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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在高温下蒸发，是目前研究的热门课题， 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煤的燃烧，氮氧化物主要来自高温燃烧过程。天#猫美国进口普卫欣提示：雾霾天气出行记得做好防护、炊事、烧烤等也都有影响、水泥等工业生产过程和风沙扬尘等，就会产生氮氧化物。如烧煤炭、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非水成物使大气混浊，视野模糊并导致能见度恶化，特别是重工业城市。只是以前没意识到而已。 很多年就有了、烧垃圾等都会产生氮氧化物。氨气主要来自养殖业、农业生产。此外，风沙扬尘，电视台一报道，大家就都知道这么回事了。雾霾（wù mái,英语表达为smog/haze）是雾和霾的组合词。雾霾现象常见于城市。中国不少地区将雾并入霾一起作为灾害性天气现象进行预警预报，统称为“雾霾天气”，如果水平能见度小于10000米时，会造成视程障碍.雾气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对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危害很大。 大气细颗粒物主要来自直接排放的污染源和排放的污染气体二次生成。直接排放的细颗粒物主要来自如钢铁。厨房炊事如炒菜。所谓二次生成的细颗粒物。直到PM2，只要有燃烧发生，然后通过网络，媒体的传播，才有了对雾霾的重视。2013年 雾霾 算是年度关键词、燃烧，都会产生有害有机气体和有机颗粒物，主要是由污染源排放的污染气体，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气、有机物等在一定天气条件下生成的，这部分细颗粒物的生成机制非常复杂.5曝光、烧秸秆、工业生产和自然排放雾霾，是一种特殊的天气现象。指空气中的灰尘、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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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击雾霾，市场能做什么、政府该做什么
復旦管理学家圆桌谈
阻击雾霾，市场能做什么、政府该做什么
文汇报记者 叶松亭 第6版　　半个月前上海的“雾霾危机”令人记忆犹新，霾污染本周卷土重来。2013年的“平安夜”，笼罩中国许多城市的不是华灯，而是灰霾。12月24日，北京市、河北、陕西多地发布霾黄色预警，江苏省13个城市“受灾”……在霾危机下，政府部门应如何作为？社会组织与民众如何建立与政府的互信合作机制？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如何重新布局？本次论坛，我们邀请五位在环境科学、产业经济、公共政策等专业上素有研究的学者，共同探讨这一沉重话题。　　世界工厂与雾霾国度　　每一个世界工厂的背后都对应了一个雾霾国度，共同原因在于能源的过度消耗，而能源消耗的背后，则是经济社会的产能过剩问题。　　记者：雾霾不仅发生在中国，1943年洛杉矶发生雾霾，从此以后，当地居民经历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雾霾之战。1952年，伦敦雾霾，白天伸手不见五指，水陆交通几近瘫痪。历史以其惊人的相似性将这一幕在中国重演。似乎每一个世界工厂背后，都有一个雾霾的国度，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我们仍然在重蹈覆辙？　　包存宽：每一个世界工厂的背后都对应了一个雾霾国度，共同原因在于能源的过度消耗，包括燃烧煤炭及油品在交通工具和企业生产中的应用。而能源消耗的背后，则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产能过剩问题。　　过去十年，建材、电力等行业均飞速发展。十五期间，从北部湾到丹东，沿海各地集中力量发展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钢铁和装备制造等高消耗、高排放和资源依赖型的产业，即“两高一资”的产业在中国沿海各地“遍地开花”。在发达国家，类似的项目往往高度集中、强调规模效应，但在国内却很难做到。　　罗云辉：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地的雾霾产生的原因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之处是，我国在短短几十年里，由一个落后农业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特别是汽车、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是作为需求力量拉动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背后都是钢铁、水泥和电力的消耗。伴随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消费结构也经历了几次排浪式递进：各个时期的典型消费品对应老三件、新三件、电子信息产品等。2000年以来，典型的家庭消费集中在汽车、住房、出行。典型消费品的特性是需求收入弹性大，其需求增长率远高于收入和经济增长率。汽车、住房和出行需求增长对应了石油石化、钢铁、水泥、电力需求的高增长，由此也拉动了能源消耗和排放的高增长。这里提供一组数据：我国的轿车产量，由1997年的150万辆左右，增加到近几年每年2000万辆以上；平板玻璃产量，由亿重量箱增加到亿重量箱；水泥由亿吨到亿吨。我国去年GDP占全球的比重大概9%左右，但钢材消耗占到36%，人均每年500多公斤；水泥消耗占全球45%；煤炭占到30%。　　1943年洛杉矶雾霾、1952年伦敦雾霾，也都对应了各自国家和重点城市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工业化快速推进，GDP增长，人均收入快速提高，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大幅增加。这就是说，工业和经济增长导致消费结构升级到以汽车和住房占支出较高比例的阶段，是各国在同一阶段雾霾天高频率出现的一个重要共性原因。　　另一方面，在我国，雾霾天不断出现，也和国内能源价格相对偏低有关。二氧化硫的重要来源是燃煤，而我国三分之二左右的电力供应由火电提供。尽管煤炭价格已经市场化，但上网电价仍然受控且相对偏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不愿进入发电领域的事实可说明这一点，因此也对应着偏高的燃煤消耗量。　　长三角和京津冀两地雾霾产生的不同原因是，长三角的经济总量更大，而且经济结构中，工业品出口所占比重更高。突出的表现是在产业结构上，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与工业化比率不匹配。在空间结构上，城市化的程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化程度，而且城市功能提升程度低于城市空间扩张程度。　　长三角一带的企业，以往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销售先行、服务先行，在微观企业层面对应服务部门规模较大，且与工业生产紧密相连。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特别是2008年欧美经济危机起，江浙一带大批内贸企业转做出口和加工贸易。这意味着产品从设计到消费的各环节中，设计、品牌运作、营销、物流等服务环节都由进口国企业完成，而国内企业只聚焦于大规模工业定制生产环节，由此消耗大量的能源，产生大量的污染。这一点上，长三角的企业表现的更加突出。　　管锡展：我国的能源价格，是造成长期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中国政府现有的管制机制下，能源价格管制长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　　和雾霾产生相关的能源价格，包括石油、煤炭、电力三个方面。石油和煤炭的价格都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但是上网电价和零售电价是偏低的。以光伏产业为例，制造一块光伏电板所使用的电，要比这块电板在其使用期限内发出的电还要多，从技术效率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无效产业，无效产品，但在中国却是存在的。这是因为，中国的发电价格和国际市场电价的差距太大，虽然国内生产用电量多，但其生产成本足够低，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上，照样可以获利。　　前些年，在整体物价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本来有提高电价的契机。但有关方面出于通货膨胀和其他方面因素的考虑，迟迟没有进行电价调整。2003年至2013年十年间，整体物价水平上涨明显，在物价已经经过长期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再去调整电价，会导致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成本较大幅度地提高。对决策层来说，现阶段再对电价进行调整的难度已经非常大，已经错过了价格调整的最佳时机。　　从“看天吃饭”到“紧急应对”　　如今的环境污染是在过去国家垄断资源的情况下造成的，如今若全靠市场来治理，并不可行。　　记者：面对雾霾，不少地方的环保部门均表示束手无策，“看天吃饭”，期盼出现有利风向。对此，政府部门能否有更积极的应对举措？　　庄国顺：如今的环境污染是在过去国家垄断资源的情况下造成的，如今若全靠市场来治理，并不可行。治理雾霾需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比如，在雾霾严重的天气情况下，开车出行就要成为一种受限的权利。　　早在1998年我就指出，中国的汽车工业要发展，但如果按照美国的模式发展下去，可能给中国带来大灾难。中国的现实国情是，我们承受不了每个人都开车所带来的空气污染的后果。如果没有人愿意放弃开车的权利，按照发达国家的交通模式来运行，产生雾霾最严重的、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更加严重的空气污染可能会导致农业减产25%，整个东亚地区的气候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我认为，雾霾治理最重要的是转变我们的观念，不要把今天的灾难看成是自然界的结果。我们要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才有质量？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是有质量的生活。　　罗云辉：从中央政府层面讲，有一些市场化手段可以推进。　　首先，通过能源价格市场化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这需要打破垄断、重组产业。否则人们有理由担心放开价格管制后形成另一种价格扭曲。　　其次，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刚才提到，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口工业品比例高——2008年的时候，净出口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近9%，相当于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经济总量，这几年有所下降，这和我国汇率的非市场化有关。反过来，如果能实现汇率价格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将可以改变这个局面。我们欣喜地看到，不久前央行主要负责人明确表示：“央行将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市场干预”。另一方面，我国存款利率尚未市场化，对于银行而言，成本偏低，使得银行对贷款流向相对不敏感，于是部分贷款就流向能源强度较高，同时利润率较低的产业。如果能实现利率市场化，就可以让利率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这对于遏制落后产能和污染物排放都有积极意义。　　最后，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对应着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相对弱化。政府直接的经济活动，特别是通过财政政策拉动总需求，实际上很难进入到服务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很难发挥智力要素，通常只能进入一些高耗能、高投资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如修铁路、建机场等，这背后都是对电力、钢铁的大量需求。当然，我不是否定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政府在直接干预领域内的相对退出，意味着大量工业投资会减少，对环保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地方政府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也很重要。我国的环境事权往往是在省区一级政府，如环保事业的投入、超限额排放的收费标准、污染物处理率管制标准制定和执行等，所以地方一级政府对环保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观念的转变也很重要。地方政府在加强环境管制时往往存在顾虑，担心企业因成本增加而迁移到“更有竞争力的地区”。实际上，相反的效应也存在：比如，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各类要素所有者更倾向在环境好的地方生活、工作。有些产业的存在和发展要求较好的生态环境，如部分生物医药产业、部分微电子产业、水产养殖等。而且，较严厉的环境管制，可能有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地区产业发展的效应。对此，我们做过一些研究，把污染物分为二氧化硫、废水和固体粉尘这三类，把可转移的产业大类，分为重污染、中度污染和轻度污染。在控制一系列变量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省区之间2002年至2011年10年间的产业转移数据我们发现，以固体粉尘作为污染物标的时，对于中度和低度污染程度的产业而言，环境管制的强度和产业转移到这个地区呈正相关，对重度污染产业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以二氧化硫为污染物标的时，环境管制强度与各类产业的转移取向均不存在显著正向或负向关系。所以，地方政府可以打消之前的顾虑，与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一致，加强环境管制，并倒逼地区经济的创新驱动。这对当地长远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正面影响。　　发挥市场化治理手段的作用　　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两者都不可少，而市场机制在其中也要逐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记者：11月26日，上海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上线。11月28日，北京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将上线交易，今年年底前，天津和广东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将开始交易。而深圳的碳排放交易平台已经于今年6月18日上线。治污是政府的份内事，但市场化的治理手段，在治霾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罗云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认为，在治理雾霾的过程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两者都不可少，而市场机制在其中也要逐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早期人类活动对大气质量影响甚微的时候，清洁空气不稀缺，也就无涉资源配置。但现今，无论是把清洁空气看成资源，还是把排放的污染物看成负资源，都涉及有效配置问题，这就带来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前不久去世的经济学巨匠科斯，以其名字命名的定理告诉我们，清晰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所以从排放权的界定、排放额度的发放，以及对应的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是利用市场机制配置污染物的必要前提。通过这一机制，把排污权配置到产生效益最大的那些企业当中去，可有效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存在的“两难”。事实上，很多国家都在实施这样的举措，《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国家间清洁发展机制（CDM）也有效运作多年。　　今年6月以来，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陆续设立了碳排放交易市场，今年年底前，天津和广东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将开始交易。各地在配额发放年限、投资者参与门槛、惩罚措施等方面的规则还不相同，价格波动也比较大，总体上处于探索阶段。　　刚刚庄老师强调了机动车与雾霾形成的强相关关系。实际上，在控制机动车数量上，价格机制也是空间巨大。比如，上海多年来实行车牌拍卖制度，在常住人口数量、人均收入都高于北京的情况下，私车数量仅是北京的一半左右。一个城市，每天少跑100万量左右的机动车，相信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能降低形成雾霾天的可能性。当然，大城市也可用摇号等手段减少机动车数量和排放，问题是有效性较差。前几个月，北京的车牌中签率降到150：1左右，意味着平均而言，若一个人每个月都参与摇号，也得12年左右才能得到车牌。这会大大降低民众的福利，也无法有效甄别拿到牌照者是否是最需要的人。　　另外，就是之前提到的能源价格市场化。如果我们总是担心下游产业的成本上升，总是把能源价格作为调控通货膨胀的手段，能源的使用也就总是扭曲的，解决污染物排放就难以釜底抽薪。　　还有一个与市场化手段相关联的工具是“环境税”的使用。上世纪90年代始，芬兰、丹麦、瑞典、斯诺文尼亚、英国、德国等国前后实施了环境税。通过把税基由商品价值变为生产商品所产生的碳和污染物排放，一方面直接起到降低排放的效果，另一方面，使生产的“负外部效应内在化”，化解所谓“市场失灵”。人们称之为“双重红利”。我想，这些市场工具我们是可以借鉴的。当然，我们已经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比如针对石油开采的“特别收益金”。还有，如燃油税改革将养路费等转变为消费税，实际上在不提高税赋的同时，使边际上的排放有了代价，这无论对于道路、石油资源配置，还是对于治霾，都有积极意义。这方面的空间还很大。　　管锡展：碳交易市场的形成机制和作用不可否认，但企业的碳排放权究竟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这也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没有用完的碳排放量，究竟是企业通过科技创新、节能减排获得，还是通过有关部门过度滥发所获得？如果不能制订一套合理的分配标准，碳交易市场未来可能为某些政府部门和某些企业之间的合谋留下空间，使得碳交易市场机制失效。这是碳交易市场机制建设中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第二股力量”已成气候　　环境数据开放不仅可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对治理也是一个“倒逼”的进程。　　记者：在这次雾霾危机中，不分大小城市，居民们纷纷买口罩，买空气净化器，每天研究各个渠道发布的空气指数……自下而上的“倒逼”机制对治霾有何意义？在霾危机下，政府环保部门提出了怎样的要求？社会组织与民众如何建立与政府的互信合作机制？　　郑磊：数据开放不仅可落实公众的知情权，对治理也是一个“倒逼”的进程。让市民获得每一个城市的真实的、实时的空气质量数据，是一种政府理应提供的公共服务。　　从信息发布的角度看，去年开始，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发布的数据已经比以往有了很大进步，发布的数据标准从过去的API指数（空气污染指数）转变为更为严格的AQI指数(空气质量指数)。以前，政府部门曾担心发布PM2.5数据后会引起公众恐慌，又由于空气质量数据标准等原因，使环保部门发布的数据和公众感知之间存在较大偏差，成为当时舆论讨论的焦点。我曾承担上海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众需求调查研究”，在需求调研中，我们发现，年轻人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倾向于相信海外机构发布的数据，而不是国内环保部门发布的数据。随着公众对环保问题重视程度的不断增加，不仅有环保部门发布的空气质量指数，还有其他渠道的指数发布。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的数据发布形成了巨大压力。上海环保局发布AQI指数这一年多来的事实证明，信息透明只会提高而不是降低政府的公信力。环保局应继续坚持发布空气质量数据，并对数据标准、测量办法等进行必要的说明，以打消公众对来自不同渠道的不同空气指数的困惑。　　通过对市民空气质量信息发布需求的调研，我们发现公众有4层不同层次的需求：第一层次最基础的需求是获取真实权威的数据，希望其与普通市民的感受相吻合；第二层的需求，是要求环保部门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例如为何空气质量会突然变差？来源为何？可能造成怎样的危害等？再上一层次的需求是希望政府部门及时提供具体的防护建议，特别是针对老人、儿童等敏感群体，在污染环境下的自我防护；而公众的第四种也是最终的需求，是对洁净空气的需求，公众希望环保部门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治理空气。　　以前的污染治理方式更多是自上而下的，领导重视了就治理，领导不重视就不认真抓。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得公众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广为传播，形成广泛的社会公众监督，有可能成为一种长效的“倒逼”机制。今年雾霾集中爆发后的舆论焦点，已经不再是政府部门发布空气质量指数准确与否，而是质疑为何空气质量迟迟没有改善，敦促政府部门尽快采取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社会和公众“倒逼”政府推动治理污染问题，将成为一种更有力和长效的机制。　　包存宽：从1973年中国启动现代环境保护工作起，今年刚好是中国环保40年。当初曾提出了32字的环保方针，头四个字是“全面规划”，如今看来，这一方针并不落后，但在过去40年的实际工作中，却忽视了这一点。　　美国《环境政策法》正式生效是日，我国启动环境保护工作，相差前后不到三年。但是为什么后面差距那么大？坦白说，过去40年，由于普通民众缺乏对环保必要性的认知，环保工作更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推动，但在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下，环保工作成效相对有限。如今，环保工作中的第二股力量已逐渐形成，那就是“自下而上”的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他们将视良好的环境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来自民众的自发力量“倒逼”政府部门和企业采取措施，和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力量，形成更大的合力。　　记者：在环境保护方面，发达国家也曾走过一些弯路，是否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好经验、好做法？　　郑磊：我们认为政府和公众在信息互动方面有三个层次的关系。第一种是政府向公众单向发布信息，这一点我们目前已经做到了。第二是政府和公众互动交流，即政民互动，民众将意见和需求反馈给政府，政府及时响应。如今国外已发展到第三个层次——政民合作，即民众参与治理过程，与政府部门进行“合作治理”。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合作治理”出现了一种“众包”趋势。以环境监测为例，即使政府设置的空气监测点再多，也都是有限的，可以鼓励民众把他们发现的污染源，尤其是流动污染源通过手机拍照传给政府部门，从而让民众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来。这样环保局的网站或微博就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的发布渠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互动渠道，而是政民共同合作的平台。　　此类众包形式不仅在处理环保问题上适用，也可用于应对一些公众普遍关心的公共事务问题。纽约市政府就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众包的作用。每年冬季，纽约市政府鼓励市民用智能手机拍下自家门前积雪严重的道路，附上地理位置信息后上传至指定平台，政府将根据这些照片，再配合大数据的科学分析，合理地调配清扫资源。新的技术条件有助于推动合作治理和多方参与，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会化媒体时代，未来“政民合作”治理的形式将越来越多，从而使公众成为环保部门的“耳目”和“手脚”。 头像：陈韶旭　　圆桌嘉宾　　庄国顺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10多年前，在PM2.5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庄国顺和其团队就开始了监测研究。　　包存宽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为战略环境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生态城市。是国内最早开展战略环境评价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最为丰富的学者之一。　　郑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政府信息政策与管理、政府数据开放、政府信息公开。曾承担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市环境空气质量信息公众需求调查研究”，该研究已有相关的学术成果发表。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副教授　　近几年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新能源产业发展、政府产业重组规划领域。发表了《上海发展新能源产业的几点建议》、《政府产业重组规划、信号博弈与企业兼并行为》等研究成果。　　管锡展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讲师　　研究方向为产业规制的科学方法、产业结构变化有较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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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洗净重庆空气 街头行为艺术上演“阻击雾霾”
　　2月28日，重庆街头上演“阻击雾霾，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行为艺术。
　　中国天气网讯 受连续4天的雨水洗礼，重庆多地空气质量已达优。为了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前天（2月28日）重庆洋人街街头还上演了一场以“阻击雾霾，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行为艺术。
　　实况监测显示，昨8时至今8时，江津、石柱、开县等24个区县仍被小雨笼罩，其中江津降下中雨。今天是重庆降雨的第4天，经过雨水冲刷，重庆空气质量明显好转，昨天已有24个区县空气质量达优，7个区县为良。今天，除解放碑以外，主城其余监测点也均达优。
　　为了唤醒更多人的环保意识，2月28日重庆南岸洋人街上演了“阻击雾霾，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街头行为艺术，宣传防治大气污染、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活动。以行为艺术夸张的表现形式、触目惊心的新闻图片、简单醒目的宣传标语等，向游客展示并倡导低碳环保，让更多的人参与环保。
　　2月28日，重庆街头上演“阻击雾霾，我们在行动”为主题的行为艺术。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周末两天重庆仍以阴雨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16℃左右。后天，雨水逐步撤离。
　　阴雨天能见度较差，道路湿滑，驾车的市民注意减速慢行，尤其是在下坡路段。另外，目前重庆各大公园内的梅花、红叶李都已盛开，有兴趣的市民可在周末尝试雨中赏花，注意携带雨具。（文/魏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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