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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一条不算分割线的分割线，我吃完饭回来了。
就票这个问题我还是来说说吧。
我家，我爷爷，我爸和我，经历惊人的一致。退伍复员后分配到铁路。当然这个分配的事足够我写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爷爷以前是工务段的，那时候我爷爷在老家绝对算厉害的，无他，有亲戚朋友老乡想上火车？会给我爷爷带条烟或者给一小条肉。我爷爷会跟他们负责那片地区的车站里打个招呼，把人送上车补票，那会可没所谓的内部票。
在说我爸吧，他在供电段上班，他的工区在火车站旁边，跟车务的人玩的还是不错的，要是想买张票，跟值班员或者站长打个招呼，让售票员掏钱买一张，然后带出来给别人。以前售票员私下扣票都属于上下都知道的事，私下倒票也是有的，为啥？无他，工资太低。
不知道知乎上有多少芜湖的老乡。99年的时候你们还能记得你们父母拿多少工资嘛？那会普遍的，一般单位都能拿到700-900，我老爸呢？过年才能拿到700出点头。车务的一个月就500左右。
高铁之父的刘跨越，确实牺牲了一代铁路人的利益。04年的时候，面对铁路改革，站段合并，父亲选择停薪留职外出发展。事实上也没薪水了。04年最困难的时候我父亲的单位连工资都只能发出一半了。段长下来几乎是一个一个做工作了。售票员与黄牛私下勾结倒票在04年到08年期间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为什么提到08年。08年的时候，当年的铁道部面对几乎失控的局面下了狠手，一批车务段的职工下岗。凭着对倒票的行为和公安联合打击黄牛下狠手以及自铁道部在08年雪灾中的表现，铁道部依然保留。（原计划貌似是铁道部降级分到交通部下面去的）。
随着高铁线路的逐步修建和售票程序的不断完善，现在铁路各单位头上悬着两把剑。一把叫安全，一把叫路风。实行一票否决制。任何一方面出问题，对不起，年底评先评优和奖金靠边站，领导的前途至少暗淡几年。
现在的监察有多完善？首先，车票是全部放出的。在其次，售票员的七不准可不是给你好看的。售票员进票房，不准携带任何现金，银行卡和证件。制票机必须放在有探头的位置。高清探头对准窗口，只要愿意，车票上的字能看的一清二楚。敢扣票？私下打票？一经发现没有什么ABC考核或者待岗，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加上高阻上台后给职工加工资，现在铁路职工算是从贫困线挣扎起来了。
在说下春运吧。买不到票的旅客拿我出气我从气愤委屈到现在的淡定，也就三年时间。春运40天（节前15天节后25天），你知道铁路所有工种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嘛？全国各种法定节假日，不管上班不上班，春节国庆算三天加班，其他节日都算一天加班。有的人说什么年代了怎么铁路还吃大锅饭，不管上班不上班都算加班？铁路大部分单位都是三班倒和大四班，今年春节可能你休息，明年呢？你总会轮到的。在扯回春运。这40天面对增加的临客以及随时可能雨雪天气，客运的压力是首当其冲的，然后就是工务，他们需要维护铁路，电务要保障信号，供电要保障接触网，车辆段动车段要维护检修列车动车，机务的大车们就是在各个司机公寓睡觉开车循环。不加班按照正常班来上人会够么？
吐完牢骚，心情好多了。现在每行都不容易，我一个普通的职工，也就说了点我知道的。有些事，不能奢求旅客谅解。还有某些记者，铁路人的付出你看不到不愿写没事，怕写了会被当成拿铁路五毛这不怪你。但你他么在某程某哪儿某里上买的票有保险你找车站退是几个意思？你自己不在12306上买票，结果被要求强制保险你不去某程某哪儿某里那里要说法你跑火车站来闹你有没有脸？你买苏州北出发的票跑到苏州站去了，好心职工告诉你走错车站你骂人是几个意思？你自己要买1月26号结果月份没调买成了12月26号的票，在窗口大闹说我们把你票打错了是几个意思？你自己跑来说要采访其实结果就是为了搞几张内部票，很明确的告诉你没有内部票你说要好好报道我们是几个意思？买不到票就拿个记者证拽了吧唧闯检票口是几个意思？现在的记者啊就想弄个大新闻，衷心的祝愿你们早日上新闻！1917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1010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查看更多回答一位麻城退休干部的自传（二）_麻城欧派木门赵全堂_新浪博客
一位麻城退休干部的自传（二）
　要回麻城
　　到1980年，我在黄冈记者站工作8年了。父亲年迈，女儿年幼，全靠在农村的老婆来支撑。家庭困难不少。我长期东奔西突，哪有时间顾家呢?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给“半边户”家中带来的困难更多。1980年8月，我向省电台正式提出要求调我老婆到黄州或武汉。熊达、李成同志接到我的信后，马上回信，愿意想办法帮忙。要我写个申请，由黄冈地委宣传部和省广播局政治处签个意见，转麻城县委宣传部，请他们帮忙。我知道调我老婆到黄冈或武汉，谈何容易。我老婆是农村户口，当时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比上天还难。
　　为了解决我老婆的“农转非”，1981年5月，己经是省电台副台长的李成同志，约请了省广播局政治处的李处长和纪卓如同志，一起亲自到麻城，找县委书记王双喜，商量解决我老婆的“农转非”。王双喜先是避而不见，让县委宣传部出面周旋。后来实在避不过去，出面见了。他一见面，就拿出《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念，意思是说这是搞不正之风。李成等一见这样，知道是谈不下去了，没有多的话，回了武汉。后来我听人解释说，麻城要求解决“农转非”，调武汉工作的有上百人。县委认为这个口子一开，如同大堤溃了口，不可收拾。干脆一个也不放。王双喜对付省电台同志的这种作法不对，人家是省里的一级党组织上门来商量，你不该用政治原则来作挡箭牌。这件事，好长时间在省电台编辑部传为笑料。
　　这个办法行不通。李成和王沛同志又想了个办法，先把我老婆巧兰的户口转到武汉的东西湖农场，从农村转到农场的难度不大。然后再从东西湖农场转到省电台。这本是一个好办法，省电台的李柏贵同志就是走的这条路。但我没有同意。我把自己的困难看得太重了。我对王沛同志说，即使把老婆调来了，做个服务工作，20几元钱工资，我的困难也解决不了。我现在是40几元的工资，即使次次加工资少不了我，我奋斗终身还搞不到100元。何况我还有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女儿。王沛说，应该朝前看，三中全会后，我们的路不是慢慢朝着好的方向走过来了吗?这些话我听不进。
　　1982年3月，我调离记者站，回记者部工作，由我和陈道才两人负责记者工作。回记者部，就完全没有自主权了，每天工作8小时，雷打不动。特别是到了星期天，人家都去忙家务，而我闲得无聊。开始几天可以逛街，街逛多了，也没有味。到同事家去串门，人家忙得不亦乐乎，你在别人家里，碍手碍脚的。这时我就打定主意回麻城。
　　回麻城的打算，我早就有。在记者站时，最怕麻城来电话，怕发生突发事件。有一次，《湖北日报》记者站的曾一夫和我开了一个玩笑。他半夜起床解手，回头把我的房门拍得乒乓响，我从睡梦中惊醒。不等我发问，他急忙说，快！快！麻城宋埠来电话。我顾不上穿衣服，急忙向办公室跑去。曾一夫见我那急迫的样子，又嘱咐了一句：叫你莫急。哪有不急的！我拿起话筒，电话员问有什么事?我说，麻城宋埠来了电话吗?电话员说，半夜了，那来的电话！不耐烦地把电话挂断了。曾一夫在一边笑翻了天。第二天一大早，我找曾一夫算帐说：你一个玩笑，吓死了我多少亿细胞！因此，我想到这记者工作，年年难写年年写，处处无家处处家，没有多大意思！
　　还有一次，是1980年8月，我岳父离家20多年后，突然回到家来。岳父洪宝田，原在麻城粮食部门工作，1958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与家人不辞而别，去了新疆。20多年音讯全无。三中会会后，曾来信要求平反，是我到县委统战部为他办手续落实政策的。这次是落实政策平反后回家探亲的。一家人见面，唯独不见唯一的女婿。巧兰当即向省电台发了电报：家有急事，速回。记者部收到电报，到处打电话找我。我当时在浠水县绿阳公社的边远山区采访。电话打到浠水，但绿阳不通电话。县委宣传部派专人乘车到绿阳来告诉我。我听说家有急事，不知出了什么急事，马上终止采访，赶回县城，乘车到黄州。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到麻城的客车都走了。我只得带着自行车乘车到新洲，然后从新洲踩自行车到宋埠。到宋埠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一眼看见了父亲，知道父亲平安，放了一半的心。可是不见女儿和老婆，心中正在发慌，父亲告诉我，说我岳父从新疆回来探亲，巧兰和喜芳到街上去了。我紧绷了一天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我一头坐在椅子上，大口地喘着气，埋怨老婆发电报怎么不多写几个字，让人急了一天。当晚我就赶到宋埠街上去，与岳父见了面，岳父当然很高兴。这件事过后，我下决心，要把一家人搞到一起，不是把老婆调来，就是我调回麻城去。
　　1982年4日，我调记者部有个把月，正式向省电台提出回麻城的要求。回麻城的话一说出，遭到一片反对声，特别是平时玩得要好的县报道组的同志们都表示不同意，其中最反对的是麻城的好友们，江乐山、戴启斌、熊飞等纷纷来信，劝说我不要回麻城。而已调到《湖北日报》工作的陈新民，给我写了一封上十页的长信，劝我打消这个主意。但是，我的去意已定。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我老婆在我女儿已经到七岁的时候又怀孕了。这本是一件大喜事，可成了一件大难事。这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计划生育工作采取了比任何时候更加严厉的手段。10月份，家乡宋埠公社李胜管理区的负责人和大队妇女主任多次上门，要我老婆去做引产手术。他们还写信到省电台。王沛同志收到信后对我讲，回去做做工作，把这个事情处理好，不要出问题。当时，省电台已有孝感站的李明清，为生育第二胎受了地委的处分。我立即赶回麻城，找到宋埠区委书记王芳锐和副书记薛礼权，经过与他们协商，给我出了个生育第二胎的准生证。我将此准生证寄到省电台，同志们非常高兴，说，还是李德望有办法。这中间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周义清，他当时是李胜管理区的党总支书记。他暗中保护了我老婆。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我的儿子出世了，我们合家高兴得没法说了。我当即给省电台编辑部发去了电报报喜。同志们纷纷来电来信祝贺。我一连在家住了两个月。儿子出世，大队党支书要我唱戏以示感谢，我没有同意。认为不惹大祸就行了，不必招摇惑众。结果在家摆了上十桌，感谢父老乡亲的祝贺，酒席上醉倒了好些人。儿子出世后，更坚定了我回麻城的决心。
　　5月份，局领导孙静娴已同意我走，她的意见是，现在各县正在调整领导班子，放记者走，还可以赶上一把火。王沛同志转告我，领导已同意我回麻城，但联系工作的事，不要我私人过多过问，由组织出面。省电台去函麻城商调，麻城组织部长叶森讲，李德望我们都熟悉，什么时候回麻城，我们都欢迎，不用商调。开始我想到县政协工作，县里不答应。答复只能在县委或县政府办公室。我同意到县政府办公室，并写信给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项伯勋。项主任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即给我回信，热烈欢迎我。后来，县委书记王双喜说，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就到县委办公室。我说，这有什么办法呢?那就到县委办公室吧。
　　我本来在7月份办了回麻城工作的手续，
但省电台认为我为广播事业作了不少贡献，把我留下来到北戴河疗养半个月。在离开省电台时，记者部刘云祥说，
麻城今年受了灾，给我评了50元的救济。临走时，我把使用多年的录音机、收音机等一并上交，
只是交了18元钱，把我随身的一件旧军大衣买下来，带回麻城。此外，我两手空空，回麻城另起炉灶，重新创业了。
　　我的生命之船，在时代的大潮中随波逐流。虽有奋斗，但没有救世主，缺少引路人，终究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从政为民献丹心 (上)
　　调研科长
　　日，我到省电台转回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这之前到黄州转回了粮油户口关系。在记者部章敦华等同志的欢送下，乘车回麻城。29日到县委报道，因为住房没有安排好，办公室何轸副主任让我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一直到9月11日，我才正式上班。9月12日，县委组织部发文，任命我为县委办公室调研科长。这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是郑贤文（后来调黄梅当县长），副主任有何轸、王问群、宋元忠、甘永红。办公室下设三个科，秘书科长冯伯安，行政科长袁继生。
　　回县之后，正赶上县委要开工作会议，办公室主任会分工宋元忠和我写县委书记王双喜的大会报告。这个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落实生产责任制，第二部分是搞活经济，第三部分是改进领导方法。我负责写第三部分。在宋主任的帮助下，我没有费多大劲就写完了。宋主任告诉我，报告写成后，不要急于交给领导。假如交给领导，他看了要你修改，改了又要写，浪费很多精力，等常委会研究前再拿出来，免去了中途修改的过程，要省力得多。直到9月26日，经过十几天的磨蹭，把报告第三部分交给常委会讨论，第二天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交给王问群主任，我就回家过国庆节去了。
　　10月3日，县委工作会议召开，王双喜同志作了大会报告。会议开了10天，还有县长周朗溪和副书记张自安的两个报告，连同王书记的主题报告，一并交给宋主任和我整理打印下发。这次会议的文字工作，对我来说，是回县后第一次实践演习，演习结果，证明我胜任办公室工作。
　　10月中旬，县委办公室研究工作，确定春节前搞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农村经济理论研究，二是工业的调查，三是“两户”（重点户，专业户）的调查。会后，宋主任带领我和傅光明，围绕农村发展“两户”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先到宋埠镇调查湘帮河村，宋埠公社的李胜管理区，歧亭镇居委会和薛坳山大队，铁门岗公社的铁门岗大队，白果镇的曾家垸大队、联盟大队、镇居委会，白果公社芦家河分社的纸棚河大队。然后，回县参加了各公社的农会主席和办公室主任会。11月上旬起，我们又到木子店公社及其大堰河大队、木子店大队、木子店管理区，回头到顺河集公社及其张店管理区。这次调查花了一个半月时间，从县、社领导到村组干部，从农村社员到城镇居民，广泛听取意见，调查结束后我写了两首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一）
　　欲求真知要躬行，不辞艰履访农村，
　　开口共话联产好，举目展望两户兴。
　　美酒盅盅催人醉，清茶杯杯润我心。
　　齐赞政策回天力，庆贺丰收颂党恩。
　　（二）
　　为求真知不耻问，历访五乡过二镇。
　　宋埠铁门携手走，白果卢河结伴行。
　　木子店里遭风雨，顺河集上遇知音。
　　归来共话农家事，酒不留情情留人。
　　在调查中我们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在与公社农会主席座谈时，大家反映，“两户”的发展要解决四个问题：(1)土地转包问题，要把各项社会负担由按土地承包分摊，变为按劳力分摊，使农民愿意种地，既有利于发展粮棉生产专业户，又有利于其他各业专业户把承包的土地转让出来。（2）要解决承包中的平均主义，切实实行按能力承包。（3）要大胆地使一部分社队企业转包到有专长的人手中。（4）要帮助从事有专业生产能力的农户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达到专业户水平。也要努力帮助农村中先富起来的农户确定自己的专业，让他们富得更牢靠。在木子店管理区调查时，管理区的干部反映。农村干部和“两户”有对立情绪，现在的“两户”，过去是被打击的“暴发户”，现在政策保护他们，他们趾高气扬不服管了。而干部对他们有成见，不承认“两户”的既成事实。各种各样的说法不少。
　　我根据一个半月的调查，写了一份报告，全文分四个部分。
　　(一) 我县“两户”发展的状况：
　　1、“两户”的分布很广，集镇和城镇郊区大队占农户总数的10%左右。平畈地区占8%，宋埠公社有1.7万户，“两户”1500户，占8%多一点。山区占3%左右，木子店调查的两个村占4%，这两个村在山区祘富裕一点的。别的村达不到。
　　2、“两户”的类型，从调查来看，自营专业户占的比重比较大，承包专业户不多。因是承包中搞了平均主义，干部工作图简单。
　　3、“两户”的行业，集镇多是商业和服务行业，平畈多是加工业，丘陵地区主要是养殖业。
　　4、“两户”的成员，一是农村的能工巧匠，二是肯钻技术的回乡知识青年，还有少数是干部家属。
　　(二) 我县“两户”有强大的生命力。&
　　1、“两户”是农村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两户”这个新生事物一开始就以商品生产者的面貌出现，展现了合作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县“两户”的商品率一般在84％左右，高的在98％以上。
　　2、“两户”的发展，改善了我县农业经济结构，促进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他们充分利用了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零散资金，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3、“两户”的出现和发展，使一部分农民靠自己劳动先致富起来，并带动其他农民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改善和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4、“两户”的兴起，促进了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业机械化的推广应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有利于推广农业现代化进程。
　　（三）、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要积极为“两户”排忧解难。“两户”这个新生事物在我县出现时间不长，目前所占比例也不大，还比较脆弱，迫切需要扶持。目前“两户”发展存在“忧”，主要表现为：怕政策变、怕树大招风、怕加税。难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上。
　　（四）要做好“两户”的发展工作。
　　这份报告，事实翔实，说理清楚，分析中肯，思路清晰，建议可行。县委和县政府的负责同志认为是一份很好的参考材料，对指导今后农村工作有一定的价值。这份报告，提高了我的声誉。
　　以往，新调来的干部都喜欢到领导家去串门，以加深领导对自己的印象。我回麻城，没有上过一家领导的门。凭我自己的忠诚工作，取得领导的信任。县委书记王双喜，长期一个人独居，闲来无事，就爱到我的住房里来聊天。接待王书记不要讲客气，有一包烟就可以了。我常买一包“魁星楼”烟，放到书桌上，他吸完了就自己去拿，很随便。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县来？我说：还不是要怪你！他说：怎么怪我？我说省电台派人来商量转我爱人的户口，你不同意。我家中困难多，只好回县。他说：这事不好办，转了一个人，牵涉一帮人，现在的“半边户”很多。我笑了笑，你也是“半边户”嘛！每次聊天，我们都谈得很开心，也很随便。但我从来没有向他提个人要求。
　　我回来上班不久，就想，我是从省新闻单位回来的，不应当轻易放下新闻的笔。县委几年没有文章上过省报，我何不搞一篇呢？我以张自安同志在县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为蓝本，经过重新改写，以中共麻城县委会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发扬联户计酬的威力》，寄往省报省台。《湖北日报》于日在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发表了。我正在洋洋得意时，在地区开会的王双喜书记，打来电话询问，这篇文章是谁写的？这一问，搞得我张口结舌。幸好张自安书记在场，他接过电话，说：这是我让李德望执笔写的，有什么问题我负责任。一肩把担子挑过去了。王书记讲，既然这样就算了，以后注意。原来，每年年底，县、地领导都要跑省里要救济。当时地委副书记潘知到省民政厅要救济款。省民政厅领导说，你们黄冈今年丰收了。你看，《湖北日报》登了麻城县委的文章就是这样讲的，还要什么救济？潘知连报纸标题都没有过目，就急忙打电话给在地区开会的王双喜，王双喜挨批后，马上找写文章的人出气。说文章报的产量是拔高了的，不真实。其实，这年确实是个大丰收年。后来年报的产量数据比文中预料的产量要高得多。领导上不管那些，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欺下瞒上，把真话当作假话，作为下级，怎么说得清楚。经过这次风波，好长时间我没有写过新闻稿。一次，中央电台的记者管少一看到我说，新闻老手不写新闻，太可惜了！我对他讲：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惜。我把写新闻比作吃甘蔗，记者写新闻稿，只取甘蔗汁水最多、最甜的中间一段，头尾全丢了。我现在写新闻，要把一棵甘蔗从头吃完，还要把吃剩下的蔗渣处理掉，太麻烦、太危险了。
　　这年，我还以县委书记王双喜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坚决清除精神污染》，在地委主办的《黄冈通讯》1983年第35期头条位置发表了。
　　元旦过后，中央发了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安排》。主要讲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张自安书记找我商量，要我主持农村商品生产的调查，我知道他的用意，但我没有答应，尽管我做得了这件事情，但我不能逞能。我坚持要宋元忠同志主持。工作上我不偷懒。我动脑筋设计了一张农村经济调查表。在调查时，把访问、统计结合起来，宋主任带领我和傅光明，对关厢公社雷家湾大队罗家湾小队19户农户逐户进行了座谈访问，写出了罗家湾靠打豆腐致富的调查报告。
　　元月10日，地委传真通知，县委常委9人：县委书记王双喜、副书记张自安、周祈江、陈晓华、县长郑贤文、县“人大”主任周汝恒、人武部政委余承厚、组织部长叶森、纪委书记成昌平，同时通知的有办公室主任张栉勤、宣传部长汪澜涛、副县长程锋，有传说我可能搞农工部长。
　　县委办公室研究，从各单位抽人搞农村经济和林业调查。元月11日，由我带队，县“人大”的熊飞、林业局的吴茂宇一起，先赴张广河公社张广河大队四小队调查林业。三天后我们回到县城。这时天气预报说有2--3天的降温，有雨雪。元月15日，我们抢在雨雪来临之前，赶赴木子店公社。我们在公社副书记商汉江家吃饭，商汉江的爱人姓夏，非常客气热情，湾里南、北头两个生产队农民各自拿来了自酿的老米酒。一时高兴，我们都喝醉了。晚上，一觉醒来，天气下了大雪。地上积雪有一尺多深。天气预报说，还有几天的大雪。这样呆下来，就要被困在山里过春节了。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下决心冒雪前行回麻城。元月19日，我和熊飞一起，踏着恺恺的白雪，向县城进发。老熊开玩笑说，我们坐的是三轮车，两条腿加一根棍子当拐杖。沿途下的雪有一、两尺深，路是被行人踩出来的一条地沟，白茫茫的一片。很少见行人，只是在翻天井山时，遇到了福田河在木子店做石工的十多人，和我们一起同路。我们是9点1刻从木子店公社出发，下午3点半钟到龟山茶场月形塘分场所在地的边店，分场的游秘书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第二天9点欠1刻，我们继续向县城进发，翻过险道峰，走过栗林口，牛占鼻，在花桥河的地方，遇到了县委司机沈红普接组织部长李蔚青的吉普车，我们喜出望外，搭车回县城。一进县委会，遇着县委书记王双喜。他问，李德望，你怎么回来的？我说是走着回的。他说，你还有点走劲。昨晚开电话会要扫雪，路上有扫雪的吗？我说无从扫起。
　　这时已经接近年关了，忙了几天的年货，就回家过年去了。过完春节，我把女儿喜芳接到县城，到实验一小上三年级。因为我是县委会干部，小学领导免去了50元的插班费。这是我回县后受到的第一次优待。
　　按历年习惯，过完春节就要开劳模和农村工作会。所有的报告都由宋主任和我负责。本来张自安书记和张栉勤主任几次要我主持这件事，我抱着“不越位”的宗旨，一直没有答应。我的想法是：多做事，少惹麻烦不出头。这年县委评劳模时，回县只有三、四个月的我，竟然也得了不少的票。
　　县劳模会后，我们继续春节前没有搞完的林业调查。3月4日，由县委副书记陈晓华带队，有张栉勤、宋元忠和我4人，专车到木子店。林业局的副局长姜典勤带着汪、黄两位工程师也赶来参加。在这里，听了公社党委书记熊绪尚的介绍，到撞林拗大队看万亩杉林。尔后，到林业生产搞得好的撞林拗大队和搞得不好的木子店大队座谈。老宋和我到博士拗乡，调查了龙门河和刘家湾两个大队。木子店调查完后，我们又赶到铁门于天岗乡高峰山大队调查丘陵林业。到宋埠独山大队调查万咏波私人办林场，到张家洲大队了解林业干部白绍俊搞林业技术承包。通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由我主持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放宽林业政策的意见》。意见提出，人平山林面积在五亩以下的村，可以全部划作自留山，成材林一次性作价给林农，实行倒二八分成，让林农得大头，责任山的幼林成材后，只收取销售价10％的资源费，并实行统配材内管死，统配材外搞活的原则，这项政策由于调查充分，在3月中旬召开的区镇委书记会上顺利通过。
　　农工部长
　　日，分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张自安找我谈话，说地委已批准我任农工部长、县委委员。同时调县委办公室秘书科长冯伯安任农工部副部长。3月14日，县委以麻发（1984）25号文，正式任命我为县委委员、农村工作部长。
　　农工部是在停止工作18年后新组建的县委直属部，负责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调查研究农村政策中的新情况及对策，为县委制定农村政策作参谋。得到正式批文后，县委把原属农委的经营管理站划归农工部，并下设秘书科、调研科、经验管理科（站）。由朱长良任经验管理科长，白开森任经验管理站长，刘兴仪任秘书科长，童德珍任调研科长，还有办事员朱中和。部长和办事员一起共有七人。
　　3月23－26日，新组建的地委农工部召开全区农工部长会议。地委农工部长罗爱德，原是地委副秘书长，我们原来就很熟。副部长冯禺，也是熟人。会议由各县汇报了贯彻中央1号文件的情况，研究了组建农工部事宜，提出农工部工作重点是农村，工作对象是农民，重心任务是发展农业。会议期间，新组建的省委农工部来电，要求各县调查最困难山区（温饱未解决、自然条件很差、破坏性很大）的情况。这样各县正在搞的专业户调查暂时停止。
　　散会以后，3月底，我先到县民政局找局长梁庚了解情况，梁局长介绍了1975年最困难山区的情况，对近年的情况没有摸底。我们只好自己去摸。由冯伯安同志负责到县民政局等单位调查摸底，还向各区发了表进行调查，我先后到熊家铺、木子店、顺河集等区作调查，对最困难山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了研讨，调查结果，全县属于最困难山区的有50,148户，233,917人，涉及41个乡。其中最为集中的有张家畈、木子店、龟山、三河四个区。四区中，属于最困难山区的有41个乡(占全县98个乡的39.4％)，126村，29,754户，136,906人，占有耕地99,755亩，人均0.73亩。其中人均收入60元以下的有25个村507个生产队，5,786户，26,966人，占有耕地18,472亩，人均0.68亩。60—80元的101村，935个生产队，23,968户，109,940人，占有耕地81,283亩，人均0.74亩。人均口粮360斤以下的有261个小队，360—450斤的有754个小队。
　　这次最困难山区调查，使县委对贫困山区状况加深了了解。这年9月22日，县委以麻发66号文件，向省委、省政府、地委、行署写出了《关于要求给予我县山区县待遇的报告》。
　　此后，农工部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对农村专业户的调查研究上。4月初，我到阎家河区的乡村去作调查，先后到古城乡及石桥湾村，李家楼乡及李家楼村，阎家河镇及阎家河村。还到白果的建国乡龚家埠村参观了龚安伯的粉丝厂。这以前虽然调查很多，但总觉得没有头绪，主要是对“两户”的概念不清楚，具体来说，“两户”要有一个量化标准。于是，我以1983年省统计局的标准为基础，参照外地各县以及我县的情况，拟出一个量化标准，对各行各业提出了不同的标准。
　　 重点户：
　　 粮食：户产1万斤，人均出售1千斤
　　 皮棉：户产600斤，人均出售120斤
　　 油脂：户产300斤，人均出售50斤
　　 林业：户营山60亩，看管山300亩，育苗5万株
　　 水果：户营果园5亩，
　　 茶叶：户营茶园5亩，人平产茶150斤
　　 土产药材：户收入500元以上
　　 养猪：户出栏7头，人均出栏2头
　　 养牛：户养3头以上
　　 养羊：户养30只以上
　　 养鸡鸭：户养100只，人均售蛋200斤
　　 养蜂：户养30箱以上
　　 养鱼：户产成鱼1,000斤，人均出售200斤
　　 养蚕：户出售茧200斤
　　从事加工、运输、建筑、商业和服务性行业等项目生产，家庭人均纯收入500元以上，重点项目收入占家庭年总收入的50％左右。
　　专业户的标准在重点户的基础上提高一倍。
　　当时对“两户”还提出四条综合标准：1.有75％以上的劳力或劳动量投入家庭重点项目的生产；2.重点项目的收入，重点户占家庭总收入50％、专业户占70％以上；3.商品率，重点户应在60％，专业户应在80％以上；4.人均纯收入重点户应高于当地平均水平2倍，专业户应高于3倍以上。
　　这个标准报请县委批准后，在全县实行。
　　4月中旬，我陪县委副书记张自安到乘马岗区对“两户”进行调查，区委书记邱勇泉介绍了情况，随后看了养鱼专业户邱东汉的经营情况。然后到顺河集区，张书记在顺河集区三级干部会上发表演说：围绕“户”，阐述了农村经济大变革的进程，启发式地说明要把农村大好形势推向前进，必须大力发展“两户”。下午2点钟到上楼乡青龙咀村看了营林专业户胡良友的林场，胡全家八口人，营林200亩，山林管理很有成效，随后又到宋埠镇的项生大队，宋埠区座谈，并访问了经营面业的专业户王吉焱。他投资近万元，现有马达7台，钢磨5套，轧面机3台，雇用雇工22个，去年纯收3,000元。同时还访问了有名的汪宗德和谢荣琛。汪宗德是省特级劳模，原来养蜂100箱，现在改为蜂产品加工，年产值20万元，每天纯利润54元，相当于区级干部的月工资。谢荣琛搞铸造加工，年产值4.5万元，获利8,000元，有15个雇工。过了两天，我又到张家畈区蔡店河乡及蔡店河村走访了养蚕专业户吴焕章，关厢区的倚霞湾大队养鱼专业户胡焕清。
　　我在乡间跑了整整一个月，广泛接触了区、乡、村干部和各业专业大户，对全县专业户的发展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5月上旬，县委听取了这次调查的汇报。决定召开区、镇委书记会，专题研究发展“两户”的问题。与会人员先到福田河、关厢、宋埠参观家庭工厂和专业户生产。然后，围绕我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两户”的十六条意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发展“两户”既要反对拔苗助长，又要反对撒手不管。不能用钱去买专业户。会后全县掀起了扶持专业户发展高潮，声势很大。
　　当时各县所报“两户”数据不一致，有的说占农户数的20％，有的说有百分之十几。我们按照统一制定的标准，进行全县普查的结果是：全县“两户”有21,980户，占农户总数的10.8％。其中种植业10,845户，占“两户”总数的49.3％。畜牧业4,741户，占”两户”总数的26.6％。水产业489户、林业206户、运输运销业714户、加工业1,237户、建筑业407户、商业364户、饮食服务业445户、文化科技30户、其他1,588户。家庭办厂场414个，其中农场54个、工厂85个、林场87个、运销大户51个、养殖业137个。年产值3万元，利润1万元以上有21户。另有专业村18个，专业组408个，联合体274个。私人购汽车12辆，拖拉机461台。
　　这些数据是根据统一的标准，各区逐村调查登记统计出来，不象某些地方信口开河编造的，克服了统计上的“拍脑壳”出数据的现象。
　　为了推动“两户”的发展，我们通过调查，为县委制定了《关于发展专业户(重点户)的意见（草案）》。总结了100个典型，印发了4本典型材料，发到各区、镇。我县个体户的一些先进典型，如汪宗德、谢荣琛、谢文彬、陈兆月等，都是这次调查总结后树立起来的。除了起草上面讲到的《关于发展专业户（重点户）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放宽林业政策的意见》外，还陆续起草了《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意见》、《关于理顺流通渠道的意见》、《关于发展乡镇企业的意见》、《关于发展畜牧业的意见》、《关于发展水产业的意见》，以及《关于放宽林业政策的补充意见》。这时的农工部真正成了农村政策的研究室，为县委制定贯彻农村政策名副其实地起到了参谋助手的作用。
　　农工部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农村经营管理。我过去在农村当过三年的小队会计，在县里受过农村经营管理的培训，还算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在第一次经营管理会上，我就讲到，经营管理干部要为农民富起来出谋划策，经营管理要为农村政策研究提供依据。经营管理过去主要搞分配，现在是搞经济分析，为农民提高经济效益出谋划策。农工部的同志要人人懂经营管理，同时要求各级农村党政干部都要懂一点经营管理知识。按惯例，县财政每年要拨3万元的经费，培训村组会计。这时已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村组会计的作用不是太大。于是我决定用这笔经费，对经管干部进行培训，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正好这时华中农学院农村经营管理系对农村干部招生。于是，我决定让全县已配置的84名经营管理干部都参加中专学习，代每人交培训费80元。通过一年的培训，这84名经管干部都取得了中专文凭。同时，地区农工部分配给我县9名华农农经系大专学习的指标，我又通过省委农工部的田则林同志搞到8名指标，一共17名大专学习指标，我们从经管干部中选拔了9名业务水平较高、文化程度合格的同志参加学习。另外从县直和区镇中挑选有一定培训前途、年纪比较轻的领导参加学习。包括县委副书记张自安、还有冯伯安、夏咏祥、胡发和、戴启斌等同志。这些同志通过三年函授学习，都取得了华农农村经营管理专业的大专文凭。本来我也参加这次学习，后来我的工作变动，没有时间参加面授，学历注册后，再没有参加一次面授，自动放弃了学习机会。
　　这年十月，县委决定组织一个考察团到安徽和江浙进行考察，我被抽调到考察团。考察团带队是县委副书记张自安、陈晓华，组成人员有副县长程锋、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栉勤、经委主任曾宪法、财办主任徐守谦、农委主任戴臣信、劳动人事局长杨恩金、政府办副主任叶玉林等。过完国庆节，我们带上县里最好的三部小车（两部轿车、一部面包）于10月4日出发，第一天到安徽定远县休息，5日到达朱元璋老家凤阳县。凤阳县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陈主任全面介绍了凤阳县农村改革的情况。凤阳的经验集中在一个“包”字。然后到大庙乡西城村后杨小队参观，这里是全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6日到滁洲，滁州市介绍了党政干部岗位责任制的作法。7日到南京。8日到无锡县，已经退下来的原县委书记温耀邦介绍了无锡县农村改革的经验，并一直陪同我们参观考察。温书记对无锡县的改革作过重大贡献，深受无锡干部群众的爱戴，有他陪同，我们身价也大为提高。不管到那里，都受到热情欢迎接待。我们听取了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正俊、经委科长唐新同志介绍，先后参观考察了前进乡，乡长邓南进介绍了情况，并实地考察了该乡的西塘村、玉祁乡曙光彩印厂、电梯厂、玉东电扇厂、高频焊管厂。在堰桥乡听了陈书记的介绍，然后回县听农工部经营管理科长马帮惠、农业局长常仁林的介绍，在无锡县活动了5天，直到13日离开无锡回上海。在上海停留三天，游览了上海市容，主要游览了著名的南京路、孙中山旧居、宋美龄墓。我们还乘车通过江底隧道到崇明岛看了一下。16日离开上海，路过青浦县，参观了新仿建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怡红院、潇湘馆，到杭州。17日游览了著名的西湖，18日游览了六和塔，经过桐庐县时游览了琼瑶仙境。19日经过祈门到江西景德镇，晚上回麻城。这次行程半个月，考察了4个省市，是我第一次离开湖北到外地考察参观。既是参观考察，又是游览。玩得很开心。在上海时，受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周纯麟司令员的热情款待，他在家中设盛宴，并把能够回来的儿女都招集回来。宴会上他说，这是第一次整体接待家乡父母官，特别高兴。走时，还赠送了他写的几本书。夫人邓文秀亲自安排我们的起居，在她任经理的延安饭店为我们安排了食宿。可惜在我们回到麻城时，就传来了不幸消息，说周司令患癌症住院了。我手里还保存有我们集体合影照片，算是永久的纪念吧！
　　回到县城后，我们还一起议论了三天，讨论写考察报告，认为无锡的经验主要有五条：1.艰苦创业；2.充分运用了国家政策；3.大胆启用能人；4.发动家家户户各行各业办工厂；5.市场开放。集中一点就是要以工致富。写调查报告的事当然落在我身上。10月28日，张自安同志在县直机关干部会上，作了出外考察报告。
　　在我们出外考察期间，社会上已有传言，说我们这个考察是为了组阁，回县后传说更多。果然到11月11日，地委批文：免去王双喜的县委书记职务，担任县委顾问。任命汪澜涛为县委书记。汪澜涛1946年人，大学本科，原是教委的副股长，1984年初提为宣传部长，因为党龄不到三年，还不是县委委员，到这年8月才增补为县委委员。这时破格提为县委书记，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
　　这年11月，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提出，在全国选300个村，每村选100户，开展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调查的目的是：1.切实把农村问题吃透，及时研究农村新情况，进行农村改革；2.通过这次调查，作为今后农村情况的信息点、联络网；3.培养一批从事农村工作的骨干力量；4.通过调查，推动农村各级调查，形成调查研究风气。11月15日，在汉阳县蔡甸镇报到，召开全省农村经济典型调查会议。这次会议，既是一次动员会，也是一次培训班。16日，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省委农工部长王瑞生作了动员报告。17日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振坤讲课。18日省委农工部潘贤林作调查技术性讲课。最后是省委农工部长王瑞生作总结。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会议安排，这次调查12月初进村，元月底拿出调查初稿，全省于3月份结束。时间紧、任务重，必须抓紧进行。
　　我县的调查点原来在中驿的王集村。这次我决定搬到交通方便的骑龙村。骑龙村在宋埠镇北郊靠公路边。我原以为该村只有三四百户，谁知有七八百户，三千多人的大村，在全县首屈一指。既然定了点，就无法变动了。
　　汉阳会后，我向县委反映。这次调查任务重、时间紧，仅靠农工部是难以完成的。县委研究决定，成立一个调查组，由我任调查组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宋元忠任副组长，县委办公室傅光明负责文字工作，统计局综合股长叶泽文负责数据。另外抽调了政府办公室的王学升、农会的黄治明、农委的满裕干、农牧局的孙品刚、林业局的曾凡基、农工部的童德珍，共十人组成调查组，这些人都参加了汉阳培训学习。
　　11月27日，我们按期进村进行调查，地委农工部经营管理科长陈幼安自始至终参加了调查。地委农工部长罗爱德也参加了一天的问卷调查。经过半个月的逐户问卷调查，基本把该村情况搞清楚了，然后形成了调查报告。这年的调查报告获得了地区的三等奖。这个点的调查，前后坚持了多年，每年都有调查报告。调查数据直接汇总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对我县农村状况的分析也有很大帮助。
　　12月26日，县委发文：县委常委研究同意，任命我为县委办公室主任。第二天，县委书记汪澜涛与我正式谈话，说地委通知，任命我为县委常委。12月31日，县委发出麻发（1984）90号文：中共黄冈地委黄发（1984）82号文件通知：李德望同志任中共麻城县委常委。从接到县委通知我为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文件开始，我就开始着手履行职责了。1984年一年内，我的职务一变再变，由科长到部长到主任，由县委委员到县委常委，真是改革之年。但我头脑很清醒，不象有些人那样，一升官就飘飘然。这与我当记者有关，记者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相待，不管是高官，还是普通百姓，在记者看来，都是平等的，从不欺善怕恶，欺上瞒下。
　　县委办公室主任
　　1985年元旦刚过，2日我就到县委办公室正式上班。办公室有三名副主任，王问群是老办公室，浠水人，在浠水就在县委办公室，在王利滨的领导下工作，负责机关事务。宋元忠原来是邓萍书记的秘书，对全县情况最熟，是大学生，负责政策研究和调查工作，戴启斌，原是报道组的，后来搞党史，1984年初提为副主任，负责秘书工作，三名副主任业务熟练，工作责任心强。我到县委办公室后，着重抓了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首先把县委办公室内设机构和人员进行了调配。秘书科长杨书荫、副科长肖启灿、调研科长傅光明、机要科长曾庆启、行政科长周汝学、副科长廖金山，增设了综合科，从宣传部调来袁仕芝任科长。还有档案局长邹永浩、档案馆长李继堂、信访办公室主任孙甚亨、党史办公室主任胡梅兰、加上客室（后来设了接待科），整个办公室包括司机、炊事员有30多人。办公室内部实行责任制，各司其职，小事自己负责，大事交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我规定办公室的职责是掌握情况、调查研究、起草文件、组织会议、管理机关、协调各方。为领导服务，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为机关服务，发挥综合枢纽作用；为基层服务，发挥传达联络的作用。这样，使办公室内部工作走向条理化。
　　为使办公室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县委办公室还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提供快讯的通知》、《关于发放和阅读中央、省地委文件及刊物的意见》、《保密工作规定》、《关于清理简报和内部刊物的通知》、《关于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接待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县委客室接待工作的有关规定》、《关于县委机关车辆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等规章制度。
　　从1985年开始，县委机关带头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以前机关干部年到头月到尾地忙于工作，没有休息时间。这年我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从县委带头，所有会议活动尽量避开星期日，因为许多会议活动和书记的日程是由办公室安排的，办公室能够做到，别的地方也能做到。县委和县委办公室带了头，县直机关参与仿效，区镇也受到了影响，星期日休息制度慢慢推广开了。
　　由县委办公室推广到县委，县委也建立了《常委会工作制度》、《领导干部汇报制度》，规定区镇党委书记每个季度要亲自向县委写出汇报。县委召开会议前发出会议通知，提出调查研究提纲。会前有准备，开会讨论有内容，会议质量明显提高。还有县委的学习制度，每个季度县委委员集中学习一次，请县直机关单位的负责同志讲课，1984年先后请税务局副局长姚象芳讲了税务政策，财政局王标轴、工商局负责同志也讲了课。
　　县委办公室很重视区镇的汇报，规定区镇委书记每个季度要向县委亲自写出简要的书面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工作情况、发生的重大事件、带倾向性的问题、典型经验、工作部署和对县委的建议。要求如实反映情况。这年我县曾经发生两起火灾，我们都立即及时向地委报告，地委行署派领导来现场指导救灾。象这样的忧事过去都是瞒报的。县委办公室建立了联络员制度，从每个区镇挑选两名同志，县直机关各单位定1人为联络员，由办公室发聘书。县委还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村和厂，作信息联络点，由调研科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联络。通过这些办法，形成了信息网络，使县委对全县的工作了如指掌。
　　当然重要的还是现场调查。我们每个时期都要围绕县委的中心工作开展调查。比如1985年的工作重点如何提，我们综合县内外的调查情况，提出“坚持以工致富，狠抓以多（多种经营）取胜，抓紧粮食生产（后改为决不放松粮食生产），争六（1986）保七（1987）翻番”。被县委采纳，作为今后三年工作重点和目标。年初县委召开表彰大会，对已经翻番的区乡要实行重奖，各区、乡纷纷报来翻番的单位。最后结算有6个乡镇是翻番乡。但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是带上统计局、经管站的干部，逐乡进行算帐，结果算掉了三个乡，最后重奖的只有三个乡镇。算掉的乡镇心服口服，从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
　　当时整个县委机关的后勤，包括各个部门的业务经费、工作用车，机关干部的吃住、生活用品统统由县委办公室包揽。我到县委办公室时，机关正在大兴土木搞基建，老书记王双喜通过省里的关系从省财政先后搞来近百万元，修建办公大楼，市委客室二栋和梅花楼住房。我的家乡宋埠某建筑队找到我，要我把办公大楼和客室房子包给他们做，条件是在任何地方免费为我建一栋住房，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说：你要不要我当这个主任。到8月份，这些房子陆续建成。县委机关住房向来紧张，这次做成了一栋15家的房子，可以缓解住房紧张状况。如何分房，非常棘手。我先拟了个《机关住房管理办法》：（1）住房安排原则：以职务为主，参照工龄，照顾需要。（2）住房标准，县级干部60平米，一般干部不超过40平米。（3）在麻城镇建有私房或住公产房的，不再安排住房，按规定领取房屋维修费和房租差价补贴。（4）机关住房安排由行政科负责，不得擅自调换，转让，外借或挪作他用。（5）退职退休干部原则上不得占用机关住房。已经领了房屋维修费的一律在规定时间退出住房。（6）违反本规定的，按省委（号文件精神处理。6条规定交机关讨论后，没有不同意见。于是，我按此规定，通过摸底，将住房分配调整方案张榜公布。同时我对自己严格要求。按规定我可以住60平方米，但我一家祖孙三代5口人，只安排住两室一厅40平方米的房子。对办公室干部一视同仁。大家见榜后没有任何意见，很平静地把这个大难题解决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是解决难题的钥匙。食堂管理也是如此，我提出每月公布伙食账，每天公布菜谱。涉及到机关干部利益的，全部公开，各部办的业务经费收支按月公布，这些作法深受欢迎。家具的配备，一般干部双人床1套，办公桌1张，办公椅两张。正科级增发藤椅1张，部级发藤椅2张，常委发藤椅4张，板椅2张，增发文件柜、办公桌、茶几、单人床各1张。水瓶4个。书记可以公费订阅中央、省地三级党报和红旗杂志等。对县委机关业务经费收支情况，每年年终请县审计局派员进行全面审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有的事，我是要坚持原则，不管是什么人。1985年全县推广杂交稻，因为杂交稻种子很贵，又是初试，屡屡失败，农民不愿意种。县委无法，只得与区镇委书记订责任状，实行奖恁。我认为仅与区镇订责任状还不合理，建议分管农业的书记、副巿长、农委主任和农牧局长也要实行责任状。在众目睽睽下，这四位涉及的领导，每人拿出100元，实行奖惩。尽管这四位涉及的领导心里有意见，但还是乐意照办了。领导带了头，这件十分棘手的事很快落实了。
　　记得这年5月中旬，分管农业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来麻城。钱书记原来分管宣传，我当记者时经常与之接触，彼此熟悉。但是他来麻城，是省委领导，我是办事员，没有与之打招呼。在吃饭时，汪澜涛、程锋和我陪同，钱书记忍不住问我：“老李，你原来是吹喇叭的（广播），现在抬不抬轿子？”我说：“书记县长如果要坐，我还不是抬哩！轿子好抬不好坐啦！”钱书记笑了笑。书记和县长这才知道我们原来是熟人。
　　县 改 巿
　　日，红安县委办公室来电话说省委书记关广富要来麻城考察。地委书记杨祖炎陪同。同来的有省委副秘书长高凤梧，张明修，还有民政厅高厅长，财政厅丁厅长一行六人，从红安出发到乘马，看两个贫困村和畜牧业搞得好的村。我陪书记、县长赶到麻城边界去迎接。张明修是我在新洲住点的老朋友。下乡视察的路上，他硬拉着我坐进关书记的车子。22日安排到盐田河看板栗生产，在车子里，从关、杨二书记交谈中，我听到建麻城巿的事，大吃一惊。领导班子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只见关书记做杨书记的工作，说：老杨呀！北边建个麻城巿，作大别山的窗口，南边建个武穴巿，作长江沿线对外开放的门户，何必要搞黄州巿呢？杨书记坚持要建黄州巿，说这样使黄冈地区有个凝聚中心。此时，黄州只是鄂州巿的一个镇。两位书记争论不休。
　　听到麻城要改巿的消息，我大喜过望。这天结束考察下车后，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告诉汪澜涛，汪也大喜过望，迅速将这一信息通报各位书记县长。第三天就不安排看农村了。改为看城镇的几个大厂，首先视察麻城棉纺厂，1980年时麻城棉纺厂资金紧张，面临停产的僵局，县委书记王双喜找到还是省人民银行行长的关广富，关行长亲自批准贷100万元，缓解了麻棉的资金紧张。关书记与麻棉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麻棉的发展是革命加拼命，关键时刻不要命。随后还参观了气门厂，并到五脑山鸟瞰麻城镇全境，在汇报中除介绍了山区贫困地区和财政情况外，有意介绍了工业生产和城镇建设。关书记在23日晚上召开的县“四大家”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并未提及麻城设巿的事。24日是星期天，决定到龟峰山风景区去游览，说好了不上龟峰的，到了龟峰脚下，他们突然决定上龟峰。我们又把准备的蔬菜食品挑到山顶去。并通知建台不久的电视台，电视台都放了假，很晚才赶到。关书记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登上了电视台，程锋县长马上提出要求，从龟峰底下建一条公路上山。关书记气喘吁吁地说：哎哟，我的程县长，等我喘口气不行吗？程锋开玩笑地说，等你喘了气，就不知道这登山的苦味？关问：要多少钱？程说：至少要60万。关说：登山要有登山的味道，不能把路修到山顶。只修到半山腰，留下一半的路程，让游人过过登山的瘾，好，我答应给你30万。后来，由省财政拨款30万，修通了从龟山脚到半山腰的公路。这一天，他们玩得很开心，关书记腿脚不灵，在人们搀扶下，也兴致勃勃地登上了龟峰，观看了冲担石，龟头等名景。
　　这次考察以后，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麻城县改巿上，12月25日，县委、县政府以麻发（1985）78号文件，向省委省政府正式写出《关于设立麻城巿的请示报告》。然而直到这时，对麻城设巿的概念还没有搞清楚，以为设巿是将麻城镇改为麻城巿，麻城县依然存在。因为当时的随县就是这样，随州镇改随州巿，随县仍然是随县。我们把报告送到省民政厅，民政厅高厅长说是县改巿，而不是镇改巿，你们搞错了。我当即赶回县城，将文字重新作了修改，以同样的文号再送省民政厅。因为黄冈地委一直不同意设麻城巿，县委、县政府的报告没有抄送地委，这样地委更有意见，在省里说了不少的坏话。省里要我们把请示报告交地委行署转一下。地委、行署意见不一致，行署领导同意麻城设巿，于是我们又避开地委，找到行署专员胡永继，胡专员很爽快地签发了。为此事，地委领导对胡专员很有看法。
　　建巿的《请示报告》送出去后，县委、县政府又派人到北京，找陈再道等麻城籍老首长帮忙说话，并到民政部反映情况，提设巿要求。县政府办副主任叶玉林常年驻北京，人员很熟，他到民政部，财政部讲：井冈山设了个延安巿，大别山也应设麻城巿。一句南辕北辙的话，说得哄堂大笑，当然也融洽了气氛，至今还传为笑柄。
　　建巿的《请示报告》送出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音信，我们心里很急。日，县委、县政府再次以麻发（1986）6号文件向省委、省政府送出《关于设立麻城巿的请示报告》，我又带着县政府办、民政局的同志一起，先找到黄冈地委，这时地委已同意麻城设巿，宋自重秘书长亲自转发了报告，以黄发（1986）4号文件向省委发出。4月，我们又找到省民政厅。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民政部长崔乃夫正在我省。我们知道省民政厅已经向国家民政部写了麻城等县设巿的报告。报告中提到麻城设巿时说：“中央领导同志来湖北视察，提及麻城也表示赞成设巿”的话，我们不知道中央首长是哪位，以为是赵紫阳总理。省民政厅高厅长接待了我们，他说：你们不用找得，你们原来根本没有想到要设巿，是我们向民政部写的报告。李先念同志来湖北对省委讲过要设麻城巿！这一句话泄漏了天机，原来是教爱的李先念主席讲过，怪得省委那么重视。听说李先念主席亲自过问麻城建市，我们非常激动。早在建国初期，他主政湖北时，曾亲任指挥长，修建了全省第一座中型水库---麻城大坳水库。他调中央工作后，亲自来麻城视察，时刻挂念着麻城人民。我们再不把麻城的事情办好，怎么对得起他老人家！我们又千方百计找到正在洪山宾馆开会的民政部长崔乃夫，送了建巿的《请示报告》，未等我们提出要求，崔部长就讲：麻城设巿的意见带回北京去，向国务院反映。只是湖北报的设巿县份太多，有13个。最多能批五、六个就不错了。不管批多少，麻城都在里面。崔部长的表态，使我们放了心。
　　时间到了五月底，从北京传来消息，国务院批复了麻城县改巿，但还没有看到批文。随后，省政府快报150期（日）正式发布：“今日接国函（1986）70号文批复：同意撤消应城、蒲圻、沔阳、石首、麻城、利川六县，分别以原县行政区域设立应城、蒲圻、仙桃、石首、麻城、利川六巿，均为县级巿。”国务院批文本是5月27日发出的，直到6月5日省政府才接到，可见当时的信息传递之慢。
　　国务院的批文是：
　　国务院关于湖北设立应城、蒲圻、仙桃、石首、麻城、利川巿的批复 [国函（1986）70号]
　　湖北省人民政府：
　　日《关于应城等十县改为县级巿的请示》收悉。同意你省
　　。。。。。。
　　五、撤消麻城县，设立麻城巿，以原麻城县的行政区域为麻城巿的行政区域。
　　。。。。。。
　　以上六个巿均为县级巿。
　　国 务 院
　　省政府以鄂政发（1986）62号文，转发了国务院批复的通知，务必抓紧做好撤县设巿的各项准备工作，要求在8月底以前行使巿的职权。随后，《湖北日报》于7月6日，《黄冈报》于7月7日，《人民日报》于7月19日先后作了公开报道。省委组织部以鄂组发（1986）66号文，发出《关于应城等六县更改干部职务名称问题的通知》，一律将原任县的干部职务改任巿的干部职务。
　　县委县政府研究，本来打算在6月份召开撤县改巿成立大会，但考虑到6月是农事最忙的月份，不便于以后搞巿庆活动，准备工作也要一定时间，遂决定于8月1日召开麻城巿成立大会。
　　7月21日，黄冈地委组织部以黄组发（1986）11号文发出通知：将中共麻城县委员会改为中共麻城巿委员会，现任的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候补委员改为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委员、候补委员，纪委依此类推，人大、政府、政协干部职务的改任，按法律程序办理。
　　麻城巿成立大会前夕，即7月31日，县“人大”召开了10届4次会议，也是县“人大”最后一次会议。按照法律程序，先后通过了《关于日撤县改巿的决议》、《关于将麻城县国家机构改为麻城巿国家机构的决议》、《关于麻城县十届人大代表成为麻城巿首届人大代表的决议》。紧接着举行了市首届“人大”一次全议。巿政协也于8月5日召开了1届1次会议，将县政协领导机构及人员改为巿政协领导机构及人员。
　　麻城巿成立大会于8月1日9时在大礼堂隆重举行，出席成立大会的老红军老首长有张才千、林少南等30余人，省直、地直派来代表祝贺，陈再道、杨炬、周希汉、王政柱、周纯麟、邓岳、赵炳安、喻新华、袁彬等麻城籍老首长纷纷致电祝贺。在成立大会上，张才千、林少南、胡永继分别代表老红军，老干部和地委行署致辞祝贺，汪澜涛作了《发扬光荣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团结奋斗建设麻城巿》的大会报告，还有工人、知识分子、农民、武警代表作了大会发言，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会后，从“四大家”起，巿直各单位纷纷摘下老牌子，换上新牌子，面貌焕然一新，麻城巿在争议声中诞生了。
　　贫 困 县
　　1984年4月，我在农工部时，就进行了最贫困山区的调查。县委向省委、省政府呈送了《关于要求给予我县山区县待遇的请示报告》。从那以后，就拉开了争取扶贫优惠政策工作的序幕。1985年元月7日，县委、县政府又以麻发(1985)3号文向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送出《关于我县贫困地区有关情况的报告》。这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己经发出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省委、省政府也相应作出了关于落实中央通知的《若干规定》。中央的通知和省的规定中出台了诱人的一系列扶贫优惠政策，我们当然要努力争取。其理由是：1.麻城是老苏区。全县属于革命老区的有11个区，4个镇，67个乡，49个村，计109,410户，51,3400人，超过了全县半数；2.麻城属于山区。全县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49.4%，丘陵占29.4%。属于山区的有56个乡，354个村，404,800人，耕地面积363,000亩，人均只有0.78亩。3.麻城属于库区。全县有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7座，小型水库252座，总共淹没耕地96,000亩，库区村114个，1,243个村民小组，30,780户，149,000人。人均耕地不足0.5亩。4.麻城属于贫困地区。全县属于贫困乡的有67个乡，108,447户，505,900人。耕地面积406,200亩，人均耕地0.84亩。年三年平均人均年收入为100元，人均口粮470斤。按当时的提法老少山穷库麻城占了4个字，仅仅不属于少数民族地区。
　　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规定：年人均纯收入为120元以下的乡为贫困乡。县委、县政府以年报统计数据，申报并经省委、省政府认定的贫困乡为56个：麻东34个乡中占了32个，麻北18个，麻中南有6个。后来发现有的乡比这56个乡还要贫困。但是这些乡年报上的人均年收入都高于150元。这些乡的干部群众有意见了，埋怨乡干部冲报了收入。乡干部找区找县，吵来吵去，要求修改年报。但年报是法定的，已经报了的谁能修改呢？县委、县政府另找理由，向省委、省政府补报，省委、省政府一直没有认这个帐。最后还是县里作的调整：上面拨下来的扶贫物资和扶贫款是按56个乡算的，县里分配时按67个乡来分。
　　本来麻城申报贫困县也不完全够格。1986年初，国务院开发小组规定：1985年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的县为贫困县，有特殊贡献的老区可列入贫困县。麻城的人年均纯收入早己超过200元。根据这一情况，我向书记们建议：不以县为单位申报，以56个乡的年报数据来争取。因为麻城幅员大，有山区、丘陵，也有平畈。全县经济状况差异很大，有的地方人均纯收入在三、四百元，而有的地方只有百把元，甚至百元还不到。如果按全县的人均纯收入来报，就掩盖了半数以上地区的贫困状况。只有以乡为单位报，才较合理。书记、县长们都认为这样报最好。根据1985年年报统计数据算，全县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的有65,714户，293,300人。分别占全县总数的32%和31.7%；150—200元的有41,205户，189,200人。占全县总数的20%和20.6%。200元以下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2%。其中：麻东占90%，麻北占50%，麻中南占30%。谁知这样一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却误把这56个乡的数据，当作麻城全县的数据，延续了多年。即使是56个乡的数据，在全国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县的数据了。
　　日—6月3日，全国政协赴鄂考察组在麻城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主要是考察经济发展、苏区建设、脱贫致富，参加考察的全国政协委员有：原农业部副部长张修竹、原农垦部副部长吕清、原地矿部副部长李轩、全国政协文史委副主任徐盈、秘书局副局长陈其贤等。参加考察的政协委员们在红军时期都在麻城战斗过，对麻城老苏区有着深厚的感情。事后考察组向中央写出考察报告，建议把麻城列入重点贫困县进行扶持。
　　麻城建市后，市委、市政府加快了争取扶贫优惠政策的步伐。然而，这时的矛盾更突出了。作为县改市，一般来说，应该是经济发展不错的；在建市的同时，又要作为贫困县，争取国务院和省的扶持，确实是一件难事。这时期我们的汇报材料，一方面讲市区工业经济发展迅速，另一方面要讲山区库区老苏区的贫困状况，穷富要兼顾。
　　通过我们的努力争取，加上麻城在京的一些老首长做工作，麻城终于列入全省36个山区县。1985年10月中旬，省委、省政府组织的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团来麻城，深入到张家畈、龟山、盐田河、顺河集等地进行考察，选择开发示范点。这次考察是由湖北农学院赵毅院长带队来的。以后该学院一直把麻城作为科技扶贫的点，常年派出人员在麻城市政府任科技副市长。
　　为了帮助这60几个贫困山区乡改变面貌，县委在4月份发文，组织县直部办委局干部分别到各乡建立联系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提供信息，帮助工作。联系点一定三年不变，贫困乡不脱贫，联系点工作不脱钩。县委办公室的扶贫联系点在木子店的博士坳乡，我和副主任宋元忠经常到该乡去调查研究，寻找脱贫致富的门路，足迹踏遍了各个村庄，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国家在对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扶持上是下了本钱的。1986年国家赊销(实际上是无偿的)棉布棉絮折款1,092.42万元，受惠贫困户87,185户，404,820人，人均受惠27元。对贫困地区平价供应口粮1,500万斤米杂，落实到81,600户。省核定56个贫困乡减免农业税1,082万斤。人均纯收入80元以下的贫困乡村农业税全免。人均纯收入80—100元的减免农业税81%，人均纯收入100—120元的减兔农业税59%。贫困山区公路建设拨款190万元，民政扶贫金100万元。明山、浮桥河、三河口等三大水库饮水卫生建设款71.7万元，水利部门扶持浮桥河库区24万元。省拨苏区建设款168万元。国际银行专项贷款120万元。市财政安排扶贫周转金50万元。扶贫低息贷款300万元。1986年全县从各个渠通争取来的扶贫资金总共有1,500多万元。从这年起，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一年比一年大，仅扶贫贴息贷款每年600万元，三年共计1,800万元。这批贴息贷款连续使用了多年，主要用在扶持贫困地区的种植业、养殖业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是非汪澜涛
　　汪澜涛1946年1月出生，本县三河口镇人。1967年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从政以前一直在教育战线工作。1980年4月，任县教育局教育股副股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元月，调任县委宣传部长。1984年8月，增补为县委委员。1984年11月，经中共黄冈地委研究同意：接替王双喜，任中共麻城县委常委、书记。汪澜涛本是教育战线的一般干部，一年之内，由副股长到宣传部部长，最后任县委书记，本是适应时代的潮流。因为当时邓小平强调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汪澜涛符合干部“四化”要求，自然走上领导岗位。这一时期，全国各级领导班子都作了调整。
　　汪澜涛任县委书记以后，魄力大，干劲大，想为麻城人民做几件实事，以报答上级党组织和麻城父老乡亲的信任。上任伊始，就着手搬迁县一中。县一中原在城区内，面积窄小，不到30亩。教室陈旧，已完全不适应日益发展的教育事业。他一接手县委书记，就提出搬迁县一中。这一提议，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并经县“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在基本无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就着手工作。后来争取到国家财政拨款50万元，国家教委拨款30万元，省教委拨款20万元。以这100万元为启动资金，在牛坡山下征地153亩。经过几年的努力，县一中已经成为绿色园林的重点中学，近年高考上线人数一直在千人以上，培养出过全省理科状元。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等分别到该校作过视察。县一中的搬迁，汪澜涛是费了心血，作过不朽贡献的。
　　在汪澜涛任职内，麻城由县改巿。在县改巿的过程中，汪澜涛听过闲言，受过冷讽，但他决心不变。1996年4月，我陪他到省直部门去拜访，争取各方支持，有的单位无所谓，但有的单位就不同。比如到体改委，体改委领导看到县委书记亲自上门，很感动。后来，他还专程到麻城来联系过一次，给予很大的支持。
　　在麻城争取贫困县扶持的全过程中，汪澜涛更是不遗余力。设巿以后，这项工作更为困难，但汪澜涛跑省，跑中央，不但自己跑，还派人跑，终于取得了中央和省委的支持。
　　在汪澜涛任职内，县委的绝大多数人是全力支持其工作的。象周祈江副书记，论资历比汪澜涛老，行政工作经验也比汪丰富，但他一直全力配合其工作。象县长程锋，副书记王德法、纪委书记成昌平等，与汪之间更是互相支持，协商办事。
　　汪澜涛对人才极为重视，1985年初，我曾陪汪澜涛到省教委人才中心招揽人才。当时有一批大学生待分配，经协商，从中要了五名回麻城，如现任台办主任彭顺堂，原木子店镇委书记严志峤，就是当时挑选回麻城的大学生。
　　汪澜涛一心扑在工作上，对个人的困难积极克服，没有想到谋个人私利。当时包括他本人在内，常委班子中有不少“半边户”，书记带头，没有用职权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半边户”的解决，是巿科干局按政策规定，大专生以上的可将配偶农转非。农转非以后，都安排在工厂里作工，凭自己的劳动挣钱。周祈江的老伴一直没有安排工作。
　　汪澜涛工作责任心强，对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厌恶。在迎来送往上更是大大意意，致使招来了一些老干部的责难，其实这些责难有些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1985年10月底，河南新县举行吴焕先墓的安葬仪式，邀请当年在鄂豫皖苏区工作过的老同志回籍参加活动。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椐地的创始人之一的郑维山将军回到了新县，并来电话，想到麻城走走。我们当然热烈欢迎，立即布置县委客室作好接待工作，县委客室全力以赴，打扫卫生，腾出6套中最好的一套，准备让郑住，用餐也作了周到的安排，10月27日早饭后，我陪汪澜涛到新县去面接，我们走106国道，经褔田河、新县沙窝镇，到新县后，各种纪念活动已结束。县里告诉我们，郑已从泗店、西张店到麻城去了，新县派有一干部陪同。我们知道接岔了。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灵便的通讯工具，只得回头往县城赶。我们马不停蹄地急忙赶回县委客室，一看没有客人，知道糟了。回头赶到县政府招待所。这时，老将军正在发脾气。原来，他事先没有与县委、县政府作任何联系，直接到县政府招待所。而县政府招待所事先没有人与他们打招呼，当客人问起这件事时，服务员说，不知道有这回事。郑立即火了，说：我郑维山是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我到你麻城来，就这样对待我？而陪同来的随从人员，也在一旁加油加醋，硬说麻城的书记县长架子大，不接待老首长。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时，我们赶到了。汪澜涛立即上前道歉，并说明原委，请他们转到县委客室住。郑见我们长途奔波风尘仆仆的样子，才稍稍转过气来。而随从人员还在那里气势汹汹。我们诚恳地接他们到县委客室，郑坚持不走。这样，县政府招待所临时担负起接待工作，有点手忙脚乱。而县委客室却闲空无事。郑一行在麻城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离开麻城到红安去了。这次事件给麻城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因郑维山参加红军时还是麻城乘马岗人，他的家乡是1933年红四方面年离开鄂豫皖苏区后，被国民党政府划到河南省去的。本想回麻城故里看看，却生了一肚子气。外界一度传说麻城对老首长傲慢，汪澜涛目中无人。这是汪澜涛第一次在对外接待上遇到的麻烦，从此背上了黑锅。
　　日，曾在麻城、黄冈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廉希圣，在黄冈地区老干局一班人的陪同下，来到麻城。当时正值麻城县改市成立大会的前夕，县委客室作为接待首长的主要场所，正在全面清洗大扫除。廉书记历来到麻城住在客室，这次客室实在无法安排。我向他作了解释，并征得他的同意，把他安排在县政府招待所唯一的一套单人房内休息，并请来他在麻城的老部下县“人大”副主任薛福顺陪同。并解释说，汪澜涛正在黄土岗灾区组织抗灾。一时回不了，下午赶回来陪同。午饭就由薛主任和我陪同。廉书记一时高兴，还和我们聊起了家常。这一天，黄土岗区护林窝村护林窝湾后山体发生30cm宽的裂缝，有一万五千多方的土石有滑坡的危险。对山下56户260多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因当地在1932年4月发生过6级地震，省第三地质大队也赶到现场进行观察和分析。汪澜涛这天一大早就赶到现场，指挥抗灾。廉书记听了我的解释，也很满意。廉向来重视领导干部深入现场，深入基层，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对汪澜涛暂时没有接待他毫不介意。下午，汪澜涛从黄土岗灾区赶回来，当面致歉。廉书记还问及灾情，汪作了汇报，廉书记感到很满意。天下本无事，全怪一些搬嘴弄舌的。地区老干部局的一帮人对此事不以为然，到处散布汪澜涛的谣言。说汪不尊重老干部，对领导不热情。这些谣传，经他们的口传遍黄冈。令人不可想象的是，我们麻城也有人信以为真。遇到这样的事，真是无法说清。记得几个月以后，汪澜涛调地区体委工作，张自安接任市委书记。一次，廉书记又来麻城，张书记带我们去看望他，张口就作检讨说，上次来麻城，接待不周。廉书记听后，莫名其妙，等他弄清了原委，大发脾气说：有什么不周？好好的嘛！麻城是我工作过的地方，我愿意来就来，要什么招待！谁说你们招待不周？几句话说得我们灰溜溜的。
　　1986年第四季度，汪澜涛进省委党校学习。第二年，调地区体委任主任，后来又调地区广播局任副局长(正县级)。2002年7月，他回到麻城，点名邀成昌平和我去陪他打麻将。当时我问及他身体如何，他说，很好，有点高血压，多年没有检查。我叮嘱他注意点。谁知他从麻城回到黄冈家中后，突然中风。此后20多天昏迷不醒，终于医治无效，而过早地离开人世。
　　汪澜涛是适应干部“四化”潮流而上来的年轻干部。两年后，也是在干部“四化”受到波折时被调离麻城市委领导岗位。可以说是干部“四化”的试验品。汪澜涛对党忠诚，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办事果断，敢于负责，敢于创新，工作有魄力，责任心强。应该说，经过两年的实际锻炼，他可以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干得更好。可惜这个上级却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调离了。想当初，如果让汪澜涛在县委副书记的台阶上干两年，再升任书记，人们传言他的骄傲，他的傲慢，也可能没有了。可惜这个上级，又为什么要匆匆忙忙让他搞县委书记呢？哎！这个上级……
　　离开办公室
　　—18日，中共麻城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我以高票当选为市委委员。
　　代表大会结束以后，我陪地委副书记周维新吃午饭。时任党代会秘书长的周祈江急忙找到我，通知我说，这次常委会选举，你不再作为候选人了。我说，半年前我就知道了。周说，看到你把这次党代会组织得这样好，我们以为你不知道。既然这样，我这个秘书长要对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说，不需要感谢，这是我最后一次履行办公室主任的职责。作为共产党员，应当尽职尽责。
　　市委1届1次全委会上的议程是选举新一届常委会领导班子。我在不列为候选人的情况下仍然得了6张选票。更为奇怪的是，第一次投票结果，有两人的票数相等，仅为半数。无法决定谁当选，不得不进行了第二次投票。
　　说起我的工作调整，主要是得罪了这个上级。1985年7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全党进行“认认真真走过场”的整党。我县也分两批进行了整党。第二年，1986年4月，地委派出整党检查验收组来麻城验收，组长是地委副秘书长雷于怀。整党尽管是走场，但这是全党的大事，县委书记汪澜涛亲自汇报。正在汇报时，地委办公室来电话要汪澜涛接，我代为接了电话。电话是地委副秘书长卢梅村打来的。原来，地委办公室召开党史工作会，要各县县委书记参加。而汪澜涛因要作整党汇报，没有及时去。我在电话里说，汪正在向地委整党检查验收组汇报。汇报完后，马上赶到地委开会。卢盛气凌人地说，不行，现在就来！我说，整党也是件大事嘛！他横蛮地说，你把电话放下，叫汪澜涛接。我只得让汪中断汇报，来接电话。汪接电话后对我说，不要与他们争了。后来我才知道，地委党史工作由副书记原世泽分管，打电话时，原就在现场坐镇，怪不得卢梅村那么凶！这次一闹，地区就有人说我爱越权，后来还有人把汪的傲慢和我的越权联系起来看，把更多的责难落到我的身上。
　　1987年11月，县委决定，隆重纪念黄麻起义60周年，请来了全国各地的麻城籍老首长。省委副书记钱运录代表省委来参加了纪念大会并致辞。当时我是个大忙人，既要安排大会的各项程序，不能出差错，又要负责接待工作。谁知这时又遇着了冤家原世泽。县委党史办编印了一本《黄麻起义》的书，到会的领导每人送一本。原世泽也得到一本。不知怎么搞的，内面有几页装订时出了差错。原一看就发脾气，非要找到我，说我是故意送他一本这样的。我知道他是找我的茬子，当然也是找麻城的茬子。我没有理睬他，默默地给他换了一本，但我也没有作道歉之状。
　　1988年4月，地委把曾在黄冈地区工作过的老首长请来，座谈党史。内中也有不少人曾在麻城工作过。我和副市长杨学义陪市委书记张自安，专车到黄冈去面接这些老首长到麻城看一看。到黄冈地委赤壁宾馆，我首先上前去联系。遇着了原世泽，他劈头就问，你们麻城还记得老首长？我也不示弱地说，如果说我们接错了，我们现在就回去。我回头对张、杨二位把情况说了。张说，既然如此，我们的心尽到了，回去算了。杨说，我不信邪，看谁说我们来接错了！杨硬着头皮迎上去。原世泽见是杨学义，没有用对待我的态度，而是用另一种态度说，你们来得好！并亲自安排我们吃过午饭。我们就回麻城了。经过这三次与原世泽的抵撞，给他留下很不好的印象。我知道自己的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干不长了。但我不遗憾！回想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四年，工作竞竞业业、任劳任怨，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的气，背了不少的黑锅。喝不进的酒要强喝，说不出的话要违心地说，我早就不想干了！然而，这是党的工作，共产党员是要讲党性的，怎么能说不想干就不干呢！
　　就说1986年吧，这一年灾害频繁，特别是暴雨一阵又一阵，不仅给麻城带来巨大灾难，我想到下游的新洲更是受灾不小。于是，每次洪峰到麻城之时，我立即用电话通知新洲县委办公室，把麻城的雨量、洪峰流量等情报及时告诉他们，让他们及早作好抗洪准备。这些工作，完全是我的自觉行动。新洲县委、县政府对此非常感谢，曾专门发来电报给尚未正式成立的麻城市委：
　　中共麻城市委：
　　在最近几次降雨过程中，你们及时地向我县提供了水雨情报，为我县组织抗洪安全渡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代表全县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共新洲县委.
　　我这样做时，有个想法，麻城新洲为水争斗了多年，甚至在斗殴中还伤了性命。我们不能老在抗旱用水上与人家过不去。现在防汛时，全县的水都汇集到举水，流向新洲，人家该有多大的压力呀！这本是老天爷造的孽，我们无法控制。但我们可以把水情预先告诉他们，让他们早有防范。以后，我在办公室几年，一直是这样做的。
　　办公室主任最难办的是处理上上下下的关系，公事难以应付，私事更难办。四年中我收到各种要求利用职权开后门的信件达300多封，都是要求解决就业、工作、转户口、落实政策之类的，绝大部份是无理要求，而又无法满足或答复的。我对自已干脆下一个规定，不给任何人写一个条子。实在推不开的，让书记们去办。我在县委任职多年，找不到我给任何人写过一个条子。虽然为此事得罪了不少人，但得罪得平均。最难应付的是书记们写条子的事。书记们嘱办的事，大都是主任去亲自落实的。有不少人找着了一个诀窍，书记有4位，他找张书记办不通，就找周书记。再办不通，就找王书记。总有一位书记办得通。他就拿着签了字的条子找主任去落实。我如照办了，就有前几位书记找我说，我没有同意的事，你怎么做好人？我哪里是做好人呢！为私人的一件两件事，总不能去开个书记办公会嘛。类似这样的事，叫我如何说得清楚。
　　在办公室工作最坏的结果是把身体搞垮了。因为办公室工作没有规律，没日没夜，随时都处在临战状态。生怕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精神高度紧张。不管上下左右，来了客都要热情接待。加之办公室主任直接管客室，来客可以免费接待。各部门来客，都请主任去陪，一是可以代表县委领导给客人以面子，二是帐可算到主任头上。象这样的接待，你不参加，说你架子大；你参加了，公要蚀财，私要伤身体。长期这样无酒不餐的生活，给身体造成极大危害。我的身体本来就差，小时候浑身是病，高中毕业因慢性肝炎没有参加高考。在省电台期间，每年一次体检，发现有见室性早搏的心脏病、低血压。到1989年离开办公室时，体检为高血压性冠心病、肾病、颈椎病等。
　　当决定我不再担任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时，我内心是个解脱。本来我回麻城时，就不想到县委办公室，想到政协，这下可以满足我的愿望了。
　　从政为民献丹心 (下)
　　市委统战部长
　　市首届党代会后，我已卸任。暂时没有安排工作，无官一身轻。尽管社会上有些无端的谣传，我毫不介意。想当初我升任县委常委时，社会上也有许多谣传。说我与什么人有特殊关系，是靠了什么人的提拔的。有的谣传是真的，但在我身上全是空穴来风。管他三七二十一，轻松几天再说。至于我的工作如何安排，地委和市委事先并没有打算。何去何从？有种种说法。有人告诉我，张书记想让我去组建市委政研室。对此，我有看法。既然办公室我搞不了，还要我到政研室干什么？正当我有想法的时候，市长程锋给我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市政府找他，他想和我谈谈心。这时候有人跟我谈心，我是求之不得的，也是非常感谢的。我当即赶到市政府，程锋正在市长办公室里等着我。他问我对工作有何打算？我说，没有什么打算，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说，不能这样讲，我看你去当统战部长，政协第一副主席。我说，我够格吗？他说，你又没有什么错，怎么不够格！人家到处找官做，你为什么放着现成的官不当？就这样定了。如果有人征求你的意见，你就这样讲。我再做做工作。其实这以后也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只是过了一段时间，1989年元旦刚过，管组织的市委副书记王德法私下对我讲，你就去当统战部长，政协第一副主席。我笑了笑。
　　元月8日，市委麻发干(1989)3号文，转发黄冈地委组织部文件，通知任命我为市委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
　　这时，我连市政协委员都不是。元月23日，市政协召开2届5次常委会，协商同意我为市政协委员。同时召开市政协全委会，选举我为市政协副主席。听说，市政协领导对市委的安排事先没有与政协通气，对我进政协班子这件事，还有些意见。但担任副主席的甘超一老师，从我高中时代讲起，美言了许多。
　　市委统战部在文革后恢复工作。黄祖光任部长，后来余庆芳接手搞了好多年。在余庆芳任期内，做了大量落实政策的工作。余庆芳后来任市人大副主任，市委顾问。刘明礼接任不到一年，接替我任市委办公室主任，而我接替他任统战部长。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八罗汉转劫”。
　　我到统战部时，部内有8名干部。没有副部长。部内机构设置有对台办公室，陶俊任主任。工商联，蔡良玉任副主委，主持日常工作。主委是蔡寿铭。他是党外人士，文革前就是工商联的副主委。他还是省工商联的执委，市政协驻会的副主席。蔡寿铭为我市工商联工作作了毕生的贡献。还设有秘书科、统战科。外事侨务和民族宗教工作也属统战部管，只是没有内设机构。政协的日常工作还有好大一部份也在统战部。8个人成天忙得乐呵呵的，很少有扯皮拉筋的事。几年以后，台办、工商联、民族宗教、外事侨务，陆续从统战部单列成局级机构，局级干部就有10多人。成天没有几多事做，内部扯皮拉筋。机构越多，扯皮的事越多。后来又不得不搞大统战，把各家归口统战部。合家哪有不分家好！
　　我到统战部时，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据市委文件称，我市共落实统战对象的政策1，405件，计解决问题5259件。其中：收回工作381人，作退职退休处理250人，对已死亡给予抚恤的304人。落实私房政策99户，8，264平方米，其中17户退还了原屋，82户作价赔偿。转吃商品粮276户，414人。对错划右派的644人全部摘掉帽子，其中属于开除公职的452人中，尚有工作能力的312人收回安排了工作，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作退休处理。对原工商业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认真复查，有的收回工作，有的给予定期生活照顾。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共374人，全部颁发了身份证明书，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既往不咎、落实政策”的处理。对去台人员508人的亲属共1049人，按照“一视同仁、不得歧视”的政策，作了适当安置。另外，对历届政协委员、宗教、民族、归侨侨眷、港属、民主党派等人士中的落实政策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处理。我市落实统战政策工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我到统战部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做统战对象的工作上。这些统战对象，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潮的伤害，得不到社会上的尊重，更没有哪级领导把他们放在心上。针对这种情况，我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到城镇、到乡间走访、熟悉各个阶层的统战对象。我先后走访了各宗教活动场所，与教务神职人员亲热交谈，帮助解决落实房产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广泛走访台属，特别是有点名气的台胞家属。对回乡探亲的台胞，热情接待。走访原工商业者，听取他们对发展我市经济的建议。还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和统战对象建立了亲密感情，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统战朋友主动上来交谈，并热情接待。
　　我把统战部的工作刚刚理顺，接到地委统战部通知。3月5日，到地区报到开统战部长会。地委统战部的领导班子刚刚作了调整，罗爱德任地委统战部长，史焰坤任副部长。开会时，我与罗部长开玩笑说：罗部长，你赶着管我，好厉害呀！罗部长笑了笑：有缘啦！会议开了三天，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传达的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问题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总书记赵紫阳的一些重要讲话。关于多党合作的问题，中央在1989年底发了14号文件。会后，我立即向市委常委作了汇报，于3月23日召开了全市统战工作会议，进行了传达。过去几年，我都是帮助别人组织会议。这是我第一次独立自主地召开了一次全市性的会议。会上我作了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了我市的统战工作。虽然到统战部不到三个月，我己成功地进入了角色。
　　非中共人士安排
　　物色、培养各方面党外代表人物，建立一支能与中共合作共事的党外代表人物队伍，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人物工作是统战工作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好人物工作，就必须了解、熟悉人物。我到统战部后，用近三年的时间，对全市党外知识分子反复调查摸底。到1991年底，全市有中专以上学历和获得初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1.2万多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6400多人。在党外知识分子中，获中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有1777人，其中大学本科学历236人，大专学历1008人，获高级技术职称41人，中级技术职称732人。分布在市直单位的有753人，散布在各乡镇的有1024人。这批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市各方面的骨干人才，不少人为麻城的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象副市长方景忠，在市政府任职多年，在职权范围内大胆使用权力，按市政府分工，执掌、参与行政领导，参与市政府方针政策的研究，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为麻城的科教和扶贫工作作出了贡献，为非中共干部树立了榜样。黄冈市成立以后，我们又推荐他当选为黄冈市人大副主任。
　　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我们对党外代表人士分层次进行建档登记：1.对全市6400多名党外知识分子进行普查，填写党外知识分子登记表；2.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职称的党外知识分子1777人作重点调查，分部门、分地区建卡登记；3.对分布在教委、卫生、财贸、农林、棉纺厂、气门厂等部门和厂场中的党外高级知识分子48人作重点考察，每人都写有小传，建立详细档案。
　　与党外人士交朋友，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我们在广交朋友的基础上，重点做有代表性的党外人士工作：一是登门拜访，加深感情。每年的中秋、春节，我都要对年事已高，有名望的党外人士进行慰问。二是座谈走访，交心谈心。利用这种形式，与在职的党外各界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反映他们的建议和要求。三是关心疾苦、培养教育。对党外人士提出的生活困难，我们都要认真对待。与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协商，按政策规定给予解决。解决不了的，也要作耐心的解释，要求他们体谅。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可能创造条件，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积极培养和选拔党外干部，举荐任用德才兼备的党外人士，是坚持和完善我党与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1991年初，结合人大、政协换届，我们向人大、政府、政协，举荐安排了党外副市级领导干部6人。在政协委员中，安排非中共委员150人，占政协委员总人数的60.3%；在政协常委中，安排非中共常委28人，占政协常委总数的68.3%。在“人大”换届中，非中共人士当选为“人大”代表的有107人，占“人大”代表总数的27.2%，市“人大”常委中，有非中共人士3人。副局级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