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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哪些天才伟人犯过错误?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豆包哥丶TA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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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也会犯错误,象牛顿、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样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也有错误的理论.罗素的著作中,经常描写伟人的自相矛盾,比如,提倡用节育手段控制人口的马尔萨斯四年内添三个孩子；提倡无为的叔本华对晚来的荣誉欣喜若狂；被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的培根则不知道为他治病的哈维发明血液大循环理论.伟人尚且如此,那么集所有伟人智慧的科学内容要想没有一点自相矛盾的暇点则十分困难,而且体系越大越难以没有错误,特别是新学科,需要时间的检验.任何科学都有个成熟的过程.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的科学也许是某种情境下的近似,在无限推广时就可能出现矛盾,而科学决不会装作没有看见,必定要去解决这一矛盾,使科学向前迈进.由迈克尔逊实验引起的相对论、由黑体辐射实验引起的量子力学以及理发师悖论引起的数学革命,正是排除了那些自相矛盾后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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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加强教育疏导解决实际问题切实做好个别人思想转化工；做好个别人工作是预防犯罪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所谓个别人，通常是指那些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思想基；二、发现个别人的时机和方法；（一）发现个别人的时机；接影响官兵的切身利益和成长进步；4、遇有评功评奖、入党入团、考学转干、选改士官等；这些情况一旦与官兵的切身利益相矛盾，个别人员就会；（二）发现个别人的方法；不
加强教育疏导 解决实际问题 切实做好个别人思想转化工作
做好个别人工作是预防犯罪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基层保卫委员和思想工作骨干应尽的职责。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消除不安全因素，预防各种案件事故，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当前个别单位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主要是在发现、帮教、控制等重要环节上想得不细，抓得不实，影响了部队建设。要想扎实做好个别人思想转化工作，就要克服在个别人工作上的麻痹、简单、粗糙现象，切实做到发现得了、控制得住、转化得好，有效地消除各类违法犯罪问题的发生。
一、个别人的概念范围
所谓个别人，通常是指那些受主客观因素影响，思想基础不牢固，品德行为不端正，情绪变化不稳定，实际问题比较突出，有可能引发案件、事故，在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教育、帮助和防范的人员。明确了个别人的含义，但在实际工作中究竟怎样判断哪些人员属于个别人的范围呢？对此，《军队预防犯罪工作条例》第二十二条作了明确规定，大致分为以下九种：（一）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不满言论和情绪的。（二）思想道德不健康，个人主义严重，贪图金钱和享乐，追求低级趣味，有不良行为的。这一类人大都受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严重，追求“酒绿灯红”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如不及时教育引导，很容易发生问题。如某仓库战士小李，由于平时对自身要求不严，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花钱大手大脚，以至于没钱花了，伙同地方不法分子盗窃摩托车，被济南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三）法纪观念淡薄，作风纪律散漫，有违纪问题的。（四）不能正确对待组织决定、组织处理，有抵触情绪的。这类人往往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思想偏激，报复心强，不能正确对待进步，一旦遇有不顺心的事，就想不开，容易引发案件事故。（五）婚恋受挫、身体病残、家庭变故，以及亲属受到刑事处罚、党纪政纪处分或者不法侵害等，本人不能正确对待，思想负担较重的。这些人，如果遇到上述问题，自己能想的开，并能正确对待，积极依靠组织来解决问题，就不能把他当作个别人来对待。但如果思想确实有疙瘩的、有包袱，就要及时靠上去做工作，防止因一时想不通引发案件和事故。（六）与领导或者他人关系紧张，矛盾突出、隔阂较深的。（七）社会交往和消费开支不正常，热衷于攀拉各种关系，经济来源不明的。（八）有严重心理问题的。（九）其他思想基础差、自控能力弱、遇到实际问题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或者有违法犯罪迹象、具有现实危险的人员。如精神病员在发病期间对自己的行为不负有法律责任，但他又极易造成对自己和他人的伤害，所以一旦发现这一类的人员，我们就应当将他作为个别人控制起来。
二、发现个别人的时机和方法
（一）发现个别人的时机。及时发现个别人是预防案件事故的重要环节。及时发现个别人主要把握好以下10个时机：1、新兵、地方大学生入伍时。新兵、地方大学生入伍来到部队，由于年龄、经历、环境和条件等诸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因思亲想家、怕苦怕累、反差较大等因素影响思想稳定。2、干部转业、老兵退伍时。个别思想意识不是很好的干部战士，在决定转业退伍时，往往考虑自身利益比较多，容易因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发生问题。有的老兵平时与驻地女青年有来住的，乘快要退伍时，与地方女青年发生奸情。有的管钱管物的老兵，觉得在部队什么都没得到，反正快走了就想乘机捞一把。有的平时与领导关系不和，与领导有意见，就想借机报复领导。如：某部干部张某，因为要求转业没有被批准，持刀伤害团政治处主任，然后自杀。案发的前两天，张某先后买了两把水果刀，平时从不抽烟，却躺在床上抽闷烟，对着天花板发呆。很多干部骨干都看见了，却没有一个人引起警觉，从而错过了做好工作的时机。3、工作调整或外单位调入时。工作分配与调整，在某种程度上直
接影响官兵的切身利益和成长进步。有些人环境一变，就不能适应，特别是那些由条件较好的单位调到条件较差单位的人员，在遇有工作不顺心时，很容易产生一些消极想法，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以至于发生案件事故。如某油料仓库一名战士刘同庆，他通过关系考上了士官，快要走时，就乘站岗之机，偷了单位两桶油，卖给地方老白姓。等查明真相后，他已经到了学校，单位没有再追究他。有了这次甜头后，在学校上学期间总想投机赚一点小便宜，以至于发展到伙同队长一起以抓赌为名抢劫地方赌博人员，最后被除名回家。
4、遇有评功评奖、入党入团、考学转干、选改士官等敏感问题时。俗话说“仗好打，功难评”。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思想容易波动，走极端。5、党和国家、军队遇有重大事件及重大决策出台时。
这些情况一旦与官兵的切身利益相矛盾，个别人员就会想不开，极易发生贪污、泄密、行凶、破坏、挪用公款等案件事故。6、身患疾病时。尤其是患有久治不愈、难以启齿的疑难怪病的官兵，很容易产生悲观情绪。例如某油料仓库战士小王，左眼视网膜脱落，完全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5，在经过医院救治效果无效后，就产生了悲观厌世情绪，造成自杀事故。7、长时间离开部队时。有的官兵长时间脱离组织的教育和纪律约束，在受到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影响后，很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8、重大任务转换时。部队任务转换，尤其转向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个别官兵因怕苦怕累、贪生怕死，容易逃离部队。9、家庭遇有变故时。有的官兵遇有亲人病故、遭受不法侵害和各种纠纷得不到公正解决时，容易引发激情犯罪。10、相互间关系紧张时。若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兵兵之间遇有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容易产生报复性犯罪。如：某弹药仓库战士小刘，开始在医院由于平时工作一般，心胸比较狭窄，报复心强。因被子没叠好受班长的批评后，怀恨在心，乘班里没人之机把班长的杯子摔了，并且把鞋油涂在了班长的被子上。被调到弹药仓库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偷走排长的现金6000多元。后又怕被查出，逃离部队到大连，盗窃了大连一派出所的一辆北京2020吉普车，被济南军区军事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二）发现个别人的方法。个别人形成的原因方方面面，发现个别人的方法也要随机应变、多种多样。个别人的不健康心理，必然要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只不过有的外露一些，有的隐蔽一些，只要我们留心观察，深入细致的调查，认真分析排查，个别人是不难发现的。1、处处留心观察。官兵的思想变化都要通过言谈举止表现出来，只要干部骨干增强责任心，时时察面观色，事事察言观行，见微知著，由表及里，跟踪扫瞄，就能够随时掌握个别人员的思想脉搏。战士思想变化的一般规律是：战士思想波动时，工作会出现忽热忽冷的现象；思想苦闷时，会出现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现象；家庭有困难时，往往信件、电话很多；心中有事时，会出现茶饭不香，难以入睡的现象；想家心切时，往往会打听回家路线、车次和票价等。每个战士的个性不同，表现的形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不放过每个人员的一句简单话语，一个细小行为，确保发现及时，判断准确。2、广泛开展谈心交心活动。这是了解官兵深层次思想变化的重要方法，在7种情况下，必须谈心。即：干部因晋职晋衔、战士因入党、考学、学技术、选改士官等未能如愿时必谈；干部战士之间发生矛盾时必谈；受到批评或处分时必谈；伤病残住院时必谈；家庭遭受不幸或有涉法问题时必谈；探家前后必谈；确定单独执行任务时必谈。切实通过谈心，达到掌握情况、交流思想、融洽感情、做好工作的目的。3、坚持经常分析预测。形势分析制度是部队发现个别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基层建设纲要》和《军队预防犯罪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基层党支部应当每月分析一次预防犯罪工作形势，执行突击性任务、遇有特殊情况和出现违法犯罪苗头时，要及时分析。通过分析，大家集思广义，及时弄清在一个时期内部队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以及官兵的现实反映，从中排查出需要重点帮助与防范的个别人，并研究对策，拿出措施。4、建立健全思想工作骨干信息网络。思想骨干与战士年龄相仿，身份相同，情趣相近，并且每天朝夕相处，是掌握战士思想情况的重要力量。要建立健全一个有不同年度、不同籍贯、不同单位、
不同专业、不同职务人员组成的信息传递网络，通过官兵的同乡了解同乡、党员了解群众、骨干了解战士、上级了解下级的方法获取信息，发现个别人员的思想问题。如某仓库战士小孙，平时表现很好，因对象来信告吹，一蹶不振，萌生了殉情念头。一天深夜，他拿着背包带来到连队附近的小树林，思想骨干小李发现小孙不在后，马上发动全班同志寻找，把小孙从树上解下来，避免了这起轻生问题的发生。5、干部要与战士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只有与战士实行“五同”，才能拉近大家与官兵之间的距离，才能密切官兵之间的关系，才能做战士的知心朋友，才能增强对战士的了解，体察战士的思想情绪变化，如吃饭香不香，睡觉好不好，工作劲头大不大，情绪高不高等，从这些细微之处发现战士的异常，从而排查出个别人，将案件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6、要善于全面、辩证地分析。一说到个别人，许多人就喜欢把眼光盯在后进人员身上。其实后进人员不等于个别人，一些先进层的人员由于一些实际情况或者个人目的没有达到，也容易成为个别人。如某仓库一名战士，平时工作比较出色，当兵第二年就入了党，当上了班长，立了三等功。他个人的目的是干好工作提干，由于自己认为干出的成绩离提干的要求还很远，便利用站岗之机在自己的小腿上开了一枪，制造了有人抢劫的假象，目的是想成为英雄。结果被查出后，落了一个拖着残腿提前退伍回家的下场。这就要求我们在排查个别人的时候，要注意全面性，既要注意后进人员，也要注意先进层人员；既要注意到战士，也要注意干部；既要注意班排里的战士，又要注意领导身边的人员；既要注意营区内工作的人员，也要注意在外执行任务的人。但在分析排查的时候，要准确地加以定性，不能草木皆兵，乱扣帽子。
三、个别人形成的原因
个别人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大致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一方面，形成个别人的主观原因。主要有以下5种：l、政治上无知、幼稚和盲目。讲政治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显著特点。在新的形势下，部队官兵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政治立场，始终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但有些个别人员由于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思想敏感性比较差，缺乏政治鉴别力，违反政治纪律，发生了一些政治性问题。如有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参与宗教迷信及非法活动；有的与外国人乱拉关系，向港澳台及境外写信泄露内部情况；还有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台湾当局渗透活动的欺骗性和隐蔽性警惕性不高，上当受骗等等。如某医院王某，由于政治信仰错位，政治立场偏离，私自离队进京参与“法轮功”组织的非法活动，公开对抗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被开除军籍。2、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人如果在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支配下，就会铸成人生悲剧，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个别人后进的重要内因。错误的人生观、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信奉“不玩不乐，一生白过”的享乐主义；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拜金主义；信奉“人生如梦如过眼烟云”的悲观厌世情绪，等等。3、思想道德的滑坡和堕落。主要表现为：一是认识水平低，是非观念差，分不清是非、美丑和荣辱的界限。二是道德水平低，自控能力差。在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把握不住自己，禁不住诱惑。三是人生标准低，追求目标差。缺乏人生目标，缺乏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低级庸俗，无所作为。4、对个人利益看得过重，期望值过高。有些战士及其家庭对部队的期望值过高，产生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提出了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当现实与期望产生冲突，那些不能正视现实、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的同志就成了个别人。5、身体和心理不健康。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造成伤病残的概率要高于从事其它职业的人员。有些同志由于不能正确对待疾病和痛苦，产生忧郁、自卑、失望的心理，严重的则表现为狂躁、绝望、轻生甚至发展到要挟领导、制造事端。如某医院主治医师刘某，因身体长期患病，思想压力大，在参加博士研究生考试和竞争上岗落选后，自缢身亡。另一方面，形成个别人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6种：l、不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一是不良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教育和生活环境的优劣，往往直接影响着战士的成长进步。实践证明，不良
家庭环境对他们的消极影响尤为突出。父母离异的子女，往往享受不到正常家庭的温暖，导致他们性格孤僻，心清压抑，自卑感强；家庭成员的不良习气和不法行为，使个别子女受到沾染，到部队后恶习不改，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家庭对子女的溺爱娇惯以及不切合实际的过高要求所产生的错误导向，使个别人难以适应和承受。二是受朋友伙伴的消极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部队有些个别人交义气朋友，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磕头拜把子，结成团伙，聚众打架斗殴，滋事生非；有的交酒肉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发牢骚，讲怪话，互相出馊主意；有的交钱财朋友，利欲熏心，见钱眼开，当了金钱的俘虏。如果跟这样的朋友混在一起，很难“出污泥而不染”。三是受“酒绿灯红”的影响。当前，腐朽思想文化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和影响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主要表现为“酒绿灯红”冲击着少数官兵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职责观念和奉献意识淡化；有钱人的花天酒地、阔绰潇洒，刺激少数官兵盲目追求高消费，摆谱显阔，或导致心理失衡，情绪低落；淫秽读物和影视的传播，成为滋生贪恋女色等违法乱纪的土壤；庸俗的人际关系，致使少数官兵是非不辨，甚至随波逐流，等等。2、思想政治工作不落实或针对性和时效性不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我军的优势，抓住了思想政治建设就抓住了部队建设的根本。不管是战争年代、和平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都离不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由于一些单位的干部骨干不重视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其针对性、渗透性、及时性和有效性不强，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触及不到思想，提高不了觉悟，辨别不了是非，致使少数同志思想蜕变，慢慢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3、从严治军不够严格一贯。军队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肃纪律，这是带兵、治军的客观规律。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意义上讲，需要严格管理；从个人成长进步的意义上来讲，同样需要严格管理。“严是爱、松是害”。但是，由于一些单位一些干部骨干尽职尽责不够，教育管理不严，不按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管理部队，结果给个别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创造了条件、开了绿灯，其结果既害战士也害自己。4、干部骨干管教方法简单粗暴。一些干部骨干对土兵的根本态度不端正，不会以理带兵，以情带兵，以法带兵，采取一些违背条令条例的所谓“高招”整治战土，结果适得其反。如滥施处分、制定土政策、打骂体罚等，严重损害了战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些战士心中不服，产生逆反、报复心理。5、干部骨干处事欠公道正派。战士在家靠父母，到部队后只有靠组织、靠干部骨干。干部骨干只有真正做到以身作则、关心爱护、公正处事，才能调动广大土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由于一些单位干部骨干对部属不能一视同仁，以是否是老乡、熟人、关系户来分亲疏，以地域观念、老乡观念来代替同志和战友的情谊，在处理问题上有偏有向，不能一碗水端平。有的以物质利益分厚薄，将官兵关系庸俗化、金钱化，导致“正事不能正办，公事不能公办；不给好处就不办，给了好处就乱办”。还有的“小心眼”、“偏心眼”、“势力眼”，对听话的、顺手的、情投意合的，就视为知己，给予偏爱，否则就另眼看待；对先进的就喜欢，对后进的就冷淡，这些都会造成个别人。6、遇到天灾人祸及其它意外事故。“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每个人都可能遇到人为或意想不到的问题。像遇到自然灾害，如洪水泛滥、风暴雷击、强烈地震等；遇到人为灾难，如犯罪分子的侵袭、家庭成员的遇害；遇到意外事故，如发生重大交通、医疗、训练事故等。一旦遇到这些情况，心理素质好、生活能力强的人会正视现实，冷静处理，摆脱痛苦，战胜不幸。但心理不健康，思想不开朗，承受能力差的人，就会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四、做好个别人教育转化工作的基本方法
个别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有现成或固定的转化模式。在具体工作中，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个别人的个性特征出发，因人而异，因人施教。
（一）灌输道理，引正方向。做人的工作最根本的是要打牢政治思想基础，做个别人的教育转化工作尤其不能忽视这一点。因此，工作中必须注重理论灌输、行为引导，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个别人的思想头脑；要善于用大道理联系小道理，用小道理升华大道理，
把坚持高格调与尊重人、理解人、说服人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达到教育转化个别人的目的。
（二）真情打动，教育感化。真诚的感情是非常有效的带兵之道，也是沟通教育者和个别人之间思想的桥梁和纽带，做个别人的转化工作也离不开感情交流。基层干部骨干，尤其是保卫委员和思想工作骨干，要通过各种方式向个别人送去友爱，使他们受到感染，敞开心扉，诚恳地接受正确的意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特别是对遇到伤病残和家庭不幸、恋爱受挫、犯错误后受到处理的个别人，更要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以亲人的态度接近他们，关心他们。这样，才能体现“情理并重”，所讲的道理他们才能听得进去，才能诚心诚意地接受。
（三）谈心交心，启发诱导。思想问题主要用交流思想的方法去解决。把谈心交心作为转化个别人的一种工作方法，要注意把握好三点：一是谈心的目的性要强。同个别人谈心，一般是已经发现有这样那样问题、需要个别谈心做工作的人。这就要求谈心的目的要明确，思想准备要充分，要紧紧扣住个别人的思想问题，考虑好该说哪些话比较有效，比较合适，并预测个别人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切忌仓促上阵。二是要注意谈心的时机。对有各种问题的个别人，一般要做到及时谈心，但也要选择适当的时机。谈早了，条件不成熟，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谈晚了，就等于思想工作没跟上，个别人就有可能出问题。三是要注意谈心的方式和语言。谈心要讲究和谐的气氛，不能摆出一副“我跟你谈心”的架式来。有的干部找个别人谈心时，手里拿着小本，战士谈一句，在本上记一句。还有的干部与部属谈心，专门让文书坐在一旁做记录。这种谈心的形式本身就给官兵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线，使个别人产生一种防备心理，根本就不敢说心里话。谈心作为转化个别人的一把钥匙，必须平等交流，心平气和，循循善诱。个别人的文化层次和接受能力不同，所使用的语言、语气也要不同，尤其是不能讽刺挖苦。
（四）矫正身心，除掉陋习。凡是行为不规、表现不好、心理素质不健康的人，都需要进行矫正。矫正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行为矫正和心理矫正。行为矫正主要是针对个别人私自离队、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男女关系、行凶报复、自杀等现象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加强管理、控制人员外出、严格监督、强调纪律规定等。心理矫正主要是针对个别人性情暴躁、情绪偏激、心胸狭窄、感情脆弱、思想包袱沉重、自控能力差等现象而采取的一些转化措施。实施心理矫正可采取四个具体方法：一是警言警句提示法。就是根据个别人的具体情况，用一些符合其特点的警言警句提醒他、约束他。二是情绪导泄法。根据个别人情绪暴躁、烦闷压抑的心理特点，有条件的引导个别人发泄情绪，减轻心理负荷，以求得到心理平衡。三是注意力转移法。引导个别人把注意力从消极方面分散和转移到积极的有意义的活动中。如参加文体活动，看看电影电视，散散步，听听音乐，学习某项专业知识等。四是自我调解法。引导个别人自比自足，看到成绩和进步；讲知足者常乐的道理，不妄自菲薄，不产生邪念；讲塞翁失马、有失有得的道理，不怨恨别人，不自寻烦恼。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心理矫正，达到自我控制，自我把握，自我战胜，自我完善的目的。
（五）典型警示，自励自醒。典型的教育作用非常重要。正面典型作为时代的代表和楷模，可以作为个别人立身做人的样板，起到指导、鞭策、激励的作用。反面典型作为时代的落伍者、淘汰者，可以起到“危险路标”的作用，警示、告诫和教育个别人“此路不通”，如果非要“闯红灯”，就会受到处罚和制裁。这种反差教育容易给个别人思想打下深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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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对“文革”的再认识& & & & & & & & & & & & & & & &齐奋举& & & & & &(谨以此文献给毛主席诞辰一百二十二周年暨“文革”五十周年)& & 前言：这篇拙文已动笔一个多月了，自九月份开始断断续续在微信上写一些，进入十一月份开始系统整理。就在快成稿的时候，从微信上看到于幼军教授十月九日在中山大学作关于“文革”学术报告的报道。报道简要地介绍了他首课的观点，我看后写篇短文发在微信上。现附此，算是前言吧。& & & & & & & & & & & & & & 于教授，你说错了& & 首先，我为你弃官场从学问表示赞赏。其次，我要对你说的是做学问与做官可能会有区别，在充斥封资修时代做官可以唯上唯书说违心的话;做学问则大可不必(但如真想与做官那样也大有人在)，需要的是讲究客观，追求事实，探寻真理。说实话，你敢于在庙堂大人歇斯底里声讨“文革余孽”的大气候下研究“文革”，我还是挺佩服你的。其三，我认为你首课报告中所讲的观点错了，本着做学问要能平等讨论、求实求真的精神，冒昧指出。不妥之处，敬请谅解。请看你所讲的几个论点：& & 第一，你对中山大学学子们说：“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请问你接受了谁交给你的任务?是中山大学交给你的学术课题研究任务，还是某个官方(比如党中央，团中央、高教部或者是哪个官僚买办机构)交给你的政治任务?或者是你自己给自己下的任务?要向大家说清楚。要知道，现在你是面对大学学子的学术报告，不是昔日你做官时向下级下命令或作指示，一个“让”字未免有些“专制”“独裁”了。再说，大学生们已经有辨别是非和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了，他们是否“自觉”地拒绝或接受“文革”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学术报告只为探寻真理，不做出“让”别人干什么的指令。& & 第二，你说按照一九八二年(实为一九八一年)中央的决议，得出文革是“错误理论，荒唐实践”。这句话有两错：一是违反了做学问不唯上不唯书的原则和素养，你又当作你做官时贯彻中央文件了;二是你口气太大了。就是贯彻中央文件，那么中共九大决议和党章、中共十大周总理作的《政治报告》及决议和党章、全国四届人大周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决议及《宪法》、邓小平分别给毛主席和华国锋的信和他一九七四年在世界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他一九七七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都充分肯定了“文革”的伟大成就、伟大胜利，高度评价了“文革”的伟大意义，没有一句说文革错误、荒唐，难道你比老革命家周总理、邓小平还厉害吗?难道你所持的那个决议比得了两次全国党代会、一次全国人代会、一次世界大会的决议、讲话吗?那是你一句话就能推翻得了经两次全国党代会、一次全国人代会所通过的《党章》、《宪法》和所决定的重大政治历史结论吗?恐怕有些“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了。& & 第三&，你说“不让文革在新时代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这口气又是大官下命令的口气。请问“新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文革”会穿上什么“马甲”?怎么“粉墨”?登上什么“场”?难道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反动学术权威”、“学阀”们也是“穿上新马甲粉墨登场”?要知道“文革”正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批判&那些站在人民群众对立面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学阀”的、广泛的群众运动，你不让登场就不登场了。我认为，“文革”不但要“登场”，而且还要登上中国政治社会的大舞台，登上世界大舞台。“文革”不需穿上什么“马甲”登场，她高举的是马列毛主义的红旗，她高举的是人类正义的大旗。& & 第四，你说“文革遭难最大的是知识分子、城乡基层干部和老百姓”，这话正好说颠倒了。要明白这各道理一点都不难，从“文革”最不受谁的拥护、谁最怕“文革”最恨“文革”就能知道谁在“文革”中“遭难”最大了。到底是权贵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走狗和当官的不拥护“文革”、怕“文革”、恨“文革”还是广大的老百姓、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基层干部不拥护“文革”、怕“文革”、恨“文革”?毋庸置疑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文革”中是有人故意违背毛主席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偏偏去打人，还是去打普通的教师，打普通的演员，打作家，打基层干部，打普通群众，这都是谁干的?是受谁指使的?又是谁纠正这些错误的?你得给学子们讲清楚吧，要不他们听了还是搞不明白，以讹传讹。再者说，这三十多年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女学生混个学位还要受导师的“潜规则”，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受着各种压制;你当年治下的山西因连续矿难和大量的黑窑场死了多少下苦力的百姓，全国有多少因买房、上学、就业、结婚、看病、养老、高物价而受压受苦遭难的老百姓，该怎样解释呢?难道还是因为“文革”造成的吗?& & 第五，你说“文革”发生的原因，其中是“四人帮和各地帮派分子作乱”，“违背民主原则，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左倾冒进，形成了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空想色彩的社会理想”等。实事求是地说，“文革”发生的原因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原因，是建国后一直存在这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激烈的阶级斗争，有党变修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苏联在我国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九五六年就变修了，背叛了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背叛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我国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理想。因此毛主席才发动群众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用群众+大民主+的办法揭露党内黑暗面，防止党变质国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于教授总结的这些现象是有，但不是文革发生的原因。于教授应该讲清楚，谁当年搞的帮派分子作乱?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挑起群众斗群众吗?难道不正是江青等文革领导小组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制止武斗的吗?是谁违背民主原则、破坏民主集中制?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违背党中央集体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独断专行、另行一套造成了“文革”动乱的吗?难道不正是当年被打倒的走资派重又上台后强令取消了《75宪法》赋予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和“罢工自由”的民主权利吗?难道不正是当年被打倒的走资派三次上台翻了“文革”的案，大搞一言堂，唯我独尊，枪指挥党，搞比封建专制还厉害的“不争论”、不顾全党全民意愿倒行逆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到底是谁搞“左倾冒进”?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从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极“左”对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集体和个人造成重大损失后，又搞大刮“单干风”的极右继续危害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吗?难道不正是当年的走资派上台后一意孤行砍倒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改革名义瓜分国营企业全民经济从而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官民对立吗?因此，我劝于教授不要再以“过来人”的资格妄议“文革”、妄议中共中央决议、妄议《党章》、《宪法》、误导青年学子了，这几十年来他们受的毒害够深了。“过来人”如果不遵循事实，不客观公正，为了外在因素而丧失灵魂，失去自我，那就是行尸走肉、误人子弟，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恐怕你做不了“三书”人生而要成为“三输”人生。因为你不站在广大工农兵学商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话、做学问，充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帮闲“学阀”，将会走上邪路，输得更光。你让学子们“自觉地拒绝文革”用意何在?难道你是要让广大劳动人民迎来“武革”，让那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接受“武革”的腥风血雨吗?& & 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哲学思辩、心路历程和“文革”真相& & ――对“文革”的再认识& & 再过三个月，就是“文革”运动五十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关于“文革”的话题与日俱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要对“文革”有一个客观、公正、正确的认识和评价，需要对“文革”发生的时代背景、“文革”发生的序幕、“文革”的过程、“文革”的主要阶段和主题内容、“文革”的规模、“文革”的性质、“文革”的影响及其结果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了解的渠道是查阅当时的原始档案(中央文件、领导讲话和报刊杂志等资料)。下面谈谈我所了解的内容和自己的认识，从中也解读一下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哲学思辩、&心路历程和“文革”真相&(由于八十年代因工作需要查阅过与“文革”有关的原始档案，时间较长，凭记忆来写。有些不一定准确，请读者批评指正。)& & 一、“文革”发生的时代背景& & 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较长，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权文化和“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卫道士孔孟之道文化糟粕、封建文化土壤长期侵蚀、毒害着每个阶层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新中国成立后也不例外，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这种仍有很大市场的落后的封建文化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格格不入，成为无产阶级前进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障碍(当时对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人民的新政权，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了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整风、三反五反、新三反等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毛主席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右(邓小平任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到“文革”。正是这些一系列必要而方向正确的政治运动，后来成为毛主席的罪名之一，为一些反对他的人所诟病。轻者说他只会搞政治运动不懂经济建设，重者骂他是迫害狂，借政治运动打击异己迫害革命功臣巩固自己权利搞独裁专制。云云。我当时也不明白，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还搞这些“害人的运动”?后来有机会看了当时的原始档案，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真像，再结合现实，就明白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为什么要主导搞这些政治运动了。“运动”一词，本是自然界术语，如“流水不腐”，经常流动的水不会腐臭，流水就是运动;又常说“生命在于运动”，一个人只有经常运动才能保持身体健康与活力。著名的“延安窑洞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问毛主席：共产党能否跳出每个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主席思考后郑重地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良方，就是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群众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 & 了解党史的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开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继承孙中山遗志的资产阶级革命，建国后又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不乏一批革命者或是为搞资产阶级革命，或参加革命之初是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心理，亦有一些政治投机者，他们认为革命胜利了，就要当官做老爷享受人生，为家族谋取利益。而毛主席当年在西柏坡告诫全党成立新中国后要做到“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进京出发时又说是“进京赶考”，“共产党不做李自成”。加上建国后，党内一直存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和激烈斗争。面对昔日的战友和同事，有的要当官做老爷成为新的压迫者，有的要搞资本主义成为新的剥削者，又赶上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修正主义妖风刮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还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放在第三、四代人身上，中国也有变修的危险存在。面临国内外严峻形势，是继续同道还是坚持早已有的真理、理想和信仰，这是当时摆在毛主席面前的最难以选择的难题。妥协同流合污，不是毛主席的初衷，他当初干革命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翻身幸福、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持真理、理想和信仰就会困难重重，路虽难但也要往前走。毛主席与中外所有政治家不同的是，对待政治异己不是置之于死地而不让其翻身，或搞肉体消灭。而是怀着菩萨心肠和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广胸怀，用以政治教育、思想改造为主的政治运动和民主集中制来解决矛盾、处理不同政见的问题。对党内政治斗争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处理，抓个别人的典型错误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行广泛的讨论、批评甚至批判，以教育大多数不犯或少犯错误。对犯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的人，也是本着“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都既往不咎，继续使用。这些政治运动实质是即保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又挽救少数有错误思想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措施。& & 毛主席以菩萨心肠解救人类是民间的通俗说法，是对他老人家的最高褒奖。我的理解是他的一生，除了用武装革命暴力推翻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推翻压在亿万劳苦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砸碎西藏千年农奴制度，解救了亿万劳苦大众的同时，对待只要不是罪大恶极的敌人，他一直倡导给生活出路，通过思想改造使其重新做人，如对日本战俘、末代皇帝溥仪、国民党战犯和大多数地主资本家等都没有予以肉体消灭，而是通过思想改造使其成为新人)外，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主要采取以思想教育为主的政治运动，一来使革命事业少走弯路、保护能够让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人和人民利益的新政权新制度，二来可以挽救一些有错误思想的革命功臣和广大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这些都是作为他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超凡的预见性、深谋远虑的政治责任感和领袖的宽阔胸怀。但良好的出发点和慈悲为怀的愿望，政治对手们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文明的政治斗争方法能否顺利实行?从后来几次大的政治运动看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来自党内修正主义(走资派)和官僚主义的顽固势力的强大阻力和干扰破坏。建国后除剿匪反霸、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是解决敌我矛盾问题外，之后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运动。& & “合作化”运动时刘少奇搞右倾主义，宣扬资产阶级剥削有功，“资本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干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时，毛主席估计全国右派五千人左右，结果主持反右工作的邓小平(时任全国反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搞极“左”，一下子打了五十三万右派分子(第二年在毛主席督促下给扩大化的右派摘帽，由于邓的干扰，直到一九六四年才摘掉了一大部分人的“右派帽子”)。后来他掌权了，把反右扩大化的错误一股脑推给已经去世的毛主席，并全部为右派平反摘帽，既当了好人，又从行动上否定了当年“反右”斗争的必要性，为后来社会上出现的反党反毛反社会主义妖风埋下了隐患。当毛主席审时度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意愿发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树立“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时，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为树立个人威信，又从右倾一下子跳到极”左”，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一起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到河北徐水县和江苏视察鼓励“粮食亩产过万斤”的浮夸;邓小平视察天津一个郊县时与刘澜涛、杨尚昆等人一起站在当地造假的粮垛上趾高气扬地合影留念，并指使《人民日报》大量报道各地放“卫星”的假新闻，导致全国“浮夸风”越演越烈，造成一些地方出现严重的“饿死人事件”。毛主席一再警告他们不听，后不得已给全国六级干部(直到生产队长)写信纠正全国的“浮夸风”。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为维护刘邓威信，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和领袖风范主动承担了责任。没想到后来成了反毛反“三面红旗”的口实，邓小平复辟后倒打一耙，反把“浮夸风”的责任推给毛主席。在现存的中央文献中，有毛主席在那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反“浮夸风”“共产风”、生产自救、节约粮食等文献二十多篇，周恩来总理的五篇，而奇怪的是偏偏没有主持一线工作的刘、邓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没有讲话、发表文章，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二人那时的讲话、文章怕见光，不敢公开。如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些罪名恐怕再也安不到毛主席头上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针对当时形势，主张搞以“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为主、开展针对上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主持一线的刘邓再次把“反右”时的故伎重演，又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基层干部群众和已经改造好“地富反坏右”分子，采取白色恐怖的办法批斗、追查，造成许多冤假错案。毛主席再次感到失望，和风细雨的运动触动不了他们，就要思考采取什么有效的方式能够解决巩固社会主义百年大计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文革”应运而生。这个“文革”就是区别于自上而下、和风细雨的“四清”、“社教”运动的由领袖主导、自下而上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 & 从以上可以看出，”文革“发生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已完成，步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但封建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土壤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存在，它们的代言人――盘踞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已形成气候，自上而下各级势力很大，并历经“四清”、“社教”运动仍死不悔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变修，其鼓吹的“三和一少”和全民国家、全民党在我国也很有市场，帝国主义扬言要“和平演变”中国，国内走资派鼓吹“三自一包”、“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党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论大行其道。而广大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浑然无觉，由于受封建文化遗毒的影响和对党中央的信任，不相信、更不敢怀疑党中央里会有敢搞资本主义的人，也只有高瞻远瞩和先知先觉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来自于他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卓越的洞察力)觉察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面临着千万革命烈士的血要白流、党要变质国要变色的严峻形势该怎么办?马列主义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反修防修，防止党变质国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让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觉醒，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用什么方式开展这场斗争，是用消灭肉体的方式还是运用其他文明的斗争方式让走资派能够触及灵魂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铲除其存在的土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主席不顾七十三岁高龄、不顾摔得粉身碎骨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 & 二、“文革”发起的序幕& &“文革”是一九六五年继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和十一月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是江青同志结合当时形势看出了这两部文学作品的问题实质所在。《武训传》是一部歌颂清朝时的乞丐武训在不触动封建剥削制度、对封建剥削阶级摇尾乞怜歌功颂德下乞讨办义学，培养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接班人(由穷苦孩子到新生的剥削阶级者)、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而这样的作品竟得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普遍赞扬。毛主席一九五一年批评说是“一些号称学好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并得出了“资产阶级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的结论。《海瑞罢官》是歌颂明朝一个极力维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官海瑞。要知道中国共产党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目的是为亿万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能够做国家的主人。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竟然用这样的封建主义垃圾文化愚弄、毒害人民群众。试想在剥削制度压迫下别说一个武训、海瑞，就是一百个、一千个武训、海瑞，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呢?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多大益处呢?这些问题足以暴露出当时的文艺界文学界教育界学术界等意识形态领域思想异常混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占领社会主流阵地，同时暴露出中央高层真正“懂马列主义的不多”、大多数热衷于成为新的剥削者和当官做老爷、思想只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上现象与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文艺座谈会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于是，江青向毛主席提出了上述疑问和见解，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意识到这几年苦苦思索的新的斗争形式找到了突破口。于是，“文革”先以对讨论批判《武训传》和《海瑞罢官》的形式在学术界、文艺界、文化界、教育界、出版界、宣传战线开始了。& & 三、“文革”的主要阶段和斗争主题& & (一)、批判“二月提纲”。批判《武训传》、《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江青按毛主席指示，在上海得到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帮助，由张春桥牵头、姚文元执笔完稿、毛主席亲自修改定稿的，在北京《人民日报》由于彭真、陆定一的封锁发表不了，没办法在上海的《文汇报》先发出来，后《光明日报》、《解放军版》等报纸转载引起全国讨论、批判。紧接着，姚文元一鼓作气又写了批判时任《人民日报》主编邓拓的迎合走资派口味、充满封资修内容的《三家村夜话》。这三篇文章如三发炮弹，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打向走资派的阵营，从意识形态的深度戳到了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疼处。其讨论批判活动都遭到了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兼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和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阻挠、干扰、抵制和破坏。开始阻止文章的发表，后来见阻止不了，他们就把这一关系到文化政治、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仅仅当作纯学术问题限制在纯学术范围讨论批判，不敢交给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公开讨论批判(类似于改革开放时对关于姓资姓社原则问题“不许争论”一样怕见人)。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他们组织了一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提纲(称“二月提纲”)，经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过目同意下发全党，企图扭转讨论批判的大方向，实际目的是扼杀“文革”。毛主席见他们仍然顽固地坚持已久的错误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继续顽抗。五月十六日，毛主席开始着手纠正，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三项决定：一个是批判并收回了仍为走资派反动路线“护航”的“二月提纲”;第二是撤销原文革五人小组，组成以陈佰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新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打倒了走资派外围骨干分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时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即“文革”前毛主席形容的北京市、中宣部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阎王殿”的主要根源)。第三是会议讨论并通过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在全国开展。“五一六通知”明确规定了“文革”的性质、目的、对象、意义、方式、范围等重大原则问题，明确指出：这场大革命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破封资修的旧文化、全国人民群众参与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党内黑暗面、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大革命。& & (二)、“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北大、清华等高校广大师生深受鼓舞，率先响应，积极行动，在校园掀起了以张贴大字报形式的革命大批判高潮，直指校党委领导搞封资修的丑恶行径。其中著名的有，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面对突如其来的师生群众运动，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清华党委书记刘冰等与北京市委高教部领导宋硕等一起找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告状。刘少奇绕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六月初当即决定派其夫人为首的工作组进驻高校指导学校“文革”运动。工作组一进校，不搞调查研究，不分青红皂白，又采取“四清”“社教”运动的办法(当时以她的“四清”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采取白色恐怖手段搞“四不清”的“桃园经验”被刘少奇在全国推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普通师生，重点追查、揭批这次写大字报批评校领导的人、平时爱提意见的人和成分不好的师生。五十多天内被揭发、批斗上千名师生，仅北大被打成反党反革命的师生就达七百多名，一些师生被逼自杀。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造成“白色恐怖”，学校人心混乱，怨声载道。此事件惊动了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毛主席责令康生、江青进校了解情况。康、江带领“文革小组“成员深入学校认真查看所有的大字报，走访广大师生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师生们的思想状况及学校现状，据实写出调查报告连同一些主要大字报的抄件一同报送给毛主席。广大师生翘首以盼等待毛主席的支持。毛主席从中看出工作组的行为严重违背了“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是在转移斗争矛头，压制师生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采取与“四清”一样的方法。从此对刘彻底失望，认为刘不可救药。当即回到北京召开“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并说到：历史上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并称赞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要求新华社全文播发。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召开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会间，毛主席于八月五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附录全文：& & & & & & & & & & & & & & & & 炮打司令部& & & & & & & & & & & & & & & & & &――我的一张大字报& &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 & & & & & & & & & & & & & & & 毛泽东& & & & & & & & & & & & & & & & &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 毛主席的大字报直指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司令部，即有力抨击了工作组镇压广大学生群众革命的罪恶行径，揭穿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又揭示了多年来这条资产阶级黑线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教训，两大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公开。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经新华社播发，在全国立即掀起了滔天巨浪，再次点燃了亿万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热情。八月八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此，刘邓二人基本靠边站了，刘少奇在中央常委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1967年1月1日，北京高等院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发出揪斗刘邓的通电(实际上，北京高校师生批斗过刘少奇一次，没批斗邓小平)。随着全国各地的揭发，根据红卫兵深入调查的铁的事实，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使刘的问题升级。江青根据中央政治局意见，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签了“同意审查此案”，以周恩来和江青牵头的中央专案组审查意见认定刘的罪行是“叛徒、内奸、工贼”报中央，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由于认罪态度好，揭发刘少奇有功，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保留了党籍，仅撤销职务。至此，“文革”摧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走资派”两大反动头子，取得了初步胜利。& & (三)、“要斗私批修”。这是“文革”的根本纲领，即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的“斗私批修”达到“大公无私”。前二者是方法、途径，“大公无私”是目标、境界，这是为实现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最高要求，是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文化的根本改造和彻底颠覆，从而使人人达到“大公无私”的一种崭新的思想文化状态和精神境界，实现人的彻底自由。对此，毛主席有完整的理论指导和依据支撑。我个人的认识是：“斗私”是面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人人所要求的，包括每一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工农商学兵、知识分子等，不但要批判他人的私，更重要的是要斗自己的“私”特别是内心深处的“私”。因为，人性有善、恶两面性，为公属善，为私属恶，“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是对善的褒奖，对恶的鞭挞。但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小农经济土壤和封建文化思想意识的侵淫，每个人思想意识深处无不打上“私”的烙印，久而久之，自私自利成了人的本性，“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其典型写照。由于“私”字当头，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自由散漫，私利私欲膨胀，罪恶滋生，读书人梦想做官当老爷，“学而优则仕”;官宦人家依仗权势求得私利最大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贫苦人家梦想发家致富，家族荣耀成为人上人，无正当途径或无资本无资源实现梦想的，沦为坑蒙拐骗抢杀。这些都是被私有制的总根子皇权奴役和封建卫道士儒家文化毒害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与私有制封建社会皇权和资本主义社会金权完全对立的、崭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人的制度)和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属公了，而人们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骨子里的“私”字还没有根除，时不时就会作怪。当初许多老革命到此不愿革命了，“自己当了大官了，有了房子，车子，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在哪里，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不干了”，梦想着打江山坐江山，当官做老爷的思想皆根源于此。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虽然因翻身解放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的本性及其土壤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还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遇到合适的气候就会故态复发，后来分田单干的小岗村就是证明。“批修”就是批修正主义，主要是指党内层面。在国际共运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以伯尔斯坦、考茨基、托洛斯基为突出代表。不管哪种修正主义，其共同特点都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篡改、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其目的是拉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在斯大林逝世后，以党内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占据最高领导地位，修正主义占了上风使党彻底变修。在党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表现为修正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干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其本质是否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投降大地主资本家、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在国外美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和占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要斗私批修”作为根本纲领，就是铲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文化土壤的一剂良药，是马列主义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大创举和发展，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从层次上讲，“修”是在党内的表面反映，“私”是“修”的根源，“修”来自于“私”，“私”靠“修”发威得势。所以，“要斗私批修”可谓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根源、实质和关键所在，是看准了病，开对了方，下对了药。此外，“斗私批修”还是对中华泱泱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升华，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大公无私”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文化境界。事物都是辩证的，如果人人都为私，自私自利，危害他人，危害社会，最终反而危害到自己;如果人人大公无私，利于他人，利于社会，最终反而利于自己。比如现实社会各行各业都抱着“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的自私自利理念不择手段搞钱，搞假冒伪劣商品，危害着别人，也危害着自家人，可谓人人为己，人人受害。最近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发文说：现在道德崩溃到了无底线的地步，究其原因是“文革”时期提倡“大公无私”造成的，既然做不到，就会产生假话、空话、套话，倒不如要求低一点，守住道德底线。这实际是歪理邪说，是井底之蛙的思维和境界。道德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私有制社会的道德与公有制社会的道德完全不同质，地天之别。中国传统道德一直是以几千年小农经济私有制基础上以皇权文化为核心的道德，一直守了几千年的底线没有提升。加上后来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的道德观影响，中国人的道德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后来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割地赔款、军阀混战、日本鬼子进中国，这都是中国上至最高统治者、皇亲国戚、大臣，下到平民百姓人人为私、各顾各、一盘散沙所造成的恶果。不否认私有制下传统道德有其优秀的一面，但要在公有制社会里使其加以改造、升华到符合无产阶级道德观进而达到“大公无私”的世界大同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境界，才符合人类社会的道德发展规律，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也是人类的福祉。当然，要达到人人“大公无私”是很难的，犹如登高山，需要人人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能到达山峰。但是这不是空想，而在“文革”时期在很大范围、很大程度上都达到了“大公无私”的境界，如做好人好事的无名英雄、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学雷锋乐于助人、不损人利己、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蔚然成风。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搞私有化，这种高尚的道德越来越稀罕了，人们的道德观普遍倒退了。真是上山难下山易，从私到公难，从公到私易。正如建国后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到互助组、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难，但从人民公社一下子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容易。正像人们所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也反证了只要有“私”的存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更说明“要斗私批修”的重要性、必要性、正确性，同时还有反复性，要在公有制条件下通过几个时期反复地、彻底地“斗私批修”，让“私”字、“修”没有生存的土壤。& & (四)“红卫兵”组织和“要文斗不要武斗”。北京各高校广大师生革命热情已点燃，迅速掀起了革命高潮，斗争的矛头也在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影响下从对准普通师生转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眼看革命之火要烧到自己头上，中央的大走资派们坐不住了，他们指使自己的子女鼓动一些干部出身的子女贴其他师生的大字报，形成两派学生对立的局面。高层子女们于六六年六月初率先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史称“老红卫兵”，实际是“血统派红卫兵”)，他们革命的理念是“老子根正苗红，才是真革命”，他们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许贫民出生的学生参加这些组织，“联动”、“西纠”等组织是他们的代表，由贴大字报转到打人、抄家、烧书。直至发生北大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著名作家老舍和其他一些知名文化人被逼自杀事件。他们企图采取挑起群众斗群众、由文斗变武斗的方式浑水摸鱼，蒙混过关。广大普通师生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造走资派们的反，形成了对立的两派。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 & “西纠”、“联动”血统派红卫兵的暴行引起众怒，民愤极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陈佰达、江青等人连续几次在北京高校革命师生大会上揭露、严厉批评了他们的罪行，并宣布为非法组织，他们横行一时的罪恶被停止。但他们的打砸抢行为影响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工厂也陆续发生了两派武斗。此时，毛主席看到走资派及其子女如此顽固，反弹如此激烈，非常震惊。采取了观察一段的态度，以免强行制止给刚起来的群众革命造反热情泼冷水，让问题暴露充分，好看清左中右或“形左”实右的真面目，以便使广大群众在乱中明辨是非，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他还考虑到马上强行制止，就会不分好坏一齐打击，受害面太大，要冤枉大多数革命群众和不明真相的群众，“文革”就会半途夭折，正好中走资派们的奸计。正是毛主席预料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经历一年两个月的武斗，使不少群众看清了那些假革命者的嘴脸，纷纷退出假革命组织，少数坏人被孤立了，江青等人落实“五一六通知”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全面制止了武斗。& & 毛主席为了挽救那些犯了大错甚至犯罪的走资派及其子女，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教育为主”。经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讨论、政治局批准通过了关于处理文革中反革命造反组织的通知，解散了“西纠”、“联动”反动组织，把极少数人逮捕，大部分人经教育认错就放了。从此真正响应毛主席号召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起来了，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进入了正常的革命轨道。同时，由于“西纠”、“联动”这些反动组织被取缔，他们的老子死不悔改，顽抗到底，挑动群众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形成对立面的“保守派红卫兵”也起来搞所谓的“革命”，实际上是走资派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抗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真正革命的“造反派红卫兵”而组织的(与此同时，北京一些高校学生成立了“激进派红卫兵”，后来被称为“五一六分子”，下面详述)。他们往往受走资派指使与“造反派红卫兵”针锋相对斗争，后来发展到走资派给这些组织发枪支弹药与“造反派红卫兵”武斗，“造反派红卫兵”吃了亏，被迫守住楼房还击。由于走资派的捣乱破坏，群众愈加愤怒，开展了群众大批判运动，就采取了走资派批斗群众的方式批斗了走资派。这就是后来包括现在的一些人所说的“动乱”、“打派仗”、所认为的当年老干部子女盲目参加’”文革”结果反而斗倒了自己的老子从而认定“文革”是一场悲剧。如邓家子女和陈小鲁、宋要武以及孔*丹、任志强、高*群、薛蛮子等。正是这些当时红极一时的“血统派红卫兵”被定为反动组织以及想保而未保住自己的父母被打倒、失去了作威作福的地位、“蹲牛棚”(被下放农村或农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感到受到迫害，成了灾难了。带着没有改造好的思想和私家怨气，恨“文革”，开始控诉“文革”，妖魔化“文革”，到了反对“文革”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正是他们，在否定、咒骂“文革”的这几十年(一九九四年被邓小平平反)呼风唤雨，成了巧取豪夺抢劫国家和人们财富的新生资产阶级。这也就是后来被他们污蔑的“十年内乱”“十年浩劫”的真相。& & (五)、“文革十六条”。一六六六年八月八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在“五一六通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十六个问题。主要内容是深入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揭露、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分清敌我矛盾，区别对待干部，警惕不要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搞好为工农兵群众的教学改革、文化改革和抓革命，促生产。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全国“文革”健康开展的指南。。& & (六)、“破四旧、立四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卫兵要破除资产阶级、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新风俗，从而达到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境界。这是对“要斗私批修”的具体落实，也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一种界定和具体表现。& & 而以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联动”反动组织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故意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借“破四旧”之际，把文物和古建筑当作“四旧”砸烂，对一些老革命、知识分子、文化人、文艺工作者抄家、烧书，干尽坏事，导致民怨沸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于六七年五月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制止了这一丑恶行径。附：：联动、西纠和武斗的真相& & 可以说文革中的一切恶行，纠斗、抄家、打死知识分子、烧文物、武斗、……皆始于刘邓司令部及其子弟(太子党)，太子党组成【联动】、【西纠】、【东纠】等保爹组织，疯狂打砸抢烧，把斗争矛头从官僚老爹引到早已是死老虎的地富反坏右身上，正所谓【转移斗争大方向】，给文革拨污水。& & 联动、西纠的核心是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子女，及孔丹、秦晓、宋彬彬(要武)、任志强、薛蛮子等。那个嫖娼被曝光的薛蛮子就是因为打人太蛮凶而落此“蛮子”的外号。他们的老子在后台出谋划策，子女在前台冲锋，带动全国一片混乱，无数无辜的群众被打压，无数的文物被毁。联动还六次冲进公安部打砸抢，要是平民子弟谁敢?毛主席还是宽宏大量把他们饶了。但是他们的老子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疯狂给子女叫屈：余秋里叫嚣：他们都是娃娃懂得什么?。其实这帮家伙人小鬼大。1967年联动分子们完蛋了，被中央和公安部长谢富治定为反动组织，于是他们的老爹们就冲到前台，挑动各地的武斗，他们给自己的马仔发枪炮，打那些普通群众。最严重的就是武汉的陈再道指挥的马仔百万雄师，殴打群众。河北的走资派挑动严重武斗，以至省会被迫从保定迁到石家庄。至今仍有很多群众被投资派蒙在鼓里而不知文革武斗真相，很多人糊里糊涂，就可知道当时的群众是多么被走私派欺骗了。& & 文革以后，邓小平等走资派比回来的还乡团胡汉三还凶，把所有的罪恶全部扣到革命群众头上。把自己的子女干的坏事儿掩盖的一干二净。小平给联动、西纠平反，把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几千万人全部打倒，失业。不过邓小平也知道经过文革这一闹，他的子女们在从政治上全盘世袭是不可能了，因为文革使草根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彻底觉醒。于是小平们，就转向让高干子女【官倒】经商，侵吞国资，从经济上幕后控制国家命脉。& & 今天，第三代核心，第四代核心，各级大老虎、地方官僚纷纷效仿，形成了今天这样高干及其子女瓜分人民血汗的狂潮。他们恐惧自己迟早一天会被人民清算，于是就投降帝国主义，卖国当汉奸，引进转基因让中国人亡国灭种。有资料说中国的亿万富翁90%以上是高干子弟，他们抛出象马云，李洪彦几个在前台当幌子。就如同美国真正的几万亿身家的巨富躲在后面，抛出比尔盖茨在前台一样。有傻瓜就信了。& & 有文章说，所谓文革，就是毛泽东和他曾经的战友们，那些打下江山就梦想享乐，像过去的封建帝王那样鱼肉百姓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了。& & 所以文革中，毛泽东的指示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文革之后，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战友们集体跳出来否定毛泽东、抹黑毛泽东，全面否定文革，否定1956年之后的19年。& & (七)、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联。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 & (八)、“踢开党委闹革命”、革命大联合与成立“三结合”革委会。“文革”兴起，但各级党委阻力很大，对批走资派很抵触。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革命群众组织掀起了批判各级党委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潮，各级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挖”出批斗。那些当权派虽被群众批斗但并没有被免职或撤销职务，只是让他们承认并改正错误，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死不悔改、顽固到底，甚至闹情绪不上班，导致各级党委日常工作瘫痪的局面。针对这一情况，造反派组织只好暂行各级党委职权，负责当时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救灾、物质供应、人民生活安排等工作。& &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革命群众组织掀起了“一月风暴”夺权成功，一个崭新的革命政权诞生了，即由革命干部、军队和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革命权力机构。因它类似于巴黎公社的性质，被毛主席命名为“人民革命委员会”。随后，各省相继开展，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五日新疆最后一个“革委会”成立，全国各省、区、县(除台湾外)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时称“全国山河一片红”。& & 对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给予高度赞扬道：“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毛主席又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同时毛主席教导说：“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 当时，林彪力推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毛主席像章和红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大普及，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全面深入开展，就连六七十岁的农村老太太都会背几篇毛主席语录、哼唱几段革命歌曲。同时，军队和地方兴起了“早请示，晚汇报”和跳“忠字舞”的现象，后来被江青制止。& & (九)、“三支两军”。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时任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三支两军”是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任务的简称，是人民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支左”是指“文革”前期，部队支持地方被称为左派的一些组织;“支农”“支工”是到地方贯彻中共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支援农业和工业生产;“军管”是部队对一些要害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则是派军队对大中专院校进行军训。至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五年多时间中，解放军先后派出两百八十余万人，分赴中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但据一些当年的造反派当事人说，军队“支左”有些地方实际在执行中变成了“支右”，在“三支两军”过程中，支左军队干部抓了不少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使左派群众受到了很大打击。由于史料有限，具体数量和原因有待进一步弄清。& & (十)、“七二0”事件。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两派群众武斗问题。20日早晨，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实际是武汉军区、湖北省委为了对抗造反派群众，主要由军队成员及各地区武装部、民间群众组成的声称群众组织的全副武装的反文革组织)，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揪斗、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威胁毛主席，在全市武装游行，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零”政治事件。起因是&在湖北“三支两军”中，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错误执行中央正确意见，支持保卫“走资派司令部”的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打击拥护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的另一派群众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开始针对陈再道“揪军队一小撮”，引起以陈再道为代表的军队强烈反抗。毛主席开始保王力，但迫于军队“带枪的走资派”的压力，为稳定军队，让王力检讨错误，“中央文革少壮派”王力、关峰、戚本禹被打倒。从此“文革”进入战略退却阶段，对军队里的文化革命没有再涉及。& & 附：当时得到毛主席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王任重、陈再道等也被打倒，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也被迫转变。可以说“七•二零”事件既是百万雄师的转折点，更是造反派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一个月以后王力、关锋被捕垮台，全国开始收缩、退却，准备召开九大。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的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颠倒黑白地称：“七•二零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 (十一)、落实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走“五七道路”。“要斗私批修”的理论还基于列宁的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但在党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毛主席却极为关注，认为这是党变修、干部变质的重要根源，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中要不断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针对苏联的变修和我国一些革命干部越来越多的腐化变质现象，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 一个批语是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主席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是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但由于修正主义者的干扰，各地干部参加劳动都流于走形式。“文革”发生后，毛主席对这一问题更加关注。& & 正好，一九六六年五月六日林彪送给毛主席军队后勤部的一份关于军队劳动搞副业的报告，第二天毛主席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后附毛主席的批示)。一九六八年五月七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 当年的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积极到“五七干校”、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走资派是被动安排去的)。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 一九七九年二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的五七干校陆续停办。一九七八年后，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走资派及其子女把这叫做“蹲牛棚”、“受迫害”。当时的“伤痕文学”如怨妇一般如泣如诉他们及其父母的苦难，把比农民生活条件好得多的农场称为“牛棚”，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通过劳动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控诉称是“受迫害”，可见他们思想深处的官老爷意识和资产阶级思想有多浓，这也足以证明“文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 附：《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批示信》& & 林彪同志：& &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 (十二)、“斗、批、改”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一九六七年&斗批改&曾一度被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仿效北京新华印刷厂,“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同年九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减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主席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样板。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上述指导方针,清理阶级队伍是斗、批、改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和新的革委会的成立，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开展“斗争、批判、改革”运动，以巩固“文革”成果。&除“五一六通知”规定的内容外，“斗、批、改”主要是深入开展斗走资派的斗争;批判走资派的错误道路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文艺，改革各种不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章制度，改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变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这实际是“要斗私批修”和“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继续和深入，不过这是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秩序开展的。从此，一派政治清明、精神振奋、热爱人民、联系群众、高效廉洁、奋发向上、正气上升、犯罪率极低的政治风气、干部风气和社会风气在中国大地形成。但到了一九七三年随着解放老干部、当作走资派被打倒、靠边站、在劳动改造的错误较轻或认错改错的走资派大部分恢复领导职务后，他们很多人故态复萌，导致政治风气、干部风气和社会风气又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那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有所抬头。最突出的现象是那些老干部、走资派官复原职后又想到还在农村劳动锻炼的子女，为了不让她们再受苦，就开始动用关系为自己的子女上大学、招干、招工跑门路，时称”走后门“。& & (十三)、“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五五年为缩小“三大差别”，中央根据一些地方的知识青年主动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事迹，提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概念。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