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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史》史诗性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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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鲁太光：被分成两半的农民——《创业史》等作品中的农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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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太光：被分成两半的农民——《创业史》等作品中的农村世界
柳青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面世以后，立即引来了一片叫好声，但是，在这热烈的反响之中，也不乏激烈的争论，而且，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小说中，到底是以梁生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更加真实、突出呢，还是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旧人”形象更加真实、突出？
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者是冯牧，他撰文指出：从50年代初期以来，虽然出现了不少真实、生动地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小说，但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往往是一些落后分子，因而“如何创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和描绘新事物的萌芽成长，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他在此贬抑的基础上转而褒扬说：《创业史》里边的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汉、王二直杠、郭振山，反面人物姚士杰等都塑造得很出色，但更值得重视的，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以“梁生宝为首的几个体现了时代的光辉思想品质的先进人物形象”，并总结道：正是通过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我国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和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以后发生的一场无比深刻、无比尖锐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1]
关于这个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譬如，也是在《创业史》出版后不久，邵荃麟就撰文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个体农民的负担”，他还说：“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2]而且，这还不是最典型的不同意见，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中、系统论述的是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严家炎，他于60年代初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3]，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他毫不讳言地指出：《创业史》 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梁三老汉“虽然不属于正面英雄形象之列，但却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特有的艺术价值”——他在互助合作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状态是有代表性的，《创业史》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成功地再现了作为个体农民的梁三老汉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作品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由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最终要走新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即梁三老汉和他爹两辈子人累死累活、艰苦创业的最高目标就是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他对互助合作的新生活半信半疑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人吃人的旧社会，他创家立业的理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每况愈下，几乎跌落到贫穷和苦难的无底深渊中去，所以，他从心底里厌恶、反对旧社会，而这就使他对一个崭新的大同世界充满了向往，这向往是如此得强烈，强烈得出离了幸福，而带有些许恐惧。
因此，严家炎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他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他还进一步指出：“作品里思想最先进的人物，并不一定就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艺术典型之所以为典型不仅在于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在于丰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义和丰满的艺术形象的统一，否则，它就无法根本区别于概念化的人物。”[4]
毋庸讳言，这里所谓的“概念化”人物，暗示的就是梁生宝，虽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严家炎并没有直接这么说。
一石击起千层浪，这样的观点一出来，马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连一贯以厚道、宽容著称的作者柳青也忍不住在《延河》上著文反对，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回应文章中，柳青说，严家炎的这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他无法保持沉默，接着，他详细解释道，“《创业史》这个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5]而如果我们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沿着作者的思路进一步推理的话，下面的结论应该不是画蛇添足：这个村庄各阶级人物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矛盾和统一都通过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体现出来，而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又都凝聚在梁生宝身上，从而，最终的结论就是：这个意义重大的主题只有通过梁生宝这样的“社会主义新人”才能充分表现出来。
写到这里，争论的核心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争论双方之所以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并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纯文学”和“纯艺术”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为了一个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问题。
通过阅读我们知道，梁生宝一直是《创业史》全部故事和结构的核心，在蛤蟆滩这个小世界里，他似乎无处不在，而其它一切人物也似乎都因为他的存在才获得了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不管他是“在场的在场者”也罢，还是“缺席的在场者”也罢，人们说话时谈着他，做事时看着他，困难时念想他，成功时念赞他:郭振山的争强和苦恼、姚士杰的阴谋和仇恨、改霞的爱情和彷徨、县里派来的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的真诚和幼稚，甚至连县委杨书记的感慨和思考，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测量和检验。他成了小说中的一种标准，一种影响，不管这影响是焦虑的还是幸福的，是甜蜜的还是枯涩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作者眼中，梁生宝不仅是小说结构的重要因素，是作者苦心孤诣的艺术探索的核心，而且还是作者的政治和审美的中心，是作者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重要载体，所以，如果抬高小说中梁三老汉的地位，就等于釜底抽薪，不仅否定了梁生宝乃至《创业史》的艺术价值，而且还否定了作者通过梁生宝这一历史审美主体所传达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或许，这就是面对诸如此类的评论，柳青立场如此坚定、情绪如此激烈、言辞如此澎湃的原因吧？
当我们痛定思痛，站在遥远的今天来看当时那场冰炭不能同炉的争论的时候，我们发现，争论双方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观点背后其实有一种深刻的共同性：当年严家炎之所以从“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和“细节的真实性”要完美结合的角度出发，一口咬定梁三老汉是《创业史》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因为柳青用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描摹出了梁三老汉在历史巨变之前的摇摆、犹豫，以及他摆脱这摇摆和犹豫而走向新生活的历史必然性，也就是说，他没有否定这历史的必然性，而只是质疑柳青表达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方法和空间；而柳青之所以对严家炎的评论横眉冷对，一方面是因为梁生宝确实是其思想和艺术探索的凝聚，另一方面，潜意识里是担心这样的质疑会造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在质疑这种表述方式的同时，于无意识中也一并质疑、解构了这种表述方式所指向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看来，柳青的激动和担心并非多余——这并不是说严家炎的评论是“动机不纯”的“诛心”之论，因为，就像上文所说的一样，历史已经证明了作者和评论者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共同的难题，即如何更好地表述、建设这种历史必然性，只不过他们的表达方式看上去“南辕北辙”而已——此后的十数年乃至数十年之中，这桩文坛公案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似乎只剩下了些许理智而冰冷的灰烬，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问题不仅没有烟消云散，反而以一种更加激烈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只不过，这场延续下来的争论并没有像严家炎和柳青当时那样，因坦诚相见而采取了一种短兵相接的辩论方式。
此后的质疑和解构更像在地下燃烧的地火，虽然激烈却采取了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于悄然无声中，逼近了问题的核心——质疑、解构小说所描写和传达的历史必然性——就像李杨所揭示的那样：“80年代以后的中国叙事对对梁三老汉的认同显然已经摆脱了这一前提，作为“新时期文学”中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伤痕—反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表现梁三老汉们在革命时代的悲惨命运。譬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就可以视为对《创业史》的重新改写。李顺大以近三十年的时间经历三起三落才盖起了自己的住房的悲惨故事再现了梁三老汉的历史。80年代以后文学史在将梁生宝定义为公式化、概念化的虚假人物的同时，很自然将梁三老汉视为惟一真实的中国农民形象：‘从这个形象的塑造中，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6]
1980年代之后，在一片“躲避崇高”和“告别革命”的喧哗声中，这种解构的地火一浪高过一浪，终于浮出历史地表，成为这个时代惟一“政治正确”的声音，并逐渐成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或无意识，李杨引用的一篇在上海学者发起的“重写文学史”活动中重评“柳青现象”的文章颇有代表性，因此笔者也不怕麻烦，转引如下：
如果柳青能正视中国农民的落后性、狭隘性，挖掘出它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演变过程，倒或许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史诗愿望。但柳青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人物的典型塑造，轻易地从梁生宝身上剔除了这一性格内容，从而削弱了生活真实的深度和广度，忽视了历史进程的艰巨性、反复性。柳青把表现这种农民落后和狭隘的心理的细节统统集中在梁三老汉身上，这就表达了他对历史发展的乐观情绪。在他看来，老一代农民身上的落后和狭隘才是富于典型性的，而新一代农民则摆脱历史的阴影了。但实际情况是，正因为梁三老汉这个人物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农民贫困、屈辱的历史，以及因为这种贫困、屈辱而形成的落后狭隘、裹足不前的性格侧面，同时又表现了中国农民勤劳、朴实的性格侧面，他反而成为《创业史》中概括变革中农民心理的复杂变化过程最生动、最典型的形象。[7]
表面上看来，这段文字似乎是严家炎那段著名的文字的翻版，而实际上，这种“一致”的言辞背后表达的却是“不一样”内容，因为，作者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认为柳青写作《创业史》时存在着深刻的价值矛盾，即单一的政治视角和感性生活体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来源于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非科学的简单化的信仰，从而最终导致了“人物服务主题、事件演绎主题、主题证明政治理论的怪诞模式”，也就是说，小说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作者用简单的政治信仰取代了现实生活的缘故，因而，小说的失败就不仅是现实生活的失败，而且也是政治信仰的失败，最后，小说的失败就是历史的失败。
面对着这种魔方一样的文字，李杨感到回应这种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对“不正确的政治立场”进行批评比较困难，因而从萨义德的“东方学”那里借来“批判的武器”进行总结，说这两种不同的描述是对农民的两种“本质想象”，而这种“本质想象”又是现代知识“表述”的结果，所以，他吁请人们将这两种不同的农民形象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谱系中，溯本求源，从而发现“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存在着千差万别的概念，因而认识到“农民”是一个历史产物，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范畴，而不是自然产物，因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本质性的“农民”概念，所以，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一样，不过是“20世纪中国农民”这一现代范畴的真切的历史镜像。[8]
毫无疑问，李杨这一“知识考古学”的发现揭开了这一话语魔方神秘面纱，然而，我还想站在他和其他前辈的肩膀上，继续引申和阐述，从而进一步揭示这个话语魔方的秘密。
恰如李杨所揭示的一样，在阅读完这些形形色色的评论之后，我们眼前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民”形象——梁生宝形象和梁三老汉形象，这两种“农民”形象是如此的截然相反，以至于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笔下那个被炮弹分成两半的子爵一样，只不过，把这个农民形象一分为二的不是战争中纷飞的炮火，而是被“单一的政治视角”和“感性生活体验”撕成两半的作家和作家被“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刀切成两半的心灵。
然而，如果我们对《创业史》有一个认真细致的阅读和分析、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个体贴同情的辨认和综合、对小说的结构有一个全面辨证的关照和透视、对那段历史有一个客观实在的回顾和反思的话，就会发现问题决非如此简单，换个说法就是：如果说有一个“被分成了两半的农民”的话，那么，这个“被分成了两半的农民”决非来自“精神分裂”的《创业史》，也非来自“分裂的作家”和“作家的分裂”，更非来自虚无空想的历史……或者，我们可以说得更尖锐些：如果确实有一个“被分成了两半的农民”的话，那么，这个“被分成了两半的农民”只能来自于“分裂的批评家”和“批评家的分裂”，而这些“分裂的批评家”们“分裂的批评”又来自于他们或有意或无意的“创造性误读”，而这种让人目眩神迷的“创造性误读”是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同情感的心灵无法接近作者的心灵世界，因而更无法感受和理解那段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历史。
因为，虽然梁生宝是寄托作者世界观的历史审美主体，但从来就没有脱离梁三老汉而独立存在的梁生宝，这话反过来说也一样，即从来也没有脱离梁生宝而独立存在的梁三老汉，我们甚至可以说，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不仅不是彼此外在的他者，而且更是彼此内在的自我，或者说，梁生宝不过是一位生活在新时代的梁三老汉，而梁三老汉也不过是生活在旧时代的梁生宝，他们是彼此照亮的镜子，通过对方的一举一动而再现自己，从而再现历史的沧桑巨变……
如果做一个略微细致些的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所关照的范围有大有小，但与此有关的所有痛苦和幸福却一脉相承：他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发家创业”，不过一个发的是“小家”，创的是“小业”，而另一个发的是“大家”，创的是“大业”；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吃苦耐劳，只不过一个是为了“小家小业”而吃苦耐劳，而另一个则是为了“大家大业”而吃苦耐劳；他们共同的忧患都是怕事情弄糟了，只不过一个是怕“小家”的事情弄糟了，而另一个则是怕“大家”的事情弄糟了；他们共同的梦想都是想做自己的主人，只不过一个是想做“三合头瓦房院”里的主人，而另一个则是想做互助组里的带头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主人翁……
我想，通过这些细致的比较，我们就能够从梁生宝身上看到梁三老汉的影子，也能够从梁三老汉身上看到梁生宝的影子，不过，我们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了，因为，之所以说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彼此是照亮对方的镜子，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互文”关系有一个更深厚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小说哲学一样系统而辨证的结构。
我们在 强调梁生宝是小说的主人公和结构核心的时候，往往没有意识他是在梁三老汉的心灵世界中长大成人的，没有意识到梁三老汉饱经沧桑的眼睛始终笼罩在梁生宝身上，而梁生宝的眼睛也从一开始就跟随、呼应、衬托着梁三老汉的眼睛，由稚嫩而成熟，并开始反观梁三老汉的眼睛，从另一个方向关照这个世界，从此，这两双眼睛就交织在一起，彼此吸收对方而又为对方所吸收，最后，两个不同的世界也在这两双眼睛的沟通中融为一体，一个崭新的世界诞生了……
小说的“题叙”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梁三老汉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然后看到的是这双眼睛所笼罩着的那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中的一个孩子（梁生宝），而且，我们看到这双眼睛始终为这个孩子的成长而激动不已，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梁三老汉对“儿子”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题叙”中的梁生宝简直比梁三老汉还“梁三老汉”，不仅像继父一样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而且比梁三老汉更会过日子，年仅十八岁的他就做出了一件令梁三老汉先是大吃一惊后又欣喜若狂的决定：花五块硬洋买下了财主吕老二死了母亲的小牛犊。
可现实是如此残酷，不仅梁生宝的这个“有出息”的打算被生活打得粉碎，而且梁三老汉那个“没出息”的想法也再一次落了空：身强力壮的父子俩苦熬了几年，日子不仅没有发起来，反而雪上加霜，爷俩“破命”创业的算盘像一个美丽的水泡在风雨的吹打中破灭了……
小说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平静的笔端凝聚了无穷的绝望和悲伤：“这是命运的安排，梁三老汉既不气愤，也不怎么伤心，好像境况的这一发展是必然的一般，平静而且心服。看破红尘的老汉，要求全家人都不必难受。他认为和命运对抗是徒然的。”[9]哀莫大于心死，老汉的心死了，梁生宝的心也死了，千千万万穷苦人的心都死了……当心死的时候，一部分人会由挣扎而沉默，由沉默而消极，另一部分人则反抗绝望，在山穷水尽的地方寻找柳暗花明，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在沉默之中等待，等待着太阳从西边出来，等待着历史把他们卷进火热的洪流中去……
这就是“题叙”的意义，不仅奠定了整个小说的叙事基础，而且还包卷了整个小说，为小说叙事的推进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动力，使小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因此，要想全面而辨证地理解这个小说，就必须全面而辨证地理解这个“题叙”，因为，正是这个“题叙”告诉我们，梁生宝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的背离，而恰恰是对梁三老汉的扬弃——他们虽然不是“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但却是最恰如其分的精神上的父子关系；而梁生宝们所从事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业，不仅不是对梁三老汉们所从事的“事业”的背离，而恰恰是对这一“事业”或“理想”的扬弃，充分吸收其过好日子的强烈渴望，又剔除他们只顾个人发家创业而不管他人死活的狭隘个人主义！因此，作者在“题记”中引用毛泽东的话“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10]就格外意味深远。
我们必须清楚，这里的“斗争”是一个哲学术语，是使事物在矛盾运动中扬弃自己，由量变而质变，创造一个崭新的自我。
这里，这个崭新的自我就是中国农村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离不开千千万万的梁生宝，也离不开千千万万的梁三老汉，更离不开千千万万旧社会的梁三老汉在矛盾斗争中转变成新社会的梁生宝，因为，他们是辨证的两极，离开了一方，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就不能成立。
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也就是说，对梁三老汉和梁生宝彼此割裂的理解，不仅不是来自作者的分裂，不是来自历史和现实的分裂，而恰恰是来自于批评者自身的分裂，来自于他们对现代历史一厢情愿的直线性理解……因为，恰恰是在《创业史》中，通过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辨证关系，我们看到了对现代历史的辨证理解，看到了现代历史既是一个空前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彻底绝望的时代，看到了现代历史是一个在矛盾斗争中不断扬弃的过程……
由于结构原因，《创业史》省略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梁生宝在终南山中的隐居生活。
单单通过这个小说，我们无法了解梁生宝在荒山野岭中的生活，虽然通过下文互助组进山割竹子的章节我们能够窥斑见豹，间接地了解山中的危险，然而，我们仍然无法感知梁生宝在这深山老林中的变化，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我们只知道1949年的夏天，在深山老林中隐居了多年的他终于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像报春的鸟儿一样，给父老乡亲们带来了好消息：“世事成咱们的啦！——”而且，按梁三老汉的说法就是：从此以后，“生宝创家立业的劲头，没有他忙着办工作的劲头大。发了土地证，庄稼人都埋头生产，分地户都专住心发家的时候，有些村干部退了坡；而生宝特别，他比初解放的时候更积极，只要一听说乡政府叫他，掼下手里正干的活儿，就跑过汤河去了。”[11]换句话说就是，自从从深山老林中回来之后，梁生宝就换了“心胸”：一心一意投入到火热的“世事”中去了，而不再专住心发个人的“小家”了！
是什么使梁生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呢？因为，虽然他本来就善有主意、能吃苦，可是，就像上文所说的一样，他身上的这一切素质在梁三老汉身上也一样都不缺，或者说，原来的他不过是一个更加吃苦耐劳、更加精打细算的梁三老汉罢了，他们之间的变化不过是“量变”，可是，从终南山回来以后的梁生宝却发生了“质变”，他从继父的壳中孵化了，从梁三老汉大半辈子都没有走出来的世界中闯出来了。因此，我们不得不追问：是什么催化了他的新生呢？
在我看来，作者没有“秉笔直言”的这个部分，恰恰是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因为正是在这一部分中，梁生宝由量变而质变，从梁三老汉这个蚕蛹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新人。因此，这个空缺的部分就成为了一位“缺席的在场者”，像一位沉默的蒙面人一样，以其神秘的“缺席”构织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黑洞”？因为只有它才能解释梁生宝由梁三老汉这个“老蚕蛹”化为“新蝴蝶”这一历史飞跃发生的原因，而不是站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立场上批判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争论什么到底是梁三老汉比梁生宝更典型、更“像”个中国农民呢，还是梁生宝比梁三老汉更典型、更“像”个中国农民的问题，因为，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不是彼此分裂的对立物，而是一个矛盾体中既对立又统一的两极。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我在《创业史》中的这个“空缺”面前徘徊的时候，却在赵树理的小说《灵泉洞》中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灵泉洞》中有一段写几个躲避战乱的人在深山老林中的生活，这一似曾相识的描写就是对这一“空缺”的最好注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灵泉洞》和《创业史》是描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姊妹篇，因此，我们可以暂且告别柳青的《创业史》，而沉潜到赵树理的《灵泉洞》中去，因为，在《灵泉洞》中埋藏着开启《创业史》留给我们的这个谜语的钥匙。
为了躲避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军队的蹂躏，金虎和小兰在山洞中过了一段“山中无甲子，岁尽不知年”的安稳日子，可是一不小心，被国民党警察给发现了，他们只好沿着山洞中的流水逆流而上，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终于从山洞中“钻”了出来，来到了一个“百里之内找不到一个人”的大山顶上，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片片的山药蛋，并且在山崖下发现了人烟——无巧不成书，原来是他们村的老李洪，他也是为了躲避兵荒马乱而带领全家来到了这个无意中发现的“洞天福地”。接下来，作者领着我们进入这个“桃花源”：鸟语花香、水清木秀、人情甜美，好一个人间天堂！
然而，在我看来，作者之所以使出浑身解数，把这荒山野岭描摹得像人间仙境，不过是用这里的幸福反衬人间的苦难，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丑陋，从而展望一个幸福的新社会，因为，就像《创业史》和其它作品所透露的一样，这里固然物产丰美，但也决不是什么人间乐园——陪伴他们的，除了那些美好的事物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灾难，任何的疏忽都将置他们于万劫难逃的死地，而且，尤其重要的是，离开家园而寄身荒野，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逃生之计，是他们在生活地形图上所能选择的最边缘、最危险的生存方式之一。
不过，话也得反过来说，因为，即使有这么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危险包围着他们，他们仍然觉得这里的生活幸福而美满，这就从反面揭示了现实的残酷，当蛮荒的自然丛林在人们眼中成了天堂的时候，那社会在人们眼中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因此，作者对荒山野岭的礼赞，表面上看主要集中在对丰富的物产的赞美上，但实际上，这礼赞却来自于他们对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关系的渴望：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仅人不再剥削人、压迫人、吃人，而且耕者有其田，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请注意，作者和小说的主人公们一起呼唤的绝不是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虚幻图景，而是一种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因为，虽然他们在深山老林中的生活类似于一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可是他们早就从原始王国中跋涉而出了，也就是说，他们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中的人，而这样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绝不是玫瑰色的轻裘，在轻风的吹拂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因此，他们通过这寓言一样的文字所呼吁的，是突破现有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囚禁而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前进，是突破必然王国的阻挠，向自由王国进军……
如果把梁生宝的变化放在这个框架中来理解，那么情况就一目了然了，梁生宝之所以放弃梁三老汉式的发家梦想而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不是山中的隐居生活让他迷失了庄稼人过光景的正路，而恰恰是这一段山中的隐居生活叫他和这吃人的“丛林社会”拉开了距离，得以冷静地观察这社会上“大鱼吃小鱼，小雨吃虾米”残酷原则，看清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秘密，看清楚了人类社会血战前行的历史……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发现！
正是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梁生宝从梁三老汉鲜血淋漓的胞衣里挣扎而出，开始了自己新鲜而艰难的求索，而梁生宝转变的秘密，也恰恰是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转变的秘密——是的，它已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沧桑了数千年，下面，打碎这个秘密，在对母体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开始自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探索，对了，它就像诗歌和寓言中那鲜美的凤凰一样，为了馨香的未来而抛弃沉重的肉身，在热烈而痛苦的燃烧中重生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在“丛林原则”肆虐的人类社会中发现了原始丛林中的“幸福”和“美满”，从这“幸福”和“美满”中发现了人类社会血战前行的历史，并最终在这血战前行的人类历史中找到了打碎旧社会、建设新生活的奥秘，接下来的就是有条不紊、雷厉风行的行动了！
我们无法忘记梁三老汉面对分给自己的土地时的欢喜和觳觫：
在土地改革的那年冬天里，梁三老汉在他的草棚院里再也蹲不住了。他每天东跑西颠，用手掌帮助耳轮，这里听听，那里听听。他拄着棍子，在到处插了写着字的木橛子的稻地里，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他那灰暗而皱折的脸皮上，总是一种不稳定的表情：时而惊喜，时而怀疑。老婆嫌他冒着冬天的冷风在外头乱跑，晚上尽咳嗽一夜；但她稍不留意，草棚院就找不见老汉的影子了。她跑出街门，朝四外了望，果然，那罗锅腰的高大身躯，孤零零地站在空旷的稻地中间。
老婆追到他跟前，拉他回家。
“不！”他坚决地说，挣扎脱袖肘。“我在屋里蹲不住嘛。”
“你站在这里做啥呢？”
“我，看一看……”他的一只胳膊朝周围的稻地一晃，神神气气。
“这里有啥看头呢？都分给大伙了。”
“分给大伙了，我看一看嘛……”
“你这是怎哩？身上哪里不舒服吗？”
“身上不怎。”
“那么是为啥？看你这些日子呆的很……”
“没啥。”
“没啥你也甭乱跑了。”
生宝他妈死赖也把老汉拉不回草棚屋去。常常天黑严了，老汉还在分给他的地边上蹲着，好象害怕地里的土块被人偷走了似的。
过了些日子，老汉从外头回到草棚屋，感慨地叹息着，才对老婆说了真心实话。
“生宝他妈，我心里麻乱得慌。”
“为啥？这不好过日子了吗？”
“我老是觉得这不是真的，好象在梦里头哩。我跑出去看一看，那些木橛还在稻地里插着哩。”……[12]
请不要笑话这老人的离奇和古怪，也不要为老人的欢喜和觳觫而好奇，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他对这土地渴望得太长久、太苦涩了，所以，当“世事”变了，土地分到手中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害怕自己是在做梦！因为，他曾经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想渐渐创立起自己的家业来，但他没有办到，比他精明的生宝也没办到，他的祖祖辈辈也都没办到。长久的打击把老人给打麻木了，几乎不敢睁开眼睛看世界。可是，太阳还真的就从西边出来了，那个被颠倒了的世界终于被颠倒过来了，就像梁生宝所说的那样：“世事变成咱们的啦！——”
因此，在确认土地真的变成了自己的以后，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力注入了老人早已干瘪了的身体——他那弯了多年的腰杆竟然又挺直了，气喘咳嗽的毛病也轻松了不少。
梁三老汉身上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就是在土地改革的催化下发生的，土地改革就像一场知时的好雨一样，使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焕发了勃勃生机，它“不仅使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几亿亩土地和其他大量生产资料，每年不必再向地主交纳几百亿斤粮食的地租；更加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3]
就这样，这场影响深远的伟大运动，不仅拆除了架在中国农民脖子上的那把屠刀，解决了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运动都无法解决的“国家政权内卷化”问题，还土地于人民，还生命和生活的权利于人民，使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且还把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顺利地完成了民族主义革命的任务。
然而，土地改革的成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步，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解历史命运，并使自己的解放与这种真实的历史统一起来的运动。这种革命不但是一种政治的运动和经济的运动，而且还表现为一种有自觉历史意识的阶级运动，也就是一种有明确的思想和意识的阶级的运动，甚至是有明确的思想意识和纲领指导的现代阶级运动，换言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运动必然是一种思想文化运动。
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满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土地要求，因而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戴和热烈支持的现代化变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统治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土地改革运动既是对传统伦理的回归，也是对彻底的私有制的回归，在释放了巨大的解放性力量的同时，也暴露了其囚禁性力量——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干净利落地拆除了隐藏在晚清和民国的现代化运动背后的桎梏的时候，也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因为，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我们不过是从头再走一遍老路，重新回到那个我们刚刚推翻的国家和制度，重新将刚刚正当过来的历史再次颠倒。
这就要求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历史命运，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丧失了自己的历史目标和自己的阶级意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由被动而主动，由自发而自觉，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可是事实证明，在当时的中国，伴随着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发生社会主义文化的胜利，也就是说，这一空前绝后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地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是两回事。
《创业史》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么一幅不进则退的历史图景——
不用说蛤蟆滩的地主和富农了，他们要么一心只想自己发家创业，要么把农村的社会主义事业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也不要说在贫穷和劳累中给跌打得迷失了自我的梁三老汉和王二直杠们，他们已经被“世事”给吓破了胆子，只想紧紧抓住这到手的一亩三分地，一点点地把家发起来；也不要说原先的领路人郭振山，在革命中得到利益之后要“激流勇退”，一头钻进个人的名利场中去了……
单说梁生宝的左膀右臂高增福吧，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是坚定的革命者，不仅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而且具有自觉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因为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很值得推敲，或者说，他的革命热情和革命要求仍然停留在土改阶段，他之所以坚定地支持梁生宝和互助合作事业，与其说是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渴望和憧憬使然，不如说是对贫穷的恐惧和对剥削的憎恨使然，他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这话的真正含义，因此，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与其说是自觉的，毋宁说仍然停留在自发阶段。
因此，教育农民的严重问题就摆在了我们眼前，因为，要想把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彻底抛弃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买办所有制遗留下来的思想渣滓，扬弃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所遗留下来的自私自利思想，把这场政治和经济运动引向文化运动，把这场革命从民主主义阶段引向社会主义阶段，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刚刚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里杀出来的国家必然再次落入这个残酷的轮回之中。
就在这样的时刻，具有明确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出现了，正像人们所评论的一样，他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身上忠诚厚道、勤俭节约、坚忍不拔的优良品质，又增加了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克己奉公等崭新的精神，带领着广大农民摆脱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奔波、劳碌。
毫无疑问，正是这些崭新的社会主义品质使他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因为，忠诚厚道、勤劳简朴、坚忍不拔可以出现在每一个传统农民身上，可这些特点说明不了新农民的真正品质，所以，正是因为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克己奉公等社会主义“本质”的存在，那些传统的本质被激活了，焕发出璀璨的光辉。
然而，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就说梁生宝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因为，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从来没有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脱离与他息息相连的父老乡亲，也就是说，他不仅始终没有与那场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相脱离，而且也始终没有脱离那片生养他的土地和传统：在这片土地和传统中早就包容和孕育着“天下为公”的光辉思想！
是的，他之所以鹤立鸡群，并不是因为他脱离了那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的“零余者”，而恰恰是因为他作为那个时代一般的或代表性的人物而出现，并为实现那个时代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们通过出离自己和自己所处的小世界，而获得了一个更加宽广的世界，并在那个世界里得到了自由的自己！
梁生宝就是在这个宽广的世界里获得了他的自我的，他的升华与这个时代的升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为，就像梁生宝的“化蝶”一样，由土地改革而互助组，由互助组而初级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的集体化道路，也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个变化过程就像一个复杂的梯子，通过这个梯子，那些因受老天、波动的市场和个人条件等支配而处于危机之中的个体生产者，先是摆脱了私有制的囚禁，后又努力摆脱自然的摧残，生活像芝麻开花一样——节节高升，穿越重重障碍，向着人类憧憬的自由王国进军。梁生宝就是这艰难跋涉着的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的前面和后面，也一样站满了形形色色的跋涉者，他们组成了一幅悲壮而辉煌的图景，把谁从这幅图景里摘出来，都会破坏这幅画的完整性。
多少年已经过去了，当年那场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业已经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甚至在一种灰色的叙事中变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梁生宝，也逐渐由当年人人念想、念赞的好邻里、好乡亲、好干部变成了灰头土脸的“伪农民”，甚至在数不清的口诛笔伐中变成了伤痕累累的靶子。可是，在一个不再相信理想和崇高的时代里，在一片现实的困顿和疲惫中，我们是多么地怀念那当年的好邻里、好乡亲和好干部啊！
[1] 冯牧：《初读〈创业史〉》，《文艺报》1960年第1期。
[2] 《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
[3] 这些文章包括：《〈创业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6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
[4] 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5] 柳 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延河》1963年第8期。
[6] 李杨：《〈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见《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7] 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转引自李杨《〈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8] 此处可参考李杨《〈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9]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0]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1]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24—25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2]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20—2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1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1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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