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称为“物理学之父”并提出了“只要给我1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全部地球”的物理学家是谁?补充回答
被西方称为“物理学之父”,并提出了“只要给我1个支点,我就可以撬动全部地球”的名言的物理学家是（ ）.A．亚里士多德 B．阿基米德 C．伽利略 D．开普勒 查看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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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历史：朱德为什么被称为“红军之父?(转帖）
李舟/文一说“红军之父”，在中国，只要念过几天书的，都知道指的是。但是，如果有人忽然问：为什么说朱德是红军之父呢？那么，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恐怕有一大半人都会犹豫一下，甚至干脆就答不上来。当然，人人都明白，说什么人是什么什么之父，显然就是指这个人是这个事物的创造者或者缔造者或者奠基者；但是，说朱德是红军的缔造者，恐怕很多人都会多少有一些疑惑，因为也许是受了一些宣传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朱德仅仅是一个忠厚的长者，一个老好人，至于朱德有什么能力，甚至军事能力如何，对红军的作用和影响如何，很多人则是茫然无知。“红军”是“”的简称,是在日后，由工农革命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工农武装改称而来的。“中国工农红军”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朱德凭借其对南昌军事布置的熟悉和在南昌的人脉，对起义的成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南昌起义后，朱德凭借其与南昌周边许多滇军的特殊关系，使起义部队在撤出南昌南下广东时没有遭受较大损失；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败后，朱德凭借其超人的自信、意志、远见以及军事能力，还有在滇军中深厚的人脉关系，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保存了南昌起义残留下来的七、八百人马，不久又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规模宏大的湘南起义。参加了湘南起义的肖克说：“在这三个多月（1928年1月到4月）内，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等六个县的政府；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一百万人以上参加了起义。”无疑，这次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武装起义中，涉及地区最广、参加人数最多、坚持时间最长、军事上最成功、土地革命实践最早的起义。显然，在有“红军”之前，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是当时所有工农武装中战斗力最强、力量最大、取得胜利最多最大的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以及在湘南起义中组建的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是大革命失败后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朱毛井冈会师时，朱德带上井冈的部队有大约一万人，而原井冈山部队则不足两千人；朱德因为有十多年的军事指挥经验，曾任滇军旅长，所以，在后来成立红四军后，朱德任红四军军长，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则任党代表，偏重于政治和组织工作。在井冈山，第一次反会剿，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进剿，第二次反会剿，又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剿，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肖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 。1928年到1930年，全国各地的红军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朱毛红军战绩最大、力量最强，其经验也通过上海中央被传播给了全国各地的红军，从而带动并促进了全国各地红军的发展。1930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一军团）成立，朱德任总指挥。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月底，朱德又被上海中央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朱德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著名史学家金冲及曾经问过肖克将军，中央苏区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是谁在前线具体指挥战斗？肖克曾担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他十分肯定地说，就是朱德在具体指挥。曾跟随朱德上过井冈、后来又参加了中央红军历次反围剿战斗的大将黄克诚也说过：“朱老总在当时很困难的条件下，收容残部，扩大队伍，举行湘南暴动，后来又与毛主席会师井冈山，这个功绩是很大的。因为毛主席以前没有打过仗，而朱老总是有军事经验的。……朱老总在打仗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对于红军初创时期能够成为一支坚强的队伍，是有大功劳的。”1936年12月，也就是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不久，朱德担任的中革军委主席由毛泽东替代，但总司令一职直到1954年被取消，却从未有人替代过。红军时期，与总司令朱德合作，任红军总政委的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总司令与总政委的职责，正如它们本身字面意思所昭示的，总司令主要负责军事指挥，总政委主要负责政治工作。所以，朱德对于红军的贡献，仅仅根据其在红军时期的职务，便可以一目了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采访过毛泽东，却无缘见到朱德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红军时期的朱德：“在南方的这些年月里，朱德指挥全军，打了几百次小仗，几十次大仗，经历了敌人的五次大围剿，在最后一次中，他面对的敌人，其技术上的进攻力量（包括重炮、飞机和机械化部队）估计超过他自己的部队八倍至九倍，资源超过他许多许多倍。不论如何估计他的胜败，必须承认，就战术的独创性、部队的机动性和作战的多样性而言，他再三证明自己胜过派来打他的任何一个将领，而且无疑建立了中国革命化军队在游击战中的不可轻侮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所犯的重大错误是战略上的错误，对此，政治领导人必须负主要的责任。但是即使有这种错误也很少疑问，要是红军能够在第五次围剿中哪怕以大致相当的条件与敌军对垒，结果就会造成南京的惨败——德国顾问也没有用。”“从纯粹军事战略和战术上处理一支大军撤退来说，中国没有见到过任何可以与朱德统率长征的杰出领导相比的情况，......他部下的军队在西藏的冰天雪地之中，经受了整整一个严冬的围困和艰难，除了牦牛肉以外没有别的吃的，而仍能保持万众一心，这必须归因于纯属领导人物的个人魅力，还有那鼓舞部下具有为一个事业英勇牺牲的忠贞不贰精神的罕见人品。至少我个人是不可能想象蒋介石、白崇禧、宁哲元或者中国任何其他一个国民党将领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保全一支军队的，更不用说还能够在这样的考验结束时真的做到卷土重来，发动一场大进攻，在敌军为了防止它突破而从从容容地构筑了好几个月的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我走马西北的时候，朱德在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日，在庆祝朱德60寿辰（12月1日）时，重庆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朱德是“中国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在祝辞中同样称朱德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代表有叶剑英、邓颖超、罗瑞卿、王震等）集会庆祝朱德总司令六十寿辰，会场悬挂着“人民军队之父”的贺幛。1955年5月，新华社记者为刚定案的十大元帅采访刘少奇时，刘少奇仍然称朱德“是军队的缔造者”。那么，称朱德为“红军之父”或者“人民军队之父”，就是因为朱德是红军或者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么？当然，将朱德是红军之父理解为朱德是红军的缔造者是没有错误的，但从朱德“红军之父”的最初得名来看，朱德的“红军之父”，并不能单纯理解为红军的父亲，也就是红军的缔造者。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最早记载可能来自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当她在先已来到红军中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的带领下见到朱德时，马海德向她这样介绍朱德：“战士们喜欢他，他是他们的父亲和母亲。”然后，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接着叙述道：“确实，他看着就像是红军的父亲（红军之父）。他刚刚过了五十，带着一张和蔼的脸，上面已经有了皱纹。他宽大的嘴里说着“欢迎”，双手向我伸出来。我双手抱着他的脖子，然后在他的两颊各亲了一口。马医生也抱着朱德，然后用力地亲吻了他，然后站回来看着他的反应。”如果上述记载确实是将朱德称为红军之父的起源，那么“红军之父”这个称号的最初意义，就应当是指朱德就像红军战士的父亲一样。“红军”在这里就应当指“红军战士”。但是，朱德“红军之父”的称号被传开后，却应当仍然表示的是“红军缔造者”的意思！这是因为，对于朱德的“红军之父”称号，不知其起源的人，他的第一理解或者唯一理解就是“红军的缔造者”，而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个称号的起源的，所以，它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传播，根本上还是因为在它开始传播时，大家都接受朱德是红军缔造者这个事实！其实，五十年代中期之后，在西方，在中国之外的那些更多保留了1949年前真实历史叙述的人们的认识中，朱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要远高于国内人们的认识。1963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被俘的印度士兵被释放回国，在交接地点与我方告别时，印度红十字会代表高呼“毛泽东朱德万岁！”——那个时候，国内可是早已经不喊“朱德万岁”了!日朱德逝世后，外国元首纷纷发来唁电，称朱德是“中国红军之父”、“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等。事实上，称朱德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传奇式的统帅”，本身也是对朱德“中国红军之父”中所含的“红军缔造者”之意的另一种证明。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朱德是红军之父，当然也是八路军之父、解放军之父，或者“人民军队之父”。但是，在“红军之父”这个称号中，仅仅强调朱德作为红军缔造者的含义是不够的，朱德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的含义也应该得到重视。事实上，只有真正理解了朱德被称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父亲的含义，也才能真正理解朱德特殊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于军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朱德的父亲形象，特别是在战士中间的父亲形象，并不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才有的感觉，到过延安的西方人，总是很容易地将朱德和“父亲”联系起来。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见到了朱德，后来他在采访的文章中说：“我永远忘不了朱德那慈父般的神态。”德国友人王安娜描述延安时的朱德说：“他对战士们象父亲般地慈爱。”康克清在回忆朱德的文章中说：“在战斗的间隙，他和战士们有时一起下棋，有时一起打篮球，总是精神抖擞，非常认真。朱老总爱护战士是有名的，战士们也同样爱戴他。”徐向前回忆红军翻越雪山时说：“为了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到半山腰，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红军长征时，在行军中，朱德那匹骑乘的马实际上常常随康克清留在队伍后头用来收容伤病员或驮运物资，而自己则步行或者帮战士扛枪、背背包、挑炊事担子。抗战时期，朱德在前线，遇到行军，他仍然总是把分配给自己的马让给伤员，而自己则是和战士们一起走路说笑。于是战士们编了一个顺口溜：“总司令，总司令，一副脚板实在硬，有马不骑专爱走，气得红马直发抖。”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曾任朱德警卫的杨春於回忆说：“朱老总爱兵是出了名的，红军战士提起他，没有人不敬佩！”在杨春於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着朱老总一起长征的岁月。行军的时候，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好几双草鞋或者麻鞋，这个习惯是有来头的。一次，走在前头的一支部队的一名小战士掉队了，正好被朱老总碰上。因为没有鞋，小战士的一双光脚被划出血痕。朱老总马上叫警卫员去找了一双鞋给他穿上。从那以后，朱老总的马背上总会挂好几双草鞋。碰到没有鞋穿的战士，他便会叫警卫员从马背上取下一双鞋给战士换上。在长征途中，常常会有饿得走不动路的战士，只要朱德碰上，都会将自己的干粮分给他们。杨春於说，朱老总怀里一直有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身边战士的名字。警卫连100多名战士，他都叫得出名字。从井冈山开始，朱德就多次亲自为受伤的战士擦洗脓血，包扎伤口。日，红军在江西乐安的东王坡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带着大批战利品返回瑞金。途中，由于连日行军，红军战士朱开明十个脚趾都磨出了血泡，但他还坚持挑着两大箱炸药和大家一起行军，最后很快便落在了队伍后面，并且摔倒在地上。这时，朱德总司令正好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他看见朱开明脚趾上包裹着的布片还有脚下的草鞋满是脚趾渗出的鲜血和黄水，便赶忙解开朱开明脚上的布片，从带着的水壶里倒出温开水，细心地把朱开明的脚洗净，然后从挂包里取出药物涂在脚上。把伤口包扎好后，朱德将朱开明扶上自己的马，让警卫员送他到医院去，而自己则挑上朱开明留下的两大箱沉甸甸的炸药，爬山越岭，追赶队伍去了。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写道：“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自从担任全军统帅以后，他的生活和穿着都跟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早期常常赤脚（注：指穿草鞋）走路，整整一个冬天以南瓜充饥，另外一个冬天则以牦牛肉当饭，从来不叫苦，很少生病。他们说，他喜欢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同他们一起打球。他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打个“不厌”。军队里任何一个战士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告状——而且也常常这样做。朱德向弟兄们讲话往往脱下他的帽子。在长征途中，他把马让给走累了的同志骑，自己却大部分步行，似乎不知疲倦。”据一位老红军回忆，正是因为朱德对战士们父亲般的慈爱,战士们经常由衷地感叹：“他真象我们的老爸爸一样啊！”而那些年轻的战士于是也就都情不自禁地称呼朱德“爹爹”或“父亲”。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就说：“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指挥部特务团，1945年改称“朱德警卫团”）的团歌中就将朱德称为“父亲”。歌词是：“我们牢记，一个英名，朱德，朱德，敬爱的总司令！多少次雄壮的进军，他的战马总在我们队列前行进，啊~威武的统帅、啊~慈祥的父亲，我们是朱德警卫团骄傲的士兵！“我们牢记，一个英名，朱德，朱德，敬爱的总司令！多少回险恶的交锋，是我们抱着决死的精神伴随他身影，啊~威武的统帅、啊~慈祥的父亲，我们是朱德警卫团骄傲的士兵！”日重庆《新华日报》有一篇署名秋远的叫作《如火如花的老少年》的文章，其中写道：“他（朱德）的一个秘书，在十数年共同革命的斗争生活中，没有看到总司令其他英雄的特点，只认识到他是一个蔼然可亲的长者，秘书在给他的祝寿诗里这样写到：‘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乡农蔼似风，谈笑雍容襟度阔，最从平淡见英雄。’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读到看到了不少气焰万丈煊赫一时的将军人物，但真正成为群众的领袖，象这样‘平淡见英雄’的伟人，却只有朱德将军一人。“的确他是平淡的，他不用任何矫揉造作的将军气魄去统御他的手创的革命军队，他所凭的只是一颗热爱的同志的心，部队称他为爸爸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数十年的革命的斗争，所为的只是民族的解放、成千上万的饥寒交迫的穷人的生存，有什么理由他们不可以称他为‘慈爱的父亲’呢？我看到战士写给总司令的信就这样写道：‘我对父亲的爱是和他属于那革命的事业结合着。’“所以当庆祝朱德将军五十五寿辰（注：应为五十三）的时候，在他面前就站着成千成万的战士，都带着稚气的欢笑，高呼着，我们八路军亲爱的父亲万岁！”在整个世界军史上，我们可曾听说过哪个统帅被他的士兵以“父亲”相称？可曾听说过哪个统帅被他的士兵唤作“爹爹（爸爸）”，而且这样的士兵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是“部队称他为爸爸”？——抛开“总司令”这个角色，又有哪个帝王，哪个总统，哪个州长，哪个董事长被他所统御下的成千上万的人由衷地称作“父亲”或者“爸爸”？笔者不敢确定历史上是否有这样的先例，但至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记载，也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迹，而且在朱德所处的那个大人物林立的时代，这样的朱德在世界上确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朱德被战士们称作“父亲”，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慈爱和无私，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大海般的度量、钢铁般的坚强、大山般的沉稳、没有一点架子的平易，与战士同甘共苦的精神，以及在困难和逆境面前始终保持的高度自信、总有办法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超凡能力，朱德被称为“父亲”，也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神奇表演。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常常是无所不能的，父亲就是他们的靠山。而战士们对于朱德，在井冈山时便“有一种神秘的信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美国记者斯诺则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说“战士们视他为神明”，作家刘白羽说：“许多跟他作过战的人都跟我说：‘跟着总司令打仗，就相信一定会胜利。’”抗战期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之托，曾到中国考察过八路军的美国军官卡尔逊在《中国的双星》一书中这样描述战士们眼中的朱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我了解到朱德受到他的部队所有人的爱戴。只要提起朱德的名字，就会在他的勇敢的同伴们的眼里引起柔和的亮光。“朱德？啊，朱德！”他们会一遍又一遍重复这个名字，语调传达出内心的崇敬。”总之，“父亲”这个称呼并不是轻易被叫出来的，而是朱德身上各种美德以及能力集合在一起，使战士们的崇敬和喜爱达到一定程度而无法用其他语言来表达时，便以这个代表最亲近、最尊重、对一个男性凝聚着最多感情的称呼来称呼他了。战士们称呼朱德“父亲”，这是战士们所能给与朱德的最高的荣誉，被战士们称作“父亲”，这也是作为一个统帅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的荣誉。所以，“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父亲”比“红军队伍（人民军队）的父亲”包含着更多、更深的含义，而朱德之被称为红军（人民军队）之父，则表示着朱德既是红军队伍（人民军队）的父亲，也是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士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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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怀念朱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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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朱毛，没有这二人，中国仍然处在挣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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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那红军之母呢？ 反正你又不是人生的，母亲跟你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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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叫朱德的扁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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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朱毛，朱毛，没有这二人，中国仍然处在挣扎中。10楼&但是有了毛，朱却在挣扎中。呵呵，是你在挣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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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单这一点就看出朱德的历史贡献和党对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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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D打国民党的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凡是打日本狗的，不管是D还是GMD，我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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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朱毛，没有这二人，中国仍然处在挣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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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有那么一群人、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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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那红军之母呢？ 反正你又不是人生的，母亲跟你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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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红军之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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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明斯基一生做了什么，为什么他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
【编者按】本文由新智元原创翻译自纽约时报。马文·明斯基，最早联合提出了“人工智能”概念，被尊为人工智能之父。他在人工智能领域卓有成就：人工智能领域首位图灵奖获得者，虚拟现实最早倡导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实验室MIT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创始人。他将科学家对于知识的渴求与哲学家对于真相的追寻相融合的人工智能先驱——他的工作也为许多发明带来了灵感，包括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诞生——周日晚上于波士顿与世长辞，享年88岁。以下是正文：| 马文·明斯基做了什么？他的家人表示，他死于脑溢血。远在微处理器和超级计算机问世之前，Minsky教授——MIT一位受人尊敬的计算机科学教师——就已经为人工智能领域打下了基础：他展示了将常识推理的能力传授给计算机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Marvin是计算领域里少数几个眼界高到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计算机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附加机器，而是有史以来能最大限度增强人类的能力的东西，”AlanKay说道，他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也是Minsky教授的朋友和同事。从本科在哈佛大学的时候起，Minsky教授就对人类智能和思想的奥秘痴迷不已，他从未看到人类和机器在思考过程上有什么区别。从1950年代早期，他就开始研究如何用计算的理念来表征人类心理过程，并在如何让机器拥有智能这一方面形成了一些理论。Minsky教授在1959年与他的同事John McCarthy，创造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一词的学者，一同创立了MIT人工智能计划（随后成为了人工智能实验室）。不过，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在它的创立初衷（人工智能研究）之外，也帮助形成了一种计算机和软件设计的文化，对于现代计算产业（computing industry）有着深远影响。它为电子信息应该得到免费共享这一理念埋下了种子——这一理念后来塑造了所谓的开源软件运动——也是互联网前身ARPA网络的一部分。Minsky教授的科研成果横跨了众多领域。他设计并制作了最早的几款光学扫描器（visual scanner）以及配有触觉感受器的机械手，这些进展影响了现代的机器人学。1951年，他搭建了第一个随机连接（randomly wired）学习机，他将之命名为Snarc。1956年，在哈佛大学的时候，他发明并制作了第一台共聚焦扫描显微镜（confocal scanning microscope），这种光学仪器拥有极好的分辨率和影像质量，时至今日仍然在生物科学领域受到广泛采用。他不仅在许多领域都有丰富的知识，兴趣也同样非常广泛。虽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的是数学专业的学位，他对音乐也有不少研究。作为一位颇有建树的钢琴家，他也会因为能坐在钢琴前即兴弹奏一曲巴洛克式的赋格而感到愉快。Minsky教授揽获众多荣誉和桂冠。值得一提的是，在1970年，他获得了图灵奖，这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1970年代早期，他继续开展合作，与Seymour Papert（一位著名的教师和计算机科学家）一同致力于一个他们称之为“意识的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的理论，将人工智能研究与儿童发展心理学相结合。Minsky教授的开创性著作《意识的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出版于1985年。就像他在他的网站上所写的那样，这部著作提出了“智能不是任何单独的机制的产物，而是来自于众多各异的有能力的代理之间存在的一种受到管理的互动（intelligence is not the product of any singular mechanism but comes from the managed interaction of a diverse variety of resourceful agents）”。在这个假设背后，是他和Papert教授对于“人类和机器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的信念。他们始终认为，人类实际上就是某种机器，人类的大脑是由许多半自主但不智能的“代理（agent）”所构成的。而进行不同的任务时，他们认为，“需要的是从根本上就完全不同的机制”。他们的理论使大脑的工作机制和人类的学习机制彻底变革。“Marvin是定义计算和计算研究内容的先驱者之一”，Kay博士说，“那时候有四或五个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早早地开始关于人工智能的全面研究，他们的个性与成就被深深地铭刻在计算领域的史册上，而Marvin正是其中之一。”Marvin Lee Minsky生于日，是Henry Minsky医生的孩子，Henry Minsky医生是西奈山医院的首席眼科医生，Fannie Reiser是他的母亲，一个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深深地痴迷于电子工业和科学研究，年轻的Minsky加入了位于曼哈顿的文理学校。这是一家锐意进取的私立学校，从这里孕育了无数的名人志士，J. Robert Oppenheimer监督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创造过程，就是从这里毕业的。（Minsky后来加入了在里弗代尔的附属的Fieldston学校）。后来他进入了布朗士科学高中，再后来进入了美国麻省安多福的菲利普斯学院。在二战海军服役之后，他在哈佛学习数学，随后在普林斯顿得到了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John McCarthy，一个研究生学生。他的一生都在探索科学，Minsky教授在拿到他的博士学位后立刻投身于数学。他发现遗传学有趣但不足够深远，物理吸引力一般，最后他选择了智能领域。“智能问题看起来极其深刻，一眼望不到尽头，”他告诉纽约时报，当1981年他接受我们采访时。“我想不出其他值得深入的领域了。”为了深入探索那些领域，他与McCarthy教授合作。McCarthy教授在1956年被授予MIT学术奖金。而Minsky教授，那时在哈佛，后来在1958年加入MIT，进入林肯实验室。一年之后，他和McCarthy教授成立了MIT AI项目，后来以AI实验室出名。（McCarthy教授1962年离开MIT，进入斯坦福大学）。Minsky教授在MIT的课程——他坚持在晚上上课——吸引了几代研究生学生，其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了计算机科学超级巨星。其中有Ray Kurzweil，发明家和未来主义者；GeraldSussman，杰出的AI研究人员，也是MIT的电子工程的教授；Patrick Winston，在Minsky教授退休后接管了AI实验室。他的另一个学生，Danny Hillis，发明家和企业家，ThinkingMachines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一家90年代的超级计算机生产商）。Hillis先生说，他折服于Minsky教授的智慧和魅力，以至于他不断地激励自己，最终进入AI实验室并在那里工作。他后来在Minsky 的位于Brookline的家中地下室生活。“Mavin教会我如何思考，”Hillis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他独成一格，而且有一种寓学于乐的好奇心，这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总是激励你质疑现状。他喜欢你与他争辩。”当他参与指导1968年的科幻史诗作品《2001：太空漫游》时，Minsky教授在MIT外的声名远扬。导演Stanley Kubrick上门求教，想要学习计算机图形学的现状，并询问Minsky教授是否相信在2001年之前计算机能够吐字清晰。Minsky教授的遗孀是Gloria Rudisch 是一位医生；他还有两个女儿，Margaret和Juliana Minsky；一个儿子，Henry；一个姐妹，Ruth Amster和四个孙子。“在某些方面，他对待他的孩子像对待他的学生一样，” Hillis回忆道。“他们称呼他为Marvin，他让他们思考，与他们争辩，就像和学生一样。”1989年，Minsky加入MIT的新兴媒体实验室。“他成为吸引最好人才的一种品牌，” Nicholas Negroponte说，新兴媒体实验室的创立者和前任主管。对于Kay博士来说，Minsky教授的传奇之处在于他永无止境的好奇心。“他过去常常说，‘你不会理解某个事物，除非你从某个角度上理解了它们’，”kay博士说，“他从来不认为他完成了任何事情。”| 我们为什么要祭奠马文·明斯基？来源：世界科学，译者为纪念明斯基，为读者选编这篇文章，以了解明斯基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伟大思想。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这位跨越科学和科幻领域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人工智能之父，其从事的工作影响着从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到数字国际象棋冠军“深蓝”(Deep Blue)，以至《2001太空漫游》中的电脑明星HAL。尽管他在校园里以“明斯基老人”著称，实际上在当今的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其活跃程度与1950年代的他致力于开拓这一领域相比毫不逊色。自始至终，明斯基都用他那充满哲学思考的笔调为人工智能著书立说。在1985年出版的《大脑社会》一书中，他总结了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系列理论，并推测“思考”这一复杂现象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特定的过程，就如同在一个社会中协同工作的各独立个体一样。他的最新力作《情感机器》延续了《大脑社会》中的一些理念，反映了他近20年来新的研究成果。《情感机器》是明斯基试图构建未来会思考的机器人的蓝图(这是一种会自我反省的人工智能)，使人们朝可预见的未来又迈出了一步。为此，《科学发现》杂志记者苏珊·克鲁格林斯基(Susan Kruglinski)不久前就《情感机器》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研究等方面的问题采访了明斯基。超级机器人计划：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访谈录苏珊：您在《情感机器》中所描述的人类对思维的最新认识是什么?明斯基：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说，人类是一种独特的足智多谋的动物，因为他能够用多种方式去处理任何事情。比如:当你在思考某一事物时，你可能以语言表达的方式去思考，也可能以逻辑术语的方式去思考，或者是图表、图像，甚至是某种结构的方式。如果一种方式行不通，你可以迅速转换到其他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处理各种情况时都能运用自如的原因。而其他动物就不能够想象:如果屋子里的床从黑色变成红色后，屋子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人却能够形成这种想象的画面，或者用语言，或者是一丁点逻辑来描述这一场景。苏珊：如今神经科学家们寻求对意识的理解是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而您却经常用心理学方法和理论来解释一些现象。这看似不够严肃，那您的研究是否在这些主流之外?明斯基：我从不认为神经科学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们有的只是一些近乎可笑的小理论，然后就是做复杂的实验去证明它;一旦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接下来他们就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了。《情感机器》论述了有关意识的一套非常完备的理论。意识可能融合了大约16种不同的过程。大多数神经学家认为，任何事情要么是有意识的，要么是无意识的。即使是弗洛伊德也赞同意识分为不同的级别。当你与一位神经科学家谈话时，你会发现他们是如此的单纯。他们主攻生物学，对钾通道和钙通道有所了解，但是他们不具备专业的心理学知识。神经科学家经常会问:我应当努力解释什么现象?我能为解释这种现象找到一种理论吗?我能否设计一个实验来检验一种理论是否比其他理论更好?如果没有两种理论，他们就无法做实验，并且通常他们自己连一个理论都没有。苏珊：如您所认为的，人工智能就像一面透镜，通过它一方面可以看到思维，但另一方面它也将思维是如何工作的秘密深锁在里面。是这样吗?明斯基：没错，我们还要进一步构建模拟人工智能这面透镜的模型。如果一种理论非常简单，你可以用数学来预测它是如何工作的。如果它很复杂，你就不得不设计一个模拟实验。在我看来，大脑思维这般复杂的事物，可以检测它的理论的唯一方法就是模拟它，观察它的行为。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们往往不愿意告诉我们模拟模型不能够做什么。他们会说:“哦，我设计的机器识别手写体文字的准确率可以达到79%。”但他们却没有告诉我们不成功的那部分是怎么回事。苏珊：像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和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这两位专门从事脑损伤病人研究的神经学家，对这一类研究对象，大脑里没有发生什么比发生了什么更有价值。这和您所说的是一回事吗?明斯基：是的，你提到的这两位大概是神经科学领域内最优秀的思想者。安东尼奥·达曼斯奥(AntonioDamasio)也不错，但拉马钱德兰和萨克斯比他们的大多数同行要更全面。他们能够考虑种替代的理论，而不是一味试图证明某一特定理论。苏珊：在神经科学或人工智能领域，还有其他的什么问题让您感兴趣?明斯基：极少。大约有两三万人在研究神经元网络，有四五万人在研究统计预测，还有数千人致力于研究具有常识性思考能力的逻辑系统。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能够通过类比做出推理。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方式首先是有大量的常识性知识，如大约5000万件轶事或小条目，然后产生某个未知系统，从5000万个老故事中发现大约5～10条与之相关的，这就是从类比中推理。我知道大约只有3～4个人在瞄准这一方向。但他们并非声名显赫，因为他们没有宣称要从中找到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苏珊：人工智能可能会有像人一样的常识吗?明斯基：目前有好几个大项目在探讨这一问题，其中一个是得克萨斯州的道格拉斯·莱纳特(DouglasLenat)，他从1984年开始研究的。目前他有200万条常识性知识，例如“人住在房子里”和“下雨的时候你会被淋湿”等，这些常识都经过细致的分类。但是我们却不具备3岁小孩脑子里充满的问题的答案，我们现正在收集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提出孩子气的问题，诸如“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有些人不想被淋湿”，计算机就会感到费解。因为人们在下雨的时候不想被淋湿，但沐浴的时候却希望被淋湿。苏珊：开发像3岁小孩那样思考的人工智能有什么价值?明斯基：人工智能的历史本身就非常有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机器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东西，它能够做逻辑证明，还是个算术高手。随后我们就设法研究使机器能够回答类似小学一年级读物中的相关问题。目前还没有机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一些尖端问题上(如国际象棋的人机大战)，但在认为简单的问题上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是一种“向后的进展”。我预期，随着对常识推理机器的研制，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很快就会取得进展。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基金资助，同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解决，就是人们通常对这类研究持怀疑态度。苏珊：人工智能通常指的是探索大脑的实用性功能，如语言理解或解决问题。但是人们有很多行为看似并不具有非常明确的实用性，如看电视、幻想、开玩笑。为何这些行为都是必需的?明斯基：快乐和痛苦一样是一种简单、绝对、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东西。据我所知，快乐是关闭大脑中不同部分的一种机制，就像睡眠一样。我怀疑快乐的主要功能是关闭大脑的一部分，让努力学到的新东西的记忆保持新鲜。它是短时记忆的缓冲器，这是关于快乐的理论之一。然而，这其中隐藏着一个缺陷，那就是如果你能够控制快乐，你将会乐此不疲地一直这么控制下去;按照该理论，如果你能控制快乐中枢，那就会关闭大脑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可能引起上瘾。我认为球迷、流行音乐迷、电视迷等等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压制了自己的常规目标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些可以从沉溺于电脑游戏直到引起肥胖症的年轻人身上观察到。苏珊：许多人感到人工智能从1980年代(在兑现以前的设想和承诺失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您这样认为吗?明斯基：当然不，只是发生了一些超出高级思维者预料的情况。如今这个领域里的每个人都在追求某种逻辑推理系统、遗传计算系统、统计推理系统或神经网络，没有一个能取得重大突破，原因是它们过于简单。如果你尝试建立一种新理论，充其量也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而对其他问题无能为力。我们不得不承认，神经网络不能做逻辑推理，例如，如果它计算概率，就不能理解那些数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还没有获得资助来研究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政府机构希望你确切地说出在合同期的每个月将会取得什么进展。而过去的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不限于某一具体项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苏珊：为什么资助科学研究的风向变了呢?明斯基：资助者希望看到实际的应用，对基础科学缺乏尊重。在1960年代，贝尔实验室成为了一个传奇。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夏天，据说他们不打算资助任何在40年内能修成正果的课题。CBS实验室、斯坦福实验室——过去这个国家有许多伟大的实验室，但现在一个也没有了。苏珊：《情感机器》像一本理解人的思维的书，但这并不是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这样吗?明斯基：这本书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构建智能机器的一个计划。我非常愿意雇佣一帮程序员来实现书中所描述的情感机器的体系结构，它能够在我所讨论到的各种思维方式间切换。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构造一个系统具备或者能够获取自我反省的知识，这样的系统随时间的推移，解决问题的能力会越来越强。如果我有5个优秀的程序员，就能在3～5年的时间里实现这一目标。苏珊：您将制造一个非常聪明的机器人，这不错。不过您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几乎是人类的复制品的机器人，是吗?明斯基：或者是比人类更优秀的机器人。我们人类并不是进化的终点，因此如果我们能制造一个和人一样聪明的机器人，那我们也就可以制造一个比人更聪明的机器人。造一个和人完全一样的机器人意义不大，你也会希望制造一个能干我们人类所不能干的事情的机器人。苏珊：那是为了什么目的?明斯基：是这样的。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但人口总量仍在增长，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我们需要聪明的机器人来帮助他们做家务、保管物品或种蔬菜。还有一些问题是我们不能解决的，比如，如果太阳不再照耀地球，或者地球被毁灭了，我们该怎么办?不妨“制造”更多更好的物理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我们必须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打算。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将会消失。苏珊：作为《2001太空漫游》的顾问，您在其中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明斯基：我没有参与讨论剧情，而是对“HAL 9000”计算机应该长成什么模样进行过咨询。原来他们有一个装饰着彩色标签的计算机。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问我:“您觉得这个怎么样?”我说:“它漂亮极了。”他又问:“这是您真实的想法吗?”我就说:“我认为这个计算机实际上应该只是由许多小黑盒子组成，因为计算机需要通过引线来传递信息以知道它里面在做什么。”于是他把原来的装饰撤掉，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看上去更漂亮的“HAL9000”计算机。库布里克希望所有的技术细节都是合理的，但没有告诉我HAL将会做什么。苏珊：如果我们发明了完美的人工脑，那么它与真实的人脑会有什么区别?明斯基：至少人工脑不会死亡。一些人认为人脑就应该自然死亡，但另一些人认为死亡是令人讨厌的事。我属于后一种人，所以我认为应该让死亡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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