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14:10 _bookdoc_
★叶曙明是当今华文世界最具潜力的作家之一。
--台湾大学教授 蔡源煌
★叶曙明先生的《重返五四现场》一书让我们跟着他重温了五四……以流畅的文字叙述了他眼中的五四，尤其是他把广东人梁启超、陈炯明当作五四运动的开端和结束，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著名学者、作家 余世存
★长久以来，五四被各种思想搞得面目全非、奇形怪状。现在，我们跟随作者，穿过重重迷雾，重返五四现场，或许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五四的真相，这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出版人、评论家 解玺璋
★叶先生这本书是认真的、有才华、有见解的信史，为我们细腻而有条理地梳理呈现了民国史上重要的一个片断，它不但扩充了我们对民国史的了解，也为我们反观身处的时代提供了一个角度。
--新锐历史作家 张宏杰
★《重返五四现场》试图突破五四被符号化后的重重外包装，采取胡适先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谨严态度，来尽量还原五四时期人与事的生动场景，让他们重新活在九十年前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著名专栏作家 十年砍柴上篇
启蒙
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尝试用宫廷政变来进行政治改革
"托洋改制"对决"托古改制"
体制内改革走进死胡同
这样的国家，你爱它就是害它
有了二次革命，就有三次、四次革命
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开下了一场战争"
蔡元培入主北大
校长为教员伪造履历
载酒行吟的古文家林纾
八方风雨会中央
在"二千人之社会"中试验民主自由
第三章
新旧文化的"双簧戏"
林纾被无辜拖下水
学术自由，终于还是难自由
"用石条压驼背"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烈士情结
谁是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
胡适为独立人格呐喊
五四运动的预演
两军对垒，鸣鼓而攻
下篇
救亡
第四章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从巴黎传来的噩耗
北京，山雨欲来风满楼
今夜无人入睡
五月四日那一天
以爱国的名义
"杀君马者道旁儿"
学潮的扩大与升级
六月的怒吼
第五章
诸神的分手
出了研究室就进监狱
"还有一点人味"的社会
谈主义的左边来，研究问题的右边去
散伙的时刻到了
模范小中国
逃往南方，酝酿组党
另敲锣鼓另开张
第六章
尾声与楔子：革命来了！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徘徊
《新青年》的归宿
广州，新文化运动的终点站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五四"精神有千种，"五四"结果只一个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后记
上篇
启蒙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 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举人们"联轨察院前里许"，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与他前面所述互相对照，可以肯定， 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议遂中寝"。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况。至于后来不少历史书所写："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则完全是文学化的描写了。
这种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还是别人添油加醋，都无关宏旨，但无论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举人们不仅仅是"集会"，也不仅仅是"拟上书"，而是确实上书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说虚构，只能说时间、人数上有差异，具体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一细节是虚构的。
不管这一系列"公车上书"事件，是反对签约的官员们在幕后操纵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挑头组织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没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请愿，这些都无碍于我们触摸当年知识分子们搏动的血脉。
1895年的"公车上书"，与宋代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个别事件引向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在北京参与上书的知识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区后，组织起各种民间的压力团体、议政团体，成了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每期三四万字，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先后出版了69期，发表了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一纸风行，高峰时每期销1.7万份，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是《时务报》上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官制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必须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必须改革！中国变则存，不变则亡！字字掷地作金石声，有如破山之雷，振聋发聩。
梁启超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大师。当年他在武昌拜会张之洞，张之洞以迎钦差的规格，大开总督衙门的中门、暖阁相迎，只差没有鸣炮致礼。可见他的名气之大。梁启超的成就，远在其师康有为之上，进入民国以后，经历了张勋复辟，康有为的名字已经臭不可闻了，但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梁启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观点新颖外，文章风格，突破所谓桐城古文与八股时文的束缚，亦为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称："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新文体"--第一代的现代白话文出现了。
由于读者喜欢，许多报刊竞相模仿，一时风靡全国。人们又称之为"时务体"或"新民体"（《新民丛报》是梁氏主办的另一份报纸）。白话文先锋胡适总结，"新文体"受欢迎的原因：一、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二、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终生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打转，他宣称两千多年来盛行的都是伪孔学，真孔学被湮没了，现在他要拨开云雾览日月，洗去真孔学的尘垢，重现其价值光芒，把人民从暴主、夷狄的酷政下解放出来。他的"托古改制"，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又略进了一步，开始尝试把西学的某些"体"，加以包装，移植到中学的"体"内。他要启蒙中国人，所以要引入西学；他要救亡中国，所以要创立孔教，奉孔子为教主。如果他不是有心用孔教包装西学，那他一定是用西学包装孔教。
康有为赞美孔子说："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 似乎孔子做教主，已是既成事实，其实，又要不托神道，又要成为宗教，这本身已经构成一个难以解套的悖论。康有为呼吁皇帝尊孔教为国教，以教主纪年（1895年即"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四年"），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
康有为把"保教"与"保国"，甚至"保种"相提并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技巧，不如说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启蒙与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着调和的努力。他似乎预见到，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会遭到空前的冲击，到那一天，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将面临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儒学安排后路。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这个主意。其实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想创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学可以变成佛教，为什么孔儒不能成教呢？欧洲启蒙运动，最初也是来势汹汹，挑战上帝的权威，但最后西方的教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无事吗？
这给了康有为一剂强心针：把儒学升格为宗教，儒学的体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岂不皆大欢喜？于是，他致力于创立孔教，一方面，为眼下的政治改革，寻找合法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在未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势下，营造一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这时，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余杭名士章太炎，名炳麟，生于1869年。古文造诣极高，对古代典籍的考订疏证，系统而缜密，在小学、音韵、训诂、佛学方面的研究，天下无人可与争锋。若坐而论道，康有为不是他的对手。
章太炎也是维新人士，给《时务报》撰稿，名气与梁启超不相伯仲。谭嗣同曾夸梁启超是贾谊，章太炎是司马相如。不过，章太炎的文章，用典多而冷僻，用词古奥难解，一般人不容易明白，和梁启超的"时务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章太炎对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不以为然，写了些批评文章，被康门弟子围攻，打得他鼻青脸肿，章太炎一怒之下，到上海自立门户。他把孔子定位为一个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不是教主和圣人。六经皆史，研究经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
康、章二人，学问上"辄如冰炭"，政治上却引为同志，互相呼应。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维新"成了19世纪中国的一出压轴大戏。1895年秋天，康、梁等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大吹大擂，打响了戊戌变法的头炮。"变"，终于汇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而引起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为戊戌变法做好了铺垫，戊戌变法则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先声，而辛亥革命也随之而起。
这一清晰的脉络显示，近代中国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社会革命运动，都是从1895年5月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公车救亡运动开始的。1916年元旦刚过。在《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告属于他们的时代来临了。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豪气、傲气、狂气，字字铿锵，跃然纸上：
1915年与1916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1915年之青年而自重其1916年之青年。
时年37岁的陈独秀，坚信自己的心态仍然年轻而富有朝气，还具有与青年一道，加入到"扑杀诸老年"的战斗中去的资格。
但这只是空泛的议论，什么才是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怎么破旧？怎么立新？从何入手？都要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青年杂志》的大旗已经竖起来了，但只有陈独秀一个当家，所以他急于招兵买马。
汪孟邹想起了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哲学的胡适，此人聪明绝顶，高才博学，落笔千言，磊磊惊人，小说文论俱佳，不妨请他为杂志撰稿。陈独秀编《甲寅》时，曾收到过胡适的投稿，印象颇深，虽未谋面，然心向往之。他让汪孟邹尽快寄几本杂志给胡适，约他写稿。
日，汪孟邹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向他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但信去之后，石沉大海。
陈独秀每次见到汪孟邹，一定追问胡适有没有回信，搞得汪氏好像欠了一身债似的，只好在12月又再去信胡适，求他解围："陈君（独秀）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汪氏自谓）将穷于应付也。"
陈独秀望穿秋水，比小孩盼过年还焦急，终于在次年2月收到了胡适的来信。信中建议："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并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胡适答应新年时寄上自己的稿子，以慰陈独秀望过年的心情。
这是1916年春天的事。帷幕挑起了一角，胡适准备出场了。
地处宣徽之脊的绩溪，七山一水，人杰地灵，方志称"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是没有错的。绩溪历史上名人辈出，近代不仅出了个汪孟邹，还出了个胡适。
胡适，字适之，原名洪骍，乳名嗣糜，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天资聪颖，从小就被村里的小屁孩们尊称为"糜先生"。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在美国发愤攻读杜威的著作，"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一心要为将来做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打好基础。
早在1914年夏天，康乃尔大学中以任叔永（鸿隽）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时，胡适已是活跃分子。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从一开始就使用西文标点符号，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回。中国文人对西式的标点符号，最初是非常厌恶与抗拒的，觉得像鬼画符，国内有一位学生在文章中写了一个问号，被老师大加斥责："秤钩也能入文吗？"用鲁迅的话说，那时"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胡适在《科学》上发表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文章，大赞中文采用标点符号。但他也不是马上就全盘接受，他觉得句号、逗号、冒号这些是可取的，而对问号、感叹号，则有所保留。
这班留洋学子，满腹新学，精力旺盛，书窗课暇，弄一本杂志，你和我唱，原是有一点同人玩票性质，并未意识到，他们把蝌蚪一样的标点符号搬上中文，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从标点符号开始，一股掀天揭地的文化新潮，已在酝酿之中了。
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他誓言："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词，他要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样，推翻旧文学。他用半白话写了一首《沁园春》，其雄气与狂气，与陈独秀的"扑杀诸老年"，可有一比。其下阕云：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
将他腐臭，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
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虽然胸中有三千丈豪气，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论者，甚至一边说文学革命，一边还小心地与"革命"拉开距离。他自称不是笼统地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不成熟的革命。后来他把上面的那首词，改了又改，把"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改作"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词意已卑"。一篇慷慨激昂的革命檄文，顿失锋芒，变成了小学生作文指导。
胡适为中国文学诊断出三大弊病：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摹仿古人，三是言之无物。在胡适心里，文学改良的第一步，从诗歌入手，他主张用散文的语言写诗，所谓"作诗如作文"。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可操作的设想了。即使没有陈独秀的邀请，他也准备杀回国内，向中国"死文学"的"一车鬼"们宣战了。
人与人是有感应的，狂人与狂人的感应更强烈，不然陈独秀也不会苦苦追索胡适的稿子了。1916年2月上旬，汪孟邹又给胡适去信说："青年杂志已出至五期，六期不日即出。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陈独秀对胡适的期待，从小孩望过年，上升到大旱望云霓了。
2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版了，胡适的稿子依然未见。3月初，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周报）的来函，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与陈独秀商量，拟将杂志名改为《新青年》。陈独秀虽十分郁闷，但群益书社毕竟是投资人，也不好太过反对，只得勉强屈从。
名字虽然改了，但改名后的新刊，却一拖再拖，据说"因战事"暂时休刊，其实，护国战争哪里打到上海滩呢？休刊既有经济拮据的原因，亦有陈独秀赌气的原因。陈独秀于8月13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为《新青年》。" 强调改名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发行者的意思，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1916年春季，胡适虽然还没有提笔给《新青年》写稿，但他对中国文学的思考，却有了重要的突破。他说："我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简言之，"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
观念形成了，胡适对中国文学改良的路向，也就看得愈来愈清楚了。在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班思想活跃、有志于文学革新的中国留学生，以梅光迪（觐庄）、任叔永（鸿隽）、胡适、唐擘黄（钺）、杨杏佛（铨）等人为核心，经常相聚一堂，坐而论道，或两日一短笺，三日一长函，相互切磋问难。
胡适说："这一班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尽管他们都认为，"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但到底应该怎么改，多数人还没有一个清楚的方向。
胡适主张从推广白话文入手。他的观点大致为：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乃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
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
九、文言的文字可懂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
任叔永是《留美学生季报》主笔，中国科学社的董事长兼社长。某日，他和梅光迪、陈衡哲、杨杏佛、唐擘黄等人在凯约嘉湖泛舟游玩后，兴致甚浓，作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长诗，寄到纽约给胡适看。诗中有"言擢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子。
这哪像一个倡言文学革命的青年所写呢？胡适马上回信，指诗中的"言"字、"载"字，都是死字。"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二句，上句为20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
任叔永也是学物理、化学出身的，并非乡间腐儒，被比自己小五岁的胡适一顿抢白，颇不服气，他回信辩解说："'载笑载言'固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此君我不同之点也。"
胡、任二人打起笔墨官司，梅光迪出面替任叔永打抱不平。梅氏是1911年的官费留学生，即第三批庚款留学生，在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学习三年，然后入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因为仰慕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教授之名，又转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拜白璧德为师，专攻西洋文学。但幼承庭训，对中国古文情有独钟。
梅、任都赞成"文学革命"，但他们不认为文言与白话之争，是文学革命的关键，他们不反对在小说、演说中采用白话，但诗歌不行，因为诗歌是"高级的文学形式"。梅光迪、任叔永、杨杏佛等人，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南社社员。
南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影响很广的文人团体，1909年由柳亚子、高旭、陈去病等一批"反清复明"志士在苏州所创。"南社"的意思，就是要和"北廷"对抗，政治上很激进，承继东林党人结社议政的余风，结交天下豪杰，"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陈去病语），不少南社社员都加入了同盟会；民国后，他们支持共和，反对袁世凯复辟。文化上主张保护国粹，坚守传统文化。
以革命的二分法，是没办法把南社归类的。胡适挑战旧体诗词，不仅挑战了梅光迪和任叔永，亦等于挑战了南社。南社的灵魂人物陈去病、柳亚子等人，虽然与同光体、常州词派、桐城派等旧学人士，积不相能，但他们身上那种以大明遗民自居的名士气，也决定了他们对俚俗的鄙视态度。陈去病称俚俗只可用于警醒世人，而难有传世之作。
胡适知道，他已经"开下了一场战争"。
其实，胡适早就给对方下战书了。1915年《青年杂志》发表了南社诗人谢无量的一首长律，陈独秀推崇为"希世之音"，胡适当时没看到，一年后翻旧杂志时看到了，忍不住写信给陈独秀，毫不客气地直斥谢诗为下等作品，公开宣称："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
他不仅尖锐批评南社诗人，还以横扫千军之势，把诗坛几大山头--以汉魏为宗的王闿运派，以中晚唐为宗的樊增祥、易顺鼎派，以宋诗为宗的陈三立、郑孝胥派，统统扫荡一遍，摆出与整个"骚坛"为敌的姿态。
胡适觉得光是批评，尚不足以把死水搅起，于是写一首一百多句的白话打油诗给梅光迪，作为答复。胡适自称这是生平所写最长的一首诗，可见胡适对梅光迪的批评，也很在意，并非游戏之作。胡适诗中写道：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
且听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日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这种满纸俚词鄙语的"诗"，梅光迪愈看愈光火，他严厉训斥胡适："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足下诚豪健哉！"任叔永也来信说："足下此次试验之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胡适不服气了。你们说文学革命要走大道，可什么是大道你们又说不上来，我提出一个具体办法，你们又反对。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就算这次试验是"完全失败"，还可以再来嘛。如果一次失败，就期期以为不可，怎么称得上"科学的精神"？
朋友们愈反对，他愈来劲，甚至毅然决然宣布："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胡适后来说："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错'，我对他们，只有感激，没有丝毫的怨望。"然而，六年后，胡适和以梅光迪为首的"学衡派"围绕着新文化的激烈争论，于此埋下了伏笔。
胡适从此义无反顾地步入了另一个世界。他不仅写了许多"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哈哈大笑"之类打油诗，也创作了不少精致隽永的抒情诗。1980年代曾红遍神州大地的台湾校园歌曲《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原词《希望》便是胡适的大作。
胡适在朋友中是孤立的。在异乡清凉的初秋，当他孤独地坐在寓所的窗台上，遥望着远处无语流淌的赫贞河时，脑子里对新文学的"烟士披里纯"（"灵感"的洋泾浜英语），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涌起，融入寂寞的愁绪里，化成了一行行新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对于胡适来说，这种青春寂寞的情怀，是非常难得珍贵的。因为，在他精彩纷呈的后半生，是难得再有机会体验了。
日，沉寂了半年的《新青年》，终于重新开锣，二卷一号在上海出版。经过一年的观察与思考，陈独秀对青年的观感有所改变，一年前创办《青年杂志》时，他把年龄当成是否该打倒的唯一标准，现在，他不再一味强调年龄了，而是强调青年也有新旧之分。"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
台上锣声急切，台下观众却依然寥寥。未能引起轰动的原因，在于文章大多流于空谈，口号虽然喊得很激烈，但没有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陈独秀也意识到问题症结，他找到了胡适，隔洋喊话："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但国内苦于没有这方面的优秀作者，光靠译文又不足以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的观念，因此"务望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登之下期《青年》"。
对文学改良问题，胡适早有腹稿。因此，他只用了半天时间，一挥而就，写成《文学改良刍议》，用复写纸一式两份，分别投给了《留美学生季报》和《新青年》。
他在文中写道，文学改良，要从以下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其中第三、五、六、七、八项为形式革命，第一、二、四项为精神革命。
这是胡适在国内首次登台，措辞颇为温良克制，但批评章太炎"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亦相当尖锐大胆了。陈独秀是识货之人，一眼看出文章的分量，如获至宝，立即登在1917年元旦的《新青年》二卷五号上。他还亲撰一篇《文学革命论》，在下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为胡适张目。陈独秀擅长鼓动性文字，腕下霎时兴云雨，纸间顷刻走龙蛇，大声疾呼。
他摇旗呐喊："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钱玄同也写了一封"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给陈独秀，盛赞胡适的文章，"实足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并预言"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们，又会跳出来咒骂胡适了，"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句骂人话，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发明权属《新青年》所有，一经骂开了，立即在文化界不胫而走。有人摇头叹息，亦有人拍手称快。胡适说，这两句口号之所以流传一时，是因为"它们也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
一篇胡适自称"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的"刍议"，经陈独秀、钱玄同大吹大擂，俨然成了向旧文化下的最后通牒，在北京那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圈子里，震动一时，激起了轰轰嗡嗡的议论。《新青年》也一炮而红，从一本默默无闻的滞销杂志，遽成了思想新潮者追捧的明星刊物。"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胡适人还在大洋彼岸，在国内却已经"暴得大名"了。
1916年的段祺瑞内阁，内政毫无建树，外交亦乏善可陈，但却做了一件对1919年影响至巨的事情，就是邀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这时蔡元培还在法国，接到教育部电报后，10月2日，登程归国，11月8日抵达上海，当他进入北京时，已是岁聿云暮。巍巍的宫阙与城墙，冷清的胡同和四合院，覆盖着薄薄的白雪，大街上轧轧而行的骡车，笼着袖子缩着脖子的路人，无不予人死寂而凝固的印象，与他三年前离开时，并无两样。
许多同盟会、国民党的老朋友，轮番登门，劝蔡元培不要到北大任职，"说北大腐败极了，进去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蔡氏后来追述，"但也有少数人就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 据北大学生罗家伦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 蔡氏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服从后说，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到北大履任。
当时的北大究竟有多腐败，以至于进北大就像进地狱一样呢？
北京大学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民国成立后，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但校内山头林立，派系纷繁，严复没干几天，就被人批评抽鸦片，不得不掩面下台。其后，北大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三任校长：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大都因人事问题，板凳没坐热就走人。
古史专家顾颉刚也在北大就读，作为一名学生，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
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即京师大学堂，北大之前身）是最好的主顾……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那时在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作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由十人分摊。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蔡元培从师长的角度，看得更加清楚：北大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递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吾北京大学之被谤也久矣。两院一堂也，探艳团也，某某等公寓之赌窟也，捧坤角也，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种之团体而言之。其他攻讦个人者，更不可以缕指计。"蔡元培痛心质问：种种之谤，都是无因而至的吗？
堂堂马神庙公主府（北大原校址），与其说是一所现代高等学府，不如说更像一个富家子的俱乐部，一个官僚培训所，衙门里的一切恶习，这里几乎一应俱全了。
日，黎元洪总统正式发表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日，蔡元培发表就职通告，宣布于当天到校视事。
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蔡氏向全校发表就职演说，决心改造北大，把法国、德国的大学学风，移植到中国来。他第一步，就是要改变学生的观念，改掉读书为升官发财的旧观念。他向全体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
蔡元培殷殷训勉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
蔡元培又说："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
蔡元培到职后，首先向医专校长汤尔和了解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北大以文科为重点，汤尔和建议，文科学长可请陈独秀担任。
夏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沈尹默是北大老资格的教授，绰号"鬼谷子"，在学生眼里，是一位"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罗家伦语）。
沈氏也希望协助蔡元培办好北大，但又担心蔡氏和前几任校长一样，五日京兆。他与蔡氏进行了一次长谈。沈尹默对蔡氏说："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蔡氏问："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
沈氏提出三点建议：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二、北大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一定要争取成立，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其中以第二条最为紧要。蔡元培深以为然。兴化致治，必俟得人，教授治校，必先得有一批好教授。蔡元培急于招揽一些积学而热心的名流学者到北大，以扭转颓败的校风。沈尹默也赞成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据北大文科本科专任教授的马叙伦（夷初）说，他也曾向蔡元培推荐过陈独秀。陈独秀的大名，蔡元培已是如雷贯耳了。但后来陈独秀被逐出北大，也是这三个人出力最大。人情的反复，殊堪一叹。
其实，早在1904年蔡元培在上海参与暗杀团工作时，与陈独秀就有过一面之雅，记得这位独力支撑着《安徽俗话报》的年轻人，但对他近年的活动，则不甚了了。蔡元培在国外也没有看过《新青年》，听了人们的郑重推介后，找来《新青年》杂志翻阅，颇有共鸣，决定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
由于亚东的经营状况一直未有起色，汪孟邹日坐愁城，连陈独秀这个书生，也不得不下海蹚浑水了。他的北京之行，主要是为了促成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社的合并。合并后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书局，庶可与其他大出版商一争长短。其实也是为《新青年》开辟一条活路，亚东、群益一天不告别"苟延"之局，《新青年》就一天不能摆脱"残喘"之苦。陈独秀与汪孟邹一起，仆仆风尘，到北京为书局招股。
其时陈独秀住在前门西河沿中西旅馆。北大校长任命发表的当天，蔡元培冒着严寒到旅馆登门拜访。"这很像'三顾茅庐'哩！"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请陈独秀当文科学长，本来不是蔡元培的意思，是别人推荐的结果，究竟陈独秀在教育上有什么主张，令蔡元培觉得非他不可呢？
1915年，陈独秀针对当时中国教育的弊病，曾公开宣示他的四大教育方针：一、现实主义（注重现实生活）；二、唯民主义（民为邦本的民权主义）；三、职业主义（从事实际的社会生产活动）；四、兽性主义（体魄与意志的锻炼）。
在就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陈独秀也曾与友人就教育方针交换过意见，他说："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
这与蔡元培在民元鼓吹的"五育并举"（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不谋而合，蔡氏本来就爱惜人才，既已当面，焉忍错过？于是便三顾、四顾茅庐，要请陈独秀出山了。
但陈独秀觉得自己既无学位，又无大学教学经验，对教书兴趣也不大，还是想回上海办《新青年》，他再三推辞，并荐胡适以代。
蔡元培说："你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同时也非常欢迎胡适回国，北大的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亟盼胡适能回来挑大梁。陈独秀没办法再推了，只好答应，约定以三个月为期，如胜任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就回上海。蔡元培大喜，立即以北京大学名义，致函教育部，请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随函附陈独秀履历一纸。
这份冠冕堂皇的履历，称陈独秀"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实乃全属虚构。蔡元培为了让教育部顺利批准，不惜替陈独秀伪造履历。
后来有人批评蔡元培这样做"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程序正义优先的原则"，却忘记了蔡元培是个安那其主义者，痛恨国家制度，组织过暗杀团、御侮会，杀人放火都敢做敢当。他的校长办公室里，不仅有文房四宝，而且陈列着炸弹，区区造个假履历算得了什么。
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知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按罗氏说法，仿佛陈独秀在北大学生中，是一颗万众期待的明星，其实，那时的北大，从上面几位亲历者的描述可知，简直是一个污水潭。"窃窃私议，啧有烦言"有之，"无不热烈欢迎"则未必。
蔡元培亲自出来回答那些质疑："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 陈独秀在清末民初曾发表过《说文引申义考》、《字义类例》、《荀子韵表及考释》、《连语类编》等著述。这才把质疑者的嘴巴给堵住了。
陈独秀终于踏入了北京大学的门槛。《新青年》也随他从上海迁到北京，在箭杆胡同九号落脚（但出版地仍在上海）。出乎陈独秀的意料，果然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从上海挪到北京，不仅把《新青年》挪活了，而且亚东图书馆竟也咸鱼翻身，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凭借着聚集在北大的一批文化精英，注入了强大的活力，渐渐回黄转绿，现出了勃勃的生机。
其时北大尚在景山东街四公主府，校内北侧为讲堂，东侧为教员休息室，每人一间，人称"卯字号"。新文化运动时期，卯字号星光熠熠，冠盖如云，真是猗欤盛哉，恒为北大校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光。
说这些人都是受陈独秀的吸引而来的，那是夸大了陈独秀的影响力，他们当中不少人在陈独秀之前，已在北大执教了。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通晓九国语言的怪儒辜鸿铭，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的经学家刘师培，以及"以骂人名海内"的音韵训诂学家黄疯子黄侃等等，都是蔡元培请回来（或保留下来）的名重一时的学术大师。蔡元培看人，只看称职与否，守旧也要守得称职，不能马马虎虎地守。
辜鸿铭脑后留着一条大辫子，到死也不肯剪，连雇回来替他拉车的车夫，也是拖着辫子的。他这条辫子在北大赫赫有名，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招来无数注目礼。第一天上课时，学生们为之哄笑。辜鸿铭不慌不忙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能剪掉的啦。"这一番话，直如当头棒喝，把大家震得不敢吱声。有资格笑辜鸿铭的人，普天下确实数不出几个来。
蔡元培又聘请了孙国璋（芾仲）到北大教授世界语。这与蔡氏的安那其世界主义情结有关。世界语在民元前后，曾一度风行，后渐式微。蔡元培希望利用北大的阵地，重振旗鼓。而新学诸子又正提倡改造汉字，双方不谋而合，故积极推波助澜。
应该说，很多人是冲着蔡元培去的，不是冲着陈独秀去的。蔡元培学养纯厚，胸襟廓然，奉行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有如黑暗中的一盏暖灯。虽然身材瘦削矮小，但他雍容雅步的身影一出现，几有"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的盛况。
蔡元培强调，他希望北大只有学术宗师，没有学术门派。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1917年，蔡元培聘请只有中学毕业程度的梁漱溟到北大任讲师，讲授印度哲学。梁氏到校第一天，就问蔡氏对孔子持什么态度，蔡氏回答："我们也不反对孔子。" 这是他的心里话。蔡元培反对的只是政治化的孔子，反对独尊孔子，并不是要把孔儒扫地以尽。他所持的完全是一种平等心和平常心。当梁漱溟表示，他到北大，"不仅是不反对（孔子）而已，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时，蔡元培也照样无任欢迎。
1917年2月，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论古文之不宜废》。作者林纾，字琴南，号畏庐，1852年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年轻时曾梦想当一名佩剑任侠、载酒行吟的豪客，1882年考中举人，但七上春闱，七番落第，从此绝意仕途，转向从事文化事业。
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学校国文教员，所作古文，备受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赞赏，名声大噪，因任京师大学堂讲席。民国成立后，他与马其昶、姚永概等人，与当时在北大提倡魏晋之学的章太炎闹翻了，相继拂袖而去，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奇人，他曾说自己的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他又说，与他的古文相比，自己的诗又不过是"狗吠驴鸣"而已。林纾对别人称他为翻译家甚为恼恨，康有为赞了他一声"译才"，几乎惹得他翻脸。他希望别人称他为古文家。他放言"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可见其对于自己的古文水平，自信心近乎爆炸。
林纾不懂外文，但在懂外文的朋友协助下，翻译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这部划时代的译作，乃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产生的。当时林纾因夫人去世，心情低落。他的好友王寿昌来看他，劝他散散心，并把一本叫《茶花女》的法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他，让他翻译，说该书以情感人，使法国巴黎倾城男女为之神魂颠倒，他想让中国人也一饱眼福。
"几日后，包括王寿昌在内的几位朋友，邀我祖父到石鼓山散散心，"据林纾的嫡孙追述，"就在前往石鼓山的画船上，我祖父开始了他的第一部译著。"
从此，林纾的翻译一发不可收拾。他的笔头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毕生把180余部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时人笑他是"造币厂"，只要他一下笔，就有出版商抢着给他送稿酬。林纾听了这些传言，不禁苦笑，他把自己的画室题名为"磨坊"，意指他像驴子下磨坊磨粉，一天不磨，即须挨饿，个中苦况，不足为外人道。
1917年3月，章太炎联合了几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古学会，发表公开演说称："近者欧战发生，自相荼毒，惨酷无伦，益证泰西道德问题扫地以尽，而东方高尚之风化，优美之学识，固自有不可灭者。" 鉴于亚洲各国宗教虽殊，然以道德为根本，则颇属一致，所以古学会要成为"全洲思想界联络之一大枢纽"。
这种动辄以"黄种人"、"亚细亚人"相号召的大话，人们也听得多了，耳朵起茧，未必当真，但章太炎在中国有一大批追随者，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七被追捕，三下牢狱"的光荣革命历史，不是林纾可以比拟的，连袁世凯都惮他三分，搞帝制时要先把他关起来，免得他乱放炮。芸芸"暴得大名"的年轻人，不少还是他学生的学生呢。
柳亚子早年曾师从蔡元培、章太炎。章太炎也看不起桐城派，他是魏晋派的。对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柳氏虽不以为然，也不屑理会，但后来得知"自命新人"的胡适，不仅对南社横加批评，还明剃其师章太炎的眉毛，不禁怒从心起，立即撰文反击。他说："彼倡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之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即Esperanto，世界语），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有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
不久前，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八首白话诗，率先打破传统格律，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揭开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第一章。柳亚子显然看过这些作品，他挖苦胡适的白话诗"直是笑话"、"非驴非马"的"恶剧"，但他捍卫古诗文的理由，并非觉得古诗文有强盛的生命力，而是为中文死亡之后，给考古学家留一份原始的记录而已。他似乎担心后世的考古学家搞不清哪些是正宗的古诗文，哪些是胡适之流的"恶剧"。
5月22日，胡适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随即与在美国的朋友一一道别。纵然此地风光好，还有思家一片心，他既已在国内开了一场战争，就只能有进无退了。
6月9日，胡适束装就道，踏上了风涛万里的回国之程。尽管当时国内警电纷飞，他悲观地预感到自己从事建设的困难。舟次日本横滨时，国内发生了张勋复辟。胡适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传统文化把中国人都变成守旧狂了。
胡适近乡情怯，以摘抄柳亚子的文章打发时间。洪宪帝制才去，张勋复辟又来，令他对柳亚子的"形式宜旧"，深恶痛绝。
陈独秀知道胡适回国，不由得精神大振。国内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还有许多旁支庶出，宗亲至戚，枝蔓丛生，势力十分雄大。陈独秀虽有杀神杀佛的锐气，但自家阵营，来来去去，就那么三五丁人，显得势单力薄，为了把旧势力彻底打下去，他急于扩张自己这边的力量。胡适回来得正是时候。
蔡元培从《新青年》上，对胡适已有大概的了解。他称赞说："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哲学）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 从此北大就有了"三只兔子"，蔡元培生于同治元年丁卯，是老兔子，陈独秀生于光绪五年己卯，是中兔子，现在又添一只生于光绪十七年辛卯的小兔子胡适，声势陡然壮了不少。
7月10日，胡适终于抵达上海。汪孟邹在法租界外滩码头迎接他。胡适在上海小住了十几天，了解国内的出版界情况，逛了多家书局，发现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实在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我几乎要羞死了。"胡适叹息道，"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他离开上海后，回绩溪省亲。江南的山水，依旧是那么柔和、温润、伤感而缱绻。胡适在家里待到8月下旬，才与母亲依依惜别，从绩溪赴京，向着那个新文化大本营的北大进发了。
自从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北京渐渐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中心。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后，引起了远在四川成都的一个怪人的留意。这人名叫吴虞，时年44岁。他童年曾师从经学大师吴伯竭，经史子集，无不烂熟。戊戌变法之后，开始转求新学，是成都最早鼓吹新文化的人。
吴虞与父亲的关系，一直形同水火，曾被父亲赶出家门，导致他的儿子因缺医少药而死亡。此事令他对父亲恨之入骨，日记中屡斥其父为"魔头"，甚至愤而悲叹"余祖宗何不幸而有此子孙也"。 1910年，由于家产纠纷，他被父亲告上衙门，最后官府虽判他父亲败诉，但吴虞却成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忤逆子"，受到"社会贤达"们猛烈抨击，指他"无君无父"、"非理非法"、"忤逆伦常"、"大逆不道"。
吴虞为了自辩，写了一篇《家庭苦趣》，在各个学堂散发，此举大大激怒了当地旧派势力，骂他外扬家丑，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的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永远驱逐出四川教育界。
1916年12月，吴虞在看到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后，大有共鸣，于是投书陈独秀，毛遂自荐，写过哪些文章，哪些文章遭到官府查禁，哪些文章报纸不敢刊登，章士钊对他的诗文如何评价等等。显然是一份要加入新学阵营的投名状。
陈独秀当然无任欢迎，叫吴虞把全部文章寄来，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对于在四川几沦为丧家之犬的吴虞来说，陈独秀的招揽，简直与及时雨宋江搭救柴大官人出枯井无异。他的文章随即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
陈独秀在日本认识的李大钊，已于1916年夏天回国，当时袁世凯已死，一度被政府封闭的《甲寅》杂志，在章太炎的怂恿下，章士钊也萌发了"中兴之意"。李大钊与高一涵在北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日刊。陈独秀力邀李、高二人加盟。
钱玄同向陈独秀推荐鲁迅，说此人文采不错，在日本编过两本《域外小说集》。陈独秀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他托钱玄同把《新青年》送给鲁迅，希望他投稿。但鲁迅看过以后，心如止水。据他观察，《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所以才来找他捧场。他对钱玄同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睡着是死，醒来也是死；不挣扎是死，挣扎也是死。这铁屋子根本就是不可能打破的。为什么打不破？如果这铁屋子是孔夫子造的，一定可以打破；如果是四书五经造的，那也一定可以打破。唯有当这铁屋子是无缘无故和无边无沿时，它才有可能立于打不破之地。
鲁迅无疑认为这铁屋子不仅仅是文化的黑暗，更是人性的黑暗，是人心的黑暗。所以他才会有"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感觉。
做了五年京官的鲁迅，多少沾了一点衙门阴气，目光与心态，显得苍老与灰暗，与其说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不如说传统的士大夫色彩更浓。这与陈独秀憧憬的"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的新青年形象，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他自称是"思想太黑暗"的"死的随便党"，习惯于站在舞台深处最黑暗的角落里，冷眼相看，钱玄同给他起了个"猫头鹰"的外号，传神之至。
鲁迅对现实不抱希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令他的神经兴奋起来，看到一丝光亮。他不相信靠《新青年》上几篇文章，就可以把铁屋子打破。他把杂志转寄给绍兴的弟弟周作人，并引用了教育部同事许寿裳的一句话："这里边颇有些谬论，可以一驳。"
鲁迅和许寿裳都是蔡元培的同乡，又都是蔡氏在教育部的老下属，当蔡氏招贤纳士时，他们一起推荐了周作人到北大教希腊文学史与古英文课，蔡元培欣然同意。周作人对北上似乎没有太多的激情。4月，他从春江水暖的绍兴，辗转来到寒冷依旧的北京。在上海码头遇窃，更令他对北京之行蒙上阴影。
到京后，周作人与鲁迅同住在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两兄弟聊起《新青年》时，周二先生的反应和周大先生一样，"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他们暂时都没有给《新青年》写稿的兴致。
因为是学期中段，不能开新课，周作人只能暂时在北大的国史编纂处当编纂，和兄长逛琉璃厂，拜访朋友，吃饭饮茶，夜晚被叫春的猫吵得无法入眠，两兄弟便搬凳子，操竹竿，爬到院墙头上做"棒打鸳鸯"的事情。日子过得很平淡。有一回沈尹默去绍兴会馆看鲁迅，碰巧有人在墙边小便，他看见鲁迅正用一弹弓聚精会神在射此人的屁股。
钱玄同是绍兴会馆的常客。他给周氏两兄弟送《新青年》，向他们约稿。据周作人回忆，当年的《新青年》，在他印象中，亦不过"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 倒是他们经常在槐树下的高谈阔论，要比《新青年》激烈许多，从"非圣"、"逆伦"，说到去"东方化"，"用夷变夏"。钱玄同主张烧毁中国书和废除汉字，鲁迅也有同感，深信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认为中国不如改用德文，若办不到，也要在汉文中多羼入外文字句。
1917年9月，北大新学期开学，"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农语）的周作人，正式到北大任文科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他把译稿《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交给了钱玄同，算作第一次向《新青年》投稿。
另一位被陈独秀看好的作者，是出身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刘半农，江苏江阴人，生于1891年，原名寿彭，后改为"复"，号伴侬。他属于没受过严格传统文化训练的第一代文人，童年由父亲开蒙，然后入小学、中学，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周作人形容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刘半农第一次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是日第二卷第二号上的《灵霞馆笔记》，还算不上是文学革命的作品。周作人说："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
迨至日，刘半农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上，以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正式加入到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之中。他宣称文学要改良，非破除迷信不可："吾辈做事，当处处不忘有一个我。作文亦然。如不顾自己，只是学着古人，便是古人的子孙；如学今人，便是今人的奴隶。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孙与奴隶，非从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在学院派看来，刘半农有点花里胡哨，文笔也流于轻薄，散发着上海小报记者的气息，深为胡适等人所不屑，但陈独秀对这位"头大，眼有芒角，生气勃勃"（周作人语）的年轻人，期望甚殷，只要去掉他身上的红袖添香名士气，可望成为冲锋陷阵的勇将。
陈独秀向蔡元培大力推荐刘半农，而蔡元培也从《新青年》上留意到此人了。1917年秋天，北大聘刘半农为法科预科教员。刘半农遂穿着鱼皮鞋，一步跨进了中国的最高学府。从此，北大校园又添了一只小兔子（他与胡适同属兔）。为了表示与鸳鸯蝴蝶派一刀两断，他把带有脂粉味的"伴侬"，改为"半农"。
9月10日，胡适到了秋风初起的北京。12日，蔡元培在六味斋设宴为他洗尘。汤尔和、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钱玄同等人作陪。胡、钱二人神交已久，这时一壶浊酒喜相逢，不亦乐乎。
钱玄同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接二连三去拜访胡适（9月14、19、25日）的经过及谈话内容。胡适的丰神韵度，把钱玄同的神魂都摄去了，两人一见如故，畅谈甚欢。胡适认为"古书伪者甚多"，主张"读书贵能自择，不可为古人所欺"，一番话好像搔着了钱玄同的痒处，不由得连声叫好。
钱玄同被胡适的才华迷住了，胡适说什么，都好像纶音佛语一般，左一句"此说极是"，右一句"此意吾极以为然"。胡适说他准备编一本《白话文典》，钱玄同大表赞成，逢人说项。他们着手设计新式的标点符号，准备向教育部提出推行议案。胡适还说服了他的老乡汪孟邹，为亚东图书馆订下一个重新出版标点本中国小说名著的大计划。
沙场秋点兵，围绕着《新青年》的队伍，已略见规模。在北京有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在外地则有易白沙、吴虞等。而在他们的对面，北大校内的旧学人物如辜鸿铭、梁漱溟、刘师培、陈汉章、黄侃、林损、马叙伦等，校外的林纾等，阵容亦堂堂可观。陈独秀所呼唤的四十二生大炮，已经架起来了，炮弹也上膛了。但这时，《新青年》却偏偏因财务问题，维持不下去。
在众多史家笔下，《新青年》的诞生，直似"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新文化运动从此云腾水涌。其实，《新青年》的销量少得可怜，1916年底，偌大一个成都，只销五份，全盛时亦不过三十份左右。1917年在全国的总印数（包括大量免费赠送）在内，每期约一万五六千份（据梁启超1912年办《庸言报》时说，印一万份仅不亏，没啥赚头）。主要读者，以知识精英的圈子为主，对新文化的争论，亦只是在这个小圈子里闹腾，即使在杭州这样的东部城市，1918年之前，对新文化注意的人也不多。
《新青年》仍然只是几个知识精英圈子里的事，在社会上影响有限，距离一个"运动"尚远。1917年底，群益书社提出停止出版。对陈独秀来说，真是一个晴天霹雳。
北大，是一所大学，也是一个小社会。蔡元培执掌北大以后，把它作为一个小型的公共社会来治理。辜鸿铭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蔡元培是北大的皇帝"。而梁漱溟对蔡氏的评论，也别有意味，他说蔡元培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
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五花八门的学会，也从平静的汉花园内纷纷冒出，一派万紫千红。诸如新闻研究会（蔡元培亲任会长）、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画法研究社、技击会、音乐研究会等（其中有些学会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的，然亦可归入蔡氏治校期间），学生们指点江山，论议英发，十分热闹，为校内的"民间社会"添上精彩一笔。
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由专家、教授主讲，学生可以质疑问难；教授与教授之间，也可以互打对台，学术气氛十分浓厚。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成为那一代学人最具亮色的记忆。胡适与梁漱溟互打"哲学对台"的故事，则恒为北大人所津津乐道。
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古代哲学史"。讲义是自己编写的。在他之前，这门课由陈汉章讲，老夫子讲了一年，才从伏羲讲到洪范九畴。当胡适走上讲台时，许多学生都心存疑问，不知这位年仅27岁，风度翩翩的留美学生，怎么讲五行八政皇极庶征五福六极。讵料，他一开口，便把那些半是神话半是政史的东西，统统抛开不讲，直接从周宣王"胡说"起（胡适名言："有'子曰'、'诗云'，难道就不允许有'胡说'？'胡适说'就是'胡说'嘛！"）。顾颉刚是他班上的学生。
顾颉刚，生于1893年，苏州人。入北大时报的是理科，后来读不下去，才改为文科，他受章太炎影响极大，却常常在自己的书本上署名"上炎"，意思当然不是"上呼吸道炎"，而是要超越章太炎之上。他觉得胡适在课堂上讲课，"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说而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兴奋之余，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国文门同学傅斯年拉去旁听。
傅斯年，字孟真，生于1896年，老家是"科目鼎新，贤士辈出"的山东聊城，与历史上有名的伊尹、孙膑、鲁仲连、程昱是同乡。学问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器重，恒被视为章氏学派的传人。
章太炎在中国知识界影响力之巨，实在令人惊叹，无论新派旧派、革命派保皇派、维新派激进派、老中青年、大中小学，到处都有他的门生与崇拜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然而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当新文化崛起时，48岁的章太炎，虽然年富力强，但学术的黄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适为他的学术做了一个讣闻："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 果然，衣钵传到黄侃之后，连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师门了。
据胡适说，当时学生们拉傅斯年去听他的课，是因为傅氏在同学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学生称其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风头可见一斑），曾经率领学生把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轰走。他们让他去鉴定一下，要不要把这个企图"绞断中国哲学史"的家伙也照样轰走。
傅斯年听了以后，却很满意地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大家就安静下来了。
傅斯年这个铁杆的"黄门侍郎"（黄侃的爱徒），摇身一变，从此成为铁杆的"胡说弟子"。他的转变之快，连陈独秀也不禁生疑：这山东胖子该不是黄侃派来的细作吧？胡适后来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这一年，顾颉刚24岁，傅斯年21岁，从年龄上看，与胡适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化史而言，已分属不同世代了。新生代的文化传人，开始在北京大学登场了。
陈汉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适："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黄侃也看不起胡适，胡适在哲学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黄侃便当着胡适的面大骂："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
胡适大怒，质问黄侃何以无端辱及他的父亲。
黄侃笑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弄得胡适哭笑不得。
但陈汉章、黄侃等人的嘲笑，并没有令学生们听课的热情稍减，甚至连外校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课室挤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里上课。
梁漱溟也是教哲学的，他的课题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由于来听他课的学生太多，原来的课室容纳不下，也要换成第二院的大讲堂。梁氏是土头土脑的墨子形象，大讲西方文化与哲学；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讲的却是中国哲学。两人在楼上楼下同时开讲，打起了哲学对台，但同样是听者如堵，人头挤挤。
两人的对台，打来打去，唾沫横飞，在学生中都那么受欢迎。他们斗得愈激烈，学生们的收益就愈大。
胡适洋洋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经过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的学术著作。在内容上，完全打破"训诂古书"的老套套，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引用古人的话，则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以彰显自己的观点。这一切，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
蔡元培没有理会陈汉章的嘲笑，在序中对胡适大加赞扬与鼓励："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不过，胡适的哲学史只出了上卷，再没出下卷了。当时有人断言他写不出下卷，因为他不懂佛学。他的《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没下卷。黄侃后来在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什么叫"著作监"？黄侃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哄堂大笑。
北大教授讲课，一向很欢迎别人去旁听，不管你是不是这个班上的学生，甚至不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不然，胡、梁二人的课，也不会有一二百人的盛况。学生与先生之间互相析辩驳难，也是寻常之事。
有一回钱玄同在课堂上讲广东音韵，课后被广东籍学生质疑，写信指出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有错。在下一堂课时，钱玄同便向学生公开承认，这位广东同学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他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一知半解，并表示很感谢这位同学纠正了他的纰漏。这一类的美谈，在北大不胜枚举。
北大成了全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地标，甚至把远在南方的新青年也吸引来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承认深受《新青年》的影响，"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间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1918年8月，毛泽东偕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扛着被服书卷，投奔北大而来。毛泽东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他说，从此，"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7年冬天，群益书社以印数太少，经济负担太重为由，决定停止出版《新青年》，经陈独秀奔走努力之后，书社勉强答应继续出版，但杂志必须进行改革。从1918年1月复刊开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编务不再由陈独秀一人承担，改为采取集议制。
胡适说："民国七年（1918）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半农）、胡适六人轮流编辑。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话做文章。"
当时胡适不在北京，正在家乡奉高堂之命，与只见过照片的小脚妻子，嘉礼初成，新婚燕尔。他是回到北京后才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的。
杂志销路不广，令陈独秀大感头痛。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他们虽然四面出击，向旧派人物挑衅搦战，都得不到什么回应，偶有回应，亦多为不温不火，像林纾的《论古文之不宜废》，看得胡适火气都消了。陈独秀抖起丈八蛇矛，大呼"不容匡正"，但林纾却来个"吾不语焉"。所以刘半农叹曰："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做传媒，不怕人捧场，不怕人踢馆，最怕无声无息的冷场。几个大教授一合计，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演一出"双簧戏"。没人骂就自己骂，没炒作题材就自造题材。就像搞学生辩论会似的，一人演正方，一人演反方，互打擂台。这种事让钱玄同与刘半农搭帮做最合适，他们一个偏激，一个活泼，本来就是一对活宝，刘半农开玩笑说："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
于是，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以读者身份，致函杂志，以一种泼妇骂街的姿态，指名道姓，从胡适的新诗开始骂起，一直骂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童焉心伤"：
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
文章故意把林纾捧到九天之上："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 按照"敌人的朋友必是敌人"的分类法，既然王敬轩赞美林纾，那林纾就是新文化的敌人，"反击"林纾就有了理由了。
真是足不出户，祸从天降，林纾莫名其妙被拖进了这趟浑水中。就在同一期，刘半农以记者身份，撰长文反驳"王敬轩"，继续拿林纾开涮，嬉笑怒骂，尖酸刻薄。刘半农讥笑林纾翻译的外国原著，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东西，真正的好著作，他没有选，或没有那个水平去选。他轻蔑地说："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
文章最后的话，愈说愈难听了："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书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为墓铭'！"
2月初，胡适回到北京。他觉得这种自己与自己辩论的做法，未免过于游戏，不是正人君子所为。但鲁迅认为唱唱双簧戏，也无伤大雅，矫枉不忌过正；只要能打倒敌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沈尹默后来"爆内幕"说：胡适因为对这件事不满，提出要把这个杂志编辑归他自己去编，不许刘半农与闻，惹起了鲁迅弟兄的愤慨，他们说：《新青年》如果归胡适一人包办，我们就不投稿。沈氏出头对胡适说："你不能包办，万不得已时，仍旧由独秀收回去办倒可以。"胡适只好听从劝告，"没有能够达到他想拿去包办的目的"。
这段"逸闻"，后来被胡适斥为"全篇扯谎"。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是罕见的！" 事实上，《新青年》采用同人制两个月，刚刚出现良好势头，而胡适又才从家乡回来，以他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在这时提出推翻同人制，自己包办《新青年》的。1919年元旦刚过，陈独秀就以《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正式打出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他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新青年》主张文学革命，受到旧势力的非难，乃意料中事，但这种非难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是否面临八面非难、乌云压城的局面？如果是，何以刘半农却说"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呢？
鲁迅在1927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在胡适看来，中国的白话文，已具备了上升为国语的条件，加上《新青年》"有意的提倡"，没有经过什么大风浪，便得以"轻轻俏俏地成功"了。胡适分析说，"近代中国文学革命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原因之一，是"那时的反对派实在太差了"。
在北大国文教授中，不乏坚持文言文者，黄侃即其中之一。有一回他对学生解释文言文的优越时，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之多，如用文言文则仅需'妻丧速回'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这种调侃虽然很刻薄、过瘾，却没有说服力。中国人常以占些"我是你老子"之类的嘴上便宜为乐，堂堂章太炎弟子，不能免俗，要用这种方式来保卫文言文，果然"太差了"，怪不得白话文可以势如破竹。
胡适当时没有回应，事隔多年以后，他也以其人之道，反证白话文比文言文优越。他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行政院邀请他去做官，他决定不去，请学生们用文言文代他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最后他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电稿："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黄、胡二人举的例子，都可以成立，正好说明文言、白话各有长短。有古文基础的人，写起白话文来，往往比没有古文基础的，略高一筹，这也是一个事实。两者本来可以取长补短，更上层楼，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含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远远大于语言本身的意义。《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便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新青年》受到最激烈非难的，并不是文学革命，而是伦理革命。
陈独秀在1916年已经断言："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陈独秀断言，要实行共和立宪制度，就必须打破纲常阶级制。两者绝对没有并行的余地。他宣称：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伦理革命，"非孔"是一个总题目，下面还分许多章节，从"天、地、君、亲、师"一路颠覆过来。什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什么父慈子孝、夫唱妇随，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统统在横扫之列。
自从易白沙发表《孔子平议》之后，新青年们开始指名道姓批判孔儒，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陈独秀撰写了一系列"非孔"文章，如《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子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等等，对旧文化、旧伦理发起猛烈攻击。
另一员非孔猛将是四川的吴虞，主攻"非孝"、"非礼"，曾写下《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等文章。他的拿手好戏就是引用道、法诸家之矛，攻儒家之盾，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吴虞就说"六亲苟和，孝慈无用"，推而论之，国家强盛时就没有忠臣。这种强词夺理，把旧学人士呛得说不出话来。胡适称赞他是"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老英雄"对新文化，其实没有多少了解，他以道反儒，不过用一件古董去否定另一件古董，终究是反不出一种新文化的。他因为与父亲翻脸，被赶出家门，心怀怨恨，适逢新文化运动，他那些骂家庭、骂孝道的言论，正好应节顺时，才成就了一番虚名而已。吴虞自己就是典型的家庭专制主义者，当他面对女儿时，自己所痛骂过的那些"魔头"特质，就从骨子里一一爆发出来了。以致钱玄同后来斥他没有身体力行自己的反儒主张，不过是孔家店里的老伙计。
在非孔的阵营中，鲁迅那支笔，比吴虞尖锐辛辣得多。1918年1月，当《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以后，鲁迅也获邀参加编辑会议，算是参与了编辑工作，成了"独秀辈"的半个同人了。钱玄同再三请鲁迅为《新青年》写稿，其殷殷之意，直如当年陈独秀望胡适的稿子，由"甚于望岁"，而至于"大旱望云霓"了。
4月，鲁迅终于把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写好了，清明节晚上，交给了到访的钱玄同与刘半农。钱、刘二人一读之下，不禁两眼放光。这真是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第二天，他们把稿子送到编辑所，陈独秀也连连拍案称绝。随即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发表出来。据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 而"鲁迅"这个笔名，也随着狂人在月色全无的夜晚出现，第一次与读者见面了。
这篇四千七百余字的小说，字字风霜，其中的许多经典句子，几十年来，被人们不断反复引用，被专家学者不断解读，被课堂上的学生不断朗诵着，早已家喻户晓。
鲁迅自我评价，这部小说"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又挑明："《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
作者本人的说法，恒为后人评论《狂人日记》最直接的依据。这篇小说一直被赋予了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仁义道德）的"吃人"本质，表现了现代人最初的觉醒意识的意义。这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解读方式。
另一种解读，认为鲁迅所说的吃人，是指货真价实的吃人肉。吴虞就是这样理解的。他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的读后感，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真实的吃人事例，证明凡是"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即使没吃，但想吃的心，总未必打扫得干净。
还有论者说，既然吃人是不分朝代，不分阶级，无人不吃，无时不吃的普遍现象，那么，这篇小说的锋芒所向，当已超越伦理的范畴，而直指人性的恶劣本质。这种本质，鲁迅用16个字概括，就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的《狂人日记》，注定也会有无数种解读方式。正如鲁迅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将注定会成为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年轻的傅斯年，便从这灰暗的小说中，读出了一片大光明来："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制造者。"他甚至兴高采烈地招呼大家："带着孩子，跟着疯子--向光明走去。" 好像去春游似的。
但光明究竟在哪里呢？怎么才走得去？连鲁迅自己也不清楚。
"救救孩子"这句振聋发聩的呐喊，经狂人喊出来后，新文化运动取而用之，高揭起人道主义的大旗。但在鲁迅看来，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吃人的，孩子被娘老子教坏了，也是要吃人的。人道在哪里？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不知道。
"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为什么容不得？不知道。
"救救孩子！"谁有资格去救孩子？不知道。怎么救？也不知道。
胡适说我们还不配读经，我们配去救孩子吗？
改造国民劣根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谁敢说自己已经去掉劣根性了，有足够的资格去改造别人了？真正要"救救"的，不是孩子，而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制度。孩子是不是圣贤不要紧，关键是要确立一种连"海乙那"也不敢吃人的制度。只谈改造国民性，不谈改造政治，很容易为统治者说"这样的国民还不配享受更好的制度"留下空间。然而，"救救孩子"这口号，自从被这一代文化革命者奉为义不容辞的天职之后，遂由鲁迅笔下一个余音袅袅的省略号，变成一串串惊人的感叹号了。
后来鲁迅又写了《孔乙己》（1919年）、《药》（1919年）、《明天》（1920年）、《一件小事》（1920年）、《头发的故事》（1920年）、《风波》（1920年）、《故乡》（1921年）、《阿Q正传》（1921年）等一系列小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看，篇篇都是杰作，其光芒不仅覆盖了《新青年》圈子，且在他的同时代，几亦无人可及。
陈独秀把鲁迅的小说奉为"上上乘小说"，佩服得五体投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退潮的1922年，犹衷心称赞："这一年多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随着时移势易，鲁迅被愈捧愈高，头上的光环愈来愈耀眼，几乎到了"千古一人"的高度。一生蔑视偶像的鲁迅，终于也免不了被后人奉为偶像。
新派阵营要救救孩子，旧派阵营何尝不要？
新旧两派，各走极端，今天尊孔读经，明天打孔家店；一会儿是"肫肫其仁，渊渊其渊"，一会儿又是"时光老人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这个说"百善孝为先"，那个却说"万恶孝为首"。在当时固有惊世骇俗的效果，但可怜嗷嗷待救的孩子们，就在这拔河式的角力中，忽焉驱东，忽焉逐西，被掇弄得晕头转向了。
胡适的弟子唐德刚叹息："胡适之先生他们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之他们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在他们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们将来是'福'是'祸'，不是他们可以想象出来的。" 所谓救救孩子，最后却往往是为了救自己而牺牲了孩子。这也是革命者们始料所不及的。
不过，唐德刚把革命的高帽戴到老师头上，却不太合适。胡适谦谦君子，哪有搞革命的雄心？别说政治革命，就连搞白话文，他也不敢自称革命，而要说是"文学改良"。后来得到陈独秀的四十二生大炮声援，才敢小心翼翼地写了一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1918年4月《新青年》四卷四号上），"革命"的前面，加上"建设的"三个字，以消除火药味。
胡适对中国旧家庭、旧道德破坏人的个性，看得一清二楚，但他有一句名言："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言下之意，文化传播的过程，不是黑白分明，你死我活的，而是一个不断与本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涵化，优势杂交的过程。国外好的东西要引进，传统中好的东西也要保留。
胡适也主张批判旧伦理，但不像吴虞因为与父亲搞不好关系，就非礼非孝，搞起"打倒家庭"的革命。胡适对母亲非常孝顺，甚至在婚姻问题上，也顺从母亲的意愿，娶了一位他并不怎么喜欢的半文盲小脚女人，还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在以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时髦的时代，一个大名鼎鼎的留洋新派人物，竟出于孝道维持一桩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岂非咄咄怪事？
胡适1919年所写的小说《一个问题》中，可以视作他对这桩婚姻的悲观预言。小说主人公的婚姻由老师包办，婚后生儿育女，为了谋生苦苦挣扎，不仅身体垮了，年轻时的激情与创造力也消磨殆尽，一生就这么毁了。他借小说主人公之口，茫然发问："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呢？"
胡适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解放这位女性。解放妇女的前提，是要自己先解放了的，如果连自己都没解放，如何去解放别人？这是胡适与鲁迅的不同之处，鲁迅是相信自己在铁屋之外，在要倒的车子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