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蒋介石曾找人算命只能活到1949年
【导读】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是，当年算命的人说他活不过63岁，正好在1949年蒋介石就是63岁，所以他认为自己剩下的寿命都是上帝给的。
晚年蒋介石的健康状况有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死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蒋介石如果较长时间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引发公众猜测。因此，他的家人就用公开露面或者家庭照片来证明他还活着。
日，蒋介石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8岁。
彼时，距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已有近30年，尽管蒋介石已逐步退出政坛，但其在中国台湾威权统治20余年，影响力仍无人能及。
今年，蒋介石去世已40年。他的晚年生活照片、史料正逐步公开。当时他的行为怎样影响了此后的台湾？他的私人生活又是怎样的？记者专访了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红民，以还原这位前中华民国最高领导人的晚年生活。
晚年的四次露面
记者：蒋介石晚年身体状况如何？他的病情曾是绝对秘密，卧病期间外界不断有关于他病情的谣传，甚至传言他已经去世，他是如何处理的？
陈红民：现在很多人把蒋介石的晚年写得很不堪。关于他的身体状况，曾长期任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邵铭煌跟我聊过，他说，80多岁的人，不管是多了不起的人，生病了都是那样，所以不宜过分渲染。
蒋介石活到88岁，经历那么多的沧桑和风波，也是高寿了。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是，当年算命的人说他活不过63岁，正好在1949年蒋介石就是63岁，所以他认为自己剩下的寿命都是上帝给的。
蒋介石晚年身体有疾病，尤其是前列腺，还动了手术；另外他满口假牙，不能吃硬的东西。他的心脏、肺相继出现问题，到最后手发抖、不能写字，坚持了几十年的日记也停下了。
威权主义统治下的社会有个特点，领导人是终身制的，他们的个人安危都是国家最大的秘密。蒋介石的健康状况会有神秘色彩，因为他的死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蒋介石如果总是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就会引发公众猜测。因此他的家人就用几次公开露面，或者家庭照片来证明他还活着。
1973年以后，宋美龄策划了蒋介石的四次露面”。1973年7月孙子蒋孝勇结婚，媒体发布了新婚夫妇和蒋介石的合影；同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全会的10位主席团成员，到“荣总”晋见蒋介石；第三次曝光是蒋孝武夫妇去士林官邸探望时，对外发布家族活动的合影，肃清当时关于蒋介石已经去世谣言；第四次在1975年初，蒋介石接见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马康卫，是一次政治性亮相。
不过，因为从蒋经国接班（1972）到蒋介石过世（1975）之间有几年的时间缓冲，所以他真的过世时，台湾社会虽然震撼也很大，但政局、政务相对稳定。上述这些举措，只是为了政局的平稳。
蒋经国如何接班
记者：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蒋介石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陈红民：其实蒋介石晚年已不太考虑很具体的问题了。他身体不是很好，蒋经国每天早晚两次去见他，行政上的事情包括人事等都是蒋经国在面见时汇报，回头再在会上传达，其他人是见不到蒋介石的。
我认为当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和美国的关系，担心台湾被美国抛弃。因为台湾已经“退出”联合国，如果再失去美国支持，就更加岌岌可危。
从蒋介石晚年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更多地在关心国际大事，包括欧洲、非洲、东南亚国家的局势。对于台湾内部的政治、经济建设不太操心，偶尔会关注人事的布置安排。这里的原因在于，台湾的局面是否能继续维持，不在于他自己怎么努力，而在于国际格局怎么变化。
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关系原来并不好，毛福梅（蒋经国生母）去世后交流障碍才逐渐少了。蒋介石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是1940年代蒋经国进入中央干校，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革命后继有人”。1949年政局变化，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只有蒋经国陪着他，这时蒋介石对蒋经国的认识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后来在台湾才真正开始培养蒋经国。
但培养蒋经国接班有两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蒋经国当时访问了美国五六次，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了解和接触美国，也让美国方面了解他。
第二方面是内部的阻力，比如吴国桢、陈诚这些老一辈“权臣”。早期是通过陈诚和吴国桢两个人的矛盾相互牵扯，当然这不只是蒋经国的问题，甚至还威胁到蒋介石的权威。1965年陈诚去世之后基本上没人能对蒋经国造成威胁，剩下的问题是怎样培养他。所以从“国防部长”再到“行政院副院长”，从军到政的过程，都让他去历练。
蒋介石年纪大了之后，跟社会的接触面也很窄，他同辈的比如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这些人，他看不上了，他学生这一辈他也看不上，最后他也找不到人接班。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蒋经国，只有这个儿子。
国民党有自己的政党伦理，选择领导人既要有能力，革命经历也要有。这样来看蒋经国，他的履历完整，各方面能力都得到过锻炼，国民党内除了陈诚之外没有其他人能和他比。其实蒋经国也不容易，1949年开始培养，到1972年接班，20多年的培养也真是下了血本的。国民党这种政治伦理，好坏另说，但也不能说蒋经国完全因为是蒋介石的儿子就做了地区领导人。
蒋介石为何丢掉大陆：挖毛泽东的祖坟遭报应
【导读】1949年后毛泽东曾谈到祖坟被挖一事，表示，“ 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风水与祖坟的关系真伪不辩，风水中迷信的成分太多，甚至荒诞。那么，为什么盗墓史上“挖祖坟”时灵验，时不灵验？其玄机，或许就在毛泽东的一番话中。
前段时间，蒋介石回大陆选墓址的话题被炒的很热。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本来安葬在台湾慈湖陵寝，长期以来一直由台湾“国防部”派兵护卫，但是陈水扁之流突然宣布将对慈湖陵寝撤防，这意味着蒋介石父子在台湾的安葬之日到期了。相当年，蒋介石是何等的威风，到最后却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地，如果借用报应之说，那么这将引出一个有趣的话题——蒋介石挖毛泽东的祖坟遭报应！
蒋介石对祖坟的风水也相当看重，去台湾之前曾多次去浙江奉化扫墓。
《民国官场迷信实录》一书记述，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奉化沦陷，蒋介石最担心的事是祖坟被毁，尤其担心母亲王采玉的墓被破坏。曾密令军统头目戴笠派员去探察，并拍下照片给他看。汪伪政府中一些汉奸挑动日本人挖蒋介石的祖坟，都被汪伪浙江省省长傅式以各种办法保护下来。因保护蒋家祖坟有功，“汉奸”傅式后来被蒋介石从轻发落。
蒋介石还曾派人挖过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祖坟。据国民党方面已公开的资料，国共战争期间，蒋介石曾三度派兵去挖断毛家龙脉，被毛氏当地族人巧妙地保护下来。毛氏族人把毛家祖坟的墓碑埋藏起来，又平掉坟头，让人找不着。第一次是1930年，时湖南省省长何键，指派亲信副官熊道干统率一个连的兵力，往湘潭去挖毛氏祖葬，因为毛氏族人已有准备，所挖的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地主毛俊贤家旳祖坟。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挖毛泽东祖坟不是空穴来风。
据毛氏家谱记载，毛泽东祖父坟墓所在地叫“虎歇坪”，是一块天王出宫，九龙朝圣的风水宝地。此处左青龙右白虎，“一钩流水一拳山，龙蟠虎踞在此间”。当年，毛的祖父死后8年才安葬，时间选在农历八月十五，也充满了故事。
1968年，蒋介石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曾嘱儿孙要报此“家仇国耻”。后周恩来很快派人修好了蒋家祖坟，出于“统战”的需要，周恩来还拍下照片，通过“中间人”传给蒋介石。
有报道称，1949年后毛泽东曾谈到祖坟被挖一事，表示，“蒋介石要挖我的祖坟，这是失民心嘛，失民心者失天下。”
风水与祖坟的关系真伪不辩，风水中迷信的成分太多，甚至荒诞。那么，为什么盗墓史上“挖祖坟”时灵验，时不灵验？其玄机，或许就在毛泽东的一番话中。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到底有多大差距？
【导读】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蒋介石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国民党的军事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华：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无从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国民党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
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高华：这要看在什么时间段，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九座机场，四十五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普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也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赶到前面去了，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不少条令，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等，但是全为具文。土改对国军冲击巨大，连国民党的文件都称，许多农民接受了“国军是替地主打仗”的说法。日，地政署署长郑震宇呈文行政院，更是直接点明：“共产党策动减租与分田之运动，深合于农民之要求……故能广泛号召农民受其驱使，为其效命。”台湾名作家王鼎钧回忆，在山东战场，国军将领因老百姓为共军通风报信而气急败坏，有人提到老百姓就咬牙切齿，就是那时情况的一种真实写照。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蒋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华：说起来蒋介石是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是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战略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军要守护的摊子太大，面对解放军的进攻，顾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的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旅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胡宗南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华：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通文墨，有的还通外文，善诗词。相比之下，中共将领普遍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至于国军的中低级军官，也大多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这个奇迹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也有关，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高华：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在蒋系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军包围也不救，致其被共军消灭，使蒋大为愤怒，蒋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军包围，向他求援，邱还是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军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军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宗仁、白崇禧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内心复杂：蒋介石死讯传来，毛泽东怎么想？
【导读】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感情。毛主席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1975年毛泽东在杭州的日子
“人间天堂”杭州并没有使毛主席的身体很快康复。此时，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毛主席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最近几年，周总理的身体越来越差，前几年大便中偶有潜血出现，进行肠胃检查，发现膀胱癌，经过两次开刀、三次电烧，已能稍稍控制。最近大便中潜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畅通。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肿瘤，类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经此肿瘤处蠕动甚慢，通过亦窄。若此肿瘤发展，可堵塞肠道。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负责周恩来治疗的政治局常委听取了医疗组的汇报，看了X光照片和录像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报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到报告，又仔细地询问了随身医生，认真地听了医生对病情的分析后，才批准同意给周恩来总理做手术。
这些天铁瑛见主席心情不好，有时间就过来陪主席聊一下天，在一次聊天时主席对铁瑛说：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
对于这种危机，别人无法理解主席的这种忧愁。面对无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规律，一种无奈时常折磨着毛主席。没有人理解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更没有人敢在他的跟前谈论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在无奈中他只好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这些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词诗，成为毛泽东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愁绪的一种情感寄托。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一派生机盎然的情形，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两个月了。毛主席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祖国统一成了他心中最大的夙愿。1950年、1955年的三次台海危急，毛主席将对台方针从武装解放台湾转变为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在1958年金门炮战中，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同志说，台湾是要胡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我看还是要蒋介石好。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岛所经历的风波曲折中，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共识，蒋介石在晚年多次公开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日，蒋介石在与日本首相谈话时说，美国由于不愿卷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漩涡，于是有了两个中国的想法，借此苟安于一时，殊不知两个中国的办法，是我所绝对反对，而也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仅为一种幻想而已。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又在进行促进国共和谈与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1972年10月，他曾要求去美国的人前往纽约看望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驻美国大使”顾维钧，邀请他来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共同的愿望。1973年春天，他又打算派专机送章士钊老先生飞香港，要架通沟通大陆与台湾的和平桥梁。章士钊先生不幸病逝于香港。1975年春节前后，蒋介石通过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经秘密通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主席到台湾访问的消息。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假设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和谈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出乎大家的意料，毛主席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主席内心的复杂感情。毛主席还没来得及将大陆的信息反馈过去，蒋介石已溘然长逝。而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损失。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毛主席来杭州已经两个多月了。春天给主席忧郁的心情带来稍许安慰。4月10日上午，一直陪同毛主席在杭州的中办负责人汪东兴、张耀祠通知毛主席警卫处负责人：金日成主席将率领朝鲜劳动党和代表团访华，毛主席准备在杭州与金日成会晤，警卫部队要尽快做好准备。
金日成到杭州会见毛主席，铁瑛立即责令警卫处制订方案。根据以往的做法和经验，警卫部队很快制定了接待和警卫方案。两天后，汪东兴和铁瑛一起听取了警卫汇报，各项警卫工作均按要求就位。
中朝之间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毛主席同金日成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主席过81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毛主席收到金日成捎来的苹果非常高兴。毛主席知道金日成眼有病时，立即调派国内最好的眼科专家到朝鲜为金日成治病。专家在朝鲜期间，毛主席时刻关注着金日成的治疗情况，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4月13日晚7时，原来的计划突然改变了。当晚，警卫部门又接到通知，金日成不来杭州了，毛主席决定要回北京会见金日成。对如此突然的变化，一般都难免措手不及，但担负毛主席警卫的部队不愧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他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将毛主席离杭州的车辆调配、行走路线、沿途警卫迅速确定。晚上8点，毛主席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出刘庄一号楼。毛主席步履蹒跚，送别的人都泣不成声。毛主席以疲惫的目光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人，无力地点了点头，算是向众人告别。
毛主席突然离杭，使得当晚正在省委开会的谭启龙、铁瑛两位书记措手不及。在接到毛泽东要离杭的紧急通知之后，谭启龙和铁瑛立即停止了会议，二人迅即坐车赶赴刘庄。但毛泽东已经离去。于是，他们又直驶杭州车站。待赶到站台时，专列正徐徐启动。他们跑着来到主席坐的车窗，这时只见车厢里的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两位书记频频挥手告别。从留在刘庄中办另一位负责人口中得知，毛主席原本打算离杭州前找谭、铁二人谈一次话。毛主席要谈些什么？他对第二故乡杭州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些随着毛主席的逝世，永远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毛泽东私下里为何追悼蒋介石？只有六个字！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 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将来有一天葬到大陆去。
警卫人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高兴，起床后，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毛泽东。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泽东听后并没有高兴，相反一脸的凝重。
他对身边的人说：“知道了。”此时，没有人能理解毛泽东内心的复杂感情。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泽东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
词里写道：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泽东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 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 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泽东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毛泽东最后的日子里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泽东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泽东派了架波音七0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泽东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他谈心。
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泽东让秘书把庾信的《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他喜欢《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
毛泽东因未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而伤感。他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曾经的辉煌;像看电影中自己军队进北京，以及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这就是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蒋介石临终前两个月秘密邀请毛泽东访台内幕
【导读】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没有见过面。但这并不等于说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接触，只不过，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以特殊方式进行的。
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6月27日，杜鲁门以共产党占领台湾，将直接危及太平洋地区安全为由，公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当时的蒋介石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以他自己的兵力，不可能守住台湾，因此，他希望美国人帮助他守台湾，希望美国第七舰队这个“保护伞”能长期在台湾海峡存在。另一方面，他也看出美国人有分裂中国的阴谋，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就是他们分裂中国阴谋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人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和他商谈此事时，他没有表示同意。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最后他下定决心，即使美国人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也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当美国人公开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时，他决定公开表示自己的这个态度。6月28日，经蒋介石授权，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一方面接受美国关于台湾防务的计划，另一方面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仍为各国所公认，国民党接受美国防务计划，自不影响国民党维护中国领土完整之立场。他特意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
毛泽东看到叶公超这个声明后说，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1954年12月，美台签署了针对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强烈的反对立场，打破美国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给美蒋以一定打击。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三个军种协同作战，一举攻克了作为台湾门户的一江山岛。美蒋慌了手脚，他们一方面在台湾海峡增加兵力，另一方面也极力寻求国际上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蒋介石各有各的打算。蒋介石寻求国际支持，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生存空间，多争取一些外援。而美国人则打算借此机会，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搞“两个中国”。美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急切呼吁通过联合国的斡旋“来停止中国沿海的战斗”。他们还搞了大量外交活动，想通过联合国的介入来实现海峡两岸的停火，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
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到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支持，挫败了美国人企图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
上世纪50年代末，在实行专制统治的国民党的眼皮下，出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情况：台湾有些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选举的旗号，要竞选“总统”。原来，这背后有美国人的阴谋。
美国人见蒋介石对美国搞“两个中国”不配合，就打算把蒋介石换掉，让另外一个更听美国话的人来当“总统”。
在美国人的活动下，台湾政坛上出现了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活动。有人推举陈诚，也有人推举胡适。胡适是个亲美派头子，但他是个文人，没有从政经验，被选上“总统”的可能性不大。于是，美国人就倾全力支持陈诚。美国人支持陈诚竞选，是为了让陈诚当选后，在政治上实现一种过渡，让蒋放弃权力，他们也就便于挟持陈诚搞“两个中国”了。蒋介石对美国人搞这一套的阴谋很清楚。他表面上说同意搞民主竞选，但实际上从来就不打算放弃权力。
正当此时，毛泽东表示了这样的态度：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他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了这样的话：“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我看还是蒋介石好。但凡在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毛泽东和蒋介石第一次派人互相沟通
由于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个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国共双方都努力寻找能够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这个人终于被找到了，他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个有一定政治活动能力的文化人，过去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都有密切接触，国共两党都把他视为上宾，他本人对国共两党也表现出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正是因为这个关系，他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大陆时，没有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政权工作，也没有跑到台湾去为国民党政权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个“不在此山中”的观察者。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一次是蒋经国秘密派一艘小型军舰，到香港把曹接到台湾，与曹密谈如何由曹出面建立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沟通渠道。另一次是蒋经国亲自到香港找曹聚仁，与他再次商谈如何与共产党沟通的问题。曹聚仁答应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后，蒋介石就把曹请去了台北。蒋介石、蒋经国在阳明公园会见了曹。会见中，蒋介石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7月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接见了他。周恩来在听了曹介绍的蒋介石的意愿之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方针。周恩来说，第三次国共合作的目的，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曹聚仁，对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打算。毛泽东表示：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中起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他还让曹到各处去走走看看。第二天，周恩来宴请曹聚仁时，告诉他，今后你就是大陆的常客，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忙。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曹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
经过多次沟通，国共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了一些共识，比如，国共两党都坚持一个中国，都维护祖国统一；国共两党也都有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更重要的是，通过曹的沟通，双方也都有了一定的信任感了。
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了“一纲四目”的宽大政策
炮击金门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曹聚仁并请他吃饭。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不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当在场的有人提出，美国人一走，美国对台湾的军援会断绝时，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那么，台湾人民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生活方式吗？”毛泽东答道：“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从上面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蒋介石是采取十分宽大的政策的，前提是台湾回归祖国，不和美国人搞在一起。但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政策一直心有疑虑，后来，在曹聚仁说了毛泽东讲在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的话以后，蒋介石才对毛泽东的话有一些相信，开始考虑毛泽东提的宽大条件。对此，蒋氏父子私下反复议论过，但一直没有提出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曾经提出的给蒋氏父子的宽大政策，加以细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形成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总体构想。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构想概括为“一纲四目”。毛泽东、周恩来都向曹聚仁谈了“一纲四目”。他们怕蒋介石不放心，还于1963年通过过去与蒋介石、陈诚二人关系都比较好的张治中致信陈诚，在信中转达了“一纲四目”的基本内容。
“一纲四目”的具体内容是：“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周恩来在与曹聚仁的谈话中除了再次强调这“一纲四目”的内容外，还强调：过去我们谈的意见，不是我们个人的，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意见，是官方的，请蒋介石放心。毛泽东还提到，蒋介石有什么条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们一定认真考虑。
曹聚仁到台北后，向蒋氏父子讲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蒋介石、蒋经国、陈诚等国民党高层领导人经过一番研究，决定提出他们的一些条件。他们的这些条件，有与毛泽东想法一样的，也有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太一样的。曹聚仁带着这些意见，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进行沟通。经过一番努力，双方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
1965年7月，毛泽东与曹谈话中间，毛泽东亲笔写了一首词《临江仙》，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表达了毛泽东希望蒋介石回大陆安度晚年的诚意。7月20 日，回到台湾的曹聚仁在台北日月潭的涵碧楼，向蒋氏父子介绍与毛泽东谈话的情况，并且向蒋介石转交了毛泽东题的诗。蒋介石看了毛泽东的诗后表示，十分感谢毛泽东的好意。同时，蒋氏父子根据他们与大陆沟通的结果，拟出了六个条件。蒋氏父子要曹向毛泽东转达这六个条件，然后双方再进一步商量。这六个条件是：1、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2、蒋经国任台湾省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耕者有其田，其他内政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3、台湾不得接受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4、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5、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6、台湾现任文武百官的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可降低。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蒋介石通过曹聚仁和毛泽东多次交涉后形成的，应该说，对双方都有利。特别是在军队问题上、由于毛泽东过去有过让国民党保留一点军队的意见，双方在这一问题上能达成统一认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
毛泽东答应把庐山送给蒋介石养老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纲四目”中没有提到让蒋介石回住庐山的问题，而在1965年7月蒋氏父子商量条件时，却特意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写入六条之中。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蒋介石对庐山情有独钟。他喜欢庐山那美丽的景色和宜人的气候。在大陆时，他曾经有13年是住在庐山的。他在30年代初期，在庐山办过军官训练团。之后，他经常在庐山办公，在那里接见各方面政客和外国使节，还经常在那里召开有国民党要员参加的小型会议。1933年蒋介石出钱买下了原为英国西伊勋爵的别墅，并且对之进行了改造，增建了别墅西边的联体副房。购买庐山房屋后，蒋介石每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住在庐山的。1948年8月，蒋介石在庐山他的住所一块巨大石碑上题写了“美庐”两个字。蒋介石逃台后，整个庐山上的建筑均为国家没收，包括“美庐”，改建成中共中央的招待机关，后来中共中央又经常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曹聚仁时对他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他对“美庐”管理得很好表示高兴。之后，曹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他回到香港后，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他到庐山、奉化、萧山、宁波、杭州游历的情况，同时附上了一些照片，其中有三张是“美庐”的。曹在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一样也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当然，曹在信中也讲道，现在庐山已经归中共中央庐山管理局所有了，剧院等的名称也改了。曹怕蒋介石对此不高兴，在信的最后写道：“聚仁私见，认为庐山胜景，与人民共享，也是天下为公之至意。最高方面，当不至有介于怀？”曹在信中还说：“前年宋庆龄先生上山，曾在庐中小住。近又在整理。这些都是中共方面期待你能回到大陆，到时好请你去游山的意思。那时，你原来的别墅，正好准备你来居住。这个意思，我不能不告诉你。”曹还给蒋介石出主意说：如果能够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你回大陆的主要居住地应该是庐山。“唯情势未定，留奉化不如留庐山，请仔细酌定。”他还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他与中共高层共同的意思。没有想到，蒋介石看了这封信后，不仅没有介怀庐山归为中共中央管理局所有，而且十分高兴。他仔细看了三张照片，感慨万千。他让曹向毛泽东表达他的感激之意。不久，曹聚仁把蒋介石的态度回复给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大方地表示，如果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回大陆，庐山可以作为蒋介石养老的地方。毛泽东把这件事情记在了心里。1959年他上庐山开会时，发现工作人员正欲凿除蒋介石在石碑上写的“美庐”二字，连忙制止，让蒋介石题写的这两个字保留了下来。
蒋介石听到曹聚仁向他转达的毛泽东的这个意思，更加感激毛泽东，同时也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在1965年拟定条件时，他特意把庐山要作为自己住所一事写了上去。
晚年的蒋介石曾经密约毛泽东访台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断了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听到大陆方面发生一些极端的事情，对中共的疑虑更深了。1968年，他听说一些红卫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毁了慈庵，十分气愤。他曾嘱咐儿孙：“永记此一仇恨不忘，为家为国建立大业，光先裕后，以雪此家仇国耻也。”但是他不久又听说，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了他家在溪口的一切房产和祖坟，心里对中共高层又产生了十分感激之情。
晚年，蒋介石经常想起他在大陆的日子，想到与大陆沟通的问题。就在他出任第五届“总统”之前的一个月，即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竟把他称为“老朋友”。这个消息在美国和香港传了很久。蒋介石注意到，毛泽东对尼克松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对毛泽东说的这句话，蒋介石思考了很久。
此时的蒋介石十分孤立。在国际上，中共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则越来越小，连美国总统、日本首相也都访问了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对与中共联系有些犹豫。他认为这时主动向中共提出沟通，有点近似于投降。正在蒋介石这么犹豫之时，中共方面却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在大陆，中共恢复了“二·二八”纪念活动。廖承志也出面发表讲话，重新强调“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欢迎台湾各方面人员来大陆参观、探亲、访友，保障他们安全和来去自由。”1975年，中共方面又特赦了国民党数百名战犯和特务，还给他们的一些人安排了工作，愿意去台湾或者香港的，也可任其选择。
蒋介石得到这些消息后，心中佩服毛泽东胸怀之博大，但还是没有采取主动行动。其原因，主要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沟通人选。曹聚仁已于1972年去世。
正在这时，毛泽东却派人来了。毛泽东派的这个人，是章士钊。章士钊也是一个与国共两党上层领导人都有很深交情的人，但他长期在大陆与共产党共事，与蒋介石等当然没有联系，不过，因为他过去的资望，他到台湾来，当然会受到蒋介石的礼遇。当时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且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接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委托，愿意承担沟通两岸的任务。为了保障章先生的健康，周恩来特意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秘书、厨师、保姆随侍章先生左右。章先生于1973年5月乘飞机到了香港。他到香港后，就急忙找原来的各种关系，以便恢复与台湾的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和国民党方面联系上了。他当时乐观地派他的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要她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各方面关系初步接上，他在香港顶多住三个月即可完成任务回北京。不料，章先生由于劳累，休息不好，于7月1日在香港去世。因为章先生的去世，此次的国共沟通当然就没有建立起来。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实现两岸沟通的努力。找不到合适的沟通人选，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方式向大陆方面打出信号。1975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1975年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周恩来也重病在身，他们两人都不能亲自到台湾访问。毛泽东找来邓小平，亲自向邓小平交待：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可以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陈立夫得知毛泽东打算派邓小平来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了配合这次沟通，陈立夫还在香港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文中说：“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他说：希望毛泽东“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日去世。海峡两岸的再次沟通又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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