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集信一得到塞纳里奥远征队战袍的战师

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
第一部 - 审查记录(A)
作者:L.史特博(Lee Strobel);译者:李伯明
海天书楼出版,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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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审察记录
耶稣的传记靠得住吗?
-- 访问克莱格?勃鲁姆伯格博士
耶稣的传记经得住审查吗?
--& 访问克莱格?勃鲁姆伯格博士
耶稣的传记w的可靠地为我们保存下来了吗?
--& 访问布鲁斯?M?梅茨格博士
除了耶稣的传记,还有其他可信的证据吗?
--& 访问爱德温?M?山内博士
5科学证据()
考古学确认了还是否定了耶稣的传记?
--& 访问约翰?麦克雷博士
6反证 ()
历史上的耶稣和宗信仰里的耶稣是同一个人吗?
--& 访问格雷戈里?A?博以德博士
我初次和里奥?卡特会面时,他是个态度腼腆、说话温柔的十七岁少年。他是芝加哥草莽地区的老居民,其供词已令三个杀人犯坐监。一颗
.38 口径手枪的子弹还嵌在他的颅骨里,那是他目击伊莱贾?巴普蒂斯特枪杀一个当地杂货商时恐怖经历的血的标志。
里奥和朋友莱斯利?斯科特打篮球时看见伊莱贾 --&
一个无恶不作、有过三十次被捕记录的十六岁少年罪犯在杂货店老板萨姆?布鲁的店铺外面把他杀害。
里奥从小就认识这个杂货商。“我们饿得没有东西吃时,他会给我们一点吃的。”里奥用低沉的声音向我解释。“所以当我去到医院听说他已死去的时候,我知道我得供出所看到的。”
目击者的见证最具威力。审讯中证人详细叙述他见到的犯案情景,然后满怀信心地指着被告说那个人就是凶手。这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伊莱贾知道,只有设法阻止里奥?卡特和莱斯利?斯科特作供,才能不坐牢。
于是伊莱贾带着两个伙伴出去找寻。他们很快在街上找到里奥、莱斯利和里奥的弟弟亨利,用枪指吓着三人到附近一个漆黑的装货船坞。
“我和你无冤无仇,”伊莱贾的表弟对里奥说,“但是我不得不把你干掉。”说着用枪指着里奥的鼻梁,扳了枪机。
枪声一响,子弹走的是向上倾斜的轨道,打瞎了里奥的右眼,嵌在他的颅骨里。他颓然倒在地上,又被打了一枪,这颗子弹打在离他脊柱骨不到两嫉牡胤健
里奥伸开四肢躺在地上装死,他瞥见哭泣着的弟弟和朋友也被人近距离惨酷地用枪打死。等到伊莱贾一帮人逃跑以后,里奥爬了起来逃到安全的地方。
里奥经过大难居然活了下来。那颗子弹嵌入的部位过于危险,取不出来,所以还留在原处。尽管他患有用重药剂也不能遏止的头疼,伊莱贾?巴普蒂斯特枪杀杂货商萨姆?布鲁案开审时,他仍然出庭作证。陪审团相信他的证词,伊莱贾被判入狱八十年。
里奥又是仅有的证人,指控伊莱贾与其同伙杀害他的弟弟和朋友。陪审团又相信他的话,三个凶手都判处终生监禁。
里奥?卡特是我的英雄,他使死者得直,虽然自己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我想到目击者证据的时候,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的面孔在我心里依然栩栩如生。
目击者证据确乎使人不能不接受,而且令人信服。目击者假如足够的机会观察罪行,没有偏见和隐密不明的动机,为人诚实公正,在法庭上指斥被告的那种引人注目的行为,足以使被告坐监,甚或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在研究历史事件上,甚至如耶稣基督是否是神的独生子的问题,目击者证据都同样重要。
但是我们拥有什么目击者的叙述呢?我们有任何亲自与耶稣接触过,听过他的教导,见过他的奇迹,目击他的死亡,甚或在他所谓的复活后确实遇见过他的人的证词吗?我们有第一世纪“记者”的任何记录吗?他们访问过目击者,问过难以回答的问题,忠实地记录了他们严格认定为真实的东西吗?同样重要的是,这些记载经得起怀疑派的查究吗?
我知道正如里奥?卡特的证词决定了三个残暴杀人犯的命运,朦胧的远古留下来的证据,应该有助于解决最重要的信仰问题。为了求取正确的答案,我约见全美驰名学者,写过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四福音的历史可靠性》的著者克莱格?勃鲁姆伯格博士(Dr.
Craig L.Blomberg)。
我知道勃鲁姆伯格头脑聪颖。事实上,连他的仪表都与他的身份十分相配:他身高六斩硖迨莩ぃ潭痰淖厣芊⒙遗钆畹馗哺亲徘岸睿兹椎暮耄勾饔幸桓蔽蘅虻纳疃冉友劬怠K歉瞿Q芟裰醒П弦档淅裰赂姹鸫堑谋弦瞪恚ㄊ率瞪纤牵⑷醒в判惚弦瞪(事实上他是),著名神学院的优异毕业生(事实上他是,毕业于三一神学院)。
但是我要拜访的不只是聪颖智能、学问渊博的人,我要的是一个不轻视微妙细节或是不随便排斥挑剔基督教记录的专家。我要的是一个有品格的人。勃鲁姆伯格驳斥过对基督教最严厉的批评,说话有权威,并不会为隐藏重大问题而肆言无忌、不求阐明。
人们说勃鲁姆伯格正是我要找的人。我坐飞机到丹佛,心里在想他是否名不虚传。老实说,我有点疑虑,特别是我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件让人非常心烦意乱的事,他大概很想把它遮盖起来。勃鲁姆伯格仍然希望他儿童时代崇拜的芝加哥幼狮棒球队能在他有生之年,赢得美国职业棒球全国冠军。
坦白说,这一点使我觉得他的鉴别力颇有问题。
克莱格?勃鲁姆伯格是公认为全美研究“四福音”耶稣传的优秀权威,他的新约博士学位是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拿到的,其后出任英国剑桥大学廷代尔学院资深研究员,在那里他成为国际学者精英团的成员。精英团出版了一系列关于耶稣的名著。最近十二年他在声名卓著的丹佛神学院担任新约讲座教授。
勃鲁姆伯格的著作中有《耶稣与福音书》、《解读比喻》、《分歧有多大?》、以及对《马太福音》和《哥林多前书》的注释。他编写过《福音景观》第六卷,详细讨论了耶稣的奇迹,还有一本与人合著的《圣经诠释入门》。
他给《理性信仰》和得奖的《受攻击的耶稣》二书写了几章福音书的历史观。他是“新约研究社”、“圣经文献研究会”和“圣经研究学会”的会员。
如我所料,他的办公室书架上堆满了学术论著(他的领带上甚至印有书籍的图案)。
然而我很快注意到占有他办公室墙壁显著地位的,不是历史学家尘封的巨著,而是他几个小女儿的艺术作品。她们凭想象画出多彩多姿的骆驼、房屋和花朵的图画,并不是随随便便给贴在墙上,
而是明显视作宝贝般辛辛苦苦地配了衬纸,小心翼翼地装了镜框,
还有这两位小女孩伊利莎白和拉结的亲笔签名呢。“显而易见,这个人不仅有头脑,而且有爱心,”我私心自忖。
勃鲁姆伯格说话有数学家般的精确(事实上早年他教过数学 ) ,字斟句酌,一言不苟,有多少事实说多少话,从不越出雷池一步。这正合我心意。
他在高背椅上安坐后,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我也啜了几口咖啡,用以却除科罗拉多州的寒意。因为我感到勃鲁姆伯格是一种开门见山式的人物,决定单刀直入开始我的访问。
“请告诉我,”我的语气里有点挑战的意味,“一个聪明能作批判思考的人,真会相信四福音是那四个具名的人所写的吗? ”
勃鲁姆伯格把咖啡放在办公桌近处,聚精会神地望着我。“答案是肯定的,”他满怀信心地说。
他靠在椅背上一路说下去。“承认这个非常重要。严格点说,四福音没有具名。但是早期教会认为十二门徒之一也叫利未的税吏马太,是新约第一本福音书的作者;彼得的同伴约翰?马可,是
我们叫做《马可福音》的作者;以保罗的“亲爱的医生”著称的路加,著有《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相信他们是著者的想法有多普遍?”我问。
“到现在还没有人出来争着说他们才是这三部福音的作者,”他说。 “显然并无争论。”
即使如此,我还要进一步查问。“难道没有人出来嚷嚷,说这些人冒称著者,其实他们并没有写这些书?”
勃鲁姆伯格摇头。 “大概没有。你要记住,他们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他破颜微笑着说,“马可和路加甚至都不在十二使徒之列。马太是使徒,但他出身税吏
,人人厌恶,其地位比出卖耶稣的犹大好不了多少。
“我们可以拿这个去和后来虚构的伪经福音书比照一下。人们选择了一些著名典范的人物作为这些著作假托的作者,例如腓力、彼得、马利亚、雅各。
这些人物的名声远远超过马太、马可与路加。现在来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不是真的,就没有任何理由把著作人归给这三个没有名望的人。”
这听起来不无道理,可是他显然为了方便立论,遗漏了一位福音作者。“还有约翰呢?”我问。“他非常有名,事实上他不只是十二使徒的其中一位,还是耶稣的三个核心门徒里的一
个,其余两个是雅各和彼得。”
“是的,他是个例外,”勃鲁姆伯格点头承认。“有趣的是只有《约翰福音》有作者是谁的问题。 ”
“争论到底是什么? ”
“作者的名字没有问题,那一定是约翰,”勃鲁姆伯格回答。
“问题在于是使徒约翰,还是另一个约翰。
“要知道公元125年,有个名叫帕庇亚斯的基督徒作家,他在见证里提到过使徒约翰和老约翰,从上下文里看不出他说的是两种情况中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除开这个例外,其他早期的记载都说写《约翰福音》的人是使徒约翰,西庇太的儿子。”
“还有,”我说,试图进一步强迫他承认说过的话,“你完全相信是约翰写的?”
“是的,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数据出自他的笔下,”他回答。“可是如果你仔细阅读,你会觉察最后几节经过编辑润泽。我自己认为一个和约翰有亲密来往的人,曾担任过编辑的角色。修整最后的几节,使全书的风格达致一律。
“不过无论如何,”他着重地说,“约翰这本福音显然是根据目击材料写成的,另外三本福音书也是这样。”
虽然我赞赏他的立论,但是觉得意犹未足。四福音由谁撰写是个关键点,我需要具体的细节 --& 姓名、日期、经文。我喝完咖啡,把杯子放到办公桌上,手里拿着笔,准备向他追问。
“让我们再谈谈马可、马太和路加,”我说。“你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就是福音书的作者? ”
勃鲁姆伯格探身向前,“最早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证据,来自帕庇亚斯,他大约在公元125年,确实断定马可曾仔细而正确地记录彼得亲眼看到的事物。事实上,他说马可‘没有出错’,不曾把任
何虚假的话加进去。帕庇亚斯还说马太也保存了耶稣的教导。
“随后约在公元180年,里昂主教爱任纽证实了传统上所说的这些书的著者。事实上这里 --& ”他说着伸手去拿一本书,把书打开,
读出爱任纽的原文。
马太用希伯来人熟悉的文字出版了他的福音书,是写给希伯来人读的。 那时彼得和保罗正在罗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他们走后,彼得的门徒兼传译马可,把彼得讲道的主要部分亲自写下来传给我们。保罗的门徒路加也把他老师传讲的福音编写成书。还有主耶稣的门徒约翰
,那位最后晚餐时“侧身挨近耶稣怀里”的门徒,当他住在亚洲的以弗所时,撰写了他的福音书。
我停止笔记,抬起头来。“好吧,让我把这一点弄清楚,”我说,“假如我们能确信四本福音书分别是由使徒马太、使徒约翰、
使徒彼得的同伴马可,和史家也是保罗的同伴、有点像第一世纪的报人路加所写,我们就能得到保证,他们记录的事件根据的是直接或间接的目击者的供词。”
我说话时,勃鲁姆伯格在心里斟酌我的话。我把话说完,他点点头。
“正是这样,”他斩钉截铁地说。
福音里还有一些让人疑窦的地方,我得把它们弄清楚。特别是我要进一步了解四福音书写作的体裁。
“我到书店里去找传记部,看不到福音书那种写书的方法,”我说。“今人写传记,会彻底研究传主的生平。但是你瞧马可,他不谈耶稣的出生,也没有写耶稣早期的成年生活,反而把重点放在他最后三年,用全书的一半篇幅去描写他最后一个星期的活动。这个你怎样解释? ”
勃鲁姆伯格伸出两只手指。“有两个理由,”他回答。“一个是文体上的,一个是神学上的。
“文体上的理由是,古人基本上就是这样写传记的。他们没有现代人聪明,不知道对人生的各个阶段寄以同等比例的注意,把传主的一生事迹严格按照先后次序叙述,逐字逐句引用传主原话,把他们说话的主旨保存下来,古希腊和希伯来的文字甚至都没有引文用的那个符号。
“他们认为历史所以值得记录,唯一的目的是可以从他们描绘的人物得到经验和教训。因此传记家要详细叙述传主一生最足以为人楷模,足以代表其为人的阶段,那些经历对人有益,也能赋那个历史时代以意义
“神学上的理由呢?”我问。
“这是从我刚才提出的论点引伸出来的。基督徒认为,不管耶稣的生平、教导和神迹多么奇妙,如果没有历史事实证明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这种死与复活给人类的罪带来的救赎或赦宥,它们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特别是马可,可能是最早的福音书著者,用了大约一半篇幅叙述基督之死和复活的经过事迹,也包括了耶稣在世最后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
“鉴于十架苦刑在整个福音信息中十分重要,”他在结尾说,“在古代文学写作里这样处理就十分合理了。”
除了四本福音书,学者专家们往往提到他们所谓的 Q。Q 代表德文中的 Quelle,意思是“原始数据”。由于四福音书的文字和内
容类似,传统上假定马太和路加写福音书时,曾借用过较早的《马可福音》的材料。此外,学者们说马太和路加还从神秘的 Q 那里收录了一些数据,这在《马可福音》里是没有的。
“Q 到底是什么? ”我问勃鲁姆伯格。
“这只是一种假设,”他舒适地靠着椅背说。“除了少数例外,那只是耶稣的语录或教训,以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文件。
“你要知道,收集有名望的导师的语录成为专集,是古时普遍的文风,就像我们收集一个歌手最好的歌曲成为精选集一样,有点类似这种东西。至少理论上如此。”
可是如果在马太和路加以前就已存在 Q 材料,那就成为耶稣生平的早期材料,说不定 Q 能使我们对耶稣的真实情况有新的看法。
“请问,”我说,“假如你单独看 Q 的材料,你对耶稣会有怎样的印象? ”
勃鲁姆伯格摸着胡须,看了一会天花板,在思索这个问题。“啊,你得记住 Q 只是一本嘉言集,内里没有什么叙述文字,不能帮助我们勾划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耶稣的形像,”他回答时声音很慢,
在推敲出口的每一个字。
“即使如此,在这些嘉言中,你发现耶稣还是说了一些非常肯定的话,例如他说他是智慧的化身,上帝差他来审判人类,不管他们承认还是不承认他。最近有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书,主张假如你单看
Q 里的所有嘉言,你对耶稣的印象 --& 一个敢大胆说话的人 --& 跟你从福音书里得到的印象是相同的。”
我想进一步逼他肯定这一点。“人家会把他当作制造神迹的人吗? ”
“同样,”他回答,“你得记住,Q 里面不可能有什么神迹的记载,因为这样的记载只能在叙述文里见到,而 Q 主要是一本语录。”
他停下来伸手到办公桌上拿起一本皮面圣经,翻阅一些用得陈旧的篇页。
“然而,例如《路加福音》7章 18 到 23节,《马太福音》11章 2 至 6节,说施洗约翰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是否真是基督,
是他们等待的救世主时,耶稣基本上答道,‘你们去把所看
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 ”
他作结说,“所以单看 Q ,我们也确实知道耶稣行过神迹。” 勃鲁姆伯格提到马太,倒使我想到另一个关于福音书怎样合成的问题。
我问他,“为什么据说见过耶稣的马太要采用马可所著福音书中的部分材料,而人人都说他从未见过耶稣呢? 假如《马太福音》真是目击者的著作,他应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写啊! ”
勃鲁姆伯格微笑。“假如马可的记载果真依靠的是目击者彼得的回忆,那就合理了,”他说。“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彼得是耶稣身边的核心人物,曾见到、听到别的门徒见不到、听不到的东西。所以马太即使是个目击者,依靠通过马可传递的彼得所闻所见的事也就合情理了。”
是的,我心里想,这的确合情合理,事实上我想起了一个类似事件。 我以前作新闻记者时,某次跟记者群跟踪芝加哥著名政界大亨、已故戴利市长,追问他关于警察厅内的一件丑闻。他说了几句就坐进汽车走了。
虽然我对刚才发生的事件是个目击者,我还是立刻去找跟戴利比较接近的一个电台记者,请他把刚才市长谈话的录音带重放一次,那样我就能确实地把他所说的话记录下来。
我想马太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采用马可的材料 --& 尽管马太作为一个门徒也有他自己的回忆。为了确定,他就依靠了一些来自耶稣近身彼得的材料。
我对勃鲁姆伯格对叫做“对观福音”的三本福音书的初步看法颇感满意。“对观福音”的意思是三部福音书可以同时对比来看,因为它们的大纲和相互关系极其类似。任何人看过全部四福音立即能认识到“对观福音”与《约翰福音》之间有显著的不同。我要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有不能调和的矛盾。
“你能阐明‘对观福音’与《约翰福首》之间的区别吗? ”我问勃鲁姆伯格。
他的眉毛竖了起来。“这可是个大题目!”他大声说,“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写一本书。”
我向他保证我只要明白问题的要点,并非全面探讨。他又靠在椅背上,“是的,《约翰福音》和‘对观福音’不同之点多过类似的地方,”他开始说。“前三本福音书中的主要事件只有一小部份在《约翰福音》中出现过,可是这种情况到了耶稣在世的最后一星期显然改变了,从这时起平行的走势就接近得多了。
“好像在文字风格上也有显著的不同。 在《约翰福音》里,耶稣使用的是不同的词语,讲道很长,品格和行为彷佛也高超些,那就是说比较直接和坦白地声称他与天父 --&
上帝本身、真理、道路和生命、复活与永生是一体的。”
“怎样去解释这些不同呢?”我问。
“有许多年,一般都假定约翰见过马太、马可和路加所写的一切,认为没有必要重复那些东西,所以他决定有意识地补充他们的不足。近期有一种假定,说《约翰福音》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他三部福音,这就说明了它们不仅取材不同,对于耶稣的观点也
不尽同。 ”
“《约翰福音》有些神学上的特点,”我提醒他。
“这没有问题,但是你能把这些特点叫做矛盾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约翰福音》每一个重要的主题或特点,都可以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的福音书中找到对等的东西,虽然数目并不多。 ”
这倒是个大胆的主张。我当下决定要他对证,我提出关于“对观福音”与《约翰福音》所以不同的一个基本问题。
“《约翰福音》清清楚楚地说耶稣是神。有人这样解释,因为他的撰述晚于其他三人,他不免渲染,”我说,“你能在‘对观福音’屮找到神的主题吗? ”
“当然能,”他说,“那比较含蓄,但仍能找到。想想那个耶稣
在海面上行走的故事,见于《马太福音》第 14章22到33节和《马可福音》第6章45到52节。大多数英文圣经的翻译都未能尽释希腊文的原意,英译中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实际上希腊文直译是‘你们放心,我是。 ’最后这两个字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 8
章58节说的完全一样,那时他自称为神说‘我是’,正是神在《出埃及记》第3章14节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时说的话。所以耶稣透露他也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和旧约中的神耶和华一样有控制自然的能力。”
我点头,“这是一个例子,”我说,“你还有别的例子吗?” “有,我可以沿着这条线继续下去,”勃鲁姆伯格说,“例如在头三部里,最常见的是他称自己作‘人子’,而且&
我举起手来阻止他。“且慢,”我说,伸手进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本书来。我打开书顺手翻阅,找到了要找的那句话。“还俗修女着有畅销书《上帝史》的嘉伦?阿姆斯特朗说
,人子这个词似乎只在强调人的软弱和死亡。因此,耶稣使用它只是要强调他是个软弱的人,有一天要受苦和受死。’果真如此,”我说,“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声称为神的意思。”
勃鲁姆伯格面有愠色。“你瞧,”他坚定地说,“跟一般的信念正好相反,人子基本上与耶稣的人性无关,它直接影射的是《但以理书》7章13节到14节。”
他说着就打开旧约,读出先知但以理的话: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事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勃鲁姆伯格阖上圣经。 “所以你要明白,耶稣自称人子的用意所在,”他接着说,“耶稣走近坐在天堂里的上帝,接受了永远的权柄和国度,就使‘人子’这个头衔具有祟高的地位,非止人性而已。”
后来我又读到另一个学者的评论。我为了写这本书,不久将去访问这位学者威廉?莱恩?克莱格
(William Lane Craig),他作过类似的观察:
“人子”往往被认为指的是耶稣的人性,正如类似的说法,“神子”指的才是他的神性;其实正好相反。“人子”在旧约《但以理书》中是位神,他将于世界末日审判人并永远统治。这样看来,自称“人子”,实际上就是自称为神。
勃鲁姆伯格继续说,“在‘对观福音’中,耶稣说他有权赦免罪恶,而只有神才能赦免罪恶。耶稣听人祈祷,接受人的敬拜,又说,‘凡是承认我的,我必在我天上的父面前承认他。’最后审判
根据的的是各人对某一人的反应 --& 对谁的反应?对人?不是,那未免太狂妄了。最后审判根据的是一个人对耶稣作为神的反应。”
“这样你就能明白,关于耶稣的神性,‘对观福音’里有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在《约翰福音》里说得比较明显就是了。 ”
约翰写福音书时,有较多的时间仔细考虑神学问题。所以我问勃鲁姆伯格,“约翰写作时有神学倾向,是否意味他的历史材料可能染有颜色,因此就不大可靠? ”
“我不认为《约翰福音》里的神学较多,”勃鲁姆伯格着重地说,“他只是在神学上有一些不同的强调之处而已。马太、马可、路加都有他们极其显明要强调的角度:路加是个关心穷人和社会的神学家;马太是个想了解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神学家;马可显示耶稣是个吃苦受难的仆人。你可以把马太、马可和路加不同的神学
观开一个长长的单子。”
我打断他的话,因为我害怕他没有理会我比较概括的观点。“好吧,难道这些神学上的动机不会让人怀疑他们正确报导事实的能力和意愿?
”我问,“是不是他们的神学观点可能使他们记录的历史染上颜色或有所歪曲? ”
“这意味着对一切带有思想性的文献,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个可能,”他承认。“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实现他们思想上的目的,故意歪曲历史。但不幸的是,人们认为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这是错误的。”
“撰写公正客观的历史,只记录事实不含任何思想意识的目的,
这种观念古时是没有的。谁也不会去写不含经验教训的历史。”
我微笑着说,“我猜想你可以说,这样一来,不论什么都要让人怀疑了。”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他回答。“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根据古代所有其他信息来源,重新塑造相当正确的历史,我们应该能够从福音书里达到这个目的,尽管福音书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
勃鲁姆伯格思索了一会,搜索枯肠,寻找一个合适的例证,用以说明他的观点。最后他说,“这是个现代例子,出自犹太社会的经验,也许能阐明我的意思。
“有些人通常为了达到反犹目的,总是否认或眨低大屠杀犹太人的恐怖。然而却有那么多的犹太学者建立了记念大屠杀的博物馆,写书,保存记念品,和提供目击者的见证。
“这些人怀有一个强烈的思想上的目标,那就是要确保这样的暴行不再发生。但这些人在报导历史事实上也是最忠实最客观的。
“基督教同样根据的是某些历史主张,上帝史无前例地藉着拿撒勒人耶稣进入空间和时间,因此基督徒提出的那种思想当然需要将这件历史工作做得尽可能仔细。 ”
他为使比喻更加明了,于是比较直接地看着我问,“你明白我的观点吗? ”
我点头称是。
说福音书植根于直接、间接的目击者见证是一回事,主张我们非常可靠地把这信息保存下来,直到许多年后编写成书是另外一回事。我知道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点,要尽可能直接了当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勃鲁姆伯格质疑。
我又拿起阿姆斯特朗的广受欢迎的书《上帝史》。“请听她写的另一段话,”我说。
我们对耶稣知道得很少。有关他的第一本长篇传记是圣马可的福
音书,大概是在他死后约四十年,即公元七十年左右写成。到了那个
时候,历史事实已经搀杂上神秘成分,也就是耶稣在他门徒心目中取
得的意义。圣马可主要记载的是这种意义,而非可靠,直白的史实。
我把这本书抛进敞开的公文袋以后,转向勃鲁姆伯格继续说,“有些学者认为福音书在事情过后那么久才写成,传说已经多了起来,歪曲了最后写下的东西,把耶稣从一个单纯、
智慧的教师变成神话中的神之子。这是个合理的假定吗?还是有可靠的证据,证明福音书成书要早于传说,有力量彻底破坏所录事实的时间? ”
勃鲁姆伯格[起眼睛,说话的语调忽然坚定起来。“这里有两个各不相干的问题,不能把它们混淆在一起,”他说。“我确实认为有很好的证据显示福音书成书较早。但是即使没有这种证据,阿姆斯特朗的论点也站不住脚。”
“何以站不住脚?”我问。
“学术界对福音书写作的时间,即使在思想最自由的圈子里,是马可在七十年代,马太和路加在八十年代,约翰在九十年代。 但是你要注意,那仍在各种曾目击耶稣生平的人有生之年内,其中包括
含有敌意的目击者。如果当时关于耶稣的教导流传有误,这些人一定会出来矫正。
“因此,说福音书撰述年月过迟,其实并不太迟。事实上,我们可以提一个非常富有教育意义的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最早的两本传记,是阿里安和普鲁塔克在亚历山大于公元前 323年死后四百多年写的,可是史家一般认为两本传记栩实可靠。是的,关于亚历山大的传说的确流传过
,是在两位作家身后几个世纪之间。”
“换句话说,最初五百年亚历山大的生平保持得原封未动;其后五百年才有传说出现。所以福音书写于耶稣死后六十年或三十年,比较而言,时间的长短就无关宏旨,甚至不成为问题。”
我能够明白勃鲁姆伯格在说什么,但同时我对此问题还有保留。在我看来,似乎事件发生与记录之间隔得越短,记录因传说或记忆失误导致歪曲史实的机会就越少。
“我暂时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让我回到福音成书的年代的问题,” 我说。“你曾暗示你认为福音书的撰述早于你所提出的时间。”
“是的,要早些,”他说,“我们可以从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中找到证据。《行传》显然没有写完,保罗是书中主角,那时他被软禁在罗马。写到这里《行传》戛然停止。保罗出了什么事情?《行传》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定这书是在保罗遇害以前撰写的。 ”
勃鲁姆伯格越说越激动。“这就是说,《行传》之写作不能晚于公元62年。确定此点后,我们可以从那里向后推算。由于行传是一种两部著作的后一部,我们知道前一部
--& 《路加福音》--& 必然写于比《行传》更早的年代。由于路加使用了《马可福音》的一些材料,那就意味着《马可福音》的成书还要早些。
“假如你给每本书,譬如说一年的时间,你得到的结果是《马可福音》的写作不晚于公元60年,也许甚至在五十年代晚期。如果耶稣在公元30年或33年遇害,我们所说的最大间隔只有三十年左右。”
他洋洋得意地向后靠在椅背上,“从历史观点出发,尤其是和亚历山大大帝比起来,”他说,“那无异是闪电新闻了! ”
实在说,那真了不起。耶稣生平与撰写福音之间的间隔,竟能缩短至以历史观看来微不足道的程度。可是我仍然要对这一问题穷追猛打,我的目标是尽可能把时钟倒转去寻找关于耶稣最早的信息。
我站起来漫步走到书架那里。“看看我们能否追溯到更早的年代,”我转身面向勃鲁姆伯格说。“你能把人们对耶稣赎罪、他的复活与他和上帝的联属这些基本信念的出现推溯到多早? ”
“我们必须紧记,新约各书不是按年代先后排列的,”他开始说。“四福音写成于几乎所有的保罗书信之后。保罗开始写作大概在四十年代末期,大部分重要信件写于五十年代。要寻找最早的信息,应该去查阅保罗书信,看看其中有没有使用更早的文件。” 我问他,“我们可以找到什么? ”
“我们发现保罗书信收纳了一些早期基督教会的信条、信仰规条和赞美诗。这些能追溯到复活后不久教会初建时期。
“最著名的信条包括《腓立比书》第2章6至11节,说耶稣‘本有神的形像’,和《歌罗西书》第 1 章15到20节,形容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通过他万有都与神和好了’。
“这些信条说明最早的基督徒对耶稣的信仰十分看重,但是谈到历史上的耶稣,最重要的信条,也许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保罗在这里使用术语,说明他正把这个口头福音以相当固定的形式传
了下去。 ”
勃鲁姆伯格在他的圣经里找到那段经文,念给我听: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矶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林前十五:3-7)
“要点就在这里,”勃鲁姆伯格说,“如果钉十字架是早于公元 30年的事,保罗归主当在约32年。保罗立即被送往大马士革,在那里遇到一个名叫亚拿尼亚的基督徒和一些别的门徒。他首次在耶路撒冷会见使徒当在公元35年。在那里某个地方领受了这个早已形成并为早期教会所使用的信条。
“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基本事实都在这里了,另外还有一张详细名单,载明他复活后曾向哪些人显现 --& 所有记载都出现在事件发生后两年到五年之内。
“这可不是阿姆斯特朗所说,出现在四十多年以后的神话。我们可以断定,基督徒对耶稣复活的信仰,虽然没有写下来,但仍可追溯到这一事件发生的两年以内。
“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说,为了强调,他说话的声音稍微提高了一点。“你现在不是拿三十到六十年来和编辑处理其他传记资信一般可以接受的五百年比较,你现在所说的是两年左右! ”
我无法否认这项证据的重要。它似乎已经推翻了复活(基督徒认为复活已一劳永逸地证明耶稣的神性)只是一个神话观念的指控,说神话是在年深日久的传说败坏了耶稣生平目击者的记载之后产生的。对我这个以复活为反对基督徒其中一大理由的怀疑派而言,这
个证据最中要害。
我靠着书架。我们的谈话已经涵盖了大量数据。勃鲁姆伯格作了这个形成高潮的说明以后,好像应该休息一下了。
时间快到傍晚了。我们已经无休无止地谈了好久。可是我不愿意不把目击者记事像律师或记者那样加以审查就把谈话结束。我要知道它们在仔细审查之下,会屹立不动呢,还是给揭发出往好里说事有可疑,往坏里说绝不可靠呢?
必要的基础已经打好,我请勃鲁姆伯格站起来伸伸腿,然后坐下继续我们的讨论。
可供思考或团体讨论的问题
1. 你的意见怎样为某人对某一事件的目击报告所影响?通常你基于什么
因素去判断某人的见证忠实正确?你认为福音书能经得住那种严密的审查吗?
2. 你认为福音书可以含有神学议题,同时仍不失为忠实可靠的报导吗?为什么可以有,为什么不能有?你觉得勃鲁姆伯格的大屠杀比喻有助于你想通这个问题吗?
3. 勃鲁姆伯格对早期关于耶稣生平的描写怎样和为什么会影响你对福音书是否可靠的看法?
十六岁的迈克尔?麦克洛说话的声音很低,再加上维持他生命的呼吸器的噗噗声,陪审团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读唇人俯身在迈克尔床头,辨析他的语言,把他的供词讲给临时法院听。
打断迈克尔脊柱的子弹使他从脖颈以下全身瘫痪。他过于衰弱,不能抬到法院出席被控攻击他的两个少年的审讯。于是法官、
被告、律师、记者和观众只好挤进病房,病房现在成为库克郡巡回法院的临时分院。
在检察官的盘问下,迈克尔忆述他当日离开芝加哥公共屋村的住所,口袋里只有两块钱。他说在楼梯上被两个被告拦住说话,他们抢钱时蓄意开枪射他。另外有两个目睹被告打人的少年证实了迈
克尔的供词。
被告从未否认开枪,但是他们说是挥动手枪时意外走火。被告律师知道要被告获得减刑,唯一的办法,是推翻控方的证词 --& 指枪击是有预谋的邪恶暴力行为。
被告的律师尽其所能叫人怀疑目击者的陈述。他们质疑证人的观察能力,但未见成效。他们想找出证词前后矛盾的地方,但证词在重点上都楔合无间。他们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显然无此需要。
他们暗示证人品格有问题,但被害人与证人都是奉公守法、无犯罪记录的少年。他们希望找出证人对被告存有偏见,但无法找
到。他们质疑一个九岁大名叫基思的证人是否了解发誓作供的意义,但人人看得出他懂得。
被告律师既然不能动摇受害人与控方证人证词的可靠性,两个被告终被判意图谋杀罪,监禁五十年。过了十五天,迈克尔死了。
被告律师的工作很具挑战性 --& 提问题,让人起疑,探索证人供词中的弱点和有懈可击的地方。他们的办法是使证词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相信凡是诚实与正确的证词必经得起考验;而虚假、夸大或误导人的证词将被揭穿。
就迈克尔案而言,正义所以能伸张,是因为陪审团看得出,受害人与证人都在诚实正确地叙述他们的经历。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审查关于耶稣的历史证据。考验勃鲁姆伯格博士的证词,显示其弱点或优点的时候到了。有许多考验的方法正是多年前迈克尔案中辩护律师用过的。
“有八种不同的测验我想问你,”休息了十五分钟坐下以后,我对勃鲁姆伯格说。
勃鲁姆伯格又倒了一杯滚热的黑咖啡,然后向后一靠。我不能肯定,但是他好像在等我向他提出挑战似的。
“开始吧,”他说。
这个测验的目的,是要判断作者是否有明显或暗含的意图去正确保存历史。“这些第一世纪的作者真有兴趣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吗? ”我问。
勃鲁姆伯格点头。“是的,他们有兴趣,”他说。“你可以在
《路加福首》的开端看到这意图,读起来很像古代信史和可靠传记的
勃鲁姆伯格打开他的圣经,读出《路加福音》的开场白: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一:1-4)
“你可以看到,”勃鲁姆伯格继续说,“路加清清楚楚地说明,他有意把经过考察,并曾亲眼看见的人充分支持的事确实地写下来。”
“还有别的福音书呢? ”我问。“书里没有类似的开场白,难道他们没有同样的意图吗? ”
“对,《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没有这种清楚的说明,” 勃鲁姆伯格回答。“但是它们在文体上与《路加福音》相似,我们遂可以相信,马可与马太两本福音书,也同样反映了路加的历史
“《约翰福音》呢? ”我问。
“四本福音书中,清楚说明写作意向的,也见于《约翰福音》第 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
我反对道,“这里讲的是神学,而非历史啊。 ”
“这个我承认,”勃鲁姆伯格回答。“可是假如你想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神学必须有正确的历史作依据。此外,还有一件不可忽略的旁证。请注意福音书的写法
--& 态度严肃负贵,细节翔实,显然十分细心和严谨。在这里,你找不到别的古代著作中常常看到的那种飞扬浮躁和刺眼编造的神话。
“所有这些引向一个什么结论呢? ”他问,然后回答了提出的问题。 “看来十分明显,福音作者的目的是要记录实际发生了的事。 ”
然而,那是实际发生了的事吗?有些批评家提出一个与此对立而矛盾的说法。他们说,早期基督徒相信耶稣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再临,来完成历史,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耶稣生平的任何历史记录或教导保存下来。既然他随时要回来结束这个世界,何必那么麻烦呢?
我说,“于是,若干年后,情况越来越明显,耶稣不会立即回来,他们发现已经没有什么确实的历史材料可用来写福音书。 没有为历史目的而留下什么,难道这不是当时实在的情况吗? ”
“历史上的确有些教派和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可以适用这种说法,但是早期基督教并非如此。”勃鲁姆伯格回答。
“为什么呢? ”我质问他,“早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 ”
“第一,这个前提说得有点过份。事实是’耶稣大部分的教导中都指出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世界末日才来到, ”他说。 “第二,即使有些耶稣的门徒认为他相当快再临
,但是不要忘记,基督教是源于犹太教的。
“有八个世纪,犹太人生活在先知们不断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以色列的历史却仍继续发展之下,这些先知的门徒们依然记录、珍视并且保存先知的预言。既然耶稣的门徒认为耶稣比先知还要伟大,他们也会带着耶稣再临的盼望将历史记录
下来’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
虽然看似合理,有些学者还提出了第二个反对意见,我将之提出来向勃鲁姆伯格请教。“他们说早期基督徒常常认为肉身死去的耶稣,藉着他们向教会传达信息或‘预言’,”我说。“既然这些预言被认为具有与耶稣在世时所说的话同样权威
,早期基督徒把这些耶稣死后的言论和耶稣原来的语录同等看待,因之福音书便把这两种数据混合起来,使我们无法分辨哪些是历史上耶稣说的,哪些不是。许多人对这个指责感到困惑,你对此有何反应? ”
“这个论点比前一个论点更少历史佐证,”他微笑着说。“事实上新约本身就有例证否定这种假说。
“新约里有的地方提到早期基督徒说的预言,但这总是和主耶稣所说的话清楚分开来。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里,保罗清清楚楚分别什么是他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什么是他引证历史上的耶稣所说的话。在《启示录》里,我们也能清楚看出哪几次是耶稣直接对先知
--& 传统上假定是使徒约翰& --& 说的话,哪些是约翰自己在叙述他受到圣灵启示的看法。
“又如《哥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谈到辨别真假预言的标准,也提到地方教会有考验真假先知的责任。我们从保罗犹太教的背景,知道辨别真正预言的一个标准是那个预言是否应验
,和这些新预告是否和主耶稣说的话一致。
“但最强而有力的论点,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福音书里找到的东西。耶稣升天后,初期教会内部起了一些争论,例如信徒应否行割礼,方言应怎样制约,怎样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团结,妇女在牧养工作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信徒可否与非基督徒配偶离婚等。
“要是早期基督徒可以把升天后的耶稣给他们的信息写进福音书里,这些问题便很容易解决了。但他们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些争论的持续足以证明基督徒乐于把耶稣在世时发生的事和教会后来辩论的事清楚分开。”
即使著者不凭己意忠实记载历史,他们做得到吗? 我们怎能肯定耶稣生平和教导的数据能好好地保存三十年,最后才写入福音书中呢?
我问勃鲁姆伯格,“你难道不承认记忆错误,一厢情愿,和传说的发展,能把耶稣的史实在写成福音书以前污染得面目全非? ”
他回答前先为我勾绘了一下当日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所面对的是发生在一个遥远时代又兼外国的地方的事,那里的文化里头还没有计算器,或者印刷机,”他回答。“书籍在当日是纸草卷抄本,比较少见。因此,宗教社会中的教育、学术、崇拜和导都靠口头。拉比们以博学强记整部旧约驰名。所以耶稣的门徒完全能够记住比四福音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东西,还能正确无误地传递下去”
“且住,”我插嘴说,“老实说,真有这种死记的工夫吗。那怎么可能呢?”
“是的,我们今天确实难以想象,”他承认,“但是那是一个口述的文化,特别重视背诵。还要记住的是,耶稣的话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用的是诗的形式。并不是说一定要押韵,可是都有一个格
律,句子匀称,平形结构等。这对背诵是个极大的帮助。
“另外还有一件需要一提的事,那时所说的记诵不那么严格。研究口述文化的人都知道,说故事每次都有一定程度的出入& --& 哪些一
定要说,哪些可以省却,哪些可以述意,哪些可作解释等。
“研究显示,在古代中东,重述神圣传统,任何一次都可以和下次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出入,可是总有一些固定的要点不能更易。讲故事的人如果在这些要点上出了错误
,社会有权纠正。
“这是个有趣的...,”他停下来,想找一个适当的字眼。“… 巧合,对观福音书在任何段落上都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差异。”
勃鲁姆伯格好像在暗示什么,我要他说得明白清楚些。“请说得明白些,”我说,“你到底在指什么? ”
“我想指出的是,对观福音书里有许多类似之点和不同之点,似乎可以用这个假设来解释。门徒和早期基督徒把大量耶稣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记在脑子里,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言行可以自由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重述,永远把耶稣的教导和事迹的重点保存下来。 ”
我对早期基督徒精确地保存这些口授传统的能力仍然有些怀疑。儿时玩团体游戏的情景印象深刻。在那些游戏里,一句话传不到几分钟就能出错。
你小的时候大概也玩过打电话这种游戏:几十个孩子围成-个圆圈,一个在另一个耳边说了一句话,例如“你是我的好朋友”,耳语一路传下去,传到最后,耳语已经歪曲,可能变成
,“你是一个臭老九”。
“让我们实话实说,”我对勃鲁姆伯格说,“这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明关于耶稣事迹的口述传统可能发生的事吗? ”
勃鲁姆伯格不接受这个解释。“不对,实际上不是这样, ”他说。“理由是:若你仔细记熟一件事,会留心没有记对绝不传给别人。你所做的完全和玩电话游戏不同。
“玩电话游戏的乐趣大半在于一个人还没有把话听清楚,又不能让人重述一次,就把话传了下去;何况用的是耳语,就更容易教第二人进一步听错。所以当那句话
传遍全屋几十个人以后,最后讲出来的话可能引人大笑不已。”
“那么,”我问,“这岂不是传递口述传统不可靠的一个好例子吗? ”
勃鲁姆伯格慢慢啜了一口咖啡才回答。“正因为口述传递有这种缺点,在第一世纪的社会里,对口述材料便有严格的制衡办法,那就是你可以确定,每次传到第三个人,他就要清清楚楚地大声询
问第一个人‘我说的仍然没有错吧? ’要是有就得把它改正。
“口传社会会时时查对说了些什么,一路进行干涉和改正。这就保存了信息的完整,”他说。“结果和儿o玩打电话非常不同。”
这个测验要判定这些著者是不是具有写正确历史的品格。有没有什么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记录,损害他们正确传布历史的能力或意愿?
勃鲁姆伯格摇摇头。“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合理地证明他们不是品格极其完整的人,”他说。
“他们记录的是耶稣这个人的言论行谊,要求他们在品格上一定要达到有这种信仰的人必须具有的高尚品格。你看见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愿意至死不渝地持守所信,直到剩下来的十一个门徒之中
有十个被人残酷处死。他们品格的高贵可以想见。
“谈到诚实、率直、美德和道德,这些人的成绩令人钦羡。”
这是怀疑派常常指出福音书不能通过的一个测验。它们之间究竟是不是真的无可救药地互相矛盾呢?在福音书各种不同的记载之间,真有不可调和的差异吗?假如有,谁还能信任书里所说的话呢?
勃鲁姆伯格承认福音书之间在许多处均有不同。“小的如遣词用句的不同,大的如最著名的明显矛盾,无不备,”他说。
“我自己的信念是,只要你容许我在前面提到的成分 --& 意译、
节略、增加的解释、材料的选择和省略,那么,照古代的标准,四福音书彼此之间是极其一致的。而且为了公平,我们也只有使用古代的标准。 ”
“反过来说, ”我指出,“假如四福音书彼此之间完全一样,那就会有人指责,说那些作者一定事先私下商议过怎样将故事写得一
样,那会更加滋人疑窦。”
“你说得对,”勃鲁姆伯格同意。“如果福音书过于一致,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推翻作者独立见证人的身份。那样人们就会说实际上只有一份见证,其余的人都在鹦鹉学舌。”
我脑子里突然想起哈佛大学法学院西门?格林里夫的话,他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法学界人物,著有一部关于证据的著述,极具影响力。他研究过四福音的一致性后,作出结论说:“书里的矛盾 够显示作者之间事先并无默契;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共识,显明他们都是同一历史大事的独立述说者。”
德国学者汉斯?施蒂尔,用古典史学家的观点,同意在基本事实的共识和细节上的不同,显示出他们所记的可信,因为伪造的记录才有走向完全一致与和谐的趋向。“每位史家,”他写道,“若遇到一个非常的事件,在报导上居然毫无矛盾,天衣无缝,会份外使人起疑。”
即使如此,我仍不肯放过福音书中明显矛盾所引起的困难。我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要求勃鲁姆伯格解释书中若干明显的矛盾,也是怀疑派时常用来说明福音书不可靠的论据。
我先提出那个著名的耶稣医病的故事。“《马太福音》说百夫长自己来求耶稣给他的仆人治病,”我指出。“可是《路加福音》说百夫长请犹太人的几位长老去看耶稣。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不是? ”
“不是,我不那样想,”勃鲁姆伯格回答。“你想想看: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则新闻广播说‘今天总统宣布...,其实讲词是捉刀人写的,宣读的是新闻秘书,如果幸运,总统也许看过这篇讲词一眼。但是没有人指责那篇广播有错。
“同样,在古代社会里,人人都了解并接受,说是某某大人物做的事,实际上是他们的下属或使者做的。在医病这个例子中,来求耶稣的实际上是犹太人的长老。”
“你是说马太和路加都没有错。”
“这正是我要说的,”他回答。
这好像还合理,于是我提出第二个例子。“马可和路加都说耶稣把群鬼赶入格拉森的猪群,而马太说是加大拉。人们说这是一个不能调和、明显的矛盾,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错应可定论了。”
“且慢定论,”勃鲁姆伯格格格笑着说。“这里有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镇名,另一个是省名。”
这听起来是在闪避问题。
“问题要复杂得多,”我说。“小镇格拉森一点也不接近加利利海,而群鬼是在这里进入猪群,猪群后来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
“好吧,说得不错,”他说。 “可是有一个镇的废墟正好在加利利海东岸那个地点挖了出来。那个镇的英文名字读音为克尔森,但是把一个希伯来字意译或音译为希腊文,读出来就很可能像格拉森。所以鬼入猪群的那个地方很可能是克尔森
-- 在希腊文里拼为格拉森,在加大拉省内。 ”
“说得好,”我笑着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投降。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对于马太和路加在耶稣家谱上的矛盾,你有何解释?怀疑人士指它们互相抵触
,无可救药。”
“这是另一个有多种解释的例子,”他说。
“例如? ”
“两个最常见的解释是,《马太福音》讲的是约瑟的血统,因为 《马太福音》开头几章大部分以约瑟为出发点写的,约瑟是养父,依法由他上溯到耶稣是
大卫皇室的后裔,这是马太认为重要的主题。
“路加则通过马利亚的血统追溯耶稣的家谱,既然双方都是大卫皇室的后裔,推溯上去到古代某一点,两条家谱线便汇合了。
“第二个解释是两种家谱都反映了约瑟的血统,以取得必要的合法地位。可是一种是约瑟这个人的血统一《路加福音》,另一种是约瑟的法律世系,二者在某一点上分开了
,因为有一人在世系中没有直系后裔,得依照旧约的惯例立嗣。
“这个人名叫耶哥尼雅,在旧约书中记为哥尼雅,曾被咒诅在他的后裔中无人能继承大卫的王位。 耶稣若是约瑟肉身生的儿子,因
这咒诅的缘故,不能掌王权。但他出自马利亚一脉,约瑟虽是耶哥尼雅的后裔,却非他的生父,所以不受咒诅的影响。”
勃鲁姆伯格说得有道理:至少有了合理的解释。即使不是无懈可击,已给福音书不同的记载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协调。
我不愿意使谈话流于锱铢必较,我们同意最好的办法是单独研究每个问题,看看有没有合理的原因解释福音书之间明显的冲突。当然现在已有不少权威著述澈底解决这些分歧
,有些细致到读不下去。
“还有,”勃鲁姆伯格说,“有些情况我们毋需作决定。既然已经把绝大多数经文理出了一个头绪,断定它们可靠,我们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判断它们大致不差,尽管未能肯定某些别的细节。 ”
这个测验分析福音书作者是否存有偏见,而给作品染上颜色;有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促使他们歪曲报导的数据?
“这些人热爱耶稣,是不容低估的事实,”我指出。“他们不是客观的观察家;他们是耶稣忠实的门徒。有没有可能蓄意把事情改变一下,为耶稣涂脂抹粉呢? ”
“啊,我可以承认有这么一点,”勃鲁姆伯格回答,“发生这样的事是有可能的。不过反过来说,正因为人们崇拜和敬重一个人, 反而教他们能刚正不阿地记录那个人的生平。这才是表示敬爱之道。 我认为事情正是这样。
“再说,这些门徒自己除了受到苛责、放逐和殉道之外别无所得,肯定在金钱上也没有好处。如果有,也只会给他们增加压力而三缄其口,或否认耶稣,眨低他的地位,甚或忘记曾经见过他。可是由于他们为人正直,把看到的宣告出来,即使吃苦受难甚至死亡也在所不惜。”
人们为看到的事作见证时,总要设法保护自己或别人,避免提及难为情或难于解释的事。结果所至,就引起了对整个见证可靠性的怀疑。
于是我问勃鲁姆伯格,“福音书作者有没有记下一些使人难堪的事,或者掩藏一些事使他们自己脸面好看些?他们有没有报导一些使他们感到不安或难以解释的事?”
“这一类的东西可以说是不少,”他说,“有一大堆所谓耶稣严厉的教导,其中有些在伦理上要求太苛。如果我要创立一种合心意的宗教,大概不会要求自己像天父那样完全,也不会把心中起的淫念包括在奸淫的定义之内。”
“但是,”我反对道,“别的宗教也有这一类的严格要求。” “是的,你说得对,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所说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严厉教训,对教会教导耶稣言行时可能感到难为情的缘故。”
这个回答似乎不着边际。“请举些例子,”我说。
勃鲁姆伯格思索片刻然后说道,“例如《马可福音》6章5节, 说耶稣不能在拿撒勒行什么异能,因为那里的人不信,好像在说耶稣的权柄是有限的。耶稣在《马可福音》13章32节中,他不知道何日何时再来,这似乎说他并非全知。
“神学到后来倒没有因这些话引起麻烦,因为保罗本人在《腓立比书》2章5到8节谈到神在基督里时,自动而有意识地限制了耶稣神性的独立发挥。
“可是,假如我觉得自己可以随便处理福音历史的话,我宁可把这些数据全部删去,那我就无须大费唇舌来解释了。
“耶稣的洗礼是另一个例子。你可以解释,何以无罪的耶稣要让约翰给他施洗。若把这份数据全部删去,不是使事情更加容易了解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把这段引起太多问题的文字删去,无疑会更符合作者自己的利益。”
“当然,”我补充,“在门徒方面,还有大量叫人难堪的数据。” “对,”勃鲁姆伯格说。“马可对彼得的看法,相当一贯地坦率耿直。还说他有勇无谋,喜欢带头冲撞耶稣!门徒们不断误解耶稣。雅各和约翰争夺做耶稣的左右手,耶稣还得向他们讲解怎样做好仆人的严格教训。他们大部分时间很像一帮自私自利
,头脑简单的家伙。
“我们现在知道福音书作者对材料有选择性。《约翰福音》结尾时有点夸张地说,世界上容不下那么多关于耶稣的事,所以他们没有一一记下,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在篡改记载。
“不过,要点在这里:如果他们认为不能随便删除,即使删节起来很方便而且对全文有利,你会相信在没有历史根据的情况下,他们会公然增加、虚构数据吗?”
勃鲁姆伯格让问题虚悬片刻之后满怀信心地回答道,“我说不
我引进这个测验时先问勃鲁姆伯格,“福音书著者提到人物、地方和事件的时候,若能够独立查证,他们会关注数据是否正确吗? ”
这样的佐证可以严格考验作者是不是在数据的正确上下过功夫。
“是的,他们会的。作者在这方面探索得越深,能证实的细节便越多,”勃鲁姆伯格回答。“近百年来,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文物,不断证明福音书中讲及的具体事物都属确实,特别是《约翰福音》--& 而《约翰福音》是引起疑窦最多的一本书! ”
“是的,现在仍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考古学也制造新问题,但和已经得到证实的事物比较,那就少得不算什么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非基督教的来源得到许多关于耶稣的史料,证明他在世时的言行。古代历史学家不是写帝王将相,著名战役,便是写官方宗教人物和重要学术运动。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耶稣和门徒的事迹,真是了不起,即使这些事迹在史家著述时并不属前述范围。”
这倒是个简洁有力的回答。然而,我虽然没有理由怀疑勃鲁姆伯格的评估,我认为值得循这个方向作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我提笔在笔记的边缘记下:向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请教专家意见。
这项测验提出的问题是:当时有没有其他人,发现福音书中有歪曲或伪造的情节,提出过反对或修正?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见
过耶稣同代人控诉福音书的记载完全不正确的例子?“我们相信当时一定有许多人想方设法要诋毁这个运动,他们想把历史写得好看一点,一定会去那样做。”勃鲁姆伯格说。
“但是你看看耶稣的敌人是怎样说的。在后来的犹太人的著作里,称耶稣为引导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巫师 --& 这就承认了他确实做过一些奇妙神异的事情,虽然著者不同意他神力的来源。
“这是一个天赐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说,‘基督徒告诉你他行奇迹,可是我们可以告诉你他没有那样做过。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敌人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反而含蓄地承认福音书所说的话不差
--& 耶稣的确行过神迹。 ”
我问,“假如认识耶稣的人知道他的门徒在夸大或歪曲他做的事,基督教能在耶路撒冷耶稣布道、钉死、埋葬和复活的地方扎根吗? ”
“当然不能,”勃鲁姆伯格回答。“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基督运动开始时非常软弱,易受攻击,时常受到迫害。要是这个运动充满虚假与歪曲,攻击它的人一定不会错过机会攻击它
,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不过,”他在结论中着重地说’“我们一点也看不到这一类的事。 ”
我承认勃鲁姆伯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给福音书的可靠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为福音书传统作者列举的证据,对最早期信徒在基本信念上的分析,为
口述传统的正确性所作的理由充足的辩护,对明显矛盾细心的查核& --& 他所有的见证,为我打下一个稳固的根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可是要决定耶稣是否为神的独生子,还得继续努力。事实上,和勃鲁姆伯格谈话之后
,我的下个任务已经十分清楚:去查明勃鲁姆伯格认为值得信赖的福音书,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之后,是否忠忠实实地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怎能肯定今天读到的经文和在第一世纪所写的是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怎能知道福音书里记载的是耶稣生平的全部事实?
我看了看表,如果交通无阻,还赶得上回芝加哥的班机。 我收拾笔记,拔下录器的插头,这时又看到墙上的儿童图画& --& 突然间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作家
,不是教授,而是女儿睡前坐在她们床畔的父亲,讲述人生的意义。
我不知道他给她们讲了多少有关上帝,关于那位妄自夸大的耶稣的事?
我忍不住要问他最后几个问题,“你自己的信仰呢?”我问,“你做了那么多研究工作,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
我刚刚把这句说出口,他已回答,“它们毫无疑问坚固了我的信仰。我从研究中得到极其有力的证据,证明福音书记载翔实可靠。
他沉静片刻后继续说,“说来让人觉得好笑:圣经认为不求证据的信仰是最好的信仰。记得耶稣怎样回答多疑的多马吗? 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我知道证据不能强迫人或压制人去相信。没有什么能取代圣灵的工作,这是基督徒听到这一类的讨论时所关心的事。
“我要告诉你,许多报导说,有大批研究新约的学者过去不是基督徒,可是研究这些问题后都信了主。还有无数学者原来就是信徒,通过研究和得到的证据
,他们的信心比以前更强,更坚定,更加稳妥 --& 我就属于这一类”。
至于我呢,原先我属于第一类 --& 不是学者而是怀疑派,偶像破坏者,一个一个锲而不舍要找出耶稣真实情况的记者,这位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把公文包关上,站起来向勃鲁姆伯格道别。我将飞返芝加哥,对自己重审全案有此开始,甚感欣慰。
1.总的说来,勃鲁姆伯格对这八项测验的响应,怎样影响了你对福音书可靠性的信心?为什么?
2.这八项测验之中,你认为哪一项最具说服力,为什么?
3.你信任的人,当他们述说同一事件,在细节上稍有不同时,你会怀疑他们不太可靠,还是思索是否有个合理的办法,协调他们的说法?你认为勃鲁姆伯格对福音书之间明显矛盾的分析有说服力吗?
我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时,是个‘文件老鼠’ --&
我花了不知多少时间查阅法院档案,希望找到一些花絮趣闻。虽然工作辛苦,耗费时间,但是回报丰厚,十分值得。我经常抢到头条新闻,压倒和我们竞争的报纸。
例如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被人漫不经心放入公开档案中的一些头等机密的大陪审团记录,后来我写成一系列报导,揭露了芝加哥一些最庞大的公共工程在招标上的大规模贪污舞弊案,包括开筑高速公路。
可是在我发现的文件中,最叫人吃惊的,是历史上一个纵火案。三个青年坐在花马牌小型汽车里被活活烧死,制造商福特汽车公司被控鲁莽杀人罪。美国制造商因出售所谓危险产品被判刑事罪这还是第一次。
我在印第安纳州小小的维那马克镇查阅法院档案时,发现了大量福特公司的机密备忘录。原来汽车制造商事先知道花马牌汽车如果受到二十哩时速的后撞,可能爆炸。文件说明这家制造商为了每辆车节省几块钱,决定不增加行李箱的空间来改进汽车的安全。
福特公司的一位律师那时碰巧在法院里Q,看见我在影印那些文件。他发狂地奔向法庭申请一份司法禁制令,使档案不得向公众公开。
但是太迟了。我的头条新闻的标题是“机密备忘录透露福特公司无视花马安全。”新闻在论坛报刊登后,消息很快传遍全国。
拿到公司机密备忘录是一件事,证明文件的真伪又是另一件事。在记者披露文件内容以前,或检察官在审判中引进文件作为证据之前,必须采取步骤证实文件真实无讹。
就花马文件而言,文件所用的福特公司信纸是不是伪造的?文件上的签字是不是假冒的?我怎样才能肯定呢?既然文件已被影印多次,我如何确定文件没被窜改过?换句话说,我手上没有原件,
怎样才能肯定每张影印副本都和原件完全相同?
还有,我怎能保证这些备忘录道出了事件全貌?毕竟这只是福特公司内部来往文件的一部分,是否还有公众尚未见到的其他备忘录,一旦发表了,也许会披露事件的另一
这都是重要的问题,对重审新约记录同样适用。我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实际上是古代历史记录的一个副本。耶稣的传记 --&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与新旧约其他各书的原稿早已散
佚。我何以能肯定今天这些版本 --& 经过历代无数缮录后的抄本,与作者原来写的一样?
此外,我怎能说这四部传记道出的是事实全貌?假如还有别的耶稣传记& --& 因早期教会不喜欢所写的耶稣形像而没有列入正经中,
那又该如何?我怎么能相信教会当局基于政治原因,没有把与最后纳入的四福音但同样正确的耶稣传记查禁,而那些传记会使这位拿撒勒木匠的言行完全改观呢?
这两个重要的问题:耶稣的传记是否可靠地保存了下来,和是否同样正确的传记已被教会查禁,值得仔细考核。我知道有一个学者公认是这些问题的最高权威。我飞到纽瓦克,驾着租来的汽车,
临时通知他,就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进行访问。
访问二:布鲁斯?M?梅茨格
(Bruce M. Metzger)博士
我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布鲁斯?梅茨格常去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找到这位八十四岁的教授。他笑着对我说,“我喜欢为图书拂尘。”
实际上他写过书架上不少优秀的著作,特别是讨论新约文本的作品。他总共写过或编过五十种书,包括《新约的背景,发展与内容》、《新约文本》、《新约的正经》、《希腊文圣经原稿》、《希腊文新约原文注释》、《伪经引介》和《圣经牛津另编》等。有几本已经译成德文、中文、日文、韩文、马拉加西文与其他文字。他还与人合编
了《新牛津圣经注释 -- 附伪经》,并为新约研究丛书中二十五卷以上的总编辑。
梅茨格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与博士。他是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和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等五家大学的名誉博士。
他在1969年出任英国剑桥大学丁达尔学院住院学者,1974年在剑桥大学克莱霍尔学院及79年在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任客座教授。目前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
荣誉退休教授,他在该院教了四十六年新约后才退休。
梅茨格是新修订标准版圣经委员会主席,不列颠学院通讯院士。他是圣经文学学社、国际新约研究学社、和北美早期教父学社的前任会长。
如果你肯查看关于新约原文任何权威著作的脚注,你会看到作者不断引证梅茨格。他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大学和神学院的必读书,在神学界受到学者们最高的尊敬。
1914年出生的梅茨格,在许多方面都像上一代的老派人物。他从一辆被他称为‘我的汽油马车’的灰色毕克牌汽车下来,身穿一套深灰色衣服,打了一条佩斯利花呢领带,这是他上图书馆最随便的装束了,就是周末也一样。他的白发梳得很整齐,明亮而机警的眼睛带着无边金丝眼镜。他走得比从前慢些,但依然毫无困难、四平八稳地爬上二楼,在一间晦暗朴素的办公室里做他的研究工作。
他的幽默还没有消失。他给我看了一个小锡罐,是前任《新修订版标准版圣经》委员会主席留给他的。他把盖子揭开,露出1952年
烧掉的一本标准版圣经的灰烬,那本圣经是给一位原教旨主义牧师在抗议中烧毁的。
“好像他不喜欢委员会把《英王詹姆士钦定本》的《希伯来书》1章 9节里的‘同伴’改为‘同志’,”梅茨格笑着解释,“他还控告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虽然梅茨格说话有时带点犹豫,还倾向于使用‘正是如此’之类的罕用短语作为回答,但在新约研究上依然锋芒毕露。我问他一些统计数字时,他并不依靠1992年书中的数字,用的是他最近进行调
查取得的最新数据。他心思敏捷,在回忆人物与地方细节上毫无问题,而且对目前学者之间关于新约的辩论也了如指掌。事实上这些学者仍在向他请教。
他的办公室只有囚室般大小,没有窗户,墙壁漆的是公共机关的灰色。室内有两张木椅,他坚决要我坐比较舒服的那一把。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非常和气,谦虚得让人吃惊,不爱出风头。他谦和的态度使我想望自己年老时也能有同样的圆通和风度。
我们彼此寒暄了一阵之后,我提出首先想讨论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肯定耶稣的传记安全可靠地传承下来?
“我要跟你说句老实话,”我对梅茨格说,“当我发现新约没有原稿流传下来,我的确非常怀疑。我认为假如我们拥有的只是抄本的抄本的抄本,我怎能相信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跟起初的原本没有
出入?你怎样回应这个问题? ”
“这不是圣经独有的问题,你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其他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件,”他回答,“但是新约占便宜的地方,特别是当你拿它与其他古代文件比较的时候,是它拥有流传下来史无前例之多的
“这有什么重要?”我问。
“抄本之间相同的越多,尤其是如果它们出自不同的地区,你越
能从多方面反复核实,推断出原来的文本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好像在追溯这些抄本的家谱,找出原稿是怎样承传下来的。”
“好吧,”我说,“我明白有许多不同抄本的好处。还有文件的年代呢,这也同样重要,是不是? ”
“正是如此,”他回答,“另外还有一件对新约有利的事。有的抄本始于原书出现后一两个世代以内,是其他古书可能在五个、八个或十个世纪以后才有抄本。
“除了希腊文原稿外,新约在相当早的年代还给译成别的文字:拉丁文、叙利亚文、科普特文。除了这些,过后不久我们还有所谓的二手翻译,如亚美尼亚文、哥德文。此外,还有大批别的文本:乔治亚文、埃塞埃比亚文,不一而足。”
“这有什么好处? ”
“因为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内容。进一步说,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
虽然这听来使人动容,但是很难单独判断这些证据,我需要一些前前后后的背景数据,以便更好地欣赏新约的独特性。我很想知道,如果拿圣经和别的著名古代著作比较,会有什么发现?
“当你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这比起为学者所接受、认为可靠的其他古书来,会有什么不同?譬如说一些与耶稣大约同时代的作品?”
梅茨格预料会面对这个问题,他查了查随身带来的一些手写数据。
“先说塔西佗,那位大约在公元116年撰写《罗马帝国编年史》的罗马史家,”他说道,“他写的前六卷现在存有一个抄本,公元
850年出现了另一个抄本,十一卷到十六卷存在于十一世纪的一个抄本,从七卷到十卷散佚。塔西佗搜集材料到写书和仅存的抄本有很长的一段间隔。
“又以一世纪史家约瑟夫为例,他的著作《犹太人的战争》现存九个希腊文抄本,这些抄本是十、十一和十二世纪的产物。现在还存有一本四世纪的拉丁文翻译和十一或十二世纪的中世纪俄文材
数字这么少,令人惊讶。这些古代作品能够留传到现在的真是少得可怜。“比较之下,”我问,“今天还存有多少新约希腊文抄本?”
梅茨格眼睛睁得很大。“登记在案的有五千多种,”他热情洋溢地说,声音高了一倍。
和这些高如山积的抄本比较,塔西佗和约瑟夫只是蚁丘!“这在古代社会不是太不寻常了吗?第二位是谁呢? ”我问。
“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起来,新约抄本数目之多,真多得叫人脸红,”他说,“新约之下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一 古希腊人的圣经。现在存有希腊文抄本不到六百五十部,有些残缺不全。它们从公元第
二、第三世纪传到我们手里。荷马史诗的创作早在公元前800年左右,间隔非常之长。”
“非常之长”是个极其保守的说法,那是一千年的间隔!把新约的抄本证据拿来和现代学者认为绝对真实的其他古代著作并列,新约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事实上两者根本无法比较。
我对新约抄本的好奇心油然而生,我请梅茨格为我介绍几种。
“最早的是埃及草纸的残片,草纸由生长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沼泽里的纸草制成,”他说,“现在有九十九块草纸残片,上面记有新约几段文字和一些书卷。
“最重要的发现是1930年左右找到的切斯特比提草纸。这里面的比提圣经草纸一号,包括四福音和《使徒行传》一些部分,始自三世纪。草纸二号包括保罗八封信的大部分,加上《希伯来书》的一些
部分,始自大约公元200年。草纸三号含有《启示录》的大部分,始自三世纪。 ”
另外一组重要的草纸原稿为瑞士一位圣经爱好者马丁?博德谟购得。其中最早的始于约公元200年,写有《约翰福音》约三分之
二,另一张草纸写有《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某些部分,源于三世纪。
到了这里,耶稣传记的写作与最早的抄本之间的间隔已经非常
小。但是我们现有的最老的手抄本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在时间上跟专家们叫做“亲笔稿”的原稿有多接近?
“就整部新约而言,”我说,“我们拥有最早的部分是什么? ”
他回答时毫无踌躇。“那是《约翰福音》的残片,写的材料从第十八章开始,一共有五节& --& ―面有三节,另-面有两节,长约两及耄碓既及耄彼怠
“怎样发现的? ”
“早在1920年在埃及购得,因和其他草纸放在一起,无人过问。后来在1934年,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 C.H.罗伯茨在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赖简德图书馆整理那些草纸时,一眼看出那是《约翰福音》的部分。他是从字体辨认出来的。 ”
“他的结论是什么?”我问,“可以追溯到什么年代? ”
“他得到的结论是它写于主后100到150年之间。许多著名古文学家如福里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哈罗德?贝尔爵士,阿道尔
夫?迪斯曼、W.H.P.哈奇、乌尔里克?威尔肯等都同意他的判断。迪斯曼坚信起码可以推溯至罗马皇帝哈德良王当政期间,那是117到138年,甚或到图拉真皇帝当政期间,那是主后98到 117 年。”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原因在于十九世纪德国的怀疑派神学家竭力主张《约翰福音》至少在160年还未写成,离开耶稣生时的事迹太远,因而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好几代学者受他们的影响,都置疑《约翰福音》是否可靠。
“这个发现一定把这一主张吹得烟消云散,”我评论道。
“是的,确是如此,”他说,“我们在较早时期还找到一本《约翰福音》的片断,在埃及尼罗河的地方,离开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很远,那里大概是《约翰福音》成书的地方。”
把《约翰福音》的写作推前到十分接近耶稣在世的岁月,这一发现简直改写了历史。我决定去请教一位考古学家,看看是否还有别的证据加强我们对《约翰福音》的信心。
草纸抄本是《约翰福音》最早的抄本,还有写在羊皮纸上的古老抄本。羊皮纸是用牛皮、羊皮、山羊皮和羚羊皮制成的。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梅茨格解释。“今天我们有三百零六本这样的抄本,有几本可以推溯到三世纪。
最重要的是“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这是唯一一部用安色尔字体写的完整的新约;以及“梵蒂冈抄本” (Codex Vaticanus),这个抄本并不十分完全。两个抄本都推溯到大约公元350年。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在大约公元800年出现。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我们有两千八百五十六本这样的抄本。此外还有圣言集,其中包含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次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
约经文。我们共有两千四百零三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推高到五千六百六十四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他说,“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我们有八千到一万本拉丁文普通文本,再加上八千本埃塞比亚文、斯拉夫文和阿美尼亚文抄本,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
两万四千种。”
“那么,请问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问他,想确定是否听懂他所说的。“谈到各种各样的抄本和原作,或第一个抄本之间的时间间隔,新约和别的著名古代作品比较起来,有什么结果? ”
“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流传下来的这些数据是相当可靠的,尤其是拿它和别的古代著作比较的时候。”
全世界著名的学者也都同意梅茨格这个结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已故杰出教授、《新约文本之可靠性》著者 F.F.布鲁斯说,“世界上没有别的古代文献能像新约那样,享有如此众多的文本上的证
梅茨格已经提到过大英博物院前院长,《希腊草纸的古文书学》作者福里德里克?凯尼恩爵士。凯尼恩说过,“新约成书之后到最
早的抄本出现,其间隔之短,没有别的古代文献比得上。”
他的结论是:“对流传至今的圣经,基本上和原稿相同,已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地方了。 ”
可是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又该如何看待呢?在快速的复印机发明之前,抄本是由抄写员一个字一个字、一行一行地辛苦抄写出来的,这样的程序很容易出错。现在我要集中火力追究这些抄写上的错误,是否会造成现代圣经
满篇都是无可救药的错误。
“由于希腊文字母写起来极其相似,更由于抄写人原始、简陋的工作环境,经文中出现错误似乎难以避免。”我说。
“确乎如此。”梅茨格承认。
“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古抄本之间,是不是有成千上万的不同之处?”
“确乎如此。”
“是不是因此我们就可以不相信它们?”我问,控诉的语气多于询问。
“不,先生,不是这样,”梅茨格坚定地回答。“首先,让我这样说:眼镜到了 1373年才在威尼斯发明,而且我肯定古代抄写人也会患上散光;再加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阅读字体褪了色的抄本总是一件难事,情况就更加复杂。此外还有别的因素,例如抄写人不能聚精会神。因此,纵然大多数抄写人都慎重其事,错误仍难以避免。
“然而,”他很快补充道,“也有对抗这些情况的因素。例如,有时抄写人的记忆故意跟他捣乱。他先看经文中的字,然后把字写下来,字与字的次序可能改变了。他没有把字写错,可是次序错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希腊文同英文不同,它是一种有曲折变化的文字。”
“意思是 ...” 我催促他。
“意思是两种文字有天渊之别。在英文里你说‘狗咬人’或‘人咬狗’,次序非常重要,但在希腊文里就无关紧要。一个字在句子里若作为主词使用,不管它在句子里的什么地方,都是主词;因之
即使一个字并不按我们认为正确的次序排列,句子的意义丝毫没有歪曲。是的,抄本之间确实有差异存在,但是一般来说,这种变化并不重要。拼音上的差别是另外一个例子。”
话虽如此,“变化”也就是差别,数量之大仍然恼人,有人估计高达二十万,但是梅茨格不以为意。
“数目看似很大,只是由于计算的方法有点引人误解,”他说。他解释,如果一个字在两千本抄本中拼错了,那就算两千个差别。
我专攻那个最重要的问题。“教会的教义有多少因为这种差别而受到影响?”
“我不知道有任何教义受到影响。”他信心十足地回应。
“一个也没有,”他重述了一遍。“有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说道,‘你们的《圣经詹姆士一世钦定本》《约翰一书》5章7到8 节错了,那两节书提到...
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 ’ 他们会说,‘最早的抄本没有这个’。
“这个再真不过。我想这几句话只在七、八个抄本里出现过,都是十五或十六世纪的产物。我承认那不是《约翰一书》的作者在圣灵感动之下写成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圣经对三位一体教义所作的坚定不移的目击见证。天父在耶稣受洗时说,这是他的爱子,随后圣灵降在耶稣身上。在《哥林多后书》结语中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新约在许多地方都见证
三位一体。”
“故此,即使差异出现了,也是次要而非实质的?”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学者们小心翼翼地照原来的意义消除了这些差异。比较重要的差异并没有推翻教会任何教义。一本好的圣经会用注释来提醒读者注意哪些重要的差别。但是这种情况非常
“罕见到使学者诺曼?基思勒和威廉?尼克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说来,新约不仅比任何别的古书有更多的抄本流传下来
,而且流传下来的形式比任何名著更纯净 --& 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纯净’。 ”
然而,即使说新约从古到今在传承过程中其可靠性是空前的,
我们怎能知道现在所拥有的完整无缺?
有人指责大公会议曾把同样有条件成为正经的文献排除,只因 他们不喜欢里面描绘的耶稣形像,这该怎样解释呢? 我们如何得知
新约中二十七卷书代表的是最好及最可靠的信息? 为什么我们的圣 经只包括《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而许多别的
古代福音,例如“腓力福音”、“埃及人福音”、“真理福音”、“马 利亚颂主福音”都未被收入?
是时候研究“正经”的问题了。 这个词源于希腊字,意思是“原 则”、“准则”或“标准”,也指为教会接受并包括在新约里的书。 梅茨格公认是这方面最高的权威。
“早期教会领袖怎样决定哪些书具有权威性,哪些书应该抛弃? ”我问,“他们使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哪些文献应该收入新约? ”
“基本上,早期教会有三个标准,”他说。“第一,必须有使徒权威,那就是说那些书若不是由使徒本人执笔(他们曾亲眼目睹所写的事),就得由使徒的弟子执笔。以马可与路加而论,他们虽未侧身十二使徒之列,但照传统说法,马可是彼得的助手,路加是保罗的同事。
“第二个标准是,文献必须符合信仰原则。那就是说,文献能和教会公认为规范的基本传统达到一致。第三个标准是,文献是否为一般教会继续不断接受和使用。”
“他们只是使用这些标准,无视后果如何?”我问。
“那也不能说他们只是机械地使用这些标准。”他回答,“关于最应该重视哪个标准的问题,的确有过不同的意见。
“不过令人注目的是,纵使‘正经’的次要部分有一阵子未能解决,以新约的较大部分而论,在头两个世纪内,事实上已有高度的一致性。分散在广大地区、非常不同的教会都是这样。”
“那就是说,”我说,“新约内现有的四福音书适合这些标准,别的福音书则未能符合。”
“是的,”他说。 “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是‘适者生存’的一个
例子。谈到‘正经’的时候,阿瑟?达尔比诺克常对他的哈佛大学学生说,‘欧洲人用得最多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因为好,才多用。’
这是个很好的比喻。英国圣经注释学者包恪廉博士(一译巴克莱)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新约诸书能成为正经,因为没人能阻止它们成为‘正经’。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谈到对基督教历史和教义的重要性,没有别的古代书籍可以比得上新约。 研究‘正经’的早期历史,我们以完全相信,新约包含了耶稣生平最好的来源。当日那些辨别是否‘正经’的人,对基督福音的认识,的确具有明晰时不偏不倚的眼光。
“你只要自己看看这些文献就行了。它们的写作年代晚于四福音,在二、三、四、五、甚至六世纪,远在耶稣的时代之后。一般说来,它们都很平庸;它们的具名完全和它们真正的著者无关,如 《彼得福音》和《马利亚福音》。另一方面,新约中的四本福音书都为大家以欣然一致的态度接受、承认,是所叙述事件的权威著作。” “但是我知道有些自由主义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广被报导的
‘耶稣研究会’会员,认为《多马福音》应该被提高到与传统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是不是这部神秘的福音书是当日教会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由于它不受欢迎的教义而被排除?”
我决定最好在这一点上向梅茨格求教。
“梅茨格博士,1945年在埃及发现的纳格哈马迪文件中的《多马福音》,声称含有‘耶稣在世时说的密语,由底玛?犹大?多马写
了下来。 ’它为什么被教会排斥? ”
梅茨格对这部书了如指掌。“《多马福音》的一个科普替文本是在十五世纪发现的,我把它译成英文,”他说。“它包含了一百一十四条语录,据说是耶稣说的,但是没有任何耶稣的行传,似乎于公元140年在叙利亚以希腊文写成。在某些例子里,我认为这部
福音书正确地记录了耶稣的谈话,只有一些轻微的改变。”
这番话确实引人入胜。“请道其详。”我说。
“例如在《多马福音》里,耶稣说,‘城造在高山上是不能隐藏
的。’这里加了一个形容词“高”字,但其余与《马太福音》(太5:14)相似。还有,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的物当归给我。
’(比较太22:21),在这里最后一句是加上去的。
“可是,《多马福音》里有些东西和正典的福音书是完全相左的。 例如耶稣说,‘劈开木柴,我在那里,抬起石头,你将发现我在那里。’这是泛神论,是说耶稣与物质的世界为同一;也就是说,耶稣即万物,万物即耶稣。这和列入正典的福音的任何观念都相反。
“《多马福音》以这样的格调结束:‘让马利亚离开我们,因为女人不配得到生命,’又引证耶稣的话,看,我要带领她使她成为男性,好使她也成为活的灵魂,像你们男人一样。凡将自己变成男性的女人可以进天国。’”
梅茨格的眉毛向上一耸,就像刚才所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似的。“你看,这可不是我们从列入正典的四福音书中见到的耶稣!” 他加重语气地说。
我问,“有人说《多马福音》在一种查禁它的阴谋中给大公会议故意排斥。关于这种控诉,你有什么意见? ”
“那在历史上绝对不正确,”梅茨格这样回答,“大公会议和教会会议在五世纪和以后的岁月所能做的,只是批准已经为高派、低派教会的基督徒所接受的东西。说《多马福音》被教会用某项法令排
斥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多马福音》排斥了它自己!它未能与早期基督徒认为翔实可靠、关于耶稣的见证谐和一致。 ”
“因而你会不赞成任何人把《多马福音》提高到与四福音同等的地位? ”我问。
“我会极不赞成。我认为早期教会排斥它是一种明智之举。现在把它提出来,我认为那无异接受一种不及其他福音书那样有根有据的东西, ”他回答。“你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认为《多马福音》是一部有趣的文献,但它和泛神论、反对女权言论揽在―起,那就真值得让它吃蹩了,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你要明白,正典的规定并不牵涉教会政治的斗争。正典毋庸置疑是藉着基督信徒的直觉洞见而分别出来的经卷。他们能在《约翰
福音》里听到好牧人的声音;在《多马福音》里只能听到耶稣含糊不[、歪曲了的声音,还加杂了许多别的东西。
“正典宣告时,只是批准了教会早已普遍决定了的事情。你要知道,正典是一份权威著作的单子,而不是一份著作的权威单子。这些书卷成为权威并非因被教会选中,每卷书被集拢成新约以前已经
是权威著作。初期教会只是听取并感觉到这些都是权威记载。
“如果现在有人说,正典是在大公会议和教会会议作了这样的宣告以后才出现,那就等于说,‘让我们请音乐界几个学术权威宣布巴哈和贝多芬的音乐奇妙得很。
’我会说‘算了吧,不麻烦你了! 我们在宣告以前就已知道了。 ’我们知道是因感觉到什么是好音乐,什么不是。正典也是这样。”
纵然如此,我指出有些新约书卷,显著的有《雅各书》,《希伯来书》和《启示录》,比起别的书卷来,纳入正典的程序较慢。“我们能因此而对它们产生怀疑吗?
“在我看来,这只能证明初期教会有多么谨慎。”他回答。“他们并非那么起劲,一看见谈论耶稣的文献就把它纳入正典。这足以显示教会在仔细斟酌和详细分析。
“当然,就是在今天,还有一些叙利亚教会拒绝接受《启示录》,而这些教会里的人都是基督徒。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接受《启示录》,承认它与圣经其他经卷同样奇妙。”
他摇了摇头。“我认为他们不接受,反而使自己沦入贫乏中。”
梅茨格的话很有说服力。关于新约的本文经过这么多世纪是否可靠地保存下来的问题,至此已没有什么流连不去的疑虑了。普林斯顿神学院有位很出色的本杰明?华菲尔德博士,此人拥有四个博士学位,教系统神学,于1921年逝世
,他这样说过:
如果我们把新约本文的目前情况和任何别的古代著作文本相比,
我们必得... 宣告它出奇地正确。新约给抄写得那样细心,那种细心必然源于对那圣洁语言的敬仰... 新约就其实际上流传至今还在使用中的正文而论,在古代著作之中是无与伦比的。
关于那些文献纳入新约的问题,一般而言,对新约二十七卷书中的二十卷,从《马太福音》一直到《腓利门书》,再加上《彼得前书》、《约翰一书》,从来没有什么严重的争论;其中自然包括耶稣传记的四福音书。 其余七书虽然有一段时间为一些初期教
会领袖所质疑,据基思勒和尼克斯(Geisler &
Nix)说“最后都给所有教会普遍全部承认了”。
至于“伪经”,耶稣身后最初几个世纪内不断出现的各种福音书、书信,与启示 --& 包括尼哥底母、巴拿巴、巴多罗买、安得烈等福音,保罗致老底家人书,司提反启示录等,它们“耽于空想,属于异端邪说... 整个说来,既不真实,也没有价值...”;而且“没有正统教父、正典、或教会会议”认为它们具有权威性,或者值得纳入新约。
事实上我接受梅茨格的挑战,读了不少这类书籍。和《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的审慎、严肃、精确、目击等性质比较起来,这些书正如早期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所描写的,“完全荒谬
亵渎。”它们距离耶稣太远了,迟至五、六世纪才写成,以致不能对我的研究有所贡献。它们的神秘性使它们没有资格成为可信的历史。
所有这些问题获得解决后,我的重审工作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到了。我很想知道在四福音之外,对一世纪这个创造奇迹的木匠还有什么别的证据?古代史家究竟是证实还是驳斥新约关于他的生平、教导和神迹的记载?我知道这需要去俄亥俄拜访全国在这方面最知名的一个学者。
我们站起来,我对梅茨格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并对他的博学多才表示感谢时,他温暖地微笑着,还提议送我下楼。我不想再占用他星期六下午的时间,但好奇心又不让我离开普林斯顿而不向他请教剩下的一个问题。
“几十年的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穷追新约经文的细枝末节 --& 所有这些对你自己的信仰起了什么作用?”我问。
“啊,”他说,听起来他好像乐于谈这个问题似的,“看见这些材料能够百折不挠地完整传到我们手里,各种各样的抄本,有些非
常非常之古老,它扩大了我个人信仰的基础。”
“因此,”我开始说,“学术研究并没有冲淡你的信仰 --& ”
我还没有说完他就插嘴进来。“刚好相反,”他强调说,它加强了我的信仰。我一辈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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