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鷟《尚书考异》考辨方法的检讨[1]
-兼谈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
日 14:09 来源：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5期
作者：姜广辉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今传《尚书》五十八篇，旧称汉孔安国作《序》并《传》，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唐孔颖达为之作义疏，此即《五经正义》之一的《尚书正义》。传统上以此书为《古文尚书》，但经后人考证，其中的三十三篇乃由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或云二十八篇)所分出，内容与今文《尚书》基本相同。其余二十五篇则疑为晋人之伪作。　　长期以来，《尚书》被作为圣经之一为儒者所尊奉。自南宋以后，学者开始怀疑其中的古文经二十五篇以及孔安国《序》并《传》皆为晋人之伪作。吴棫[2]《书禆传》首发其难，疑《古文尚书》之伪，朱熹曾多次言及《古文尚书》为晋人伪作。此后，陈振孙《尚书说》开始考定今文、古文；赵孟頫《书古今文集注》开始将今文、古文分编，而吴澄《书纂言》开始专释今文。吴棫、朱熹、吴澄等人都对《古文尚书》抱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怀疑的主要理由约有四点：一、梅赜《书》传授不与汉儒相接，来历不明；二、梅赜《书》皆易读，伏生《书》皆难读[3]；三、梅赜《书》文字气象不似先汉文章雄浑厚重；四、千年古书最为晚出，竟如此完整。[4]这些儒者的怀疑尚仅凭一种感觉与印象，他们并没有像后世的梅鷟、阎若璩等人那样，撰著专书一一举证，指控其伪。　　明代梅鷟《尚书考异》一书的问世，可以视为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四库全书总目》谓：“宋吴棫、朱子、元吴澄皆尝辨其伪，然但据其难易以决真伪，未及一一尽核其实。鷟是书则以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逐条考证，详其所出。”《尚书考异》一书对《古文尚书》进行了广泛而仔细的辨伪搜证工作，发现《尚书》古文经二十五篇中的文句与先秦两汉文献蹈袭雷同之处甚多。《古文尚书》辨伪工作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们可以将《尚书考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历叙《史记·儒林传》、《汉书·艺文志》、《后汉书·儒林传》、《隋书·经籍志》等史书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异同，以及吴棫、朱熹、吴澄、晁公武、郑樵、马端临等私家著述的相关评论。梅鷟一一对之加以评断，其论旨所在，以为唯伏生所传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为可信，西汉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皆为伪作。　　《尚书考异》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孔安国《尚书序》”。作者指出所谓“孔安国《尚书序》”中有许多不合事理、不合逻辑之处，以为孔安国作为孔子之“闻孙”绝不会有此类低劣之作。辨伪者的逻辑似乎是，“孔安国《尚书序》”既被证伪，而被称为孔安国所传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也决然为伪作。　　《尚书考异》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其主要任务是要抉发晋人造伪之迹。《尚书考异》作者遍读晋以前之书，一一指出这些文献中与《古文尚书》经文蹈袭雷同之处，用功之勤，令人敬佩。蹈袭雷同的实例找到了许多，但我们却不能得出一种逻辑上无懈可击的结论，原因是我们不能从这些蹈袭雷同之处确证谁先谁后，因此也不能判定究竟是谁抄谁。这是一个颇使人困扰的问题。　　《尚书考异》第四部分进一步考证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经文为后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改”之处。　　以上是《尚书考异》一书的基本脉络与主要内容。通观全书，作者似乎已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之伪作，并将它作为先决的前提来抉发晋人造伪之迹的。然而在我们看来，《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晋人伪造的这一判断，恰恰是需要审慎论证的。　　本文所要做的工作，是将《尚书考异》的辨伪工作作一客观评述，并对其关于《古文尚书》的辨伪方法作一检讨。　　我们认为，《古文尚书》问题是中国经学史中的一个千古疑案，异常纷繁复杂。现代学术史著作对之仅作简单化的概述，以至读者无从体会其中的复杂性。　　关于《古文尚书》的考辨，我们以为当分两个层面：一是考辨方法的层面；二是作伪举证的层面。两者比较，以第一层面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考辨工作的指导性的原则，其意义类似于现代法律术语中的“身份甄别”，即将《古文尚书》的“履历资料”与可以资信的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作比勘分析，看其是否吻合，如这一“履历资料”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资料出入较大，乃至有重大冲突，而又不能否定这些历史文献的真确性，则这一“履历资料”即被视为“伪造文书”而加以怀疑。这也就是说，此种怀疑并不需要等待作伪举证之后而产生。这一方法与现代法律中的所谓“有罪推定”的办案原则是不同的。“有罪推定”是毫无根据地先假定疑犯有罪，然后去搜寻证据。而此种“身份甄别”是在比勘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　　从作伪举证的层面说，一是举出伪品内容与所托之时代不相合；二是指出造伪者缀辑蹈袭之迹。时至今日，《古文尚书》的考辨成果，关于前者的“作伪举证”成绩少之又少。而关于后者的“作伪举证”则颇嫌冗沓，其中许多内容很难称得上是“成绩”。这是因为你虽然找到了《古文尚书》与其他文献蹈袭雷同的证据，但你却不能判定两者究竟是谁抄谁。梅鷟以及其他许多考辨者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从此点出发，将所有发现的蹈袭雷同之处皆作为《古文尚书》缀辑逸《书》而造伪的证据。但《古文尚书》是伪作的预设立场恰恰是应该检讨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发现了多少蹈袭雷同的证据，而是需要为《古文尚书》辨伪确立一个有说服力的逻辑基点，而这个起点应该建筑在历史文献记载真实性的基础上。古代史家如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刘向、刘歆、班固皆曾典校皇家秘书，于理皆可亲见孔氏所献之《古文尚书》。如我们认同他们关于《古文尚书》的记述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则我们考辨《古文尚书》的逻辑基点就只有一种选择，即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梅鷟等人所抉发的蹈袭雷同之迹才可避免究竟“谁抄谁”的循环论证。而只有有了这一逻辑基点，所谓“作伪举证”方显示其应有的价值。　　清代学者程廷祚认为，关于《古文尚书》辨伪，其重点不在于梅赜《书》与伏生《书》是否有难读、易读等分别，也不在于梅赜《书》的思想是否合乎儒家义理，从这些方面很难判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真伪。若考辨《古文尚书》之伪，重点应放在它来历不明这一点上。他说：　　夫二十五篇之《书》，平正疏通，乍观无一言之违于理道。而其为前古书传所称引者，视伏《书》为尤多，又奚以见其可疑也？若谓可疑者文从字顺异于伏《书》，则伏《书》中亦不皆诘曲聱牙也。且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时，其文载于《左》、《国》者众矣，未尝与《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体制，岂彼皆可疑乎？盖晚《书》之可疑，在于来历不明，而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议论沸腾，能发之而不能定也。[5]　　程廷祚所言是颇为中肯的。通观梅鷟《尚书考异》，梅鷟考证工夫虽勤，但却对《古文尚书》二十五篇“来历不明”这个关键点重视不够。比较明代梅鷟与清代阎若璩等人在《古文尚书》考辨工作上的成就，我们看到，梅鷟虽然费尽辛苦一一抉发《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蹈袭之迹，却不能最终解决“谁抄谁”的问题。而清代阎若璩之《古文尚书》考辨，其逻辑基点正是认同刘向、刘歆、班固所记述之《古文尚书》十六篇为真，而东晋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假。阎氏考辨《古文尚书》的成就之所以高于梅鷟，正在于他把两部《古文尚书》的“来历”问题作为一个基点性的问题来考察。　　一& 梅鹗、梅鷟兄弟与《尚书考异》的关系　　梅鷟，字鸣歧，号平埜，别号致斋，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其兄梅鹗，字幼和，一字百一，号凫山。两人生卒年均不详。但我们可以通过有关其事迹与交游的史料判断他们的在世年代。　　我们先从梅鹗说起，梅鹗是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甲子科举人。此年杨慎十七岁。杨慎二十岁中举人。估计梅鹗年龄较杨慎稍大。　　梅鹗又为正德十二年丁丑（公元1517年）舒芬榜进士。所谓“舒芬榜”，是说当年舒芬为进士榜首，即状元。舒芬，字国裳，进贤人。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中举人，十年后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争议大礼被廷杖。旋遭母丧归，卒于家。舒芬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卒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卒年四十四岁。他考中状元之年为三十四岁。舒芬著有《易笺问》一卷，朱彝尊《经义考》卷五十三引梅鹗之言曰：“子舒子博极群书，尤尽心于《易》，祖程宗朱，有《易笺问》之作，其言曰：‘爵禄不入于心，沟壑不忘于念，则吾身虽凶，吾道亦贞而吉矣，又何朶颐之凶哉？’又曰：‘未济之终，虽当可济，而上九高而无位，才无所施，自信有命，而饮酒为乐，故得无咎。’呜呼！贤才固不可以不自惜，而有国者亦不可以不重惜贤才也。予三读其言，而深悲之。”梅鹗当时很钦佩同榜状元舒芬的人品学问，而称舒芬“子舒子”，很有可能梅鹗曾对舒芬执贽行弟子礼。而此言当发于舒芬死后。据《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称梅鹗卒年四十五岁，舒芬死后梅鹗尚在世，则梅鹗生年不应早于舒芬。因此我们不妨作一假定，将梅鹗生年定在舒芬生年（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与杨慎生年（明孝宗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之间，约生于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即公元1486年上下。因此，梅鹗中进士之年约为三十二岁。则其卒年当在明世宗嘉靖九年，即公元1530年上下。　　梅鹗其人，颇有才情。《万姓统谱》卷十六称：“梅鹗……平生好观奇书，博综群籍，为文奇葩出尘，一时人多慕之。”《江南通志》卷一六七则称：“梅鹗，……博综群籍，为文援笔千言，滉洋浩博，誉重一时。未仕卒，弟鷟与鹗齐名。”《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梅鹗，字百一，号凫山。……正德丁丑进士。……弱冠志学，默而好深湛之思。家贫僻居，艰得书籍，闻有蓄古奇书者，辄踵门求观借录，日诵数万言，过目不忘。为文立就。其读六经，务去注释，而思圣人之旨。读先儒书，务根理要，而参六经之义。读诸史，非彻首尾该贯不释手。登第后，益肆力于书，著作甚富，未经雠校而卒，年四十五。遗稿多散佚[6]，惟《凫山集》四卷传世。”　　与梅鹗、舒芬相知的另一位学者名叫黄佐。《明儒言行录续编》卷二称：舒芬“兼知天文，晓音律。香山黄佐尝与陵阳梅（鹗）百一论武王伐殷，岁在鹑火，通考象纬不载，因推步之，……百一叹曰：向见舒国裳亦论及此。其后佐入史馆，见公（舒芬）握手曰：‘识公于梅百一久矣。’自是过从甚欢。”黄佐，生于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卒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卒年七十七岁。黄佐为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举人，十年后即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中进士，曾官南京国子监祭酒。他与梅鹗（百一）、梅鷟兄弟友善。　　梅鷟，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举人。时杨慎二十六岁，舒芬三十岁，梅鹗约二十八岁，黄佐二十四岁。而梅鷟年龄与黄佐相当或略小。舒芬、梅鹗、杨慎、黄佐四人中举人之年皆未超过二十四岁，[7]估计梅鷟亦如是。由此前推，梅鷟的生年当在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或稍后。　　可能黄佐在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聘请梅鷟为南京国子监助教。《四库全书总目》于“《南廱志》二十四卷”条下谓：“明黄佐撰。其第十八卷[8]《经籍考》当时以委助敎梅鷟成之。鷟学问淹贯，故叙述亦具有本末。书成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而此时梅鷟的年纪大约五十四岁上下。翌年，升浙江常州通判。后官云南盐课司提举。　　《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称：“梅鷟，号致斋，鹗之弟，正德癸酉举人。幼与伯兄鹗同学。博闻强记，研析经义。所著有《尚书谱》、《尚书集莹》、《尚书考异》、《春秋指要》、《周易集莹》、《古易考原》、《仪礼翼经》、《大元圜注》（案：当为《太玄图注》[9]）、《童子问》等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据《旌德县志》卷九《经籍书目》及《旌德县志补遗》卷一，梅鷟尚有《仪礼逸经》、《文集》等。又据林庆彰先生考订，梅鷟还撰有《读易记》、《尚书考正》、《尚书辨证》、《读诗记》、《诗经集莹》、《读春秋记》等书。其书多遗佚。今存者仅有《古易考原》、《尚书谱》、《尚书考异》数种。　　梅鷟论学，似较武断。《四库全书总目》于“《古易考原》三卷”条下谓：“明梅鷟撰。……是书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画卦在前，河图后出。伏羲但则之。以揲蓍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以五十数为体，以四十九为用，无以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论殊创辟。然于古无所授受，皆臆撰也。”所谓“伏羲之易，已有文字”以及“大衍之数当为九十有九”皆可谓无稽之谈。梅鷟作此言论，亦见其武断夸诞之一面。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称：“余读《焦氏笔乗》，称家有梅鷟《尚书谱》五卷，专攻古文《书》之伪，将版行之不果。……求其《谱》凡十载，得于友人黄虞稷[10]家，急缮写以来，读之，殊武断也。”《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明梅鷟……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北京图书馆现藏有清抄本《尚书谱》五卷，各卷皆题“旌川梅鷟学”。　　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著《中国经学史》，其中说：“梅鷟底《古文尚书考异》六卷，在明儒中是最出色的著述。”[11]　　《尚书考异》在明代及清初只有传抄本，并未刻板印行。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两册，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此书后附一册明韩邦奇《洪范图解》。韩邦奇《洪范图解序》末句题“正德乙亥六月中旬，苑洛子韩邦奇书”。傅兆宽先生《梅鷟辨伪略说及尚书考异证补》以此序为韩邦奇《尚书考异题记》[12]，认为至少在明正德十年（乙亥）前《尚书考异》已经成书。按：此说不确，韩邦奇此语与《尚书考异》一书并无关渉。台湾故宫藏《尚书考异》旧抄本年代不明，但可以断定它早于四库全书本的《尚书考异》，并且两者同属一系。四库全书本《尚书考异》亦不著撰人姓名，不分卷。四库馆臣发见书中有“鷟按”字样，因而判定其书作者为“梅鷟”。《四库全书总目》谓：　　《尚书考异》五卷，《明史·艺文志》不著录。朱彝尊《经义考》作一卷。此本为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不题撰人姓名，而书中自称“鷟按”，则出鷟手无疑。原稿未分卷数，而实不止于一卷。今约略篇页，厘为五卷。　　台湾故宫所藏抄本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相比较，后者订正了前者许多引文出处等方面的舛误，推测这个工作是由四库馆臣将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时来做的。　　清嘉庆中，孙星衍访得《尚书考异》善本，其书分为六卷。此本为孙星衍校刊平津馆丛书之一，也是《尚书考异》的第一部刊刻本（以下简称“平津馆本”），其书扉页有“嘉庆甲戌孟秋兰陵孙氏校刊”字样，甲戌年为公元1814年。平津馆本比文渊阁本字数多出近两万四千字。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文渊阁本《尚书考异》应该是作者考辨《古文尚书》的一个草稿本，而平津馆本《尚书考异》则是一部完成本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平津馆本的文字完全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上，平津馆本沿袭了故宫抄本的许多错误，此书虽经顾广圻、孙星衍两位清代大学者“详加校正”，但书中舛讹之处仍然非常之多。而文渊阁本则是更正平津馆本的一个重要的参校本。　　关于《尚书考异》一书的作者，依笔者的研究，尚有一些重要疑点有待考察澄清。笔者初步认为，《尚书考异》一书有可能是梅鹗、梅鷟兄弟两人共同的作品。《旌德县志》卷八《文苑传》称梅鷟之书，“其旨多本于伯氏云”，即是说梅鷟所著书，其宗旨多本于其兄梅鹗。　　《尚书考异》通篇言“按”、“今按”、“愚今按”，其中言“鷟按”、“鷟曰”仅各有一处。而《尚书谱》一书凡梅鷟加按语处例皆书“鷟曰”、“鷟按”。笔者颇疑《尚书考异》之“今按”与“鷟案”非出一人之手，因而怀疑此书主体很可能由梅鹗撰就，而后由梅鷟续成。下面我们还可以提供几个佐证：　　第一、梅鹗一直留心于尚书学，熟悉各家解经著述，他最早发现元代王充耘（字耕野）《读书管见》的价值，并为此书写题跋，他写道：“此书得之西皋王氏，写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当时恐失其真，輙以纸临写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读。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抠衣于耕野之堂也。梅幼和鹗云。”[13]在《尚书考异》中我们看到几处大段引用王充耘（耕野）《读书管见》的文字，从中可见作者对王充耘的推重，而这个作者很可能便是梅鹗。（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梅鹗把他发现的《读书管见》介绍给他的弟弟梅鷟，而由梅鷟撰写《尚书考异》的可能性。事实上，梅鷟《尚书谱》中也曾援引王耕野之论。）　　第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二称梅鹗“撰述颇夥，亦疑今、古文，亦谓‘人心’、‘道心’本出《道经》”。同书卷五下又引梅鹗之言说：“梅鹗幼和又谓：《古文尚书》东晋上者，较前伪《泰誓》引书加详，故遂乱本经，然尚幸其有纰漏显然以可指议者，如改‘今失其行’为‘今失厥道’，不与‘唐’、‘常’、‘方’、‘纲’、‘亡’协，则昧经书用韵之体矣。离《尧曰》首节为三段，而增加其上，则非‘舜亦以命禹’之文矣。”[14]这两条材料都在《尚书考异》卷二中，一在辨《大禹谟》条中，一在辨《五子之歌》中。　　第三、《尚书考异》与梅鷟的《尚书谱》在风格与观点上有明显的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于“《尚书谱》五卷”条下谓：　　明梅鷟撰。……鷟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及此书。《考异》引据颇精核。此则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引《晋书·（皇甫）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且词气叫嚣，动辄丑詈，亦非著书之体，故录其《考异》，而是书仅存目焉。　　《尚书考异》与《尚书谱》同辨《古文尚书》为伪作，假如出于一人之手，为何一书“引据颇精核”，而另一书“徒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又，《尚书谱》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而《尚书考异》则以为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张霸所为。由此看来两书对一些问题的重要看法也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根据以上一些疑点，怀疑《尚书考异》一书的主要作者可能是梅鹗，而梅鷟则可能是一位续成者。笔者深知，要证明此一看法，证据尚嫌不足，这里录以存疑，有待识者。而为了本文论述的方便，仍将梅鷟视为《尚书考异》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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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文选上册部分题目集选读.doc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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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国志注》
1．?简述《三国志》对正统问题的处理方法????????
2．?《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何继承、发展和创新?
1．《左传》与《国语》相比较，在内容.体例.性质上有何不同？?????????????????
2.为什么说《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典范？?
一、?填空题??(每小题1分，共10分)?
__《尚书》__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
?2、《春秋》
正在加载中，请稍后...15级历史班胡建宏整理 1、孔子编撰《春秋》的原则为
、故殷、以推广三代一贯的王道。
2、《左传》创立了史论
，以评论人事，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书中常用“ 君子曰
”形式直接表达作者的论断。
3、《汉书》的作者除班彪、班固外，还有
5、近百年来，我国有不少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被称为“甲骨四堂”的四位学者是
罗振玉 、王国维、郭沫若 和
6、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
而后六经，序游侠则 退处士
而进奸雄，述货殖则 崇势利 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
7、司马迁作《史记》，意在“ 究天人之际 ，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9、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 史记会注考证 》是继三家注之后，对《史记》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总结和梳理，集《史记》问世以来，两千年来注家、学者对其研究之大成。
10、俗称“史记三家注”的是刘宋时裴注《 史记集解 》、唐司马贞注《 史记索隐 》 和唐张守节注《 史记正义 》。
1、简述《史记》 “五体”的名称及其相互关系。（7分）
2、《史记》反映了司马迁哪些进步思想？（7分）
3、比较《汉书》的“十志”与《史记》的“八书”。（7分）
4、列举“十三经”的名称。（7分，答错一个扣1分、扣完为止）
5、何为编年体？简述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演变。（7分）
三、简要回答下列问题（每个字词4分，本题共20分）
1、一条完整卜辞的组成形式。 2、汉初传《诗》有哪四家。 3、越王勾践灭吴的具体措施。 4、《史记》三家注。 5、《诗经》的体例及内容。 一、填空（每空1分，本题共10分）
1、甲骨文第一部著录性著作是清末
刘锷 的《铁云藏龟》，第一部研究性著作是孙诒让的
2、《世本》内容有七部分，其中
作篇 记载了上古的技术发明和礼乐初制， 氏姓篇
是先秦大小贵族的起源和宗支分化状况的族谱。
15级历史班胡建宏整理 3、《诗经》中最长的诗篇是
，《国风》中的第一长篇是
4、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吴人
作的《国语集》，近人徐元诰撰有 国语集解
5、《汉书》对《史记》的体例有所变更，将“书”改为
，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 六、论述下列问题（每个字词10分，本题共20分）
1、试论《大孟鼎铭》的史料价值。 2、《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一、填空（每空1分，本题共10分）
1、甲骨文集大成的著作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
》首创科学地划分金文时代以便应用的方法。
2、清代学者闫若璩撰写的 尚书古文疏证
，惠栋撰写的
古文尚书考 ，都是考辨《古文尚书》的力作。
3、我国周代各国都有编年体史书，鲁、燕、齐、宋等国称《春秋》，晋国则称是
，楚国则称
4、《战国策》是西汉人
校录的，东汉人
最早为该书作注。
5、《汉书》较为著名的唐颜师古注汇集了隋朝以前的
家注，清朝王先谦汇集了唐宋以来六十七家成果，作
。 三、简要回答下列问题（每个字词4分，本题共20分）
1、夏商周三正。 2、《左传》和《国语》的主要区别。 3、鲁仲连帝秦论的四大危害。 4、《史记》五部分的内容及相互关系。 5、列举前四史的书名、作者、写作时代。 六、论述下列问题（每个字词10分，本题共20分）
1、《尚书》的体例及内容。
2、试论《晋楚城濮之战》一文中晋胜楚败的原因。
列举题 1、举出“四书五经”
2、举出《史记》三家注
3、举出《汉书》新创四志
4、举出《后汉书》新创列传七篇
名词解释 1． “古文尚书”
2.《史记》“三家注”
3.《汉书.艺文志》
4.《三国志注》
1． “今文尚书”
2. “春秋三传”
3.《三国志注》
简答题 1． 简述《三国志》对正统问题的处理方法?
2．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何继承、发展和创新? 1．《左传》与《国语》相比较，在内容.体例.性质上有何不同？
15级历史班胡建宏整理 2.为什么说《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典范？
一、 填空题
(每小题1分，共10分)
1、__《尚书》__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
2、《春秋》_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3、《十三经注疏》本《春秋左传正义》为晋_杜预___注，唐孔颖达疏。 4、最早为《国语》作注的是三国时吴国的 韦昭
5、最早为《战国策》作注的是东汉人__高诱_。
6、《史记》的五种体裁有本纪、书、表、世家_和
7、《汉书》中专记学术文化的专篇是__________。
8、最具价值的《三国志》注是南朝人___裴松_______所注。
9、《后汉书》纪传部分是南朝人范晔所撰，志的部分是梁人___刘昭_____采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入的。
10、《魏书》中的_________记载了拓跋姓改汉姓的变化，反应了民族融合的情况。
《后汉书》所立类转的独到之处
《后汉书》中的类传除《党锢列传》以外，对后世史家影响是比较大的。多数类传都为后来的史家所沿袭。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后汉书》虽比不上《史记》所创纪传体史书的宏规，也没有《汉书》建立纪传体断代史的范例。但是在完善纪传体断代史方面，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类传的设置。《史》、《汉》类传比较少，一方面是社会历史现实反映还没有这主面的需要，另一方面就是史家造作之初，还没有顾及到这些方面。从《后汉书》新增了七个类传以后，纪传体史书的类传名目，大体上就齐备了。后来的纪传体史书只在个别传目有所增减外，基本固定下来了。
比较《汉书》与《史记》的异同
司马迁作《史记》有其独创性；班固作《汉书》则倾向于文献保存。一、体例内容的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取材于《史记》而并非完全照搬，承袭《史记》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反映了他俩的思想分歧。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第三，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三、风格比较1、感情色彩方面。《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2、叙事方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而《汉书》只是通过平时的叙述以完成清晰的记事，故其生动性、文学性不及《史记》。3、人物刻画方面《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4、语言风格《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15级历史班胡建宏整理 36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与汉末士大夫的“薄薄堪瘛敝
党锢中牵涉的人物，其影响多体现在精神上的引导力量，即他们品行高洁，在朝堂上仰仗自己的道德权威和浊流对抗，以实现他们“除奸臣清王道的思想”，他们崛强而刚直，引起社会尤其是众多太学生的同情与支持，形成标榜之风。 当人触犯了宦官、宠臣的利益，导致党锢之祸的直接原因：党人将正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连王权也无法阻碍正义的实现，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却造成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浩劫。
当道德与强权碰撞时，道德捍卫者的身份是尴尬的，倘若坚持道德，则会遭到迫害；倘若不坚持道德，则会失去高尚节操，不管怎样，其结局都是悲观的。
37、《三国志》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点
《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它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对纪传体断代史和国别史的创新，因而独具特色。
38、《三国志注》与传统史注的明显差异
过去的史注受汉儒传解笺经的传统影响，以名物古训、章句解释为主，注释范围大抵不超出正文之外。由于三国时代政治上长期分裂，有些史家采取广集诸说、求同存异、自己不加以评论的办法。魏晋以后，墨守家法师说的汉儒解经的方式，被注重义理、不拘一说的集解、义疏的方法所代替。《三国志注》便是一反传统做法，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的著作。
《三国志?让县自明本志令》与曹操的历史评价问题
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55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T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国语?越语上》看 越王勾践灭吴的根本措施与具体方法
《国语?越语上?勾践灭吴》记述了勾践摆脱亡国危机、重新致敌于死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勾践含辛茹苦，励精图治，采取了五项根本措施，每项根本措施又通过相应的具体办法付诸实现。归纳起来，略如下述: 第一，败军之际选贤授能。一则公开招聘辅政谋臣，二则以谦恭敬重的态度擢用文种。 第二，发动以保存实力为目的的让步型外交攻势。一则选派能言善辩的文种赴吴求和，把求和条件降低到最低限度；二则制造并利用吴国的内部矛盾促成和议的达成；三则以派遣宦士乃至亲身充当夫差马前卒为烟幕迷惑对方。 第三，切实改革内政。一则当众引咎自责，做好善后工作；二则改变婚姻陋习，奖励多生多育；三则亲自参加耕织，率先发展生产；四则长期免收赋税，适当减轻徭役；五则收养贫家子女，周济流散人口；六则优待国内人才，礼遇四方之士。 第四，掌握战略反攻的主动权。一则激励雪耻意识，二则强化战场纪律，三则挥师连战连捷。 第五，务歼仇雠敌战之国。一则拒不允和，二则残吴社稷，灭吴宗庙。 以上五项根本措施和十六种具体办法，表明勾践具有战略眼光、政治策略、决断能力和率先垂范的精神，不愧为春秋五霸之殿军。连带需要指出的是，勾践卧薪尝胆这段佳话，并不见于《国语》和其他先秦古书，只有《史记?勾践世家》和《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言及尝胆之事；至于卧薪，在两汉以前的史籍中更无记载。由此看来，卧薪尝胆究竟有无其事，尚悬而未决。作为史学工作者对此应持存疑态度。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这条成语所蕴含的积极意义。
15级历史班胡建宏整理
《战国策》所记鲁仲连“义不帝秦论”值得肯定吗？
《秦围赵之邯郸》原载于《战国策?赵策三》，在全书中属于第236章。《古文观止》第四卷也曾选收本文，改题为“鲁仲连义不帝秦”。教材属于摘字名篇，《古文观止》属于据义名篇。对鲁仲连的“义不帝秦论”，古今几乎都持肯定态度。南宋鲍彪在其重校新注《战国策》的《自序》中说，鲁仲连发策之慷慨，“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这是褒奖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符合儒家的节义观和维护分封制的政治观。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在《古文观止》批注中说:鲁仲连不仅有“高义”之行，而且还有“远识”，称得上“战国第一人”。这是赞扬鲁仲连政治目光十分犀利，富有先见之明。或者说鲁仲连的政治观察力和预见性非世人所能企及。现代学者冯其庸主编的《历代文选》，在本篇解题中则说:“鲁仲连站在反侵略的正义立场，坚决主张抗秦，反对投降”。这是肯定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即认为这种合理性和正确性是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 与上述诸说略有不同的是，元代吴师道在补正鲍注《战国策》之《自序》中有指出:鲁仲连“持论立言不戾乎正”，在“攻斗并吞、相诈相倾”的战国社会中，算得上“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这就是说，鲁仲连与专搞阴谋诡计的说客策士存有区别，区别在于，终竟没有背离儒家的轨道，但同时还有一个根本性的缺憾，即未能做到“反正明本”。所谓反正明本，就是把霸道转入王道上来，从理论上阐明王道。而鲁仲连仍然是就事论事，扛着王道的旗帜在霸道的畛域内绕圈子。吴氏这种论断，只不过在肯定鲁仲连的程度上比鲍彪有所收缩而已。 古人以儒家传统思想作为评定是非、褒贬人物的标准，不足为怪。今人从战争的性质来观察评判鲁仲连的历史活动也无可非议。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要弄清鲁仲连“义不帝秦论”的实际具体内容，二要明确当时的历史主题和发展趋势，然后把“义不帝秦论”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做考察与辨析，问题就会得到比较科学的解答了。至于战争性质，史学界公认战国时期均为封建兼并战争，并不存在侵略反侵略的本质区别，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历代文选》的编注者是文学研究工作者，我们对此可以置而不论。 所谓“义不帝秦论”，集中体现在鲁仲连对“帝秦之害”的揭示上。帝秦之害概括起来，不外乎四点:一是招来苛酷之求和天下之讥，二是造成囚禁之灾和杀身之祸；三是引来失礼之责和国格之辱；四是导致罢官之危和后宫之虞。这四大危害归结到一点，就是:一旦尊秦为帝，赵魏君臣就会拱手失去全部的既得利益。既得利益之所在，就是所谓“义”之所在。换言之，“义”是割据称雄的赵魏统治者既得利益的冠冕堂皇的代名词，既得利益构成了“义”的实际内涵。辛垣衍之所以被鲁仲连所折服，就因对此心领神会，恍然大悟。辛垣衍之所以称鲁仲连为天下之士，就因自己对此不如鲁仲连看得远，见得深。辛垣衍之所以不敢复言帝秦，就因害怕失去“故宠”。而平原君之所以用“千金为鲁仲连寿”，就因鲁仲连为他本人和赵国君臣保住了眼前的既得利益。 其实自长平之战后，战国形势已经明朗化，统一已成定局，而加速统一局面的到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跃升为当时的历史主题。山东六国尽管苟延残喘，垂死挣扎，不过是维护各自既得利益的主要外在表现。这种表现无疑构成一股阻碍统一进程的逆流，这股逆流既是必然的，又是成不了气候的。鲁仲连大谈义不帝秦，力主救赵抗秦，充其量是权宜之计。这种权宜之计既然以维护赵魏君臣既得利益为目的，为主旨，为归宿，实质上是对当时已经日益明显的统一趋势的一种反动。赵魏最终败秦于邯郸，尽管延续了山东六国被秦攻灭的命运，但仅过三十六年，秦始皇就如刘向《战国策叙录》所说:“因四塞之固，据函崤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天下。”这就雄辩地证明，鲁仲连的“义不帝秦论”，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如果说鲁仲连的“义不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