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纸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书写（中）
论陈纸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书写(中）◎陆浩
第二节& 陈纸笔下的“边缘人”
　　陈纸笔下的“边缘人”范围很广泛，这得益作为一名记者关注各类时事的宽泛视野。所以在他塑造的人物有像他一样涌入城市，怀着梦想，义无反顾的想留在城市的“城市异乡人”，也有在社会变革浪潮中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右派子女、下岗女工、退伍军人，还有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空巢”老人、被社会主体忽视的残疾人和儿童，这人物都不是高大伟岸的英雄，他们大多是生活中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对于他们，陈纸经常在思考的是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况味？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他们的文化诉求是什么？他们的强力支撑是什么？因此，他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也给我们塑造了这些血肉丰满而又真实感人的“边缘人”形象。我们可以把这些“边缘人”分为三种类型：1.城乡边缘的“城市异乡人”。2.从“中心”走出的“边缘人”3.被遗忘的老人、儿童。
　　一、&城乡边缘的“城市异乡人”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到了上世纪90年代，商业文明逐渐侵蚀着农业文明，生活在农村的劳动人民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根深蒂固的“土地意识”开始动摇，同时户籍制度的改革也让城市和农村不再界限分明。城市对于生长于农村的年轻一代人可能就是天堂，于是他们开始抛弃土地，向城市进发，追逐他们的梦想，变成了“城市异乡人”，可是在城市生存体验对于不同身份阶层的人来有着异质性的差别，在他们眼里十分美好的城市没有对城市“异乡人”张开温暖的怀抱，而是把他们推向边缘。这群人里包括一些从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于是他们争取到了城市户口，算是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在老家人眼里成了城市人，可是在城市本土人眼里他们还是带有浓重“土气”的乡下人。“城市异乡人”的尴尬身份让他们在城市里苦苦挣扎，惶惶不安。
　　《城里的月光》里的刘万胜和蓝树全都来自农村，一个是公司的小报编辑，一个是食堂采购员，两个人合租在城中村一栋八层楼里的一个小房间，两人最大的目标就是解决房子问题，好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于是他们都把目标投向了房东的女儿陆小宣。蓝树全想借着给陆小宣送房租的机会借机表白，可是当真要行动的时候，高大英俊的他又对自己失去信心，看着一只脚放到椅子上，穿着艳红睡衣，抽着烟打着麻将的陆小宣久久不敢行动，完全没有平日里跟陆小宣交谈时的潇洒。刘万胜读过大学，爱好诗歌，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干过最疯狂的事就是为了找个城里的姑娘，放弃了隔壁五塘屯深爱他的覃小群。现在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写诗给这个只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却没说过一句话的陆小宣，他连她容貌都记不清，只记得她父亲是房东，还有她家的楼房。可是陆小宣却根本看不上他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当他们得知陆小宣家的房子要被拆用于商业用地，刚还为陆小宣明争暗斗的两人瞬间都沉默了。
　　蓝树全、刘万胜没追到城里的女孩，可是田鸡做到了，可是那又如何呢？《田鸡的爱情》里18岁的主人公田鸡辍学回家，因为害怕种田跑到城里找到表哥让他介绍工作，他的目标就是像表哥一样娶一个城里姑娘生活在城里。可是田鸡没知识没技术，工作是找到了，换了七八种还是没有找到合适他的。修理摩托车得罪了老板的大主顾、在饮料食品批发部当送货员骑着批发部的三轮车送货追尾了一辆小轿车，货和车都不要就跑了，给餐饮店送外卖，逛了几个小时也没把外卖送到，在小区当保安也干不了几天。表哥劝他回家，可是他就是不愿，还是想留在城里，死要面子的他拒绝了爱他的初中同学罗春秀和表哥的帮助，怀着投机心理，他找了个“长得跟保龄球一样，又满脸的粉刺，脾气又臭又冲”
的城里人熊三英当女朋友，在她家的家具加工厂当副厂长，妄想这样应该可以在城里呆下去了，可是就为了“乡巴佬，吃饭之前总是不洗手，你不能像其他民工”，这句话，他和熊三英较上劲了，他受不了城里人对待乡下人的有色眼光，结果被熊三英打伤脑袋。后来在病房里田鸡给熊三英留了一句“在你们城里人的眼里，我们农村来的都是流氓无赖”，就这样跑回家了。
　　田鸡、刘万胜、蓝树全们向往着城市的生活，可是他们在城市里却没有能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很多人可能干着城市里最脏最累的活，为这个城市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可是却只是获得极小部分的剩余价值。他们热爱的城市没有接纳他们，他们始终作为一个“边缘人”游走在城市的边缘。而于此相比，《红棉袄》里来自农村走进城市的“他”一直努力工作，在城市有了房子娶了城市女孩，物质生活满足了，可是精神上还是无法完全摆脱城乡差别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困扰。小说的开头先讲述了儿子和母亲得到红棉袄的经历，红棉袄寄予母亲对未来儿媳妇的期望和理想，儿子离乡进城工作后有了房子娶了城里媳妇，他开心的想终于可以把在家乡的母亲接来尽孝了，可是红棉袄和母亲却受到了城里媳妇的冷遇，直到媳妇生了孩子，本来以为可以缓和的矛盾却更加激化，夹在母亲和媳妇中间的儿子此时感到的是精神上的异常压抑，不知所措，后来母亲选择了带着红棉袄回家乡。“他”最后还是融不进这个城市。
　　在陈纸小说关注的进城打工者的世界里，他用细腻敏感的心关注着进城打工的女性，她们与进城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她们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遭受的生存压力更大，因此她们的边缘地位也更加典型。陈纸也喜欢用她们的生活来构造故事，透过她们的视角来发现城乡之间的冲突。
　　《六十次新娘》里的莫莉为躲避家里的包办婚姻来到城里寻求梦想，她在娱乐城找了一份每天假扮新娘的工作，每天抛绣球然后等着结婚，当新娘结婚本来充满的幸福和美好，可是在她眼里却只是一种谋生方式，她也曾幻想能在其中找到真爱，现实却脆弱得不堪一击。一个广东青年以为出1000块钱，就能让莫莉晚上陪他出去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接到绣球也不顾老伴劝阻要来当新郎过过瘾。于是莫莉渐渐对爱情失望了，可是她却被一个身患绝症的“新郎”感动了，她发现身患绝症的人在寻求真爱，可是健康的人却在游戏人生，她或许应该离开这个没有爱的城市，珍惜在有限的生命去寻找一个爱她的“新郎”。莫莉因为爱而来到城市，最后也因为爱离开了城市。《哑女安平》里的安平是平时难得见她开口，所以村里人叫她“哑女”，平时不爱说话说明性格也很安静平和，跟生人说话会微低着头，双手绞到一起，她的愿望就是当一个面点师。可是“我”把安平介绍到城里的酒楼的干活不到一天就出事了。小说从安平的视角看到了长相丑陋的副总经理刘春才和办公室主任李文娟在她面前无耻的调情，一起工作的女工相互勾心斗角，一个叫刘圆圆的女孩把热气腾腾的蒸笼盖差点砸到领班宋红英的头上，宋红英为了给她安排床位还差点和一个女工打起来，宿舍里一个瘦小女孩被骂是“公共厕所，跟黄大伟睡觉，跟刘春才睡觉，跟守门口的公狗睡觉”。　　一个叫黄兰兰的女工被经理搞大肚子还在医院躺着，能进来工作的都是有关系，这些有关系的女工的境况尚且如此，更何况她这个无依无靠的农村来的打工妹？所以安平像疯了一样大喊大叫的冲进了黄大伟办公室。在某种程度上说，安平看到的众多女工的生存现状就是生存在城市底层的女性们的缩影。城市不是她们的天堂，反而成了让她们付出惨痛代价的失乐园。在《秀发黑童》里的秀为了家里的生计，走出大山离开了爱她的黑童来到城市出卖肉体来谋生。秀有着一头乌黑迷人的长发，这是她和黑童爱的见证，她没事的时候就抚摸着它，心里想着远方的黑童，乌黑的秀发让她看起来如此与众不同，也象征着她不被玷污的灵魂。可是一晃她在城里呆了六年，这六年的时间让她乌黑的长发在染色剂的污染下变得枯槁黯沉，毫无光泽，刚到三十岁的她被老板辞退了。她看着枯草一样的头发，陷入迷茫，突然感觉生命失去了意义，她的生命力也随之而去了。她不知道她的头发是否还能重新焕发生机，她失去的是否还能拾起？这些来自农村处于城市边缘的“打工妹”，她们兼具了社会地位和性别的双重弱势，当她们遭遇城市时，她们注定要付出比“打工仔”更为惨痛的代价。
　　对于这群致力于在城市扎根的乡下人，在城市的现状打破了他们来时的幻想，他们对此感到深深的失望，并为此付出肉体和精神的双重代价，陈纸的叙述让我们对此深感无奈，作品里弥漫着浓浓的感伤。
　　二、&从“中心”走出的“边缘人”
&　　在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陈纸笔下刻画了这样这一类“边缘人”，他们的命运和时代变革息息相关，他们和时代的变化不期而遇，在突然到来的变化中，他们仓促应对的结果更多是遭遇困境和心理的裂变。这类从“中心”走出的“边缘人”的经历大多与国家重点政治事件有关系，他们本来的生活处于安定富裕平静的生活，他们中有的曾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有的是国企职工、有的是在战争中立过功勋的战士，他们相对于底层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应该处于“中心”的地位，可是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制度的变化，他们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低于从前，有的人连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就从“中心”滑向了边缘。从我们在之前对于“边缘人”的定义可以理解，“边缘”和“中心”是相对而言，而且会发展变化的，虽然你此时身处“中心”下一步可能也会变成“边缘”。
　　长篇小说《逝水川》讲的是年过60的刘万里万里寻亲的故事。他是在上世纪60年代政治运动中被下放农村的青年，为了小时候母亲说过的走了再远的路，也总要回来的承诺，多年来苦苦在全国各地寻找自己一家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的。1951年的时候，刘万里8岁，他的父亲刘辉旦还是浙江省商业厅的主任，他身边还有一个警卫陪着他玩。他们一家除了他，他还有一个哥哥刘万年、一个姐姐刘蕊蕊、一个妹妹刘蕊芬。可是到了1957年的时候，父亲被定了右派、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民兵来抄家连蚊帐、被子及母亲的一双皮鞋都全部拿走了。接着就是他们一家生活十分艰难，母亲在父亲获罪后不久就病逝了，等待着无依无靠的四兄妹是被送人或领养的命运。虽然刘万里不想和兄弟姐妹分离，但他们在被下放到泥封桥十九队劳动改造后，因为生活太苦了，刘万里几兄妹就分别逃离出来，都走散了。他自己和妹妹刘蕊芬逃回湖州老家，被湖州社会福利院收容后先被送去山东一个小山村，然后历尽艰辛逃回福利院，又因是“反革命”的儿子不能进福利院被送回山东，成年后被推荐当了一名挖矿工人，终于结束颠沛流离的日子。可是刘万里心里还是一直放不下其他兄弟姐妹，特别是哥哥刘万年，他一定要找到他。小说就是以刘万里多年坚持寻找刘万年为主线，讲述了他多年生活在异地他乡，远离亲人，多次出逃吃不饱穿不暖，受尽冷眼，情感没有依靠的悲惨生活。《一线》讲的是纺织厂女工刘若兰下岗后再创业，在手工纺织领域打出一片天地的故事。刘若兰是在母亲退休后，接替母亲进入纺织厂的，母亲曾经让她换一种职业，可是她从小就热爱纺织，可是这位厂里的劳动模范却因为一次在领导的视察中掉了一根线而被列入下岗名单中，一夜之间就沦为了失去最起码生存保障的社会弃儿,这让刘若兰从内心里备受打击，心里万分委屈，从一个国企职工变成一个下岗工人，刘若兰也就从“中心”滑向了边缘。其实刘若兰的下岗并非只是一根线的问题，在小说中我们隐约可见全国企业化改革的浪潮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小说将下岗工人置身于一个被抛弃的苦难主体加以叙述,表达了工人们面对苦难的遭遇和无力把握命运的悲凉。中篇小说《天上花》中的主人公欧阳方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小说通过欧阳方的视角让我了解到了战争的残酷。战友的牺牲，一起执行任务的七八个女兵都被炸死，在他心里留下永远的血色的阴影。不过在战争中他也收获的战友情谊，并荣获二等功，退伍后带编制安排到果园当保卫处处长，他也顺利结婚生子，有一个漂亮女儿欧阳寻。可是后来他工作的农场变成了私营企业，他由国家干部变成了私营业主聘用的普通工人，老婆还跟一个上海水果批发商跑了。而让他唯一上心的女儿他一直宠着她，她不愿念书他也由着她，她爱浓妆艳抹他也任着她，她要出去打工，他也只能同意了。后来，在一次聚会后，他和以前的战友到中越边界找乐子，无心玩乐的他却在发廊里看到了自己的女儿。
　　这三个人物的命运都是随着一个个国家重大事件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在这个历史变革中成了时代的牺牲者，并且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也从“中心”走向“边缘”。相比较乡下人进城所遭遇的尴尬与焦虑,他们这些因为体制的转轨而沦为社会底层的城市人的也同样遭遇着这样的物质困境与精神创伤。
　　三、&被忽略的老人和儿童
　　这类“边缘人”的特点在于他们弱势的社会地位，从而容易被社会强势群体所忽略，从而造成精神的孤独，被推向边缘。留守老人、儿童、残疾人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一直都存在着，不过在现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精神状态好像也跟着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着急，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空巢”的老人、未曾长大的幼儿、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在这种生活环境下更是容易被忽略，让他们无形中置身边缘。他们身边缺少亲人的陪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照顾，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孤独笼罩的他们，随时可能让他们窒息。
　　中篇小说《给自己买花圈的人》里作家创造了一个充满深意的现实性故事背景：一个逃离父亲和故乡的年轻人和一个被儿女舍弃的独居老人的相遇。老人独住在一栋三层楼房，平时甚少出门，话就更不多了。金钱对他来说没什么意义，让卖花圈的夏海生来租他家的房子是希望有人能陪他说说话，可是老人的心还是孤独的，他经常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门口呆呆的往门外看。他希望夏海生能理解他父亲对他的期望，“人的理智和情感往往很难协调，你要理解你爸，抽个时间回家看看”，“老人不会嫌子女挣钱少的”。老人对夏海生说的话可能也是他想对他孩子说的却一直说不出口的话吧。老人后来一直给夏海生介绍生意，他的朋友们都先后离世，他自己也渐渐看淡生死，不愿长此孤独的活着，老人在突然离世前也没等到亲人来陪伴，留下一张字条和一个电话号码留给夏海生通知自己家人，让他们跟夏海生买花圈。老人身边虽然有人陪伴可是精神上的孤独、爱的缺失却是让其失去生存信念的根本原因，如果有子女陪伴身边共享天伦之乐，老人估计也不会如此匆匆离世，小说成功的塑造一个饱受孤独折磨的老人形象。和给自己买花圈的老人一样可怜的还有《天上的房子》里的覃丁香老人，老人无儿无女，自己独自生活在一座小木房子里。在面对劝说她拆迁的人，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她却硬得像钉子一样寸步不让，她怎么都不同意拆迁到别的地方去住。可是后来开发商韦子豪却用亲情把老人打动了，他把老人认作干妈，还给老人在大楼上修了一座和她本来住的一模一样的小木屋，可是开发商韦子豪从她搬迁后再没来看过覃丁香老人，老人最需要的亲情却伤害了她，以前邻居对她生活的不理解也让她更加孤独。最后老人纵身从房间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短篇小说《玻璃禅》里陈纸把目光投向了六岁儿童小泥，小泥自小父母离异，父爱的缺失和母亲忙碌的工作让他染上了不爱说话的坏毛病，在学校老师和同学不喜欢他，他长到六岁也没说够六句话，她母亲不想再理他了，他成了没人喜欢的小怪物。可是晚上做了噩梦，“他想喊的，爸爸（哦，爸爸好像离开了他）妈妈却听不懂。他们是真听不懂，还是不想听，没有时间听，或是不值得听？”
小泥还有一个不良的嗜好，他爱上了周围一切用玻璃做的、透明的东西。“他高高的颧骨，像锐利的刀锋，他的眼睛与镜子中的那双眼睛对视着，他的双手使劲地拍着，欢欣鼓舞”。直到遇到了妈妈的同事陈纸叔叔，陈纸叔叔觉得小泥像卡夫卡，因为他知道小泥的孤独，他知道小泥向往着玻璃外面的世界，小泥在公车上开心的说话再次让陈纸叔叔知道了玻璃其实只能隔着不想走进对方世界的人。
　　同样和小泥一样不爱说话的还有小说《特码》里被谭城镇上人奉为神明的傻子。傻子是下岗职工谭前进的儿子，没人知道傻子为什么长到了八岁还不会说话，他们都说是因为他父母吵架把他吓傻了。他父母下岗后，就在家里吵架不断，动手抄家伙打架的事也时有发生，傻子的幼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最后夫妻俩开了个米粉店终于可以忙着赚钱不用吵架了，可是到了这时才发现他们的孩子都长到五六岁了还不会说话。傻子的父母只能送到学校给老师教他说话，可是老师教了不到半个学期就想让傻子退学，因为傻子在学校跑会到女厕所里去。傻子到了退学还是不会说话，只是每天做在他们家粉店门口看着路人来来往往，也不会和其他小朋友玩。一直到了镇上的人疯传他会猜特码才让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尊老爱幼是我国传承久远的优良文化传统，不管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在以后，都是应该大力提倡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人没有做到把时间和精力尽可能的投到老人和小孩身上，当然不否认这其中也是存在工作繁忙等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但我们却不应该忽略这个问题，所以陈纸用手中的笔把这一问题客观的向我们呈现，希望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边缘人”形象审美特点
　　第一节&&
用现实主义的精神关照“边缘人”
陈纸在小说创作中关注广大底层“边缘人”，并塑造出各类“边缘人”形象，体现出及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现实主义精神强调了作家需要有直面现实的精神，表现出关切现实和理性审视人生的勇气。小说《你那边什么声音》就暴露出进城农民工就业压力大和失业率高的问题。“我”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工作的小记者，工作和生产的压力让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开始听到的越来越少，好像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感觉，直到“我”遇到了在声讯台工作的雪，雪和“我”一样都是来自农村，她用她的声音抚慰了我躁动的灵魂，“我”感觉重新活过来了。可是因为雪在工作中一句话的失误，雪失去了这份她赖以为生的工作，受不得这个打击，她竟离我而去。而“我”有开始陷入了精神的困境，对生活提不起任何兴趣，妹妹带我去看心理医生韦玉，韦玉来城市打工出了车祸，下身瘫痪，可是为了供弟弟上学，她只能躺在床上为别人做心理咨询赚钱，她试图排解“我”心里的困境，可是我却发现她自己也有很深的心理疾病，她能用声音安慰别人，可是她跟雪一样，都不能安慰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我把一个站街的妓女带回家过了夜，一个母亲住院不得不出来出卖身体赚钱的女孩，女孩的事让我更加痛苦，幸好我终于等到了雪的电话。小说通过“我”带出了雪、韦玉、站街妓女这些处于社会底层，城市边缘的人物，把他们的生活困境，精神困恼逐一呈现。除此之外《一线》、《麻将》这两篇短篇小说关注的是下岗工人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天上的房子》、《给自己买花圈的人》关注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留守老人孤独内心寂寞的问题。《玻璃禅》《高尔夫球》则是指出了儿童的教育、成长的问题。诸如此类对热点问题关注的态度，让陈纸的创作体现了敢于直面现实中“边缘人”真实、严峻生存困境的勇气，有强烈介入现实的精神，对“边缘人”群体给予同情理解和人道主义关怀的创作态度。
陈纸在对社会热点问题关注的同时，他也注意从“边缘人”入手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他对现实的批评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社会性的批判。我国以前长期施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城乡制度，这种在经济上主要向城市倾斜的制度，在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发展的同时，让广大农民在经济困难时承受了过多的负担。长期以来，这样的体制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当他们进城谋生时，农民的身份让他们在城市市民看来就是贫困落后、低素质、缺乏教养的另类，比如《门口》这篇短篇小说里乡下妇女李银花带着儿子张宽宽来城市到一个家庭当保姆，可是在门口却遭遇了尴尬。小说通过传神的对话和细节描写，将女主人与老妇人固有的等级偏见和刻薄、算计的性格十分传神地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在上门求职的乡下妇女李银花和儿子张宽宽的身上，却是闪现出人性中善良和美好的一面。城市妇女居高临下的态度、带有歧视性的语言把城市人对农民冷漠的态度暴露无疑。二是对国民性的批评，对民众的麻木、自私、冷漠、唯利是图等国民劣根性的批评是五四以来的重要主题。陈纸在小说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小说中除了专注于底层民众困难的叙述，也关注他们精神上的自私、愚昧、麻木等精神顽疾，同时他对现代化发展中传统美德的丧失、道德的崩溃、人们金钱至上的卑劣人性进行鞭挞和拷问。短篇小说《特码》通过谭城镇的人们赌博成性，为了特码，获取金钱，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傻子和颠子身上的闹剧，把人性的贪婪、自私、唯利是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通过一篇小说无限放大。短篇小说《莲池币》更是把人在经济浪潮下金钱至上的卑劣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讲述了两个暴发户斗富，先是在KTV比赛烧钱，然后跑到水月庵对着“龙龟”的嘴里投钱，先是投硬币，再投百元大钞，作者对眼红耳热的围观的人群和一个乞丐到莲花池里捞钱的描写，也进一步的突出了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把民众精神的贫血表现无疑。
　　第二节&“边缘人”的悲剧命运
　　陈纸笔下的“边缘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的富足程度都处于社会的最底端，生活充满艰苦和苦难。他们如果要改变命运，必须发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而在陈纸的小说世界了，有很多作品讲述了“边缘人”在改变命运或者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悲惨故事或命运悲剧。悲剧历来被称为最高雅、最深刻的文学艺术。悲剧从悲剧性上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现实的悲剧；另一种就是艺术中的悲剧性。作为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亲历者，体会着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冲击的镇痛，陈纸的悲剧意识熔铸在了他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和现实感受上。他笔下“边缘人”形象的书写，不仅表现了他们物质上的生存悲剧，还同时注意“边缘人”在人的精神和命运上的悲剧性。
&对于人的生存，一直是文学关注的焦点。陈纸笔下的“边缘人”都是一些小人物，他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以体恤、理解和悲悯的情怀写出了他们物质生活的困难和生存的艰辛。短篇小说《彩旗飘呀飘》里的工仔江南林“他的眼前是花的，像一面破成了碎片的彩旗。有两三次，如果不是本能地抱住了灯杆，真的会被一缕轻风随时卷走”。他需要在七点前完成任务，可是还有几百面彩旗要挂，他这两天天天晚上加班，昨晚十一点钟前还在加班安装水电。《灯火银河》里的刘春明的活不重，可是他每天要爬到高楼的外墙上安装霓虹灯。城市的楼有多高他就得爬多高。长篇小说《逝水川》里的刘万里在南城找哥哥的时候，吃住都是靠自己拾荒解决的。
　　陈纸对于“边缘人”在物质上的匮乏和生活上的困境并不是着力最多的地方，他主要还是对“边缘人”的精神领域、情感领域进行深入挖掘。正如黄伟林指出的“在我看来，橙子的小说实际上已经触及现代人的心灵归属问题。当心灵之门洞开之后，如何找寻安心之所已经成为现代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精神层面的悲剧性比物质层面的悲剧性要深刻得多。比如，在陈纸笔下“边缘人”中那些为了留住城市拼得头破血流的“异乡人”，城市给他们带来的却是更多的不安全感，一直以为凭借努力就可以立足的城市，却不管他们如何努力，客观时代环境的限制和他们的出身让他们还是不能真正的融入到他们热爱的城市里，因此绝望的焦虑和不安在他们心中弥漫开来，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我身份认同上的危机。短篇小说《高雅颂》里的于连就因为身份认同问题而患有严重的精神焦虑症。于连的焦虑是他自我人格和本我人格之间、性本能欲望和现实生活调节之间冲突的结果，也是他身上的“力比多”的一种发泄方式，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当自身的本能冲动和无意识欲望因为各种不可克服的客观原因得不到满足，神经症状的焦虑症便开始产生，“力比多”是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一个核心理念。于连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可是生活了这么多年，他还是妻子还孩子眼中的土老帽。“他总是被生活中这样的小细节沮丧不已。比如携妻带儿外出到某个地方吃喝玩乐，对周围的环境最先熟悉、最先掌握的，总是妻子。这都不算什么，最沮丧的是很多时候他连儿子都不如。当他从儿子嘴里听到一个个陌生而古怪的名词时，他先是呆若木鸡，再就是迟疑良久，才买下来，买下来还是最先放到儿子手中，看着儿子自然潇洒地使用或吞噬它们时，他对自己别提有多沮丧了”，“现在，于连觉得与妻子和儿子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最让他感到绝望的是，他与单位的同事也显得格格不入了”。因为同事来工作好像都是为了“来讨论到底是张家界的山好看还是黄山的山好看，到底是飞凤的羽毛球馆设施高档还是麻岭的羽毛球馆设施齐全”
，这些让于连觉得自己要努力赶上妻子、儿子，还要赶上同事们。所以在妻子的鼓励下他抓住机会和突然出现的老同学吉诺拉学一点。他从喝红酒开始小心翼翼的学着，怕暴露自己本来就没好好喝过红酒。他开始跟着吉诺拉出入各种娱乐休闲场所，他学会了按摩挖耳朵、学会了淡定的享受美女一个小时的服务、学会了打高尔夫球，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于连突然觉得自己孤陋寡闻、庸俗不堪，他眼前的世界完全剥离了他的身躯，他觉得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于连的痛苦是因为他的自我认同始终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他一方面想摆脱“他者”身份，融入社会主流，寻求他人的承认与认同，而现实中，他残留的自尊又时刻束缚着他，使他的努力都化为乌有，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可是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为此他也深深的恐惧过，可是他为了冲淡这种恐惧，他却更加依从吉诺拉。可是就在他还患得患失的时候，吉诺拉却突然从人间蒸发了，此时的于连“他觉得以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些“意义”呀、“追求”呀、“向往”呀，突然间，土崩瓦解了，他听得遍地是“劈哩啪啦”的声音，不但是倒塌，而且是燃烧，他好像被丢到瓦砾之中受到重压，被丢到烈火之中经受炙烤。他坐卧不安，呵欠连连，不能自己”。他疯狂的到以前和吉诺拉共访的场所找他，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于连不断的努力让自己赶上妻子儿子还有同事，摆脱头上戴着的土老帽的帽子，可是当他真的学会了城里人的生活，他却回不到从前了，他已经不习惯晚上不去按摩挖耳朵的日子。小说的最后于连在娱乐城消费着价格令他乍舌的服务，在和服务小姐的纠缠中不慎身亡。于连的悲剧在于他不断的想让自己融入城市生活，改变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可是在改变中他却失去了自我，丢掉了性命。于连的死让在他得到了解脱，却更让我们看到他生命的悲剧性，他的死既消解了他自身的存在，更是对现代工业文明映衬下的农业文明的一次消解。
　　类似于连需要面对的关于人灵魂精神的问题，陈纸小说中很多人物都要面对，《夜晚的照片》中的男主人公向达力曾经也是对文学有着无比的热爱，可是在现在却长期奔跑在酒桌、舞厅、桑拿按摩城里，这些都是那些丢了心的男人流连的地方。更“逐渐学会了用眼光看人，用手段整人，当然，也学会了用下体对待女人”，他的内心经过无比痛苦后觉得生活无比无聊，生活中充斥着都是寂寞、孤独、虚伪和欺骗，在偌大的都市找不到安放灵魂的地方。相比之下更可怜的是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给自己买花圈的人》里的老人，需要面对的是生活的孤独、灵魂的寂寞的痛苦。
　　对于从“中心”走出的“边缘人”，他们体现的是一种命运的悲剧。“人的生命在本质上带有不可把握的宿命情怀。这是人类无法超越的局限，是生命与生俱来的、具有原创特征的悲剧根源”
。这些从“中心”走出的“边缘人”他们的悲剧是由命运造成的，他们生在了那个历史变革的时代，他们也无力去抗拒时代的洪流。可是陈纸在对人物结局的温情处理却体现了他对人生的别样感悟。积极的圆满结局，不同于以往对底层苦难叙述中的毁掉希望，而是留有余地的批判，让读者有了一些温情的回味，而正是这样带有人道主义关怀式的结尾也让陈纸小说的染上一种别样的魅力，而且小说中人物在成功前经历的难以言说的痛苦，付出无数的努力的汗水也是能引起了读者对社会的不尽反思。长篇小说《逝水川》里的刘万里一家在政治运动中的悲剧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在记者李子归的帮助下，他终于在四十多年后找到了自己的亲哥哥，完成了他多年夙愿。更让他幸福的是他们分散多年的四兄妹竟然全让他找到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短篇小说《一线》里的受到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冲击的下岗女工刘若兰也从下岗后的迷失中走出来，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办起了自己的企业“若兰家纺”。小说的结局泛起的“爱”和“希望”不也正是我们在经历悲剧后的愿意看到的吗？
“边缘人”形象书写的艺术手法
　　1953年，罗兰·巴特发表了他第一部论著《写作的零度》，书中主张作家在写作时，回避自身感情色彩，做到对作品的零度介入，将自身主体性遮蔽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震云、叶兆言、池莉、方方等作家推出了一系列新写实小说，“新写实主义”思潮在文学界盛行一时。“新写实主义”小说“以写实为主要特征，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
在小说创作中作家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做到“零度”参与，把笔触伸向百姓日常的生活，力避崇高的文学启蒙态度，让文学回归到“原生态”。秉承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陈纸，在创作的小说不乏有对于“新写实小说”的借鉴和学习，陈纸的小说通过消解作家本人的主体性，用风格简单的“新闻式写作”间接地表现主体的思想感情，这是挈合了“零度写作”的写作风格。陈纸在其小说中大多以第三人称的视角静静的观看故事的进展，刻意回避主体的感情介入。同时，蒙太奇手法和心理分析技巧的运用也让小说更具吸引力，更显出日常的真实。另一方面，陈纸小说关注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现实的日常生活都是经过作者的思考，并对于事件背后的深刻寓意的认识后的创作再现。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陈纸的小说中坚持日常叙事的基本立场，他也在叙述中融入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的体验和反思，并通过独到的艺术技巧将其在小说中呈现。
　　第一节&
轻松的日常叙事
　　陈纸在创作谈里说：“艺术创作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最后须回归现实。回归现实，实际上就是回到常识。我在小说创作时，更多的，是注重所写的对象和细节，是不是符合“常理”、“科学”，经典的作品不会违背这些，《红楼梦》不会，达?芬奇也不会。”
陈纸在这里所强调的“常理”“科学”其实就是一种在现实真实基础上的艺术真实。在一些学者看来“任何对于社会生活的叙述都不可能是‘纯粹’和‘中性’或者‘客观’的，它同样表达了一种主观和意识形态。它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真实’而已”。在这种认识的大背景下，很多现实主义作家都是努力的实现现实的重现，然而在作家笔下的现实，无不是一种艺术加工后对素材的升华和重新提炼。如果想让读者承认这种再创作的“真实”，作家就必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把笔下的人物放到日常的现实生活场景中，让人物在这基础上自由的开启自己的人生。
　　在陈纸笔下的“边缘人”，他们在城市底层的所遭遇的困难，人性的挣扎，他们在历史的变革面前的无可奈何，他们在孤独的时空里独自叹息，他们的精神与现实不断的发生碰撞，呈现出一种紧张的状态，而全部的这一切都融合了作家对他们的生存困境形而上的思考都被巧妙放置到了一个个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当中。没有紧张的故事情节，没有跌宕起伏的悬念设置，只有饱含深意的一幅幅最普通的生活场景。
先来看短篇小说《城里的月光》对于陆小宣打麻将场景的描写。“陆小宣一只脚放在地上，一只脚放在椅子上，一袭艳红的、透明的长裙，便斜斜地裹着她丰满得有点圆溜的身体。蓝树全看不清她的脸，她的脸被嘴里叼着的一根烟上燃出的烟雾萦绕着。蓝树全凑近去一点，他看见陆小宣抿着嘴，皱着额头，拧着眉毛，正摸着牌。突然。他看见她脸上一层厚厚的雪白裂开了一条缝，接着，他听得“啪”的一声响，陆小宣将手中的牌一丢，骂了句：丢——之后，随手捞起一把百元大钞丢给对面的人”。《田鸡的爱情》里对田鸡带着新认识的女朋友熊三英和表哥吃饭的场景的描写，“田鸡的表哥看到熊三英碗里的饺子像赶集似的跑出来，冲进熊三英宽宽的嘴里。田鸡的表哥看得有点反胃”。作者通过陆小宣打麻将双脚一上一下的坐姿、艳俗的打扮、抽着烟说粗话的自然而然，她的一举一动把她生活无忧、品味不高，粗鲁艳俗的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通过对熊三英吃相突出了她的强势和急性子，寥寥几笔的描述也把熊三英一个急性子悍妇的形象勾勒得惟妙惟肖。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蓝树全、田鸡为了混入城市，在城市立足，想通过娶陆小萱、熊三英的投机手段达到目的，更显得他们的卑微，同时也不免对他们感到深深的同情。&&
　　小说《一线》里的女工刘若兰下岗后不习惯自己的生活。她觉得内心十分苦闷，在吃早餐时“她把一根根豆芽绞在一起，用尖利的牙齿狠狠地咬，她听到满嘴的呻吟，她感到了快意，她第一次尝到了胜利者的滋味，她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刚下岗的刘若兰虽然知道她的下岗不是因为那根断了的线，可是她还是不受控制的把问题的关键放到那一根线上面，她觉得自己是生活的失败者，她曾经那么优秀，那么热爱这份工作，她只能把心中的不甘、苦闷、无可奈何转移到了饭菜上。一个简单的吃饭描写，把刘若兰的真实心理状态完整的展示。日常生活就像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心中的最细致的纹理。
为保证日常生活的生动性，文学对语言的要求是极高的。在某中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把文学理解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读者通过语言能激发丰富的想象，好的语言能提升文学的审美价值。运用散文化的语言进行小说叙事是陈纸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一次访谈中，陈纸就表示“我追求的是一种诗性的小说，就是在语言运用上把小说当作诗歌和散文来写，这可能与我喜爱诗歌和散文有关吧”。我们从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红棉袄》、《天上花》、《秀发黑童》、《下山去看红绿灯》、《麻将》、《田鸡的爱情》和《你那边什么声音》到后来的《逝水川》、《下巴咒》等长篇小说，陈纸散文化的语言风格一直延伸，这种叙事风格也使陈纸小说呈现出一种细腻感和亲切感，使他的小说更增添几分别致的美感。
　　“雪，又下起来了，开始，并不大，像细细的雨滴，也不密，像喃喃的情话，却动听。慢慢的，雪像压扁了，像掺了面粉，雨滴变雪花了，变大了，却更轻盈了。这片白呀，一下子，铺开了她的世界，一切都掩盖了，一切都露出来了，在她的眼前，泛着光，涌着波浪”。
　　“看着火车“轰轰隆隆”地蜿蜒而来，李子归儿子脸上的表情骤然生动起来，像一朵动画片中骤然开放的花朵，弥漫成兴奋的笑容。他的双手开始随着蹦跳的双脚上下欢快地拍打，把周围的空气搅得天真活泼。
　　台阶上的一两团被谁扔弃的餐巾纸被火车的轰鸣震得乐了起来，头顶的树叶透过明亮的阳光激动得发颤。
　　火车来了，火车来了……李子归的喊声在儿子欢快的节奏中简直是在唱歌”。&&&
这是陈纸《下山去看红绿灯》和《逝水川》小说中的几段描写，这两段文字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借助于周围的环境氛围的描写展现出来，将人物的内心感情基调和周围的氛围糅合在一块。而对于这种氛围的描写，作者使用的正是散文化得语言将冬雪、花朵、餐巾纸、树叶与人物心理变化的情况结合起来，作者的真实并不在于展示景物，在于人物心理波动的展露，散文化的语言使得这种心理波动极具细腻感和真实感。而《逝水川》这段文字中对于餐巾纸、树叶等事物用拟人化的描写代替一般小说中的说明，充满了生活气息，真实而有质感。
　　陈纸对于日常叙事给人的感觉往往是一种波澜不惊的生活场景再现，但是这份云淡风轻的现实背后却是让人感到心理的沉重，我们从日常的细节处更多体味到了人物在边缘无望的挣扎，更体现出一种命运的不可改变的沉重感。同时隐含着陈纸对底层人民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关怀，让人读来也感觉到作者一种宽容体恤的心理，激起去疗救的渴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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