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10版：文化·大槐树
缅怀抗战老兵，我们的父亲——李世民
父亲李世民与母亲徐玉贞(图片由作者提供）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党和政府举国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于9月3日在北京进行大阅兵纪念活动。作为抗日先辈的后代，我们万分激动，感概万千。今年是我们的父亲诞辰110周年，逝世40周年，母亲诞辰94周年，逝世9周年，我们谨以这篇文章来缅怀和纪念我们的父亲母亲，以及和父亲共同为缔造新中国而牺牲的，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先烈，向他们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受压迫的童年和早期地下革命　　　　李世民1905年11月，出生在山西省榆社潭村的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善良而贫寒的爷爷奶奶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李精忠，希望他能够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但爷爷奶奶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儿子真的就如他们希望的那样，成为了一位和无数英烈一起缔造新中国的革命者。　　　　十七岁之后李精忠当起了长工，就在他憎恨旧社会渴望新生活的时候，大革命时期的同乡挚友王祥和（又名王世益、时青，1918年接受新民主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的熏陶。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任太原团地委委员兼农工部部长，同时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工作。1927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为李精忠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面的窗户。在回乡期间以读书识字的方式，传播反封建迷信观念，讲述劳动人民智斗地主的故事。通过和他的接触，李精忠终于明白自己苦苦寻求的道路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他一直向往的生活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活。　　　　1927年，怀着对新生活的渴望，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李精忠跟随王世益来到太原，在太原的海子边街摆了个小烟摊作掩护开始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决定将王祥和改名为王世益，将李精忠改名为李世民。从此开始了李世民漫长的革命生涯。　　　　李世民擅长木匠手艺以及形意拳术。在察哈尔（大同一带）的时候以木匠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宣传工作，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进入了一个民团组织。在教授形意拳的同时秘密宣传革命，结交朋友。把革命火种播进了无数被压迫人民的心中，唤起了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热情。为以后这一地区的革命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日蒋介石发起了“4·12”大屠杀，抓捕共产党员。王祥和被捕，被阎锡山判了无期徒刑。李世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为了找到党组织，李世民冒险假称是王祥和的表弟，到太原阎匪监狱找王祥和，想从他那里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但却被敌人怀疑是“共党嫌疑犯”而欲将其抓捕，幸亏同村老乡王在存（当地警察）预先通风报信，他才连夜扒小火车回到察哈尔(现大同一带)。　　　　1935年至1936年12月，李世民凭借木匠手艺和一身好武艺在平鲁、左云、天镇、山阴、朔县、清水河、偏关、右玉、杀虎口一带，独立且秘密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他教授形意拳，并选择贫苦的有革命倾向的人结为十大兄弟。并要求十大兄弟再去结交十个兄弟。到1937年的时候，已经有100多人都倾向革命。当组建游击队的时候，这些人都成为了骨干。　　　　在税卡时，除了税卡局长、卡长，其他人都成了李世民的好朋友。当时税卡的小职员王庆生就是从此走上抗日、反蒋的革命道路。　　　　李世民凭着自己的长处和坚定的信念。在失去党的领导下，凭着那些土客（在山西和陕西往返的商贩）带回来的陕北消息。关注着国内的发展。逐渐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转变到抗日救国的思想上来。朴素地宣传抗日，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李世民的聪明才智以及热情大胆的性格，把革命的火种撒进了无数被压迫人民的心中，唤起了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热情，为以后这一地区的革命工作打下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日西安事变，国共达成抗日统一战线，王世益等共产党人被阎锡山释放。李世民在平鲁收到了王世益的来信，他立即赶回太原见到王世益，并向他汇报了这几年来沿长城一带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革命思想的。他受到王世益的指示，党目前的工作方针要以抗日为主导，广泛地动员发展群众武装起来，全民抗日。那几年在平鲁、清河、偏关、左云、右玉、杀虎口一带打下的群众基础非常有利于党在此建立根据地，并指示李世民回到平鲁继续工作。至此，李世民才重新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抗战烽火中几经生死　　　　1937年4月，牺盟总会特派员、中共党员屈健同志来到平鲁找到李世民，在其介绍下，李世民参加了牺盟会。　　　　1937年5月，在反对派的血雨腥风中，在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李世民又经屈健同志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7年我们去屈健叔叔家里看望他，90多岁高龄的屈健叔叔非常清晰地回忆起了他去平鲁时见到李世民的情况，他说：“你爸爸在平鲁朋友很多，他会拳术，武功很好，我们到了那里，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华北告急。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会员贯彻中共洛川会议精神，广泛地宣传群众组织，武装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为了加强即将临战的前沿阵地工作，牺盟会派李林（印尼华侨，牺盟总会干事）等同志到晋北建立“牺盟会大同中心区”。当时敌机已不断轰炸平鲁地区，人心惶惶不安。而汉奸、特务横行不法，日本特务活动猖獗。嘴上喊着“与城市共存亡”的旧军政官员们，正在暗地里做逃亡的准备。此时李世民挺身而出，带着当地的牺盟会会员整日在街头、剧院、学校、兵营、商店宣传抗日救国，号召誓死保卫华北、保卫山西、保卫家园！有一天，在宣传活动中突然一块石头绑着一封匿名信飞落在李世民脚下，上面写着“如再造遥惑众，宣传赤化谣言，破坏中日邦交，你等性命不保。勿谓言之不预也”。看到这个之后李世民没有因恐吓而有丝毫畏缩，而是立即把敌人的卑鄙行为在群众大会上公之于众，激起了广大民众更加高涨的抗日怒火。　　　　1937年8月中旬，中共山西省委又派赵仲池、梁雷、刘华香、刘俊杰组成雁北特委，但公开名义是以“牺盟会雁北游击司令部”的面貌出现，李世民和屈健、李林等一起参加司令部的工作。1938年，在李世民的牵线搭桥下，屈健和李林两位革命同志喜结良缘。　　　　雁北游击司令部在平鲁成立了平鲁游击队（后改为七支队），屈健任指导员，刘华香任队长，李世民作为先头部队一员，直接与日本军队交战。　　　　9月25日，平鲁失陷，李世民在屈健同志的批准下又到平鲁西乡劝戒烟稽查队的人员留下抗日，而那个队长要逃亡太原，最终还是通过沈朋元留下了一些人和枪支弹药。并召开会议让侯六、穆亮、王三、李景宽等人立即行动，果断迅速地武装农民开展了游击战。带领群众转移到山区进行抵抗。并把平鲁县的地头蛇、大地主、原石楼县的县长李树德与日本人暗中勾结，准备将组织武装公开投敌的罪证公布于众，执行枪决，大快人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日本入侵雁北13个县，阎锡山的部下赵承寿由骑兵部队变成了土匪流寇。沦陷区当地的地主组织的“哥老会”是新起的土匪组织，使牺盟会的敌后工作更难了，扩大敌后武装游击队伍迫在眉睫。由于平鲁农村群众基础好。屈健、李世民、苏绳武从偏关返回平鲁农村，召开会议明确了宁安堡为游击队的队部与接头地点，侯六是接头人。从此，游击队在平鲁内外开展了工作，广泛争取一切抗日力量。李世民领导的游击队就由原来30人左右发展到了150人，并且在这期间缴获枪械100余支。　　　　不久上级党委派柏玉生、刘华香、王平等同志来到了宁安堡。上级党委指示准备收复平鲁县城，以屈健同志为首，柏玉生做总务工作，王平做宣传工作，李世民做队长兼政委，刘华香做副队长。当时游击队的规模为150人，穆亮提出在他那一带成立一个分队，一切都已部署完成，平鲁城内有杨茲、李文秀做内应。到9月底，屈健同志指示收复平鲁县，收复过程非常顺利，收复平鲁之后立即解散了当地的“维持会”，所有物资全部移交，并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李世民当年的“十大兄弟”组织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百人，这些人全部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1938年7月初，经一二零师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亲自批准，把雁北抗日游击队改编为“一二零师雁北第六支队”，原八支队和五支队被改编为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离开洪涛山挺进丰镇、凉城、厂汉营一带，开辟绥南抗日根据地。为了把绥南工作团由杨家后山送到绥南的十二边村，李林、李世民和王零余带骑兵营，一天行军一百余里，赶到十二边村把工作团的同志们安顿好后，又急行二百余里赶到长流水，突袭日军一个小队和一部分伪军，仅用半小时就干净漂亮地歼灭敌军。后来在掩护绥南工作团雁北团的时候又顺手牵羊，袭击了平绥路上的洪沙车站，重创日军一个小队。　　　　1938年夏天，李林和李世民被关向应政委点名调到晋绥边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兼管边区地方武装。边区政府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和巩固晋绥边区游击根据地，又委托李林和李世民办起了干部培训班。从1938年底到1940年初，共办了四期培训班，先后培训了二百多名学员，大部分学员一走出培训班，就挑起了区县两级领导抗日的重担，成为抗日斗争的中坚力量。为了躲避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有时一夜要搬好几次家。有一次，日本鬼子得知李世民的住处后趁着夜色派兵包围了窑洞，但狡猾的敌人不敢贸然冲进窑洞，于是想在洞口守株待兔，发现危险后，李世民临危不惧，不动声色地悄悄唤醒熟睡的薛玉书等同志，做好御敌准备，然后突然撩起窗帘把手榴弹投向守在窑洞口的敌人，在鬼子鬼哭狼嚎、一片混乱之中带领着同志们趁着夜色冲出包围，安全脱险。　　　　1940年1月在反顽斗争胜利后，晋绥边区十一专署宣告成立。李世民被选为晋西北行政公署委员出席了第一次行政会议，在会议中接到任命，李世民出任民主政府平鲁县长。　　　　当时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一是，广泛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向八路军输送兵源。父亲说在1940年到1942年期间有一次就向120师张达志同志（时任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政委，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输送两个营的兵力，而且都是培训过的；二是，为游击队员征集物资。有一次征集了100头毛驴和1400多件皮大衣及其他军需物资。　　　　日，日军第八次扫荡平鲁东山一带。李世民与李林主动接过保卫专署同志转移的重任。在转移中，为了保证专署大队人马的安全，李世民执意让自己留下来牵制敌人。天刚蒙蒙亮，敌人紧缩了包围圈，东太平村的大小通道都被敌人堵死，李世民带领一部分战士冲入敌人阵地，在枪林弹雨中奋力杀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他和仅有的两名受伤战士被敌人逼到一个院子里。看着逐渐逼近的敌人，李世民第一次感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虽不怕死，但不想死，要留着有用之身消灭更多的日军，保护更多的群众。所幸天助英雄，救援部队及时赶到。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日寇对我解放区实行封锁，解放区广大军民的吃饭穿衣就成了最大的难题。党中央号召解放区军民生产自救，开荒纺线织布。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李世民用自己多年的木匠经验对纺纱车和磨子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一头驴可以同时拉五盘磨，使效率提高了五倍，大大缓解了解放区后勤供应的紧张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华中局兼管财经工作的曾山同志在党政军干部集训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对其杰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自授予“特等劳动英雄”的称号。会后戴着大红花的李世民被与会同志簇拥着，在一次又一次欢呼声中被抛向空中，大家用这种质朴的方式表达了对他的爱戴和尊敬。　　　　我们的母亲徐玉贞，出生于1921年，是山西五台永安村人。母亲钦佩英雄，常听姥爷讲一件几乎所有徐氏宗亲都知道的事，那就是她的族兄徐象谦（即徐向前元帅）在红军里头当大官，打鬼子，她也想像兄长那样去打鬼子。　　　　还有我们的大舅徐忠云，母亲与大舅有着深厚的姐弟情，他是一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烈士。我们的大舅16岁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属大青山骑兵支队，在一次与日本鬼子的激烈战斗中因马肚带断裂，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与鬼子的搏斗中牺牲。牺牲时还不到18岁。　　　　家仇国恨，大舅的牺牲、族兄徐向前指挥着八路杀鬼子，促使母亲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后随父亲李世民转战南北。　　　　抗日救亡，一步一脚印，一步一沧桑，生命曾在风雨中飘摇，步履也曾在坎坷中蹒跚。但凭着满腔的革命忠诚，凭着一身正气，用血与火把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写进中国革命光辉的历史，也写进了我们的心里。　　　　父亲和他的战友在抗日救亡的革命生涯中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我们子女今天在全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仅以父亲的回忆录和老战友的口述，整理出了一小部分当年抗战中英勇抗日的片段，以此来怀念我们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莫忘国耻，忠于国家，忠于党，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做出我们的努力和贡献！　　　　李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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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儒：抗日战争时期的济南地下
1940年冬，日寇以5万人进攻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名为“铁壁合围”，号称“梳篦式扫荡”。我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根据地也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和损失。为此，我山东军区决定，在日寇发号施令的中枢济南，成立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济南、张店、泰安三个城市和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简称“济、张、泰情报站”，总的任务是开展三点两线的战略情报工作。
　　1940年冬，日寇以5万人进攻我山东抗日根据地，名为&铁壁合围&，号称&梳篦式扫荡&。我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但根据地也受到了巨大的摧残和损失。为此，我山东军区决定，在日寇发号施令的中枢济南，成立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济南、张店、泰安三个城市和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简称&济、张、泰情报站&，总的任务是开展三点两线的战略情报工作。
　　1943年7月，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由山东军区组成并派出，开始直接归山东军区情报处领导，1945年9月改由华东局情报部(亦称社会部、统战部)领导。王均(系化名，济南解放后恢复原名牛瑞符)任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曹芳廷任副主任，郭宜亭为委员。王均是个年轻的老革命，1938年鲁南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就被派往日照任县委组织部长，1939年调沂水县任区长，1940年任莒沂边游击大队大队长。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开始只有4个人，总起来在历城南山区活动，王均和亓西钊(当时在沂水县养病)负责济南地区的情报工作，曹芳廷负责泰安地区的情报工作，郭宜亭负责张店地区的情报工作，分阶段集中到济南地区碰头。
　　王均等同志先来到泰历县(泰安、历城两部分组成的)。县委的同志介绍了有关情况。日寇、伪军对这个地区控制极严，以仲宫为主，在西营、柳埠、桃科、高而等地都设有据点，区乡均设有伪政权，村设有保甲长。长清县张夏车站的鬼子经常与仲宫的鬼子来往。在桃科挖掘镍矿(当时误认为是金矿)。地主恶霸活动也非常猖獗。开始县委活动是隐蔽的，常住南山区，武装20余人。这个山区属泰山北麓，是济南水果的供应地。这里山高谷深，小山村五、六户人家，大村也不过几十户，上百户的村子很少。山中全是梯田，地边上栽满柿子树、梨树、桃树，特别是板栗树、核桃树较为普遍，形成无边无际的大果园。但在日寇、汉奸、地主恶霸的蹂躏下，这里的群众缺衣少食，过得非常艰难，不得不外出谋生，跑到济南拉洋车、出苦力、挑筐撅篓当小贩混碗饭吃。王均等同志根据县委的介绍，又根据三人分工，决定迅速依靠贫下中农，交好朋友，发动青年，宣传抗日，壮大力量，为下一步开展情报工作打好基础。此后，曹芳廷、郭宜亭分别去了泰安、张店开展工作。
　　在县委、区委(包括长清县委)的帮助下，我们交了不少朋友，打下了工作基础。焦延荣就是刚到此地交上的第一位朋友。他虽不是党员，但热心抗战，待人忠诚。认识不久，即叫其儿子徐青跟着我们干革命。徐青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却能送信、带路、烧水、做饭，成为我们的得力帮手。焦延荣领我们去观察津浦线上的铁路和桥梁，并介绍了张勇、宋勤、刘庆林等几个青年。他们是第一批跟我们干革命的青年同志。他还介绍了津浦线上游击回民小队金队长以及铁路工人活动情况。王均跟着这个小队活动了一段时间，动员一批人参加了革命活动，对那些反动人员也敲了警钟，施加了压力。
　　一个月以后，亓西钊同志基本痊愈就找来了。王均同志向他介绍了这一地区的情况并研究了下一步的工作。他们认为目前尚无条件打入城市，只能先创造条件，待机打入。必须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深入细致地寻找对象，搞好培养教育。这一地区在城市的人不少，他们大都是受生活所迫去济南的。现在有人给日寇、汉奸干活，只要经过耐心说服教育，就有可能转化过来为我所用。要有针对性的，而不是盲目地乱发展。上级来信，要我们开展交朋友工作，就是建立群众性的情报工作，我们要坚决照办。
　　王均和亓西钊来济南地区一两个月，了解了一些情报，但还是不够。鲁西地区在济南市里津浦线上建立情报工作较早，为了迅速开展工作，学习他们的经验，建立情报联系，王均他们决定去鲁西分区一趟。见了他们的领导和有关人员，了解了济南日寇情况和津浦线上日寇的军运情况，约定了互通情报的关系和方法。以后安排亓西利、黄玉祥(刚从山东军区调来)在万德车站至党家庄车站一带开展工作，得到了鲁西有关组织的大力协助。情报工作委员会从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情报工作应和有关部门建立必要的联系，密切配合，对工作是有益的。但也应注意保持组织上的秘密性和具体工作上的秘密原则。实际上这个原则在以后工作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亓西钊同志负责津浦线由长清张夏车站至济南这一段的情报工作，先后建立了三个情报点即情报小组&&纸房村焦延荣小组、孙家庄魏守恩小组、党家庄张廷勋小组。当时的任务是，一方面侦察日寇的军事情况及军事运输情况，另一方面寻找可靠关系打入济南。
　　曹芳廷同志负责泰安地区的工作。他在泰历县委发现了一个做地下工作极有办法的同志&&姜仲三。姜仲三是手工业工人，会做黑白铁的各种活，善打铁壶、炉筒子等。他曾在哈尔滨、济南等城市做工混饭吃，济南铁路大厂也有他的朋友。经县委同意调归我们领导，不久即成了我们出色的工作员，交给他的任务是在济南铁路大厂发展情报关系，通过大厂关系再向外发展。
　　铁路大厂动力车间有个技术员叫王印增，王均和曹芳廷约他到姜仲三家中见了面。这个人民族意识很强，做事认真，能按时报告工作和情报。适奉上级指示，要济南车站和铁路大厂的平面图，要求把明显的目标划出来。王印增和姜仲三接受任务后，按时完成并上报了。这时我党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不到半月美机就轰炸了济南车站和铁路大厂，基本上是按照我方标的目标轰炸的。大厂的动力车间炸得更厉害，王印增的二儿(当时还是学生)从车间跑到门口被炸死。姜仲三去看望王印增，王说，我们画的图起作用了，把鬼子炸得不轻，我的孩子虽然也被炸死了，对国家对抗战是有贡献的，我心中难过，但不后悔，我们做了中国人应该做的事。不几天王印增旧病复发去世了。临死前对他大儿子王俊雄说，你跟姜大伯走一条路，什么时候也别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姜仲三回到机关报告了以上情况，大家都非常沉痛。王印增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工作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后来王印增被追认抗日烈士，葬在金牛山烈士公墓。
　　王印增去世不久，他弟弟王根增即要求入党。到市委学习了几天，经市委批准成为正式党员。姜仲三小组共4人，其中王根增、韩文诚和姜仲三均是在战斗中培养发展的共产党员。王俊雄系培养对象，在解放济南战役中及时提供了准确情报。姜仲三同志除领导济南小组外，还在泰安城伪军中争取了一个伪谍报员。通过他们，我们源源不断地获知了很多敌情。
　　发展&抗日反攻潜伏队&
　　&济、张、泰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上级就指示我们发展抗日反攻潜伏队组织。其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抗日革命组织，其任务是团结敌占区青年，隐蔽开展各种抗日反攻活动。上级颁发了关防章印一颗，凡是参加者均发给盖有关防的一张证件。
　　华东局社会部派来了李子亭、李和玉、李利成、刘新民和黄玉祥同志(黄早来3、4个月)。当时决定：刘新民、李利成学习情报业务，准备打入;李和玉留机关工作;李子亭负责发展潜伏队的工作;黄玉祥同志担负部分情报工作，同时协助李子亭同志发展潜伏队。李子亭是山东抗大学生出身，善做青年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从仲宫、东、西许家庄、草沟庄、杨而庄、崔家庄、朱家庄、董家庄、大小石灰沟庄一直党家庄等，活动范围很大。不到一年，在仲宫敌据点周围、朱家镇周围发展了100余个青年和学生参加了潜伏队组织。
　　1938年以后，历城县南山区包括锦阳川、锦绣川、锦云川，先后落入日寇之手，仲宫镇成了敌人的枢纽。敌人为了霸占这块地盘，把住南部山区的门户，不但建立了仲宫、柳埠、高而敌伪据点，还不断地出来扫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而且还经常与张夏、党家庄、邵而地区的鬼子汉奸地主恶霸来往。
　　1942年春，我泰历县政府秘书于依东同志写信通知朱家镇伪镇长赵延昌和穆杨乡伪乡长王俊儒到长清县某村(可能是绿豆囤村)开会。赵延昌是鬼子的走狗，但又害怕八路军，不敢去，就派镇上的文书吴纪元去开会。吴纪元、王俊儒到会后，于依东同志命吴纪元作向导，开展邵而区的抗日工作，命王俊儒及时汇报敌伪活动情况，并要求吴、王不得暴露抗日人员，保证抗日人员的安全。吴纪元、王俊儒当场应允。会后，于依东在吴纪元的秘密协助下到邵而区开展活动，确定在南草沟村吴保安家建立秘密联络点，收集敌伪情报。从此，吴纪元与我泰历县政府建立了秘密的地下革命工作关系。接着，泰历县委派区委书记张效禹、区长孙戈锋建立了邵而区抗日人民政府。区政府指定吴纪元在邵而区协助政府发展革命地下工作关系，保护抗战人员开展新地区的抗日活动，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壮大力量、征收公粮等。吴纪元以伪镇公所的名义，积极完成了各项任务。
　　月份，为了方便工作起见，经区委张效禹、孙戈锋同志介绍，由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吴纪元这个秘密关系移交给李子亭直接单线领导。吴纪元在李子亭同志的领导下，首先成了抗日潜伏队员，后来经他手在朱家镇附近发展了10余人，并任小组长，仍是单线联系。
　　抗日反攻潜伏队发展面比较大，如仲宫、杨而庄、朱家庄、党家庄，津浦线、胶济线上都有发展。到1944年底和1945年初，大约发展了200余人，其中党家庄发展较多，大约30余人。他们在对敌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有的甚至起了重要作用，邵而区朱家镇的斗争就是一例。平时大家都分散，敌人发觉不了。需要的时候就集中起来，在夜幕的掩护下破坏铁路、袭击车站，不断骚扰和打击敌人。如日寇投降前，我们组织干部、潜伏队员和一部分群众共40余人，对党家庄车站以南崛山铁桥附近的一段铁路进行了突然破坏，拆掉道钉和垫板，把铁轨掀到了路沟里。
　　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教育影响下
　　仲宫以西以南几个大庄子，如穆家庄、杨而庄、朱家庄、南北草沟庄、吴家庄、翟科庄、寨而头庄全是敌占区，敌人统治甚严。自从来了共产党，来了八路军，在他们的宣传教育和思想作风的影响下，首先是广大青年、学生思想逐步解放，很快形成了干革命、闹革命的高潮。
　　这一带，日本鬼子、汉奸、地主、恶霸在政治上进行反动宣传，在经济上进行高利盘剥。老百姓常年劳作却不得温饱，只好各自想些谋生的办法，如外出劳动、城乡贩卖、学些手工工艺等。青年和学生中包括一部分地主子弟，多数认为鬼子、汉奸的事不能干，外出&混&事没有&门子&，思想上走投无路。他们少数人在农村当老师、当&秀才&，有红白喜事给人家帮忙赚吃图名，有的人自学中医等，多数人在家务农。至于全国、全省的形势在讯息不灵、消息封锁的日伪统治时期，基本上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
　　1943年春夏之间的一天早上，200余八路军突然由张夏附近越过津浦铁路，来到杨而庄。为了不打扰群众，他们在村外等到天亮才集合队伍，高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了村子。在关帝庙前十字路口集合停留了一会，就号房(看房)分头住下了。有少数像长官模样的同志在街上作宣传，讲抗日的形势、任务和前途，号召有志青年参加八路军。大家感到八路军的纪律、对待老百姓的态度非常好，没有一点军民对立的情绪。有些老人说，我见过鬼子扫荡，见过中央军撤退，见过汉奸发坏，见过军阀混战，他们都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不顾人民死活。没见过八路军这样的好队伍。第二天大约凌晨2点左右，部队向村外东南方向开去。本村罗贵全跟着部队走了，参加了八路军，他是该村第一个参加八路军的青年。后来人们才知道该部队是大名鼎鼎的回民支队，这次是执行特殊任务路过此地。
　　王均同志领导的济、张、泰情报站，多次到仲宫以西包括津浦铁路靠近济南搞活动，并且由李子亭、黄玉祥同志与邵而区区委区政府王效禹、孙戈锋同志配合工作。开始是半公开活动，经常夜里深入敌占区各村进行工作。他们的目标除搞敌伪情报外，还对各村贫下中农做工作。这一带的青年和学生，特别是杨而庄、朱家庄、董家庄、大小石灰沟庄以及吴家庄、寨而头庄、翟科庄、南北草沟庄、东西许家庄等，有的直接参加了八路军，有的发展为党员，有的背着父母和妻小到后方根据地学习(当时叫受训，时间一般是3个月)。有的发展为潜伏会会员，有的多次侦察敌人活动情况向区委区政府和情报站李子亭同志汇报。应该说这段时间里这一带青年和学生是非常活跃的。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在区委和李子亭同志授意下，大概是1944年春夏之间的一天晚上，在杨而庄北河滩上召开了一个秘密的青年大会，参加会议的有30余人，其中有王元儒(当时王元儒已参加县府工作)、王明儒、王连儒，他们都是参加了根据地学习刚回来的。他们首先介绍了在根据地参加学习的情况，又讲了抗日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广大青年和学生踊跃参加八路军。其他村也有类似杨而庄这样的活动，不过人数、形式不同，有的是进步青年串连，有的三五人集合，有的个别谈话等。从这个阶段起，各村的青年、学生更加活跃，很快形成了一个参军热潮，有的直接参加了县大队、鲁中军区主力部队，有的参加了区分队，还有的潜伏会员和一部分青年参加了济张泰情报站，有的参加了历城县有关部门的工作。在这段参军高潮中，很多村有几十名青年和学生参加了八路军，最少也有几个人参加了八路军。
　　杨而庄有个私塾学校，学生10余人。教师是晚清&秀才&，长清县指房村人，当时已有73岁高龄，对&四书&、&五经&的很多章节张口就来，古诗也能背诵很多。他讲述了几件现在看来人所共知的事，当时却轰动了全村。学生家长和学生更加信赖和尊敬老师，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学生整天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但事情总是变化的。李子亭、黄玉祥同志及时宣传抗日形势，给学生做工作，在国破人亡、动荡不安的时代，这样能打日本鬼子吗?能治国吗?于是进步学生互相串连，很快形成了一个参军热潮，十几个人的学校，先后有7个同学参加了八路军，学校也就自动停办了，这事在穆杨乡、朱家镇影响很大。大家觉着不是没有前途，而是前途无量，不是没有出路，而是前途光明，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走，就是光明，就是前途。
　　情报委员会电台的建立
　　1944年2月，山东军区情报处邝任农处长决定在济南地区建立电台，由周涌科长、匡思贤科长具体办理。
　　首先由山东军区司令部轮训队学习班挑选了李惠民同志，任电台台长，具体规定了电台使用的波长、呼号、通报时间和应注意的事项。李惠民同志换上便衣，由两位侦察员护送来到济南南部山区。和王均同志接头以后，开始在仲宫附近偏僻的小村庄里隐蔽活动。开始电台只有报务员1人，译电员花恒全是以后派来的。电台的工作间选择在离住户较远又比较隐蔽的场园、农具室、牛草屋。午夜发电报，拂晓收拾干净。一发报，王均同志就帮着架线和警戒。白天活动时，王均同志穿长袍长衫，打扮成商人，李惠民同志穿着破棉衣、棉裤，戴一顶破毡帽，背着钱褡子，打扮成小伙计跟在后面。为了工作需要，培养了几个青年。组织上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不工作时就组织学习，外出时走在路上也讲革命道理，讲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培养的青年成熟了，才派到电台工作。其中宋勤同志就是在此时培养起来的。他忠实可靠，经常跟着出发，电台移动时由他背着，从来没出过问题。
　　情报台建立了3、4个月后，济南的日伪军已发现济南近郊有不明电台在发报，就派人暗中查访，并多次出来扫荡搜查，仲宫的鬼子也带着伪军几次夜袭柳埠、高而庄、储泉沟等村庄。时隔不久，鬼子和汉奸以及反动地主、恶霸，组织和利用了反动道会门&&&红枪会&，于1944年古历12月23日，以柳埠、李家溏为中心，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八路军和地方政府人员，威逼农民一户不漏地加入&红枪会&。一时间，县、区、村的干部受到一定损失。由于情报站的同志和群众通风报信，我们的电台及时转移，没有遭到损失。
　　电台的同志们知道电台本身是保不住密的，敌人注意到南部山区有电台在工作，这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里一发报敌人就能听到，关键问题是在使用密码上。经王均同志与县委同志研究，把电台搬到了泰山后的一个山沟中，这个地方山高沟深，草木丛生，人迹罕至。此处有个用木架搭起的小棚子，原来是鲁中军区派来的情报组用过的，现在全组人员撤回鲁中去了，稍事整理就可使用。原来管小棚子的人员叫徐文有，现在又成为我们情报站的交通员。电台搬到这里后，当时只有3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李惠民、宋勤和魏佃三。他们半夜里工作，收发的电报均由魏佃三同志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去，从未发生过问题。徐文有同志白天送饭，夜间协助警卫。他们各带一支小马枪，防止野狼袭击。
　　电台在山上的安全和日常生活用品全部是情报站的地下交通员徐文有同志负责。徐在山下租种了庙里和尚几亩山地生活，工作十分认真，电台在山上连他的父母和弟妹都不知道。山上用的粮米油盐、锅碗刀勺都是他送上来的，山下有敌情他总是及时通报。王均同志隔几天就去看看他们，带点猪肉上去，以表慰劳。在当时的情况下，每去一次患难中的阶级感情就加深一次。有一次徐文有在路上打了一只山鸡，拿到山上同大家一起吃。大家商量，王均同志快又上山了，等他来了再吃共享美味。有一次山上包饺子，留一碗等徐文有上来吃。徐当天没上山，第二天早上发现饺子不见了，原来是野狼或狐狸吃了，连盆底都添得光光的。山上无以为乐，李惠民、宋勤就向山下推石块，石块撞击，发出花炮般的声音。王均同志说，要小心，不要出事故，声音大了容易暴露目标，今后可想个点子，搞点别的娱乐吧!山上白天要防日本鬼子和汉奸，晚上还得防野兽，特别是防狼。如有人出去送电报，天黑还未回来，李惠民就爬到又高又大的巨石上，事前搬上不少石块，过一会儿向山下掀一块石头，吓唬野狼。山上遇到下大雨就更麻烦，电台几个人住的是窝棚，外边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只好顶着雨布收发报，不能睡觉就顶着雨布坐着，以免机器和电池受潮影响收发报。就这样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
　　在这段将近一年半的日子里，王均同志与他们虽然不是朝夕相处，但也经常上山看望他们。这次来和往常不一样，日本投降了，为了更加有利于情报工作，决定把电台搬下山去。过去来这里无暇光顾泰山上的险峰和劲松，这次来虽然仍路过崎岖小路，一不小心可能落入悬崖，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欣赏着泰山上的风光。山顶绝壁之上，悬挂着几棵千年古松，远远望去，就象一幅苍松垂挂图。王均同志走在路上，想了一首俚词：
　　数围古松几千年，
　　苍劲深翠如画屏。
　　泰岱自古多奇异，
　　无名劲松不慕名。
　　电台下山后，基本上跟着机关行动，但对外还是不公开，收发报都在晚上秘密进行。1946年下半年至1948年济南解放，除敌人两次袭击市委等个别时期外，都是半公开。这个时候与上级电报来往很密切，如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解放兖州战役期间，有情况就向上级电报反映，上级有任务就通过电报下达。济南战役期间，特别是吴化文起义过程中，市委电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情报部电台实际成了上级在该地区的耳目。济南解放后，情报台奉命撤回了部队，又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至此，济南电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夺取伪朱家镇大权 进一步开展边沿斗争
　　1943年底，王均同志来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工作已半年多了，由于上级重视，不断派人来参与情报工作，又由于同志们的努力和当地政府的配合，局面已经初步打开了。我们派了少数人做了打入，发展了几十个抗日潜伏队员，建立了不少秘密情报联络点，基本上掌握了边沿地区敌人活动规律，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
　　通过地下秘密组织，我们经常活动到纵深地带，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教育和打击地主、汉奸恶霸。有的伪乡镇长和村长，我们来了他们积极接待，敌人来了他们也应付，但基本上倾向八路军。少数乡镇长思想反动，在接触中有明显的倾向性，邵而区朱家镇伪镇长赵延昌(大地主)就是其中之一，已经争取不过来了。经王均、李子亭、孙戈锋、张效禹研究，决定设法让吴纪元担任伪镇长。此时吴纪元要求脱离伪事，直接参加抗日工作。张效禹、孙戈锋和李子亭给吴纪元指出，任伪镇长也能做抗日工作，可以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摸清鬼子汉奸的活动情况，暗中支持和保护革命同志的活动;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但不能公开，一切都在暗中活动。经过做工作吴纪元接受了任务。在此基础上以我邵而区人民政府的名义，先对两面村长，特别是倾向我们的村长做好工作，发动各村村长，以朱家镇太大，须分乡管理为由，争取伪区长周贻木的批准后，以各村长选举的形式，把赵延昌选掉了。
　　吴纪元当选为朱家镇的镇长、王化儒成为我地下通迅员后，整个原朱家镇的伪乡、镇长和伪村长都能听我们的指挥，由伪政权逐渐变成了两面政权。37个自然村的敌占区变成了我们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借此机会朱家镇镇公所迁移到崔家庄，李子亭同志常住崔家庄和朱家庄。吴纪元当镇长后，经常出入邵而区各大村子，带领潜伏队员进行侦察敌情，鬼子和汉奸的活动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所以1943年到1945年仲宫鬼子撤走以前，我邵而区和朱家镇以及各乡的地下工作没出现过大的问题。鬼子、汉奸一出洞都能提前知道消息，有关人员及时转移，区领导和李子亭同志的活动都是安全的，期间我们还搞了几次出击，都成功了。
　　日本投降后，朱家镇伪镇公所相应撤销。吴纪元根据历城县的指示，帮助西许家庄地下工作者王化儒扩军，建立了历城县第二新兵中队，王化儒任中队长。1946年5月李子亭同志调走，走得很仓促，没来得及向市委、县委汇报单线联系的吴纪元的情况，其他有关同志也调去临沂学习，从此吴纪元与上级失掉了联系。1946年秋天，我历城县政府处理伪政权时，也把吴纪元逮捕起来，扣押在县公安局近3个月。因1944年被迫应付日军派去东北的4名劳工有1人病故，死者家属控诉了吴纪元。吴纪元被罚了两千斤粮食，救济死者家属。后来吴纪元上诉，但因找不到证人一直没解决。直到日由李子亭、吴风城、吴锋、杜思礼4同志证明才彻底解决了这个历史问题。
　　攻打寨而头 拔掉坏毒瘤
　　1943年底和1944年初，敌伪邵而区成立了区分队，大约20余人。敌伪为了给自己把好南大门，派区分队驻守在寨而头庄。该庄向南翻过山去是长清县津浦铁路，可以与张夏车站敌伪联系;向西可以与党家庄车站敌伪联系;向东可以与朱家镇、仲宫敌伪联系;向北可直接与邵而区联系。他们认为在这里驻扎&前进有联系，后退有路子&，还可以阻止和破坏共产党八路军在仲宫区邵而区的活动。
　　敌伪分队成立后，仗着鬼子的势力，飞扬跋扈，无恶不作。不是无故抓人就是扣个私通八路的罪名，再就是要钱要粮，群众恨之入骨，却又敢怒不敢言。我邵而区区长孙戈锋和李子亭同志经与上级研究，决定除掉这个毒瘤。先由情报站的吴风城同志化装侦察，了解伪分队人数、武器配备、思想状况等。首先得知区分队长王玉生是二仙村人，奶名叫&王八&，以前当过土匪。伪邵而区分队长李星五为了进一步扩充力量，扩大权势，达到往上爬的目的，就把王玉生收容起来，委派他任邵而区队驻寨而头庄的分队长。为了了解伪分队的内情，吴风城通过好友张继风与王玉生接触。1944年春节，借拜年之机在二仙庄与他会面。听其言观其行，这个家伙很反动。初次交谈，还没谈到火候上，王就提出因事回队。正月十一这天，吴风城又去了寨而头庄分队部找王玉生。张继风是王玉生的好友，两人的见面是张继风介绍的，所以王没有戒心。交谈中吴风城探知伪区分队共26人，分为3个班。用的都是些破烂枪，士气低落。一到夜间王玉生根本不住在队部，带上两个贴心人不一定跑到哪里住。情况摸清后吴风城及时向上级作了汇报。
　　1944年农历正月18日，我历城县大队夜里攻打了这个伪区分队，除伪分队长王玉生和两个亲信不在现场外，其余全部被俘缴械。这个毒瘤的拔除，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心，扩大了我们活动的区域。
　　切断鬼子的联系 逼鬼子不敢出洞
　　1944年冬，在我武装力量的逼迫下，仲宫据点的日本鬼子已经不敢与长清、张夏火车站的鬼子联系了。他们的主子又不让撤出仲宫据点缩回济南，只好依赖汉奸队充当耳目，将二鬼子作为第一线的牺牲品。他们的上级并不满足这种状态，因此于某日指定伪军开路，鬼子尾随，突然快速出发西去，与党家庄火车站的日本鬼子联络，企图打通这条一年多未通的线路。
　　我地下工作关系吴纪元闻迅后立即中途追上敌人，以朱家镇关切&皇军&行动的口气，探知了敌人的去向、返回时间以及敌伪人数和武器装备，并及时写好情报送给李子亭同志。李立即转交给当地驻防的八路军，并配合部队选择战场阵地，在渴马庄、宅科庄、石灰窑洞内隐避，等敌人回来时打伏击。战斗打响后，敌人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负隅顽抗。大约对峙了两个小时，天已经快黑下来了。上级考虑时间久了党家庄敌人可能来增援，而且战士一天未吃饭了，决定悄悄撤走。我袭击的时候，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力量和意图，命汉奸队打头阵，自己狼狈逃窜到仲宫。从此仲宫的鬼子躲在乌龟壳里再不敢轻易出洞了。
　　端了二鬼子的窝 吓破了小鬼子的胆
　　1945年日本投降前，全国全省的抗战形势越来越好，全省除济南、青岛大城市和几个中等城市外都解放了，就是济南南部山区也只剩下一个仲宫镇了。敌伪军好象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惶惶不可终日。
　　我当地区委区政府借机加强了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和情报站的同志共同做了这项工作。当时的重点放在仲宫伪自卫团团长刘允广和伪警长王冠三身上。和他接触的有原柳埠伪据点中队长高绪远，情报站有王金仙(后改为王一民)王一东，他们都是仲宫高小老师，和鬼子伪军有一定来往，但又是我地下秘密工作关系。吴纪元给他们做工作，争取他们带领伪军调转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我们不当亡国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经过一个阶段的秘密活动，条件有些成熟，经历城县委研究决定先端掉二鬼子的老窝，然后再收拾小鬼子。县委要求有关情报人员迅速拿出详细材料，为此刘允广提供了鬼子、伪军人数武器配备情况，王金仙、王一东绘制了进攻路线图。
　　1945年3月的一个晚上，历城县大队，首先安排了打增援的部队，同时把汉奸队团团围住。这是一个三、四层楼的据点，原来是一所高小学校。枪一响，话一喊，伪军很快就出来缴械投降了。俘虏了100余人，缴获了全部枪支，仗打得非常顺利。在这场战斗中，鬼子没敢出乌龟壳。大约待了半月的一天，鬼子一大早出炮楼集合，在仲宫抓了十几辆大马车和几十个民工。因害怕路上有埋伏，鬼子全混在民工中逃窜至济南。
　　侦察大涧沟 消灭伪治安军
　　1945年6月，鬼子由仲宫逃窜至济南后鬼心不死，很快又派了伪治安军一个旅于6月驻扎邵而区大涧沟镇，作为鬼子的挡箭牌、牺牲品。大涧沟是一个大镇，有1000多户人家，是南北交通要道，也是仲宫去济南的必经之路。伪治安军进驻后，把不少老百姓赶到外村去。伪军戒备森严，外村人不准进去，本村人也不准回家。
　　为了除掉这群豺狼，我鲁中军区侦察参谋李学敬、王秀锋、李志泉去大涧沟侦察。他们先到情报站与王均同志商量，王均同志派李子亭、吴风城、杜恩礼等同志前往。李子亭同志不是当地人，但他来朱家镇已有一年左右，对当地情况极熟，关系也较多。他们接受任务后，经再三研究，认为只能派关系打入，进行暗中侦察，不能打草惊蛇。最后决定先由吴风城一人去二仙庄找其舅舅崔廷杨商量，其余人暂时隐蔽不能暴露意图。
　　根据安排，吴风城先去了二仙庄，找到他舅舅崔廷杨商量。崔廷杨以找镇长和送粮食为名来到大涧沟胡德胜的家。不巧胡德胜不在家，等到中午胡德胜才回来。进门一看是老朋友崔廷杨，立即备菜饭招待。席间崔廷杨把八路军交给的任务说了一遍，胡德胜一听脸色立刻变了，紧张起来，沉闷不语。崔见胡犹豫不决，便对他进行了开导，讲明了形势和利害关系。胡德胜终于答应绘制一张伪军军事部署草图。第四天，崔廷杨又以给治安军送粮食为名来到胡德胜家。胡德胜把绘制好的&伪治安军军事布防草图&交给崔廷杨，又帮崔廷杨带出了图纸。不久，鲁中军区后鲁中军区决定由南政委率一个团攻打大涧沟，由历城县大队配合，各区队参战，王均同志带领我警卫排和其他工作员也配合作战。
　　1946年农历6月17日下午4点钟，部队在锦绣川河峪口东西葛而庄以南的河滩里集合，动员之后向大涧沟进发。走到仲宫天就下起雨来，越下越大。我军冒雨急行20多里，到了大涧沟南岭时雨停了，天也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指挥部设在上店子村，开始部署战斗，鲁中军区一团担任主攻，县大队佯攻，各区队掩护各区的担架队，运输队转运伤员和物资。各部队按时进入阵地，一声令下战斗打响了。敌人因不了解我军的行动和意图，又加上天黑路滑，枪声一响就乱了营。敌人按枪声方向断定，南东西面都有我军攻击，北面是山，只好向西逃跑，结果正中我们的埋伏。敌人除侥幸逃跑了一部分外，其余全部被歼。战后经过清点，共打死打伤和俘虏敌人12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我部队当夜撤到仲宫、东西葛而庄、大小并渡口庄休息，第二天召开了军民庆功大会，当地群众闻听我军胜利的消息，都纷纷前来慰问。
　　回民中队长张廷勋烈士
　　1943年7月，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来到济南。人生地不熟，怎样开展工作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历城县委和鲁西地区的长清县委在情报站没来以前早就开展了对敌情报工作，成绩显著。王均等人特地进行了拜访和请教，了解了很多情况，认识了很多做情报工作的同志，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打下了做情报工作的初步基础。就是在与两个县委交谈和实践活动中认识了党家庄地下党员张廷勋同志。
　　张廷勋，回民阿訇，1906年出生于历城县的党家庄(现属市中区)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曾是回民阿訇。阿訇在回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是回民基层的最高领导者。张廷勋幼年读过几年书，后在家务农，并随父亲张登鳌学念经。张登鳌有强烈的爱国心，为人正直，有远见。他教育子女要多做利国利民的好事，不做坏事。由于受家庭的熏陶，张廷勋幼小的心灵里就孕育了爱国的种子。
　　1937年上半年，年仅31岁的张廷勋在党家庄西大寺挂帐成为正式阿訇。挂帐的阿訇与不挂帐的阿訇在回民心目中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凡是挂帐的阿訇，无论年龄大小，回民的男女老幼都尊称&阿訇老人家&。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蒋介石继续奉行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日。在党的领导下，回民金晓村在泰西建立了&回民基干队&，并成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回民基干队&的任务是发展回民抗日武装，宣传抗日救国，招募爱国青年，补充抗日部队。金晓村带领的回民基干队，经常到回民比较集中的党家庄开展活动。在&回民基干队&的宣传鼓动和启发支持下，张廷勋与弟弟张廷信、张效农都参加了抗日救国的革命活动。张廷勋和张廷信先后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张效农被送到&鲁中抗大分校&学习。
　　张廷勋参加 &抗日救国会&后，以阿訇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努力完成了上级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当时，我解放区军需物资紧缺，特别是药品、布匹、子弹、纸张、钢笔等。张廷勋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购买这些军需物资，再想法派人送往我泰西(泰安县西部)、峰山(长清县南部)根据地及泰历县(泰安、历城边区)。购买运送这些物资需要过三关：第一关是购买关，这些物资都是敌人的禁运物资，敌人派专人加强管理，商店有的派特务当售货员，有的派特务监视。没有知心朋友和可靠关系是买不出来的，即使买出来，也会被特务发现。第二关是出卡子。这些物资大都从城市里购买，往外运送时，各个关卡都有鬼子、汉奸检查，被查出来，则严刑拷打，以八路论处。第三关是运送关。即从敌占区送往解放区，这一关比前两关更难。敌人到处设有关卡，不定时巡逻，还有伪装成老百姓的特务严加盘查。对此，张廷勋绞尽脑汁亲自找关系购买、出卡子，送往解放区，多数由他已培养好的长工马春岭运送。由于张廷勋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善于交结的特长，从未发生意外。
　　1939年，张廷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奋斗目标更明确了，理想更远大了。他认真执行党的联合抗日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党家庄的伪村长李恩可是张廷勋的叔伯妹夫，曾依靠鬼子的势力耀武扬威。张廷勋利用关系做李恩可的工作，使他逐步有了转变，明里应付日军，暗里给我们做事。经教育他还交出了手枪、步枪各一枝及部分子弹等。
　　1943年，抗日救国会在齐河的一个小村子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泰安专署的专员马耀南、抗日救国会主任金晓村出席了会议，张廷勋、周茂林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回民武装大队。会议结束后，张廷勋等人积极做各种动员组织工作，回民武装大队很快建立起来了。
　　1944年，&情报工作委员会&决定在党家庄一带建立地下情报联络点，因为党家庄紧挨津浦铁路，靠近济南又有火车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由于张廷勋身份是阿訇，不易引起敌人注意，全家又都支持革命工作，领导决定&地下情报联络点&设在张廷勋家里。在张廷勋家里设地下情报联络点以后，他全家为我们的情报工作和同志们来来往往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凡往返鲁西，进出济南的同志，大都由张廷勋派叔伯弟弟张廷楷接送。打入济南市执行特殊任务的地下工作人员刘新民，一直住在他家，华东局的许多同志都曾到这点上联系过工作。凡是来的同志，张廷勋全家都热情接待，积极协助完成各项任务。不论是他自己家，还是他的亲朋家，都成了我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
　　根据形势的发展，山东分局决定&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组建&抗日反攻总队&，由王均任总指挥。其任务是团结敌占区的爱国知识青年，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工作。亓西钊和张廷勋根据指示，利用张廷勋在历城、济南、济阳、齐河一带回民中的威望，建立了&回民中队&，张廷勋任队长。在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张廷勋带领这个中队活动在敌占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回族青年踊跃参军，同时了解敌人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分化、瓦解敌人，配合抗日反攻。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历城县委决定，把原来归历城领导的张廷勋情报组划归情报站领导，情报站决定由负责张夏至党家庄情报工作的亓西钊、黄玉祥同志具体指导。事前情报站的王均同志也亲临现场听取了张廷勋同志的汇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表面和谈，暗里调兵遣将，准备发动内战。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准备派国民党第十军一一一师一个团的兵力进驻党家庄。为及时了解蒋匪军什么时间进驻党家庄，日，党组织派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的吴风城和张廷勋设法侦察敌人的情况。由于这个团是新调来的部队，关系不好找，到了10月18日才探知确切消息，蒋军3天之内要进驻党家庄。张廷勋和吴凤城及时向情报委员会汇报了敌情。这时回民大队的大队长张效农率部驻在长清县的赵家营，派人来叫张廷勋去商量研究攻打古城据点，张廷勋赶到后，向回民大队提供了古城敌据点的情况，并于10月21日一举攻克了古城据点。
　　鉴于&蒋、敌、伪&合流和党家庄情报组已经暴露的情况，情报站研究决定张廷勋、马光义从速撤出。为了方便他们的行动，情报站进驻距离党家庄较近的瓦峪沟庄和乱沟庄，两次请张廷勋、马光义到站上来面对面地做工作。最后他们表示服从命令，但要求必须先安排好各点上的工作。第二天情报站由乱沟庄撤到仲宫以南的穆家庄。等了两三天仍未见到张廷勋等同志撤出的讯息，故王均同志又派刘新民同志前去催促。
　　日，张廷勋和回民大队的张凤田急急忙忙赶回党家庄，一来惦记联络点的工作，二来牵挂着刘新民的安危。快进村时，天也黑了，突然前边铁道洞里有几个人影。由于事先已了解到敌人3天之内可能进驻党家庄，估计可能是敌人。张凤田说：&咱们回去吧，不能回家，有危险。&张廷勋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无论如何也得回家，我不回去家里的工作没人安排，刘新民同志是外乡人，地理不熟，更危险。如果家里的工作和刘新民出了意外，我没法向组织交待，你自己回去吧。&便把手枪交给张凤田，自己朝前走去，不幸被捕。
　　敌人为了得到本地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对张廷勋使用了种种酷刑，把腰脊椎都搁断了。张廷勋紧咬牙关，与党组织有关的话一句也没说，最后敌人将他和刘新民等人关在济南经一路纬六路的一个地窖里。敌人始终没有得到我党活动的一点消息，完全绝望了。10月29日上午，将张廷勋等同志杀害了。张廷勋时年38岁。
　　王均同志听到党家庄张廷勋、马光义、刘新民三人被蒋匪特务捕去后，万分焦急。正在设法营救时，接到报告说他们三人已被处决，顿感万分悲痛。张廷勋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回民阿訇，经过党的教育、培养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就这样被国民党杀害了。王均同志说：&我们的同志背着脑袋和日寇、汉奸拼，是为了救中国人民。蒋介石自号总统，却排除异己，任意杀戮抗日战士，难道打日寇犯罪吗?此仇不报愧对死难烈士，血债必须偿还，蒋匪必将残灭。&
　　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历史使命的胜利完成
　　1945年日寇投降后，根据中央大进军的要求，当时准备解放济南，八路军的大部队已经向济南靠近。济南市委和人民政府已经在仲宫附近成立，准备临时接收济南。
　　王均同志根据上级指示，要求必须做好解放济南的情报准备和有关事项的准备。随着工作的需要，情报站除派往市里一部分同志外，其他同志全部往济南靠近。当时情报站由常驻仲宫以南，一下子进驻邵而区的大石灰沟庄，之后又进驻紧靠大涧沟和邵而庄之间的乱沟庄，距济南市只有20里。全体同志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是当时打与不打什么时候打，都说不清楚，只等一声命令。结果在乱沟庄住了4、5天，一声令下撤到仲宫以南的穆家庄。
　　王均同志知道下边思想不通，第二天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进行教育，说明暂不打济南的理由。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大意是：原来决定打济南，现在暂时不打了，将来还是要打的。济南象棵大树，现在打掉周围的据点，等于济南这棵大树没有根了，自然会困死、枯死，那时也就更好打了。王均还说，本来日寇投降后，理应八路军收降日军和伪军的武器，解放日军铁蹄下的人民。但蒋介石怕八路军解放更多的城市和人民，下令一方面要求八路军解放区维持现状不得接收鬼子汉奸的武器，另一方面&蒋、敌、伪&合流，让鬼子汉奸维持社会治安待国军受降。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我们是不答应的。我们仍然要积极做解放济南的准备，为将来打济南创造良好的条件。会后又专门组织了党员和一部分文化较高的青年学生反复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稳定了思想情绪。
　　1946年春夏之间，根据毛主席在重庆谈判的精神，我们情报站除留下个别同志坚持做情报工作外，其余人员根据华东局情报部的指示，去临沂情报部学习。当时学习的内容是文化课、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上述内容其实是表面的东西，其实质是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我们学习还没有结束，前线已经出现了国民党不断的进犯和小摩擦。这时上级决定除少数同志留下后随军南下外，其余速行军返回历城前线。不久，&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在突泉庄与中共济南市委合并。新成立市委情报部，部下成立10人左右的精干武工队。其余同志合并到市委警卫连。我(笔者王东儒&&编者注)调往市委宣传部，不几天又调至市委秘书处。至此，原情报站组织已不复存在。
　　(编者注：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除王均同志外，完整知道这段历史的同志并不多。直到上世纪末，还没有人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挖掘、研究。耄耋之年的王东儒同志作为一名参与者、知情者，出于对革命者的无限景仰和对历史对后人的高度责任感，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千方百计收集有关材料，希望尽快整理成篇，付印留存。在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协助下，又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王均同志的回忆发言，并两次去徐州、两次去党家庄、两次去历城，采访有关部门和同志。月份开始写初稿，年底完稿。原文包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济南地下工作两大部分内容，共5万余字。
　　王东儒，1944年参加王均同志领导的潜伏会，为会员。1945年6月参加了&济张泰情报站&，为战士。1946年6月调济南市委秘书处，任文书。济南解放后仍在秘书处工作。1949年5月入党。1990年12月于山东省城建学校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