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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T12:52:37.0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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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app-0'《行者无疆》（2011年新版）笔记
一、意大利
1.在浩瀚的中华文化中，谁想寻找一种机制来阻止谣言和诽谤吗？没门；谁想寻找某种程序来惩罚诬陷和毁损吗？还是没门。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
回想起来，至少从屈原、司马迁、嵇康开始，两千年间所有比较重要的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挣扎在谣言和诽谤中无法脱身。他们只要走了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说了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获得了别人没有获得过的成就和名声，立即就成为群起围啄的目标，而且无人救援。于是，整部中华文化史，也就成了“整人”和“被整”的历史。
感谢一切造谣者、诽谤者、起哄者，他们在中华文化中永远不受谴责的洋洋得意，纠正了我对中华文化过于光明的读解。于是，我决定寻找另一种对比坐标。（《自序》）
2.从美第奇家族的府邸到巴黎现代的咖啡馆，从一所所几百年历史的大学到北欧海盗的转型地，我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它的公民意识、心灵秩序、法制教育、创造思维，一次次使我陷入一种整体羞惭。但是，走得远了，看得多了，我也发现了欧洲的忧虑。早年过于精致的社会设计成了一种面对现代挑战的体制性负担，以往远航万里的雄心壮志成了一种自以为是的心理狭隘，高福利的公平理想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滞力……（《自序》）
3.伟大是一种隐隐然的气象……罗马的伟大，在于每一个朝代都有格局完整的遗留，每一项遗留都有意气昂扬的姿态，每一个姿态都经过艺术巨匠的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前后左右的和谐，每一种和谐都使时间和空间安详对视，每一回对视都让其他城市自愧弗如，知趣避过。（《罗马假日》）
4.何谓彻彻底底地休假？在形态上，这是与平日工作的一次封闭性割断。……在观念上，这里服从把个体休闲权利看得至高无上的欧洲人生哲学。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息，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视，亦即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
那么罗马，你的每一次空城，必然都会带来一次人格人性上的重大增补。（《罗马假日》）
5.放纵的结果只能是收敛，挥洒的结果只能是服从。就连恺撒，也不能例外。
伟大见胜于空间，是气势；伟大见胜于时间，是韵味。古罗马除气势外还有足够的韵味，使它的气势也沁水笼雾，千年不燥。（《兴亡象牙白》）
6.一个人的艺术和人品很可能完全是两回事。
&&&&尼禄杀人不眨眼，实在是说轻了，因为这会把他混同于一般的暴君。他杀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妻子、弟弟和老师，听起来简直毛骨悚然。……公元六十四年一场连续多日的大火把罗马城大半烧掉，这个皇帝居然欣喜地观赏，还对着大火放声高唱。火灾过后为了抑制民愤，胡乱捕了一些“嫌疑犯”处死，而处死的手段又残忍得让人不知如何转述。例如把那些“嫌疑犯”当做“活火炬”慢慢点燃，或蒙上兽皮让群犬一点点撕裂。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那么，尼禄十余年的统治也像那年在他眼前燃烧的大火，对罗马的损害非常严重。人们由此产生的对于罗马的幻灭感、碎裂感、虚假感，无异于局部的国破家亡。惊人的光辉和惊人的无耻同根而生，浓烈的芬芳和浓烈的恶臭相邻而居，尼禄使罗马有了自己的阴影。所幸的是，不是尼禄消化了罗马，而是罗马消化了尼禄。（《兴亡象牙白》）
7.（一位罗马老人谈论上海）“不要太美国。”……一座城市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再用灯光来制造明亮。
……老人不知道，当时真正与罗马城并肩立世的，是长安。但现在西安晚上的灯光，也比罗马明亮。西安不端元老的架势，因此充满活力，却也确实少了一份罗马的派头。（《兴亡象牙白》）
8.老人是假面制作艺术家，刚才看我的挑选，以为遇到了知音，一讨价还价，他因突然失望而伤心。这便是依然流淌着罗马血液的意大利人。自己知道在做小买卖，做大做小无所谓，是贫是富也不经心，只想守住那一点自尊。
去一家店，推门进去坐着一个老人，我看了几件货品后小心问了一句：“能不能便宜一点”他的回答是抬手一指，说：“门在那里。”
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这正是他们支付的代价，有人说，也是他们人格的悲剧。
身在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全世界旅客来来往往，要设法赚点大钱并不困难，但是他们不想。店是祖辈传下的，半关着门，不希望有太多的顾客进来，因为这是早就定下的规模，不会穷，也不会富，正合适，穷了富了都是负担。欧洲生活的平和、厚重、恬淡，部分地与此有关。
如果说是悲剧，我对这种悲剧有点尊敬。（《寻常威尼斯》）
9.但丁三十岁参加佛罗伦萨的共和政权，三十五岁时甚至成为六名执政长官之一，但由于站在新兴商人利益一方反对教皇干涉，很快就被夺权的当局驱逐，后来又被缺席判处死刑。
被判处死刑后的但丁在流亡地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不仅写出了学术著作《飨宴》、《论俗语》和《帝制论》，而且开始了伟大史诗《神曲》的创作，他背着死刑的十字架而成了历史巨人。
佛罗伦萨当局传信给他，说如果能够忏悔，就能给予赦免。忏悔？但丁一声冷笑，佛罗伦萨当局于一三一五年又一次判处他死刑。（《稀释但丁》）
10.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件小事。但丁最后是在佛罗伦萨东北部的城市拉文纳去世的，于是也就安葬在那里了。佛罗伦萨多么希望把他的墓葬隆重请回，但拉文纳怎么会放？于是两城商定，但丁墓前设一盏长明灯，灯油由佛罗伦萨提供。一盏灯的灯油能有多少呢？但佛罗伦萨执意把这一粒光亮、一丝温暖，永久地供奉在受委屈的游子身旁。
不仅如此，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Santa&Croce)安置着很多本地重要人物的灵柩和灵位，大门口却只有一座塑像压阵，那便是但丁。（《稀释但丁》）
11.我渐渐明白，一个辉煌时代的代表者也会遇到人格困境，而他的人格困境，很可能正是这个时代失去辉煌的标志。
真心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人格，迟早会互相确认。（《大师与小人》）
12.请不要小看小人，他们是种种伟大的消解者。消解的速度，远远超过当初的建设。
当时有个威尼斯的讽刺作家叫阿雷提诺，兼做两项职业谋生，一项是受人雇佣写诽谤文章，领取佣金；另一项是向艺术家无偿索取作品，如遭拒绝则立即发表攻击性杂文。这两项职业，其实都是由文化小人变成了文化杀手。
这次他向米开朗琪罗索要画稿，未能如愿，便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米开朗琪罗拿了教皇的大堆黄金而没有画成像样的东西，是骗子和强盗，品行不端。米开朗琪罗虽然非常生气却没有理会，阿雷提诺便进一步以传单的方式指责《最后的审判》伤风败俗，“有路德教派的思想”——这个指控在当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幸好教皇没怎么在意。
像一切以评论家身份出现的小人一样，阿雷提诺竭力想把一个艺术家拉到政治审判和道德审判的被告席上。即使最后没有成功，他也搅乱了社会注意力。连当时为米开朗琪罗辩护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最后的审判》在人物刻画和构图上已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告别。这是大师花了整整六年时间，白天黑夜艰难探索的结果，谁知一问世就被恶浊的喧哗所掩盖。
大师想探索的命题，还有很多，他时时想从新的起跑线上起步，但小人们的诽谤使他不得不一次次痛苦地为自己本想放弃的东西辩护。他多么想重新成为一个赤子继续探求艺术的本义，但四周的一切使他只能穿上重重的盔甲，戴上厚厚的面罩。社会气氛已经无法帮助他成为一个轻松的创造者，这正表明文艺复兴的大潮已开始消退。
我不能不再一次强烈地领悟：历来糟践人类文明最严重的人，不是暴君，不是强盗，而是围绕在创造者身边的小人。（《大师与小人》）
13.那年罗马教廷通知七十高龄的伽利略到罗马受审……伽利略因患严重关节炎无法长途坐马车，请求就近在佛罗伦萨受审，但教廷不许。年轻的佛罗伦萨大公费迪南二世派出一乘轿子送伽利略前往，而在罗马第一个迎接这位“罪人”的，是佛罗伦萨驻罗马大使尼科利尼，尼科利尼还邀请伽利略住在自己寓所里。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佛罗伦萨能在自己的地盘里保护伽利略已经不易，没想到它居然伸出长长的手臂，把这种保护追随到教廷所在的罗马。
尼科利尼：“您对人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天体的了解。”“小时候见到一群小鸡狠命地围啄一只流血的鸡，我惊恐地问奶妈怎么回事，奶妈说，鸡和人一样，只要发现一只比较出色又遭到了麻烦，便联合起来把它啄死。”伽利略睁大眼睛听着，茫然不解又若有所悟。
这场围啄的中心活动，是要伽利略读一份“忏悔书”。连他的女儿出于对他生命安全的考虑也来劝他忏悔，他拒绝。但到最后，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严厉考验”，他还是“忏悔”了。（《围啄的鸡群》）
14.既然友情如此虚假，他宁肯面对敌人，用一纸自辱的忏悔来惩罚背叛的“鸡群”和失察的自己。这相当于用污泥涂脸，求得寂寞与安静。（《围啄的鸡群》）
二、西班牙
15.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
我一直认为，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的佼佼者。他们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之中，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之间。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快乐者大街。（《流浪的本义》）
16.巴塞罗那的另一位大师：高迪。……他建造圣家族大教堂。他接受这项工程时才三十岁，造了四十四年，才造成一个外立面。在外立面完工庆典前的两个星期，他因车祸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到今天，正好又过了七十四年，他的学生在继续造，还没有造好。对此，巴塞罗那的市民着急了，向市政当局请愿，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参加这个教堂的落成典礼。于是市政当局决定加快步伐，估计二十年后能够完成。那么，这个教堂建造至今，已历时一百四十八年，再过二十年是一百六十八年。
这种怪异而又宏伟的行为方式，使我想起流浪者的本性：不问脚下，只问前方。
由此也深深地佩服巴塞罗那市民，他们竟然在一百四十几年之后才产生焦急，这是多大的宽容和耐心。今天的焦急不是抱怨高迪和他的学生，而是抱怨自己有限的生命。
17.西班牙到处都是斗牛场，……但无论如何，我不喜欢斗牛。
人的智力高，牛又不会申辩，在这种先天的不公平中，即使产生了英雄，也不会是人，只能是牛。但是，人却杀害了它，还冒充英雄。世间英雄，真该为此而提袖遮羞。
再退一步，杀就杀了吧，却又聚集起那么多人起哄，用阵阵呼喊来掩盖血腥阴谋。（《只因它特别忠厚》）
三、葡萄牙
18.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哥伦布出发远航前，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的是，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小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贝壳未碎》）
19.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奇迹。然而，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然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做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是，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其间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
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然不会破碎。（《贝壳未碎》）
20.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
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找到了美洲。
然而，心里发酸的葡萄牙王室仍在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我的窗下》）
20.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瘟疫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他们的麻烦》）
21.（古本江(1869—1955，生于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后来入籍英国)设立了纯资产十八亿美金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资助的重心。（《古本江先生》）
22.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
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之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牌号，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好心的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人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人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牌号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
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而不是一堆已有的名字和作品。（《古本江先生》）
四、奥地利
23.眼前的奥地利，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满山满坡都是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一片片整齐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单纯明丽，把种种芜杂都。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了开阔气韵。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整治草地、森林的当然是人力，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不是原木色，就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原生态，再好的建筑看上去也像是山民的板屋、茅寮，绝不会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埋。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民众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强烈的人为印迹，贫困时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富裕时搭建出艳俗的房舍。奥地利告诉我们，人类只有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
在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也几乎看不到那些自以为热爱自然，却又在损害自然的别墅和度假村。很多城里人不知道，当他们“回归自然”的时候，实际上蚕食了山区农村的美学生态。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中一定也有很多城里人居住，他们显然谦逊得多，要回归自然首先把自己“回归”了，回归成一个散淡的村野之人，如雨入湖，不分彼此。（《仁者乐山》）
24.海洋文明和大河文明视野开阔、通达远近、崇尚流变，这一点，早已被历史证明。由这样的文明产生的机敏、应时、锐进、开通等等品质也就是所谓的“智”；与此相对比，山地文明一旦则会以敦厚淳朴、安然自足、万古不移的形态给社会历史带来定力，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仁”。
其实，整个人生，也就是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正因为如此，我想，一个人年轻时可以观海弄潮、择流而居，到了老年，或者不到老年而有了静定心态，则不妨在山地落脚。（《仁者乐山》）
25.我喜欢这种攀登。瞻仰古迹，如果一步踏入就如愿以偿，太令人遗憾了。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大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
（《悬崖上的废弃》）
26.这座城堡（萨尔茨堡）好大。造得这样大，原因很多，期中最重要又嘴说不出口的一个原因是，大主教考沙赫与老百姓关系不好，不愿出门，也不敢出门。这很好笑：因自闭而雄伟，因胆怯而庞大。（《悬崖上的废弃》）
27.荣誉剥夺轻松，名声增加烦恼，这对一个人和对一个城市都是一样。今天的萨尔茨堡不得不满面笑容地一次次承办规模巨大的世界音乐活动，为了方便外人购置礼品，大量的品牌标徽都是莫扎特，连酒瓶和巧克力盒上，也都是他孩子气十足的彩色大头像。这便使我警觉，一种高层文化的过度张扬也会使广大民众失去审美自主，使世俗文化失去原创活力。
欧洲文化，大师辈出，经典如云，这本是好事，但反过来，却致使世俗文化整体黯淡，生命激情日趋疲沓，失落了天真稚拙、浑朴野趣。这是我这一路在很多城市看到的问题。在奥地利，大如维也纳，小如萨尔茨堡，都是如此。为此，我反倒想念起这座城市在莫扎特出现前的那些闹剧。（《悬崖上的废弃》）
（新版删去部分：但是话又说回来，也只有文化大师的出现，才能够让一座城市快速地从整体上摆脱平庸和无聊，然后再在新高度上讨论挽救世俗文化的问题。如果永远以平庸对世俗，全然是泥途荒滩，千年徘徊，只能是群体生命的沉陷。因此，有一个莫扎特，就有了超拔泥途荒滩的山梁。翻过这道山梁，一切都不再一样。）
28.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突然明白，一切达观，都是对悲苦的省略。（《哈维尔不后悔》）
29.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哈维尔不后悔》）
30.（捷克原总统）哈维尔哲言：
★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
★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哈维尔不后悔》）
六、斯洛伐克
31.其实即使不是街头雕塑，欧洲处处可见这种阻碍人们快速行走的调侃和从容。于是我可以找到词句来概括欧洲了。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黄铜的幽默》）
32（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黄昏时分，这里人头济济，风华四溢，丝毫不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逊色。……这里的行人过于年轻，说明历史如何亏待了上一代，使他们还没有可能牵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门玩乐的事，完全交给儿孙。
那么，论天下贫富，亮丽的青春不足为据。青春可以遮盖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盖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懒的眼神里，深深的皱纹中。同样，看城市潜力，拥挤的市中心不是标志。市中心是一个旋涡，把衰草污浊旋到了外缘。真正的潜力忽闪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园里。……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见都年轻亮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谐。
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郎盛妆、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精致散漫。
城市这篇文章，也是这样。（《黄铜的幽默》）
33.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号，则是费希特和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没找到。
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坐、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即便默默无语，也会使人们的生死观变得更加健康。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或过于热闹。（《墓地荒荒》）
34.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墓地荒荒》）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墓地荒荒》）
35.（洪堡大学）过道墙上，随意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伸脖细读便吃惊。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像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道边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连照片下的说明，都印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照片又不以获奖为限，很多各有成就的教授也在，特别是女教授们。
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佐证。……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黑白照片》）
36.（洪堡大学的主楼斜对面）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对学生的第一训诫。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空空的书架》）
37.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唯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忍，因为赌注总有赢的可能，但他们却永远赢不到什么，即便打胜了，赢的是外国主子，还有作为中介商的本国官僚，自己至多暂时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是一场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作了棋子。经过几百年这样残酷的训练，我相信这个族群必然会淡漠理义和感情。这种训练的正面成果，是养成了一种举世罕见的忠诚。忠诚不讲太多的理由，有了理由就成了逻辑行为，不再是纯粹的忠诚。因此，戒备森严的罗马教皇从来不对贴身卫士精挑细选，只有一个要求:瑞士兵。
除了教皇那里，瑞士早已不向其他地方输送雇佣兵。这是血泊中的惊醒，耻辱中的自省，他们毕竟是老实人，一旦明白就全然割断，不仅不再替别人打仗，自己也不打仗，干脆彻底地拒绝战争。……于是他们选择了中立。
瑞士没有出现铁腕人物，也没有发现珍贵矿藏，居然在一百多年间由一个只能输出雇佣军的贫困国家跃上了世界富裕的峰巅，只因它免除了战争的消耗，还成了人才和资金的避风港。（《战神心软了》）
38.爱因斯坦在这里（瑞士首都伯尔尼克拉姆大街四十九号）真是非同小可，他的一九○五年惊天动地:三月，提出光量子假说，从而解决了光电效应问题；四月，完成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方法》；五月，完成了对布朗运动理论的研究；六月，完成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提出了狭义相对论；九月，提出质能相当关系理论；……这一年，这间房子里的时间价值需要用分分秒秒来计算，而每个价值都指向着世界一流、历史一流。
这间小房是相对论的诞生地……但瑞士不喜欢张扬，你看这儿，只让一位老妇人管着，有人敲门时她就去开一下，动作很轻，怕吵了邻居。楼下那个嘈杂的小餐厅，也没有让它搬走，那就只能让它的名字在玻璃门上与爱因斯坦并立，很多旅人看到后猜测疑惑，以为那家餐厅的名字就叫“爱因斯坦故居”，也算得上一种巧思，终于没有推门而人。
伯尔尼以如此平淡的方式摆出了一种派头，意思是，再伟大的人物在这里也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比之于我们常见的那种不分等级便大肆张扬的各色名人故居，这种方式更让人舒服。（新版删去部分：其实也正因为这样淡然，才会吸引真正的大师巨匠来安静居住。）（《突破的一年》）
39.自由与自然紧紧相连，它们很可能同时躲藏在咫尺之外；当我们不能越过咫尺而向它们亲近，那就是囚徒的真正含义。《希隆的囚徒》
40.一路行来，最健全的城市还是巴黎。它高傲，但它宽容，高傲是宽容的资本。
它优闲，但它努力，因此优闲得神采奕奕。相比之下，世上有不少城市因闲散而长期无所作为，连外来游人也跟着它们困倦起来；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亚洲的城市则因忙碌奔波而神不守舍，失去了只有在暮秋的静晤中才能展现的韵味。巴黎正好，又闲又忙，不闲不忙。在这样的城市里多住一阵，连生命也会变得自在起来。
巴黎的种种优点，得力于它最根本的一个优点，那就是它的聚合能力。不是财富的聚合，而是人的聚合，文化的聚合，审美气氛的聚合。
（法国贵族沙龙）女主人美丽而聪明，轻轻捡起贵族世家的旧柴禾，去加添法兰西文明的新温度。（《河畔聚会》）
41.当年埃菲尔铁塔刚刚建造，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作家带头怒吼，领着市民签名反对，说这个高高的铁家伙是在给巴黎毁容。这相当于沙龙聚会的参加者受不住新挤进来一个高瘦伶仃的胄甲人。……时间一长竟被巴黎人看顺眼了。
它刚顺眼又来了新的怪客，蓬皮杜艺术中心。揭幕那天巴黎人全然傻眼，这分明是一座还没有完工的化工厂，就这么露筋裸骨地站着啦？从此哪里还会有巴黎的端庄!
接下来的是卢浮宫前贝聿铭先生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当时竟有那么多报刊断言，如果收留了这个既难看又好笑的怪物，将是卢浮宫的羞辱、巴黎的灾难。
那么多巴黎人，全都自发地成了塞纳河畔这场聚会的遴选委员会成员，其情感强烈程度，甚至超过政党选举。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很少看到。（《河畔聚会》）
42.他们没有走火入魔，一旦沟通便立即放松，这历来是巴黎人的优点，所以塞纳河畔的聚会兼收并蓄，绝不偏执。那些对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贝聿铭金字塔曾经竭力抵拒过的市民，在嘲讽对象的时候也没有失去自嘲能力。他们不像我们常见的那些批评家，批评言论越激烈越不敢正面接触批评对象，而是坦诚得多，越是不习惯越是要去多看，终于在某一天黄昏，他们暗自笑了，不再嘲讽对象而开始嘲讽自己。
因此不妨说，真正在塞纳河畔聚会的，是一代代巴黎市民的集体心理。（《河畔聚会》）
43.（在德弗罗朗咖啡馆）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
人们对周际环境的敏感，是另一些更大敏感的缩影。而这些更大的敏感，则来自个体无法自立的传统，来自对环境安全系数的较低估计。
尊重别人正在从事的工作的正当性，因此不必警惕；尊重别人工作的不可干扰性，因此不加注意；尊重别人工作时必然会固守的文明底线，因此不作提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已经习惯成自然。
他们可以与陌生人在野外事故中互相救助，在公共场所互相招呼，却严守在各自的工作状态下互不关注。这确实与我们熟悉的许多人正恰相反，那些人无意于对别人的救助和招呼，却对人家的工作有超常的关注。
这里就出现了一种生态悖论：身居闹市而自辟宁静，保持高贵而融入人潮。（《悬念落地》）
44.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将军说的:“滑铁卢战场的胜利，是伊顿公学操场的胜利。”
这句话也许会使不少只从字面上理解“贵族”的中国人吃惊。其实，英国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军事指挥官真是在伊顿公学培养的，这所贵族学校里很少有慵懒、怯懦之气。从根子上说，欧洲贵族集团本来就形成于艰苦的血战之中，最早的成员多是军事首领和立功勇士，因此一代代都崇尚勇猛英武，并由此生发出诸如正直、负责、好学等一系列素质，经由权力、财富、荣誉的包装，变成了贵族集团的形象标榜。
贵族集团在整体上因不适应现代社会而变得保守和脆弱，但其中也有一批优秀人物审时度势，把自己当作现代规则和贵族风度的结合体，果然产生独特的优势，受到尊重。（《扼守秋天》）
45.当时的学生都是教会的修士，穿着具有宗教气息的学袍，殴斗起来只见市民的杂色服装与学生的黑色学袍扭打在一起……大学生与市民打架，大学校长管不了，市长也管不了，只能一次次请国王仲裁。
那场延绵久远的冲突也有一个正面成果，那就是有一批牛津的师生想离开这个一触即发的环境，便东行八十公里，在那里继续教学事业，这便是剑桥的雏形。
很多年后，一位剑桥校友又在美国办了哈佛。
这么一想，不禁对眼下的一片银白愈加虔诚起来。牛津，这个朴素的意译名词，正巧表明这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渡口，一切存在，只为了彼岸。（《牛津童话》）
46.一切高度，都是以叛离土地的方式出现的；一切叛离，都是以遭到围攻的事实来证明的；一切围攻，都是以对被围攻对象的无知为共同特征的；一切无知，都是以昂贵的时间代价来获得救赎的。
具体分析起来，当年一次次斗殴的引起，学生也会有很大责任，例如因年轻气盛而口出狂言，引起市民不快。但从总体而言，主要责任在市民，他们把自己保守、落后的生态看成是天下唯一合理的生态，因而产生了对他们不熟悉的生态的极度敏感和激烈抗拒。
历史总是以成果来回答大地的。先是昂昂然站出了牛顿和达尔文，以后，几乎整个近代的科学发展，每一个环节都很难离得开牛津和剑桥。（《牛津童话》）
47.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是一个小镇，埃文河边的斯特拉福
最根本的是，一个仅仅受过极其有限的乡镇初级教育的人，怎么成了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文豪？……终于使人怀疑，世人所知的莎士比亚，难道真是从这个小镇走出的那个人？这样的怀疑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集中发表，文化界就像发生了一次地震。
48.既然从小镇走出的莎士比亚没有冒名，为什么会出现本文前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想这与那个时代英国强大的贵族统治所造成的普遍社会心态有关。王室和贵族可以欣赏戏剧，却不可能尊重剧团中人，他们不能设想，这些“戏子”不仅能够搬演、而且还能完整地创作出这样的艺术精品。
莎士比亚当然明白环境的不公，偶有吐露，又遭嘲谑，于是他也就无话可说。今天的读者早已熟知莎士比亚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充分理解他在那个环境里无话可说的原因，也能猜测他为什么正当盛年就回到了小镇。
可以想像，莎士比亚回到小镇的心态非常奇特。自己在伦敦的种种怨屈，都与出生于这么一个小镇有关，似乎只有小镇最能体谅自己，但是，当自己真的决定在这里度过余生时，突然发现竟然比在伦敦更要无话可说。乡民能够拥戴的一定是水平基本与他们相齐的人，莎士比亚没有本事把自己打扮成这样，因此也就很快被他们淡忘。
一个伟人的寂寞，没有比这更必然、更彻底了。
于是，今天一切热爱莎士比亚的人都不难理解，他在这样一个小镇里面对着几双木然的眼睛口述临终遗嘱，不会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著作。
他在（1616年）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这个世界，又在四月二十三日离开，一天不差。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日子。
（《奇怪的日子》）
49.其实，所有怀疑论者的真心动机，是嫉妒。（《奇怪的日子》）
十一、卢森堡
50.在国土上，卢森堡是一个小国，在金融上，它却是一个大国。我们想拍摄一下他们的银行街，却立即受到了阻拦。只有一个理由，他们是为了保护出入银行的顾客，保证他们不被摄人镜头。”
卢森堡银行向各国客户许诺，一切客户的资料不仅对他人保密，而且也对国家机构保密，即便国家财政机关也不能以征税的目的了解客户的情况。除了刑事诉讼，银行拒绝在民事诉讼中出面作证。银行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反而要承担刑事责任。
按照西方法律观念，个人财产的提存往来是一个人的重要隐私。这一点，是现代金融业的信誉基座，也是各国同行间的竞争平台。小小的卢森堡能在三四十年内快速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金融王国，也与它严密的银行保密法规有关。（《都市逻辑》）
51.金融规则和交通规则两端，已大致可以说明现代的“都市逻辑”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些小事让人不能不深深感念启蒙运动。康德说，欧洲启蒙运动的巨大功效，是让理性渗透到一切日常生活中。
可惜，中国文化人接受西方文明，包括启蒙运动在内，总是停留在一些又大又远的概念上，很少与日常生活连接起来。结果，他们所传播的理性原则往往空洞干涩，无益于具体生活，也无法受到生活的检验。（《都市逻辑》）
52.当时刚刚获胜的威灵顿将军长长一叹，说:“胜利，是除了失败之外的最大悲剧!”
滑铁卢的战事（新版删去部分：之所以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诺曼底登陆不同，是因为双方都没有逾越人类公理）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由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与胜败相反。
审美心理曲线是一条长长的抛物线。人们关注拿破仑由来已久，尤其是他从放逐的小岛上直奔巴黎抢回皇位的传奇，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声声惊叹。滑铁卢只是那个漂亮行程的一个终点。可怜威灵顿，虽然胜利，却只有点而没有线。因此难怪比利时的小学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胜利高坡，来怀念他的手下败将。（《谁的滑铁卢》）
53.（大画家伦勃朗名作《夜巡》受到阿姆斯特丹市民、一些艺术评论家、作家的围攻。）
只有一个挣脱的办法，……完全按照世人标准，让这些保安射手们穿着鲜亮的服装齐齐地坐在餐桌前，餐桌上食物丰富。伦勃朗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那么，他就注定要面对无人买画的绝境。他还在画画，而且越画越好，却始终贫困。（《自己的真相》）
54.(伦勃朗晚年)好像是在去世前一年吧，大师已经十分贫困.(去给一个以前的学生当模特)全部笔法都是在模仿早年的自己，有些笔法又模仿得不好。大师立即转过脸去，满眼黯然。
低劣的文化环境可以不断地糟践大师，使他忘记是谁，迷迷糊糊地沦落于闹市、求生于巷陌——这样的事情虽然悲苦却也不至于使我下泪，因为世间每时每地都有大量杰出人物因不知自己杰出、或因被别人判定为不杰出而消失于人海；不可忍受的是他居然在某个特定机遇中突然醒悟到了自己的真相，一时如噩梦初醒，天地倒转，惊恐万状。
（《自己的真相》）
十二、丹麦
55.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只活到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也最重要的几年里，真可谓心力交瘁。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越虔诚越厌倦丹麦教会的诸多弊端，因此终于与教会决裂。一般市民只相信教会就是信仰所在，于是也就随之引起了亲朋好友、包括唯一的哥哥与他的决裂，使他空前孤独。
另一件事情是，这位大哲学家不幸与哥本哈根一家谁也惹不起的攻陷性小报发生了磨擦。哲学家当然寸步不让，小报则恨不得有这么一个学者与他们纠缠，于是一片混战。遗憾的是，一般市民只相信小报起哄式的谣言和诽谤，于是反倒是他，成了市民们心目中的“第一流恶棍”。
我对着窗下黑黝黝的哥本哈根想，克尔恺郭尔具体遇到的对手是两个，一是教会，二是小报，但最后真正成为对手的却是广大市民。市民们总也不会站在大师一边，因此我要说，这座城市对自己的大师实在不公。
一八五五年十月二日身心疲惫的哲学大师散步时跌倒，下肢瘫痪，却拒绝治疗，拒绝探望，也拒绝领圣餐，十一月十一日去世。这样的结束，实在让人不敢回想。
十九世纪最耀眼的哲学星座，熄灭于哥本哈根这过于漫长的黑夜。（《漫漫长夜》）
十三、瑞典
56.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忽强忽弱，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获得了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块时间。那年代世界上戎马倥偬、喊杀阵阵，各种陈旧的文明和新兴的文明都为荣誉、国土和横财而耗尽元气，只有瑞典记住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到一百年过去，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瑞典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这就使它进一步避开了世界上其他许多强国避不开的严重损耗，富裕发达的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忧，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羡慕，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终极关怀》）
57.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的标准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他们很有说服力地展现出这样一系列逻辑关系:社会的安全靠人民的福利来实现，人民的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正常秩序靠社会保障来实现，社会保障靠公民义务来实现。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其实，这已触及到人类的终极关怀。（《终极关怀》）
十四、冰岛
58.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一个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对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的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视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一大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议会—阿尔庭》）
59.（冰岛的地裂）一切伤口都保持着温暖，一切温暖都牵连着疼痛，一切疼痛都呼唤着愈合，一切愈合都保留着勉强。因此这里又准备了那么多白雪来掩盖，那么多坚冰来弥补。
60.有限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科恩能够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拙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快，期中大半原因，就是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是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总结在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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