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那些流浪在巴黎的自由时光 -- 魔都晨曦来临 -- 传送门
迷惘的一代：那些流浪在巴黎的自由时光
作者：孙旻编辑胡雅煊按：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中，20年代的巴黎人渴望回到“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美好年代”的人们渴望回到文艺复兴，因为每一个清高的艺术家心里都有一个关于理想年代的愿景。毋庸置疑，美国知识分子憧憬的巴黎停留于20年代，那是“迷惘的一代”作家自由的流放之地，也是经历战争之后人们的精神家园。“迷惘的一代”在这里创造新的语言形式，高傲地击碎着那些关于民主的谎言。巴黎对他们来说，是一座承载着爱恨与梦想的自由之城。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绘了那些超越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城市，每一个虚构城市有一个相映的女人名字，她们似繁星密布的天空，相互交替交织地记录着记忆、欲望、路程和目的……连绵的城市、隐蔽的城市、幸福与悲惨的城市……从笔端轻盈流泻泛滥，一切与时间无关，只是符号和幻象，感觉和回忆。巴黎似乎是其中的一座城市，没有虚拟，拒绝同化，骄傲地回避着与时共进。从过往到今昔，在各个方面，包容承载了不少灵魂的渴望。有过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都有两个祖国，他（她）自己的和法国（Everyone has two countries，his or her own and France）。二十世纪初，巴黎以优雅、知性、灵动的姿态，迎来了那些来自美国的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超级富豪、时尚娱乐人士，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城中，为了不同的梦想和野心，相互结识或交错，其中最为醒目的是“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作家群。“迷惘的一代”作家们，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觉选择离开美国，流放欧洲的文学青年，他们在当年人数之多蔚为壮观，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学的独特现象，甚至发展形成了以此命名的新的文学流派。他们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F.S.菲茨杰拉德（F.S.Fitzgerald）、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T.S.艾略特（T.S.Eliot）、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Roderigo Dos Passos）、E.E.肯明斯（E.E.Cummings）、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阿奇博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詹姆斯·托马斯·法雷（James Thomas Farrell）、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等等。回顾当时的美国，正处于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也称浮华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这个新兴国家聚集了财富，世界经济中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美国东部。与欧洲战后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经济高度繁荣，工业化空前发展，物质积聚膨胀……人们兴高采烈地追逐着“美国梦”——只要努力奋斗，人人都能成功，而这些梦想背后真正的动力是对金钱的不懈渴求，所谓成功就是发财致富，所谓成功人士就是富有阶层，所谓文化生活就是大众娱乐……人们不再推崇智力超群、生活独特的知识群体，知识与知识分子边缘化，整个社会陷于物欲的怪圈。与此同时，战后的精神创伤与心理危机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形成部分群体的愤怒、失望、悲观的迷惘情绪。这些社会化情绪在“迷惘的一代”作家笔下，表述更加直接，也更加感性。F.S.菲茨杰拉德在《人间天堂》中描述自己的同代人：“注定要不情愿地高喊过去的口号；注定要带着一种明显的紧张感害怕贫穷、崇尚成功，好像拥有金钱多少能够帮助他们逃避理想的破灭并保持一种美感。”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表明了他对战争的态度：“什么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儿，我一听就害臊……我可没见到什么神圣的东西，光荣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光荣，至于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不同的是人拿来埋掉罢了。”亨利·米勒在《空调噩梦》中强调了他真实的疏离感：“实际上在任何地方我都能感受到家的感觉，惟独在我的祖国不是这样。我感到格格不入，尤其在纽约，我的出生地。”而格特鲁德·斯泰因总结性的名言是：“热烈的伤害就是缎带上的叮咬”，“没有责怪就没有照管”。这种社会大环境的浮躁，物质追求的冲击，精神迷惘的焦虑，对美国知识界是一次意识形态的挑战。法国评论家和小说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曾指出：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认为，知识分子在地位和表现上应该与世俗之人形成对比，因为凡夫俗子感兴趣的是物质的利益，个人的晋升，而且可能的话，与世俗的权势保持密切关系。所以，一个真正知识阶层的人，需要清醒而独立，既不迎合效忠于权贵，也不参与大众的集体激情。这如同当下，在一个雄心勃勃的社会体制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要么，独善其身地遵从印度哲人辩喜（Vivekananda）所说：“最高尚的人是平静、恬淡、默默无闻的。他们真正知道思想的力量。”要么，如同“迷惘的一代”作家，选择在自我流放中发现自己的精神家园。根据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Cowley）在《流浪者归来》中回忆：“在那些日子里，美国青年作家们在西欧和中欧到处漂泊，他们从经过的列车窗口里彼此招手。”如果用文学史概念论述这一文化现象， 会有一个冗长的人物、作品名单、以及文学、历史意义讨论；同时，“侨居”与“反战”是这些人必不可少的两个标签；而首先提出“迷惘的一代”的是著名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就是这个斯泰因，在毕加索（Picasso）画布上表露出中性气质的女人，据说某天在花园路27号寓所，对年轻的海明威感叹道：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You are all a lost generation）。这句话1926年被海明威用在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扉页题词之一。可1964年，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中披露此话为修车行老板的训斥：“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同时记录斯泰因小姐马上回敬：“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们都是这样的人，你们这些在大战中服过役的年轻人都是。你们是迷惘的一代。”无论怎样，这句话印在了美国文学史里，而且是斯泰因语录。现在，“迷惘的一代”在学术上已经变为专有名词，专门定义一群美国作家，他们生活在海外，并且反抗美国自1900年开始的变化。根据美国作家吉尔·翠波迪（Jill Tripodi）和杰吉·卡洛斯（Jackie Cross）的文章《迷惘的一代》描述：年轻的作家们感觉美国不是一个成功的地方，因为这里缺乏世界性的文化，面对这样的困境，他们的解决办法是打起背包，去欧洲旅行，寻找精神圣地，在那里发现自由的文学和四海为家的生活。美国天才作家侨居国际化都市，巴黎或伦敦，对美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它让一种美国渴望的国际性文化自然建立和存在；第二，它让美国文化变得更为丰富，欧洲或其他国家开始认识到与众不同的民主的美国文化。美国作家乔治·威克斯（George Wickes）在1969年出版的《美国人在巴黎》中分析：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巴黎是一座特别的城市，当时其它国家如英国或美国，正遭遇着他们自己的问题，一个驻足于过去，一个被现代科技影响，法国却是一个自然舒适的地方，而巴黎是法国最好的城市。“她兼具着现代与传统，她接受变化，却又不被改变，所以，她能为艺术家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背景……巴黎是先锋的，能为所有艺术家的创作实验提供国际化舞台……巴黎也是好客的，尤其对外国艺术家，20世纪的巴黎，三位伟大的艺术大师——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俄罗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爱尔兰作家乔伊斯（Joyce）——都是外国人。”自1903年斯泰因登陆巴黎，到1939年亨利·米勒离开，这群充满才气自我放逐的“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巴黎工作和生活着。今天，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当年，却淹没在巴黎的街头巷尾。他们选择离开美国，每个人的具体原因不同，但相似的时期，他们在巴黎。巴黎给了他们相当不同的感受，自然和缓，平静包容，允许悠闲和遐想，尊重艺术和创造，另外，她以绝对容忍的态度对待自然的人性，给隐私足够的自由与空间。斯泰因说：“美国是我的祖国，巴黎是我的故乡。”斯泰因1903年随哥哥雷奥（Leo）来到巴黎，开始接触巴黎的文化艺术人士，1907年结识同性女伴艾丽斯（Alice），两人在巴黎共同生活了近40年。 在《艾丽斯自传》中斯泰因提到：“巴黎是令人激动和充满平静的城市。”她进一步解释，人们尊重她的隐私，让她以自己选择的方式生活，那种在美国感受到的一 致性压力，终于被自由取代。她认为，对于美国人，巴黎有最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因为法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类。“他们真正懂得尊重艺术和文字，如果你是一位作家，你拥有特权；如果你是一位画家，你拥有特权；如果你拥有这些特权，你会多么快乐。”对于一个来自新大陆的艺术家，经常会在艺术上显露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面对这样的审美压力，法国人的态度是自尊的淡定。他们还有一个有趣的理论，作家必须在国外生活才能充分体会自己内在的感觉，才能完整地表达出自我。她说：“巴黎是我们落脚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完全自然地创造出二十世纪的文学和艺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扉页留下著名的话：“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海明威战后退役从欧洲回到美国，与第一任妻子海德莉（Hadley）结识后大谈美国有多烂，认为该待的地方只有欧洲。结婚后他们本想去意大利，但著名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建议：“应该去巴黎——作家该去的唯一地方。那里艺术是严肃的，世界上最有趣的人都居住在那里。”据说其中还有美元兑换率的因素，让作家在巴黎的生活比本土更轻松。于是，1921年，海明威带着新婚妻子，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驻欧洲记者来到了巴黎。友好的安德森给了海明威几封信——给斯泰因的、给赛尔维亚·比奇（Slyvia Beach）的、给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这就是初到巴黎的海明威经常出入的三个场所——斯泰因沙龙、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庞德工作室。“爵士时代”（The Jazz Age）的菲茨杰拉德在《重返巴比伦》中重游巴黎左岸：“我实在是糟蹋了这个城市。我不曾真正理解过它，但是日子仍然一天天的流逝……而我也不再是当初的自己了……”菲茨杰拉德1924年与泽尔达（Zelda）结婚后在巴黎和纽约两地生活，他们延续着纽约奢靡、浮华、疯狂的生活方式，写作与狂欢并重。美国战后于年实施禁酒令，格林威治村瓦解，中产阶级相对保守，传统沉闷，巴黎的宽容自由开放就更具吸引力。《剑桥美国文学史》在论述美国20年代的文化时认为：“爵士时代”与“迷惘的一代”在当时是相辅相成的，“爵士时代”强调入世，“迷惘的一代”强调出世，最终证明两者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但为此两者也都付出了代价。2007年，法国作家吉勒·勒鲁瓦（Gilles Leroy）凭《亚拉巴马之歌》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书中以泽尔达的第一人称讲述了菲茨杰拉德夫妇关于爱情与希望、背叛与毁灭的真实生活。勒鲁瓦说：“我热爱那些为希望奋不顾身的人，正是这种令人向往的力量,解放自我的希望，让他们与众不同。”菲茨杰拉德夫妇用自己的人生演绎了“爵士时代”的激情与幻灭，巴黎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只有奢华与享乐的梦想之都”。亨利·米勒到达巴黎的第三天在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在这里写作，我要平静而孤单地生活，我要像翻阅一本书似的从一点一滴观察巴黎，研究她，学习她。巴黎值得了解的实在太多，她与纽约存在着巨大差异！”亨利·米勒到达巴黎的时间较晚，他经历了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初期。1930年，快40岁的他辞去小职员的工作，被妻子琼（June）送上驶往欧洲的轮船。当时，他没有一本书被印刷过，却立志要在巴黎成为作家。他的作品风格令他很难被归类，有时属于“迷惘的一代”，有时又是“垮掉的一代”，可他在巴黎的生活更接近波西米亚艺术家——金钱不能赋予人荣誉，主流文化令人嗤之以鼻，世俗成功荒诞可笑，只与趣味相投的同类交往，激赏打破习俗的出格行为。他最初的文字狂放无羁，自由反叛，颠覆了人们在审美、道德、宗教、哲学等方面对文学的期待。他的作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被禁多年，只有巴黎能够出版。阿娜伊斯·宁在日记中感慨：“在巴黎，人与人之间畅所欲言，关系融洽，大家共同分享生活乐趣。”严格地说，阿娜伊斯·宁不属于“迷惘的一代”，她的重要身份是女性主义日记作家和亨利·米勒的情人。她在巴黎出生，后因父母离婚回到纽约，没受过正规教育，习惯在图书馆以字母顺序读书。1923年，她与银行家雨果（Hugo）结婚，次年随丈夫搬到巴黎，他们生活优裕，思想前卫，经常帮助落魄的艺术家。在巴黎，阿娜伊斯·宁除了写作著名的女性日记，还创作了多部小说。曾经在巴黎的左岸和蒙马特高地寻觅美国作家的足迹，领略过城市清晨的雾气，夜晚的灯火……莎士比亚书店，圆顶、塞雷特咖啡馆，狡兔、莫穆斯酒吧，以及散落在不同街区的博物馆、画廊、剧场、俱乐部……想象着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忽然相遇在异国他乡，说着相同的语言，看着相同的文字，似乎什么都可能发生……海明威曾说“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钱买书，我从莎士比亚图书公司出借书籍的图书馆借书看。”莎士比亚图书公司是美国姑娘赛尔维亚·比奇开在奥德翁剧院路12号的一家英文书店兼图书馆，位于塞纳河左岸，是居住在巴黎的英语作家们的庇护所。他们在这里聚会、吃饭、寄宿……唯一的条件是每天必须读一本书。就是这家书店，当年为乔伊斯出版了《尤利西斯》。这群具有天赋，激情澎湃，思维敏锐的人交汇在一起，彼此碰撞产生了无穷火花。有时，他们是天使，相互关爱；有时，他们是魔鬼，彼此憎恶；有时他们是普通人，擦肩而过。不管怎样，不管是谁，这座城市给了他们崭新的视野，周围的人令他们深刻解读了人性……巴黎成就了他们的文学野心，让他们写出了在巴黎的第一部作品。1909年，斯泰因出版《三个女人》；1925年，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1926年，海明威出版《太阳照常升起》；1934年，亨利·米勒出版《北回归线》；而阿娜伊斯·宁后来出版了多卷日记，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年那卷——在巴黎的生活。晚年的海明威在西班牙街头把一支笔递给一个少年乞丐，“你能用这支笔征服整个世界！”用笔写巴黎故事的作家数不胜数，只有有限的几位作家真正享有声誉，其余的人现在大多淹没于历史，很少有人记得或阅读他们的作品。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附录中统计：“迷惘的一代”青年至1942年已有236人入选《美国文化名人字典》；这个名单后来扩展到385人。可我们经常谈论的代表作家就那些人，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斯泰因说过：“战争过后我们进入了20世纪。”她还暗示在20世纪还没有开始之前，她就已经属于20世纪了，因为她很明白更新语言的任务必将成为20世纪文学的根本问题。她不断进行着立体主义的文字实验，摒弃了具有宣传煽情，神圣崇高的字句，运用连续的重复和叠加强调冷静的观察与自然的叙述。她典型的名句有：“玫瑰是一支玫瑰是一支玫瑰是一支玫瑰（Rose is 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海明威开始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实验“新闻体”小说创作，他主张文字的简约主义和叙事的暗示效果，著名的写作方法是“电报式对话”、“冰山原则”和“零度结尾”。他写的短句朴素阳刚，叙事含蓄简洁，结尾戛然而止，赋予作品极具震撼的力量。菲茨杰拉德从始至终都实验着生活经验写作，他几乎每部作品都是自己的投影。尽管他举止浮华，思想却冷静深刻，有一种在耽于声色的同时冷静观察的惊人天赋。“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哪怕是幼稚的少作，也都文笔流畅，浪漫精致，结构严谨。”这或许是所有天才的共性。亨利·米勒把口语化的写作实验推向了偏执而极端的领域，他使用令人反感的粗俗下流的语言表达压抑、焦虑、敌意，让人感受到一个“被忽视的、穷困潦倒的、一心要雪耻的天才”的内心呐喊。另外，他“打破了旧传统的‘真诚’，使性从所有浪漫的文学作品中解脱出来。”尖锐冰冷地表达出个人与现实的公然对抗。与此同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尝试着意识流写作；E.E.肯明斯（E.E.Cummings）摆脱了标点符号、大小写的束缚；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Roderigo Dos Passos）实验着印象主义、表现主义、蒙太奇和新闻报道等多种艺术手段……当初，这群默默无闻的人移居欧洲时，美国主流社会曾经议论纷纷，作家马修·约瑟夫（Matthew Josephson）感叹道：“知识分子移居国外，是不是和身强力壮的人迁居美国同样构成问题呢？我们的知识分子买票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呼吸更新鲜的空气，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继而有人认为：“选择到欧洲居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你和别人就是不同阶级的人了……”这些议论或许源于美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的血亲关系，以及潜意识中的文化自卑感。“欧洲人可以忽视美国，但美国人不能不把欧洲放在眼里。”所以，更多美国文学青年去欧洲时选择了法国，而回避了与美国文化一脉相承的英国。当这群侨居的作家带着各自的作品，成绩斐然地回归美国后，美国社会本身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进步，人们开始关注文化领域的民主，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多元化的接受能力显著提高了。而作家们也发现“美国完全有欧洲那样好——在某些方面差些，在某些方面强些。”这种发现“消除了他们的文化自卑感，也直接促成了美国文学的真正成年。”英国人马库斯·坎利夫（Marcus Cunliffe）在《美国的文学》一书中专门有一章写旅外作家，他在最后总结：“只有美国更加美国化的时候，美国才敢于欧化。从一方面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解决方法对于一体的美国是背叛，但从另外一方面看，那正是美国人有信心的表现。即：美国人可以兼备两个世界的最好的东西——或者，无论如何应该努力这样去做。”斯泰因离开美国后，一直生活在巴黎，除了回美国几所大学演讲，以及与出版社洽谈出书，她没有再回去居住过。而她在巴黎的寓所成为著名的现代主义艺术沙龙，墙上挂满大量先锋派绘画，毕加索、马蒂斯（Matisse）、布拉克（Braque），除了这些现代派画家，她的朋友还有诗人艾略特（Eliot）、庞德（Pound）、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思想家怀特海（Whitehead），罗素（Russell），作家安德森、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等。各国的文学艺术青年更是喜欢汇集在她的周围，参加她每个周末举办的聚会。与她一起生活的女伴艾丽斯出版过《艾丽斯B. 托克拉斯美食》，里面除了介绍她的拿手好菜，还提到了毕加索等人喜爱的菜肴和聚会时的欢乐时光。不可否认，斯泰因在当时的巴黎，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1933年，斯泰因以艾丽斯的视角写了《艾丽斯自传》，在这本书中，她平静幽默地回顾了在巴黎的生活细节，并介绍她的文字实验思考与两个地方有关：一个是她在哈佛学习心理学时开始关注写作意识流；另一个是她在巴黎每天下午有节奏散步时引发的想象。诚恳的舍伍德·安德森认为：“斯泰因的重要，不是对读者而言，而是对那些以文字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在斯泰因的圈子里，她像颇具耐心的朋友和老师，她关注艺术家的创作，与他们促膝长谈，对各种绘画流派的看法，对现代写作的评论，她的姿态平和，话语充满自信。她有时会关心艺术家的生活，招待他们丰盛的晚宴，让他们的妻子们与艾丽斯在另一个房间聊天。斯泰因觉得“每一代人注定要和上一代人发生冲突的。”她比菲茨杰拉德大22岁，比海明威大25岁， 应该属于两代人。他们从友好的朋友开始，随着友谊的发展，各自境遇的改变，他们或维持着过去的好感，相互支持；或彼此反目，明争暗斗。斯泰因与菲茨杰拉德 维持了一生的友谊，与海明威却相互对峙、竞争。这其中应该由多种因素造成，其中之一与她认识他们时的起点不无关系：《艾丽斯自传》记载：“斯泰因与菲茨杰拉德的关系很是独特。斯泰因深为《人间天堂》（1920）所感动。此书一问世她就读了，而那是在她不知道任何美国年轻作家之前。她说正是此作真正为公众造就了一代新人。她一直没改变这一看法。”；而1922年，海明威以一个渴望求教的文学青年的身份拜访斯泰因，同样是《艾丽斯自传》记载：“我们回到巴黎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海明威带着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信前来拜访。那头一个下午海明威给我的印象我记得很清楚。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23岁……很有异国风味，两眼闪着热烈关心的神情不怎么吸引人。他坐在斯泰因面前听着看着。”斯泰因与菲茨杰拉德“见面总是过得很愉快”，因为他像所有天才一样，有着非常吸引人的个性。他是“爵士时代”的代表作家，曾经说过：“爵士时代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无节制的时代、一个讽刺的时代。”在巴黎，菲茨杰拉德写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更加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坛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稿费在当时的美国是最高的。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好像是他和泽尔达生活的写照，这对“爵士时代”著名的金童玉女，慷慨富有、纸醉金迷、挥洒自如、充满优越感，是当时崇尚自由 享乐的年轻人的楷模。尤其是泽尔达，短发、靓妆、夸张的服饰、神经质的性格，梦想成为艺术家的愿望令她疯狂。美国作家桃乐丝·帕克（DotothyParker）回忆：“看上去，他们就像从太阳中走出来”。即使今天，这对郎才女貌的组合，以及他们动荡的感情生活，还在吸引着许多人的兴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翻译过菲茨杰拉德的两部小说《失落之城》和《了不起的盖茨比》。1986年， 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去一个农场拜访了菲茨杰拉德的孙女，看着挂在墙上的泽尔达的画作，想像着他们在巴黎的生活……村上认为，泽尔达确实是一位艺术家。斯泰因曾经于一个圣诞前夜，回美国过节并去看望菲茨杰拉德夫妇，泽尔达给她看了在精神病院住院时的画作，要斯泰因挑两幅。后来菲茨杰拉德写信给斯泰因：“那两幅画对泽尔达意味深长，使她感到自己的存在，因为你接受了她的两幅画……”而斯泰因也是最早预言：“菲茨杰拉德的许多同代著名作家被遗忘时仍将有人读菲茨杰拉德。”相比而言，海明威虽然“脱离了地域或传统依附”，他的创作依然是严肃认真，并才华横溢的。1954年，他获得了一个作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他在《非洲的青山》里说，他被人误为艺术家，自己觉得受之有愧。他认为自己只是个匠人，需要慢慢地勤学苦练，就像学钓鱼和其他技术一样。他晚年的秘书瓦莱丽·海明威（Valerie Hemingway）在传记《与公牛一同奔跑》中回忆：海明威无论晚上狂欢到多晚，第二天早晨都会起来写作，而且大多数时间是站着写作。海明威的小说无论是《太阳照常升起》， 还是《老人与海》都有一种别具一格的意境，亦诗亦画，在内容与形式上确是当之无愧的大师。这或许与他年轻时想当画家有关；或许与当年饥饿着走过巴黎的街道，在莎士比亚书店读书，在卢浮宫看画的感悟有关；或许与他主动给斯泰因抄改《美国人的成长》清样，从中领悟了现代派写作的真谛有关……斯泰因认为：“改清样就像掸尘土，你从中得到的教益是任何阅读所无法给你的。海明威改清样使他受益不浅，并欣赏他学到的一切。”海明威则说：“斯泰因厌恶单调乏味的修改文字的工作，也不喜欢承担把自己的作品写得能让人家读懂的责任……我不得不给斯泰因小姐通读全部校样，由于这种工作不会给予她任何乐趣。”不可否认，斯泰因因为朋友安德森的一封信，曾在一个时期成为海明威的导师。她把他带入自己的圈子，让他参加沙龙的定期活动，并把他介绍给其他的艺术家和作家，还特意去他在巴黎的住所看他写过的东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也是她建议海明威放弃记者工作专事写作的。有一段时间，他们关系很亲密，海明威给安德森写信说：“斯泰因和我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们经常见到她……我们都爱她”。斯泰因也告诉安德森：“海明威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家伙，我喜欢和他交谈”。斯泰因还做了海明威儿子的教母。但是，海明威最终退出了斯泰因的沙龙，原因是到1924年海明威发表了几部深受好评的作品，在文学事业上超越了斯泰因。到1926年出版《太阳照常升起》，年轻的海明威已经让斯泰因有些无可企及了。其他作家、评论家开始关注海明威，读者对他更是推崇备至，让他感觉没有安德森和斯泰因的支持，他的文学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的。确切地说，他们关系恶化的导火索是海明威发表了小说《春潮》。海明威曾说过：“安德森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可《春潮》直接讽刺了安德森，同时也讽刺了斯泰因，这对他们之间的友谊是“一种冷酷的毁灭”。很长一段时间，安德森和斯泰因保持了沉默，只是私下谈起海明威时斯泰因不无幽默地说：“海明威已经成为作家。他也爱好拳击，这要多亏了安德森，斗牛则是听我说的。”直到八年后，斯泰因的《艾丽斯自传》成为畅销书，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der）认为此书“智慧、独特、富于魅力。”在写到海明威时，斯泰因的语言充满刻薄。首先，她觉得海明威显然的忘恩负义，否认了她和安德森对他的所有好处。“海明威是他们两人塑造的，他们两人为他们的这件心智之作既感到有几分得意又觉得有些惭愧。”其次，她认为海明威并不前卫，骨子里相当传统守旧。“他看上去像一个现代人，但浑身散发着博物馆里的陈腐气味。”最后，她指出海明威像个骗子，根本没什么男子气，不仅胆小，还十分虚弱。他“玩玩运动总要受伤，胳膊啊，腿啊，要不就是头。”这些攻讦令海明威恼火，他对朋友气愤地指责：“斯泰因是一个老年的、脾气暴躁的女同性恋，正处于绝经期而有点‘精神失态’，这导致她丧失了判断力。”隔了许多年，海明威去世，《流动的盛宴》出版，里面回忆了他早期的巴黎生活，其中用三章的篇幅对斯泰因进行了回应：“斯泰因小姐的教诲”——她是个自恋狂，说过的都是些废话；“迷惘的一代”——这是她提出的不准确的，肮脏得令人厌恶的标签；“一个相当奇妙的结局”——一个男人与显贵的女人或真正野心勃勃的女作家交往，是不会有多大前途的。可惜，斯泰因去世得太早，这一切都死无对证了。斯泰因、安德森和菲茨杰拉德都说过，“海明威是一位危险的朋友，是一个有可能杀人的对手”。1935年，菲茨杰拉德被创作和家庭问题搞得近乎崩溃，泽尔达要住最好的精神病院，女儿要上最好的学校，他要不停地写些可以赚钱的文字……他写信给海明威，字里行间抑郁消沉，而海明威则“回信提议可以安排人在古巴杀了司格特·菲茨杰拉德，这样泽尔达母女就能领到保险金。”多愁善感的菲茨杰拉德在与海明威绝交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到：“我与失败这一权威对话，厄内斯特·海明威则是与成功这一权威对话。我们永远不会再次面对面的坐在同一张桌前了。”《流动的盛宴》专门有一章“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把菲茨杰拉德写得非常可笑，甚至有一点恶意中伤。海明威写下这些话时，菲茨杰拉德已去世多年，很难想象，他们曾经那么亲密，一起在巴黎畅谈游玩，一起出外旅行，一起谈论泽尔达……《艾丽斯自传》曾记录下他们从前的友谊：“他们（斯泰因和菲茨杰拉德）最近见面时他们两人还有海明威相聚，过得十分愉快。”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个复杂的人。美国著名编剧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德（Donald Ogden Stewart）谈到海明威时说：“他爱上你的那一刻，或者他开始对你负有某种责任的那一刻，比如爱情、友谊等等，那就是他折磨你的开始。你过深地涉入了某种他想保护的东西。一个一个地，他会毁掉曾经拥有的最美好的友谊。”的确，海明威不但毁掉过友情，也毁掉过爱情和亲情，他的几位妻子和儿子都曾在书或文章中提及这一点。 对于一位伟大的作家，读他的书比认识他本人应该更有意思。当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人先后从巴黎回到美国，亨利·米勒踏上了巴黎的土地。曾经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图书馆翻看多部美国文学史书籍，有些书里找不到他的名字，有些书里只是泛泛提及，有关他的小说、传记、游记、书信等却有不少。在文学这条路上，亨利·米勒是大器晚成的。43岁出第一本书，一路被禁，经过27年，直到1961年才通过复杂的诉讼在美国得以解禁，那时他已是70岁的老人，这也难怪有些美国文学史里没有他的名字了。“1930年，在亨利·米勒离开纽约前往巴黎时，他认为自己是抒情年代崇尚童真和直觉这种价值观的最后继承人之一。”他在巴黎写了三部自传体小说《北回归线》（1934年）、《黑色的春天》（1936年）、和《南回归线》（1939年）。这三部作品中的人物都从纽约出发，在巴黎放浪形骸，反叛着虚伪的世俗世界……字里行间充满自我意识，语言粗俗，描写淫秽，让世人为之震惊。美国作家杰·马丁（Jay Martin）在《总是兴高采烈》中引用亨利·米勒自己的话：“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那个人，我所是的那个困惑的人，那个随随便便的人，那个无所顾忌的人，那个精力充沛、污秽下流、爱吵爱闹、细心体贴、一丝不苟、说谎骗人、诚实得可怕的人。”瞧，这个人——就是亨利·米勒。他自称是“文化暴徒”，书写淫秽的天才。他的书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叙述力量，一个独行者用黑暗和野蛮阐释那个“黑暗和野蛮的世界”。艾略特称《北回归线》是“一本十分卓越的书”，“一部相当辉煌的作品”。庞德认为《北回归线》“大概是一个人可以从中求得快感的惟一一本书”。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说：“《北回归线》无疑是米勒最优秀的作品，同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一样，此书致力于文体与文学意识的革新。”在《北回归线》中，米勒写道：“只要想到一顿饭——另一顿饭，我就会活跃起来。一顿饭！那意味着吃下去可以踏踏实实继续干几个钟头……”给《北回归线》作序、选书名、并帮助出版的是阿娜伊斯· 宁，她支持亨利·米勒度过近十年在巴黎的日子，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同样，在美国文学史里几乎找不到阿娜伊斯·宁的名字，但关于她的书不少，而几乎每一本都会提及亨利·米勒。从照片上看，阿娜伊斯·宁美貌、娇柔、温婉，是那 种外表平静，内心狂野的典型。她开始写日记的动机是因为父母离婚，少女的她随母亲去美国，旅行途中，她记下点点滴滴，希望日后寄给父亲。当然，这些旅行日记没有寄出，却让阿娜伊斯·宁找到了可以真心倾诉的终生朋友。“日记是我的毒品、麻醉剂、鸦片烟斗，是我的毒药、我的罪恶。”“日记里的是我的自然流露， 日记外的是我刻意展露的精华，是神话，是诗歌。”当然，阿娜伊斯·宁的日记也是“一道独特的20世纪文学风景线”，里面不但记录了一个女人的内心挣扎与成长，也记录了那些多姿多彩的关系。她说：“友谊、关系、旅行是我最大的乐趣。”这些日记跨越60多年，被放在一个牢固的铁箱里，起初在巴黎，后来运到美国，现在已经出版了十卷。其中第一卷（1931年10月至1932年10月）出版于1966年，主要记录了她与亨利·米勒的恋情，与米勒妻子琼的微妙关系……阿娜伊斯·宁写的多部小说都是根据她的日记改编，其中最畅销的是《亨利和琼》。1990年菲利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根据小说拍成电影《亨利和琼》。无论是日记、小说、电影都真实地记录了亨利·米勒与阿娜伊斯·宁的浪漫情愫：一个有美艳的妻子，一个有银行家的丈夫；一个穷困潦倒却天赋惊人，一个衣食无忧却充满幻想……在三人行过程中，阿娜伊斯·宁被亨利和琼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深深吸引，陷入对两个人的爱恋中……最终，她帮亨利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北回归线》，回到了丈夫身边。亨利·米勒和阿娜伊斯·宁是一生的好友。他曾高度赞誉过阿娜伊斯·宁的日记，这些日记“可与圣·奥古斯丁（Augustinue）、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阿伯拉尔（Abelard）、卢梭（Rousseau）、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媲美。”1965年，亨利·米勒出版了《给阿娜伊斯·宁的信》，这些信跨越时间很长，从1931年12月的巴黎至1946年7月的大瑟尔，里面几乎无所不谈，经常被随便写在小纸片上，菜单背后，或旧信封上。1969年，罗伯特·斯奈德（Robert Snyder）制作了一部关于亨利·米勒的电影，片中他回忆起在巴黎的日子，自然地谈到阿娜伊斯·宁和那些艰苦岁月。他说“在巴黎，我交到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两个特别的伙伴劳伦斯·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和阿尔夫德·波拉茨（Alfred Perles）。当然，还有第三个人，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重要的阿娜伊斯·宁，现在著名的日记作家。她不但给艺术家许多灵感，也是许多艺术家的保护人，其中包括我。”1989年《文学激情——阿娜伊斯·宁与亨利·米勒的信》出版，里面记录了多年来他们爱的热情和对文学的激情。曾经在一个雨天访问过位于加利福尼亚大瑟尔（Big Sur）的亨利·米勒图书馆，一栋木结构的房子，简朴别致。他的老打字机和他写过的书安静地放在窗前的桌上，阿娜伊斯·宁的书与它们摆放在一起。亨利·米勒从巴黎回美国后基本是离群索居地住在附近，写作、画画、研究东方宗教。阿娜伊斯·宁则奔波于纽约的丈夫与洛杉矶的年轻情人之间，她曾经开车来拜访过亨利·米勒和他新婚的妻子，以及孩子们。其实，很多读者对他们是有误解的，以为他们只写情色文字，可他们也写过不少严肃的作品，只是不畅销，看的人比较少。亨利·米勒 一生读过很多书，是个博学的人。很喜欢他的《大瑟尔》，没什么情色，也没什么脏话，有不少关于大自然的描写，还写了他的孩子们，字里行间能感觉到父爱的温情，令人动容。而阿娜伊斯·宁在60年代成为女权主义的代表作家，纽约大学70年代中期设立了“阿娜伊丝·宁纪念奖学金”，每年作为荣誉奖发给比较文学专业的一位博士生。1939年后，“迷惘的一代”作家大多已经离开，但赛尔维亚·比奇的莎士比亚书店还在。当年，她的同性伴侣美国姑娘阿德里安娜·莫尼尔（Adrienne Monnier）在街对面开过一家法文书店，但美国作家们还是喜欢来英文书店。斯泰因、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亨利·米勒和阿娜伊斯·宁都是书虫，也都是赛尔维亚·比奇的朋友。海明威回忆说：“没有人对我有像她（比奇）那么好过。”亨利·米勒在这里吃过炖菜，阿娜伊斯·宁在“作家室”的那张床前留下了遗嘱。二战后，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接手经营莎士比亚书店，现在，他的女儿在管理，她的名字也叫赛尔维亚（Sylvia），或许是为了这段记忆。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描写马克·波罗向忽必烈汗讲述他旅途走访的城市印象：“他必须继续走向另一个城市，而那里等待他的是他的另外一段过去，或者某种当初也许是他的可能的未来，而现在已是他人的现在的事物。”支付宝捐赠加入我们，联系我们，请回复我爱魔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文冤阁大学士の语言学问所boarheadBookWarm书友会bookwarming《魔都晨曦来临》日报shmorningherald
微信扫一扫获得更多内容
觉得不错，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魔都晨曦来临 最新文章:
查看更多&&>>&&
shanghai morning herald by boarhead club
广告 也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
魔都晨曦来临 微信二维码
分享这篇文章
11月2日 1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