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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从梁启超家族看中国文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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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韩宪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陵县农村发展研究组做研究工作，有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部局的官员在茶余饭后聊起处理金岳霖大师后事，她讲了一个关于梁思成、林徽音和金岳霖老先生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让我深受感动；后来，梁从诫先生领导的“自然之友”很早邀请我加入志愿者队伍，我欣然应诺，好像还参加过几次他们组织的黄河三角洲湿地观鸟。评价一种文化、一个历史事件的确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有时候可能超出了人类认识的能力，但是任何时候经验主义方法和实证主义方法是判断文化优劣的不二法门。考察一个家族历史可以让我们获得非常确切的知识，比什么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更有价值百倍。　　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　　作者：曹 长 青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 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后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么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1991年8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么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后，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后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后，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　　“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分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也很厚待知识分子。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 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么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因当时国、共逐鹿中原，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回国后，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后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共要员毛、刘、周、朱都画圈同意。一时，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林徽音那时还没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无论彭真、彭假，都只有叩头领旨去执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　　死后周恩来才想起他　　中国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来才想起了他，要为他开追悼会。梁从诫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共元帅陈毅的追悼会比他父亲的正好早开一个星期，而且就在同一个礼堂。梁从诫亲自去礼堂，把花圈上追悼陈毅的挽联换成悼念父亲的。　　追悼会上，当时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代表周恩来慰问家属，问梁从诫家中缺什么，并说总理还记得林徽音。梁从诫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那么忙，要管整个国家的大事，还记得他母亲，还能准确叫出名字。　　我沿着这个话题请教梁先生，“既然周恩来那么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么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于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ls事件后被撤职的开明派统战部长）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零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中共是最善于做“统战”工作的。梁启超的孙子这块招牌也许会派上用场，于是梁从诫被请进全国政协，做了委员。但梁从诫身上流动着母亲那种刚直、执拗的血，一次阎明复问他对“政协”的看法，他直率地说：一个政而不协――既无政治地位，又什么大事也不找它协商。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为什么都是失败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他告诉我，一次他与阎明复讲，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后，又产生了什么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么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后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于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于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后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着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后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着画完大纲，最后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么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分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 “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骂，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一出国，就“出事”　　这是梁从诫第三次出国访问。他说想找个命相学家看一看，怎么他一出国，就“出事”――1986年底他来美国访问，中共高层“地震”，总书记胡耀邦“辞职”；1989年4月访美，北京发生“TAM事件”；这次来美，他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苏联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说，“你下次出国，这个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国了。”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日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思考――日。）[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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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4:09 &&
& 如果我大声叫道：兄弟们，我在前面冲锋，你们在后面敲锣打鼓，钱财都是你们的，死就死我一个，大家动手吧。。& 估计猫眼大部分人立刻。。。。。。& 呵呵。。。。。&& 国人就这个德行。。不怪你们。。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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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2 &&
现在的民主分子和当年的完全一样。。都想铲除带中华符号的所有东西。。看看凯迪论坛那些民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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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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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39 &&
对中国文化的领悟上看。。梁启超远不如谭嗣同。。再有梁任公有附庸风雅之嫌。。比如佛学方面。居然跟着欧阳竟无后面瞎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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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9:54 &&
文章提交者：头孢2号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现在的民主分子和当年的完全一样。。都想铲除带中华符号的所有东西。。看看凯迪论坛那些民主分子 ~~~~~~~~~~~~~~~~~~~~~~~~~~~~~呵呵。那是一群落后观念的民主分子。。骨子里还是唯物历史观培养出来的废物。成不了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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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3:04 &&
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 泽 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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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5:56 &&
到了民国以来，尤其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学佛的！他是一个居士、杨仁山居士的徒孙，也就是欧阳竟无先生的弟子。他也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学的。梁先生其他的学问当然很好，影响了一个时代，不但影响了我们八十年代，恐怕还要影响一百多年以后。所谓康梁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个师生学术思想影响中国的文化、现在的文化非常非常地大。但是，老实讲，梁启超的佛学在我个人乃至一般学佛的人看来，不敢领教！那很粗浅。可是呢，他走了清末一般学者的路线，也就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为我们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直到现在，走的自己学术文化的路线，都是走疑古的、怀疑古人。表面好听，说注重考证、考据；一注重考据、一考证，自然对任何一点都怀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外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有意地污蔑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认为许多都是假的。那么尤其日本人很厉害，譬如说，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尧、舜、禹，这些历史上的圣帝，说圣人的皇帝、明王他根本没有这个人。尧是个什么？尧是个香炉，你看拿土做的那个香炉，那个香炉两个脚翘起来，把这个字、中国字……舜是个什么？舜是个蜡烛台、插蜡烛的，庙子上不是有些蜡烛支着、立起来的吗？禹，大禹王治水，说那不是个人，那是个大爬虫，在地上爬啊爬，所以把黄河啊、长江爬出来的。人家有意污蔑我们的文化，好想侵略。然后讲孔子呢？孔子――日本人！苏格拉底――日本人！好的都是日本人。这些都是。可是我们八十年代以前，很可怜的，中国一般学者包括梁启超先生在内，都受了这个传染病，都走疑古的路线；凡是我们祖宗都不对，最后我们祖宗不是人，然后呢跟着达尔文的思想，人类是猴子变的。我常说，达尔文的祖宗是猴子变的，我的祖宗是人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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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4:21 &&
&&印光大师在复李觐丹居士书中指出：“起信论之伪，非倡于梁任公。乃任公承欧阳竟无之魔说，而据为定论，以显己之博学，而能甄别真伪也。欧阳竟无乃大我慢魔种。借弘法之名，以求名求利。其以楞严起信为伪造者，乃欲迷无知无识之士大夫，以冀奉己为大法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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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5:21 &&
“梁任公久在日本，其所叙佛法，大略皆依日本人之成书而论。日本净土宗，以善导为初祖，此语颇不恰当。夫净土一法，自远公以后，极力宏阐者，代不乏人。即吾国以善导为二祖，亦属偶尔。非谓远公以后，无人宏扬此宗也。如此节目，似宜依古，依吾国向例。何可以讹传讹，致启后人疑议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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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7:06 &&
由此可见。梁启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好比胡适之流。。给中国带来的不是革新。而是祸乱。。。历史就是这样被误会着。。也是中国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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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50 &&
梁启超先生一族，算是中华的精英！可叹！又可悲！暴力文化的基因，在中国还是那么强悍！太爱国了，是不是影响了我们先人们的选择？让这些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见鬼吧让人在这土地立起人，只有人的自由能让这土地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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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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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22 &&
普通的传统文人，煽情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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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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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
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
梁启超家族三代人的悲剧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粱启超有9个子女，人人成才，各有所长，可谓“满门俊秀”：梁启超的长女思顺，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曾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早年入清华学堂学习，1924年赴美国留学，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他选择了当时比较艰苦的东北大学去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9.18” 事变前夕，他离开东北大学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从年走遍了华北地区，到偏僻的乡村去探寻古代建筑。对所发现的古建筑，诸如五台山佛光寺（唐）、太原晋祠（宋）等，进行测绘、摄影、分析、研究鉴定，写出了有科学价值的调查报告。是第一个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我国建筑进行分析研究的学者，从此开拓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完成了他的中国建筑史要由中国人来写的夙愿。就在这个时期，他还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他除了本人的学术成就外，还培养了许多研究古建筑的人才。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缺乏建筑人才，因而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于1946年赴美讲学及考察建筑教育。1947年被推荐为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因他在中国建筑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时不少朋友劝说，共产党就要来了，建议他在美国工作，但他还是毅然回到了祖国，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1949后他亲自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1952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55年他曾因提倡建筑的民族形式而受到批判，但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他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规划理论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观点，他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十年动乱中他受尽屈辱和折磨含冤去世。梁启超的次子思永，著名考古学家，生于澳门，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研究东亚考古。其间，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1931年春参加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秋季参加山东历城（今章邱）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1934年出版了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直至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仍导源于梁思永半个世纪以前的创见。1948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院士。 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躺在病床上主持着考古所的工作，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工作和室内研究，热心培养青年一代，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梁启超的三子思忠，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回国，后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1932年患腹膜炎，因贻误治疗而去世，年仅 25岁。梁启超的次女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年间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年就读于美国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31年学成归国后，立即投身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先后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学，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文革”中她作为 “保皇党梁启超的女儿、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并被毒打得遍体鳞伤。1976年被勒令退休，1978年复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她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整整50年。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工作，在这方面被公认为全国首屈一指的专家。北大图书馆的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亲自编制或指导编制而成。这套目录是她一生心血的结晶，它的高质量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交口称赞。她一生为校内外的教师、学者、青年学生、各行各业人员所解决的疑难问题真是不计其数。1980年，梁思庄以古稀之年，代表中国图书馆学会赴菲律宾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梁启超的四子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生于日本，191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3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作研究生，于1937年毕业。抗战期间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任职。1949年在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任职，后改为国家工商管理局。他曾参与科学院经济所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1965年主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梁启超的三女思懿，主要从事社会活动，早年在燕京大学读书，初念医预班准备升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为了参加革命转入历史系。她曾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是“12.9”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参加学生流亡队伍。1941年到美国学习美国历史，1949年她在太平洋彼岸得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消息立即回国。她先后在山东医学院、山东省妇联工作，后调到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主任，她一直从事对外友好联络，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梁启超的四女思宁，生于上海，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一年级，因日军轰炸学校而失学。1940年在思懿影响下投奔新四军，她参加革命工作数十年。梁启超的五子思礼，也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生于北京，1941年当他17岁时随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接着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初在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并参加国务院组织的“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负责起草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则。1956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他为祖国从无到有的导弹控制系统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三十多年里，思礼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1964年实验成功的、我国自行设计第一个地－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并在以后改进的型号中，领导研制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惯性制导系统，使我国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完全脱离了仿制苏联的“框框”。他参加了日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的导弹核武器试验。这次实验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我国进入了核大国的行列。梁思礼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工作。在他主持下我国首次把集成电路用于弹上计算机，并首次以此进行全弹自动化测试。他还参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的飞行试验，获得了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是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代人，也是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为我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被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梁启超的子女们各有自己的成就，成为本行业的专家。他们都十分用功刻苦学习；他们都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他们学贯中西，善于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先进知识技术运用在祖国所需要的研究上；他们都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而是默默无闻的奉献。他们都不靠父亲梁启超的名声，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日下午，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病逝。梁从诫的一生，“薪火续传”着其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生命主旋律。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苦难而去。放眼过去的一百多年，梁氏家族的数代文人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证解着文人的人生方程式。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后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梁启超的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李以为梁启超是个中年人。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梁启超为妻。梁启超毫无选择余地，只有叩头谢恩。康梁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复辟，着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梁思成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其实很厚待文人。“七.七”事变后，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房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林徽音，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逃？林徽音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刚烈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了悲剧。1947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梁思成夫妇还是回去了。然而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便与当局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官方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后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泽东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征”。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都无济于事，最后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后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么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更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一切。于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于1955年溘然长逝。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后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1972年他死在那里。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22岁大学毕业，1958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刚满30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但文化大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后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后，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么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八年后，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年，他有两次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文人的人生道路。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谈到三代人的不同，梁从诫曾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我们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梁从诫曾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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