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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东梅谈外公毛泽东的三段婚姻
孔东梅著《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外公的原配夫人罗氏
外公的原配夫人罗氏是毛泽东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一位成员。众所周知，外公有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位妻子，但这并不是历史全貌。外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采访时，也谈过此事。
在《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齿录卷十五中，我在外公名下，查到了毛氏家族对他第一次婚姻的最权威记载：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戍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堕，酉山卯向。”据此可知：罗氏生于1889年，卒于1910年。她的婆婆，我的曾外婆比丈夫大三岁，罗氏则比外公大四岁。
这桩婚事，据我看来起码有两个成因：一是，毛罗两家是世交，罗氏祖母毛氏是外公祖父的堂姊妹，而罗氏之父与我的曾外公有生意来往，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毛家有子无女（夭折两个），罗家有女无子（夭折六个），何况曾外婆身体不好，家事又颇繁重，找合适的大儿媳帮忙已是当务之急。
而罗氏嫁到上屋场毛家之后的表现，且不提外公毛泽东满意与否，至少公婆满意——据说她与婆婆和弟媳（泽民外公的发妻王淑兰）相处很好。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如果给她时间，过若干年，又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七妹”（毛泽东母亲）？不过，问题在于：外公是肯定不会作“毛顺生”（毛泽东父亲）的。
1910年大年初二，罗氏因病去世——有人说是患了痢疾，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已是足以夺命的恶疾。不知外公后来是否也有过“她要是现在就不会死”的念头？毕竟妻子才21岁。这年秋天，外公做出了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的决定，从此开辟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新天地。
苦苦追求我的外婆贺子珍
这次妈妈（李敏）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20年未见的舅婆（82岁）。舅婆的女婿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1930年被捕牺牲）。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等人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枝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我的外婆贺子珍
潜藏在外婆贺子珍脑中的巨大压力，终于在回国后向她砸了下来。那是1954年在上海时，外婆偶然打开收音机，听到外公以洪亮的声音宣读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广播放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外婆的嫂子李立英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神智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已经烧坏了。
外婆这次病得不轻，得知消息的外公毛泽东在妈妈（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毛泽东托女儿（李敏）带去一封信劝外婆一样，外婆的烟也抽得很厉害。所以信中劝她不要抽那么多的烟，对身体不好。毛泽东还托妻兄贺敏学照顾外婆。外公的信就是最好的药，外婆知道外公的意思后，一一配合，逐渐好了起来。
之所以外公的录音能对外婆造成如此后果，正是因为外婆心中一直存储着与丈夫十年生活的全部记忆。这已成了她生活的驱动力，每时每分都在调取、比较、回味，以至到达极限，因突如其来的刺激而崩溃。
痴情如外婆，深情如外公——接近30岁时，我才开始逐渐明白：这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纯真感情！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刻意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准予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我的外婆梦圆北京
曾几何时，从井到延安的苏区上空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双星———毛泽东与贺子珍，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同生共死，度过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
后来，累累伤痕使外婆偏离了原有轨道，从外公身旁消失了。外婆是西沉的弯月，外公是东升的旭日，再难相见。然而，月到半夜，日在中天，他们其实都是寂寞的。外婆记挂着天界的安危，外公思念着人间的冷暖，无奈为时已晚！外公外婆的传奇成为永久的爱情悲剧。
外婆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的同时，在北京的妈妈和爸爸正在安排另一件大事：把外婆接到北京。外婆盼望进京，已经盼了整整30年。
然而，外婆坚持要去北京，尽管高龄而且卧床不起，她刚强的性格一如当年，没有改变。现在看来，我认为北京之于外婆，其象征意义应该大于实际意义。外婆所坚持的，是一个老党员、老战士和老公民的权利，是一个母亲和妻子的权利。
日，也就是妈妈带我回京上学的第三天，中央派专机把外婆接到了北京。这个日子离9月9日外公逝世三周年纪念日还有四天，离10月7日外婆70岁生日还有一个月。
在北京机场，外婆见到了前来迎接自己的井姐妹曾志，她当时担任中组部副部长。30年前，外婆即将进京时被组织部门阻止。现在，中央组织部门的代表欢迎她回家。外婆的漫长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可是，此时外婆的身体已经很差，中风的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和被纪念堂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在出发前两天，大家对她做起了工作：
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
外婆频频点头。她这一辈子是最遵守纪律的人，她听组织的话。
外婆的纪念堂之行是保密的。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外婆一行从位于北京西郊十里长街上的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了。外婆用她可以活动的右手，紧紧握着一条精心挑选的白手绢。
外婆是坐着轮椅从面对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纪念堂南门进去的。妈妈和爸爸代她向北大厅毛主席坐像献上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妈妈和爸爸一左一右陪伴着外婆，在外公汉白玉座像前合影。此时外婆和外公都坐着，目光望着前方的天安门。照片留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
自1937年延安凤凰山合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又坐到了一起。
随后，外婆被缓缓推进瞻仰厅。升降机缓缓托起水晶棺，外公又出现在外婆眼前。
其实，不用亲人和医护人员提醒，我想外婆自己也下过决心：不能哭。20年前，在突如其来出现的外公眼前，外婆双泪长流，不能自已。那次，丈夫坐在自己对面，叫自己不要哭。而她甚至没有看清他的面庞、眉眼，还有那著名的下颌上的痦子……这次，她决心好好看看他！不能哭，千万不能哭。
五年后，当我们跑着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写到这儿，我现在真想喊一声：外婆，您当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弹片吗？现在，伴随了您近50年的它们，终于在上海被取出来了。
江青及我姨妈李讷一家
江青是1937年底从上海到延安的，当时我外婆贺子珍已出国赴苏联，江青从来没有见过她。后来，江青与我外公毛泽东结识、结婚。
毛江婚姻初期，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外公在我姨妈李讷1940年出生前，有十余年左右动荡的战斗生活，其中只有极短暂的时间享受过难得的天伦之乐（与我外婆贺子珍及岸红舅舅）。事实证明，我的外公是个很爱孩子的父亲，姨妈的出生与相对稳定的生活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妻女的宽慰使外公得以休息，从而集中精力处理为中国求解放、求新生的大事。
解放战争初期，江青与外公转战陕北以。据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回忆：在颇为艰苦的行军期间，履行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应尽责任。当时外公卫士李银桥记得：江青和李讷母女合演京剧《打渔杀家》，让大家忘却了行军苦累。江青还让他们出过一个谜语：“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1961年，江青拍摄的照片“庐山仙人洞”因为获得外公的题诗而大获成功。到了第二年，外公又亲自请来名师为她辅导摄影。从此，摄影支出成为毛家一大开销，江青为此不得不压缩自己添置新衣的费用。这些情况，在近年公开的外公家庭账目中都一一载明。
此外，江青的知名摄影作品还有题为“孜孜不倦”的人物照，“模特儿”则是外公的“接班人”林彪。此照北后的故事，仍是“文革”一大谜案。如果说：太多的政治因素使今人看那段历史时，仍经常如“锁在云雾中”，那么有一点则是不会“看不见”的——江青虽然喜欢摄影，摄影也给她成就，但她决不满足于此。江青是演员，演员需要舞台，可本该迈向艺术舞台的脚步却走向了政治舞台。她上错了台，而百姓则看错了戏，而一错就是“十年干戈天地老”——这，就是我眼中的“文革”与江青的关系。
1991年江青去世。姨妈夫妇被获准向她的遗体告别。江青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思。
我的姨妈李讷是外公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生于延安。当时外公已47岁，对这个自己十个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别喜爱。他不忍心把女儿送到保育院，姨妈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间的呢称是：“大娃娃”和“小爸爸”。
1946年，外公给岸青舅舅写信，特地为小女儿捎了几笔说：“妹妹问候你，她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给你两张。”撤离延安时，外公起初是带着妻女一道行军，有时亲自还背着幼小的姨妈。后来，他见形势实在严峻，便让女儿随另一支队伍渡过黄河到了山西。1947年，外公在给岸英舅舅的信中还特别关照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来。”慈爱之情跃然纸上。
我的妈妈（李敏）和姨妈（李讷）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关系一直融洽。而妈妈结婚后，特别是搬出中南海后，来往就比较少了。但在那动荡的十年，妈妈记得姨妈曾两次受外公委托，到红墙之外看望自己。
她带来的是父亲对女儿的关切，还有妹妹对姐姐的祝福。也许只有亲历困苦的人，才能体会此时的深意吧！
就这样，她们各自度过多事的中年时期。如今，进入老年，历经人生悲欢的两姐妹常有机会见面，也联袂出席活动。妈妈和姨妈回忆着和我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有说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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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度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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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兰度家族，被诅咒的奇异家族。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是男人的特征。在马龙以前，家中净是怪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了自杀者的天下。
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是男人的特征。在马龙以前，家中净是怪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了自杀者的天下。
奥斯卡影帝马龙·白兰度因出演《欲望号街车》、《尤里乌斯·恺撒》、《码头风云》和&教父&等不朽名片而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演员之一，在一代又一代影迷心目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可是风光背后的马龙·白兰度，却过着一团糟的生活。他曾结过3次婚，还有过无数情妇。他的孩子有一大堆，据他自己讲有9个，据警察局记录有15个，据传闻有25个。
马龙·白兰度的母亲就患有酒精依赖症；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后也深受毒品和酒精问题的困扰；同样吸毒的克里斯坦枪杀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友，并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10年，实际服刑6年。为避免夏安在克里斯坦案上出庭作证，白兰度把她送到塔希提岛，那里美国当局无法送达传票。就在克里斯坦出狱前1年，夏安自杀了。而在被马龙·白兰度征服的无数女人中，有6个情妇自杀……
2001年，二流演员罗伯特·布莱克在汽车里发现了妻子的尸体，警察在她的遗物中发现的一盘磁带涉及白兰度的儿子克里斯坦，克里斯坦陷入又一轮官司战。日，马龙·白兰度死于肺功能衰竭，但在他去世后，马上就有媒体曝料称他在死前生活拮据。马龙曾租下了塔希提岛旁边的一个叫特提亚罗的小岛，租期直到2064年，夏安的兄弟特胡图目前独居此岛。白兰度家族孙子辈的命运也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下，有的一出生就是“瘾君子”，有的被抛弃，有的被拒认……
马龙·白兰度的母亲就患有酒精依赖症；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什菲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后也深受毒品和酒精问题的困扰;同样吸毒的克里斯坦枪杀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友，并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十年，实际服刑六年。
为了避免夏安在克里斯坦案上出庭作证，白兰度把她送到了塔希提岛，那里美国当局无法送达传票。就在克里斯坦出狱前一年，夏安在那里自杀了。
美国最伟大的演员之一马龙·白兰度，一生坎坷。白兰度家族仿佛是一个中了咒语的剧场，到处是机关、布景、伪装与诡计。他在银幕上吸引了全世界观众的目光，在现实中却是个没落的观众。他既是一个天才，又是一个被愚弄的人；既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又是一个可怜的家伙！在那张罗马皇帝式的面孔后，真的一无所有！
稀奇古怪的长辈 白兰度家的人似乎遭到天谴。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则是男人的特征。在电影巨星马龙以前，家中净是怪里怪气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了自杀者的天下。
稀奇古怪的长辈
马龙的祖父尤金·白兰度是阿尔萨斯人，1893年娶了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玛丽·霍洛韦。她是那么快乐，他却是那么忧郁。最后，她像扔掉多余的体重那样离他而去；他则抛弃了所有的孩子，包括未来明星的父亲老马龙·白兰度。马龙母亲家的情况似乎多些“诗情画意”：曾外祖父迈尔斯·加恩是一位外科医生，却热衷于招魂术。他抛弃家庭，成了个酒鬼。他的女儿贝西（白兰度的外祖母）曾先后嫁给一个患肺结核的淘金者和一个多愁善感的牧羊人。贝西与淘金者生的女儿多迪总是从窗子跳出去与情人幽会，并最终与其中一个走上红毯，那就是老白兰度。他们结婚了，从此再没幸福过。
上世纪30年代，老马龙·白兰度夫妇住在奥马哈。丈夫兢兢业业地干着推销员的营生，年轻的妻子则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社区戏剧表演。小马龙和姐姐们目睹放纵的母亲如何反抗强硬内向的父亲。除了演戏，她还热衷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社会生活十分活跃，闲时就躺在床上抽烟喝酒。老马龙永远皱着眉头，面带愠色，在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他一生都在做生意，但始终毫无起色。他曾被任命为芝加哥一家矿业公司的总经理，很快因欺诈行为被不体面地解职。后来，明星儿子为他做了一些投资，但白兰度家的人在生意场上似乎只会搞成一团糟。
后来，白兰度家族从根基腐烂了：多迪终日喝得酩酊大醉，与一个又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她的丈夫先是怒转而后抑郁，整日不着家；无人管束的小马龙四处游荡，干尽荒唐事，并投身汤姆·罗杰斯教士门下。这位神职人员是个酗酒成性的同性恋者，但待人友善，他在小马龙身上发现了一种迷人的狂暴气质。
逃离沉沦的家族 为了逃避被酒精浸透的母亲、生硬严厉的父亲以及渐渐加入酒鬼行列的姐姐，马龙·白兰度来到纽约。41岁的斯特拉·阿德勒对这个神色忧郁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并与之保持了数年的情人关系。马龙一面接受正统的演技训练，学习舞蹈和演奏拉美乐器，一面继续自己的“诱惑之旅”，跟阿德勒17岁的女儿艾伦关系暧昧，并结识了同性情人詹姆斯·鲍德温……
逃离沉沦的家族
1944年，白兰度跻身百老汇，在莫里哀戏剧的表演中初露锋芒。1947年，他出演《欲望号街车》，以厚实遒劲的表演刻画出恶汉斯坦利的舞台形象，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仿佛一觉醒来坐在糖果堆上”，他不能承受这种名气，感觉自己是个骗子，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医生。为了帮助他战胜焦虑，医生甚至宣读了希特勒的讲演。
20世纪50年代初，白兰度步入影坛，连续出演一系列获得好评的电影，《欲望号街车》、《萨巴达传奇》、《恺撒大帝》和&码头风云&获得四次奥斯卡提名，其中最后一部作品为他赢得了奥斯卡奖、纽约电影评论家奖和戛纳电影节奖。整个50年代，白兰度带着一种古怪的慵懒徜徉于电影圈，以自然主义的风格重新诠释了表演艺术，以个性强烈、独树一帜的“反英雄”格调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但他一直诋毁、玷污自己拍过的电影，蔑视这种他只“为了钱”才从事的职业。在两个拍摄档期之间，他暴饮暴食，毫不注意维护形象。1954年，他开始签约一系列毫无价值的电影，不是使人惊慌失措，就是滑稽得简单幼稚。
致命的诱惑 20世纪60年代是白兰度的低谷期，除了演艺事业中的变故，其个人生活终因放纵不羁而陷入混乱。1952年，在拍摄《萨巴达传奇》时，他爱上墨西哥女子莫维塔·卡斯塔纳达，与她一同生活了数年，别的女人一时无法靠近。1956年，大明星又被印度姑娘安娜·卡什菲迷住，甚至赠送母亲的耳环以示自己的认真态度。新一段爱情故事开始了，莫维塔和其他女人都隐入幕后。
致命的诱惑
1957年，安娜宣称自己怀孕，于是马龙娶了她。日，她生下一个男孩，取名戴维，但马龙更喜欢克里斯蒂安这个名字，于是，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战争，他们相互诽谤，还在法官面前互相谩骂甚至大动干戈。克里斯蒂安成为这段历史的牺牲品：他变得以虐待宠物和摔盘子为乐。
1960年，马龙与怀孕在身的莫维塔结婚，生下儿子米科后，两人很快陷入离婚官司。离婚大战尚未见分晓，1962年，在拍摄《叛舰喋血记》的外景地，白兰度堕入19岁夏威夷少女泰丽坦的情网。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归宿，甚至为了“新生活”一度息影。但两人生下三个孩子后最终分道扬镳。1988年，白兰度与自己的女佣玛丽娅·克里斯蒂娜·瑞兹开始交往，继而共同生活，育有三个子女。2001年2月，两人正式分手。瑞兹曾多次表示自己很爱马龙，后者却说两人在一起完全是为了性……
就这样，马龙·白兰度在银幕上摹仿爱情，演绎风尚，表演死亡，迷倒世间男女；在生活中诱惑那些迷恋自己的人，然后拂袖而去，在来而复去间使情人化为灰烬，让她们一个个发疯。这个男人毁了自己的生活，也毁了别人的生活，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如何去爱，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
迷失的后代 白兰度家族不断壮大，他们迷失在这个部落里，生活全是一团糟。
迷失的后代
克里斯蒂安吸毒、收集武器、干非法交易，可谓无所不为。女儿切娜在家中得不到关爱，整日神秘地东游西逛，在毒品中寻求慰藉。体态庞然的米科当上迈克尔·杰克逊的保镖，倒也算是人尽其才。
20世纪70年代，马龙·白兰度陷入债务危机，“世上最好的演员”只为还债而演戏，每分钟索要的片酬高达100万美元。他变得怪僻无比，整日把自己关在家里，只用无线电与远方过往的船只通讯。
日，悲剧发生了：克里斯蒂安杀死了切娜的男友戴格。当警察赶到时，戴格已经死了，据切娜讲，“是我父亲安排了一切。”这个毒瘾深入骨髓的姑娘多次试图自杀，最终于日离开了这个世界。她的父亲没有参加葬礼。
当记者问马龙·白兰度是否感到应为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承担责任时，他说：“当一只海鸥从2000人头上飞过，谁知道它掉下的羽毛会落在哪里？”
克里斯蒂安沦为阶下囚，被判刑10年。入狱5年后，他获得外出许可。麻烦并未就此中止。
日，二流演员罗伯特·布莱克在汽车里发现了妻子鲍尼的尸体。鲍尼性格古怪，私下干些拉皮条的营生，给名人设置陷阱，从中勒索钱财。警察在她的遗物中发现的一盘电话录音磁带涉及克里斯蒂安：鲍尼在1998年与他见面时说自己怀孕了，克里斯蒂安答道：“你应该觉得幸运，因为还没人照你脑袋开一枪。”
在白兰度家族，生活就像发生在深夜里的缓慢没入水中的沉船，只会陷入越来越深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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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英雄大学生曹承全的“红色传奇”
　　红旗是曹家的“传家宝”
　　初见曹承全，阳光、内敛、帅气。与他深入交谈后，这位满脸稚气的“九零末”大学生，浑身蕴藏着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正能量。
　　当问到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站出来救人时? 他无不自豪地说：“主要得益于家里良好的家风。”父亲经常告诫他，关键时刻要敢于站出来，要传承好家里光荣的革命传统，要做一个敢担当、有抱负的新青年。就连“曹承全”这个名字都是爷爷取自“红色传承”、“德智双全”之意而来的，为的就是能将“红色基因”潜移默化地植根于他的内心和血脉，当好“红色传人”。
　　曹承全从记事起，家里没挂“福”字，没摆财神菩萨，一摞摞的红色文化书籍和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却与家“形影不离”。去年刚搬新家，父亲又将红旗摆到书房一个醒目位置。门口还贴着一副大红对联：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与时俱进创伟业；祖辈奇功朱毛会师指挥开路万世名。横披是：承前启后。
　　这副对联无声地诉说着曹家先辈的英勇业绩，而摆在家里的红旗则代表着一种红色信仰，在曹家代代相传。
　　父亲告诉曹承全，红旗是老曾外公传曾木斋传下来的，至今已经传承了87年。曾木斋1876年出生，性格豪爽，为人耿直，自幼就跟随拳师学得一身好功夫。1891年入船山书院，1894年中举，1895年入国子监读书，后加县丞，曾在岳麓书院执教授课。他一生奉行“好男儿当以修身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为第一要义，把同族的曾国藩视为榜样，希望自己像他那样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真理，他先后参加过“戊戌变法”、武昌起义，1925年担任农民自卫军司令员，1928年3月，朱德任命他为三打安仁的总指挥。他不负众望，一举攻克安仁，为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军顺利通过安仁上井冈山铺平了道路，朱德高度赞扬曾木斋为“朱毛会师”的“开路先锋”。安仁战斗胜利后，曾木斋率领上万农军分兵三路，组成了一条东起耒阳新市街、西至常宁荫田圩，长达150余华里的狙击防线，继续狙击尾随的国民党部队。半月激战，终因装备太差，寡不敌众，曾木斋与数千战友壮烈牺牲。正如肖克将军所说：“历史已经证明，有了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曾木斋总指挥攻克的安仁大捷，才有井冈山的‘朱毛’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才有井冈山光辉的新时代。”
　　老曾外公走了，留给老伴只有一面破旧的红旗，她把这面红旗当作“传家宝”，一代一代传给后人。女儿曾世英出嫁时，她含着泪水对女儿说：“这面红旗是你爹用鲜血染红的，今天作为你的陪嫁送给你，你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讨还血债。”女儿嫁到曹家后，在国民党统治下，把红旗当作宝贝一样珍藏起来，悄悄交给了儿子曹三体；解放后，红旗重见天日，曹三体把红旗交给了儿子曹圣德；曹圣德扛着红旗带领群众修水利工程，年满60岁时，将红旗传给自己的儿子：“你们一定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曹家几代人把这面红旗看得十分神圣，红旗破了，用红绸布打上补丁，实在破旧了，再换上新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旗面和旗杆不知换了乡多少次，缝缝补补之中，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红色精神。
　　红旗成为家里的“传家宝”，曹承全从小耳闻目染，他经常听父亲曹传礼讲老曾外公行侠仗义、锄强扶弱的故事，并从小立志做一个与老曾外公一样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的人。有人问他下井救人为何想到了红旗？他说：“红旗陪伴我成长，这是一种巧合，旗杆那么长，可以拽住落井的人，我为自己的勇敢感到骄傲，我只做了一位当代青年大学生应该做的事。”
　　记得上大学一年级时，曹承全曾在《重拾遗失的信仰》的作文中写道：“当炫富的干露露唯财是举，当富豪们娶妻嫁女一掷千金，当他们将财富与成功画上等号，是因为他们内心空虚，没有支柱，缺乏信仰。2014年春晚的《扶不扶》与其说是一个小品，不如说是一次对国人信仰道德的拷问。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一方面不断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却遭遇着迷惘与困惑。如何找回遗失的信仰，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并驾齐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人生如屋，信仰如柱。反观我们青年大学生，身上是否还有‘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绝学’的气魄？是否秉承了刚毅独立，敢为人之先的湖湘精神？马克思说过，法兰西不缺有智慧的人，但缺乏有信仰的人。我们这一代能否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其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在时代的车轮下坚守信仰，践行信仰，守望信仰。”
责任编辑：马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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