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后来建立了九江生命活水医院（现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的裴敬思医生第一次到访九江时的记述。裴敬思，英文名Edward Carter Perkins，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人，生于1875年，是一名富有的银行家之子。1913年，裴敬思加入美以美会江西布道会，开始医疗传教的生涯。1918年，生命活水医院正式成立，此名称来自《圣经》启示录中的“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裴敬思一直担任医院院长，医院建设和维持所需资金主要来自他个人的财产。1950年底，政府命令裴敬思等传教士离开，之后医院被政府接管。虽然如此，1954年，年近八旬的裴敬思仍到台北开设生命活水诊所。1957年，他终因年老体衰而回国，1958年在家乡去世（）。本译文以“裴敬思”三字来称呼他，其实当时他很可能还没有中文名。
裴敬思此行是为了拜访当时九江但福德医院（现九江市妇幼保健院）院长石美玉。她是湖北黄梅人，生于1873年。在教会的帮助下，她到美国的大学学习医学，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女学生之一，毕业后，她回国到九江建立了但福德医院。后来，她脱离美以美会，到上海建立了伯特利会，并开设医院和学校。日本侵入上海后，她到美国定居，195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去世（）。
本书正文所记的时间只有十天，不过我们仍可以从中一窥百年前美以美会在九江的情况，而其中对于当时的医疗卫生状况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描述也很有了解的价值。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现在这样的译文，显然很是粗糙。虽然这次的翻译只是译者有些自不量力的尝试，却得到了几位好心人无私的帮助，她们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教授施康妮（Connie Shemo）、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双月刊《南钟》助理编缉詹国慧、美国德鲁大学卫理档案馆档案员弗兰西丝·布里斯托（Frances Bristol），谨致深深的谢意。
图中手写英文为“Yours in His service
Mary Stone”
这份简略的记述开始时是作为一封信，但由于它的主题，它自然地逐渐具备了更一般的性质。我希望人们会对它感兴趣，不仅因为它对这样一位富有才能、乐于奉献、自我牺牲的女性并不充分的描写，更因为它将传递主的爱的愿景。
裴敬思&&&&&&&&&&&&&&&&&
纽约市圣路加医院
我想表达我对《基督教先驱报》的深深谢意，承蒙他们允许我使用石医生的照片作为书前插图。
裴敬思&&&&&&&&&&&&&&&&&
女子海外布道会的成员
她们如此忠实地支持她们的姐妹在海外为主的国度工作，这本小书谨献给她们。
一窥中国之心
微笑着的汉口德明饭店的老板鞠躬，送我们离开，在外面的黑暗中，我们坐上黄包车，启程前往码头，还有一两辆黄包车载着我们的手提行李。在路上，我们赶上并超过了正在运我们的大箱子的苦力们。他们用典型的中国方式，把箱子吊在一根杠子上，并且相当符合当地习惯地，伴着单调而又颇为痛苦的喊声或是低吼，就像人们白天时总能听到的。前面的人先喊一声，后面的人附和，通常喊声之间在声调上有些变化。尽管这种工作时的调子有些新奇，却一点不让人觉得可笑，而我们对汉口的记忆也很大程度上被这些辛苦劳动的阴沉声调所感染。在别处，我们听过确实单调，但更欢快、更像歌曲的劳动调子。
船停在围绕码头的墙边，船上的场景就有生气多了。只有我和我母亲两名外国人乘坐头等舱，却有成群的旅客正做中国式旅行，所谓中国式是说，他们拥挤得多，而且我认为，大多数人是自己带食物。在中国的旅行中，无论是乘火车还是乘船，令人感触最深的不是当地旅客可怕的拥挤，而是他们显而易见的谦恭，或者至少说是忍让，这让他们能忍受拥挤。就我们所见，这里有一种似乎欧洲或美国的公众无论多么短的时间都很难做到的忍耐。
在晚上9点离开，顺长江而下，看起来稍令人吃惊，不过这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配合中国的其他交通方式的出发时间，它们可是更倾向于在上午较早时出发。
星光很美，在星光之下，人们可分辨出长江浩荡前行的江水，映出一些停在水流中的船上的灯光，而后，随着我们的船晃动着缓慢地驶入水流，转向东方，汉口的灯光也映入水中。
后来，当上午明亮的阳光向我们展示九江市，以及它的码头、它的趸船，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晚些在夜里出发。一些趸船远远地停在水流中，往返于长江上的船只在此停靠，接送旅客和货物。
我们到九江是为了一次期待已久的对石美玉医生的访问，非常多的美国人认识她，包括见过她本人的，以及通过报刊上一两篇关于她的生活和工作的报道而知道她的。
石医生，尽管外表看来很年轻，但在各方面都已具备相当的经验。她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她的父亲是长江流域第一名皈依者，并成为了一名福音传道者。因此，再加上她的母亲也是名基督徒，她的父母拒绝遵从给女儿缠足的习俗，而这是他们所有邻居的通常做法，所以，“小医生”成为了华中地区第一个逃过这种童年时期的痛苦、之后一生的不适的女孩。她一方面从父母接受教育，一方面进入教会学校学习，1890年来到我们国家，1894年以班级中拔尖的成绩从位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毕业。毕业后，她回到自己的国家，掌管但福德纪念医院的运作。
石医生曾在信中告诉我们应提前发电报通知，她表示，这样她才能“得体地迎接”我们。趸船上没有迎接的人，不过趸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我们想如果我们到了码头，那应该有人接我们。所以我们要了一艘舢板，载上我们和我们的一堆行李，划过泛着波纹的棕色的江面。江水在那个十月上午明亮的阳光照耀下可称得上迷人。我们上了岸，而我们的行李被搁在码头上。一群好奇的中国人开始聚集，可是没有熟悉的面孔出现，也没有一张面孔看上去像是认出了我们可能是石医生的朋友。
聚集的人群中看来大部分是挑夫，他们开始靠着我们围成一个圈，显得虽然好奇，却不失礼貌，但还是让我们觉得有点难堪。在我们就要抵达九江时，我想到我至少应掌握石医生中文名字的某种近似发音。我们站在那，被这样一群我们无法与之交流的挑夫包围，意识到在一座中国城市寻找一位连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朋友会有不小的困难。这个难题看来十分棘手。当然，九江不会有很多医生，所以我向众人用升调说：“Dai Fu” ，这在北方方言中意思是医生，然后我重复它并加上另外的单词：“Stone Dai Fu”，再是“Lady Dai Fu”和“Miss Dai Fu”，希望或许至少有人能懂一个英语单词。
极其好奇的神情在人群中扩散，又混杂着困惑。一名警察到达现场并让人群退到一个更为礼貌的距离，此时我向他重复我那很小一组词，也解不开他不小的困惑。这绝对是一个让人绞尽脑汁局面，像经典的狐狸、鹅和一袋谷物的问题。当然，我不想把我的母亲留在一座十分陌生的城市的一群中国人当中，而她也不想一个人离开去寻找，两人一起离开而把行李留在这里也显然是不明智的，可在人群越聚越多时坐在行李上无尽地等待则更愚蠢，我们更不可能自己抬行李，即使可能，抬到哪？
此时我极为高兴地看到附近的一座建筑上有“Contractor”这个词，我走过去，发现一个中国人站在门口，我对他重复我那含有“Dai Fu”的几种尝试，可他也很困惑。也许应说明一下，在中部官话中最接近“Dai Fu”的词是“Daw Fu”，意思是“厨师”，难怪一群人都迷惑不解了。然后，我又对这个在门口新认识的人试了试“hospital”和“sick people”，因为他在回答我相当绝望的询问时说他懂一两个英语单词。终于，他说：“Shü Ee Sen”。几个跟着我走了一小段路来到承包商房子的挑夫开始回头转向行李，其中更为积极的那个扑到行李堆上，感觉自己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想去的地方，他开始打走其他挑夫并把行李一件件分给人群中他的亲戚和朋友。这简直是一场混战，不过那天他的积极和坚持赢了，除了一件以外，他如他所愿地分发了行李。
然后我们开始沿一条我们后来知道是位于城墙外外国租界内的街行进，我和我母亲以及八个挑夫组成了一支相当散乱的队伍。跟着我们的挑夫的脚步，我有很多疑虑，我完全不能确定他们知道我们想去的地方，可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别无选择。混杂着担心和好奇，我们继续跟着，从通向城墙里的拱门下穿过，又走过那么拥挤、那么狭窄、那么肮脏和难闻的街道。一转弯，队伍前头的人立即出了视线，想到行李很容易就会消失在旁边的小巷，而我们根本没法追，我的不安又加重了。
那是多么奇怪的一组或者说一串气味和景象啊！人们洗鱼、卖吃的、在前面敞开的小店吃东西、运送各种货物、摆出各类商品卖，而且到处都是蓝色，它是人群衣服的主要颜色。我花时间走到队伍前面，清点行李的件数，又回到后面鼓励跟在后面的母亲。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种类的交通工具，尽管九江也有某种轿子，但那时却没有一只出现。没有其他办法，只有紧跟我们的挑夫那急促的脚步。他们的脚步确实很急促，这是典型的中国运货工人工作时的样子，他们真切地感到越快抵达行程的终点，担子就会越快从他们的肩上卸下。我们中途休息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在一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地方，那里有一池塘污水，让人想到疟疾和伤寒，而且看来是兴旺的一大群猪的家，或是与它们的生活相关的某个地方。
我的母亲渐渐累了。我们已走了一英里，而且看起来我们正离开城市（至少正离开最拥挤的部分）。我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想到我们可能正在远离我们真正的目的地，而去到一个看不到任何令人高兴的英文标志的地方。
短暂的休息后，我们继续前行，转过一个弯是一个小下坡，再是一条看起来没有希望的街或者说是巷，那里猪和狗看来占据了道路相当大的部分，更别提还有一些很不整洁的人了，不过从石墙顶上看过去，外国式样建筑的房顶隐约可见，我赶紧到后面告诉母亲我们就要到了，鼓励她做最后的努力。
“医院的两翼向门伸展”
带着高兴而又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我们看到队伍的前头转弯，进了巷边墙上的一道门。我们自己跟着穿过第一道拱门，经过某种入口门厅，然后穿过前面第二道墙上圆形的门，此时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如此不同地方，几乎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巨大的改变，我们的心情也发生了几乎同样大的改变。安宁，平和，不仅是我们的感受，也是其他跨入异教沙漠中的绿洲的人都会发觉的。医院的两翼向门伸展，正前方一条小路直通医院灰色的正面，小路两边各是一排颜色鲜艳的菊花——中国和日本一样是菊花的国度。
一名样子很亲切的中国妇女在门房迎接我们，她问候了我的母亲，又发出了一些不清楚的懊恼的叫声。我们在她的陪同下前往石医生的房子。原来石医生不在家——她一两天前已前往下游的南京参加年议会，在收到告知我们计划到达时间的电报之前就已出发。不过，在此情况下她订了两只轿子到码头，可是我们没有和他们联系上。迎接我母亲的那名很美丽的中国妇女非常懊恼，表示应该是她走从船靠岸开始的这一大段路。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陪我母亲走，右手扶着我母亲的左肘，左手托起我母亲的左腕。我猜想这是一种向中国妇女表示尊敬的习惯做法，她们因为缠足，走起来经常很不稳。我听说，某个中国女人实际上从未独立地走过一步路，总要靠着她的侍女，并且可以说，一般最高贵的妇女有最小的脚，因此也最需要别人的搀扶。
这名问候我们的女士，是石医生的弟媳，她能说一点英语，能听懂的则多得多，却几乎完全不敢说，可能是感觉说错会冒犯我们。但她的英语，以及我们在九江认识的两三个其他人的英语，因温柔的声调和甜美的嗓音而使错误听上去不管怎样一点也不令人反感。相反，我必须承认，这古怪的词序和对我们语言习惯用法的有趣改变很吸引我。
通往医生家的小路带我们绕过医院的东翼，又上了一段台阶，再沿一条两侧都是草坪的步道前行。隔着草坪不远处是种着玫瑰和菊花的花园，开着非常茂盛的花，这个月份我们在美国可见不到这样的景致。一座灰色的建筑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纪念礼物，这里便是院长寓所，石医生和胡遵理女士的家。
在我们到达院长寓所之前，那个成功包揽了我们行李的人停下向我们表示他是“带头的”——他会说这几个英语单词——然后我从他的手势和几个相当不清楚的短语推测，按中国的通常做法，我完全不应该付给每个苦力一样多的钱，而应该把钱全给他，由他付给其他人，并给他自己留“提成”。对于挑夫们应得多少钱，我头脑里稍有点疑问。我十分肯定他们不应得到他们要求的那么多，而最后我所付的，尽管少于他们看起来觉得必需的数目，也足以让他们极为高兴地离开了，我们后来了解到，通常运货走这么远的距离的工钱只是几分钱，而他们得到的比这个数目多出很多倍。
房子本身让人感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气氛！它是多么温暖的一个地方，到处都像家一般！我们转向房子的美国侧（前门左边是中国侧），来到一个令人感觉愉快和舒适的起居室，旁边从大双开门看过去是一间书房。这里请允许我插入一段，当时进入我脑海的想法是，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在我们国家可以听到的所谓“传教士的奢华”。如果这算是坦白，我在此坦白，在我们的女主人回来之前，我趁这段时间在心里为家具和装饰列了某种形式的清单，以辨清事实。我认为，比当时的我更了解石医生的人容易想到，答案是我意识到这家中所有的布置都是多么地合适——没有任何奢华——令我们感兴趣是因为它们对我们而言是外国的，而不是因为它们价格昂贵，而且一切都以对艺术性和便利性的精致把握排列和摆放，让人感觉这真是一座美丽的房子。那些了解“小医生”的多面性的人会意识到，尽管被更重要、更美好的品质所掩盖，她全面的品质中也包括真正的艺术感。
我们很快上楼到了我们的房间。我们难以抑制自己高兴的心情。我母亲的房间从一个方向看出去是一座庄严的宝塔，从下到上几乎都长了茂密的绿色植物，特别它顶上还有一大丛灌木。
从我的房间看出去，下面是玫瑰花园，而靠着院墙外侧生活着一大群各种样子的猪，一个小棚屋看起来几乎不够作那群猪的住处，事实上却是它们的主人们的住处。我想起曾看见猪群中最大的几只猪中的一只进入了那屋子，我以为会看到他很快出来，却失望了。
附近有些树，一个男人有时会在清晨拿出一只鸟笼挂在树枝上，站到一旁，听鸟婉转、清脆、有森林气息的歌唱。那鸟好像是画眉一类的。对鸟的喜爱是中国男性值得注意的特性之一，在北京可以看到许多男人带着鸟笼，里面住着他们的客人，就像英国或美国的男人将他们的狗作为伙伴。比这些近处的住家更远的地方可见一些低矮的屋顶，再往远处，地势陡然升高，顶上我认为是一处小的山顶神堂，总有人上上下下进出这个小地方，在我看来这些人可能是去参加崇拜活动。然而，它其实是某种观景台，人们登到顶上只是为了看风景。这将又一次动摇、甚至可以颠覆那种认为中国人很少从精神层面欣赏世界的观点。
第二天是星期日，山顶上有很大一群人，有些人一整天都在高地周围。我用一副望远镜观察他们，但没能看到崇拜活动的迹象。我猜想那里如果有崇拜活动，它的形式一定是很随意的。就在这个小观景台后面、但没有它高的是古城墙灰色的城垛。视线跨过城墙，远远望去，可见长江对岸蓝色的山丘。
给我的床放在房间差不多中间的位置，让人感觉很通风，又很有夏天的感觉，白色的蚊帐则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感觉。蚊帐即使在十一月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承认，当看到蚊子——可能的疟疾携带者——停在墙上，心情肯定很难平静。
另一个方向的窗户朝着医院，它靠得很近，中间隔着美丽的草坪。晚上打开百页窗，我总能看见医院里柔和的灯光，还常常看见护士来回走动、护理病人的模糊身影。想到那样为人所需的工作一天二十四小时持续不断，令人欣喜和感激。
石医生的弟媳不久就离开了，留下我们打开行李，安顿下来，这真是件愉快的事，因为这座房子有这样家一般的氛围，而我们又已在车辆、轮船和旅馆里度过那么多天了。
一位访问了中国许多地方的杰出的美国女士负责地说，在这个国家里，石医生的房子是她所知道的最能让人有家的感觉的。不知为何，我们女主人的体贴和亲切似乎已预先为我们的到来做好准备，它们真切地存在于这个家中，就好像我们有一位看不见的女主人。
不太久，出现了两个瘦小的中国男孩害羞的身影。通过寄到美国的照片，我认出其中一个是石医生的实际收养的男孩之一，墨林·伍。这座房子是四个男孩的家，从我估计是七岁的卫斯理·梅到最大的、约十三岁的来斯理。
这四兄弟是很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之处是尽管他们来历各不相同，他们是以非常统一的方式养育的，就像他们是真正的兄弟。据我观察，他们之间的性情差异比一般家庭的男孩之间的小。路德·石是医生的侄子，她数年前去世的弟弟的儿子，医院护士长是他的母亲。他身上的一些东西反映了他母亲的魅力。卫斯理·梅是一位年轻寡妇梅夫人的儿子，她是诺立神道学校的主要教师之一。这所学校现在离医院有相当的距离，但等她们搬到她们的新校址，它就在街的对面了。这位母亲，梅夫人，还有一个小女儿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如此热忱地投入基督教工作，愿意以5美元一个月在九江工作，不顾朋友和邻居的劝说，不去官立学校任职。她有收入会高很多的工作机会，但她放弃了，继续她特别的基督教工作。她坚信她的工作会得到回报，孩子会得到照顾，她的这个信念已得到验证：有人正在抚养小卫斯理，如果需要，还有其他人愿意帮忙抚养她的孩子。
来斯理，四个孩子中最大的，是个饥荒儿童，在得到石医生的照顾之前，他的状况十分悲惨。事实上，那样的状况在我们国家是很罕见的，而仅有的那些消瘦病例通常可以得到医院救助。他现在是个健壮的孩子，而且看上去是四个孩子中最结实的。墨林·伍是医生比路德更远的亲戚。他是四个孩子中最有活力的，孩子们大部分的谋划和游戏都是由他发起。医生曾经希望他们得到零花钱的方式能教给他们一些有关工作的事，所以许诺他们每为玫瑰花园提一桶水就可得一小枚铜钱。一个聪明的点子首先出现在墨林的头脑里：从女校召募小女孩加入一项金融计划，她们每提十桶水可得一枚铜钱，丰厚的差额则归这位小承包商。石医生发现了这种安排，之后事情就换了种形式。
大约一点钟，某种中国的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铃响了，这一定是告诉我们午饭准备好了。我们下楼，发现餐厅里摆着一张高桌子，布置好了两个位子，房间的一角有一张小桌和四把小椅，三四只小碗放在桌子中间，四个少年每人的位置上有一只碗和一双筷子。他们已经坐下，正恭敬地静静等待，我推测，可能是在等某人念谢恩词，之后他们开始吃米饭和装在中间碗里的包括鱼在内的一些其他食物。隔一段时间就有孩子从座位上站起来，穿过门到后面的走廊，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是去下面的厨房，在那里重新把小碗盛满米饭，凯旋而归，继续就着鱼和其他碗里的菜吃饭。
我们无法与中国侍者交谈，她们非常体贴能干，就好像礼貌和友善的典范，我们也无法与男孩们交谈，因为几天的时间里我们不清楚他们懂多少英语。我的母亲想起了一个童话故事，一个旅行者在林中迷了路，他找到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堡，在那里隐形的仆人为他服务，他们除了手其他部分都看不见。这里看来就像一座虽然好客、却只有招待客人的手的房子。餐厅里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瓷器——九江是几种陶、瓷器的产地——我推测，这些是一些感恩的患者赠送的，它们给这个阳光充足的房间增添了许多光彩。
书房与餐厅相邻，里面有大量的英文书籍，好几个书架的最新医学书籍占了其中不小的部分，它们由已故的芝加哥的但福德医生提供，随着新著作的出版而不断添加。对于我，那间书房是极大的快乐之源。我预计将有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来学习它们，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的女主人回来后，可能也不会有很多实际工作需要我帮她处理。
下午当中的某个时间，石医生的弟媳敲我房间的门，我费了一些力气，明白了她的意思。她说的是，如果我愿意去医院看一个病人，她将会非常感激。她说英语带着有趣的口音，又努力想表达得尽量礼貌，导致她把词都黏在了一起，使得我实在不确定她想要什么，但最后我意识到我是被邀请去医院，我跟着走，心中混杂着多种情绪，其中有很强烈的担心，想到将见到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病人，而他可能有某种非常严重的问题，和这种心情相伴的却是兴奋，想到真地要开始某种医疗传教工作了。
我们走过贯穿医院主建筑的长走廊，出另一边的门，来到一个侧面的小庭院，作为她们隔离病房的建筑座落在此。在我们逗留九江期间，它里面并没有传染病例，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用于为一些南伟烈大学的学生服务，因为医院主楼是不允许男人进入的。
我跟着我的向导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年轻人躺在床上，头缠着绷带，只刚刚露出眼睛。当然，这明显是一个外科病例。我面前有水和肥皂，还有一条毛巾被拿给我用来洗手。我模糊地想到还需要杀菌剂，不过我推测他们的技术还没认为氯化汞是必需的，所以在用水和肥皂很好地清洗后，我开始给病人检查。片刻后，当护士长石夫人端来一盆氯化汞，我对自己失望至极。事实上，这如此令这名访问医生难堪，使得他几乎忘掉了自己听过的所有外科知识，并让他被羞耻感所包围。
这是一例下颌部位的感染，不过对那里和口腔里的检查显示，除了已有的切开和敷碘仿之外，不需要其他治疗。感染有点侵入左眼，用硼酸清洗会更好一些，于是我做了这样的处理。不管怎样，病人的情况进展很好，敷料被再次敷上，我向他说明事情看来正在向令人高兴的方向发展。可是这名访问医生离开时很惭愧，向房间里令人同情的病人亲属坦承，病人已完全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医院，而他无疑已给人留下连基本的外科技术都不懂的印象。
不管怎样，他极为高兴，下午晚些时候再次接到同样的礼貌而又有些含糊不清的邀请，请他前去医院。这次看到的是一个患结核性脑膜炎约10天的小孩子。孩子的母亲在那里，她的样子又是多么焦虑。当然，尽管如此，看来最好立即告诉她病情非常严重，并且根据诊断，很可能会致死。通过护士长的翻译，我建议她不管怎样先把孩子留在医院一段时间，让我们能进一步确认病情。这是在别人的医院，我感到了多一份的责任，并且我希望她不要觉得孩子的死是由于医院治疗中的过错，因为那里是见证基督之地。
当回到房子，我发现有两位很美丽的中国女士正拜访我的母亲，原来她们是诺立神道学校的两名主要教师，梅夫人和兰夫人。她们能很好地理解英语，说得也很容易懂。她们正邀请我母亲明天在主日学校的礼拜中发言，而这份荣幸最后授予了我。可以提一下，4:30楼下的铃又一次响起，我们下楼，发现桌上已布置好下午茶。小男孩们通常不吃这餐，或者，在石医生回来后就随便地吃上几口蛋糕或饼干。
在这个家中，楼梯的最高处是正方形的二楼大厅，里面有一张桌子，可以坐两个人，一边一个。这桌子后来在我脑海里和这样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小医生”午夜后坐在那写啊写，写给在美国的朋友，还有和她举行某种夜间“作战会议”，讨论医学问题以及白天出访和治疗的病例，工作时的繁忙让人没法更早地全面讨论这些问题，事实上，那会议成了一天中最愉快的特色活动之一。可是，在这第一个周六的晚上，那里只有我和母亲，轻松自然地闲坐着，伴着放在两人之间的灯，读和写。
星期天破晓了，随之而来的想法自然是希望去参加早礼拜，不过问题是：去哪参加？我动身去寻找教堂，因为我确信某个地方肯定有一座。很幸运，我遇见了石医生的弟媳，她坐在轿子中，两个轿夫抬着，准备去接生。她指出了几个正前往教堂的人。我试着跟在这些人后面，可是这两名女士和一名女孩看来觉得我应该走在前面，我很不情愿，因为我并不知道路。不过，每个路口我都回头，看她们摆手所指示的方向，终于到了教堂。看来这座教堂主要是为招收女孩的儒励学校和招收男孩和男青年的南伟烈大学服务的。
和四、五百名男孩和女孩一起作那座教堂的听众是那么令人激动，很难想出还有什么场合能与之相比。面向教堂看，男孩和男青年在右边，女孩在左边，诺立神道学校的学生大多在教堂后面的楼座上。传教士几乎都已离开到南京参加会议，这天早晨由一位教授蔡先生布道，他是一名无比热忱、已献身于主的基督徒，又是一名本土教师，他擅长的科目，我认为，是数学。无疑他不能限定自己只教那一个科目，因为传教工作迫切需要多方面的才能。何德兰博士在他最近一次到美国时，当被问到他在北京汇文大学教哪一门课，他回答：“哪一门课！为什么，我教一整排课。”
星期天的中午左右，医院院墙外的巷子的相对平静被越来越近的一阵鞭炮的轰鸣声猛地打破了。我们带着惊奇和疑惑听了一会，然后推断可能是“小医生”快回到家了。她曾经被用这样的方式送回医院，所以我们很确定这鞭炮声就宣告了她的到来。但当我们到达门房，进入那带着很浓的烟和气味、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独立日的空气，我们却得知是一名护士正接生后归来。看来一个小男孩来到了这个家庭，亲戚朋友们如此高兴，他们一路送护士回家，以表示他们的感谢。
不用说，如果来到这个家庭的是一个女儿，就不会有如此的场面宣告她的降生。父母们心中对男孩和女孩的感情存在巨大反差，还时常发生很多在我们眼里非常可怕的、为了除掉女婴而把她们遗弃在路上或扔进池塘的事，这令我们西方世界的人或多或少地感到不解。
然而，当明白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如此的反差就不那么难理解了。这可以被称为一种宗教信仰，因为它是关于看不见的世界的信念，并和他们的崇拜联系在一起。
他们的观念是进入灵魂世界的人从来自这个世界的供奉得到吃和穿。换一种说法，看不见的依靠看得见的，而不是相反。所以每个进入那不可知的国度的人都相信，他必须从活着的或是将要活着的人得到食物和衣物的供奉。唯一合格作为家庭的执礼人献上这些供奉的只能是一名男性后代，那些身后没有留下男性后代的只能在灵魂世界里永远永远做乞丐——的确是个凄凉的未来——人们不会惊讶，有这一信条牢牢扎根于头脑中，大家心中共同的愿望就体现在想要一个儿子，或者说越多越好。而女儿结婚后就确确实实是另一个家庭的人了，使这样的愿望更加强烈。
人们几乎总能看见这样的商店，所卖的物品是为了帮助人们供应他们在阴间的亲戚的需要。在这些商店，长串覆盖着金色和银色纸的中空的小硬纸盒从屋顶成排地垂下，令不了解情况的人眼花缭乱。人们不时可见某个人带着很大一捧这些硬纸盒、纸钱和布料回家，准备把它们烧掉。这些被这样送进看不见的世界的布料是一张张上面印有纹样的纸，当被烧掉，人们相信它们会在另一个世界变成美丽动人的织锦。皇室，无疑还包括有地位的人，供奉的是真正的丝绸和其他物品，去世的慈禧太后的葬礼就烧掉了大量贵重的丝绸等物品。但绝大部分的这些制作出的供奉只是些模仿品，做成人们认为这些礼物之后会变成的样子。
供奉的食物也有两类，呈在墓前或祖先牌位前的可能是真正的日常饮食，也可能只是假的鸭或猪，为了这个场合租来或者在墓前摆几个小时。供奉真正的食物，我相信，比烧掉真正的布料要普遍得多，因为逝去者的阴魂被认为只从食物中获取某种灵魂性的营养，丝毫不影响食物稍后对于家庭的价值。
所以，这就导致女孩很早就开始意识到她们的地位和她们兄弟的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上。
主日学校下午很早开始，晚礼拜则大约在7点钟，而在外国租界6点钟有一场礼拜，我和两三名没有去南京的传教士一起前去。那里由一名隶属于中国内地会的人布道，他的收入约200,000英磅一年，可他把自己的人生投入到如此简单朴素的一个计划上：他在有炎热也有寒冷的中国无常的天气中奔走，步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以帮助当地的布道者设定标准并帮助他们保持简朴的生活。
夜晚又一次来临，尽管这一天也发生了一些或好或坏的事情，但显得比前一天短得多，又一次，我和母亲坐在二楼大厅的双人桌前。一定已经10点了，房子非常安静，几兄弟已离开，爬上了床。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上楼的脚步声，我们的女主人，带着开心的微笑，回来了。她在接到告知我们到达的电报后，乘第一班船从南京返回。那是多么愉快、多么高兴的会面。一见面，我们交谈，我们大笑，我们交流各自的经历，而所有事情都让她觉得很好笑。于是，几乎是住在陌生人的家里，这个家又是在一个更为陌生的地方，这样的生活结束了，最体贴最亲切的女主人真正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第二天早上，铃又在早餐时响起，我们下楼，感到房子又听令于它的女主人了。早餐以约翰·卫斯理的谢恩词开始：
"Be present at our table, Lord,
Be here and everywhere adored.
These mercies bless, and grant that we,
May feast in Paradise with Thee.
（求主亲临筵席之中，
各心各方主得尊荣。
主赐恩福抚育爱眷，
他朝与主坐席天宴。
边上小桌旁的小男孩们也加入祷告。这个家的女主人说一口优美的英语，地道又正确。
“相当数量的病人听到召集的钟声后到来”
早餐后，我们到医院参加早祈祷。既被用作医院教堂又被用作侯诊室的房间的门口挂着一口钟，它的略有穿透力的声音宣告礼拜的开始。相当数量的病人听到召集的钟声后到来。前面的长椅上坐着一排显得很机敏又很干练的护士，穿着蓝色的衣服。
当时的景象很有意思，从绷带和表情很容易看出人们带着病，可是读圣经、唱圣歌、“小医生”演奏管风琴、祈祷、某种演讲，各种活动人们都认真地听，并参与其中，整个场景让人精神振奋。一些门诊病人已经到了。和其他早晨一样，在那天早晨的祷告后，人们可以看到“小医生”快速地诊断，确定治疗方案，写下处方，在治疗室繁忙地工作。病人从治疗室出来直接穿过走廊到药房，从那里的柜台领取药品。
“从那里的柜台领取药品”
仅仅是诊治妇女和儿童就已经让石医生的工作如此艰巨，所以她不可能考虑诊治男人，除了偶尔前来的大学里的学生，如果他们已经来了，病又可以治，就不会让他们离开。那天早上，来了一个有双侧翼状胬肉的男人，我们在医院门廊给他看了一下。“小医生”以她特有的迅速转向我，问：“你愿意做这个手术吗？”这像是晴天霹雳，这名访问医生，读过几页教科书，却只有极少的经验，感觉膝盖都软了，虽然他回答说，如果手术时主管的医生在场，他愿意做。那个男人被告知他将接受“手术”，他以明确的手势和表情表示自已的高兴和感激。这名访问医生感觉自己更像戴着面具的杀手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他带着一点惶恐和巨大的紧张，按石医生的书房里的一本外科的书里的讲解，钻研两个切除翼状胬肉的手术。顺带说一下，在答应做手术和实际做手术之间的那个晚上，是很难睡着的。那个男人被告知在门房等候，手术后，他又住在那里接受护理，这显然很令他满意，而且他在那里恢复得很好。石医生协助了这个手术。
整个院长寓所的气氛，从门房到内部圣坛（我们认为那里可以看作“小医生”自己的心脏），都显示出它是一块圣地，它的每一处都有助人的使命。这个家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小教室，里面有十二张小桌子以及老师的讲台和桌子，四兄弟以及住在院长寓所的或父母以某种方式为医院雇用的六到八个其他男孩在那上学。在我们到访期间，老师正好病了，学生们尽管怀着良好的意愿，仍有部分时间待在教室里，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试图保持学习的状态，但他们实际是在放长假，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可以看到他们在花园或是医院的西南门廊玩耍。
地下室后部更深的的另一处，在一间储藏室里，是四兄弟玩耍的地方，每个人在那都有一间用谁知道从哪拣来的木块和板子即兴搭起的小屋。这些小屋是开心和欢乐的源泉，是雨天时的宝地。兄弟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屋里钉上破旧的图画，放进开裂的杯碟，等等，等等，聚集了各种各样带着很多想象元素的小小奇珍异宝。一些人最近写道，儿童的现代玩具，即机械玩具，超出了它们主人的理解能力，把这些玩具与两把椅子组成的马车或木块拼成的火车相比，在后面这种情况下，玩具的骄傲的所有者既是产业主又是工程师、既是司机又是司炉、既是乘务员又是乘客，集各方面的推动力于一身，有最快乐的想像空间和最自由的想法，相反，机械玩具的主人仍然只是一个坐在壁炉边地毯中间的小孩。肯定地，这些中国男孩每人都一间非常理想的游戏屋，在那里度过了许多时光。
说到学校，院长寓所的墙外不远处还有一所小的女子走读学校，我们在那里时，学校有超过30名学生。我有一次数的是33名。学校的墙上挂着一些比里亚人主日学校课程图片，还有一两块黑板。老师是一位女基督教徒，她的样子很亲切，想必学生们都很听她的话。讲台上她自己的桌旁放着一只小篮子，样子类似小的衣篮，她的小婴儿躺在里面。我不记得听过这孩子哭。它很可能是某种中国的小模型婴儿。这里的女孩显然不像美玉家里的学校的学生那样因为没有老师而整天玩耍。
不必期待未来，这所学校现在就已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石医生和我们讲过这所学校的一个年幼的学生，她一连几天哭着来学校，她老师问她发生了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她爸爸打她。当被问到爸爸为什么打她，她回答因为她试着和爸爸讲耶稣。这样老师就告诉她如果她不能讲出耶稣，至少她可以“活出耶稣”，她要做的就是在家里中表现得充满生气，非常积极地去做事，如此她同样能为主作见证。只过了两三个星期，一天她爸爸对她说：“过来，小女儿。发生了什么？现在的你和过去的样子这么不一样。”女孩胆怯地回答：“可是你不让我和你讲。”“不，我让你讲。”他回答，“我想知道相关的一切。”这样她期待很久的机会来了。这些孩子带着上帝的知识从走读学校走出，谁能估量她们带给那些我们可勉强称为家的地方的影响。如果真要根据中国家庭中的陈设推断，可以说他们一定只有极其简单的家庭生活。
在我们逗留九江期间，一天，一名妇女来到医院，请人去看看她的患病的儿子。石医生很忙，我接受了这请求。我跟着这名妇女沿着医院院墙外的路走，这次这条较宽的巷子让我觉得很熟悉了。离医院不远，我们转头进了一道门，然后走过一连串过道、走廊、庭院、房间、转角，走过一道道门的过程令人晕头转向，甚至让人感觉是在做恶梦，因为都分不清自己是在门外还是屋里。我们经过了数不清的人。在一处看来是一个庭院的一部分的地方，一些人正在织布。在另一个地方，一些人正一起吃饭，虽然那时好像并不是某个吃饭时间，而这些人好奇地盯着我们。最后，并没有任何门，我们来到一个上面有遮盖的地方，转个弯，病人的房间——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房间——出现在我们面前。床非常不卫生，靠墙放着。这地方本已经很暗，挂在床前的两块帘子使里面更暗，使得我看病人时都走错了边。当我回过身来，我发觉我们所在的、简直不能称为房间的地方挤满了好奇却又恭敬的人群。一侧的墙上有一面窗户，大部分是纸，中间有一小块正方形的玻璃，透过它又可看见很多张脸，虽然他们可能没法看清房间里面。病人病得很重，被证实是重度肺结核。我带来的小医药箱里没有任何能对他有帮助的东西。人群显然想帮上忙，我发现其中很多人我可以通过他们与病人交流。我转向他们，深呼吸，并指着现在坐在床边的病人，他们便告诉他我想让他也深呼吸，以进行检查。
在检查中，我如此没有防备，在床边坐了一会，起身时，人群中一个好心人为我拂去了紧贴在我衣服上的一两只“小访客”。可以在此顺带说一下，这名访问医生返回时带着各种担心和害怕的预感，想到他可能把一些出访的“纪念品”带回那可爱的家。我用动作告诉人群医药箱中没有可用于这个人的药，并努力让他们明白病人的母亲要和我返回医院，到那取一些药。
当时，我准备了约六个中文单词，其中两个是“tong ba”，前一个意思是“痛”，后一个用升调念，可能是某种语音上的疑问标记，“kaischway”这个词意思是“热水”，当需要水清洗温度计时很有用，还有石医生的中文名字。她的名字被我笼统地用来指医院，并被用来表示需要回那里一趟，但是人群将它误解为我想把“小医生”叫过来会诊，便派了个动作快的去医院报信，不过我一边把他叫回来留住了，一边再次开始努力示意那位母亲和我一起去院长寓所。人群糊涂了，那位母亲则很困惑，显然我的肢体语言失败了，我拼命地对那位母亲招手看来没能传递任何信息。这也难怪，当一个人想让别人跟他走或者到他那，他用的动作对我们来说意思是告别，是像孩子说“再见”时那样摆手。最后，不管怎样，事情清楚了，那名妇女和我一起回到医院，取了一些能让她儿子最后的日子少受痛苦的东西。
在住院和门诊的病人以外，需要“小医生”外出帮助的很多都是妇产科疾病的患者。她讲过一个男人，他在一个漆黑下雨的夜晚来到这里，请她过长江，再往乡间走六里（两英里），去看他病倒的妻子。原来这病人等待医治已四天了。像这样当地无法医治的疾病，它们的可怕性肯定会令我们西方人停下来回想，记起那些病痛中可怕的日子和让所有关心的人无望又无助的境况。来找石医生的男人按中国的方式跪下了，不是因为下跪，而是因为主，“小医生”说她愿意去。
她带上她的一名护士，以及两只轿子和相应的轿夫，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行程。人们不应该设想九江的街道有电灯或街灯照明。事实上，一个人不带灯笼想从附近的地方找到回家的路都几乎不可能，除非他完全熟悉地面的每一步。挂在轿子上的小灯笼将仅有的一点暗淡的光投向四周的黑暗。人们也不应该设想长江能坐渡船轻易地来回，它宽阔的水流还没有桥跨越，九江或附近也没有任何像美国那样的渡船服务。
一行人往乡间走了六里，那个男人开始用“就要到了，就在那里”这些话鼓动他们。一行人前进到十里，那个人继续用上面那一类话消除他们的疑虑。他们走了十五里，再是二十里，轿夫开始生起气来，他们在泥泞中一步一滑，雨在下，天又黑。他们走了二十五里，三十里，那个男人仍在保证他们就要到达他的家。然后是三十五里，那个男人的保证还像之前一样信誓旦旦。最后，整整四十里，在黑夜中前行，走过我们在我们国家白天都不愿走的路，他们到了那无助的家。
进来想尽力提供帮助的妇女眼睛有感染，正流着脓，而房子里挤满了邻居们——挤满了男人。石医生不得不坚定地要求应该立即撤走帮手，然后她又坚持访客应该离开，而他们拒绝这样做。房子的主人不敢赶他们走，他们是他的邻居，以后可能给他难看。他们甚至端坐在房椽下。石医生洗手，做工作前的准备，此时她转向围观的人，非常坚定地说：“我已请求你们离开，我也已要求你们离开，现在如果你们还不离开，（伴着相应的手势）我就把这都泼到你们身上。”这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他们几乎是一个叠一个地逃出了门，就好像觉得否则石医生将施放某种法术。医生随后医治了疾病，救了那个女人的命。因为没有邻居亲眼看见，一个故事传开了，说医生把那个女人切成块，又重新把她缝到一起。
无畏的“小医生”和她的护士之后开始了她们回家的漫长行程。当然，征途花费的时间远多于预想，挂在她和护士的轿子上的灯笼又在手术中被用来照明，所以在她们再回到长江边之前，灯笼就燃尽了，她们陷入一片漆黑，没办法前行了。轿夫们探查了附近的一间小茅屋，发现是一个猪圈。他们爬进去，扯下茅草盖在身上，和猪在一起睡了整晚，而“小医生”和护士则斜靠在轿子的侧面，在天亮之前抓紧时间休息，到那时她们又能继续她们的行程了。
来到这里求诊的病人都是非常需要帮助的。我认为，这里的情况一直如此。像这里的病例那样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医生不会经常遇到，而以我对纽约市四家大医院的门诊的一些了解，它们几乎未曾像“小医生”一直以来那样为人们所需要。
一个被带来的小男孩的两只手以及身上的几处区域正处于可怜的情况。他几处被严重烧伤，家人为他尽了他们最大努力，制作了一种极黑的油和燃烧产生的灰的混合物，厚厚地涂在身上和手上，使得手黑得像块煤，除了有脓和血正滴出来。公平地说，灰和油的混合物不完全像一些其他形式的当地疗法那么糟糕，尽管按我们的观点已经足够糟糕了。看到更为进步的疗法在仅仅二十四小时内起到的效果，人们会很惊讶，第二天的情况已出奇地好。
我记得，一个孩子长了几乎一头的疮，除了脸全部都是。与人们对这家医院的认识很是矛盾，一个男人前来求医，但他确实极其需要帮助，他在城外被他说是老虎的某种猫科动物袭击。那很可能真是老虎，因为我们听说从“小医生”的住处可以看见的山上就栖息着那种动物。他的头皮有一些严重的撕裂伤，很可能是那动物的牙齿造成的。这些长沟中一条延伸到了他的右眼角，那只眼睛差点就被挖出。我在他左臂数到二十处爪痕。一个朋友过来帮他，杀死了那野兽，之后他等了九天才来门诊，以致这些头皮的伤口的感染已扩展至很大范围。
在候诊室，也就是早礼拜时用作医院教堂的房间里，在医院工作时间，一定会有四位圣经妇女中一位或几位出现，她们向候诊的人群演说，常常也会更为亲密地直接和人群交谈。她们中的一位是“小医生”认真又热心的母亲。她立志学习汉字，这本是理所应当的，虽然她开始做这件事时已经成年了，她的这个故事之前已见于报刊，也许在此不需重复，但她现在的志向是学习英语，每天都在努力，想要帮助她的孙子，路德，和石医生在家中当作自己孩子养育的“四兄弟”中的其他人。
护士的思想和工作中也有福音传道的强烈热情。即使不懂她们的语言的人也很容易注意到她们之中基督教的和谐气氛，以及在如此忙碌、如此频繁地面对各种问题的地方却只有异常少的摩擦。人们可以看到病人在石医生巡视时露出欣喜的神情，同样的性情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她的20名护士生命的特性，她们感受到了比病人更大的欣喜，在医院里成为基督徒，并积极地参加医院教堂的礼拜。这20名护士是石医生自己培养的，在门诊的治疗室外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条长椅，当石医生在繁忙的工作中偶尔不那么忙的时候，一些护士聚到那里，石医生教她们必要的解剖和治疗知识。
“人们可以看到病人在石医生巡视时露出欣喜的神情”
（医生位于照片左侧）
她的弟媳，护士长，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尤其是她拥有带着特别魅力的举止和打动人心的能力，这些肯定让她得到了其他19名护士中每一名的认可。不论是和她直接接触，还是观察她和其他人的关系，都可以感觉到，她完全不会因不耐烦而发脾气，而且显然从来不会不清楚该做什么事情。
主手术护士，T——姑娘，是一个约二十岁的年轻女孩，她不但精于递送器械和预见需要，也是一名乐于奉献的帮手和面对危急病例时尽责可靠的护理者。石医生说她把最严重的病例交给T——姑娘，而她很少不能通过护理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T——姑娘有乐观的性格，也有突出的基督教精神。原来，她在成为基督徒前与一个年轻人订婚了，这不是她的过错，而且这无疑也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当她皈依后，有了新的人生观，她很希望他和她一样看待事物，并希望他有机会接受她所接受的教育。考虑到石医生一年450美元的薪水，可以想像她医院的护士收入不会很高。这个勇敢的女孩开始一枚枚铜钱地省下自己的钱，攒起来，希望它们能为这个年轻人拼凑出一个受教育的机会。也许没人知道极力的自我节制能有多大能量，这个年轻人及时进入了南伟烈大学，是这持续的勇敢的努力在背后支持他在那学习。可是他学习起来没有兴趣，人们猜测，他被留在学校是因为教师们知道为了自己他还在勉强坚持。另外，我相信，酗酒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最后，经过相当令自己泄气的几个月，他来对T——姑娘说，大学的伙食不好，他想要T——姑娘给他更多的钱，让他能吃到大部分其他年轻人没有的额外食物。在这个关键时刻，T——姑娘的一些朋友介入，婚约被取消了。当然，我们西方人应记住这婚事本没有把她的同意放在第一位考虑。
“精于递送器械和预见需要”
依靠同样的奉献精神，T——姑娘现在正帮助她的两个在南伟烈大学读书的弟弟。其中较大的那个是一个异常英俊的年轻人，他的头发不像大部分中国人那样是直的，而是有些波浪，一张脸，像T——姑娘的，能够点亮他人，这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心中像基督一样的生命。他和他弟弟在大学的学费依靠奖学金，但其他的花销必然来自他们的姐姐：他们的书籍、他们的衣服和他们的零用钱，虽然花在这些上面的钱肯定不会很多。这两个年轻人中较大的那个，已经被咳嗽和乏力折磨了一段时间，还有轻微的咳血。经检查，他被证实已是重度的肺结核，对其他一些年轻人所做的检查显示这种情况在大学里并不少见，而后面石医生近期一封来信的摘录中也多少写到了这个问题。
应该记住尽管石医生尽力去帮助这所基督教学校中的年轻人，但无论如何她不可能做到所有她想做的。她的访客在几天的逗留时间中为许多年轻人做了身体检查，发现其中很多人需要特别留意，但到了必须离开的时候，还有约三十个年轻人想要接受检查，他们感觉身体需要做检查，可是时间不允许。
周围异教世界带来了压力，而邻近居民又往往在各种问题上持不同的态度，也许是这些给大学带来了统一与和谐，如果根据颇为表面的了解判断，这种统一与和谐超过了在人们其他地方发现的。看上去学生之间洋溢着良好的感情。人们无需讨论他们受到的礼貌接待，因为在中国，无论是基督教或非基督教的环境里，那都是相当普遍的。
女孩们住在与男青年们的校园相邻但隔开的另一个校园中。她们两个两个地排队进入两个学校共用的教堂，出来时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男青年被允许出来之前出来。每月的务德会聚会在工作日的晚上举行，它更像我们所称的“社交”聚会而不是宗教聚会，虽然确实会唱圣歌，它给青年男女一点至少是相互见面认识的机会。我参加了这些聚会中的一次，我极有兴趣地听女孩们唱歌、朗诵，听两个男青年在一些裁判面前辩论，事实上，所有的青年男女都是裁判。
两名辩论者的演说被报以笑声和掌声，听起来就如同我们国家里的辩论。裁判的判定受到了掌声的欢迎，显然得到了听众的肯定。辩论是关于肯定还是否定“吉凶之兆的真实性”，判定获胜的是否定吉凶之兆的价值的那一方。那个持更为陈旧的信念的人颇为相应地选择用文言来演说，他的听众如此不熟悉这种语言以致很多人不能理解他所说的部分内容，而他本身记住自己的辩词都很困难。如同吉凶之兆本身，这种形式的语言正变得越来越没有用处，随着旧形式的、只考古典作品的考试一起，成了过去的事物。那种特殊的古典词汇，即使对于中国人自己也是很难的，只有经详尽的解释和认真的学习后，才能理解那些词语。确实，所有学校，甚至包括教会学校，仍然教授古典作品，它们合理地构成汉语教育的一部分，但它们在更有益更实用的事物影响下正越来越趋于次要地位。
每次当傍晚来临而这名访问医生还在离医院有一段距离的大学校园里，“小医生”，尽管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压在她身上，从不忘从院长寓所派一个可靠的苦力，带着灯笼送我沿漆黑的街道回到医院。石医生在处理琐碎事务方面可称得上有特别的天份，人们可以从她从事的活动作此判断。医院的医疗工作包括一年六百个住院病人和很多精巧的手术，甚至还包括从上海订她所需的药品，这是一年一万四、五千次门诊接待所带来的额外任务，再加上要操持一个家，照顾四个男孩，操心他们的衣服、教育、头疼脑热、不守规矩等各种问题，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责任来自在三所学校承担的工作，其中最重要一所学校是诺立神道学校，它确实培养了并将继续培养出传道工作者。在所有这些之外，还可以补充，她还担任一所新近命名的学校的正在建设中的精美的新建筑的总监督，还要写很多信。而面对所有这一切，“小医生”却表现出了足以为他人榜样的和善，对一些动作慢的中国人完全应当的劝说“Quaisi，Quaisi！”（赶快，赶快！），说得那么亲切和善，没人会觉得受到伤害。
“和很多精巧的手术”
无疑，对于大部分的医疗工作，它们的多样性带来了乐趣，使得即便长时间工作也不会觉得单调。但除了这种多样性的经历，必然还有其他的什么进入一个人的心灵和生命，才会使他愿意，像石医生已经做的那样，年复一年不停地工作，从未连续休息一个星期。只要和她一起工作，即使只是很短的时间，就会认识到，这种力量的来源在她自己的心中，因为有此许诺：“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大约五年前，石医生自己病了，她因阑尾炎而不得不卧床，如果她留在九江，之后的情况会很麻烦，那些急切地希望自己或是孩子得到帮助的人将无法被阻拦在她的家门外，这些妇女会带着她们生病的小婴儿进来，从后面的楼梯找上楼来，进到石医生躺着的病房，所以，从各方面考虑，她必须在一个工作的担子能从她的心头卸下的地方接受手术和休养恢复。
于是，石医生到了美国。除了治病和恢复，在再次开始在中国的工作之前，她还休息了一小段时间。现在，工作继续，面对的需求则比以前更多。
某个颇为辛苦的一天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格外深的印象。那天，我们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手术，还有门诊的工作要处理，下午又有长时间的手术。
下午的病例罕见地危急，病人是一个已处于濒死状况的小婴儿，差点倒在手术台上，不过经过手术，孩子被放进类似摇篮的一只小篮子里，脚被抬高，使头低下去，躺在那里面恢复。主手术护士和最有能力的照料者来负责这个病例。可以在此说明，据最近的消息，这个孩子，已经被取名为斯特朗·格雷斯，仍然活着。孩子的父亲为了表示对我参与手术的感谢，第二天送我一个冷的煮红薯，而孩子的母亲为表达她的感情，几天后，当我们正准备一个手术时，走进手术室，跪在这名访问医生的面前。说起来，这很令他尴尬，因为没法对她解释。“小医生”化解了这个情况，她向这名妇女解释我们不向人，只向上帝下跪。
我们回到房子吃晚饭，卸下了白天工作中的压力，和我们的女主人一起享受她所营造的非常快乐的交际氛围。人们也许会认为，当白天的工作结束，就没有什么事情还要她费力去解决了。晚饭才刚刚开始，一个报信的人来说，一些病情很严重的病人刚抵达医院。我们急忙跨过草坪，穿过走廊。我无法忘记我在接待大厅所看到的情景，这些病人和他们的朋友们相当混乱地聚在一起，那些正受疾病折磨的人病得太重而站不起来。原来，那里有六个人食物中毒。一艘江轮，在溯长江而上的途中，曾在芜湖停靠，在那里一些中国乘客买了一些螃蟹，他们吃下后，很快就发了很重的病。其中一人在轮船到达九江前死去，其余的人被用轿子抬到医院门口求救。两人已被抬上楼，躺到床上，剩下的四人在其他人的帮助下上楼进了单间。石医生带着一点玩笑对我说，她的医院是面向妇女和儿童的，现在则正变成一所“综合医院”，因为其中两个病人是男人。为了这些新到的病人，我们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尽管后来又有一个人发病，但第二天早上七个人都康复了。其中四人是正从南京的会议返回南昌教区的当地的传道者和他们的妻子。
等我们能回来吃完晚饭，已经很晚了，而到了就寝的时间，石医生又没有得到长时间的休息，因为她养育的孩子中最小的那个，卫斯理·梅，凌晨时突发很厉害的咳嗽。咳嗽大约从3点钟开始，石医生起来陪着他，没再睡觉，就这样开始了又一天辛苦的工作，这一天中有许多的求助，许多受病痛折磨的门诊病人，以及许多要做出的决定。
说到做决定，石医生最不寻常的特点之一就是她能快速做决定，并能在做决定时毫无迟疑。一段时间里，在我看来，她一天完成那么多工作的秘诀更多地是做出决定后就不再回顾它们，仅凭意志力把它们放到一边而不加改变。但当对她的思维模式有了稍长时间的了解后，我认为，她真正的解决问题方法，是她的思想如此彻底地无私，由更高的智慧引导，使得她所做的决定都是以正确方式做出，而不是随意处置的。前面提到过的游历过很多地方的那位美国女士曾说过，“小医生”是她所知道的最“无私”的女性，这当然不是认为她缺乏个性，相反，她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而是说她掌握了无私的秘诀，即总是想着其他人。
当南昌教区的传道者和他们的妻子又恢复了健康，我们和他们一同受邀参加一场真正中式风格的宴会，宴会在这家中一间以当地风格装饰的房间里举行。桌上没有盖桌布，看来中式桌子上最尊贵的位子是在那样一个没有木纹朝着人的方位。如果不是我们正好被它吸引，就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了。菜被盛在桌子中间的一些碗里，所有人都是用筷子吃，首先由最尊贵的客人从正中间的碗里夹菜。知县的妻子——后面有对她更详细的描述——参加了宴会，她的出席是对基督教社交观念的让步，因为，按中国的，真正中国的规矩，男士和女士一同用餐是决不可能的。宴会中有两人发现用筷子有点难，他们得到了他们邻座中国人充满善意的帮助，并且过程中没有不当的玩笑。还有一位客人是南昌教区的教区主理，他也是在从南京的会议返回他负责地区的路上。
我们女主人的社交天赋在这次聚会中确实得到了检验。直到现在我也很难明白石医生是怎样既为两组对话做翻译，一组是我和我的邻座，另一组是我母亲和她的邻座，又要不断地和宴会中的各位非常亲切地交谈。当宴会结束，我们没有感觉到在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之间有大的语言障碍。她的这种作为交流的中介的本领，是人们时常可感觉到的，或者应该说，是几乎让人感觉不到的，无论是在公众场合的发言中，还是在医院的工作中，我语言的不同的确被缩减为一个很不重要的因素。
我的一次向中国听众发言的机会，是在儒励中学，那里看上去聪明又好奇的女孩们每天早晨集合在学校教堂做礼拜。她们当中的一个孩子被婆婆刺伤并被扔出去等死，在我们去中国之前，这件事已在我们国家被报道，当石医生要求这个女孩在其他人离开后留下来，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至少有15或16岁的女孩，可是惊讶地看到她只是一个小孩。另一个留下来的孩子曾是九江的一个女人的奴隶，曾被她的女主人可怕地殴打，打得她背上皮开肉绽。在极度的绝望中，这孩子逃跑了，可不知去哪，她害怕每件事物，畏惧每个人。石医生接到某个求助，坐在轿子上正要出发，这时看见这个孩子在街的一个拐角处悲痛地哭。她停住轿子，下来察看。旁边的人能说出的情况不多，但石医生想办法了解到一些事实，她看到这孩子需要医治，便让她和自己一起回到医院。这个已被吓坏了的小女孩拒绝了，因为她不信任任何人，不过旁边的人劝她和石医生一起走，然后她就会好起来。这样，这孩子去了医院，接下来，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在儒励中学读书。她的女主人现在更愿意放弃占有她的奴隶，而不是为显示自己的身份而再把她要回去。这孩子的情况决不是个例。
一天，一个男人带一个小女孩来到医院，她非常缺乏照顾，更重要的是她一只手被结核菌感染，以致一两块骨头要被切除。石医生问这个男人这个小女孩是不是他的奴隶，对此他回答说女孩不是。不久之后，当这个孩子还在医院，一名当地的妇女来病房探望，她无比高兴地认出这个孩子是她的女儿并向大家说明。原来，孩子的父亲鸦片成瘾，一天，当孩子的母亲正在工作时，他带走他的女儿——也是她的——把孩子卖作奴隶，换钱买鸦片。确实这个孩子不是带她来的那个男人的奴隶，可她是那人哥哥的奴隶。不过孩子还是再次回到了母亲身边。
当人们想到即使是妻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奴隶的生活会像怎样在头脑中也就大致成形了。这一体系的受害者不但没有财产，他们甚至没有名字：“奴婢，过来！”“奴婢，做这个！”仅一年半之前，约200名妇女和女孩在九江的街头被售卖，无论谁都可以来把她们买下作奴隶。人们在《美丽的野蔷薇花丛》中名为“母亲的布道”的那章读到，那名牧师是怎样在花园中走动时将一朵玫瑰踩到脚下。人们努力去想像，会是怎样的情绪状态才使他做了那样的事，但人们能否想像出，会是怎样黑暗的心才会夺走一个人的人生，有着各种可能的美丽人生，将它碾碎？
福音之光带来了很不一样的对待女性的态度，和儒励中学有关联的一所学校的小学部中有一个小孩，她的故事就很值得注意，即便她的生命只是被延长几年而已。一个邮差，是基督徒，发现一个小女婴被遗弃在路上等死。按他已觉醒的良知，这决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所以他拣起小襁褓，脑海里思索他能做些什么。以他微薄的收入他不可能省出足够多的钱来雇一名妇女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当他乘船来到九江时，便和邮局的一个也是基督徒的职员商量，而他们决定将联合起来，攒出足够的钱来支付照顾小女孩的费用。“小医生”听说了这个孩子，把她置于自己的庇护下，等她一到年龄就把她送进了这所学校。现在这个孩子得到我们国家的一名女士资助，得名阿比·诺立。当人们看着这个有着乌黑眼睛、面容异常甜美的女孩，会为阿比·诺立是被一个心已为主所触动的人发现而不禁高兴。
医院里的一个病人是一个为肺结核所苦的小男孩。他的父亲是一个在九江有官职的人。他的母亲，那次中式宴席的客人之一，和他的保姆一起住在医院以照顾他。她们两人担心的神情真是令看到的人动容。他的小妹妹也住在医院，虽然一点病也没有。她是多么机灵的一个小人精，才刚一岁，可是已会注意到陌生人，而且很令我们惊奇的是，她会被外国人的像貌所吸引，我很多次以中国女性问候礼的姿势俯身看这个小孩，等着被她注意到。小男孩带着三只白兔，它们住在他房间里的一只盒子里，吃生米，有时他带它们去草坪，在那他坐在小轮椅上由保姆推着上上下下。他父亲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亲切友好、非常容易交流的人。
从九江已传来消息，这个孩子已好转，回到了自己的家，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母亲不但感受到了自己中国人的成见的瓦解，而且已有更进一步的感受，以真正的皈依达到整个人生的完满。当人们考虑到她所拥有的地位，以及官员阶层所认为的他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她的行动简直是一个奇迹：她竟能抛弃家中的神像和祖先牌位，这些可是一个家庭可夸耀的最珍重的宝物，并对石医生说：“我已爱上你们的耶稣。”
许多人皈依都归功于那乐于奉献的基督徒团队忠实的工作和祈祷。一名长时间在医院照料她年幼的儿子的妇女，回家时已是一名基督徒。后来她带着她的儿子回到医院，两人一起走过走廊，上楼进入病房，到孩子生病躺了这么长时间的床前，在那他们一起跪下，为孩子的康复感谢上帝。
“那乐于奉献的基督徒团队”
在九江的十天让人觉得既长又短，长是因为多种多样的经历，而短是因为访问中的许多趣味和快乐。
最后的早晨来的太快，那时，最后的手术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看的年轻人，他的鼻子里有一个长了12年的瘤。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它突出在鼻孔里，每次他的鼻子被碰到，它都会流血。自然，切除时鲜血淋淋，但看到当时情景的人都不会忘记瘤被切除时病人立即表现出的感激和赞赏，他不顾自己蓝色的长袍正被血沾湿，从椅子上起来，跪在石医生面前，向她诉说自己的感激之情。
两个南伟烈大学的年轻人正在楼下等待做身体检查，但消息传来，船就要靠岸，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匆匆地和那里的一众基督徒告别，离开前往码头。我们回去的行程和来时的行程相比，是多么地不同啊。同样有挑夫运我们的大箱子，但一只轿子使我的母亲轻松多了，石医生和她最小的孩子也坐在一只绿色的小轿子里。孩子被放在里面坐着，闪亮的眼睛向外张望，感觉十分快乐，宁静，安稳。不知何故，街道看起来不一样了，我们女主人的优雅以某种魔力扩散开来，甚至覆盖了途中很多不雅之处。那里不一样了，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友好的地方。
不怎么整齐的队伍有约八个男孩同行，包括其他三个“兄弟”，他们胡乱地跟着走，一会在前面，一会在后面，带着假日的气息。到了码头，我们上了船，确定了我们住的船舱，向朋友说再见的时候到了，她帮助打开我们的眼睛，一窥中国之心，也帮助我们领会某种更清晰的主的爱的愿景。好吧，她不能一直等到船开，还有那么紧张的工作，所以，同行的小男孩们跟着，卫斯理，她最小的孩子，坐在里面，绿色的小轿子启程返回医院，去帮助那熙熙攘攘的城市中需要帮助的人。我看着轿子在成群的小贩和挑夫中穿行，它进入租界大门，看不见了，再次看到时，却已更远了，最终，它消失在码头岸边拥挤的蓝衣人群中。我转过身，怀着最深的钦佩，祈祷主祝福那勇敢的心回去面对那所有的为了主的羔和主的羊的工作。
从最近收到的信件中摘出的一些片断给出了关于九江基督教活动更丰富的画面，我将它们作为附录。
我们要做些什么来帮助这些患肺结核的男孩和女孩？很有一些男孩在你离开之后过来，而我很难过地发现学校里几个最有前途的男孩正受肺结核折磨。饶先生和华夫人现在给了一间大而通风的房间供他们使用。他们将有更少的学习任务，更好的伙食，有额外的牛奶和鸡蛋，此外还有补药——鱼肝油、铁和福勒氏溶液。我发现T——姑娘的弟弟没有足够的被褥，只有一床薄被既垫又盖。这个可怜的男孩说他晚上从来睡不暖，而到了早上被汗沾湿后，他单薄的内衣会很冷地贴在身上。上个星期，我为他做了新的棉被，既有盖的也有垫的，然后又为他做了棉的法兰绒内衣。
你那天早上给他做手术的那个男人并没有流很多血。他们确实以一种让我至少可以说是不舒服的方式把我找去了。他母亲过来，在地上磕头，说她的儿子要流血而死了。当我到了他家，我发现一个大血块就要掉下来。把它取走后，那里没有一滴血。他身体是直立的，并且几天前曾在这里吃了补药。顺便说一下，他告诉我他再也不会拜其他的神，将会到我们的教堂来拜上帝。无论如何，如果他定期来听主的道，那将是一件好事。
那孩子的母亲是一名很聪明的妇女，在医院里，她正经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不久前的一天，她告诉我，她人生中第一次了解到崇拜其他的神是无用的。她热情地汲取我们告诉她的关于耶稣的每一个字。
还有一个悲伤的消息要告诉你。一星期前的上星期四，你在隔离病房按摩过的那个大个子男生离去了，去到他在天国的家。正好在他离去之前一个星期，他的妻子在这里。那次他没说其他的，只是说他想要妻子留下和我们一起，无论是进医院或是进神道学校。
在你给他按摩时，你注意到了他左髋部的大肿块吗？我只有给他穿刺，那么多的脓流了出来，再加上他肺的情况也很差，他的力量用尽了，平静地睡去。在七个月之内，他步他死于肺结核的哥哥之后走了。异教的人为死去的人恸哭的方式有点可怕，朋友们相互安慰的方式更糟糕。这里就有个例子。那个妻子的堂姐也在这，你猜她会对这个恸哭的女人说什么？她说：“不要哭，你能做什么，他前世只修了个短命。你只能认你这个受苦受折磨的命。你这个苦命的女人，你甚至没有儿子！”这种话只会让人更难受！我们让她不要再说话。我很欣慰地告诉你信奉基督的寡妇能带给她真正的同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叶夫人说：“我这么年轻（只有23岁），我的面前是怎样的未来，它如此黑暗，我想自杀。”梅夫人说：“看看我，我也是年轻的寡妇，但为主工作使我很幸福，你只要来看看，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因耶稣而得幸福的年轻寡妇。”叶夫人说：“可我和他结婚才三个月。”梅夫人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很聪明的年轻工作者，她结婚才一个星期她丈夫就去世了，还有一个十九岁时就成了寡妇。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耶稣，我们确实会感觉很凄凉。你试试，看看他为你做的安排。”你知道吗，叶夫人不那么难过了，她已决定将自己和这些基督徒命运相连。这可能意味着她稍后会把她伤心的小姑送来上学。叶夫人很聪明，看起来又非常愿意学习，主会给她一个美好的未来。
今天，11月23日，我们过了我们的感恩节，因为饶夫人希望所有的传教士明天聚会，所以我们提前一天过节。去年我们在神道学校举办，所以今年我们在这里举办。我们共发了100张票——50张给年老又无家可归的妇女，50张给在街上乞讨的孩子。我们将整个学校分成任务组，使每个人都有事做。四百人坐在我们的院子里听福音，这些人都有小点心吃。并非如我们所计划的供给100人食物，而是120人聚在十二张桌上，当这些人吃完，还有足够的食物给另外二十人。所以140个这座城市中非常贫穷的人得到了食物。一些乞丐听传道妇女讲话的样子真令人感动。他们听得非常认真，我看到他们擦去眼泪。他们说：“只有耶稣教叫人想到穷人。”他们离开时说：“耶稣会因为这而祝福你们。”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事是因为我发现叶夫人已有了微笑，在帮助我们给那些贫穷受苦的人带去幸福的过程中，她忘掉了她的悲伤。你也会有兴趣知道，所有的传道妇女、护士和杂工，甚至我们的小孩子，都为这次的花费捐了钱。
九江，日&&
我们举行了一系列极好的奋兴大会。山东的丁先生做福音布道。大会结束时，大学的56个男孩，中学的59个女孩，还不包括神学院的男学员和神道学校的女学员，志愿将他们的人生奉献给福音传教工作。丁先生是优秀的圣经学者。你也许有兴趣了解他对自己最近九个月工作的报告。他在16座教堂工作过，造访了35所学校，使344名男性和344名女性立志成为福音工作者。一千人作为考察对象加入教会。主肯定已祝福他在我们之中的辛勤工作。
在你离开我们之后发生了那么多事。12月1日晚，位于南昌的美丽的葆灵纪念中学被火烧毁。韩女士分析，显然是她的新壁炉建得不合适。据推测，燃烧的煤放在石块砌成的火炉中，而支承石块的木条着了火。一切都被毁了。韩女士穿着睡袍冲了出来，一分钟后，谭女士从三楼只能用绳子逃出来。幸运的是没有生命损失。美女士正外出在教区中巡回传教，这对她也是件幸运的事。韩女士今天乘“西伯利亚号”前往美国，李女士和聂姑娘（你在这里见过的那名中学教师）与她同行。
顺便说一下，那个你在这里时发了狂的年轻女人还没被允许返回学校。她的一个邻居告诉我，她仍忠于耶稣。她丈夫和婆婆有时打她，可她不顾在家里受到的迫害，坚定地拒绝参加崇拜其他神的活动。我的弟媳将在中国新年之前再次去看望她，那时她的信仰将受到严峻的考验，她将非常需要别人为她祈祷。
英文Wagons Lits Terminal Hotel，意思为卧铺车终点站饭店，因其位于京汉铁路终点站而得名。德明是Terminal的音译。该饭店现称江汉饭店。
裴敬思的母亲名为Mary Evelyn Perkins（原姓Dwight），此时的年纪约为58岁。她在1917年去世。裴敬思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母亲将他抚养长大。
石美玉曾在美国做一系列的演讲和募款活动，所以这里说很多美国人见过她本人。
石美玉父亲名为石宅嵎（英文拼作Shih Tsêh-yü），1901年去世。这里所说的“第一名皈依者”应是就成为美以美会的信徒而言，并非泛指基督徒。
书中多次以“小医生”称呼石美玉，也有其他资料用此称呼，可能是她因个子小而得的绰号。
附注：原文中用此称法时，有时加引号，有时不加，不清楚究竟有什么区别，译文中全都加上了引号。
其他资料都显示是1892年去美国，1896年毕业，此处的记载不正确。
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网站将石美玉列为最著名的校友之一（）。
英文全称Elizabeth Skelton Danforth Memorial Hospital（伊丽莎白·斯凯尔顿·但福德纪念医院），美国的但福德医生（Isaac Newton Danforth，）为纪念去世的妻子（Elizabeth Skelton Danforth，）捐资兴建，医院即以他妻子命名。在中文中，也根据医院的性质称之为九江妇幼医院。石美玉毕业回到九江后就与自小的好友、一起赴美学医的康爱德（，又名康成，英文称Ida Kahn）开始了医疗工作。此医院于日正式成立。1903年康爱德离开到南昌创办了现在的江西省妇幼保健院，之后直到1915年，医院只有石美玉一名医生。1910年，医院有床位一百张，共治疗患者一万四千余人次。医院现为九江市妇幼保健院，内仍存部分老建筑。
附注：本译文的注释中写到的1910年的统计数字，按当时教会的工作周期，实际是指1909年最后一个季度和1910年前三季度。
即中文“大夫”。
Stone，英文，意为石头。石美玉的英文名为Mary Stone（音译：玛丽·斯通）。
Lady，英文，意为女士。
Miss，英文，意为小姐。
西方的经典智力题。有一个农民到集市买了一只狐狸、一只鹅和一袋谷物，回家时要渡过一条河。河中有一条船，但是只能让人带一样东西。而且，如果没有人看管，狐狸会吃掉鹅，而鹅又很喜欢吃谷物。问：怎样才能让这些东西都安全过河？解答及更多内容可参看维基百科中的。
Contractor，英文，意为承包商。
可能是中文“屠夫”，裴敬思当时的理解并不准确。
hospital，英文，意为医院。
sick people，英文，意为病人。
即中文“石医生”。
此处写到的是美以美会华中年议会第二次会议，会期为日至31日。年议会是美以美会的一级地区组织，因每年举行一次全地区的会议而有此名。当时华中年议会以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些沿江城市和南昌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此时只是第二次会议，是因为之前规模较小时称为布道会。美以美会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历史可上溯到1867年，九江是它最早的传教点。1912年江西布道会从华中年议会分出，1917年升为年议会。
附注1：从会议的会期和书中的一些描述可推知裴敬思初到九江的日期为日。
附注2：本书中所说的“华中”很可能是就指华中年议会所在地区，或至少受到它的影响，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华中”可能并不一致。
石成志（），原姓梅，改从夫姓。后来她进入医学院学习，成为一名医生。石美玉在上海创办伯特利医院（现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她跟随去该医院工作，并在石美玉年老退休后任该医院院长。她此时用的名字是石春枝（英文称Ch'un-chih Stone）。
附注：英文中亲属的称谓不像中文区分得那么细，此处因为有资料所以知道这是“弟媳”，译文中的其他亲属称谓大多只是从多种可能中选出一种。
胡遵理（Jennie V. Hughes，，中文名第二字早期用的是“真”字），美国人，1905年来华，1906年到九江后成为石美玉一生的好友和同工。1920年，她和石美玉一起脱离美以美会，离开九江，到上海建立伯特利会（Bethel Church）。在九江时，她负责妇女传教工作和除儒励学校外的教会女子教育，包括本书写到的诺立神道学校和女子走读学校。她根据这一时期的见闻写了《Chinese Heart Throbs》（中国跳动的心，1920年出版）。1910年她因事回到美国，她的工作由石美玉代理。
这里所写的可能是能仁寺内的大胜塔。
这里所写的可能是延支山，山上有揖庐亭，亭今已近倾圮。
可能是指玛格丽特·伯顿（Margaret E. Burton，）。1908年至1909年，在洛克菲勒的赞助下，她父亲厄尼斯特·伯顿（Ernest D. Burton，）率东方教育考察团在中国和日本考察。她也随团考察，回国后撰写了关于两国女性教育状况的著作，并著有《Notable Women of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值得注意的女性，1912年出版），其中包括早期留学美国三位女性：许金訇、康爱德、石美玉。后来，她一生致力于女性教育问题，尤其关注亚洲女性。
名字的汉字是按原文“Mo Lin Wu”的读音拟定。虽然他是以中文名称呼，但为和其他男孩一致，仍按原文将姓放在后面。
后来石美玉在上海创办的伯特利医院中有一名梅国贞医生，很可能就是这个孩子。
中文名石道生。庐山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也名为石道生，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她的名字英文拼作Mei Ren-yin，应该就是后来领导中华妇女节制会的梅云英。梅云英，又称梅石云英，湖北黄梅人，或许她与石美玉是堂亲关系。
英文Knowles Bible Training School，是美以美会1893年开办的一所以培养女性传道人为主旨的学校。此校名大约从1907年起使用，是来自一位名为伊琳·诺立（Ellin J. Knowles）的女士。1910年时石美玉代理校长职务，有教师五人，学生近八十人。
本书中的“元”是指美元。当时一美元可兑约两枚银元，而一枚银元可买米约36斤。需要补充的是，译者找到的这一米价主要反映大城市的情况，并非九江当地的价格。
清末已开始仿西方硬币的样式制作铜元，一枚铜元当十枚传统外圆内方的铜钱。这里给孩子发零花钱，可能用的是币值较小的传统铜钱。
英文William Nast College，中文又称同文大学，是一所男子寄宿学校，从1870年美以美会在九江建立的男子学校发展而来。1901年，库思非经教会批准，将校名改为“南伟烈大学”，以纪念稍早前去世的南伟烈。南伟烈（William Nast，），出生于德国，移民美国后，在美以美会中建立了面向讲德语的移民的分支，并将美以美会发展到欧洲的德语地区。库思非（Carl Frederick Kupfer，），出生于德国，幼年时移民美国，1881年从南伟烈任校长的大学毕业后来华，到南伟烈大学的前身工作，之后他曾在多地工作，自学校改名起，他专职任校长至1918年。他著有《Sacred Places in China》（中国的圣地，1911年出版），其中所记名胜多在九江及附近地区。早在改名之前，美以美会的德语分支已开始给这所学校很大支持，这可能是它在美国以外最重要的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学校虽称“大学”，大学教育所占比例很小，一段时间甚至没有，却有相当于高小阶段的教育。这在当时称“大学”的学校中也是较常见的情况，毕竟那时还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草创时期，各方面都缺乏规范。因此，阅读本书时应注意，大学里的学生年龄可能并不大。1910年时，库思非休假，代理校长为饶合理（见注63），学校有学生二百二十人，大学阶段的有十九人。学校至1927年仍用此名称，虽然那时已只是中学，之后，名称改为南伟烈（同文）中学，英文William Nast Academy。裴敬思本人后来于1919年短期代理学校校长。九江市同文中学内现仍存该校部分老建筑。
她的名字英文拼作Lan Kwei-yin（音：兰桂英）。
英文Rulison School，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从1873年美以美会在九江建立的女子学校发展而来。大约从1905年起，学校以萨丽·安·儒励森-费什（Sally Ann Rulison-Fish，）命名，以表纪念，中文略为“儒励”。这位女士原姓儒励森，是当时美国密歇根州有名的美以美会传教活动组织者和传教刊物出版人。费什是她丈夫的姓，他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曾代理美国驻宁波领事。1910年时学校校长为李凯德（见注73），有教师十四人，学生一百八十余人。九江市同文中学内现仍存该校部分老建筑。
蔡德高（1868-？，英文拼作Tsai Teh-kao），字广田，湖北广济（今武穴）人。他早年就读于南伟烈大学的前身和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的前身，1882年具备大学水平，是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发端），1901年至1905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长期在九江做传教工作，并在南伟烈大学任教，1927年出任学校首位中国人校长。裴敬思认为他当时主教数学，事实确是如此。
附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众民族意识增强，发出收回教育权的呼声，政府命令各学校不得再任命外籍校长，中国基督教本身的发展也要求中国人在教会发挥更大作用，很多教会学校都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命首位中国人校长。
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美国人，1890年来华，在北京汇文大学任教，1907年他返回美国，之后致力于向美国大众介绍中国。他著有十余本有关中国的著作，已有中译本的有《慈禧与光绪》、《孩提时代》。
英文Peking University，美以美会创办的大学，1888年开始设置四年制大学课程，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后来，教会之间逐渐在教育方面开展合作。1905年北京的教会大学将医学部分联合为北京协合医学院（协合即多教会联合之意），其他专业也于1915年合并到北京汇文大学，并于1919年更名为燕京大学。另一方面，学校的中学部分作为北京汇文中学延续至今。
这里是按比喻意思译出，字面意思为：当被问到他在北京汇文大学坐哪一把椅子，他回答:“一把椅子！为什么，我拥有一整条长椅。”
英文China Inland Mission，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65年建立的旨在向中国内陆地区传播基督教的教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当时英国的人均年收入才约70英镑。不同时期的货币价值是无法做准确的比较的，按很粗略的估计，他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约1.6亿元人民币。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英国人，创立了基督教新教重要教派卫理宗。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Charles Wesley，）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卫理宗在美国的主要教会因奴隶制问题而分裂，“美以美会”是中国对北方教会的译称，本书中写出名字的外国人都属于美以美会，而学校和医院也都是美以美会所办。
依书中所写，当时是以英语做祷告。括号内的译文来自《新普天颂赞》（）。这段祷词一般被称为“约翰·卫斯理的”，但并非约翰·卫斯理所作。
比里亚是希腊某地的古名。《圣经》使徒行传17:11-12：“这里的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查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结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信了，也有高贵的希腊妇女，男的也不少。”一些基督教相关的事物因此以“比里亚人”为名，希望受众认真学习圣经。
即中文“痛吧”。
即中文“开水”。
此处街灯和前面的电灯并列，应该指的是当时仍广泛用作街灯的气灯。气灯是一种以气体的燃烧来照明的灯具。
圣经妇女是教会在当地女性中培养的、辅助传教士工作的传道人。
可能是她的名字的英文拼写的首字母为T，却由于某种原因将后面的部分省略。
当时医院护士的年工资大概是50美元。
美以美会的青年组织，英文为Epworth League，以卫斯理兄弟（见注41）的家乡英国埃普沃斯（Epworth）命名。
即中文“快些，快些！”。
这句话出自《圣经》以赛亚书40:31。
这里描述的事发生在1907年。这里说是五年前，再看前面对石美玉到美国留学时间的描述，本书的记载似乎都比真实年份早两年。
英文Strong Grace，意为“巨大的恩惠”。
英文为shell fish，字面意思为“有壳的鱼”，泛指各种可食用的带壳水生动物，如螺蛳、贝类、虾、蟹等。中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这里只是从这些动物中选了一种。
当时九江城属德化县，也是县署所在地。
教区主理是教区的领导者。此时的美以美会南昌教区主理为美国人长孙维联（William Richard Johnson，）。他1906年来华，在南昌工作了很长时间。1916年豫章中学成立，到1927年之前，大部分时间是由他担任学校校长，在那之后，他继续在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还投身于救灾工作，并向蒋介石建言推动“新生活运动”。
称“儒励中学”是像称“南伟烈大学”一样，以学校所含的最高阶段教育来称呼，并非仅指学校的中学部分。
在本译文中，“婆婆”是指丈夫的母亲。
这里原文用的是“石医生”三个字的中文发音“Shü-Ee-Sen”，而不是英文“Dr. Stone”，可能是为了模拟当时的口吻。
《美丽的野蔷薇花丛》是一本小说集，全名为《在美丽的野蔷薇花丛旁》（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伊恩·麦克拉伦（Ian Maclaren）著。此书于1894年出版，在当时销量颇大。“母亲的布道”为书中第三章，故事为一名青年带着母亲临终的嘱咐，从神学院毕业，成为牧师，做第一次布道。其中写到，在布道前一天，他焦虑地在花园里走动，踩到一朵玫瑰。
当时医院的工作人员，除石美玉和她弟媳外，在英文资料中还找到两名护士的名字：Wang Ngan-fu（音：王安福）、Chang Tsai-ren（音：张彩云），不过不能确定两人是否出现在本书插图中。
饶合理（Harry Fleming Rowe），德裔美国人，1898年来华，1909年至1912年任美以美会九江南教区主理，并在南伟烈大学任副校长，教授神学，本书中写到的学校教堂也是他任牧师。1910年，因南伟烈大学校长库思非休假，他代理校长职位。后文出现的饶夫人英文名为Margaret Nelson Rowe。
英文名Louise M. Walley，英国人，中文称华师母。1886年，她随丈夫（英文名John Walley）来华，在丈夫于1894年去世后，她自己成为传教士。1910年时她是南伟烈大学负责学生生活的女总管。
1%的亚砷酸钾水溶液，曾被认为可以治疗贫血。
丁立美（），山东胶州人，著名基督教布道家。1909年起他在全国各地举办大会，发动年轻学生为传道工作。
没找到当时九江有单独的男子神学学校，这里可能是指南伟烈大学的神学专业。
葆灵纪念学校，美以美会1903年建立的一所女子学校，以稍早前去世的保灵命名。保灵（Stephen Livingstone Baldwin，），美国人，1859年来华，长期在福建地区传教，著名在华传教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创办人之一。这里称“中学”，是以学校所含的最高阶段教育来称呼学校，并非仅指其中学部分。学校现为南昌市十中。
韩伟荦（Welthy Honsinger（婚后冠以夫姓Fisher），，中文名最后一字也有印作“荣”的，不知是排印错误还是确有改名），美国人，1906年来华，到葆灵学校任教，1907年至1920年任学校校长。此次大火后，她回美国筹款，重建了学校，并扩大了学校规模。
谭翊（，英文称Ilien Joyce Tang，Ilien是她的字“义廉”的音，而Tang可能是九江方言“谭”、“唐”难分的结果，），江西九江人。她早年就读于儒励学校的前身，和石美玉的妹妹石安利（英文称Anna Stone）是好友，两人1898年一起赴美国留学。她1906年大学毕业，回国在葆灵学校任教。韩伟荦在美国为重建学校筹款时，她代理校长职位。她1916年再次赴美学习，可惜归国后不久即病故。1908年她在葆灵学校中建立了幼儿园，之后长期负责幼儿园和幼师教育，在她去世后，教会将一所幼儿园以她命名。
附注：石安利因学力不足，只读了几个月大学，1903年便回国，担任诺立神道学校校长，1906年不幸早逝。
美斐亭（Winifred E. Muir），美国人，1909年来华，在葆灵学校任教至1911年。
关于此船的。
李凯德（Clara E. Merrill，中文第二个字也有作“恺”的），美国人，1896年来华，到九江工作。1898年，她担任九江女子寄宿学校，即后来的儒励学校的校长，直到1927年由中国人胡自华接任，之后继续在学校工作。1932年，她从教会退休。
聂灵瑜（英文称Miriam Linyu Nieh），江西九江人。她从儒励学校毕业后，在学校担任教师。这里所写的应该是她赴美国留学所作的航行。她1916年回国，仍到儒励学校任教，1922年至1923年再次赴美国学习，之后至葆灵学校任教，并于1927年至1929年任该校首位中国人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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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2:30:22
文长译繁，点赞收藏，文章内容涉及民国教会人员的医疗传教活动，有研究价值
发表于： 20:35:05
一壶龙井上月球：文长译繁，点赞收藏，文章内容涉及民国教会人员的医疗传教活动，有研究价值
这是1910年，未到民国。
发表于： 20:07:53
竟然没有收到一条反馈，唉——
发表于： 13:17:35
很喜欢！请问原书是什么？可以给一下英文名吗？
发表于： 13:44:02
发表于： 17:01:44
非常敬重石美玉. 我曾讀伯特利小學及中學. 仍感受到石美玉的文化.
深深感謝. 會計劃到美國 mountain View 掃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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