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 “大时代”与“小时代”的纠缠——2017年短篇小说述评（完整版）
段崇轩 ，1952年生，山西原平人。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历任山大中文系教师、《五台山》文学杂志编辑、《山西文学》月刊社编辑、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山西作协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山西文学院一级作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1978年开始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学评论研究，在乡村小说、短篇小说、文学批评及山西文学等领域方面，多有著述，在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文章500多篇，凡400余万字。著有长篇传记《赵树理传》（合作），评论集《生命的河流》《永驻的厚土》《边缘的求索》《地域文化与文学走向》，专著《乡村小说的世纪沉浮》《马烽小说艺术论》，散文随笔集《蓝色的音乐》等十多种。2013年底完成60余万字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演变史》，入选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有多篇作品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赵树理文学奖等奖项。
小说文体与“时代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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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梳理2017年的短篇小说，让人油然想到近年来关于“大时代”与“小时代”问题的争鸣。2008年郭敬明出版了系列长篇小说《小时代》，后来又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由此引发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讨论。有人认为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文艺应该表现出这个大时代的广度和深度来；有人则以为这个时代也有小的一面，无数人的小时代就构成了大时代。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努力表现时代之大，虽有一些精品力作，但并不多；一种是痴迷表现时代之小，整体倾向出现了问题，但也不乏优秀篇什。如何认识、表现当下时代，已成为小说乃至整个文学的一个突出问题。
文学中的“时代”问题，既是一个创作实践问题，也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什么是时代？《辞海》的解释是：“历史上依据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来划分的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内涵要复杂深刻得多，《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对时代概念作出了科学的论述，揭示了时代的本质，并形成了他们完整而科学的“时代观”。所谓时代观，就是人对不同时代特别是当下时代的感受、认识、评价。这对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它是作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的关键部分，它支配、制约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把握和表现。但作家的时代观又是一种极为复杂、不断变化甚至充满矛盾的思想倾向。它的广度和深度、新颖与滞后、成熟与幼稚，决定着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品格和价值。短篇小说是一种小文体，但它同样要表现出社会人生之大来，作家的时代观与短篇小说的这种“小”和“大”息息相关。
一个作家的时代观，体现在他的言论中，也蕴含在他的作品里，只有把二者进行比照、互证、结合，才能把握作家完整的时代观。但这是一种困难的探索和研究。众所周知，莫言的时代观、社会观是复杂的，他很少完整地表达对时代的看法，但他却从人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时代观：“我曾经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实际上我是一个观察人、研究人，包括观察我自己、研究我自己的人。只有理解了别人才能理解自己；当然，也只有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别人。而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更错综复杂。”这就是说，表现时代首先要写出人物、写出人际关系，写好人物是写好时代的基础。2017年莫言重现文坛，奉献了两篇短篇小说。在赓续民间立场、荒诞写法的基础上，更强化了小说的现实感和社会性，体现了50年代作家的思想风貌和批判立场。《故乡人事》由三个短章组成，刻画了数位人物，但人物背后却有着深广的社会背景。《地主的眼神》描写了一位被冤枉、被管制，精明能干但未必善良的地主孙敬贤的形象。《斗士》刻画了两位好斗的人物，信奉阶级斗争的老支书方明德，贫困命贱而破罐子破摔的恶人武功。《左镰》塑造了一位学习好、会干活，因偶然事件失掉右手、又因成分不好而终身潦倒的田奎的悲剧形象。小说以“我”为视角，展现了不同时代农村的阶级斗争、人际关系、农民命运、日常生活，力透纸背、发人深思。
而范小青对当下时代有着深切的感受和反思，她说：“当下正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时代，却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好时代。说不清道不明意味着你可以从各种角度去诠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写作者，非常需要在这个时代有所警醒。”近年来，她始终关注和探索着现代社会人的身份焦虑、即人的异化问题。《千姿园》中两家房屋中介公司，都有一个王伟，他们的个人信息、联系客户等，竟然一模一样，引出了一连串喜剧和闹剧，表现了现代社会对人的“格式化”。《你的位子在哪里》是一篇难得的喜剧小说，写的是官场会议中的“替会”现象，揭示了官场游戏规则中严重的形式主义，所带来的弄虚作假、以假当真、人格消弭的政治生态。
青年作家杨遥说：“现实就是如此荒诞、诡异，像八卦中的阴阳鱼游来游去，一种巨大的虚无和无聊淹没了我。我怀疑生活哪来的那么多意义，哪来那么多伟大可歌可泣的事情，其实每个人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渴望阳光、雨露，春天发芽，秋天枯亡，因为品种的不同，又摇曳千姿、各有百态。”这种时代观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同时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它深切地体现在作家的新作《补天余》中，小说描述了“我”——一位从底层调到省城、业余玩奇石的年轻教师，王二——一个不务正业、期望贩卖奇石致富、但最终一事无成的普通农民。小说中的社会、人生真正逼近了那种细微、琐碎、世俗的境地，但在这种真切的写实中，又呈现出一种诡异、荒诞的真相来。
短篇小说中的时代感，可以清晰、强烈，也可以模糊、薄弱。这是由作家的时代观和一篇作品的审美要求决定的。但历史是由一个一个时代的交错、衔接构成的，作家就需要对每个时代作出自己的判断、表现。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描述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的作品。譬如何立伟《昔有少年》，描绘了一群年幼无知的少年的野生野长和性意识的萌芽；樊健军《穿白衬衫的抹香鲸》，表现了一批林场孩子在游戏中的争斗和一位知识分子出身孩子的无辜丧命；肖克凡《天堂来客》，展现了天津大杂院底层市民之间，猜疑、暗斗、背叛、殉情等种种令人震惊的矛盾纠葛。这些作品对时代的把握是精准、深刻的。表现当下时代的生活，往往比表现历史生活更有难度。因为现实社会是变动不居的，而人们对当下时代生活的看法总是纷杂不一。这就更需要作家有一种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作家刘庆邦
刘庆邦是一位出色的短篇小说作家，他往往能在精短的篇幅中，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结实的人物形象。他的《英哥四幕》，写的是乡村的戏剧文化对一代一代农民的深刻影响，以戏剧《秦香莲》的四幕戏为引子，牵出了宋楼村爷爷宋国成、父亲宋景辉、孙子宋阳三代人的婚姻、爱情和家庭生活。如果说传统戏剧中的道德、伦理，化解了爷爷、父亲的婚姻危机的话，那么在新一代的宋阳身上，传统文化已经完全失效。小说结构巧妙、人物突出、内涵丰盈，把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时代的农村文化和风俗都表现了出来。现在一些年轻作家在揭示时代生活奥秘方面，也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刘汀的《速记员》，写了被社会忽略的速记公司和速记员，以及同掌握话语权的文化体制以及上层人物的复杂关系。那些大大小小的速记员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话语权，但他们通过巧妙修改各种会议发言中的“关键词”，改变着上层人物的声音乃至他们的命运，同时影响、扰乱着社会的运行和秩序。作品借鉴了一些侦探小说的写法，故事新颖、思想敏锐，读来启人心智。
当下社会究竟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其判断和认识，取决于作家的生活阅历和思想视野。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剧烈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它无疑是一个大时代，但正如宏观世界中有微观世界，物质世界之外有精神世界。退到后一种世界，就是一种小时代。但在不少年轻作家那里，小时代变成了自我圈子、杯水风波。文珍是一位创作勤奋的80后作家，她写的大都是现代城市和同龄人生活。她对时代的认识是：“我所想写的，也许就是城市里每个普通人都可能遇到的困境，以及这种看上去十分正常、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反人性的现代城市生态。——城市的种种便利让孤独个体变得似乎更容易存活。但同时，也放任孤独者更无法自我改变，更难以互相安慰。”在她的短篇小说《你还只是一位年轻人》《风后面还是风》中，用冗长的篇幅描述了年轻夫妻在生孩子问题上的纠结与矛盾，相恋男女在爱情上的痛苦煎熬，放大了自我的悲欢、扩张了个体的孤独，成为一种真正的小时代生活。这样的作品也许对包括作者在内的小资们是一种发泄、抚慰，但对广大社会和民众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置身在“大时代”的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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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狄更斯长篇小说《双城记》中的开头一段，在文坛上颇为流行：“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部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创作于1859年，表现的是英国和法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狂风暴雨般的社会生活，狄更斯用他的如椽之笔，一开篇就坦露了他充满困惑和矛盾的时代观。想不到却同今天的中国作家发生了心灵共鸣。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和社会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和社会的蜕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所有领域，是古老中国的再造与新生。它与19世纪之交的欧洲社会变革，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处于历史转折的节点上，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与阵痛。两个时代都是沧海桑田般的大时代。对置身于大时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坦率讲，还难以提出并表现出那种有关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大课题。但越来越多的作家正走近它、深入它，认识并表现出了它的宏大、深刻、复杂。但有的则回避它、远离它，退回到个体、内心，感受并描写着自己的小时代。
当下的短篇小说，在表现不同题材、领域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态势。描写乡村和农民生活、地域特色和文化生活，倒往往表现出大时代特征；而表现城市、官场题材生活，则常常呈现出小时代特点。但也有一些作家能够突破题材的局限，显示出一种大时代神韵。
乡村小说创作，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衰微，由文学的主流变为支流。但作为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文学潮流，依然时有佳作，且有再度活跃的迹象。譬如夏鲁平《吃喜儿》写乡村愈演愈烈的攀比风，曹多勇《盖楼记》写因盖楼引起的家庭不和，都表现了农村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譬如李云雷《我们去看彩虹吧》塑造了一位命运坎坷、怀揣理想、不断打拼的农村姑娘小锐的奋斗者形象；钱静《显微镜》刻画了两位在孤独中寻找人生道路的探寻者形象。都揭橥了现实农村青年一代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譬如余同友《雾月的灰马》写城市以及城市人对农民的盘剥与排挤，那匹由城到乡、在乡村被汽车撞伤的灰马，象征了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悲剧命运。雷默《祖先与小丑》以“我”为叙事人，叙述了父亲的死、儿子的生，以及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乡村伦理、人世亲情，意在发掘乡村社会那种看不见的传统文化。譬如陈玺的《一抹烟尘》，再现了旧时代长工与地主的生活和关系，描绘了长工栓栓与村姑晴儿纯朴而真挚的爱情悲剧，让人们看到了传统乡村的古老、贫困以及底层农民执着、深沉的精神情感。这些作品题材并不大，人物很平凡，但却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淳厚的审美意境，因此依然有着某种大时代特色。
朱辉《七层宝塔》
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格外值得关注。
朱辉的《七层宝塔》，书写的是乡村变为城镇、农民成为新城市人之后，城镇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居民之间紧张的人际关系以及他们精神情感的震荡。原来乡村的房子是平地散落的，现在的楼房是叠加立体的，它给农民的生活和行动带来了很多不便，给邻居之间平添了诸多磕碰。原来的乡村有土地、山河、树木，特别是有镇村之宝宝音寺和七层宝塔，现在的城镇集中在几条狭窄的街道上，古寺古塔也终于因城市建设而被拆毁了。小说精心刻画了一位传统农民唐老爹的形象，他本是原来村里的乡贤，知书达理、德高望重，主持公道、受人尊敬。但在新的城镇环境中，他难以适应这种封闭、杂乱、互扰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在同本家侄子阿虎因居住、做生意发生的矛盾中，在同居委主任、不法开发商因拆毁七层宝塔爆发的冲突中，他干预、抗争，但却显得软弱、无助，终于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这是一个乡村文化的捍卫者，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牺牲者。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乡村社会和文化还要不要保留、如何保留的问题？传统农民能不能、怎样能成为现代城市人的问题？值得全社会思考。
莫言的《天下太平》，再一次以孩子的行动和视角，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各种各样的农民和公家人形象。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留守儿童小奥被外村人捕捉的老鳖咬住手指到获得解救的整个过程。这一情节有点滑稽、荒诞，但却巧妙地贯穿了众多的情节、细节、环境、人物。小奥是一个纯朴、机灵、善良，热爱自然、乡村、有着朦胧的环保意识的孩子。围绕着他的遇险，作家刻画了众多的人物，有爷爷、父子打鱼人、村官张二昆、村医星云、胖子和瘦子警察等十几个人物。每每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活。透过这个有惊无险的喜剧情节，小说艺术地表现了这个村子的经济落后、环境污染、文化贫乏、村政权变质等一系列严峻问题。故事结尾有人发现，老鳖的背壳上有“天下太平”字样，而这个村子就叫“太平村”。是个具有匠心的反讽情节。作家揭示了改革发展中的农村，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启迪人们去关注、思考、变革。一个短篇小说能容纳这样丰富的内容和思想，在当下的创作中并不多见。
付秀莹《那边》
地域题材小说常常混杂在乡村题材小说中，但它其实有自己的表现领地和审美特征。在2017年短篇小说中，读者看到了多篇优秀地域题材小说。阿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用老到的笔墨刻画了哈尔滨“道外”北三道街的街头一景：一帮老人老阿、范爷、西人、老五、学者等，在茶博士的茶摊上边喝茶、边谈古论今、下棋唱戏，潇洒快活、乐天知命。但城市改造正在大规模推进，茶摊、商铺都将拆迁、消失。小说表现了古老街巷与地域风俗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脆弱、无力。郭宏冰《大师》描绘的是小镇图画，老旧的理发店，传说中的金剃刀，手艺高超但默默无闻的剃头匠王师傅。但剃头作为一种传统手艺，正在现代社会中消失。李进祥《奶奶活成孙女了》写的是西北农村少数民族家庭的独特风情，这里生活古朴、家庭和睦、老人长寿、儿孙孝敬，显示了偏远乡村生活美好、温馨的一面。　　
城市题材与官场题材小说，容易受故事情节的限制，而被写小，但在一些成熟作家的手里，同样可以表现出大时代的某些方面来。付秀莹的《那边》，描述了从芳村一路奋斗到京城的小裳，做了富人老边的小三，身居豪宅中的精神情感活动。这样的情节极易写成小时代式的作品。但作家自然地穿插了主人公的人生经历、爱情故事、校园苦读等生活情景，展现了一个年轻女性在情感、欲望、理想之间的矛盾与选择，使作品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涵。赵欣《透析》，刻画了一个下台官员吴世雄，沦落世俗生活后的重新做人、艰苦打拼，折射出人世的艰难，人与人之间的关爱。邵丽的《蒋近鲁的艺术人生》，塑造了一位极具个性的县委书记蒋近鲁的独特形象。他工作能力超强，颇有开拓精神，管人用人有方，但有严重的家长作风。他有政治头脑、人生理想，但又善于玩弄权术。这样的官员是官场里的异数，但又能够叱咤风云，我们需要思考和追问的是，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文化土壤，孕育了这种非典型官员？如上几篇小说都是着力书写人物的，人物站立起来了，小说自然就有了丰厚的时代蕴含。
短篇小说要表现大时代，当然需要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好故事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大时代，重要的是作家对时代、对历史的熟悉和把握。正是在这一点上，一些年轻作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旅居香港的70后作家葛亮，在一篇创作谈中说：“我们不是生活在大时代里的人，没有经历革命的烽火洗礼，也没有翻云覆雨般的社会变迁。五四，抗战，‘文革’，没有一环扣住了我们的个人生活。”“后来我逐步发现，平凡本身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我们身边，当下微小的生活，也有很多可书写的东西。问题不在于生活本身如何，而在于你怎样去表达。”这些话表现了他创作上的困惑和认识上的偏颇。譬如他的近作《罐子》，写了两个独特人物和一个传奇故事，涉及到“文革”、知青运动、反腐败斗争等等，但小说却并没有写出这些时代的真实情景和同当下生活的内在关联，而是把笔墨集中在了两个人物开小饭馆和女主角蓄谋报仇的琐细过程中，使富有社会人生内涵的小说变成了一个通俗故事。
“小时代”后面须有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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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与“小时代”之间，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小时代这一概念，应该说有两种内涵。
第一种内涵指的是，它是与宏观世界相对应的微观世界，物质形态之外的精神形态，社会生活之内的个体生活等。现代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已经打破了唯物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创作的藩篱，开拓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微观世界乃至非理性世界，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宏观与微观、物质与精神、社会与个体，本是紧密相依、息息相通的。大时代中有小时代，小时代里也有大时代。如同现代物理学中量子力学所证实的，物质中的两位以上的粒子，在同一系统中可以形成一种纠缠状态，在无限远的距离下实现瞬间互动。精神、灵魂甚至鬼魂都可以独立存在。就像六百多年前的思想家王阳明所悟到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与物相通，心与物同在，心创造了物。正是现代思想理论、现代科学研究、古人思想智慧，推动着人们对世界和人自身的深入认识，对时代与社会的重新理解。这些思想观念的进步，又深刻地影响着作家对时代的理性认知和艺术表现。
小时代的第二种内涵指的是，现代人无力应对外面的宏大世界，难以解释关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现实问题，于是退回到个人的世俗生活和情感生活中，退回到自我的精神心理世界中，自行封闭、自己折腾，“螺蛳壳里做道场”，把这样的生活视为小时代。这种小时代与大时代是隔绝的，它虽然也能折射出一些社会的、时代的、生命的光影，但却十分有限。它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习俗、情趣、欲望等。譬如那种琐碎的物质生活，譬如那种矫情的爱情方式等。郭敬明《小时代》中，那些年轻人的爱情和成长故事，就具有这样的特点。这个时代太宏大、太剧烈，新新人类们宁愿退居边缘，享受物质化的小时代。这个时代太严密、太精巧，新新人类们只能坚守“岗位”，难以走进更广阔的大时代。狭隘的小时代是宏阔的大时代结出的一颗涩果。当下众多的80后、90后作家，写作了大批的小时代式作品。譬如80后作家孟小书的《满月》，是一篇现代小说，描述“我”以及一些新潮青年，逃到泰谷的潘安小岛，效仿嬉皮士，练瑜伽、吸大麻，过着一种艰苦、粗糙的原始生活，期望获得灵魂的净化和升华。读者在作品中看到的，只是这些年轻人荒唐的行动、怪异的举止、非理性的心理；难以看到当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对他们的影响、制约，难以看到个体生命人性的沉浮、情感的纠结、灵魂的矛盾，活生生的人物成为木偶人、面具人。这也许正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被异化的“空心人”吧？70后作家骆平的《狻猊》，用18000字的篇幅，细腻而深切地描述了一位中年女官员杜安静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特别是与丈夫的无性婚姻，与同事的婚外情感，以及同母亲、婆婆、闺蜜等的日常交往，把一个现代职业女性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写得纤毫毕现。但作者痴迷于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幽暗关系，夫妻之间的心理博弈了，淹没了人生背后广大的社会舞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她的主体性格，使人成为一种病态人物。80年前，鲁迅就批评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所感觉的范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大世界”。“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今天的一些年轻作家，再一次堕入了“小我”的泥沼里。
如前所述，衰微中的乡村生活往往表现出一种大时代的特征来，而发展中的城市社会则常常显示出一种小时代的味道来。这是当下文坛值得关注和反思的一种文学现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快最大的领域就是城市。无数大中小城市在膨胀式发展，小城镇在农村的土地上神速生长，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在爆炸式推进，电脑、电视、手机等传媒终端全方位普及，大众文化、通俗小说和严肃文学多元共荣…… 尽管城市的兴盛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精神和心理疾病不断滋长；但中国的社会转型集中体现在城市的发展上，现代城市正引领国家走向强大，这是众所公认的事实。21世纪之交的城市发展，是中国大时代的主旋律。尽管当下的长中短篇小说，在表现城市生活方面有了丰硕的成果，但相距城市的速猛进程、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依然差距甚大、道路漫长。
短篇小说书写城市题材，自然不能为了体现大时代而贪大求全，但它可以通过“小事件大背景”的表现方法，折射出大时代的某些本质和特征来。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在这方面的艺术探索。哲贵《每条河流的方向与源头》，写的是一个职业女性——吴旖旎的人生探寻历程，小说一方面表现了一个名门之后的教养与风采，另一方面又揭示了作为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中的冲突。作为出色的电视主持人，代表了她的自我；作为成功商人的情人，又显示着她的本我；作为无师自通、出手不凡的业余画家，又象征了她的超我。她在自我、本我和超我中探索、挣扎、升华，充分表现了一个现代人精神世界和潜意识世界的汹涌波涛。作家显然研习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张惠雯《梦中的夏天》，写了两位赴美年轻人“梦想”的破灭。“我”厌倦了国内大学工作的疲惫、虚伪，前往美国大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她”在国内银行前景美好，却因爱情失败逃匿美国，期望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但他们的人生“梦想”渐渐破碎。小说表现的是现代人理想的虚幻、人生的荒诞。苏童的《玛多娜生意》，精心刻画了一个业余诗人、美术设计师庞德，在经商中耽于幻想、在爱情上自由放浪，最终落得一败涂地的狂妄者形象，表现出作家鲜明的反讽态度和批判意识。
在短篇小说中，表现城市底层人物的作品，显得更为开阔、丰富，更具有时代特色。张怡微《过房》写了城市一位小职员悲苦的一生，虽然平庸、贫困、孤单，但他深切体验到了被亲人关爱的幸福、他关爱亲人的快乐，显示了城市底层人物一种超然的人生境界。汤成难的《搬家》从作家“我”的角度写农民工李城；农民工纯朴、乐观、向往理想的性格和精神，深深感染和影响了作家，使作家走出生活的阴影，变得坚强起来。张翎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十分活跃，她的作品内涵丰富、人物突出、语言锐利，真正切入了城市社会的纵深之处。《都市猫语》写了一男一女两位城市打工者，同居一屋发生的种种故事。一位是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茂盛，另一位是洗脚女兼卖身的农村姑娘小芬。他们身上有粗俗、有算计、有欲望，但更有善良、爱心、义气、自尊。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现代城市底层的沉重与艰难。作家的另一篇作品《心想事成》，写的则是公司女白领在工作重压下的人生挫折，在夸张的喜剧情节中，让人感受到了上层社会生活的别一种沉重与艰难。人物是现实生活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写好各种人物，就写出了大时代的气象和特征。
强化小说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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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在他运用短篇小说文体创作时，总是期望这一文体有强劲的艺术表现力。其实短篇小说的表现力，一方面依赖题材本身隐藏的思想艺术潜能，另一方面依赖作家采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多样的、新颖的艺术形式，可以给文本插上有力的翅膀，使表现对象飞得更高；而单一的、陈旧的表现形式，可以导致有价值的内容和思想，委顿于泥土。当下的短篇小说，在创作方法上，多数作家坚守的是现实主义。但现实主义在今天面临着困境，弱化了变革、创新的能力。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似乎已经全部用过，不再有新鲜东西；西方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也已然悉数尝试，感觉“不服水土”。现实主义是一种不断生长的文学思潮和方法，现在处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2017年的短篇小说，一如往年，虽不断有一些佳作，但整体上处于消沉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艺术形式上趋于保守、封闭。短篇小说的重振、兴盛，道路只有一条，就是继续借鉴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同时取法中国古典主义文学的经验与写法。
在短篇小说沉闷的版图上，依然看到一些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孜孜探索，以及结出的美丽果实。
向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借鉴，始终不绝如缕，而借鉴最多的是荒诞手法和象征手法，它已化入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在今天已经显得熟能生巧了。王祥夫的《怀鱼记》，写的是人与鱼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水的污染、工业的发展，一条“胖江”变瘦、变脏，江里的鱼几近绝迹，江边的地成为禾田。对鱼、对江感情深厚的老村长老乔桑，想鱼成疾，竟感到自己的肚子里生出了大灰鱼，闹得沸沸扬扬，最后竟做了一场取鱼的假手术。癔症中的老村长，与昔日的鱼融为一体，渴望腹中的鱼唤回江里的鱼，唤回村民对鱼的感情。但不管是同代人，还是小辈人，已不懂他的心。人肚里怀鱼，一个匪夷所思的情节，却把老一代人同鱼的休戚与共、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疯狂剥夺，写得入木三分。譬如曾皓《追赶影子的将军》，写一位老将军在最后的日子里，孤独无聊，与自己的影子的故事。影子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拟人化的形象，成为老将军的朋友、诤友。他在同影子的对话、辩论、游戏中，认识了自己现在的糊涂、过去的错失、一辈子与士兵和故乡的深情。一个荒诞情节，折射出老将军的人格、精神，以及个性、情感中真实的一面。譬如甄明哲《京城大蛾》，写一个北漂青年酒醉后变为一只大蛾，暗示着他在京城的盲目折腾只能是“飞蛾扑火”，借鉴的是卡夫卡《变形记》的手法。
作家王祥夫
象征手法、心理剖析手法，也是短篇小说创作中常见的手法。譬如胡迁《大象席地而坐》，用断腿大象只能坐在地上背后的沉重与痛苦，来象征颓废青年内心的沉郁、痛楚、悲怆。象征的运用强化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譬如张怡微《度桥》，以“我”为视角人物，展示了现代青年的艰难生存和曲折暗淡的内心活动。作家对人物的精神、情感、心理，进行了细腻的展示、剖析、反思，让读者窥见了新一代人全景式的心理图画。心理剖析手法的选择，凸显了人更逼真的心理世界。象征手法和心理剖析手法，已成为中国作家驾轻就熟的表现形式。
向古典小说取法，可以说还没有走上正途。新时期以来的几代作家，曾自觉地借鉴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其思想观念和艺术形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文学。但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汲纳，虽然也有部分作家在探索和运用，却并未形成一种自觉实践、文学思潮。中国古典小说历史，如果从已经成熟的魏晋时期算起，至今已有一千七八百年。它留下了数不胜数的经典作品，积累了宏富精深的艺术经验与写法。遗憾的是，几代作家在古典小说修养方面都较薄弱，从文坛到作家还没有把继承发展古典文学传统作为一种文学使命。众多学者在古典小说研究上成果累累，但没有转化为当下小说创作的宝贵营养。仅从古典小说的类型和写法看，就有史传、传奇、话本、章回、笔记等多种模式。新时期文学以来，已有一些功底厚实的作家，如汪曾祺、王蒙、冯骥才、贾平凹、聂鑫森、孙方友等，吸纳古典写法，创作了面目一新的笔记、传奇、话本小说，其经验和写法，是值得总结和研究的。
古典小说创作传统没有得到全面承传，但古典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却在部分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使用。如中国的史传小说、笔记小说，都主张事件、细节、人物的真实性，反对虚构性，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纪实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又演变成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新文体。但作为小说创作中的一种基本手法，始终持续不断。譬如马原曾经是先锋派作家，但现在转向了小说的纪实手法。在新作《小心踩到蛇》里，作家用白描式的笔法，记录了“我”隐居山林、回归自然的日常生活。写出了“我”与女人在大自然中的劳动、创造、辛苦、喜悦，让人不由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譬如莫言《故乡人事》，记叙“我”回到高密故乡的行程，所遇到的人事，虽然难免有虚构，但运用的完全是纪实的视角、笔调、语言。给读者一种信赖感和亲切感。
“传奇”既是古典小说的一种文体，又是古典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法。作为表现手法，它突出的是故事情节的离奇曲折，人物命运的变幻莫测。在2017年的短篇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对传奇手法的喜爱和运用。譬如房伟的《杀胡》《红龙》，前篇写抗战时期山东农民与日军俘虏之间的奇异婚姻，后篇写香港“文革”时期两位陌路男女的乱世情缘，都是历史题材，情节奇特、人物神秘，读来扣人心弦。譬如严泽《萝卜》，其中的祖父是一位象棋高手，他在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六十年代的饥荒时期，因下棋祸福缠身，刻画了一位棋手的传奇人生。譬如李浩的《自我、镜子与图书馆》，写的是阿根廷一座古堡图书馆的神奇故事。主人公豪尔赫谋职图书馆，博览群书，寻找一本关于“自我”的图书，在他打开“巴别塔之梦”的古书时，却人与书掉入地下的洞穴里。小说似在表现书籍与家族、血缘与遗传病、寻找与毁灭这样一些哲理主题。虽然晦涩难懂，但却像迷宫一样诱人。
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体，汲纳、融合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是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一条广阔道路。
编辑 | 悦　芳 郭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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