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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星巨野公寓开发商开发商: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开发商(来源百度百科)
开发商是一个名词,是某个项目的第一承担人。包括很多种类:房地产开发商、软件开发商、游戏开发商等某品牌的开发商,但无特殊说明一般指房地产开发商,是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体的企业,它们通过实施开发过程而获得利润
中星巨野公寓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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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后我们将有专人与您联系,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400-705-5833&《释诂》:“同《邶风》‘以勖寡人’,《传》曰:‘勖,勉也’[x&]古同勉励:~勉。x&
: mao 。《方言》:‘钊、薄,勉也。秦晋曰钊,或曰薄,南楚之外曰薄努。自关而东,周、郑之间,曰勔钊[miǎn]古同“勉”,齐鲁曰勖。按,勖,古读如茂,与懋音义皆同。故《般庚》‘懋建大命,矛其懋简相尔’,《今文尚书》懋皆作勖。(11)
&音招。《說文》刓也。 又《揚子·方言》遠也。燕之北郊曰釗。 又《說文註》鄭樵曰:釗,或以爲弩機。 又姓。《正字通》明釗劒佩,三河人。 又《爾雅·釋詁》釗,勉也。《揚子·方言》釗薄勉也。秦晉曰釗,自關而東,周鄭之閒,曰勉釗。 又《廣韻》見也。《汲冢周書》釗我周王。 又《廣韻》古堯切《集韻》堅堯切,𠀤音澆。義同。 又周康王名。《史記·三代世表》康王釗。《註》索隱曰:克堯反。又音昭。 又《集韻》莊交切,音𥊌。周康王名。《書·顧命釋文》徐邈讀。
&刓也。未聞。从刀金。金有芒角。摩弄泯之。釋詁曰。釗,勉也。其引伸之義也。又曰。釗,見也。此假借釗爲昭也。孟子引書。昭我周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止遥切。二部。周康王名。
&&&(13)《尚书.盘庚》“懋建大命”、“懋简相尔”,汉石经“懋”作勖。《康诰》“惟时怙冒”,言其功大懋勉。《君奭》“迪见冒”,意谓用显懋勉。凡此皆说明冒、懋、勖诸字古音同而字相通,意皆为勉(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惟时怙冒”条)。
&&&&(14)《卯簋》铭谓“余懋爯先公官”,意谓自己勉力承继先公的职守。《簋》载“王对楙”,颇类于“蔑历”之辞中的“王蔑某历”。楙、懋相通,意为勉(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第六)。按,关于此点,刘师培已经指出,谓“蔑与懋、茂义同,懋、茂与勖、敏、励诸字互相通转”,“盖蔑即嘉劳之义,与《卯簋》‘余懋爯先公官’之意略符”(《古彝铭蔑历释》,《左盫集》卷4,第10页)。
茂。 音懋。《說文》草豐盛。《詩·小雅》如松柏之茂。《易·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註》茂,盛也。 又《詩·大雅》種之黃茂。《註》茂,美也。《前漢·吳王濞傳》歲時存問茂才。《註》美材之人。 又《爾雅·釋詁》茂,勉也。《周語》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又《白虎通》五人曰茂。 又《爾雅·釋天》太歲在戌曰閹茂。 
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释天》:“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白羊座,太岁在戌曰。埃及白羊宫的神:Amun阿蒙。与阉茂发音十分相近。拉丁语Aries第一音节与阉茂第一字阉发音相近。
白羊座,LU.HUN.GA&
金牛座,GU.AN.NA&
天秤座,zibanitu
天蝎座,GIR.TAB
射手座,PA.BIL.SAG
摩羯座,SUHUR.MAS
宝瓶座,GU.LA
()的《经义述闻》是迄今为止,对“太岁”一词考证最详的一本古代天文著述。他认为:“太岁所以纪岁也,其名有六:太岁一也,太阴二也,岁阴三也,天一四也,摄提五也,青龙六也。”据他说《淮南子&天文篇》称“青龙”、“天一”、“太阴”皆有赞颂“天神之贵者”之意;《尔雅》谓之“太岁”;《史记&天官书》谓之“岁阴”;《甘氏星经》谓之“摄提”。至此,太岁的六种名称之出处,一一陈明。我们讲屈原的《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这“摄提”正是指的太岁。而王引之的综论古籍,指出太岁作为星名,称谓有异而实一,厥功至钜,也为我们研究天干地支提供了精审的法门。
  王引之又进一步提出:“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在地”,这就是天干与地支的发轫。而许慎淮南注则称,岁星在天为雄,太岁所以名太阴者,“正取在地之义,安得谓太阴非太岁乎?”则于前人“太阴非太岁”之伪说,彻底颠覆之。以纪年者,在天为岁星,在地为太岁之义遂彰明于世。
  我们知道岁星在天,而太岁在地。岁星即木星,由西向东运转,所谓“右行于天”,而太岁则是人类为应和岁星岁行36度16分之7,十二岁为周所虚拟的“左行在地”的星辰,由东而西运转。至此,仅以岁星在天体中运行一周约十二年的岁星纪年,则转化为六十年一轮回的干支纪年,它的一切优点在我的《干支与生肖的迷雾》一文中有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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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地名。《前漢·地理志》右扶風茂陵。《註》本槐里之茂鄕。 又姓。《正字通》漢有沮陽令茂眞。 又與懋通。《前漢·董仲舒傳》《書云》:茂哉,茂哉。 又《正韻》音畝。《前漢·班固敘傳》支葉碩茂。《師古註》茂,莫口切。 
又《詩·本音》子之茂兮,讀耄。古茂、卯同音,故《史記·律書》云:丣之爲言茂也。 又《毛詩古音攷》音每。《魏武·歩出東門行》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又《韻補》滿補切,音母。《易林》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鳥以庇,召伯避暑。 又莫故切,音暮。《白居易詩》有木名櫻桃,得地早滋茂。葉密獨承日,花繁偏受露。 又《正字通》入曷韻,音末。《周武王·筆銘》毫毛茂茂,䧟水可脫,䧟文不可活。 《直音》作茂。茂字从艸作。
蒙城尉迟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安徽省蒙城县地处中原,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适中,我们的祖先自古就在此生息繁衍。尉迟寺史前文化遣址位于蒙城县东北20公里处,面积约十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内涵最为丰富的遣址,尉迟寺遣址是大汶口文化演化中的一种新的类型,从出土的房迹和器物上推测,它是父系氏族晚期部落联盟最高首领所居住的村寨或城堡,距今5000年左右。
  从1989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组织人员多次到尉迟寺遣址进行发掘,经过十多年的工作,已发掘遣址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取得了累累硕果。挖掘出大汶口文化墓葬242座、灰坑46个,成排或成组的大型红烧土排房12排(组)共55间,出土陶器、玉器、骨器、石器等各类文物近万件。尉迟寺遣址被考古专家誉为“考古金矿”、“中国原始第一村”。1994年,该遣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五帝时期距今约4500年至4000年,“尉迟寺人”,沿北淝河择高地而居。从出土的农耕文物判断,他们已与中原华夏的高辛氏族和禹氏族,有了融合关系。
& 夏 《禹贡》:属豫州之域。巴、过、戈氏族居于涡、淝间。
北冡山,乃《诗经·殷武》所记之景山;乃《竹书纪年》:盘庚自奄迁都的“北冡”;明嘉靖《寿州志》:“北冡”为商汤会盟之地;《国语》记为“萧蒙”之“蒙”;故蒙古称景亳,汤的初都。今古城垣犹存,且有“殷社”古碑。&&
商时,蒙境有冡、二方国。明万历《蒙城县志》云:“蒙为国,且数千年,旧故无志,于寿阳志中见之。”旧志又称:商时为“北冡”。罗泌《路史》辩:“北冡,蒙字尔”。故“北冡”乃蒙也。
嵇山 [Ji Mountain]。在安徽省宿县以西、亳县以东
殷墟北冡山开发项目工程简介
北冡,商朝名。1997年5月国际第二届庄子学术研讨会在蒙城召开,与会学者通过史地勘探,理据分析,考证庄子里籍之“蒙”,乃今日蒙城县坛城镇殷墟汤都北冡;商汤调民伐夏桀,会盟天下诸侯之景山,乃北冡宫城中之北冡山,或曰“冡山”即今日的坛城镇境内的坛城山。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第一代君王——汤王,在此与天下诸侯会盟起事,推翻了残暴的夏桀统治,建立了商朝,汤王随即环北冡山筑城建朝,史称商汤古都。古都有三道城墙,现存内城墙依然可见,长达八千米,蔚然壮观。
北冡山位于古城城西北部,海拔54.4米,面积五顷四,即占地540亩,清秀隽丽,形势雄伟,北冡故城因山而来。据蒙城旧县志记载:“北冡山于故城之中,高七十丈,周三里许,峰峦耸秀,远视若芙蓉,蔚然壮观”。山上原有太山奶奶庙(也称上寺),山下有天王寺(也称下寺),上下寺之间有仙人桥、山西南角有量沙台、凤凰台、黑龙潭、山东有饮马泉等坛城八景。恢复和开发坛城八景是坛城人民几代人的心愿,建成后不但是当地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还可靠旅游增加地方收入。为此,镇早在几年前就与浙商协商拟开发坛城八景。并初步达成意向,第一步已将北冡山景区列入蒙城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步与浙商共同投资2200万元,在北冡山周围拉上院墙,山上建设景点,在原址恢复坛城八景,供游人休闲、娱乐。
&在我国安徽省西北部、淮北平原中部的涡河之畔,有一座历史悠久,有着古老文化底蕴的小县城,城名曰——蒙城。
蒙城,始建于殷商,名为“景亳”,故址在今天蒙城的檀城。商代中末期,其区域冡、嵇二方国得到统一,合取境内北冡山之名,建立“蒙国”。
西周后,至春秋时期,蒙国连同萧国(今萧山)被当时中原较大的诸侯国宋国所灭,故史有“萧蒙”一称。后宋国此地被南方强国楚国所并吞,始有“漆园”一名,中国古代道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先哲——庄子,曾在此任一小吏。
战国末期,强秦一扫吞灭中原各诸侯国,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殷商以来的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于此设置蒙县(今蒙城檀城)。
秦好战专法,灭六国后,不修仁政,不亲于民,历二世而亡。后,西汉建立,改蒙县为山桑县,复推行分封制,保留郡县制,典从秦制,加以仁政,历经黄老无为治国(文景时代)到独尊儒术(武帝时始),逐渐走向强盛时期。
东汉初始,光武帝敕封屡立战功的横野大将军王常为山桑侯,建山桑侯国。王常死后,其子王广未能荫其爵位,去山桑国侯封号,复置山桑县。
唐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改“山桑”县为“蒙城”县(县治迁至今蒙城所在地。县名沿袭至今)
宋代(北宋)时期,蒙城有了一段大跨越式的地方发展,成为南北贸易,东西交通的繁华所在之地。金宋交恶时期,蒙城开始没落萧条。
&& 西周为蒙国(见《阜阳地区志》)。
春秋蒙国和萧国(今萧县境)被宋国并吞,为宋“萧蒙”之地(《国语·楚语下》云:“宋有萧蒙”)。宋昭公曾将“萧蒙”封给其弟公子鲍,鲍即宋文公。宋楚反复争夺“萧蒙”,“萧蒙”归属不定。
“萧蒙”属楚。庄子出生之“蒙”,即“萧蒙”之蒙。
&& 战国末,楚于蒙故邑(今檀城)置蒙县。
& 秦 蒙县属泗水郡(一说属砀郡)。
& 西汉 置山桑县,属沛郡,治所仍为今檀城。&
&东汉光武封横野大将军王常为山桑侯,建山桑侯国。王常子王广时,国除,复置山桑县,属汝南郡。
&& 三国 属魏国豫州谯郡,后划归汝阴郡。
& 西晋 属谯郡。&&
东晋 属谯郡。&&
北魏取南朝宋淮北之地后,废山桑,于皇兴年间(467年-470年),置涡阳县,属魏谯州南焦郡,治所迁至今蒙城涡河北岸漆园故址。&&
太和(477年-499年)中,改谯州为涡州,涡阳为州治(见《水经注》)。&&
景明(500年-503年)中,置涡阳郡(涡阳为郡治)。
梁大通元年(527年),梁取涡州,改置西徐州,涡阳仍为州治,治所迁至涡河南岸。梁同时置北新安郡(治今涡阳蒙关店)。&&
东魏武定六年(548年),东魏取梁之西徐州、北新安郡,复置谯州、谯郡、涡阳县,改北新安郡为蒙郡,辖蒙(蒙关店)、勇山(今涡阳丹城集)二县(见《舆地广记》、《安徽建置沿革》)。&&
北齐废蒙郡,保留蒙县。&&
北周仍为谯州、谯郡、涡阳县(治今蒙城县)。蒙县、勇山废,并入涡阳县。&&
隋 开皇初,废郡,涡阳县属谯州。&&
开皇十六年(596年),改涡阳县为淝水县(治所今芮集),属谯州。&&
大业七年(611年),复改淝水县为山桑县,属谯州。&&
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山桑县属河南道亳州。&&
天宝元年(742年),改山桑为蒙城县(治所迁至今蒙城。县名沿袭迄今,故以下只记隶属变化),属河南道亳州。&&
五代 属亳州。&&
北宋属淮南东路亳州。&&
政和六年(1116年),属安丰军(治寿州)。&&
金属南京(开封)路寿州。&&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属河南行省(治开封)安丰路(治寿州)。&&
至政二十六年(1366年),属江南行省(治今南京)安丰路。&&
明属南京凤阳府寿州。&&
清顺治二年(1645年),属江南省凤阳府寿州。&&
康熙十五年(1676年),建安徽省,蒙城属安徽省凤阳府寿州。&&
雍正十三年(1735年),属安徽省颖州府。&&
民国元年(1912年),属安徽省寿州。&&
三年,属安徽省淮泗道(道尹驻泗县)。&&
十七年,直属安徽省。&&
二十一年,属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区(治泗县)。&&
二十七年(1938年),属安徽省第三行政督察区(治阜阳)。&&
二十七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建立板桥区抗日民主政府。&&
三十三年(1944年)十二月,蒙城北境建立宿蒙县,属中共淮北路西第二行署。&&
三十四年十二月,宿蒙县属华中区第八行署。&&
三十六年六月,宿蒙县属豫皖苏区第三行署。&&
十一月,县南境中共建立蒙城县,属豫皖苏区第六行署。&& 新中国时期
1949年3月,裁撤宿蒙,宿怀、蒙城(涡河南)、雪涡四个边区县,建立蒙城县,原蒙城辖区恢复。属豫皖苏区第六行署,4月,属皖北行署阜阳专区。&&
1952年4月,属安徽省阜阳专区。&&
1971年3月,属安徽省阜阳地区。&&
2000年6月,属安徽省亳州市。&&
2009年,现辖3街道办事处,14镇,3个乡,1个林场。&&
*街道办事处:城关街道办事处 庄周街道办事处 漆园街道办事处&&
*镇:坛城镇、双涧镇、小涧镇、三义镇、乐土镇、柳林镇、许町镇、大兴镇、岳坊镇、楚村镇、立仓镇、范集镇、马集镇、板桥集镇。&&
*乡:篱笆乡、王集乡、小辛集乡。&&
*林场:白杨林场。&&
2000年,蒙城县辖18个镇、5个乡。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县总人口1106749人,其中: 城关镇 90815 双涧镇
56001 小涧镇 56884 漆园镇 55778 坛城镇 36146 范集镇 38050 许町镇 43407 板桥集镇 66153
马集镇 39789 田桥镇 16413 岳坊镇 50579 柳林镇 34775 立仓镇 46385 常兴镇 36358 楚村镇
42833 乐土镇 47165 三义镇 60939 篱笆镇 52779 王集乡 40603 移村乡 23990 小辛集乡 41003
吕望乡 26121 罗集乡 40641 白杨未批镇 17108 庄周虚拟乡
2004年底,蒙城县辖18个镇、5个乡:城关镇、双涧镇(副县级)、小涧镇(副县级)、漆园镇、坛城镇、范集镇、许町镇、板桥集镇、马集镇、田桥镇、岳坊镇、柳林镇、立仓镇、常兴镇、楚村镇、乐土镇、三义镇、篱笆镇、王集乡、移村乡、小辛集乡、吕望乡、罗集乡;白杨林场。&&
2006年,经省政府同意,省民政厅下发《关于同意蒙城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批复》。4月5日,蒙城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全县乡镇由原来的25个调整为15个,平均人口由原来的5万人增至8万人以上,乡镇平均面积由原来的84平方千米增至140平方千米。&&
蒙城县辖13个镇、2个乡:城关镇(漆园镇并入)、双涧镇、小涧镇、坛城镇、许町镇、板桥集镇、马集镇、岳坊镇、立仓镇、楚村镇、乐土镇、三义镇、篱笆镇、王集乡、小辛集乡。&&
蒙城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始建于殷商,唐天宝元年(公元742)正式定名为蒙城县,沿用至今,是一代先哲庄子的故里,因黄牛养殖而享誉全国(全国第一养牛大县),又因牛群挂职副县长而扬名海内。  蒙城县位于安徽西北部,隶属亳州市,人口127.4万,面积2091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20万亩,辖15个乡镇、2个办事处、1个工业园区和1个林场。蒙城位于北纬32°55&29&P—32°29&64&P、东经116°15&43&P—116°49&25&P之间,属半湿润温带季风气候,典型的平原地区。  蒙城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优质小麦、玉米、山芋、棉花、油菜等农产品;畜牧养殖优势明显,是全国黄牛、生猪、山羊生产基地。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地下储量优质煤8亿吨,现有一座年产300万吨的许疃煤矿。蒙城产业支柱明显,主导产业为煤炭、汽车生产、汽车改装、肉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安驰”汽车、“五洲”牛肉、“东升”肉食品牌。  蒙城交通便捷,物流畅通,东接京沪铁路中心站蚌埠市90公里,西连京九铁路中心站阜阳市90公里,南毗淮南,北邻淮北,南京至洛阳高速横穿东西,省道307线、305线、203线交汇于县城,涡河、茨淮新河连通淮河,长年通航。 
&蒙城溯源(
来源:亳州报&&
厚重亳州·人文主页
古时候,蒙城曾两次建侯国,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尉迟寺之谜的揭开,更说明蒙城是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摇篮之一。
   蒙,商代甲骨文作“ ”,或作“ ”。周代金文作“ ”,今写作“冡”。
【卷七】【𠔼部】冡.覆也。从𠔼、豕。莫紅切文四
覆也。凡蒙覆,僮蒙之字今字皆作蒙。依古當作冡。蒙行而冡廢矣。艸部蒙,艸名也。从𠔼豕。會意。莫紅切。九部。
金文小篆王女也。王或作玉。誤。釋艸云。蒙,王女。又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孫炎曰。別三名。按衞風爰采唐矣傳云。唐蒙,菜名。小雅蔦與女蘿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疑爾雅,毛傳此二條皆不謂一物。从艸。冡聲。莫紅切。九部。籒文作𦿢。今人冡冒皆用蒙字爲之。
楷体音濛。《爾雅·釋草》蒙,王女也。《註》女蘿別名。 又《詩傳》唐蒙,菜名。 
又大蒙,藥名。《管子·地員篇》羣藥安生,小辛大蒙。 
又《易疏》蒙者,微昧闇弱之名。《書·洪範傳》蒙,隂闇也。 
又《左傳·昭元年》又使圍蒙其先君。《註》欺也。 又《左傳·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註》裹也。 又《前漢·宣帝紀》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註》冒也。 又《書·伊訓》具訓于蒙士。《疏》謂蒙稚,𤰞小之稱。 
又《詩·秦風》蒙伐有苑。《傳》蒙,討羽也。《箋》畫雜羽之文于伐。 又縣名。《史記·老莊列傳》莊子者,蒙人也。《註》地理志,蒙縣屬梁國。 又山名。《書·禹貢》蒙羽其藝。《疏》蒙山在泰山蒙隂縣西南。《又》蔡蒙旅平。《註》蒙山在蜀郡靑衣縣。 
又水名。《楚辭·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註》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 又門名。《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註》宋城門。 又姓。《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爲氏,秦有將軍蒙驁。 又《韻會》母總切,音懵。《柳宗元文》鴟夷蒙鴻。《註》二字俱上聲。 又《韻補》叶莫江切,音尨。《詩》狐裘蒙茸。徐邈讀爲厖。《陳琳·大荒賦》帝告我以至順兮,重訊我以童蒙。義混合于宣尼兮,理齊歸于文王。 又莫鳳切,音孟。與雺同。《漢書》引《易》傳:有蛻蒙霿,上下合也。
“冡”“冢”辨析
出处: 作者:李先锋 编辑:&
之所以把此两字放在一起,是因为目前见诸许多媒体的有关蒙城尉迟寺遗址的文章,常常地把“冡”写作“冢”。尉迟寺遗址在当今史学界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更是声名远播,作为亳州人,我们深以为骄傲和自豪。因此,搞清这两个字的含义和区别是我们的责任,也很有必要。
根据有关记载,蒙城在商代称“冡”。冡音meng,《康熙字典》:“冡,覆也。”“幼学未通也。”《说文今释》(岳麓书社,97年版1034页):冡今作蒙,张舜徽《约注》:“盖上世饲豕者,虑豚豕之善亡,偶自圂(hun,猪圈)中散之田野,必以巾覆蔽其目使不远走也。”豚(tun):小猪;豕:猪,豚豕:泛指猪。
“冡”字在目前普通的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辞源》、《古代汉语词典》等都没有收录,只在《汉语大字典》等一些较大的工具书中有收录。
“冡”字在现行电脑汉字处理系统中,通常打不出来;而在宋体、全拼状态下却能够打出该字,因此,请未有经验的打字员不妨试试。
冢,音zhong,《说文》:“高坟也”。“地高起若有所包地。”又作山顶,“大也(如冢宰)”,“墓之坟者亦曰冢。”今通常释为坟墓。
作者:晁福林
【本文摘自】《历史研究》(京)2008年1期第33~42页
【作者简介】晁福林,苏州大学特聘教授。苏州 215006
【内容提要】习见于彝铭的“蔑历”一语用若勖勉之意。这种意蕴,上古多有,在彝铭中习称“蔑历”,而商周文献多以“勖”、“励”、“懋”等为称,战国以降则称“勖勉”、“劝勉”、“勉力”。彝铭“蔑历”今所见者约五十例左右,多数是周天子权威的表现。从商末到西周后期,其意义虽然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是其本质则没有改变。“蔑历”实际上是上级对下级的勉励和下级的自勉,它以口头勉励的形式来保持和加强周王与臣下(或上下级贵族间)的关系。西周时期的勉励制度,从形式上看有口头鼓励与物质奖赏两种。蔑历正是以口头鼓励为主的勉励制度。
【关 键 词】西周/蔑历/勉励制度
&&&“蔑历”行用于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彝铭长达两三百年。从彝铭记载看,“蔑历”之事历时既久并多有固定规格和用语,称其为一种“制度”虽然不是特别确切,但大致近是。这种情况犹如称上古时代的“宗法”及“册命”为制度一样,都是当时仅有其事,后世言以为制的表现。关于“蔑历”的研究早就引起专家注意,于省吾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作《释蔑历》,①曾经总结前人所论,共得自阮元以下十五家之说。不久,赵光贤先生作《释“蔑历”》进行商榷,②并提出自己的新解。后来唐兰先生作《蔑历新诂》,③又在于先生的十五家之说以上增加两家,加上唐先生自己考释,即增加了三家之说。如此算来,到唐先生的时候,已有二十家之说。后来,张光裕先生作《新见曶鼎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④依照新发现的《曶鼎》铭文对“蔑历”一词再作考析。便得二十一家之说。如果再加上不少专家在论著中论及并对“蔑历”一语作考析者,若谓有数十家之说,当不为过。⑤
&&&&&&&&迭经专家长期研究,金文“蔑历”在彝铭中的意思应当是清楚的,它表示嘉奖、勉励、休美等意。但是这两个字的音读及本义却常令专家困惑。关于这两个字的研究情况,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释者虽不乏为,讫难令为首肯”。⑥本文欲在前辈专家论证的基础上进行一些补证分析,力求能够说明此两字的造字本义及音读问题,并进而研究其何以能够表示奖勉之意的原因,试图提出若干新见进行探讨,说明周代奖励制度的一些问题。不揣浅陋,敬请方家指正。
&&&“蔑历”二字考释者虽多,但却治丝益棼,迄无一致认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白川静所说“不原之于其本,而求之于其末,此所以不得其所朔也”。⑦于省吾、唐兰两先生却是能够追本溯源研究“蔑历”的大家。其说法为学界所重,良有以也。现撮其要,将两说略作介绍和分析,以便于进一步探讨。在彝铭中,“蔑历”两字多连用(只偶有“蔑”字单独使用的情况),两者相较,“蔑”字似乎更为重要,今先说“蔑”字。
&&&于省吾先生以为金文作“”形的“蔑”字,从戈声,其所从的“”等,即眉字古文,是为此字的音符。眉属脂部,而万字属祭部,两部相近。万与迈同字,意与劢同,有勉之训。故而“蔑历”,意即《尚书.皋陶谟》篇及《逸周书.和寤》篇之“励翼”。简言之,于省吾先生此说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眉—万—迈—励翼。
&&&唐兰先生的解释与于省吾先生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认为“蔑”字所从的上部楷作不当释为眉,而应当是薨、瞢、甍等字所从的上半,是为其声符。苋的本义可能是失明的人,即蒙。蔑音和相近。“蔑”本为斫足之象,其古音应当读若末,和伐一样皆属祭部。在字义方面,蔑和伐亦通用。所以蔑当读伐。后世的“伐阅”一语就是金文蔑历的变异。唐兰先生说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蒙—蔑—末—伐—伐阅—夸美。
&&&分析两说,虽然旁征博引,皆有很强的说服力,但亦有可以再探讨的余地。今试论之。
&&&其一,“蔑”字上从“”,下从戈。其音读,于、唐两先生皆以其主体部分的“”为说,是正确的。然而,此字之上部“”,是否如于先生所说释为“眉”尚有可疑之处。再则,若以唐先生所说,读若“末”再音转而为“伐”,亦嫌迂曲。愚以为,蔑字的上部“”,若以目上有毛为特征进行分析,固然可以释其为“眉”,因为《说文》正训眉谓“目上毛也”,但小篆眉字除了“从目象眉之形”以外,上部还有“頟理”(即俗谓的“抬头纹”)之形。它与只是作目上毛形之字尚不能完全吻合。由于这个原因,如果把它释为《说文》的“眊”字,⑧应当更合适些。愚以为,这个“蔑”字与“眊”近而与“眉”远,似可佐证这个推断。对于此点,今可试说如下。《说文》训蔑与眊两字,皆以目无精为释。正说明两者古训一致。眊字,《说文》训为“目少精也”,即《孟子.离娄》上篇所谓“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之意。赵注:“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依造字本义,眼睛蒙蒙的状态,不可用文字确切描画,故而用目上毛长遮蔽目光来表示目被蒙蔽而“不明”之态。当然,《说文》亦训眉字谓“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但就《说文》训释而言,眉字无“目不明”之意,而“眊”字则正有此训。若与“蔑”字对照,可以说“眊”近而“眉”远。“”、“”释为眊,应当是较优的考虑。
&&&甲、金文字的“蔑”,上部作眊,下部有人、戈之形,专家楷写作“蔑”,是正确的。《说文》多将目不正、不明之字写作苜或从苜之字(如苜、瞢、等),蔑字是为其中之一。《说文》谓“蔑,劳目无精也,从苜,人劳则蔑然,从戍”,与训眊谓“目少精也”相一致。关于《说文》的这个训释,段注指出,“目劳则精光茫然,通作眜,如《左传》‘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晋先蔑’,《公》《榖》皆作眜是也。引伸之义为细,如木细枝谓之蔑是也”,又谓“《左传》蔑字然明,此以相反为名字也”,⑨是皆可证蔑有目少精不明之意。“”、“
”下加人形作“”,其古音当读若眊,属于宵部。“”是甲、金文字中的“蔑”字的主体部分。可以推测,甲、金文字中的蔑,读若眊,可以音假而读若冒。其依据在于,从字义方面看,冒与眊因皆有遮蔽之意而相涵;在古音方面一属宵部、一属幽部,两部十分邻近,具备能够通假的条件。⑩《后汉书.五行志五》谓“厥咎眊”,注引郑玄说,以《郞传》“君臣上下相冒乱也”为例来解释眊字,可证这里的眊实通冒。不仅如此,冒与从毛之字亦有相通假之例。《文选.七发》“肥狗之和,冒以山肤”,李善注谓:“冒与芼,古字通”,即为一例。要之,在甲、金文字中,“蔑”系从眊从戍之字,当读若眊,并且可以通假作冒。用以解释甲、金文字辞例时,皆可读若“冒”,释为“勖”。《说文》:“勖,勉也,《周书》曰:‘勖哉夫子’,从力冒声。”段注训勖字时曾经博引上古文献为证,很有说服力。其说如下:
&&&《释诂》:“同《邶风》‘以勖寡人’,《传》曰:‘勖,勉也’。《方言》:‘钊、薄,勉也。秦晋曰钊,或曰薄,南楚之外曰薄努。自关而东,周、郑之间,曰勔钊,齐鲁曰勖。按,勖,古读如茂,与懋音义皆同。故《般庚》‘懋建大命,矛其懋简相尔’,《今文尚书》懋皆作勖。(11)
&&&“蔑”字从“眊”得音,通假而读若冒,用如“勖”。这个解释,应当比释为励、伐等,较有说服力。但是,如何解释“蔑”字所从的“戍”,亦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愚以为成字为人持戈形,朱骏声谓“伐者左人右戈,人持戈也。戍者下人上戈,人何(荷)戈也”,(12)可见它与伐之意甚近。蔑字所从的戍,用如伐,可以有两种含意。一是从“伐”字的杀、斫取义,意谓减少。目光本来不明,再伐(减)之,更不明也。二是从干犯取义,从字形上看,无论戈是加在颈部,抑或是加于胫足,都是对人的干犯。这样就为其读若冒,提供了一个义证。
&&&总之,“蔑”字意同眊,当读若冒,用若勖,意为勉。(13)甲、金文字的“蔑”有勉励之义,虽然自来释“蔑历”者多持此说,但是解释的路径却很不一样。本文的新解是,不将读若眉,而是读若冒。解释此字的逻辑路径是—眊—蔑—冒—勖—勉也。可以作为此字音读旁证的是它与彝铭之“懋”的相关辞例一致而相通。“蔑”义同懿王时器《卯簋》、《簋》的懋若楙。(14)懋(还有楙)皆用如勉,古音为幽部字,与同部的冒可相通假。
&&&其二,考释彝铭“蔑”字的专家多未关注此字在甲骨卜辞里的应用情况。其实,讨论“蔑”在卜辞中的使用问题,对于说明金文“蔑历”,是有较大作用的。我们可以举出下列典型的卜辞辞例进行讨论:
&&&戊寅卜争贞,雨,其蔑。(合集250)
&&&戉有蔑羌。(6610正)
&&&戉亡其蔑羌。(6611)
&&&己未卜宾贞,蔑雨,惟有祟。(12895)
&&&辛酉卜,王燎于蔑。(14804)
&&&上引皆一期卜辞。其用例,可以涵盖卜辞中蔑字的所有用例。辞中的“蔑”皆当读若冒。《说文》训冒谓“冡而前也”,故冒字有覆、犯诸意。上引第一例卜辞贞问是否冒雨干某项事情。第二、三两例,疑为对贞之辞,问名戉者是否向羌进攻。第四例问若冒雨干某项事情,是否有祸祟。第五例贞问商王是否燎祭于蔑。作为受祭人名,这是“蔑”在卜辞中用的最多的辞例。陈梦家先生谓卜辞之“蔑”为商之旧臣。(15)依照笔者的解释,“蔑”字古读若冒,可以推测他是《尚书.君奭》篇所提到的商王大甲时的旧臣“保衡”。(16)从相关卜辞文例分析,若此字读若“励”或“伐”、“勉”等,解释相关卜辞时皆难于取信,而读若冒则文从字顺。(17)总之,关于甲骨文字中“蔑”字的讨论,不啻为理解金文“蔑历”提供了一个佐证。
&&&下面讨论“蔑历”的“历”字。
&&&这个字本作从厤、从口(或从甘。口与甘初本同字,后世分化为二,故而此处的从甘亦可视为从口)之形,为方便计,今皆写作“历”,(18)不复有从口从甘之别。历,从厤得音,从口会意。厤字初文并不从厂,而只是作双禾之形的“秝”,《说文》训“秝”谓“稀疏适也”,意指禾苗在田疏密有致可以看得清楚。其下若加“止”,则表示行走途中禾苗历历在目,故有经历之意。《说文》新附字有历字,在厤下加日旁,表示时间历程,即日历之意。厤下加石为,表示石声历历然。要之,从厤诸字皆以厤为声,而附加之旁则表意。甲、金文字中的历字亦如此,“口”会其意而“厤”为其声。彝铭中的“蔑历”,重在口头表扬(说详下),可以说正是历字从口的直接证据。
&&&历,从厤得音,古音在锡部,与月部皆是入声的音部,两部因古音邻近,例可旁转而通。(19)愚以为“蔑历”之“历”当通假读为月部字的“劢”。《尚书.立政》“用劢相我国家”,是为其意焉。这个字又作迈,《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杜注:“迈,勉也。”劢、迈两字后来多用作“励”。《尚书.皋陶谟》谓“惇叙九族,庶明励翼”,伪孔传以“勉励”释励之意。勤、励实为古今字。(20)我们前面说过,“蔑”读若冒,用如勖。《说文》“勖,勉也。从力冒声。”总之,蔑(读若冒,用如勖)和历(读若劢,用如励)皆有勉之意,“蔑历”犹如今语之“勉励”。上下两字义同,合乎王引之所指出的连语之辞“二字上下同义”的原则,所以,“蔑历”作为连语应当是完全可以的。
&&&“历”在彝铭中多和“蔑”字连用,基本上没有单独使用的情况出现。(21)“历”偶有作“厤”者亦用如“蔑历”之历。(22)于省吾先生说它是从口厤声的形声字,他举《尔雅.释诂》“艾,历也”,“艾,相也”证明,历与历相同,用若辅佐之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作为本有辅佐之意的鬲的借字。“蔑历”之“历”,经传皆假作“翼”。金文“蔑历”意即奖励其辅佐之诚,嘉赞其翼戴之勤。和于先生一样,唐兰先生亦读历为“历”,但不训为相,而是用其经历之意,转而释为厤行、厤试和功绩。
&&&“蔑历”是为彝铭中的连语,为多数学者所认可(仅孙诒让说“此二字当各有本义,不必以连语释之”(23)。王引之谓:
&&&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
&&&《甘誓》“威侮五行”,解者训威为虐,不知威乃威之讹,威乃蔑之借,蔑侮皆轻慢也。(24)
&&&除“威侮”以外,他所举出的例证还有“泯弃”、“猷裕”、“裁成”、“宣骄”、“戏谈”、“宣昭”、“强御”等等,足可证成其说。依照连语原则,“蔑历”所平列二字,亦应当同义,而不应当分为二义。以这个原则而言,前人关于“蔑历”的解释中,释为黾勉者虽不确而犹有可取之处,而释为嘉劳等意者,以及于、唐两先生之释,则有违于这一原则。
&&&如前所述,“蔑历”,应当读若冒(勖、勉)、劢(励)。今语“勉励”一词出现较晚,但是这种意蕴却出现很早。此意多用勖表示。《诗.燕燕》“以勖寡人”,郑笺“劝勉寡人”。《尚书.牧誓》“夫子勖哉”、“勖哉夫子”,伪孔传以“勉励”释勖之意。《尚书.康诰》“乃寡兄勖”,伪孔传:“武王勉行文王之道”。《尚书.君奭》“明勖偶王”,意勉勖配王。《尔雅.释诂》:“勖,勉也”。《国语.楚语》上“悛而不摄,则身勤之”,韦注:“勤身以勖勉也”。关于“励”字之用,《尚书.皋陶谟》“庶明励翼”的励字,伪孔传以“勉励”释之。上古文献的这些记载表明,“蔑历”一词用若勉励之意。这种意蕴,为上古习用,只是在彝铭中称“蔑历”,而商周文献称“勖”、“励”,战国以降则称“勖勉”、“劝勉”、“勉励”而已。
&&&试以笔者考析的结果来研究相关资料,可以看到商周时期彝铭所见“蔑历”之事,其数量情况略如下表1:(25)
&&&表1     时段    商代晚期    西周早期   西周中期   西周晚期   总计
    相关器数     1        19      23       6     51
&&&分析此表可以看出,“蔑历”之用,在西周早期日趋增多,(26)至西周中期恭懿孝夷时期,达到鼎盛,(27)西周后期趋于沉寂。(28)“蔑历”在彝铭中使用及蔑历者的身份情况如下:
&&&表2   时间   蔑历用字总数  周王 奉王命之大臣 王后或贵妇  
将领  诸侯邦君  宗族长
    殷      1                         1
   西周早期   19       6     1             6     3     3
   西周中期   24      12     5       3      3          1
   西周晚期    6       5                            1
   总计     50      23     6       3      10    3     5
&&&从表2可以看出,蔑历者主要为周天子及奉其命的大臣或将领,以及靠其势力和影响而“蔑”某人之“历”的王后,共占50例中的40例,比例占百分之八十。因此,可以说“蔑历”大多数是天子权威的表现。
&&&我们应当缕析一下“蔑历”一语在商周时代行用发展的情况。
&&&商末周初时期的器铭表明,某人受“蔑历”者的缘由,多为军功。这应当是与那个时期征伐事较多有直接关系,如商末的《小子卣》载“子令小子先以人于堇”,意令小子名者先率人往堇地驻守。(29)小子当为戍守防卫人方的将领,因军功或勤谨而被蔑历。再如,周初器《保卣》和《保尊》是周成王直接“蔑历于保”的铭文,表彰他逮捕(或谓行殷见之礼)东国五侯的功绩。康王时器《小臣簋》载小臣名者随白懋父征东夷,返归于“牧”地的时候,王命赏赐贝,“小臣蔑历,易贝”,所述即表彰白懋父征东夷的将士之事,小臣被蔑历的原因是因为他参加“征东夷”有军功。穆王时器《臤尊》载臤随师雍父戍守时“臤蔑历”。谓名臤者能够黾勉自励。从铭文看,师雍父为军队统帅,而中兢父为中级军官,名臤者为中兢父下属,只是一名下级军将。《簋》显示了另外一种情况,铭载某公“令伐于伯,伯蔑历,宾柀二十,贝十朋”。所谓“伐于伯”,即前往表彰伯,作为国首领的伯“蔑历”,并且馈赠物品给。
&&&还有不少“蔑历”,原因不明,揣彝铭之意,应当是周王或权贵凭喜好而蔑历的。例如《天亡簋》载王举行飨礼的时候,“王降,亡得爵复橐”(得到王亲赐之酒一爵,并且乘机敬献一橐礼物给王)。于是“唯朕有蔑”,谓自己得到了王之蔑历。“天亡”到底有何具体的功绩被蔑历,在铭文中是看不出来的。再如《庚赢卣》载“王格于庚赢宫,王蔑庚赢历”,王到庚赢家中一趟,蔑其历,庚赢有何功绩亦不清楚。《沈子它簋盖》铭文载,沈子自述“妹(读若末,意犹“无不”)克蔑(勉)见厌于公”。此处的“厌”,有合之意。铭谓“沈子”无不黾勉从事而甚合公心。看来合乎上级心意,乃是被“蔑历”的重要原因。
&&&西周中期“蔑历”的情况与以前者相比,比较显著的变化是“蔑历”数量略有增多,特别是周王(包括由王权所衍生的王后及衔王命之大臣)对某人“蔑历”的数量增多。在“蔑历”原因方面,出现了靠祖辈影响而被“蔑历”的现象。如《师望鼎》载师望被蔑历的原因时谓“王用弗望圣人之后,多蔑历易休”,赞扬周王由于不忘记师望为“圣人”的后裔所以被多多蔑历。《趩觯》载王册命名趩者时,让他“更厥祖考服”(继承其祖考的职事),并且给予赏赐,其后,“趩蔑历”,以此自励。《师鼎》载周王希望师“用井(型)乃圣祖考……事余一人”,也反映了周王对于被蔑历者祖考功德的重视。这种情况与西周中期盛行的册命制度相一致。这个时期随“蔑历”而赐物的情况趋少,恭王以后则罕见之。西周中期的蔑历情况表明,当时常有大臣率属下接受周王之“蔑历”,“蔑历”时的这种情况极类册命典礼上的“右”,并且亦称某大臣“右”某。王朝重臣益公、井叔、司马共、武公等,(30)皆有此事。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贵族大臣势力增长情况。
&&&我们这里可以讨论一下西周中期恭王时“蔑历”的一个例子。《佣伯爯簋》铭谓:“益公蔑倗白(伯)爯历,右告,令(命)金车、旅,爯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朕)考宝尊,爯其万年永宝用享”。(31)铭文只讲“对扬公休”,然而命赐他的实际是王,所谓“右告”,实际是“益公右爯告王”的省略。彝铭的“旅”,疑读为“橹”,《说文》训谓“大盾也”。周王赏赐倗伯,然而倗伯却只“对扬公休”,并不怎么把周王放在眼里。这应当是周王权威减弱的表现。
&&&西周后期,蔑历数量趋少,厉王之后,几乎再也见不到有“蔑历”记载的彝铭出现。这与西周时期王权衰弱应当有直接关系。这个时期最典型的彝铭是《梁其钟》,其内容依然延续了西周中期“蔑历”时对于祖考的重视。厉王时器《敔簋》所记“蔑历”经过十分简单,述其事则仅谓“王在周格于大室,王蔑敔历”,没有了隆重的景象,虚应故事而已。
&&&总之,“蔑历”之事,据彝铭可知它从商末到西周后期,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其本质是对于下级的勉励和下级的自勉。过去学者多以为“蔑历”意在酬庸、嘉劳,缕析相关彝铭,可以看出这种认识未能尽洽铭文之意。“蔑历”的基本句式有“某蔑历某”,“某蔑某历”或“某蔑历”、“某蔑历于某”等几种,所表示的意思,无外乎某人勉励某,或某人被某所勉励以及某人自我勉励。蔑历的过程十分简单,类似于后世的口头表扬、口头鼓励。某人之“蔑历”,类似于后来的表决心。今可试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白懋父承王令易师,率征自五贝,小臣蔑历,易贝。用乍宝尊彝。
&&&王蔑庚赢历,易贝十朋,又(有)丹一(管)。庚赢对扬王休。
&&&王蔑段历,念毕仲孙子,命龚馈大则(采地)于段。敢对扬王休,用乍簋。
&&&望肇帅井(型)皇考(公)虔夙夜出入王命,不坠不乂(从),王用弗望圣人之后,多蔑历易休。
&&&王乎作册内史命趩更(赓)厥祖考。易趩……拜稽首,扬王休。趩蔑历。(32)
&&&上引第一例意指小臣名者在白懋父赏赐将士的时候,自己“蔑历”,表示决心,然后才被赐予贝。因属自我勉励,故而他没有再扬白懋父休。称颂周王或自己的上级,是周代贵族非常流行的习俗。“对扬王休”已是彝铭中最常见的用辞。得到王或上级的勉励,随后称颂王或上级的休美,自在情理之中,但“蔑历”的彝铭中,“对扬”之目标往往不在于此,而在于具体的赏赐。上引第二、三两例就是如此。得到周王“蔑历”,有的并不是自己有了什么勋劳成就,而纯属先辈功德的荫庇。上引第三例谓“念毕仲孙子”,意谓周王没有忘记名段者是王朝重臣职位甚高的三公之一毕公的孙子,所以才蔑历和赏赐。第四例即明谓周王是怀念师望是“圣人”的后裔,才“多蔑历易休”的。上引第五例谓王希望名趩者继承其祖先功德(“赓厥祖考”),所以名趩者才自我勉励,以忠于王室。
&&&西周时期的勉励制度,从形式上看有口头鼓励与物质奖赏两种。表扬之事在彝铭中又称“休善”,意即夸美其善。或用“光”、“皇”、“昭”等辞语表示对于某人事迹的表彰与发扬光大。如《麦盉》“井侯光氒(厥)吏麦”,意犹井(邢)侯称誉其属臣名麦者。《员方鼎》铭载周王狩猎于某地,“王令员执犬,休善”,因而铸器纪念。《殳簋》“相侯休于氒臣殳”,即嘉美其臣之名殳者。不过这类“休”的夸美之后往往随之以赏赐,《耳尊》铭谓“侯休于耳,易臣十家”,就是一例。周天子(或上级)对于臣下的休美、以“蔑历”表示对于臣下的认可与表扬,所以臣下十分重视这类表扬。《史簋》铭载周王在诏告毕公的时候,史在场,事后周王赐贝十朋,史将此事载于彝铭,并且“其于之朝夕监”,意即朝夕都勉励监诫。说明诰语之重要。《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曰: “戒之用休。”指君主应当用休美表扬的办法招致臣下。这里所说的“戒”,当读若届,至之意也。周俗重视良言善语。如《爯簋》载名爯者述其父“巠(经)”(遵循)其祖“姬白(伯)之德言”,(33)为家族作出贡献。祖辈的“德言”为爯念念不忘。《礼记.缁衣》篇载孔子语:“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管子.形势》篇谓“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皆说明国君一言九鼎,影响甚大。君主对于某人的肯定勉励,被郑重地载于彝铭,充分证明了臣下对于君主和上级语言的重视。
&&&“蔑历”其事,基本上与嘉劳、庸勋之事无关,也不涉及重大的赏赐(如授土、授民等)。(34)它的实质在于以口头勉励的形式加强周王与臣下(或上下级贵族间)的关系,以保持相互间的和谐。在宗法制度下,分封大局已定,土地和劳动力皆分封完毕,周王的天下共主和最高级别的宗子地位的保障,自西周中期以后,不再可能用分封疆土的方式进行,所以口头表彰和勉励的话语,就显得突出起来。“蔑历”之事,被频频载于彝铭,表明受蔑历的贵族对于宗法等级的认可,认为被蔑历是莫大的光荣,所以才铸器纪念。(35)
&&&在彝铭中凡上对下蔑历者,为鼓励之意,犹《尚书.牧誓》篇所载周武王在牧野决战誓辞中所语“勖哉夫子”。彝铭所载凡被某“蔑历”且有赏赐者,一般有“对扬某休”之语,表示被蔑历者的感谢之情。凡某蔑历者,皆被蔑历者自语,为自我勉励不负厚望之意,犹后世的自我表态。故其后则没有直接的“对扬某休”之语(若有此语,亦往往非专为“蔑历”而言)。就是某人被蔑历,若没有赏赐,彝铭中也多见不到有对扬称颂某为之“休”的用语,《屯鼎》和《爯簋》就是两个例子。
&&&关于某人“蔑历”意即自我勉励,过去多理解为某被蔑历,并不确切。可以举出以下几例进行探讨。《沈子它簋盖》铭谓“乃沈子克蔑见厌于公”,指沈子能够自我勉励而甚合公之心意。“克蔑”,即能够自勉。《兢卣》载白屖父“皇兢”(称美名兢者,意犹“蔑兢”),然后铭文又说“兢蔑历”,意犹名兢者自我勉励。另有《臤尊》载名臤者随师雍父戍守于某地的时候,“臤蔑历”(意即臤能够勤勉自励),所以其直接上级中兢父才给予赏赐。亦有在彝铭中自我称许而问心无愧的记载,如《师鼎》载“蔑历白(伯)大师,不自乍(怍),小子夙夕尊(辅)古(护)先且(祖)刺(烈)德,用臣皇辟”,意即受到伯大师蔑历之后,师问心无愧,觉得自己确实做到了早早晚晚都能够勤奋地守护着祖先之盛德,以此自励为伟大的君主之臣。铭文从“不自”开始的一大段话应当是被蔑历的师本人心意的表达。也是他被蔑历的原因所在。懿王时器《趩尊》载册命、赏赐、拜稽首、扬王休等事之后方谓“趩蔑历”,犹言趩当自勉,激励自己努力从事。《免盘》载赏赐之后“免(蔑)”,指名免者自我勉励。还可以举出一铭中两用蔑字的《长盉》铭文进行探讨。铭谓“穆王蔑长,以即井伯,井伯氏(祗)寅不奸。长蔑历。”铭文“即”因古音同部而读若“自”,长原为井伯之臣,被荐往穆王处为臣,长表现得很好,颇得穆王欢心,证明了井伯之忠诚之心。故而穆王勉励长。第一个蔑,意犹勉励,铭文又谓“长蔑历”,则指长因得王之鼓励而自励。
&&&作为一种勉励制度,“蔑历”之事,多不因功勋而为,而在于被蔑历者品德高尚。周天子(或上级贵族)对于臣属的“蔑历”,虽然不乏仅凭个人好恶而为的情况,但多数则在于臣属的德操。其核心内容一是尊王敬祖,二是黾勉有为。如《史墙盘》以大量篇幅称颂历代周王,并历数自己家族黾勉王事的业绩,然后才提到“其日蔑历”,蔑历的原因正是史墙尊王敬祖的结果。再如周穆王时器《伯唐父鼎》载“王京,王祈,辟舟临舟龙。咸祈,伯唐父告备。王格,乘辟舟,临祈白旗。用射□、厘虎、貉、白鹿、白狼于辟池。咸祈。王蔑历,赐秬鬯一卣、贝二十朋。对扬王休”。伯唐父当即管理辟雍舟船的官员,因为勤勉准备得当而被“蔑历”。蔑历之事表明,被蔑历者往往因为黾勉从事勤奋有为而被肯定,但他本人却只是自勉并且颂扬蔑历者的休美之命。这是完全合乎周代美德观念的做法。《左传》记载鲁隐公凡事皆低调处理,从来不做“书劳策勋”之事,从来不在明堂上“策功序德”,以此表现出谦逊的美德。(36)《易.系辞》上载孔子语谓“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西周彝铭所载被“蔑历”者多自我勉励,犹后世所表示的再接再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的表现。古人谓明堂之上常有“策功序德”之事进行,“蔑历”之事显非“策功”,但若谓其为“序德”,其意或当近之。后来,《白虎通.考黜》谓“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37)“勉贤”之源正可以溯至西周时期的“蔑历”。
&&&彝铭所载的“蔑历”之事,反映了周代贵族间以口头勉励形式为主所进行的旨在和谐关系的努力。在宗法体系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天然地固定化,只需循规蹈矩即可维护现有的各种关系而使福禄荐至,从而保持社会稳定。然而,仅靠这一点是不够的,还需要人们黾勉从事,将各种事情做好,“蔑历”就是让人们为周天子(或上级)黾勉从事的补充手段。《逸周书.大武》曾记有战争中六种振奋士气的办法,称为“六厉(励)”,这六种办法是,“一,仁厉以行;二,智厉以道;三,武厉以勇;四,师厉以士;五,校正厉御;六,射师厉伍”。《逸周书.酆保》篇载,相传周公论治国之道时还提出过“七厉(励)”。这些都说明勉励实为周代统治者治国的重要办法与制度。在周代宗法礼制中,让臣属皆“明勖偶王”,应当就是“蔑历”屡见诸彝铭的根本原因。
&&&①于省吾:《释蔑历》,《吉林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②赵光贤:《释“蔑历”》,《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后收入氏著《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7—126页。
&&&③唐兰:《蔑历新诂》,《文物》1979年第5期。该文后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224—234页。
&&&④张光裕:《新见曶鼎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文物》2000年第6期。
&&&⑤邱德修《商周金文蔑历初探》曾汇集39家之说(加上邱先生自己的新说,便有40家之说),颇便学习。这些说法中,关于“蔑历”之意,主要有释为黾勉、明试、美和、懋勉、励翼、扬历、分甘、解甲、不厌、伐阅、勉励、蔑、不次、矜怜、嘉奖、宥过、简阅、锡休、奖勉、懋懋、无厌等说。(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7年)
&&&⑥郭沫若:《保卣铭释文》,《郭沫若全集》考古编(6),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56页。
&&&⑦白川静:《再论蔑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
&&&⑧按,彝铭中原释为“眉”的那个字,疑皆当作“眊”。《小臣簋》“伐海眊”,过去读为“海湄”,甚难通。湄指河湖之涯,非谓海边。“海眊”之眊,当读若古音同为宵部的“表”,犹《尚书.立政》篇之“方行天下至于海表”。《散氏盘》“廼(乃)即散用田眊”,过去将眊释作为眉,读若堳。堳指坛周遭之矮墙,以此释铭文实难通。此字当若释眊,读表,意为标识,则铭文通顺。《墨子.杂守》“候出置田表”,可证《散氏盘》的“田眊”即“田表”。
&&&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四篇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45页。
&&&⑩古音宵、幽两部因为音相近而通假的例证颇多,如要通黝、葽通幽、夭通沃、高通皋、膏通櫜、鐈通纠等。这类通假例证在古文字中亦习见,如每通敏(见《天亡簋》)、母通谋(见《中山王鼎》)、买通卖(见《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无通模(见《齐十年洱阳令戈》),皆为其例。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十三篇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99页。
&&&(1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62页。
&&&(13)《尚书.盘庚》“懋建大命”、“懋简相尔”,汉石经“懋”作勖。《康诰》“惟时怙冒”,言其功大懋勉。《君奭》“迪见冒”,意谓用显懋勉。凡此皆说明冒、懋、勖诸字古音同而字相通,意皆为勉(参见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惟时怙冒”条)。
&&&(14)《卯簋》铭谓“余懋爯先公官”,意谓自己勉力承继先公的职守。《簋》载“王对楙”,颇类于“蔑历”之辞中的“王蔑某历”。楙、懋相通,意为勉(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第六)。按,关于此点,刘师培已经指出,谓“蔑与懋、茂义同,懋、茂与勖、敏、励诸字互相通转”,“盖蔑即嘉劳之义,与《卯簋》‘余懋爯先公官’之意略符”(《古彝铭蔑历释》,《左盫集》卷4,第10页)。
&&&(15)陈梦家先生说:“其字待考,他大约与伊、黄同为旧臣”。(《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366页)
&&&(16)关于“保衡”其人,《尚书.君奭》伪孔传以为即是伊尹,疏引郑玄说:“阿,倚;衡,平也。伊尹,汤所依倚而取平。”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2据《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伊尹出身事,指出“伊为水名,因以为氏。知郑所云‘依倚’者,释阿衡;非伊字诂也”。依此例可知伊尹之称,伊为人名若族名,而尹则是其官称。“保衡”亦如此。保,盖为其人名若族名,衡为官称。保、冒古音皆幽部字,所以卜辞之蔑,既可读冒,亦当可读若保也,作为人名的卜辞中的“蔑”,当即保衡。
&&&(17)我们还应当顺便说到卜辞中的“湄日”,专家曾论定其为“昧日”,是为天未明之时。其实“湄日”之湄,本作从氵从(眊)之形,亦当读若冒,冒有覆意,所以“湄(冒)日”,意即整日。以“湄(冒)日”为释,比释为旦昧之时要妥当些。总之,卜辞中的这类相关文例亦可以说明“蔑”字当读若冒。
&&&(18)“蔑历”的历字,郭沫若先生据《保卣》和《小子卣》铭文,认为它是从厂、从野、甘声之字,“当是厌之古文,“蔑历者,即不厌”。(《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6卷,第157页)按此两器的“历”字确与后来的字形有别,字形在双林之间有土形,可以写作野,但是此字为野之古文(见《说文》十三篇下野字所附),《说文》无野字,至《玉篇》始以此字为古文野。古文野在双木间不从土而是从矛之省体,(参见徐在国:《传抄古文字编》,台北:线装书局,2006年,第页;邱德修:《商周金文蔑历初探》,第107—112页)与《保卣》和《小子卣》“历”字仍有区别。今不取郭说,仍从诸家说写作“历”。
&&&(19)殷墟甲骨文“伇”系北方风名,本为锡部字音,但在卜辞中却应当读若月部字的“烈”,他如,“疫”通“”,亦为锡、月两部旁转可通的例证。说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7—128页。
&&&(20)砥、厎、属、砺皆指磨石,引申有磨砺、修养、激励等意。古文字中从厂从石字相通假,厎与砥同,即为一例。属本指磨石,后来多用如严厉之意,久假不归,故而又造出砺字以表示其本义。
&&&(21)今所见“历”不与“蔑”连用者,仅见《曶鼎》一例。铭谓“叔□父加曶历,用赤金一匀(钧)”,张光裕先生考释此铭谓“‘加’、‘蔑’二字形构虽异,但是从句式及内容比对,两者用意应无大别”(《新见曶鼎铭文对金文研究的意义》,《文物》2000年第6期)。按,张先生的这个考证是正确的。“加”可以通“嘉”,表示表彰、嘉许、赞美诸意,此与勉是一致的。可见,此例并不能构成一个反证,而只是说,历字在彝铭中虽然多要和蔑(包括与蔑意相同的字)连用,但偶亦和与“蔑”相同意思的它词连用。
&&&(22)西周金文中这种情况仅见两例,即《庚嬴鼎》和《毛公鼎》。《庚嬴鼎》铭为摹本,或有漏摹处,不可确定。
&&&(23)孙诒让:《古籀拾遗》中册,第14页。
&&&(24)王引之:《经义述闻》卷2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25)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金文引得》收录有“蔑”(包括两个从蔑从禾的异形“蔑”字)字者46例。这46例,皆见于《殷周金文集成》,本文研究时全部收录。此外,本文还补充5例(《伯唐父鼎》、《嬴氏鼎》、《倗伯爯簋》、《曶鼎》、《义盉盖》)。今共得51例,另有《王蔑鼎》(三代二.十六.四),仅存“王蔑”二字(下似有一残字,无法辨识),语意不明,待考,暂不列入。
&&&(26)蔑历用例,见于西周早期的彝铭有《天亡簋》、《保卣》、《保尊》、《庚嬴鼎》、《沈子它簋盖》、《庚嬴卣》、《小臣簋》、《簋》、《司鼎》、《乃子克鼎》、《御史兢簋》、《伯唐父鼎》(《考古》1989年第6期)、《长盉》、《甗》、《鼎》、《臤尊》、《曶鼎》(《文物》2001年第6期)、《卣》、《簋》、《繁卣》、《兢卣》等共计21器。这些彝铭资料除注明者之外,皆见于《殷周金文集成》,下同。
&&&(27)见于西周中期的彝铭有《师遽方彝》、《倗伯爯簋》(《文物》2006年第8期)、《次尊》、《次卣》、《师望簋》、《录卣》、《录作辛公簋》、《义盉盖》、《史墙盘》、《尹姞鬲》、《鲜盘》、《公姞鬲》、《段簋》、《免尊》、《免卣》、《屯鼎》、《免盘》、《趩觯》、《师俞簋盖》、《师鼎》、《寓鼎》、《友簋》、《大簋》等共计23器,就王世而言以恭懿居多。
&&&(28)见于西周晚期的彝铭有《敔簋》(两件)、《梁其钟》(三件)、《爯簋》等六器。
&&&(29)此器铭的“先以人于堇”,亦可理解为谓子允许小子在献堇之前先献人,(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牛十二”、《左传》襄公十九年“先吴寿梦之鼎”语式)即在进献堇之前献俘。
&&&(30)以上材料依次见《倗伯爯簋》、《免尊》、《师俞簋盖》和《趩觯》。
&&&(31)山西考古研究所、运城文物工作站、绛县文化局:《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8期。此器的释文和考析参见李学勤:《论倗伯爯簋的历日》,载“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主办:《夏商周断代工程简报》第158期(日)。关于此器的断代,李先生谓“益公多见于恭王时器”,“簋一定作于恭王二十三年”。
&&&(32)以上诸铭依次见《小臣簋》(集成4238)、《庚嬴鼎》(2747)、《段簋》(4208)、《师望鼎》(2812)、《趩觯》(6516)。
&&&(33)释文见吴振武:《新见西周爯簋铭文释读》,《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
&&&(34)商末器《小子卣》载“子光赏贝二朋,子曰:贝唯蔑汝历。”意即赏贝是为了表彰你的功绩。这是关于蔑历的彝铭中仅见的将赐物明确与蔑历联系的特例,并且其赏赐物品数量不大。彝铭中其他“蔑历”之语,皆不和赏赐事发生直接关系。因此可以说,蔑历有不少是不赐物的。
&&&(35)蔑历之事为贵族特别重视,除了铸器纪念以外,似乎还要有简牍加以记载。西周中期器《屯鼎》记载“屯蔑历于□,。用乍彝父己。”此铭表示,名屯者蔑历于某人之后,有“”的记载,此字疑为“方”之繁构,当指木版,意即将此事载于版。彝铭过简,只能推测如此。
&&&(36)说见《左传》文公元年、二年孔疏。
&&&(37)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02页。^
  “蒙”字何时出现的?颍上、临泉分别出土的铜戈、铜剑上,铸有鸟篆“蒙”,经专家鉴定,此戈、剑为战国兵器。而春秋中山国一国君墓中,出土一个青铜壶,壶上的铭文中,就使用一个金文“蒙”字。这证明“蒙”字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普遍使用了。
“蒙”字流行,“冡”字逐渐废置,汉以后,“蒙”取代了“冡”,也或许汉至西晋初,还“冡、蒙”混用。许慎《说文解字》,“蒙”、“冡”各为自条,就是证明。
晋以后,唯“北冡”一词还用“冡”。故《康熙字典》“蒙”条,引段玉裁注《说文·冡》曰:“蒙行而冡废”。现在,全国唯蒙城县坛城集北冡山,仍使用“冡”字,坛城集现存的一块清道光碑,刻有“北冡山”,一块同治碑和一块民国碑,刻有“冡山”,这说明蒙城之“蒙”,确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已出土的商代甲骨片中,发现了“冡侯”,证明商代有冡国。经考证,今蒙城北40里坛城集的古城遗址,就是冡国都邑旧址。西周的蒙国,是商代冡国的延续,后来蒙国成为宋国(都商丘)的附庸。
夏代的历史年代,《夏本纪集解》引《汲冡纪年》
春秋早期,蒙国和萧国(今萧县)被宋国并吞,成了宋国的萧邑、蒙邑。故《国语》曰“宋有萧、蒙。”宋昭公将这两邑封给其弟公子鲍,萧、蒙成了公子鲍的封国。公子鲍杀昭公而自立,是为宋文公。小封国篡了宗主国的位,故《国语》又曰:“宋萧蒙,实弑昭公。”用“弑”,以明以下篡上也。
春秋时期,楚国北疆边城有城父(今涡阳西)、瑕(今蒙城东北乌集),这说明楚与宋是以涡河为界的,蒙城北部的北肥河及上游的泓水,则为宋国的内河。所以《春秋》记载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ch&)会盟,杜预注“袲”曰:“宋地”。
  春秋后期,楚占萧、蒙,战国中期,宋偃王又夺回萧、蒙,不久,楚又夺回去。战国后期,楚考烈王迁都于寿春(今寿县),蒙邑成了楚都北面的重要屏障,即于蒙邑置蒙县,屯兵。秦并天下,推行郡县制,郡始初定,县级规划未及整齐即灭亡,故秦时县名,皆沿用六国县名。而楚蒙县,也即秦蒙县。秦蒙县,《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记载,即周勃“攻蒙、虞”之“蒙”。经考证,秦蒙县就是西汉山桑县的前身。
  西汉初,改秦蒙县为山桑县(治今坛城)属沛郡。东汉刘秀封王常为山桑侯,建山桑侯国,属汝南郡。三国魏、两晋,山桑属瞧郡。北魏废山桑,在涡河北岸建涡阳城,后移至涡河南岸(即今蒙城县城址)。梁大通元年(527年)夺得北魏谯州,改置西徐州(治涡阳城),又在原山桑境内置北新安郡(今涡阳蒙关店)。东魏武定六年(548年),夺得梁西徐州,复改置谯州(仍治涡阳城),置南谯郡(也治涡阳城),蒙郡。蒙郡辖蒙县(今涡阳蒙关店)、勇山县(今涡阳龙山镇)。北齐,废蒙郡,保留蒙县。隋初,废蒙县,并入涡阳县。开皇十六年(596年)改涡阳为淝水县(治今北淝河北岸芮集)。隋炀帝大业年间,复改淝水为山桑。唐天宝元年(742年),唐玄宗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诏命庄周的书《庄子》为《南华真经》。因庄子是“蒙人”,故改山桑为蒙城。从此,蒙城作为县名,一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动。唐、五代、宋,蒙城历属亳州。元属安丰路(今寿县),明属凤阳府,清属颍州府(今阜阳)。民国属阜阳督察区。新中国成立后,历属阜阳专区,阜阳地区,今属亳州市。
  考坛城的古城遗址,最早是成汤初居之景亳。盘庚时代,景亳已经称“蒙”了。盘庚自奄迁都,曾驻跸于蒙,而《竹书纪年》记载此事时,将“蒙”称作“北冡”。宋罗泌《路史》辨“北冡”曰:“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是说北冡就是蒙,是汤的初都景亳。原来晋人整理《竹书纪年》时,误将“蒙”认作“北冡”了。
  其后,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说,河南安阳有北冡。这说明张守节认为盘庚自奄直接迁都于安阳,故按照晋人整理的《竹书纪年》,说安阳有北冡,其实他没有写任何文字考证。而据《史记·殷本纪》,盘庚先自奄迁于黄河以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治亳”(即景亳)“行汤之政”。到帝武乙时,“殷复去亳,徙河北”(黄河以北安阳)。司马迁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罗泌辨“北冡”为“蒙”,未能引起后人的重视。顺治、康熙、民国的三部《蒙城县志》,仍把坛城的冡山记为北冡山,民国《蒙城县志》还说蒙城商时称北冡。这都是受了晋人整理《竹书纪年》时,误将“蒙”认作“北冡”的影响。但是,不管是称冡山,或是称北冡山,或说坛城称北冡,都证明蒙城是中原地区最古老的蒙地。而西汉梁国蒙县(在商丘北),就没有史料能证明那里在春秋战国时代称“蒙”。那里只有一个古湖泊,叫蒙泽。不少史料误认为那里也称“蒙”。
  今亳州是成汤伐桀、平定天下后所居之南亳(古南亳在亳州市北,今已属商丘地区)。西周初,武王“追思圣元”,封神农之后于亳,称焦。三国魏,升焦为谯郡,后为谯州。北周改谯州为亳州。复故名“亳”。蒙与亳是皖北两颗璀璨的历史文化明珠,故历史上屡出现“蒙亳”一词。殷商老家,至今尚无定论,而尉迟寺出土了鸟形神器和七角镂空器等,其文化型不同于夏文化和周文化,蒙亳为殷商发祥地,这个千古之谜,正在揭开。
旧城访古——利辛
去年,利辛县旧城发掘了一古碑。应县文物部门之邀,我与本县三位考古专家一行前往实地考察。多年来,不断从旧城传来这类消息:某某犁出一颗汉印,某某拾到一颗奇怪的牙齿,某某刨出有文字的砖,某某挖得一个古陶罐……每一个消息的传来,都振奋人心,令我兴奋不已。
  秋高气爽,白云悠悠,阵阵绿色的气流夹杂着丰收的果香充盈原野,给人一种心旷神怡之感。汽车奔驰在平坦的柏油路上,几位专家就“旧城”研究扯开话题……一致认为:旧城是一座汉代城池。
  《利辛县志》记载:“旧城故址:位于今利辛县城东北18公里,芡河东岸,城址东西1.25公里,南北1.5公里,城址地表可采集到灰陶四分式卷纹瓦当、绳纹筒瓦、几何形空心砖、侧表模印菱形、方格纹砖筹汉代遗物。城址外曾发现较大规模汉砖古墓。”明《寿州志》载:“旧城,蒙城县西北七十里。”《利辛地名录》云:“旧城,古城邑。《旧城志》载:‘宋初,越王孙钱俶朝觐宋太祖。归国途中,闻朝内有变,不敢回国,太祖即以此地封其为百里王,都此。不久即殁’。后人称之为旧城,名出于此。”位于芡河两岸的越王墓、御花园、落星桥等古迹,以及神奇的民间传说也是上述观点最有力的注脚。蒙城县旧志载:“西汉,西北境为梁国蒙县,东南境为沛郡山桑县”。遍阅史书,蒙地的城池也只有山桑(坛城)、涡阳(蒙关店)、淝水(坛城)、文州(张村)、城父(城父)、蒙城(漆园)、蒙县,除蒙县外,其他各县均有治所。而梁国蒙县治所在哪里?蒙城,唐时定名,治所至今未变。之前县名更迭频繁,治城游弋在涡水两岸。“旧城”是否为蒙县治所还是一个谜。利辛县文史爱好者刘兆中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旧城”古文化研究,在《旧城略考》一文中提出“旧城为蒙县治所”的观点,引起史学界重视,该论文获1985年全国群众文化研讨会三等奖。可以猜想,当年宋太祖封越王于此,可能考虑到庄子垂钓濮水之边的旧城是一个好地方。此地北二十里,是范蠡西施墓,再北五十里即老子故里;南行七十里便是“圣贤”柳下惠的故居柳林村。越王何不乐居此宝地!
  车至旧城三步两桥村,我们下了车,眼前古木森森、溪流淙淙。古碑就横卧在村后桥下,半截沉于水中,洗去泥土,字迹显现出来:“重修杨家庙碑。蒙邑古名漆园郡,南华仙翁发迹之所……”这是一民间捐修杨家庙的功德碑,立于嘉庆壬申年。从碑文记载了解到,这里乃庄子发迹之所,人杰地灵,民风淳朴,利辛县上报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拉魂腔”,就传承于此。看罢石碑,大家心情舒畅,颇感收获不小。文化的魅力,就是这样牵动着一些好古之人。一片瓦砾,一棵古树,一丘荒冢,一个传说,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座金山。
  旧城,这座神秘的古城,你是历史尘封里的一卷竹简。这蓝天,这白云,这绿树,这黄土,谁能告诉我,何时才能全部揭开“旧城”的盖头来?
蒙关 为蒙国重镇 “蒙馆镇” [复制链接]&
据北宋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亳州·望蒙城县》:蒙城县有“蒙馆镇”,“本梁置北新安郡,东魏改为蒙郡,北齐郡废,置蒙县,后废为镇”。又《金史·地理志》:寿州,辖二县一镇。二县即下蔡、蒙城,一镇即蒙馆镇。蒙馆镇在哪里?《涡阳县志》记载:“在县城东南约7.5公里处”即“北魏建的蒙郡故城和蒙县故城”“两城南北相距四十步”“今称蒙关店”。明万历《蒙城县志》记载:蒙城西北七十里,有“蒙观村”,清顺治、康熙两部《蒙城县志》,也如此记载。清同治年间在雉河集,建涡阳县,蒙观村划归涡阳。今名蒙关店。“观”“关”,当由“馆”演化而来,蒙城西北去涡阳90里,蒙馆东十余里涡之北岸即为高炉,县志对“蒙观村”地理位置的记载是准确的。据此,可知北魏蒙郡郡治蒙县,在今涡阳蒙关店。所谓“县北八十里”、“县西南七十里”、“县北四十里”,皆“县西北七十里”之误。数十年前,蒙关店南北二城旧址尚存,今仍存隐约残迹。
《辞海》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对“蒙馆”、“蒙郡”的释文,表述不同而观点是一样的,都认为明置下的涡阳县在今永城境内,北魏置的涡阳县在今龙山西北数里,那么就与《涡阳县志》所记载的蒙馆有误差了。
罗泌说:“县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其目的是说,盘庚迁都的蒙,后代仍建有蒙县。但他显然是误引了《寰宇记》的记载。明人张溥注《路史》,在“县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下注云:“魏孝文筑,相距四十步,光武幸处。今宋城南十五里小蒙故城,乃六国之蒙县,复有大蒙城,去县北四十一里”。张溥同样受《寰宇纪》的影响,以宋城(今商丘)为坐标,认为“魏孝文筑”的蒙县在今商丘北八十里。但他列举的一条史料——“光武幸处”——恰恰能说明“魏孝文筑”的“南北二蒙城”可能就是今涡阳蒙关店。《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称帝,宗室梁王(都睢阳,今商丘)刘永不服,起兵反叛。建武三年七月,大将盖延“拔睢阳,获刘永,而苏茂,周建立永子纡为梁王”。逃到蒙城垂惠(世谓礼城,即今红城,在今蒙城西北25里处)。建武四年七、八两月,刘秀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七月丁亥,幸谯(今亳州)。遣捕虏将军马武,偏将军王霸围刘纡于垂惠。”
再辩庄之蒙——《古蒙庄子》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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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何幸?其万物制衡、和谐共荣思想,已被全人类重视。庄子何不幸?其里籍竟被豫鲁皖三省争来抢去。为什么?古为沾先生之荣,今为借先生大名,振兴地方经济。固其用心也良,而于史则乱矣。
  太史公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蒙”是国是县?或其他什么地名?始皇焚书,直接记载庄子及其里籍的先秦史料全无。
  庄子为“宋之蒙人”,是刘向、班固、张衡、高诱等汉代学者的共识,而“蒙”在宋国何地?他们没说。东晋郭缘生《述征记》云:西汉梁国蒙县(在今商丘北),“即庄周之本邑。”其后,裴松之、郦道元、张守节、司马贞等,皆从郭说。苏轼首提庄子是今安徽蒙城人,而王安石、朱熹、王夫之、王国维等,又皆从苏说,谓庄子为楚之蒙人。明、清,普遍修地方志,更有蒙城、商丘、民权、东明、曹县五说。当代,历年国家教科书,皆认定庄子是商丘东北人。
  近年,一些学者研究庄周故里,往往各执一偏,如瞎子摸象,不能得其全象。因“蒙”有漆园,《括地志》云:“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今东明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今有学者,据此以为庄子乃东明人。而《太平寰宇记》云:“漆园城在(冤句)县北五十里。”清徐继儒《曹南文献录》辨《括地志》所记“十七里”,乃“七十里”之误。民国《东明县志》,撇开古籍,云:“漆园城址,在县东十里裕州屯。”论及“漆园”来历,云因“漆城”而得名。而清熊会贞《水经注疏》卷八云:“漆城在长垣县(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二十里。”东明西南去长垣一百余里。东明的“漆园城”,到底在哪里?显系前人附会误传,且无可靠史料,证明东明是古蒙地,故庄子岂得为东明人?
  民权,古之考城。西周为戴国,春秋,《左传》隐公十年,秋,“宋、卫、蔡伐戴”是也。宋灭戴,为宋地,宋亡,为魏地。秦曰榖县,西汉曰菑县,东汉曰考城,北魏曰考阳,北齐曰成安,隋复名考城,直至民国十七年,改名民权,历史上从未称过“蒙”。康熙《考城县志》,尚无“庄周故里”之说。民国十三年《考城县志》始记:“按《路史》:蒙即考城,为庄周生处。”《路史》原文:“今宋之考城,古蒙城,东魏为蒙郡。”此乃罗泌误记。据《魏书·地形志》,东魏蒙郡在今涡阳蒙关店,即在原山桑县(蒙城旧称)境内。而今修《民权县志》中,“庄子墓”、“庄子井”、“庄子胡同”、“庄子讲学处”,皆赫然出现。这是康熙以后,当地民间“炒作庄子文化”所为,何足一谈?
  潘建荣先生,考证西汉梁国蒙县确切位置,“在今曹县南二十五里土山”。其引史料及实地考察材料,颇具说服力,囊括《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等地理志,但此说,仍应视为“商丘说”的翻版。问题是,曹县南、商丘北的西汉梁国蒙县,在春秋战国时,是否称“蒙”?先秦史料无证。这是“商丘说”被怀疑的要害。
  今之资深学者,研究庄周故里,无不聚焦于秦“蒙”和《国语》中“宋有萧、蒙”之“蒙”,特别是秦“蒙”,在《史记》中,与“庄子者蒙人也”之“蒙”互见,这是司马迁给庄子定籍贯的关键性依据。
  若能证明西汉梁国之“蒙”、秦“蒙”、“萧、蒙”之“蒙”为一地,则学术界对“商丘说”必无异议。
  方勇、刘生良、朱玉龙三教授,为证明上述三“蒙”为一地,皆着意研究公元前208年刘邦攻砀之战涉及的秦蒙县。方、刘二教授,以“砀”即今砀山县,三教授又皆以涉及此战的下邑,也在砀山县。砀、下邑、虞、睢阳(今商丘),“东西一条直线”,周勃从下邑攻睢阳北的“蒙”,回军攻虞,顺理成章。且考“萧、蒙”之“蒙”也在商丘北。
  然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有关注疏及《水经注·获水》:秦砀县在今永城芒砀山西南,秦下邑又在秦砀县西。三位教授把攻砀的战场搞错,结论岂能不错?综合《高祖本纪》及周勃、曹参、樊哙、夏侯婴、陈胜各传的记载,司马橺,当是由汝阴(今阜阳)追击陈胜的秦军前锋将领。“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刘邦由留(今沛县境),过萧(今萧县),至砀,击败司马橺。司马橺败逃下邑,刘邦“拔之”。司马橺再逃,刘邦令周勃、曹参追击。当时睢阳正为周市的反秦魏军驻守,司马橺怎敢往敌人窝里逃?更不可能逃到今“曹县南二十五里土山。”周勃又岂能越过虞、睢阳,到睢阳北或“曹县南二十五里土山”去攻“蒙”?司马橺“北定楚地”失败而南逃,是军事常识。是时,秦主将章邯正从陈(今淮阳)往东推进,司马橺南逃或西逃,才有向章邯靠拢的可能性,不可能向东北或西北逃。故秦“蒙”不可能在商丘北,而应在下邑南,那么,西汉梁国蒙县,岂得由秦蒙县而来?
  今蒙城北四十里檀城古城遗址,经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吴加安、付宪国和考古研究所王吉怀、许宏考察,书面结论:是汉至商周文化遗址。西汉于此置山桑县。西北去永城八十里,去永城北、夏邑南境的古下邑,也不过一百几十里。周勃从下邑追击司马橺所攻之“蒙”,当指此地。为什么?道光《安徽通志》云:檀城即“蒙城故城。”万历《蒙城县志》云:“蒙城,春秋古邑名。”又云:“蒙为国,且数千年,旧故无志,于《寿阳志》中见之。”《颍州府志》云:西周为“蒙邑”。可见此地上古为方国,灭亡后为蒙邑,称“蒙”悠久。《江南通志》等史料言:檀城称“蒙”,因“东晋侨置”。经考证,不确,必在山桑前就称“蒙”。
  秦统一六国,郡始初定,县级规划未及整齐即灭亡,秦县名,皆承六国县名。据《左传》,今涡阳西四十里城父,蒙城东三十里瑕城(今乌集),皆为楚北方边城,说明春秋时,宋国东南部,与楚国大致以涡河为界,蒙城北部为宋地。《春秋》:鲁桓公十五年(公元前697年),“冬,十有一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于袲(chi),伐郑。”杜预曰:“袲,宋地。”《春秋释例·土地名》曰:“沛国相县西南有袲亭。”《春秋地名考略》卷十曰:“袲在宿州西。”今从淮北市相山往西南,从宿州往西,各作延长线,两线交点,必为袲地,此交点即在檀城附近。蒙城北部,春秋属宋无疑。至战国,楚尽占淮北,于是宋“萧、蒙”,成为楚“萧、蒙”,故宋“蒙”、楚“蒙”实为一地。秦“蒙”既承楚“蒙”,庄子生于“蒙”,非楚“蒙”,又有何蒙?又,韦昭注《国语》曰:宋“萧、蒙”乃宋昭公兄公子鲍封国的城邑。考周代分封制,国君封其宗亲、功臣,无不赐地边鄙,以为藩篱。昭公何至如此糊涂,将国都北门之外封给其兄?上古绝无此例。且国都北门之外数十里,即孟诸泽,为当时天下十大泽数之一,与云梦相匹,更无建国建城之条件,故“萧、蒙”之“蒙”,亦不得在今商丘北。三教授之皇皇宏文,严肃维护“商丘说”,实与历史不尽符合。今国家教科书认定庄子为商丘东北人,蒙城与之争鸣,又何愧焉!
  蒙城自宋元丰元年,县令王竟首建庄子祠,明万历十年,县令吴一鸾重建庄子祠,万历三十九年,县令王继贤出版《古蒙庄子》。历代“春秋二祀”。近年,县政府于漆园旧址三建庄子祠,又三次召开庄子研讨会。蒙城人民尊崇庄子,统绪不断。幸海内尚存《古蒙庄子》孤本,得浙江蒋门马教授帮助,获孤本全文,决定再版。蒋君点校,我蒙人张真,就精要阐释。其《觚言》,多有独到,发人类生存危机之警醒,直触《庄子》之精义。盛哉!蒙城研究《庄子》,弘扬老庄文化,后继有人焉。忝为序。(王克峰)
蒙 国 考 ——论庄周故里在蒙城 王 克 峰 安徽省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老庄哲学与涡水文化》课题组
序言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中华民族出了孔、孟、老、庄,是中国文化的骄傲。庄子,是特立独行的伟人,司马迁说他是“蒙人”,可是具体的出生地,却困扰着汉以后历代史学界。现在,鲁、豫、皖三省争庄子故里,是件好事,把历史上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弄清楚,是十分必要的。有关庄子的史料太少了,又由于历代史籍不断散佚,这就给研究庄子故里带来了困难。我做这项工作,主要是梳理有关庄子的一些史料,澄清一些历史问题。至于个人的论断,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算最后的结论。有关史料是在读书中逐渐发现的,有所得就写一篇,共七篇:《古蒙地浅探》、《再探庄周故里蒙》、《楚之蒙县考》、《檀城侨置蒙县质疑》、《庄周故里杂谈》、《从苏轼词看庄周故里》、《首建庄子祠的王竟》。各自成篇,不成系统。因论述的角度不同,有重复使用史料的情况,若作为一本书来写,当然要省掉一些语言。这些文章已在《安徽地方志》和《亳州师专学报》刊载完,今收拢在一起,略加修订,取名《蒙国考》。初探蒙国(一)庄子籍贯“蒙”在哪里?持蒙在商丘说者,皆据刘向《别录》,言庄子乃宋人。庄子时代,宋尚未亡,司马迁何不言:“庄子者,宋之蒙人也”
?持蒙即安徽蒙城说者,力证庄子乃楚人, 司马迁何不言: “庄子者, 楚之蒙人也”
?庄子与老子合传,司马迁记老子籍贯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连乡村都记清楚了。而记庄子籍贯,只言“蒙”,不言国,不言县。司马迁在《史记》中,给一百几十人立传,其中秦以前的人物,籍贯都记得很明确,或某国人,或某国某县人。若只记是某城邑人,这个城邑,一定是当时各国中非常有名的,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城邑属哪国。而对庄子的籍贯,只记了一个“蒙”字。为什么?笔者认为“蒙”在汉代必是人们熟知的地名或区域名,属司马迁正常行文。只是有关“蒙”的史料散佚太早,后人对“蒙”已不甚了然,所以才对庄子出生的蒙地产生了歧义,聚讼至今,而且自清《曹州志》记了庄子的情况,现代又有了庄子籍贯东明说。然,司马迁记载庄子是“蒙人”,两千多年来,没有任何人对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提出质疑,故笔者认为,争论庄子是宋人或楚人或齐人的关键,是找到庄子出生的蒙地,不在乎哪个地方有多少庄子的“遗迹”。(二)近年,在安徽蒙城北
40 里的檀城集,发现了三块刻有“北冡山”、“冡山”的石碑。一为道光庚 戌年立的,碑文有句云:
“尝考檀城北冡山乃盘庚迁殷之所也。”二为同治癸酉年立的,碑文有四句云:
“冡山苍苍,淝水泱泱,神之威灵,山高水长。”三为民国二十九年立的,记三清堂建于“冡山之麓”。这三块碑,当是全国独有的“冡”字碑。冡(meng,莫红切),甲骨文作“
”或“ ”。自“蒙”造出行世后,“冡”就逐渐废了,幸 2
亏被东汉许慎收在《说文解字》里,后《康熙字典》才以蒙的别体,收在蒙字条内。清段玉裁在蒙字条下注曰:“凡蒙覆童冡之字,今字皆作蒙,依古当作冡,蒙行而冡废矣。”既然冡字已经废了,为什么历代檀城人记载本地山名,还一直用着它?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1)中国的传统,地名用字,一般是很固定的。(2)檀城这个地方,必与“冡”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竹书纪年》云:“盘庚旬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在哪里?宋罗泌《路史》云:“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天宝元年改。”宋时蒙城属亳州,汉时称山桑县,治所在今檀城集。今北冡故城遗址尚存,垣基和护城河仍较完整。因为汉之山桑县就建在北冡旧址上,
所以, ① 现在檀城古城内外地下,有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存。
“北冡,蒙字尔”,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北冡”就是蒙字,也就是说,这个称北冡的地方,就是古称蒙的地方。罗泌认为北冡是古蒙地。罗泌辨“北冡”为“蒙”,有见地。我也疑晋人整理《竹书纪年》时,误将“蒙”认作“北冡”。虽“蒙行而冡废”,但汉晋时,可能还“蒙冡”混用,《康熙字典》不单立“冡”条,《说文解字》却“蒙”“冡”分注,就是证明。但是,“北冡”作为地名,既散见于晋以后不少史籍,似宜仍之。《竹书纪年》成书于战国中期,是魏国史官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秦汉不传, 晋人得自魏襄王墓中。该书记述了夏、商、周(周止于赧王 16 年、魏襄王 20 年,即公元前 299
年)三代的重要史事。此书已记有“北冡”,说明檀城这块地方,起码在战国之前就称北冡了,北冡属冡地,当无疑义。冡地人沿用冡字,不是在情理之中吗?罗泌是把“蒙”作为国名记载的,他认为“蒙”是上古的一个古方国。明万历《蒙城县志》就记载:“蒙为国,且数千年,旧故无志,于《寿阳志》中见之。”可惜《寿阳志》今已失传。这部《蒙城县志》已是地方志最早记载蒙为国的唯一史料了。但是,古今一些学者,对北冡地理位置还有异说,有说北冡在今河南安阳,有说在今河南商丘北。北冡安阳说,起自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北冡“南去邺州三十里。”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北冡“南去邺四十里。”此说牵涉盘庚迁都的历史疑案。盘庚迁都到什么地方?当今史学界仍没有定论。200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安阳市申报殷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章,文中说安阳“古称‘北蒙’”(“北蒙”应为“北冡”。作为地名,“冡”“蒙”不能混用。2005
年新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作者方诗铭、王修龄)也把“北冡”写作“北蒙”,同样是错误的——笔者)。我想他们的根据,也应是《竹书纪年》。据其文章介绍,安阳的考古成果,证明安阳为殷墟已成定论,于是安阳为“北冡”,顺理成章。但是,安阳与宋国的冡地是沾不上边的,因为安阳这块地方,从来未属过宋国,安阳在西周初,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地,称卫国,都朝歌。安阳称“北冡”,与我们讨论庄
子出生的冡地无关。李灿先生的《殷墟北冡》,对安阳不是北冡,考之甚详,故不赘言。北冡商丘北说,是对上引罗泌那段话的误读误解产生的。《路史》卷二十七〈国名记〉“蒙”的全文:“《纪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冡,曰殷墟。北冡,蒙字尔,即景亳汤都,今亳之蒙城,汉之山桑,天宝二(应为天宝元年)改,县北八十(里)有南北二蒙城,或云河北,非也。”引文第一句是《纪年》原文,下面的全是罗泌的注文.
“南、北二蒙城”之蒙县,建于北魏,是古今学者的共识。此皆据《魏书·地形志·瞧州》:“领 3
郡七,县十七”,其中有蒙郡:“邻县二:蒙、勇山”。“蒙”下注云:“郡治”。“勇山”下注云 “有丹城,勇山祠”。魏收(公元
年)在北魏做官时,就开始写魏史,北齐初,受命主修魏史《魏书》,差不多是当代人写当代史,他自注勇山“有丹城、勇山祠”,当为信史。“勇山”,《寰宇记》记为“龙山”,说:“临涣县废龙山城,在县西四十五里”。临涣,乃秦铚县,即今濉溪南临涣集,西去今涡阳龙山镇,果是四十五里。据《魏书·地形志》,丹城,曾属南朝梁“萧衍置”的临涣郡,
“魏因之”,故北魏的临涣郡有丹城。丹城即今涡阳城东北约 30
公里的丹城集,传为周朝太子王子晋炼丹处,涡阳未建县前,丹城集属宿州。《宿州志》记载,又名五羊城,说:“汉五仙人骑羊入城,化而为石,故名五羊城”。上述史科说明北魏蒙郡所辖的勇山县,在今涡阳龙山镇。蒙郡只辖“蒙、勇山”二县,那么,两县必相去不远,而且相连。今蒙城与涡阳、利辛东部,乃原山桑县辖境,我们可以断定,北魏建置的蒙县,必在原山桑县境内。《皖志综述·蒙城县》(作者史州,责任编辑欧阳发)介绍,《寰宇记》、《方舆纪要》、《安徽通志》皆言北魏建置的蒙县,,在原山桑县改置的蒙城县境内,而具体的地理位置,记载却很混乱。《寰宇记》云:“南蒙城、北蒙城,并在县北八十里,相去四十步”。《方舆纪要》云:“蒙县城,在(蒙城)县西南七十里,有南北二城。北魏置蒙县,(南)梁于此置北新安郡,”“隋初郡废,复并(蒙)县入涡阳(今蒙城,北魏废山桑后改置涡阳),俗谓旧城”。道光《安徽通志》又云:“蒙县故城即檀城,在蒙城县北四十里”。三书的记载,竟有如此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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