报告，一面拔腿欲走。马上又回头补充一句：“是不是请吴忠司令员回去。”
　　汪东兴说：“把情况告知吴忠同志，派车送他回去。”
　　我快步走到“东饮水处”，用红机子通知等候在交通科值班室的康海群，按第一方案行动。全组人员立即乘红旗轿车，开到怀仁堂东院。同时，我向吴忠司令员说明情况，并派车送他回去。
　　吴忠说：“我要赶紧回去，我那里还有一摊子。”他是指北京卫戍区，于当晚同时负责拘押的对象。
　　打完电话，我又回到坐在正厅外间的华、叶、汪那里。待我刚把安排的情况汇报完毕，华国锋向叶剑英、汪东兴说：“还要我们出面吗？”叶帅：“免了吧！”
　　华、叶、汪当即决定由武健华去对姚文元宣布中央的决定。
　　我说：“要有尚方宝剑才行。”
　　汪东兴：“那好办，请国锋同志写个手令吧！”
　　华国锋看看摆在前面不远处，那张通常是吃夜餐用的小桌，意欲起身。孙振发迅速跑过去，把桌子搬到华国锋身边。孙洪起匆匆拿来往常开会时，经常准备着的纸和铅笔。
　　华国锋不假思索地很快就写好。
　　我接过华国锋副主席写的手令，回身走向正厅东南小门，恰好行动小组的四位同志，已从“东八所”赶来。我把刚才的变动，转达给滕和松、康海群、张云生和高风利，并商定在大礼堂的东休息室行动。
　　为了简便行事，东休息室没有改变原来的布置，周围一大圈皮沙发，沙发之间是长方形的小茶几，地上铺满厚厚的奶黄色的地毯。我坐在东边靠窗户的大沙发上。
　　晚8点25分，康海群在怀仁堂大门口尾随姚文元进来，滕和松在东休息门口，以手示意“请进”。张云生和高风利分别站立在休息室门内两侧。姚文元刚一进门，就被张、高从左右两侧，拽住他的两臂，下压他的双肩，使姚文元动弹不得，低头向我站着。姚文元不住地喊：“谁让你们干的？谁让你们这样做？”
　　我初则坐在沙发上，但自觉缺少那股浩然正气，立时我威武地站立起来，面对姚文元高亢地宣布（华国锋的鬼话）：“中共中央决定，对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华国锋。”我宣布完了以后，又着力地喊了一句“带走！”行动小组架着他向休息室北门走去。至此，姚文元还边走边喊：“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又喊他的随身警卫“小&，快来呀！”离开休息室北门，行动小组锒铛一声，给他戴上明晃锃亮的铐子，押上由俞桂兴驾驶的红旗轿车。姚在行车途中，还在高声嚷嚷：“你们是哪个部队的？”“谁指使你们干的？”行动小组几经制止，他仍嚷个不停。迫不得已，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塞住他的嘴巴，这才平静下来。汽车仍然沿着押送王、张那条路线，把他拘押在极为严密的地下隔离室内。
　　在我向华、叶副主席和汪东兴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时，认真地看了看手表，一分也不差，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汪东兴如释重负，浮现出宽心的微笑。华国锋、叶剑英副主席也都为对“四人帮”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流露着和悦满意的笑容。
　　10月6日晚10时，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紧急会议。中央宣告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并处理善后工作。
　　华国锋对汪东兴说：“你通知并安排政治局会议，我找耿飚他们来做个交代。”
　　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请他们立即到怀仁堂，有事面谈。见面后，华国锋告诉他们，我们已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并取得胜利。现在派你们带领精干的工作组，立即去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在那里掌握情况，把把关，不要在宣传这个口子出毛病。
　　叶帅特别嘱咐了两点：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对外泄密。还要预防发生异常情况。
　　华国锋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耿飚说，别的没有，请给一个手谕吧。
　　华国锋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
　　耿、邱受命而去。
　　汪东兴一面安排警卫局副局长李钊准备政治局在玉泉山开会、办公等事项。同时告知秘书局长，做好晚10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会务工作。他自己则亲自打电话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晚10点到玉泉山9号楼开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处理完在怀仁堂要办的事后，先后分别驱车赶往玉泉山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
　　根据列席这次政治局紧急会议的中办副主任李鑫和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记录，我们始知会议的如下内情：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华国锋说：“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这样晚的时间，在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召开，是由于事关重大，形势非常，为了有利于高度保密，确保中央安全，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十分必要的。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监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批示解决的。”（看看这些逆谋鬼话，像一个党员讲的真话吗？）
　　华国锋接着介绍了实施这一重大行动的过程：“叶帅亲临怀仁堂正厅现场，同我一起坐镇指挥。东兴同志按照预定方案，组织指挥参战人员具体实施。由于决策正确，精心组织，高度保密，措施得当，整个行动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对中央新闻单位，我们选派了耿飚同志带领精干的工作组进驻，掌控情况，把好关。”
　　华国锋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认为时机到了，变本加厉，肆无忌惮，急不可待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利用控制在他们手上的宣传工具，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亲笔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他们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指挥的武装力量，并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中央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非常的手段，稳妥、快速地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性胜利，为党为国为民除了一大害。”
　　叶剑英指出：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势不两立，你死我活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接着，叶剑英严正指出并分析道：“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在毛主席逝世不久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措施和方法，做到既要把这个反革命集团彻底打掉，又要保证首都北京和全国局势稳定。这是一步险棋，怎么走好。这步险棋，非同小可，要慎之又慎，做到万无一失。经过我和国锋同志及东兴同志几次个别交谈，统一思想认识，决定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用在怀仁堂召开中央常委会的形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实行隔离审查。在决策和实施这一重大行动过程中，保密问题重之又重，知密范围很小，参与人员十分精干。实战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未放一枪一弹，即迅速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叶剑英又说：“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央采取这样的措施，也体现了党、军队和人民的意志。许多老同志、老领导特别是聂帅和徐帅等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曾通过各种方式向我表达这种强烈愿望，提出要采取坚决措施打掉这个反革命集团，绝不能让他们篡党夺权阴谋得逞。这次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必将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军队完全拥护和支持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
华国锋插话说：“这场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叶帅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叶剑英说：“不能这样讲。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毛主席的遗愿。毛主席逝世后，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又是国务院总理，这件大事，如果你不下决心，你不拍板，做起来就难啊！正是因为你下了决心，你拍了板，做起来就相对容易了。”
　　叶剑英又说：“在这场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东兴同志具体对行动方案组织实施，胜利完成，是出了大力、立了大功的。8341部队的参战人员也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
　　汪东兴插话说：“叶帅过奖了。在这场同‘四人帮’的决战中，我是在国锋同志和叶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做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一个老共产党员，长期从事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领导干部，为了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中央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是完全应该的。”
　　叶剑英最后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在听取了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讲话之后，欢欣鼓舞，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会议对党中央主席人选的讨论和确定
　　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
　　叶剑英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二十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
　　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接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在10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定稿，9日见报。
　　最后，安排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在这一非常时期，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10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
　“四人帮”在被隔离期间
　　自1976年10月6日晚8时到1977年4月10日凌晨，“四人帮”一直被隔离于由8341部队管辖的同一工程的不同区段。汪东兴要监护人员保护好“活证据”。
　　在整个隔离期间，按战备要求，采取了地下、地上严密结合的安全警戒措施。
　　加强值班。由8341部队防化科长黄昌泰、工程管理中队教导员廉洁等，昼夜在总值班室值班、工程管理中队在每个隔离点增设四名室外警戒哨；从机关、部队先后选调人员参加隔离江、张、王、姚的室内坐班。严格出入制度，减少出入人员，定制了特别通行证件，哨兵按证件和指定的名单放行。对部队加强管理教育，强化纪律，严守机密。增添了通讯设施，确保指挥中心与各隔离点、执勤点、后勤保障之间的联络畅通、指挥迅捷。每天定时通风，进行空气过滤、紫外线消毒、喷洒清扫通道，保持地下空气新鲜，湿度、温度适宜。
　　“四人帮”进入隔离点初期，表现焦灼不安，饮食无常，不服管教，无端滋事，尤以江青、姚文元为甚。在江青隔离室内，有一较宽大的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扶手沙发椅子，地板上铺有化纤地毯。卫生设备齐全，有立式脸盆、坐式马桶、较大的浴缸。江青穿着原来的衣服，不带任何械具。生活条件是好的。但江青还不时找茬儿，嫌菜咸、菜硬、菜老、说屋内有风。她拒绝室内卫生自理，拒不扫地、擦桌、刷马桶。特别是对原来在她身边工作的护士马晓先，更是白眼相视，怒气满脸，甚至仍以“首长”自居对马晓先大发雷霆，且不听劝阻，不听警告。她还别有用心地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对我这样。”过了几天，江青写信给党中央告状。中央没有理睬她。
　　姚文元进点之初，不时地探问：“这是谁叫你们干的？”“你们是哪个部队？”“这是什么地方？”甚至借用开饭的机会，听到汽车声响就往外跑，想看个究竟。当监护人员阻止他时，他竟谩骂监护人员！
　　鉴于监护人员对江青、姚文元不服管教，总想整整他们，教训教训他们，此时汪东兴郑重地再一次提醒监护人员，要保护好“活证据”，要发挥政策威力，要按“监护规则”办事，使监护工作一直顺利地坚持下去。
　　一个月后，“四人帮”逐步平静下来，慢慢地适应了环境，生活基本正常
　　当时规定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略高于机关工作人员的水平。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伙食，由中南海东八所机关食堂供应；江青的伙食，由“八区”的机关食堂制作。开饭由专人管理，汽车送饭。早餐备有稀饭、馒头、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荤、一素、一汤，米饭、馒头等。水饺、面条、大饼、油条等花样经常调换。（这只是刚开始几天，后来的伙食就不一样了）
　　张春桥曾有几天不吃饭，只喝一点水。问他“要绝食吗？”他说，不是绝食，有点感冒。经部队卫生员诊治，几天后恢复正常。不苟言语的张春桥对年轻的卫生员说：“小同志不简单，真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他每天看书的时间不少，主要是看《毛选》，看得很仔细，点点画画，眉注不少，有时也翻看《列宁选集》。除看书外，每天都在室内走走转转，低头或仰首长思。有几次他往室内地漏里倒水，问他“为什么？”他说，气候干燥，地漏有臭气，用水浇湿好一点。
　　王洪文进点后的两个多月，每天每餐只喝一碗稀饭，吃一点小菜。问他为什么？他说吃多了肠胃不舒服。两个月后，逐渐习惯，吃饭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书，也不多活动，只是呆坐着。工作人员看他有时手脚不太灵便，偶尔有点幻觉反应。
　　姚文元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时晚饭剩下的饭菜，他自己把它留下来，午夜加热后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都看《毛选》或《列宁选集》；时常在室内走动，弯腰甩胳膊，活动四肢，在“四人帮”中，他是话最多的一个。在隔离期间，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江青后期饮食一直正常。她愿吃洋葱头，喜欢吃苹果，并提出要吃点粗粮，吃点长纤维的菜。在隔离期间，她间或看点《毛选》，躺的时间比较长，有时熟睡，有时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内打一两次太极拳。江青同监护人员中的女同志有时也说几句，比如：“小同志你困了”，“小同志我要喝点水。”有时她也问“是不是邓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邓小平叫你们干的？”这些都被监护人员给顶回去了。
　　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来，江青就坐在床上，翻看《毛选》，注视着封页上毛主席的像，长时间地深思默想，不时掉眼泪，有时泪流满面，江青此刻在想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随着案情的进展，大量确凿事实证明，“四人帮”是一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党中央决定将“四人帮”移交国家司法机关惩办。汪东兴召集会议安排，8341部队夜奔秦城，将“四人帮”交由公安部秦城监狱关押
　　1977年4月7日晚，汪东兴召集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副部长于桑，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和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了交接工作会议。汪东兴交代了任务，要公安部做好接管的各项准备工作，8341部队要完成好押送任务，北京卫戍区作必要时的接应。特别强调行动要保密，各个环节要协调，要切实做到确保安全，万无一失。
　　为了安全顺利地完成押送任务，8341部队从人员、武器、车辆、道路勘察等方面，一一作了相应安排。
　　秦城位于北京西北部昌平县境内，距中南海75公里，汽车中速单向行驶，需1小时10分钟。出城后，沿路两侧大部是开阔地，秦城附近，有起伏的丘陵，桥梁、涵洞不多，有利于夜间行车。
　　为缩小知密范围，押解人员没有重新组织，只是把原来各行动小组的人员集中起来，统一指挥调度。武器弹药齐备，除短枪外，还配有速射武器冲锋枪、轻机枪及手榴弹等。备有三辆红旗轿车，其中一辆是防弹保险车，采取精干隐蔽、深夜突然行动的方案。对“四人帮”分批逐个地押送。
　　1977年4月9日零点开始行动。第一个被押送的是王洪文，他被铐着，押上防弹车，坐在后排当中。左右仍是原来擒拿他的霍际龙、吴兴禄，二排坐着两位手持冲锋枪的队员，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防弹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坐满全副武装处于临战状态的行动队员。车辆出中南海东门至德胜门方向，经沙河镇拐弯直奔秦城，一路畅行无阻。9日1时10分到达秦城。交接双方，办理手续，移交随身携带的杂物。王洪文被狱方带进一间宽敞明亮、有抽水马桶的牢房，并立即换上犯人穿的号衣，开始他的铁窗生活。
　　9日3时，车已回到中南海。第二个被押送的是张春桥。同王洪文一样，他被铐住两手，押进保险红旗车，在前后警备车的警戒下，沿着预定路线，于9日4时许，移交给狱方。张春桥仍然一言不发，板着一副阴沉僵硬的面孔，被押进牢房。
　　1977年4月10日零点，开始了第二天的行动。第三个被押送的是江青。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在临上车之前，拿着手铐跟江青讲：“今天要换个地方，带上这个吧！”她没有吭声，缓缓地走进洗手间，上完厕所后，站在镜子前面梳头。江青的头发就是在那时还是油光黑亮的。出洗手间，她顺从地戴上手铐。她原来的女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上。另一监护她的女同志陈世冠坐在前车上，她负责江青的衣服杂物的登记管理。江青一路无话。到了秦城下车时，周围站了不少监狱的工作人员，有的是来工作，也有一些人是专门来看热闹的。江青伸出两只铐着的手，抬着头，脚步挺快，不时向两边张望。两名女狱警，带着她进了牢房，换了号衣。马晓先、陈世冠向监狱长和女狱警介绍了江青饮食、睡眠及近期的情绪，并交接了衣物。关押江青的牢房与“四人帮”其他人所在的牢房一样，房间较大，通风、采光、卫生设备都比较好，是秦城监狱中一流的牢房。
　　10日凌晨3时，姚文元是最后一个被押送的，在执行过程中，他无异常反应，比较顺从。
　　至此，在8341部队隔离监护187天的“四人帮”，于1977年4月10日5时前，已全部移交秦城监狱关押，胜利地完成党中央交办的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　　中央领导接见，合影留念，便宴款待，华国锋、叶剑英勉励8341部队。汪东兴和武健华代表8341部队讲话
　　1977年4月12日下午5时，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与8341部队执行粉碎“四人帮”任务的全体同志合影，事后每人都保存了一张精致清晰的照片。
　　当晚6时许，政治局全体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便宴，与执行任务的同志们一起，庆贺粉碎“四人帮”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在主席台就座。席间祝酒时，华国锋说：“你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叶帅也勉励大家说：“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武健华代表8341部队，感谢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出席便宴的还有耿飚、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政委杨俊生、副司令员邱巍高。
阅读提示：看以上文章必须基于以下二个历史事实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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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毫无疑问，中央文件确认，1976年4月5日震惊中外的反革命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主谋是邓小平！1976年4月7日中央文件下发，邓小平第三次被彻底打倒，永远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叶剑英等人也同时被停职反省，但是在台上执政的所谓“四人帮”也就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并没有采取其它措施，批捕或关押他们，他们行动自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前后，华国锋私自勾结下台的的邓、叶等人对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王张江姚”等采取突然军事行动，用政变手段予以秘密逮捕关押审判是不符合党纪国法的！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
&&&&&&&&&&&&&&&&&&&&&&&&&&&&&&&&&&&&&&&&&&&&&&&&&&&&&&&&&&&&&&&&&&&&&&&&&&&&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　中共中央
　　&&&&&&&&&&&&&&&&&&&&&&&&&&&&&&&&&1976年4月7日
从决议上看，在毛泽东主席逝世时华国锋同志还不是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甚至还不是中常委。在发动军事政变前华国锋还不是中常委，中央没有召开会议确定、或者用中央文件形式决定华国锋为中常委。尽管华国锋可以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代理主持党中央和国家的日常管理事务工作，但还必须按照当时的党纪国法，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中央中央委员会和中常委讨论决定，也就是必须通过中央副主席、中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中央军委副主席陈锡联等人的同意。
另外，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等职，必须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合法机构，进入合法程序选举之后才能确定产生。换句话说，党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等职，是不是一定都是华国锋一人担任？还是与其他人一起担任？包括毛主席是不是有其它专门的遗嘱安排（照过去方针办）？这些都要在选举后才能确定知道。但是，这些至今都是还没有解开的谜！而华国锋采取突然军事行动手段让自己成为既成事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秘密逮捕关押许多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做法值得大家警惕、关注和思考。
邓小平究竟如何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看有关邓小平、杨尚昆、胡耀邦等文章，邓小平尽管被第三次打倒，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但没有被关押，他要求叶剑英单线联系因而没有在本文中叙述，请阅读网上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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