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位置： &
&nbsp&&nbsp&nbsp&&nbsp
2014年_专业技术人员_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doc11页
本文档一共被下载：
次 ,您可全文免费在线阅读后下载本文档。
文档加载中...广告还剩秒
需要金币：150 &&
2014年_专业技术人员_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
你可能关注的文档：
··········
··········
第一章创新驱动发展呼唤创新能力提升第一节创新与自主创新
第二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第三节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
第一节创新与自主创新
一、创新的理论内涵
1912年熊彼特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这个概念中的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
一、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二、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三、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四、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五、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 在他看来要想在经济生活内部形成一种创造性变动需要在引进“新组合”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由于创新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我们通常将创新成为技术创新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称谓容易使人忽视创新的全部内涵。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只能是企业家。创新是一个过程经济发展存在着“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
2. 新经济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世界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理论领域复兴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罗默把技术和知识积累看作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的独立因素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重点地投射到人力资本上。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和知识具有或者部分地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妨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技术的“外溢效应”使个人或厂商的知识积累能够通过非市场交易渠道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交换和消费有什么关系？_百度知道
交换和消费有什么关系？
提问者采纳
它处于生产和消费的中介地位，引起生活资料的交换，把社会再生产的4个环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消费的水平、多形式，进而提高消费水平、交换对于促进消费结构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购销活动，也是交换的根本目的，可以采取降低价格，生产的需要,也就没有交换的必要，同样也取决于消费，必须合理安排交换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结构决定着商品交换的规模和结构、多样性、多样性需求，是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环节。商业的这种中介地位、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等。商品交换的结构必须以消费结构为转移、减少供应量，如公共交通、公共医疗卫生，满足公共消费的需要，而个人消费又主要是通过家庭来实现的,消费水平越低，改变消费的结构，另一方面促进商业的繁荣、消费方式的改变是交换方式改变的客观依据。
3，消费的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交换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前者是指满足人们的公共需要，说明商业是社会再生产的中介。消费决定交换,决定着与其相适应的交换方式。消费方式的这一现状,商品的规格，并随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包装，需求量越大。我国消费形式可以划分为两种、品种，进而影响生产的发展。交换不是为交换而交换。
2；反之，商业部门可以采取提高消费品价格；反之，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最终进入消费。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有吃穿用等消费的需求才会去购买粮食和衣服，以满足消费需求,而是为消费服务的。消费方式是指人们消费的方法和形式。消费水平愈高，既要注意交换的发展不能低于消费的发展速度，消费所创造的新的生产需要，我们可以看出，是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是通过交换体现出来的、式样等等，决定生产资料的交换；又要注意交换的发展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越过消费水平的提高幅度，交换对消费有反作用。消费结构是指人们的消费对象的构成比例(吃穿用等的物质内容的比例、交换对于创造新的消费有着重大的影响。商业，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限制该商品的销售量，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公共消费形式和个人消费形式；另一方面，把消费市场新的需求信息反馈给生产部门，由于某种商品供应不足。
(一)消费决定交换
1。
通过以上分析、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消费结构规定了商品交换多层次交换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在经济工作实践中。
(二)交换对消费的反作用
1。一方面，社会再生产过程的4个环节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才能满足人们的多层次，以保证消费的实现,必须有一定量的商品和公共劳务、限制供应等措施，从而改变商品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商品交换是实现消费必不可少的手段，一方面可以创造出新的消费对象。
3，并推销可替代用品，以防止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同样、消费为交换提供目的和动力。
2。例如，不仅取决于生产。没有消费需求,商业网点的设置。因此，这种需求同时也越刺激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消费方式反映着人们在消费过程中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都应与家庭消费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形式相适应。在一定的消费水平条件下。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物质内容与劳务内容的比例等)；后者是指满足个人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执行交换职能的商业部门。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当前个人消费是我国人民消费形式的主体。交换，这样、相互制约,交换的规模就越小
其他类似问题
为您推荐：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您（@）目前可用积分：2354650跟帖回复
共获得打赏：
凯迪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关注发现信息价值
[原创]“劳动不创造财富”与“交换创造财富”
11519 次点击
10:40:18 发布在
&“劳动不创造财富”与“交换创造财富”&文／俗士&&前两天，看到一篇《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的文章，作者是：李华芳（以下简称作者）。该文其中有一段为茅于轼辩护的话：&以“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引发的争议而言，其实与茅于轼一贯被人断章取义有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与“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前者，这一论述表明有些劳动不创造财富，但与后者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针对后者的抨击对反对前者的观点，是风马牛的做法。有意思的是这在评论圈并不少见。&显然，在他看来茅于轼说：“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与“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是两码事，而且用“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去攻击“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是不正确的。因而，他对茅于轼的批评者，提出了批驳茅于轼在逻辑上需要的三个依据。于是他接着说：&论证“劳动能创造财富”是洛克曾经的观点、甚至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观点并且被辉格党人利用过，要如何能够反对茅于轼说的“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观点呢？这一条逻辑链上要证明以下几件事：首先，洛克必须是全无争议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其次劳动创造财富是洛克说过的，并且被英美自由主义加持；最后这一路传统里坚持“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才能反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或“劳动有可能不创造财富”。&首先，关于约翰•洛克是否是“全无争议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守护者”这个条件过于极端。因为，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洛克是，但作者硬说他不是，那也就无法论证洛克是“全无争议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因而我认为，这是作者对洛克“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守护者”这一基本得到认可的事实的一种极端化的限制，至于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我不得而知。&其次，“劳动创造财富是洛克说过的，并且被英美自由主义加持”。或许，洛克并没有说过“劳动创造财富”这样一句话，但他的论述有这样的意思，比如他在《政府论》第五章《论财产》中有这样一段话：“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约翰•洛克不仅指出了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来源，并通过人拥有自己身体和双手创造物的所有权论述揭示了劳动者对私有财产占有的合法性――我认为，这正是英美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理论依据。同时，这段话也表明了劳动创造财富的含义，因为，如果把财富理解为人造的有用之物，那人造物创造过程正是劳动。&另外，除了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比如他在《国富论》开篇《序论及全书设计》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通过这段话，他把劳动更说成了是财富――即他所说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事实上，我在写《从〈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说起》一文时，就有过担忧，即：我并没有找到“劳动创造财富”这句话的直接出处。为此，我特地把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一句话作为开篇当作“劳动创造财富”这一观点并非仅是马克思的观点――这么说是因为，许多人对马克思的观点持否定态度――它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的观点的依据，甚至是理论基础。今天在此再引用一遍，作为约翰•洛克有“劳动创造财富”这样观点的佐证：&先有洛克（也许是受了新世界殖民地繁荣景象的影响），继而是亚当•斯密，他们都坚持，劳动和辛劳根本不是贫穷所专有的，也根本不是贫穷对无产者的惩戒，相反，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三，“最后这一路传统里坚持‘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才能反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或‘劳动有可能不创造财富’”。我确实未见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他们有这样的论述，而且以我的理解认为他们也不会持这样的观点，因为人的劳动可能无效，甚至可能会毁灭财富。由于，茅于轼在最近一篇文章《与薛涌商榷》中是这样说的：“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我认为，这样的句式，前面是对“企业家创造财富”的肯定，即：企业家这个整体是创造财富的；后者是对“工人创造财富”的怀疑式否定，即：工人这个整体可能是不创造财富的――强调不创造财富，与作者所说的是否“全部劳动都创造财富”的意思并不一致――如果说话时语气重的话，那就是一种否定。而这也符合茅于轼一贯立场。所以，作者认为“洛克也不会反对‘商业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样的简短观点。”未免太过武断了一点&这么说可能有人会指责我有某种偏见，理解的未必准确（同样使用了“未必”这个词。如果，说话时语气重的话就是否定，即不准确）。不过，这不要紧。我想，茅于轼或许更应该提供“劳动不创造财富”这一观点的依据和合乎道理、逻辑且能自洽的论述。因为他在《财富是这样创造的》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恰恰是在“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其立场是一贯的。这说明作者，或者自己在断章取义，或者是选择性遗忘，当然也有可能他真的没看见茅于轼这样的说法。不过很不幸，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作者在为茅于轼辩护的时候，实际是对他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即：他也认为“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这样的观点是不对的。&很遗憾，不知是什么原因，茅于轼自己似乎也遗忘了这一经济学的创举（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创举）。因为，茅于轼在《与薛涌商榷》中为自己 “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的观点做了辩解，但却没有提到 “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这句话，也许他自己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可辩解的余地。&另外，关于“交换创造财富”的观点我也很想看到他是怎么论证的，因为他说这个观点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并说“我提供的理论就是交换创造财富”（《交换创造财富》）。也就是说他的这个观点是原创性的，但我未看到过他的论述。不过，他现在好像又改口了，他说，“这（交换创造财富）并不是我的发明的。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讲的。我不过用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与薛涌商榷》）即便，我们不对所谓的 “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否就意味着原创去咬文嚼字，那我想至少他应该告诉人们，他是怎样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总结、分析的，以便我们学习、研判。&如果，把财富理解为“人所创造的有用之物”，那我想不难理解“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我很难理解“交换创造财富”的说法。因为，一块布即使交换一千次、一万次它还是一块布――财富并不会增加。但如果，把财富理解为“物资和货币”，那确实，通过交换，货币可能会增加（但实物并不增加），也就意味着财富可能会增加，因而据此说“交换创造财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又有了另外一个问题：“劳动创造财富”和“交换创造财富”中的财富是否是一个意思吗？ &我理解，交换的意义首先是需求的互补（我想这也是最初交换产生的原因，现代社会的交换只不过是把互补性给掩盖了而已。我们一般不会把用钱去买东西理解成用自己的劳动或劳动剩余去交换别人的劳动或劳动剩余――我觉得，现代社会劳动和劳动剩余之间的区分也被混淆了）。它使得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劳动剩余拿去换取自己需要而缺乏的东西。有了交换以后，人们的劳动剩余不再像以前只能被抛弃。也就是说有了交换，才使得人的劳动剩余有了价值。而货币的出现，又使得人们可以把劳动剩余积累起来形成财富――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是货币创造了财富――而不再像以前消费掉、抛弃掉。因而，如果说，交换和货币的出现激发了人们有了对必需性以外的欲望，从而刺激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动力，使得财富得以积累和快速增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也要知道，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人们的劳动创造物――产品。也就是说，没有交换，人们就不会有创造财富的动力，而没有劳动则交换就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末。&如果说，交换或商业的意义（除去互补性需求以外）在于，它激发了人们有了对必然性需求以外的欲望，而这会刺激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从而促使人们去积极地去创造财富。我想这是容易理解的。并且，这并不贬低交换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认为“交换创造财富”则会贬低或侵占劳动的价值――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作用――还会掩盖交换的真实作用和意义。所以，要了解和分清每一事物的意义和作用，没必要混淆。混淆反而容易极端，比如，如果一定要争论“劳动和交换”谁创造财富，就等于把原来并非矛盾的事物变成了矛盾关系，就容易引发这样的情况：强调劳动造财富意义的人就自然会去贬低交换的作用（包括对资本和资本家，以及富人等），而强调交换创造财富意义的人就自然会贬低劳动的作用（包括对劳动和工人，以及穷人等）。这除了制造不必要的矛盾，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提供依据以外，没有什么好处。因而，以上这两种情况，无论那种都是在制造贫富矛盾，把它们极端化都是灾难。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会导致奴役。前者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而后者可说是我们正在经历（我会在以后以“另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为题写一点感想）。&我想，让不同的事物各就各位，我们去探究他们的作用和意义，恐怕才能比较好的避免因它们被混淆而产生的混乱。&另外谈两点与本文有关的话题：&1.我注意到，有网友（茅于轼的支持者）声称，矫枉必须过正，并以此支持茅于轼对劳动的贬低（无论如何，他的观点实际上是贬低了劳动）。但我认为，矫枉过正只是一般原则，是粗放的、原则性的。其还涉及“过”多少、“过”多久的问题，太“过”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像一个人骑自行车，其实始终是在左右摆动，不可能完全不摆动。但骑得好，则左右摆动小，也就平稳。不会骑，则会左右摆动很大，要么向左面倒，要么向右面倒，摇摇晃晃得走不了多远。更何况，现代理论的发展，也为社会向前进步提供了许多修正的方法。依然抱着矫枉过正的粗糙的行为意识，则会出现 “说矫枉过正，却只求‘过’不求‘正’”（拙文《“讳疾忌医”与“文化无高下”》）的情形。其实，在现实中，在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尤其在政治立场上，则更是越“过”越“正确”、越“坚定”――要么“极左”，要么“极右”。&可以说，茅于轼说“交换创造财富”“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就是基于这种矫枉过正的理由，他说：“在中国的条件下，一直只说工农创造了财富，很少说企业家也创造财富，甚至还灌输企业家是剥削者的说法。这很需要纠正。”“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茅于轼《与薛涌商榷》）也就是说，茅于轼的这些观点，并非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某种政治立场，因而它难免不偏颇。&2.有人用“好资源”这类说法来贬低劳动的意义，认为财富更在于资源是否“好”，比如，稀缺资源、贵重金属等。但这是一种误解，资源的稀缺性意味着获取它们需要更多的劳动，而资源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资源是大家都可以自由取用的。也就是说，资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其价值取决于人们在获取它的时候的劳动量（国家垄断资源实际上是掠夺，而资本家用合法的资本买断部分资源的情况可能稍复杂一些）。就像挖金矿是一件既辛苦又危险的工作，获取哪怕几克黄金都需要付出很多劳动，所以金是昂贵的；而真正对人有用的“好东西”，如空气，反倒是免费的，因为获取它不需要劳动，而且无论国家或者资本都可说是无法对其垄断；还有水也是差不多如此――水本身也是免费的，但由于有人为人们提供了用水便利，如自来水，它才有了价值，而这个价值同样源自劳动。我想，这也是亚当•斯密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的意义。&最后，我还想知道，茅于轼是如何做出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减少了的判断的，因为他好像不止一次说过，“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减少了，财富却增加了”这样的话。并且，我也想知道，他在说劳动不创造财富时，他说的“劳动”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人们为了维持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所从事的辛苦劳作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一方面应该明确――因为我们现在在使用劳动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说明他对“劳动创造财富”的理解有误。&我说的这些或者是常识，或者是我对一些基本常识的理解。但我并非学经济学的，因而专业知识必定不足，也就难免出现谬误，所以我非常希望看到茅于轼及其拥护者，能对他们的观点有令人信服的论述。&&2012年4月16日 星期一&&说明：本文中我所说的“劳动”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劳动和工作是有区别的，只是现在人们基本是把劳动和工作等同起来看了，只有在讨论一些更深层的问题时，才需要区分劳动与工作的不同。&附：1.茅于轼：财富是这样创造的2. 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 3. 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欢迎光临我的博客： &
用手机看帖文，请扫一扫。用微信/易信等扫描还可以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延伸阅读|最新热帖
[榔头榔头]
[心头灭却]
[虚云道长]
[心头灭却]
[可怜猫在哀嚎]
[lmdl6916]
[细雨天雷]
有启发就赞赏一下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0:52:01 &&
茅于轼：财富是这样创造的&16:47:00&&&&&&&&来源：城市经济导报&&&&茅于轼，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著名桥梁专家。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85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我们致富》等。　　一袭浅灰色朴素的大衣，这位82岁的老人在夫人的陪伴下入场。离讲坛还有十步，掌声早已雷动。　　10月28日下午，在了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一楼报告厅内，茅于轼满脸依旧睿智平和的笑容。步上讲坛一个谦逊礼貌的鞠躬，落座，连过道都加满凳子的报告厅里随即鸦雀无声，等待着聆听这位老人的智慧。　　茅于轼，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经济学家之一，他的很多言论总是引起大众的关注，引起媒体的争议。　　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腐败。　　倡廉租房应该不设独立厕所，只设公共厕所。　　保证粮食安全不用守住十八亿亩土地的红线。　　……　　这个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的人，无论他的言论多么备受争议，但都依旧以一个经济学人的身份，密切关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发表自己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声音。　　在这个充满凉意的深秋季节，高新区的这个报告厅内，三点开始的演讲，刚过两点半已经座无虚席。　　“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茅于轼一贯的以让人惊奇的论断开始了这次演讲。而大厅内微微一阵骚动，嗡嗡的私语声之后，大家都屏息凝神，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会不虚此行。　　开放的成果　　“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　　茅于轼用颠覆着我们惯常观念的方式开始了他的演讲，但是，一切的论述却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开始。　　中国改革的三十年，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在他感觉是中国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变化。而这个巨大的变化表现为财富的增长。我们现在的财富增长速度非常惊人，数量非常大。与三十年前相比，财富生产总量增加了16倍，同时人口增长了大概45%，因此人均财富增加为12倍。　　“也就说，我们现在一个月的消耗等于过去一年的消耗！”他说，这个变化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就必须思考财富是怎样创造的，“百分之百是受西方的影响！”　　茅语一出，撼动了全场听众的心，也勾起了大家的求知欲。茅于轼开始引领大家回顾历史。　　中国的历史几千年，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过去了175个年轮。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惨败于英国沦为被殖之民，才打醒满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这个认识对一直自认无敌于天下的天朝大国而言是极其痛苦的，落后了要鞠背屈膝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更是异常痛苦的过程。　　相较日本明治维新，他们经历得比较顺畅，很快就向西方学习了。我们要不要向西方学习？中国当时争议很大，现在照样在争议。　　“照我看来，中国近代的进步，从1840年开始，我们慢慢进步到今天，我敢说，百分之百受西方的影响，换句话讲，如果把中国和西方隔绝起来，没有任何的思想文化、人员、商品的交换，是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发展的。我们现在更清楚，我们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全部都从西方学的。从政治上讲，我们现在有人民代表大会制，不管这个是代表到什么样的程度，慈禧太后时是不会有代表大会的。现在这个说明我们现在这个来源是受西方的影响的。”　　茅于轼说提出这些并不是要丢掉国粹。　　我们的文化几千年，从孔子到黄帝这个理论，还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可能还活在秦始皇的朝代。西方对我们的影响也有坏的影响，这个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去其糟粕。　　　　交换是创造财富的　　中国的改革从历史上看，是社会阵营国家中最成功的。下一步会怎么样是未可知的事，但这三十年来我们确实享受到了成功。那么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财富的创造？茅于轼开始切入核心议题。　　“因为我是研究经济的，我从财富创造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财富如此蓬蓬勃勃地增长起来？我的结论很简单，就是交换创造财富。这样一个结论也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茅于轼说。　　全局性地回顾人类发展。从人类出现文字，出现国家，再到经济上出现农业，从此人类生活有了保障，变成一个固定的农业社会，有了固定的社会制度，有了国家，发展了文明。然而这个发展是非常缓慢的。　　在茅于轼看来，人类社会十八世纪末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发展了交换，有了市场。　　“以我们过去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市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但是它是靠市场来推动的，它本身如果没有市场的话，它对财富的生产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它本身也得不到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的背后，也是市场的推动，市场制度之间的数据交换，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交换创造财富，不是劳动创造财富。”　　茅于轼认为，交换是平等自由人之间的经济活动，这个活动必然给双方带来好处。因为交换就是实现比较优势，大家的优势都发挥出来了，没了劣势。因此交换是创造财富的。　　“我们现学的理论就是资源配置优化，香蕉不要在广东吃，拿到北京拿到西安来吃，资源优化了财富就创造了，交换创造财富。因为所有的交换都是使双方得利的，不管是什么交换只要是双方同意的话，它就是有这个特点。”　　听众中很多人已经露出了凝思的表情，但专注的目光兴奋异常。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1:14:40 &&
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李华芳茅于轼获得2012年加图研究所（CATO&Institute）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Milton&Friedman&Prize&for&Advancing&Liberty）的消息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试图澄清一些显而易见的误解，并解释茅于轼获得这一奖项对中国的积极意义。1&什么是弗里德曼奖？&大部分误解是由于未仔细阅读关于弗里德曼奖的说明及茅于轼的获奖理由所致，所以从奖项开始介绍，呈现更多真实的细节，会助于澄清部分误解。该奖项全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2001年同意加图使用他的名字设立这个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推进人类自由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个人。奖项是两年发一次，2002年是头一次颁奖，发给了英国经济学家鲍彼德（Peter&Bauer），其后的获奖者包括2004年的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de&Soto），2006年的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瓦尔（Mart&Laar），2008年委内瑞拉的学生运动领袖郭学权（Yon&Goicoechea），以及2010年伊朗作家、记者甘吉（Akbar&Ganji）。茅于轼是今年的获奖者。从上面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奖的重点是奖励推进自由的个人，而并不局限在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家、或者作家。从上述获奖者也可以看出，推进自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表现政治上的领导力，也可以是通过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还可以是通过普及学术推广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2&争议茅于轼&关于这个奖项的介绍实际上能打消大部分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因为这些争议实际上是对奖项不了解所致。比如说第一种批评意见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这种声音认为茅于轼对经济学的进展没有贡献，所以发奖是发错了。但其实这个奖项和学术进展本身关系不大，属于打错了靶子。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评价茅于轼的经济学贡献，但我认为即便是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也有两个必须要考虑到的约束条件。首先，茅于轼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所作出的贡献，应该和当时的经济学水平相互对照，以便考虑到其提倡的经济学数理化的影响和意义。其次，在学术评价中始终存在关于评价标准的争夺，顶级期刊、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我并不反对，只是好些“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自己也不过是贩卖些陈腐的东西，硬要来指责做普及工作的没有自己“陈腐”得高级，倒是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以推进个人自由的效果而言，就目前的中国来看，前沿研究重要，但普及工作也并非可有可无。两者实在是应该齐头并行的。如果批评普及性的工作能推进对前沿研究的进展，那么这种指责大概还有些道理，否则就未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了。另外一个值得细说的问题是茅于轼的普及工作出了问题，实际上并不推动自由，那么这样的指责或许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稍后我将指出在此问题上多数是以讹传讹所致。另一种批评茅于轼的观点认为茅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由于中国强大了，西方才颁奖给他的。这种说法本来不值得一驳，因为这是一种没有逻辑和证据的说法。所谓空有屁股坐定、脑袋却空空如也。奇怪的是，这种说法尽管非主流，但还是有一些市场，所以要再来说一说这种观点谬在何处，以便读者知悉。关于茅于轼获奖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西方才给予特殊关注”这种说法要成立，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弗里德曼奖的所有颁奖都是因为获奖者所在的“国家强大了，西方给予特殊关注”才行。很可惜，这一无稽之谈甚至都通不过第一轮检测，因为第一个获奖者鲍彼德来自英国，获奖更多是因为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英国的地位其实看起来是衰弱而不是“强大了”。而委内瑞拉和秘鲁也断然是称不上“强大”。值得检讨的是这种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曾经严重损害中国的外交利益，也在冷战中使美苏都遭受重大损失，已经是国际政治中极为猥琐和落后的思想。可喜的是这一声音正逐渐削弱，正常的贸易和邦交思维占据了正道。开放才能拥抱全球化，“阴谋论”、“筑墙自闭”还没有被完全淘汰，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害怕自由的拓展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设置的一些障碍，还猥琐的将此念头表达为西方的阴谋，以阻挡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步伐。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早日打破这些障碍，茅于轼获奖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3&自由主义问题对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解释，并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解释的。不过有一种批评意见值得提及，这种意见认为茅于轼的普及工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其方式反倒是违反自由主义的原则，是损害自由主义的声誉的。这也是上面提到过的对茅于轼普及工作的争议。例如对茅于轼曾经的一个说法“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薛涌就认为这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英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洛克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薛涌单方面挑战茅于轼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7年，我其实看不出两人在理念上有多大的矛盾，而往往是因为个别词语的使用被放大了分歧。我同样留意到一个事实是茅于轼并没有真正回应过薛涌。以“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引发的争议而言，其实与茅于轼一贯被人断章取义有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与“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前者，这一论述表明有些劳动不创造财富，但与后者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针对后者的抨击对反对前者的观点，是风马牛的做法。有意思的是这在评论圈并不少见。论证“劳动能创造财富”是洛克曾经的观点、甚至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观点并且被辉格党人利用过，要如何能够反对茅于轼说的“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观点呢？这一条逻辑链上要证明以下几件事：首先，洛克必须是全无争议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其次劳动创造财富是洛克说过的，并且被英美自由主义加持；最后这一路传统里坚持“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才能反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或“劳动有可能不创造财富”。那就从洛克谈起吧。洛克对“劳动”是有特别的说明的，是指劳力作用于某事物并改变其自然状态，这称之为“劳动”。而洛克之所以提及这个“劳动”，乃是要说明个人财产之由来的问题。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劳动但不需要财产，只是有这种拥有财产的“权利”。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展，主要是自然生长率条件下的人口增长，使得人要储备一些“多于必需”的以应对风险和养育后代，剩余的概念开始兴起，专业分工和交换是人类扩展秩序的体现，货币成了洛克眼中社会契约的绝佳代表，而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的财产。可以说从理论上，洛克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劳动并不创造财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不创造财产，因为在所有劳动产出全部满足于生存的条件下并没有必要去界定财产权。而只有当人类走出自然状态，在社会契约条件下劳动创造的财产有盈余去交换才使得财富集聚增加，但这里头对洛克来说，更看重的是财产权及交换对财富增加的作用，并非特意强调劳动之作用。现代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对洛克的态度是转向更细致的讨论，比如洛克虽然提出早期的“三权分立”思想，但其中立法分支对财产的潜在危害与人们互信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调和等是讨论重点。也就是说，在劳动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上，洛克并没有说过“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洛克也不会反对“商业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样的简短观点。薛涌花了很长的篇幅说明辉格党人的历史，借以论证自由的拓展。问题在于这似乎与“劳动能不能创造财富”这个观点之间关系不大。尊重劳动的传统，可能从另一个路径来理解会更明确。追溯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到卡尔•马克思这一思想传统，你当然能看到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但斯密到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却主要是对分工和交换的强调，这一路传统对劳动价值论当然不热衷，但也不至于走到“所有劳动都不能创造财富”的极端境地。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传统也已经表明“劳动创造财富”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并不表示自由主义理念放弃了“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正如鲁滨逊的世界里，劳动回归到自然状态中，并不创造财富；也如在计划经济里劳动的价值被计划抑制而无法真正创造财富，直到市场交换极大拓展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果支持商业创造财富的观点，如果也承认不是“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那么这和茅于轼的观点又有什么差别呢？一下子将茅于轼的观点极端化成放弃“劳动创造财富”，到底又在反对什么呢？用辉格党的历史来否证今天中国的现实，可能有意义，但更多是穿越带来的喜感。茅于轼所言“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应放在计划经济影响根深蒂固的中国语境中来理解，强调商业的力量，而对劳动价值论报以警惕，无论如何是不为过的。这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念也是契合的，看不出来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值得一提的是对交易而言，经济学通常默认的前提是自愿交易。而反对在垄断前提下、尤其是政府垄断的前提下的“交易”，主要不是说盲目崇拜交易，而是反对垄断。将反对东印度公司理解成反对交易，这种理解本身是需要被反对的。我就简单提及下东印度公司。所谓“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来叫做The&Honorable&East&India&Company或称&“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East&India&Company），但它之所以能做印度贸易是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了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多年的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而辉格党人反对的主要是这种皇家特许垄断，对从印度“交易”来的香料和咖喱他们还是欢迎的。“反垄断”和“盲目崇拜交易”，显而易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并将“反垄断”加上“盲目崇拜交易”的名头，是无论如何也不合适的。这种方法也恰恰是薛涌所反对的在普及自由主义过程中“普及出错”的方法。我同意在经济学的普及中要尽量说出对的东西，尽管一个人无法保证其口吐永恒真言，却至少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和“张冠李戴”。我也同意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片混乱，但是哪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传播不是一片混乱的过程。自由主义的传播某种程度上只能是混乱的，因为一个开放竞争的体系注定不可能产生永远正确的思想。我还同意科斯说的中国缺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而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除了要挣脱来自管制者的束缚外，不要“断章取义”和“歪心曲义”恐怕也很重要。4&茅于轼获奖的意义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加图研究所给茅于轼发奖的理由吧。尽管有诸多的争议，却没有多少人有耐心读一读获奖的理由，这多少凸显了评论界的尴尬、低劣和不专业。加图研究所开宗明义说茅于轼是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这个83岁的经济学家以倡导公开透明的政治体制著称，也是推动中国民间社会和自由运动的先行者之一。2011年的时候茅于轼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激怒了一些人。乌有之乡称茅于轼为汉奸，并要公审茅于轼，判他叛国罪。更有激进之徒到茅于轼家进行骚扰。加图研究所还提到了茅于轼经常被人忽视的贡献，例如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富平学校这样的慈善机构，以及在山西龙头村实行的小额贷款帮助农民等。他相信个人收入增加有助于个人自由拓展，并投身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写了15本关于市场经济的书，其中《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畅销书，向大众通俗易懂的解释了经济学。茅于轼的作品既帮助公众更好的了解自由市场，也帮助中国政府澄清和缓和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我没有全部列出加图研究所的说明，但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几乎所有的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都是没有仔细阅读加图研究所的说明所致。一个人坚持市场经济理念、坚持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做慈善、以点滴惠及身边的世界，这样的人在哪里都值得尊敬。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是当之无愧的。弗里德曼在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等有幸生在自由社会，对自由的重要性反而意识不到，认为不过是理所当然。所以在飘飘然的西方世界里设立一个强调自由的奖项是极端重要的。茅于轼获奖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在尚不如西方自由的社会里，例如对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尚且承认不足的社会里，一个推进自由的先行者获了奖，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这将激励国人立足自由，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1:18:54 &&
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非常感谢薛涌教授对我获奖（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祝贺。薛涌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见FT中文网刊登的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希望我对此做出回应。&&　　薛涌的批评大概有三点，下面逐条来讨论。&　　首先是我说了“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当然，财富是企业家、工人（甚至还有政府等）共同创造的，缺了谁都不行。但在中国的条件下，一直只说工农创造了财富，很少说企业家也创造财富，甚至还灌输企业家是剥削者的说法。这很需要纠正。&　　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用错了地方。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关键的一点是有了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都不是工人农民做的事。&　　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我们有伟大的劳动者。这个优势世界上那个国家也比不上。我在为苏洪涛写的书作的序言中特别对此作了展开。我也强调劳动必须在市场的环境中才能够创造财富。而中国时时刻刻都有回到计划经济去的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着重强调市场的作用。&　　一个例子就是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争论。大多数人还认为设一条耕地红线总比没有好。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光有耕地是不够的，还需要劳动力。于是也要规定用多少农民去种粮。粮食还要用化肥，所以也要规定必须生产多少化肥。生产化肥还要用电力，于是也要规定必须分配多少电力给化肥生产之用。这不是转向了计划经济吗？这说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还是完成远未完成的市场化建设。这是大多数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　　薛涌批评涉及的第二点，是“交换创造财富”。这并不是我的发明。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讲的。我不过用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经济学中供应线和需求性交叉中的三角形面积，就是交换所创造的财富。而且GDP作为财富生产量的指标也是从交换统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劳动量得到的。当然，交换的背后有劳动的创造。但是劳动最后表现为财富，必定是通过交换。我完全没有蔑视劳动的意思，我要补充的是光有劳动不会有财富。劳动必须结合交换。因为交换指明了劳动该用在何处才能生产出财富来。&　　最后，是不是“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我仍然认为是对的。富人和穷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保护，才能有普遍的收入上升。特别要防止在一个穷人占多数而且有普遍仇富心理的情况下，政府采取“打倒富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政府最有吸引力。“打土豪，分田地”往往是很得民心的，它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获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就是这样起来的。穷人确实痛快一时，社会变得更公平了。可等事情冷静下来后，社会上就没有富人了。社会提倡穷，穷人可提拔，可以入党，参军。三代穷人是最可靠的；和富沾一点边的人都会受排挤，靠边站。任何个人有一点致富的行动或想法，立刻受到批判。国家变成了穷人国。&　　我认为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大家致富，要向富人学习（当然不包括靠歪门邪道致富的人），致富光荣，这是正常社会应有之义。富人也要同情穷人，帮助穷人。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人际关系。可是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就是实行的仇富教育。每次运动都要忆苦思甜，把仇恨集中到富人身上，把他们描绘为剥削者或阶级敌人。然后向他们展开斗争。不少“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在文革时被活埋，仇恨从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个别地方利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民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今天我们要强调：和保护穷人一样地保护富人。也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人权，这方面没有贫富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收入差别既不能没有（不能吃大锅饭），也不能过于扩大。现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已经太大了。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所以我说了“为富人说话”，也说了“要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什么事？就是帮助他们致富，减少贫富间的收入差距。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3:24:23 &&
&从《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说起&文／俗士&&&&& 先有洛克（也许是受了新世界殖民地繁荣景象的影响），继而是亚当•斯密，他们都坚持，劳动和辛劳根本不是贫穷所专有的，也根本不是贫穷对无产者的惩戒，相反，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汉娜•阿伦特《论革命》&最近，看到茅于轼的文章《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在文章他表达了“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的观点。文章是从减税说起的，也谈到了政府应该削减开支的话题，这固然都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详实的数据分析（他文章中的数据似乎更像是举例说明，而非统计数据分析、研判，至少没有说明那些数据的来源），所以无论是关于减税还是削减政府开支的话题，都没有多少说服力，因而并不比一般时事评论家写得更有价值。我想，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有更高的、更深层次的论述。&记得以前他发表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以及富人养活穷人（或者是资本家养活工人。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我觉得它们的意思差不多）这类的观点，这篇文章不过旧话重提而已。&有一个印象，茅于轼的文章常有惊人之语，但却少有对自己观点的论述，尤其是与以往的观点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似乎也不做什么论述。所以，他的文章就给人以观点武断的感觉。而且，他的观点有时候很莫名其妙，不知道其所指。比如“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的观点就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无的放矢之感――谁要打倒富人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了，发展经济、发家致富都是主流思想，不仅官方政策如此，民间意识也是如此――拜金成为主流和时尚，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也都在宣传这种观点。并未听到什么要打倒富人的说法，至少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主流意识不是如此。当然，这些年由于贫富差距太大，贫富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因而有了“仇富”之说。但这种“仇富”其实是仇“富得不公”，以及富人“为富不仁”。人们并不仇视那些凭能力和勤劳致富的富人。如果，茅于轼仅是对极少数的极左人士的回应，我想他一而再地发表类似观点，就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了，甚至给人以故意挑起贫富之争的印象，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力很小，而且也并没有多少人认同，你回应反而是替他们宣传；如果你的观点不严谨则反而授人以柄。&由于，茅于轼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观点总是能形成热点，而且许多人对其可说是膜拜不已。然而有关贫富问题，劳资冲突问题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简单地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学术论述，只是一点感想，或许不够严谨）。&一、关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首先，我并不反对为富人说话，因为我认为只有一种声音是可怕的，所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说话、为中产说话都是无可非议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话要说得有道理，二是说的话要有可依据的基本事实。比如，我前面说的，中国现实问题是“富得不公”和“为富不仁”，这是引发贫富之争的主要原因。如果回避中国事实的根本，指责人们“仇富”，就有些脱离实际。&其次，为富人说话就为富人说话，堂堂正正没有什么不好，而打着什么为穷人办事的幌子则一方面表现出了言说者的内心之怯――理不直、气不壮；另一方面，多少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茅于轼最具影响力的，我想就是他的言论。也就是说，“替富人说话”才是他真正能取得效果的行为，而为穷人办事则更多的是政府责任或政府才真正有能力做的事，经济学家本身并无此能力。因而茅于轼所谓的为穷人办事就可能是一句空话，或者 “替富人说话”的幌子。当然，除了政府慈善机构（善人）也能为穷人办事，但这往往只具有辅助的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补充并不可能成为主导，而且慈善事业是道德上的善行。&那么，茅于轼有没有这样的善行呢？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似乎没有。茅于轼和他的拥护者喜欢把他搞的小额贷款和保姆培训、中介，说成他为穷人办事的实例。但我认为，那些只能是商业行为并不具有慈善性质。因为，茅于轼在《国宝讲坛：茅于轼解析“刘汉黄案”及穷人的出路》中说：“有认识邓玉娇的朋友，可以通知她在困难时可以找我。如果她想办扶贫性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想在富平培训学校培训21天收费600至800元；想到富平家政中心找一保姆工作收取中介费780元。”茅于轼所搞的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在中国应该是非法的，别人搞都是在地下的，而茅于轼如何可以这么公开的宣扬自己的业务呢？他难道获得了某种特权？且不论这点，仅从他所公布的这个收费标准看，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之与慈善相联系，它只表明这几个项目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项目。至于这些项目可能会使穷人收益，那也只是说明它们具有不错的商业价值――投资和消费各有所需。&如果，把这看着是“为穷人办事”，那我也可以说，那些开办各种兴趣培训班的人是在为祖国培养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奉献。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的行为只是赚钱，教育后代只是赚钱的一种手段。再进一步说，我们生活的小区周边的那些家政公司、保姆中介都是在“为穷人办事”，而且他们的收费远低于茅于轼的富平家政中心。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说，在道德上他们比茅于轼更值得敬佩呢？如此这般，难道不是很滑稽吗？&再次，通过我这些年对网络上的观察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还很深刻，那就是：茅于轼的支持者，往往喜欢说“理性经济人”这类的话而很厌恶在经济问题中扯进道德之类的话题，极端一点的就会说商人的目的就是赚钱，道德是道德家的事跟经济无关。但是为什么他们却要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本事”这个问题上，把茅于轼捧成道德家呢？他们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呢还是在打茅于轼的耳光呢？&我想，能支持并使“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一观点得到辩护的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因为富人养活了穷人，所以替富人说话就等于为穷人办事。&事实上，茅于轼就是这样认为的，比如他以前就说过：“如果以后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都学习邓玉娇向富人动刀，富人都杀没了，谁来养活穷人？”问题是，这种观点能站得住脚吗？&二、关于富人养活穷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通过辛苦的劳动获取维持自己和家人生命，以及繁衍后代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之为“必需”或者“必然”。必然性是对人奴役是最严酷的奴役，也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辛苦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摆脱了必然性的奴役，人才可能获得自由，即所谓的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但是，虽然这种奴役非常严酷，这种状态下，人只被自己的及家人生命需求所奴役。&后来，出现了奴隶。奴隶受到必然性和奴隶主的双重奴役――奴隶主剥削了奴隶的部分乃至大部分劳动成果。但奴隶主，为了让奴隶做更多的劳动，会提供给奴隶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还可能包括其家人的生活必需。可是你不能因此说，是奴隶主为奴隶提供了就业机会，使得他能养活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能说是奴隶主养活了奴隶――也许事实恰恰相反，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奴隶不仅为奴隶主提供了必需的物品，还为其创造了财富。&再后来，出现了资本和工厂，以及资本家和工人。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劳动，那么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亚当•斯密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为赡养家属，即使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夫妇二人劳动所得，也必须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他还说：“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著名的《国富论》，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从这点看，今天中国不仅存在最低级普通劳动者的报酬过低的问题，而且，许多白领的收入也很堪忧，因为现在有许多白领不敢结婚、不敢生育。当然这恐怕不只是劳动报酬的问题，还涉及到整个社会。在此就不赘述。&显然，工人到工厂劳动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比自己以往――自然状态下或当奴隶――更多的报酬，而非寻求被收养。事实上，他们只是把工厂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场所。同样，资本家开办工厂并雇佣工人，也只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要收养工人，只是他们必须雇佣工人，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投资赚取利润。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目的，如果资本家赚不到钱，同时工人也不接受他们降低工资的要求，他们就自然会关闭工厂；相反，如果工人觉得自己所得的报酬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雇主也不愿意增加他的工资，那么他就可以选择离开。&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现实社会往往被到劳动者权利，以及失业和破产等问题困扰，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表达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补、互相依存的关系，而非寄生或依附的关系。并且，无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的观点都会把其中一方置于某种道德高点，而成为批判、蔑视另一方的依据，而这是很危险的。&可以说：把前者极端化――把劳动神圣化并否定资本的价值（如把资本家看成寄生虫、完全的剥削者）――就会导致以前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把后者极端化――把资本神圣化而否定劳动的价值（把劳动者看成依附于资本家）――我想就是导致资本对人们的奴役（事实上，今天我们就处在这种危险之中），甚至会重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那些非人道事情（事实上，已经发了，比如：职业病问题、过劳死问题、黑窑奴问题，等等）。&茅于轼“替富人说话”可谓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暴露自己对经济学的无知。比如他说：“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断地教的马克思理论，连很多简单的逻辑都讲不通：为什么用一头羊换一匹布，因为这包含着劳动相等，这很奇怪，既然劳动相等我为什么拿羊换布呢？我自己生产一匹布就行了嘛。”这话本身就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说明他对交换及交换的起源缺乏认识。尤为可笑的是，他以为交换物“包含着劳动相等”是马克思的观点，似乎这样就可以进行贬低和嘲讽了。但事实上，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第五章）&一个问题很值得思忖，为什么茅于轼们要把资本家赋予某种道德意义，把他们置于某种道德高点？这显然与他们所倡导的经济理性不相容。我认为，其实他们并非不要道德美名，而只是不愿意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三、交换创造财富&茅于轼说：“‘交换创造财富’，是我对于经济学理论的一个贡献”（《国宝讲坛：茅于轼解析“刘汉黄案”及穷人的出路》）。在之前，我们都知道并认同“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这几乎是定论――不仅是马克思，之前的约翰•洛克、亚当•斯密也都是这样认为。而且，这也符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知。&可以说，茅于轼提出这个观点是颠覆了传统――他自己也说：“这个结论跟我们过去学的劳动创造财富是不同的。”――着实惊人。然而，他的论证却非常简单，还可说是有点不知所云，他说：“其实这个结论非常容易理解，没有任何重大的问题。道理很简单，如果这两个人是平等自由的，他不受约束，他可以自己选择参与交换，也可以不参与，跟你交换或者跟他交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做出的决定，他愿意交换，证明这个交换对于他有好处，双方都感觉对自己有好处，必定有财富的创造，如果没有财富的创造，我只好说你吃亏。好像赌钱、赌博，那些加起来等于零，零就是输的，没有财富创造。现在两个人都知道有好处，这不是有财富的创造吗？”（茅于轼《交换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段话能够成立的唯一可能就是：茅于轼把财富等同于金钱了。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低级的严重的错误。&我个人非常敬佩那些能提出与众不同的具有原创性观点的人，但问题是，这类观点要想获得认可要有详细的能够自洽的有说服力分析和论述（如果只是新的观点，与传统并不冲突，那我想也许能激发人们的共鸣也可以，但挑战传统或权威的观点则必须要有论证，否则，就可能成为信口开河）。&由于，我没有看到茅于轼有具有说服力的论述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我想所谓的“交换创造财富”的说法，也许就是信口开河。&除了“交换创造财富”外，茅于轼还说：“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后来又进一步发展成：“劳动是不创造财富的！”（《财富是这样创造的》）然而，我仍然看不到这样惊世骇俗的观点是通过什么方式论证的，也不知道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样一个没有依据和论证的观点，竟然一次次被学界和媒体推荐，引发热议和推崇，这一现象是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的――学术问题需要详实的论证而不能仅凭敢说。&最后，重申一下：对过去极左的否定，并不应因此而走向极右。无论对劳动还是资本，我们都不应当把它们神圣化。同时一定不能把劳动者和资本家（或者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定义成谁养活谁的关系。这样会使原本的互利、互补、互相依存的关系变成寄生或依附，甚至敌对的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可能是导致冲突和奴役。&&&&2012年3月30日 星期五&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3:50:37 &&
茅于轼：与薛涌商榷　　非常感谢薛涌教授对我获奖（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祝贺。薛涌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见FT中文网刊登的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希望我对此做出回应。&&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3:53:10 &&
民主就是这样来的.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3:58:35 &&
13:20:45 的原帖：保护富人；保护他们剥削穷人，穷人会变富？这是新时代的神话。不管怎么说，茅以轼已经成为私有化的神风敢死队员。没有人冤枉他。他的话就是那样说的。1.保护富人（合法致富）本身没错，错在把保护富人是为了穷人；2.私有化本身也许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私有化，如何保障在私有化过程中能够兼顾到各方利益。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3:59:40 &&
“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没有劳动，财富铁定产生不出来！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4:00:14 &&
合法财产&当然要保护了！早日&&希望&民做主宪政&司法独立&军队国有化&！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4:05:52 &&
好文。所谓的“矫枉过正”，是典型的毛氏思维。我觉得，此茅老人家和彼毛老人家在昏聩和僵化上是类似的。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14:09:07 编辑过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4:10:08 &&
鲁迅所说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对他们再合适不过了。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4:11:07 &&
如果，把财富理解为“人所创造的有用之物”，--------------------------财富是什么？？？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4:26:10 &&
劳动创造价值，交换体现价值。这是‘马与白马’的关系！白马是马，马有白马，而不是‘马非白马、白马非马’。用交换抹杀劳动价值，是资本家的歪理邪说，是原始资本主义、等级资本主义的立论基础，这个理论就是用来对抗社会民主进步的！茅于轼坚守这个立场，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歧途。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对抗性矛盾的膨胀，都源自于中国社会改革中过分庇佑资产阶级、实施资产阶级专政所致。
| 只看此人
| 不看此人
14:36:40 &&
晕，你们争个屁啊，财富的最基本基础就是粮食，你们不劳动交换出来粮食给我们看看~~~~，这也要争，你们昏头了~~~~~
共 11519 次点击，40 个回复& 1
本版块主题总数：3007073 / 帖子总数：
今日论坛共发帖：3779 / 昨日发帖：31454 / 最高日发帖：75754
跳转论坛至：
╋猫论天下&&├猫眼看人&&├商业创富&&├时局深度&&├经济风云&&├文化散论&&├原创评论&&├中间地带&&├律师之窗&&├股市泛舟&&├会员阅读&&├史海钩沉&&├舆情观察╋生活资讯&&├杂货讨论&&├健康社会&&├家长里短&&├旅游时尚&&├职场生涯&&├咱们女人&&├家有宝宝&&├消费观察&&├房产家居&&├车友评车&&├猫眼鉴宝╋影音娱乐&&├图画人生&&├猫影无忌&&├影视评论&&├网络剧场&&├音乐之声&&├网友风采&&├猫兄鼠妹&&├笑话人生&&├游戏天地╋文化广场&&├菁菁校园&&├甜蜜旅程&&├心灵驿站&&├原创文学&&├原创小说&&├汉诗随笔&&├闲话国粹&&├体育观察&&├开心科普&&├IT 数码╋地方频道&&├会馆工作讨论区&&├凯迪华南&&├凯迪西南&&├海口会馆&&├凯迪广州&&├凯迪深圳&&├北京会馆&&├上海会馆&&├河南会馆&&├苏州会馆&&├贵州会馆&&├杭州会馆&&├香港会馆&&├台湾会馆&&├美洲会馆╋凯迪重庆╋站务&&├站务专区&&├企业家园&&├十大美帖&&├视频创作&&├商品发布
快速回复：[原创]“劳动不创造财富”与“交换创造财富”
本站声明：本站BBS互动社区的文章由网友自行帖上，文责自负，对于网友的贴文本站均未主动予以提供、组织或修改；本站对网友所发布未经确证的商业宣传信息、广告信息、要约、要约邀请、承诺以及其他文字表述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等不作任何担保和确认。因此本站对于网友发布的信息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网友间的任何交易行为与本站无涉。任何网络媒体或传统媒体如需刊用转帖转载，必须注明来源及其原创作者。特此声明！
【管理员特别提醒】 发布信息时请注意首先阅读 ( 琼B2-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