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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求翻译
此言出自《三国演义》103回，“懿问曰：“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懿顾谓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这句话是司马懿听蜀国使者说诸葛亮非常劳累，而且吃得很少。认为对自己来说是个好消息，因此使者离开后，司马懿对周围各位将士说，“孔明吃得少，事情多，他能坚持很长时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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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孔明吃得少事情操心得很多，难道能够活得久吗？这句话是司马懿说的，此话的环境是：司马懿带领的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大败，并因此失了渭南营寨而致使军心慌乱。司马懿带兵急退时遇魏延诱其入谷，孔明本以为火光大起，司马懿难逃一死，却不想天降大雨，使得司马懿父子逃脱。至司马懿回了营寨，下令众将不许再言出战之事，坚守不出并静观其变。与此同时，孔明带兵在五丈原驻扎，与司马懿对垒，并且命人将妇人所穿的衣物并头巾、发饰置于大盒之内送给司马懿，同时附上书信一封，内容大抵是嘲笑司马懿坚守营地而不出战是妇人之仁，失了男儿胸襟。见此景况，司马懿虽则心中大怒，却表面佯装无嗔无怒，只问送信使者“孔明寝食及事之繁简若何？”，使者据实以答，是而司马懿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司马懿此语意即孔明命不久矣，意在令使者回复孔明对其的侮辱。此后，司马懿因受孔明侮辱的刺激上表魏主，请求带众攻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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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菜九段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最初表述，这种恐惧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可以选择的其他题目　　生死拷问司马迁/
　　生死对质司马迁/
　　遗恨千古的生死棋局　　　　本文系应约请之作，收入高中语文必修教师参考书的相关资料，以文章副题为主题，定名为《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似不及原拟定名好。　　　　与本文相关的孔子价值观皆出自论语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善哉斯文
　　文章写得不错，有文采 ，不过观点值得商榷，司马迁的那本史记确实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个人认为其文学价值高于史学价值，
至于评价一个人，我觉得更应该看其行为而不是自己标榜什么
　　　　　　浅见
　　希望不要从司马迁的角度来谈，而是从第三方客观的角度评价
就作品论作品
赞美一个人很容易， 但关键要有扎实的事实论据
　　楼上的纯粹胡说八道。　　　　看报任安书时就觉得司马迁很痛苦但也很冷静，这绝对有其家族的原因在内。　　
　　胡说八道在那里，请你说出个理由来！呵呵
　　　　很多高官在落马前，哪一个不是带着廉洁的光环？哪一个没法过振聋发聩的反腐之声？ 远的不说，“穿防弹衣”反腐英雄黄金高和河北的李真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无论是官场还是学界，评价一个人，更应该看其行为 或者作品本身 而不是自己标榜什么
　　你觉得他很冷静，他就真得很冷静吗？　　人性的许多丑恶都是在貌似“冷静和理性”的 背景下展开的
　　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古史杂识之　　不可鄙薄司马迁　　　　菜九段　　　　葛剑雄先生《货殖何罪》（《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九期）纵横恣肆，古今事例信手点化，可谓文理俱佳，令人获益匪浅。但说“深感太史公的远见卓识，不仅在一般学者之上，也比当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拟不当的意味。司马迁何止比现在某些史家高明。关于为史一道，司马迁无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共识。再往宽泛处看，司马迁身后还没有任何学人能在对历史、社会、人事诸多方面的综合把握上可与之比肩，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这一点应该说也做到了。恕笔者孤陋，似乎还没看到什么人对司马迁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的自许说三道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应该算是完成了圣人般的事业。既然司马迁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过哪怕片刻，如同孔圣人般的社会崇敬呢？答案是，从来没有。于是，司马迁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命题：为何写出过“圣人级”专着的作者，得不到圣人级的待遇？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绝不会转换成“才深感孔夫子的远见卓识……也比当代的某些……高明”。而且从古至今，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转换句式。　　其实，司马迁留下的这个命题，他自己已先行破解过，他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报任安书》）原来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所以，司马迁又说：“虽累百世，垢弥甚耳。”看来司马迁椎心疾首还不仅仅是因为尘世间的屈辱以腐刑为最，更重要的是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再也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果不其然，不仅后世学人每每发出“史迁不察”之类的词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觉地将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马迁这杆大秤掂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打理前史，也在于其能预见其身后之事。当人们为司马迁惊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嘘不已的同时，又免不了堕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后仍延绵不去的世俗观念中去，从而不会以虔诚的崇敬面对司马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司马迁已先行预见了两千年之后的世态，但也无法料定自己的命运。或许会有人说，司马迁受宫刑是咎由自取。这种认识无疑是指责司马迁烧糊过洗脚水，完全是厚颜无耻地替统治者的残暴张目。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汉代也是寻常之事，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就记有一个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闻失侯夺爵。所以对司马迁的受刑原由还应当遵从他本人的说法，即“上以为仆沮贰师”，也就是蒙受了莫须有的腹诽罪。因此，可以断言，两千年前司马迁蒙受的冤屈，是专制的罪过。　　当然，葛先生丝毫没有认为司马迁是罪有应得。这可以从文章处处表现出来的对专制统治的厌恶及对司马迁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结论。但葛先生的无意识还是受了世俗观念的影响，以至于他把自己不以为然的人和现象与司马迁扯到了一起。须知，不论对什么人来说，只要能与司马迁放在一处较高下，都是一种抬举，而不是相反。另外，有关货殖问题，胡适先生曾有过与葛先生类似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英雄所见略同。　　　　（原载《读书》1997年3期刊发时有删节，现全文刊布）　　
　　作者：桥13　回复日期：　21:22:48　
　　　　你觉得他很冷静，他就真得很冷静吗？　　　　人性的许多丑恶都是在貌似“冷静和理性”的 背景下展开的　　==========================　　　　不明白，司马迁做了什么丑恶的事了？
　　　　　　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卬，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卬。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卬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卬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卬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卬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卬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卬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卬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卬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卬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卬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　　　　最后的看法是，司马皇室与李唐皇室的不实家谱都是在《晋书》中搞出来的。按说李唐不应该替司马皇室遮掩，但为什么两个明显站不住脚的家谱都留存了下来，这确实是个费解的谜。　　回到菜九的初衷上来，还可以引用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八《李广遗裔之蕃昌》作结。其曰：“司马迁与李陵善。陵生降，堕其家声。故《史记》于其祖李广之有功不侯，三致意焉。后人遂以广杀降致族灭之报。其实广之十六世孙暠，在晋，霸有秦凉。及薨，国人谥曰武昭王。又七世，至唐高祖，遂有天下，子孙相传三百年，国祚与汉相等。陵之子孙，至唐为黠斯称可汗，君于漠北，亦垂百年。是广遗裔之蓖盛昌炽，远胜卫、霍。杜甫诗，李广无功缘数奇。奇于生前，而昌于身后。广固无遗憾。迁亦不必代抱不平矣。” 倘事情真如上文所料中，则菜九也无须抱不平矣。题外话是，司马迁一生，大概就是在李陵问题上没说老实话，他说自己与李陵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他与李家三代有如此渊源，又印象如此之好，怎么会不偏袒李陵呢。只是他的倾向在当时是允许的，就是没有想到由此得罪了皇帝。　　　　
　　??有人以为菜九段会下棋，还有人认为菜九自称为九段高手。其实是很不会上网的意思。为了避免这些误会，也为了能像愚公一样将千虑一得反复贴个不停，特改为菜九愚算了。菜九比愚公还不如，愚公还有儿有孙，菜九没儿，孤身一人，只得拼死向前。大家要笑话菜九，也是没办法的事。　　　　　　　　　　　　
　　　　古史杂识 由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5月出品　　作者简介　　菜九段　　男。生于一九五八年。　　县上山下乡先进个人（安徽省当涂县　1977）、医学学士（安徽中医学院）、医学硕士（皖南医学院）、编辑（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著有诗集《混沌外的乡愁》，历史研究专着《秦楚纲鉴》（稿本）、《史记求真》（稿本）、《先秦列国史料汇编》（稿本）等。电子邮件
.cn 　　假設或者太大膽　　求證難免不小心　　　　古史雜識　懇請您的指正。　　　　写在前面　　菜九推出这个小册子是因为有话要说。而这些话大半是这些年来拉拉杂杂说过的，只是想以这个形式合在一起大说一通。　　菜九乃菜九段之省称，而菜九段作为网名，则是超级菜鸟之意。本意是说上网的水平极差，但也不妨推广到其它各个方面。然而水平极差不等于没有说话的权利。人总是要说话的，说多了总是会出错的。我是菜鸟我怕谁，说错了也不会引起太多的讥讽。而一旦说对说中，则颇能受到好评。这个小册子中曾经刊发过的部分，或者表示超级菜鸟有时也会说出一些被人认为有点道理的话。　　人这种动物总是会有历史癖的。这一点也为网络上各历史论坛都人气鼎沸、高论低论层出不穷的景象所充分印证。记不得是接受了什么高人的提示，自菜九也信奉了将人类的苦闷归结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后，才渐渐对这个人性特点有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所谓的历史癖，其实也与解决人自身的苦闷有关。原来，因为到哪里去的问题，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出来的皆当不得真；所以不由自主且较为执着地关心起相对明确的从哪里来的问题。于是，想搞人性研究的菜九跑到历史的故纸堆里挖山不止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来有趣，菜九本因学医不爽，便有心在人性方面作点探索；本来只是为了更好地把握人性而熟悉历史，不意发现了若干问题；本来只想挑几个问题攒论文评职称，结果职称没评上，问题倒攒了一大堆；本来想置这些问题于不顾，结果良心不安，便想尽己所能把这些问题统统揪出来，却不曾想越揪越多，也就越陷越深，一直纠缠到现在，还不知到哪算是头。一个毫无学术渊源的门外汉想解决一些学术问题肯定是自讨苦吃，其间的磕磕绊绊以及重复了别人的劳动难以计数。但也有一个好处，即在这个过程中毫无顾忌，自得其乐，搞错了也不会丢谁的脸，伤害到什么人。好在有历史癖的人性支撑，以及我们安徽胡适前辈“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指点，这些年下来，自认为也小心求证出若干问题，同时也知道存在一些无法求证、只得存疑的问题。其实菜九求证问题的办法很笨，但很管用，即将所有与问题相关的材料抄在一块，问题往往一下子就凸现出来了。有时候，最笨的办法常常就是最见效的办法。每当这个办法不断奏效时，就不禁想起程千帆先生在评价《中华大典》工作性质时说的话：只要将材料以新的形式排列，就能产生新的价值（大意）。程老先生可能没想到的是，像菜九这样把一个问题的全部材料集中并列，就无意中用上了胡适之先生的“以经解经”法，从而使得原本雷打不动的事实，也成了问题，并有可能给出全新的解释。菜九的好运就在于，先是误打误撞用上了胡老先生的这个办法，然后才知道胡老先生的这个说法。这或许应了那句老话，瞎眼的家雀天照应。但运气归运气，暗中摸索的麻烦还是省不掉的。于是常常有今是昨非之憾，接下来是补不尽的漏洞，纠不完的错。　　尽管如此，菜九的感觉并不充满苦涩，而是充满欣慰。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大胆假设每每蒙对了，更因为自己上佳的运气。在菜九看来，如果想捣鼓出点玩艺儿，运气比才气更重要。须知，从古到今，比菜九根基好、才气大、用力勤的人多到不可胜数，但皆因没用上胡老先生的以经解经法，或归于无所作为。所以菜九向读者诸君大力推介这个方法，如果你有历史癖，又对现有解释不满，还想搞出点名堂，只要把能找得到的材料全部排开，你总会有所收获，而且可能不小。这也是菜九出这本书的用心之一。同时菜九也期望这个小册子能给腐败猖獗的学术界注入一点生气，给如菜九般有志向学的门外汉一个振奋，给菜九膜拜久远的太史公一个交代，也算给菜九的安徽老乡胡适之先生投个门生帖子。读者诸君至此定会大笑不已——区区一小册居然能被赋予如此多的负载，然而菜九自有痴人说梦的权利。　　痴人说梦，出错出丑是免不了的。在菜九以为自己蒙对了一些玩艺儿的时候，心里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底气。十多年前菜九写歪诗的时候曾有《考古》一篇，有句云：“古应当考/我们岂能没有自己的出处/古不可考/我们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十多年下来，菜九肯定还是没有达到足够的高度，但也被考据癖驱使着捣鼓出这些篇什。人生的尴尬或许在于，即使没有把握，也不能不作为。真要因为高度不够而出丑露乖，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读者诸君如发现菜九的小册子中有什么说错的地方，一定要给指点出来。拜托了。我的信箱：　　　.cn 　　　　　　目录　　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苏秦相六国辨　　乐毅破齐期间齐地存在状况考辨 　　试论《触龙说赵太后》的史实之伪　　《史记》秦史献疑拾误　　秦二世少子身份考辨　　《史记》秦二世朝史实窥谜　　秦二世现象论　　陈胜故里阳城考　　秦代楚地吏治松懈刍议　　有关吕后的神话　　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刘邦赵高联络始末考论　　试论三户亡秦的历史应验　　千古谁识《鸿门宴》　　附秦楚之际称臣考　　项羽分封新论　　楚怀王心的历史地位述略　　附寻找楚怀王　　《汉书》辨误二则　　汉李必季必考 　　汉灭齐战役考释　　项羽败亡原因新探 　　附解读项羽　　霸王别姬解　　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　　《秦楚之际月表》考释　　《项羽本纪》识读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释读　　附读《惠景间侯者年表》　　论以历史的角度评价刘邦的个人品质与汉初文化　　汉高祖三题　　我来剥周昌的画皮　　古风探求　　汉孝惠皇后身份辨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不可鄙薄司马迁　　皇帝的家谱　　沉甸甸的武则天现象　　金庸先生的猫腻　　项桥失忆　　　　不许有权人操历史（代后记）杂识古史古史杂识 古史杂识 　　　　
陵　　　　　你用自己的名字轻轻一撩　　便袒露出　　人类的心胸狭小　　　　也怨你爹　　死期何不稍稍提早　　勉勉强强留下根一条　　竟确确凿凿遗下了　　千古骂名的材料　　　　也许　　你根本就不该出世　　已出世便不该成人出道　　已成人就不该为将　　已为将也不该带兵征讨　　已带兵就不该战败　　已战败便不该活着　　成为一尊耻辱的座标　　唉，注定生来该死　　偏你要活着惹人烦恼　　　　死了多好　　对你自己也是一了百了　　生不逢时自然也死不逢时　　你错误地活着　　不仅枉受了　　多少年乡愁的旦暮煎熬　　还落得千年以还　　为人不肖　　　　若要战
便应胜　　人们偏生对你遗忘　　胜负兵家常事的信条　　也怨你自己心雄万夫　　世人对你的期望　　岂不与天齐高　　　　若说你有过功劳　　那不过是万岁爷的福星高照　　一朝你战败覆灭　　就别想再痴心妄想　　会有人强出头　　替你承担分毫　　　　失败了也不打紧　　关键在于　　不该留下活的注脚　　世上有过的战败何止千万　　经你一比　　都变得微不足道　　不要看你仅仅葬送了五千人　　岁月的长河　　也不能将失败的痕迹　　冲刷掉　　　　你实在冤得可以　　屈杀你全家　　也不见有人出来　　理论计较　　奇哉怪也　　人们不想忘记　　你活着造成的耻辱　　却硬要你忘掉　　你那些孤弱无助已命赴黄泉的　　满门老少　　　　胜者王侯败者寇　　你纵有活命的理由千万条　　历史依旧对你不依不饶　　你也用不着再行申诉　　满腹的冤屈　　只要还是相同的人类　　在编写历史　　铁定了你难以言表的苦衷　　还是无门投告　　　　不论人们好说歹说　　你也只是背叛了一个王朝　　这个王朝早已灰飞烟灭　　你的骂名依然故我　　并未随之烟散云消　　　　胡汉原本一家　　毫无意义的砍砍杀杀　　已经十分无聊　　你再加上骂名　　益发使得这一无聊　　变得更加荒唐可笑　　　　　　不知要到何时　　人类才能在新的高度立脚　　只有世界变得相对宽容　　你那亏损了的大节　　才会显得不再重要　　　　你算是一个小人物　　本不足以在历史上留名立号　　更犯不着为了你　　世世代代　　无休止地声讨　　直到有一天　　人类真的能将你忘掉　　人们将会惊讶地发现　　挪走了你　　才有自身宽广了的襟抱　　　　
　　看了《李陵》，也仅GIM《汪精卫》一首，以表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共同心情！　　　　　　汪精卫　　　　　　　　　你用自己的名字轻轻一撩　　　　便袒露出　　　　人类的心胸狭小　　　　　　　　也怨你　　　　当年遇刺时不能离开人世　　　　勉勉强强多生存了几年　　　　竟确确凿凿遗下了　　　　千古骂名的材料　　　　　　　　也许　　　　你根本就不该出世　　　　已出世便不该参加革命　　　　已成人就不该立志报国　　　　已为主席也不该为国谋求和平　　　　已离开国家就不该再回国参政　　　　已参政也不该求得实权　　　　成为一尊耻辱的座标　　　　唉，注定生来该死　　　　偏你要活着惹人烦恼　　　　　　　　死了多好　　　　对你自己也是一了百了　　　　生不逢时自然也死不逢时　　　　你错误地活着　　　　不仅枉受了　　　　多少年不为人理解的旦暮煎熬　　　　还落得千年以还　　　　为人不肖　　　　　　　　若要和平 便不应抵抗　　　　人们偏生对你误解　　　　成王败寇政治常事的信条　　　　也怨你自己心雄万夫　　　　世人对你的期望　　　　岂不与天齐高　　　　　　　　若说你有过功劳　　　　那不过是清朝早已大厦将倾　　　　一朝你弃国而去　　　　就别想再痴心妄想　　　　会有人强出头　　　　替你承担分毫　　　　　　　　失败了也不打紧　　　　关键在于　　　　不该留下活的注脚　　　　世上有过的求和者何止千万　　　　经你一比　　　　都变得微不足道　　　　不要看你仅仅只是成立了一个政府　　　　岁月的长河　　　　也不能将失败的痕迹　　　　冲刷掉　　　　　　　　你实在冤得可以　　　　铸铜像跪于家乡　　　　也不见有人出来　　　　理论计较　　　　奇哉怪也　　　　人们不想忘记　　　　你活着造成的耻辱　　　　却硬要你忘掉　　　　你曾经为了国家而&不惜少年头&的豪情　　　　与被蒋杀死的挚友　　　　　　　　胜者王侯败者寇　　　　你纵有活命的理由千万条　　　　历史依旧对你不依不饶　　　　你也用不着再行申诉　　　　满腹的冤屈　　　　只要还是相同的人类　　　　在编写历史　　　　铁定了你难以言表的苦衷　　　　还是无门投告　　　　　　　　不论人们好说歹说　　　　你也只是背叛了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早已在历次的角逐中失败去了执政权力　　　　你的骂名依然故我　　　　并未随之烟散云消　　　　　　　　和汉原本一家　　　　毫无意义的砍砍杀杀　　　　已经十分无聊　　　　你再加上骂名　　　　益发使得这一无聊　　　　变得更加荒唐可笑　　　　　　　　　　　　不知要到何时　　　　人类才能在新的高度立脚　　　　只有世界变得相对宽容　　　　你那亏损了的大节　　　　才会显得不再重要　　　　　　　　你算是一个小人物　　　　本不足以在历史上留名立号　　　　更犯不着为了你　　　　世世代代　　　　无休止地声讨　　　　直到有一天　　　　人类真的能将你忘掉　　　　人们将会惊讶地发现　　　　挪走了你　　　　才有自身宽广了的襟抱　　
　　中美原来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好了。国共原来不共戴天，现在亲如一家了。大清王朝也给供起来了。没准汪精卫还真会在哪一天平反呢。先放个屁在此，时间会解决一切。
　　　　　　古史杂识之　　《汉书》辨误二则　　　　　　一　　《汉书·高帝纪》有“汉王怨羽之背约，欲攻之，丞相萧何谏，乃止”之说。这个说法应该是从《汉书·萧何曹参传》的记载中化生出来的，其曰：　　　　初，诸侯相与约，先入关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项羽后至，欲攻沛公，沛公谢之，得解。羽遂屠烧咸阳，与范增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民皆居蜀。”乃曰：“蜀、汉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而三分关中地，王秦降将，以距汉王。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谏之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逾于死乎？”汉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诎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曰：“善。”乃遂就国。　　　　尽管这个刘邦委屈受封的记载不见于《史记》，但早于班固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应该是知道这个说法的。之所以他没有采用，显然与此记载未必得当时之实有关。那么司马迁是怎么记的呢？且看《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高祖本纪》：“（项羽）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二者的区别在于项羽和范增的说法中，《汉书》增加了汉中。不要小看多出这两个字，这就把一个原来不乱的历史搞乱了。　　应该说，在刘邦经浴血奋战取得的关中支配权面临剥夺的情况下，刘邦本人及其部属欲与项羽力拼，确实有合情合理的成分。但事实上却根本不成立。因为所谓的汉中之封，本就是刘邦自己求得的，不接受乃至意欲动武之举根本无从谈起。所以说，《汉书》记载的这个有鼻子有眼的说法并不可靠。 　　欲了断这段公案，还应回顾鸿门宴刘项化解矛盾的场面。鸿门宴事件是因为刘邦部率先入关灭秦，如约取得了王关中的有利地位。此举为已获诸侯上将军的项羽所不容。在两军火并在即、刘邦实力明显不如的情况下，刘邦登门求和，取得了项羽的谅解。但这个谅解，应该是以刘邦让出关中的主宰权为前提的。在历史的记载中，刘邦在鸿门宴上只说了一句话，即“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郄。”在两军厮杀将起、项羽怒气炽盛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仅凭两句软话就能将事态化解的，肯定还有大量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的话。这些话中就包括刘邦愿意放弃关中的支配权，以换取自己的生存权。但刘邦毕竟是立了大功的人，割地封王势在必行。最为便当的安置之地，就是已为刘邦占领的巴、蜀、汉中三郡。刘邦在攻破武关入秦的同时，即派郦商攻下汉中，想来汉中攻克后，郦商部又顺势拿下巴、蜀二郡。将巴蜀汉中之地封给刘邦，等于是对即成事实之确认，在项羽来说，什么损失也没有。退一步说，即使项羽不剥夺刘邦王关中的权利，他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从刘手中将巴蜀汉中三郡拿掉。在秦三十六郡中，除巴蜀汉中外，关中还有内史部、北地郡、陇西郡、上郡、九原郡，均为刘邦所控。加上与上述诸郡相邻的云中郡、雁门郡，可能还包括上党郡、太原郡皆落入刘邦掌握。从这个占领态势上看，项羽不可能容许刘邦占领如此广大的区域。好在刘邦识时务，主动将上述大部分地区拱让出来，可能只提出了最低的要求，即愿意退居巴蜀二郡。应该说，项羽可能也没有想到刘邦的关中问题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也就没理由不接受，更不想杀刘邦。之所以如此推断，不是根据鸿门宴事件本身，而是从事后的事态发展得出的。《史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张良）为汉王请汉中地。”《留侯世家》：“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从这里可以看出，刘邦在鸿门宴上提出的生存条件肯定低于最终所得三郡之地，只有巴蜀二郡，三郡之中最好的汉中郡尚不在其内。怎奈巴、蜀之地确实如项羽、范增所谋划的那样令人厌恶，刘邦只好尽量谋求追加汉中一郡。最终，经过张良的争取（《汉书·张陈王周传》也有相似记载），项羽接受了刘邦部已占有汉中的即成事实。既然刘邦如愿以偿得到了他所要的地盘，又如何会动怒与项羽再起争斗。事实俱在，说明司马迁在做《史记》时的取舍是非常合理的。　　那么，又将如何看待《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这段话呢？刘项私下达成的的协议，与当初楚怀王的“先入秦者王关中”之约不兼容，项氏有一个对外解释的义务。刘邦本人都没有意见，只要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向外解释虽然必要，但也容易糊弄过去。这里也隐约透露了，张良向项伯行贿，是在项、范向外做出解释后的事。因为刘邦灭秦是立了首功，故他的分封应该先于他人进行，何况汉中本就在刘邦的控制之下，让其它人去从刘那里虎口夺食，似乎不妥。故项羽应项伯之请，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将汉中郡也封给刘邦。　　另外，即便部下鼓动刘邦与项羽动武，在当时也轮不到灌婴说话。灌婴追随刘邦时间有二说，一为从起丰沛（《秦楚之际月表》），一为从军于秦二世二年九月沛公还军砀之时（《樊郦滕灌列传》），如以后者计，其从军时间短，地位还相当低下，人微言轻。在当时，刘邦的主要将领应该是曹参、周勃、吕泽、夏侯婴、靳歙、陈豨、孙赤、周定、周绁等，这些人属于入汉为侯者（参见《秦楚之际月表》）。其中，吕泽、曹参、陈豨的作战能力明显在周、樊、灌诸人之上。　　应该指出，《汉书》的这个记载流传甚广，最具权威的《资治通鉴》也引用了这个记载，而被后人认做信史。如宋人钱时《两汉笔记》卷一称：“使项羽先入关，则必责怀王如约矣。关中之地，岂他人所得有哉。盖其为人负气尚勇，不肯出沛公之后，是以屠咸阳，杀子婴，烧宫室，收货宝妇女，而动东归之思，非其本心然也。及闻怀王如约之言即怒而徙之，如逐奴隶，自王梁楚，而迁沛公汉中，一旦发露不可得而掩矣。使沛公不忍小忿，遽起而与之角，其不至于自毙者几希。是故羽之粗暴每每见容于沛公。凡委靡退逊、敛然而不敢与较者，皆沛公之所以胜，而项羽之所以败也。沛公当时亦几不能忍，赖萧何以济，有功多矣。惜乎未免出于诈术，非王者之所尚云。”诸如此类的言论尚有许多，不再录。惜乎前人之不察如此。 　　二　　《汉书·高帝纪》有这样的记载：　　　　（高帝二年）秋八月，汉王如荥阳谓郦食其曰：“缓颊往说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万户封生。”食其往，豹不听。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食其还，汉王问：“魏大将谁也？”对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当韩信。骑将谁也？”曰：“冯敬。”曰：“是秦将冯无择子也。虽贤不能当灌婴。步将谁也？”曰：“项它。”曰：“是不能当曹参。吾无患矣。”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　　　　《汉书》此记载为《史记》所无，或在班固之世时有此传闻。但其真实性是可疑的。首先，灌婴没有参与灭魏之战；在汉定西魏的战事中，只有韩信、曹参的功劳记载，而不及灌婴。无论是灌婴的本传，还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均无灌婴击魏的记载。据本传，灌婴当时在荥阳以东作战甚力，战事频繁，据《樊郦滕灌列传》，汉败彭城后，“汉王遁而西，（灌）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黄，西收兵，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渡河南，送汉王到洛阳，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也许不能将这一切战绩都完全归于汉二年四月至汉三年，但这些战事已相当频繁，再无击魏之可能。　　其次，项它为魏之步将身份似无可能。项它又作项他。此项它已于此年三、四月间，汉率五诸侯伐楚克彭城前为曹参、灌婴等败于定陶。有关汉二年败项他事，《樊郦滕灌列传》以其为“楚将”“魏相”，此魏相不能视作为魏王相，而只能视作为魏地相。项羽王梁楚九郡之地，梁即魏，其地过大，魏地不设王而立相，亦是当时通行作法。汉将张苍曾为代相，其时代地无王，此相即权为署理当政务者。汉二年进占彭城前，汉以彭越为魏相国，魏地无王如故，此相即为汉在魏地的代理人。其后，汉又以郦商为梁相国，当时彭越仍为魏相，二者职务重复。估计项它（他）的情况与之相类，其因曾署魏相衔，而将其误认作魏豹之相，但与事实不符。且项它为汉败后，其所处位置当在东部某地，即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其地到西魏境路程不近，且汉守荥阳，项氏过此尚不易，遑论过此往魏地与汉作战呢。　　魏豹当初与汉共同伐楚，兵败后叛汉，事发仓促，是否能立即得到楚的人力支持，很值得怀疑。而且魏豹的失败为全军覆没式的，项他却又于汉五年以楚令尹的身份降汉，当时在魏地的可能性极小。也许就是因为有曹参等败项它之记载，才会产生刘邦论兵的传说。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基本断定《高帝纪》的这则记录，只是当时的一种传闻，而非事实。　　　　　　古史杂识之　　汉李必季必考　　菜九段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戚侯季必，《樊郦滕灌列传》又有后为汉将的故秦骑士李必，司马贞以为，此季必当为李必之误（参见《功臣表·索隐》）。其依据为：“姚氏案《汉纪》桓帝延熹三年，追录高祖功臣李必后黄门丞李遂为晋阳关内侯也。”（参见《樊郦滕灌列传·索隐》）支持这一说法的有《水经注》。《水经注·河水》曰，戚，“汉高帝十二年，封将军李必为侯国矣”。此戚侯将军李必，正是《功臣表》之戚侯季必。由于《史记》成书后，经过多次传抄，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字形之讹误，误将李必记作季必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后人多从司马贞之说，以为季必为李必之误。然考之于《史记》，季必、李必二人的事迹并不能重合。现举出以就正于方家。　　有关季必，《功臣表》的记载是较完整的，其曰：“以都尉汉二年初起栎阳，攻废丘破之。因击项籍，别属韩信破齐军，攻臧荼，迁为将军，击信，侯，千户。”而李必的事迹，仅一见，即《樊郦滕灌列传》汉二年，楚破汉彭城，汉王败走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值得注意的是，季必初从汉王于栎阳，即为都尉，与李必为灌婴之骑士，大不相同。按刘邦功臣的经历，投降者，基本上都能以原官爵从军。季必既然为敌方之都尉，就不当以骑士从灌婴于荥阳。此其不合之一。如果功臣季必与李必是一人，就不合漏记前者从灌婴的事迹。斩项羽之赤泉侯、杜衍侯，就明确记载其从灌婴事迹。此其不合之二。李必属灌婴的那支部队，称之为郎中骑兵，日后灌婴即以此部队从韩信东击齐，故不当有其单独“别属韩信破齐军”之记载，此其不合之三 。此季必为汉二年从汉王破章邯于废丘者，而据《樊郦滕灌列传》，汉王拜灌婴为骑将是在破废丘之前，且灌婴没有参加破章邯之战。仍据本传，楚汉战争中，灌婴自汉出关东击楚后，就没有回关中的记载。自汉二年五月成立骑兵部队后，灌婴就作为一支机动作战部队，一直战斗在关外。他西行的最远记录，也就是送汉王至洛阳。如果季必是灌婴的部下的话，他也应该没有参加汉破废丘之战。此其不合之四。因此，汉功臣季必与灌婴部下李必，当不是一人。　　尽管如此，考虑到《史记》传抄过程会产生讹误，汉功臣季必仍有可能是李必之讹。只是此李必非彼李必。也就是说，即使功臣季必，系李必传写之讹，也不表明他就是从属于灌婴的故秦骑士李必。在楚汉之际，同名同姓者不止一人。如陈胜故将吕臣，后由楚怀王任命为楚司徒，与刘邦功臣宁陵侯吕臣同名；陈胜部将召平，与秦之东陵侯召平同名。这个功臣季必如果又当作李必的话，亦可能与灌婴之部将重名。如果充分考虑了这一因素，就不会将功臣季必与灌婴部下李必误认作一人了。　　　　　　古史杂识之　　汉灭齐战役考释　　菜九段　　　　有关发生在汉四年的灭齐战役，包括汉人在内的传统看法都是韩信利用郦生对齐的成功游说，趁人不备时发动的一次突然袭击。如汉人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直指韩信、蒯通之遭遇为其对郦生不仁的结果。后人也多附会这一评价。如明人唐顺之曰：“信之杀郦生，实所以自杀也。贪一时之功，不顾违高祖之命，是自取猜忌也。信含谗之口，而辄杀有功之人，是干天诛也。迨其夷族之后，人皆言汉高没淮阴之功。孰知淮阴已先没郦生之功也。人皆言汉高以无辜而戮淮阴，由知淮阴以无辜而烹郦生也。天道好还，岂偶然哉。吾于是而益信报复之不爽矣。当沛公过高阳时，陈留令何罪而生杀之。嗟嗟郦生，一自反焉。当亦无憾于地下矣。”[1] 明人丁奉也说：“郦生之说下齐也，高帝之命也，非郦生之擅为也。韩信妬郦生之功，独不畏高帝之命，而必齐之击，以致郦生之烹。是其震主之威，既为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为帝之所衔，则淮阴夷族，不待云梦之擒，而先兆击齐之日矣。”[2]不难看出，这种因果报应说与刘向的观点一脉相承，而刘向的结论又是来自《史记》，但司马迁对韩信结局的评价着眼点不在此，其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3]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没有将郦生之死完全归之于韩信，只是后世的评论家得出这个结论，并且以此结论影响着后世对史实的评判。然而，考之于史，灭齐问题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韩信对齐的突然袭击，而是汉有预谋的一场会战。试论如下。　　一、 灭齐是当时战局发展的需要 　　从汉二年开始的楚汉战争，这时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从战争开始后不久，即汉败彭城后，以刘邦为首的汉军主力就与项羽为首的楚军主力相持于荥阳一线。其间，以韩信为首的汉势力已陆续平定了北方。天下的大势是，楚汉相持荥阳依旧，但汉的后方已得到安定。魏、代、赵已为汉势力平定，燕国也表示臣服，汉可以一心一意与项羽对抗。　　反观楚国，形势远非汉可比。楚最大的盟国九江虽然地倂入楚，但其王黥布加入了汉的阵营，被项羽击败后，得汉资助又在九江一带继续作战，牵制楚军。楚的另两个盟国衡山、临江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中立。楚的侧翼有敌对的齐，尽管两国暂时处于休战状态，但楚的戒心丝毫不能减轻。可以看出，楚这时基本上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如此，汉的势力在楚地，亦不容小觑，灌婴、靳歙的军队时常骚扰游击，此二人是汉军中战力最强者，给楚造成的麻烦估计不会小。彭越时附时叛，对楚的打击更大。应该说，楚国此时已经是四面楚歌了。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并没有改变荥阳对峙的态势。当时的战局正如时人娄敬所说：“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4]另有《史记索隐》引《三辅故事》曰：“楚汉相距于京索间六年，身被大创十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言汉王病创也。”估计这些创伤都是在楚汉相持荥阳时落下的。因此，汉阵营在楚地制造的麻烦，看来还不足以改变战场颓势。当此之际，开辟第二战场或曰其它战线就成了当务之急。从汉三年起，刘邦先采纳了袁生的建议，派黥布入宛叶间；继而又让刘贾率军助彭越击楚。[5]黥、彭二人后世以为与韩信同功一体，其作战能力应该相当可观，但这两路人马取得的战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可能是，这两路人马都不是汉军的主体，充其量是友军。显然，在帮助刘邦达成目标的时，他们一定还有自己的打算。因此，他们在助汉的过程中，难免有所保留，不可能全力以赴。在这个背景下，刘邦亟需开辟一个以汉军为主体的第二战场。于是就是有了韩信击齐的战事。　　二、 灭齐是汉集团深谋远虑的结果　　其实如何对待齐，汉方面曾有过非武力征服的策略。汉三年刘邦败出荥阳，就有袁生为其策划曰：“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6]此计为刘邦采纳。无独有偶，还是汉三年早些时候，赵降官李左车也为韩信设计了以武力威慑使燕齐归顺的计策。韩信采纳后，燕国顺从，但未提齐国归顺的事。那么，齐国是否有和平降服的可能呢。答案是，很小。从历史上看，齐国有较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其原因或可上溯到战国时齐愍王失国。齐愍王当时为东方霸主，曾助韩、魏击败强秦讨还失地；其前的齐宣王曾拯韩、赵免遭魏灭。然这些国家都加入了对齐的围攻，导致齐的亡国。田单复国后，齐就一直采取孤立主义，坐视六国亡于秦而不予援助。汉三年的齐之当国者为田横，其兄田荣也是有明显孤立主义倾向的人，他始终不肯助诸侯击秦。田荣之前的田儋有过与诸侯协同作战的经历，但其所援助者为，弱小的魏（齐王田儋死于助魏），[7]失势的赵（李良叛赵杀赵王武臣，继田儋而立的田假或遣田间等援赵）。[8]而对于强大的楚，齐始终没有进行过战斗支持。田荣亡于楚，田横复国后，也未有与列国交往的记载。以齐之弱，夹于楚汉阵营间，它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保持中立，而这种中立与汉开辟第二战场的设想相去甚远。　　韩信击齐是受汉王之命的行动。受命时间为汉三年。据《高祖本纪》，汉三年，楚围成皋，“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汉兵复振的原因，是韩信的精锐尽归汉王所有，剩余者，老弱残兵也，且要分部分给张耳经营赵地。有《淮阴侯列传》为证：“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因为汉王得韩信军而复壮，则留下来的兵力只能是少数老弱残兵。如以此力量击齐，显然还要韩信再招募军队。尽管汉王让他做击齐的准备，但韩信作为军事家一定深知这个任务显然不是那些老弱残兵所能胜任的。但细考击齐汉军，显然不仅仅是那些老弱残兵及临时召募的部队。 　　现在认为韩信之击齐是在郦生说下齐后的自发行为，应该是受了蒯通说辞的误导。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9]这种看似有理的记载，与当时的史实并不符合。首先，击齐非韩信个人之意，而是汉军事集团的重要决策。比如，韩信的主力部队，就非所谓的汉王未夺之在赵汉军。击齐战役战功最著者，当属曹参、灌婴。而曹参此前原已不属韩信，至此又以右丞相属韩信。灌婴也于此时“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10]此前曹参还曾与韩信共击代、魏，而灌婴则一直在大河以南作战，与韩信从无隶属关系，此时均调归韩信统辖，另有战力较强的傅宽也归韩信节制，[11]足见汉解决齐之决心。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记载参加汉击齐击龙且战役的功臣战功来分析，击齐汉军并非只有韩信一支。不属于韩信的汉阵营击齐部队计有，陈武军，蔡寅军，丁复军，王周军，陈涓军，其中丁复明言是吕泽之部下。据载，陈武击齐历下军田既，陈武从反秦时就是一支独立武装，汉二年归汉后，未详所属，垓下会战时独立受刘邦统辖，估计击齐时也是独立行动。而王周、蔡寅都是以都尉破田横、龙且，未言所属，可能也是独立武装。而陈涓等以丞相身份击齐，似非韩信所辖。另有下相侯冷耳，“用兵从击破齐田解军”，此“从”不详为谁，或许是除韩信以外的上述诸人之一。汉以如此之规模击齐，显然并非如《淮阴侯列传》所说，仅让韩信以被刘邦劫去精华的残部击齐。是否可以这样说，正是因韩信以外另有汉军大量介入齐地，才造成齐的迅速崩溃。 　　另外，综合各史料来看，有关在齐的楚系参战部队，有龙且部、周兰部、项佗部、留公部。留公部的实力不详，估计与当初击彭越之萧公部相当。因此，汉参战部队于韩信部之外再有几支，亦是情理之中。　　再来看郦生之死，也隐含着汉全面攻击的不可挽回。韩信击齐时，齐王要胁郦生，让郦生制止汉军进攻。齐王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而郦生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12]为什么“不更言”，耐人寻味。郦生说齐是奉了汉王之命，而此时的形势，已非汉遣郦生时的形势，汉军从四面八方进入齐境，显然不是郦生所能左右。值此之际，郦生也知道或猜到自己被汉所卖，他说什么“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之类，无非是一种光棍气慨，真实情况是有苦难言。　　考之于史，汉击已服之齐的行动更符合刘邦的行事作风。南阳守已同意投降，沛公军仍发动进攻，一举俘获秦南阳守；[13]秦峣关守将已同意与沛公军连和，沛公仍出兵击破之；[14]楚汉已约和，汉军仍然发动总攻。而击齐事，只不过为刘邦的作战风格又增添一个实例而已，与韩信何干？所以，齐王广要郦生制止汉军的进军，又岂是郦生所能办到的。所以，郦生的横死，不能归咎于韩信的贪功击齐。之所以会有韩信致郦生之死的记载，或者是汉在处死了韩信之后，为给韩信安置足够的罪名而制造出郦生因韩信冒功致死的舆论。郦生原本就是汉为破齐而有意舍弃的一粒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之大功臣韩信又成为汉政权舆论的牺牲品。　　三、 汉定齐的效应　　由于汉成功开辟了以齐为基地的攻楚战线，也由于楚在齐丧失了大量精锐，楚强汉弱的情况一举得到改观。此后，在齐汉武装的击楚战况，《高祖本纪》只是笼统说：“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而汉击楚的较为详细的情况主要记载在《樊郦滕灌列传》中：“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灌）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博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记载虽然少，楚之后路被抄，老巢被占，其窘困已显而易见。难怪项羽要派武涉前去说韩信采取中立立场，对楚汉两不相帮，及被韩信拒绝后，楚的失败就不可挽回了。　　有关汉灭齐后的形势，古人有相当精彩的评论。《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全祖望曰：“鸿沟之约，因项王兵少食尽，韩信又进兵击之。项羽之兵少，由龙且二十万众之败；而食尽，则以彭越绝其粮道；皆有可考。韩信进兵，独不详其始末。盖项羽与汉争于荥阳、敖仓之间，虽兵少食尽，尚可支持。而韩信已王齐，故自淮北捣其国都。观《灌婴传》，则其兵攻彭城，又越彭城而南，直渡广陵，纵横蹂躝，项王安得不议和乎。”清人郭嵩焘曰：“是时彭城已失，梁、楚之地皆不能为羽有，所谓鸿沟为界者，将以何为界也？当时必约还给西楚地，项羽所以解而东归，亦自度其力足以收取彭城与汉相持也。陆贾之说项王径以太公为请；侯公必多为长短之说以明得失之数，重以盟誓要约，项羽为所诱惑，急归其父母妻子，高祖所以匿不肯见者，诚有所讳也。史公着其事于《项羽本纪》，而《高祖本纪》载鸿沟分界事，竟若出自项羽之意者，盖亦为高祖讳耳。”又曰：“是时韩信已破龙且军，灌婴由淮北趋广陵，彭城根本之地，孤危已甚。项羽急欲东归，故因侯公之说遽还汉王父母妻子，亦阻于势使然也。”又曰：“《灌婴传》：从韩信攻龙且。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攻楚将公杲于鲁北。渡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项羽东归而兵才（力）骤弱者，以彭城失，根本已亡，人心涣散，无可自支之势也。史公于此等紧要关键，竟无一语及之，而分着之列传，以待后人之推求。”[15]可以肯定，齐灭之后，楚汉相持的局面一下子就变得对楚不利，而灭齐的意义也就此显露出来了。　　四、 定齐事件的几点疑问　　其实，汉击齐事本身是不是能定位于汉四年也不能确定，据《秦楚之际月表》，韩信破龙且、杀齐王广为十一月，而破齐则可以肯定在十一月之前。问题在于韩信破齐的时间难言。因为《史记》对此事的记载就有几种说法。列传中，韩信破齐及龙且事均在四年前，《项羽本纪》楚破汉成皋、汉王夺韩信军时间均记为汉四年事，《高祖本纪》则记此二事以及韩信破齐、龙且均在汉四年之前。具体事件为，据《淮阴侯列传》，汉三年六月，汉王出成皋，夺韩信军，令其率赵兵之未发者击齐。赵与齐为邻，则其始击齐当在汉三年，只因为齐对汉有防备，其迟迟未发，或不确。《郦生陆贾列传》记郦生说齐为汉三年秋即四年之前不久，而其时韩信已得到汉击齐的命令。《田儋列传》记郦生说齐时间为“（田）横定齐三年”，田横于汉二年正月田荣死后反楚定齐，汉二年至汉四年，是谓三年。则郦生说齐的时间也不能肯定为汉三年秋。总之，在汉四年十一月之前，韩信破齐的时间也只有汉三年秋及汉四年冬十月两种，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合理。唯其存在一令人费解之处，即在韩信破齐后，发兵击楚，楚居然还能支撑一年多，此为其最不可解者。 　　另外，此年韩信破龙且之战或非信史。参战部队的情况已如前叙，楚军参战的情况则非《史记》所说的那样。《汉书》以项它为楚援齐主将，龙且为裨将，考当时项它为砀郡长，地近齐，以其为主将甚宜。班固所书，或另有所据。另齐王田广父田荣因与项羽战败而死，则齐与楚为雠，至齐遇汉攻击时，转而求援于楚，而楚则捐弃前嫌全力救齐。此例当视为战国遗风，且为楚命运所系，不得不为。由于此战关系到楚汉战争的结局，故楚汉双方均极为重视亦属情理之中。如果情况属实，则此年有客说龙且避战事就不确。因为楚主帅是项它。但其说在齐汉军立足未稳，汉军急待决战，则是实际情况。但战争的过程，是不应如史料所说那么简单。史载龙且覆灭与楚大司马曹咎覆灭如出一辙，这就无法解释《功臣表》所说各路汉军参与击龙且事。龙且为楚名将，以黥布之悍尚非其敌，其作战能力之强当非泛泛可比。以韩信之众，纵使挟胜齐之威，恐亦不能当齐、楚两国之合力，故汉派出其它部队参与会战，也是极其合理的事情。所以，汉击灭龙且应该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战役，而非如史载决潍水半渡而击那么简单。其实，即使汉灭曹咎，亦有可能不是如史载那样半渡而击。因为其战不仅有燕军加入战斗，曹咎之死，二本纪均言为自刭，但《功臣表》将斩曹咎记在龙侯陈署名下。说这些题外话，旨在表明广为接受的史料未必能反映历史真实。不再详述。 　　灭齐之后，汉军在楚后方又攻占了楚都彭城，而到了楚汉和约签订时，居然能以鸿沟为界，此协议表明，在楚之汉军应当退回鸿沟以东，对汉来说，吃亏太大。但也应该看到，此协议最初是得到遵守的，根据就是灌婴“与汉王会颐乡”。[16]颐乡，《集解》以为在苦县，《中国历史地图册》同。在今河南鹿邑东。此举暗示，汉与楚媾和后，原本没有灭楚的打算。因而有召回在楚地的灌婴部之举。只因张良等进言，才决定再进兵。 　　蒯通说韩信击齐的记载，很可能是韩信冤狱的结果。韩信战功卓著，又无明显反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汉朝廷不给他加点罪名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了归郦生之死于他的做法。但蒯通说韩信事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众所周知，《战国策》就有蒯通创作的成分。[17]但《战国策》的可信性不高。《史记》记载的蒯通言论共有三处。其一是为武臣说范令，[18]其二为说韩信击齐，其三是说韩信叛汉。此三说以最后一说最可靠，因为有韩信的临终悔恨之言及刘邦的治罪之行为证。[19]而第一说并不可靠。理由是，蒯通说范县令成功应该算是立了大功。按当时的做法，蒯通应该得到某种奖励。有奖励可寻的例证有，刘邦因陈恢说宛降而封千户，[20]刘邦因侯公说项王归太公而封其为平国君，[21]秦将董翳说章邯降楚而立为翟王。[22]无奖励可寻的例证有，赵卒说燕将释赵王武臣。[23]另《田儋列传赞》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此事表明，当时有授官奖励的通行做法。《战国策》中因说辞建功而得官者比比皆是，而蒯通说范阳令降武臣，竟只字未提授官得奖事，不可解。蒯通在《史记》中的出场共三次，是以范阳人、[24]范阳辩士、[25]齐人[26]面目次第出现。范阳为赵地，蒯通为齐人，就不可能是范阳人。蒯通《汉书》有传，为齐人。如此，则蒯通以范阳辩士的身份说韩信，可信度不高。　　　　综前所论，有关汉灭齐的前因后果错综复杂，因史料阙如，要真正弄清恐非易事。笔者只能将读史的心得略加勾勒，其得其失，尚待有识教我。　　　　附注　　[1]《两汉解疑》上　　[2]《纲鉴合编》引 　　[3][9]《淮阴侯列传》　　[4]《刘敬叔孙通列传》　　[5]参见《高祖本纪》。又《荆燕世家》曰：“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按，综合史料，此实为汉三年事。　　[6]《高祖本纪》　　[7]参见《田儋列传》　　[8][22]参见《项羽本纪》　　[10][16]《樊郦滕灌列传》　　[11]参见《傅靳蒯成列传》　　[12]《郦生陆贾列传》　　[13]参见《曹相国世家》　　[14]参见《留侯世家》　　[15]《史记札记》卷一　　[17]《田儋列传》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　　[18][23][24]参见《张耳陈余列传》　　[19][25][26]参见《淮阴侯列传》 　　[20][21]参见《高祖本纪》　　　　
　　菜兄，在这里也见到你了　　：）
　　　　古史杂识之　　霸王别姬解　　　　　　虞姬、项羽故事原型出于《史记》，但《史记》及《汉书》中都没有记载今天流行之版本，甚至未提虞、项分别。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项羽垓下歌的虞姬和歌，辞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楚汉春秋》为汉初陆贾所撰，现认为，南宋时此书已佚。但这首五言诗似也不应能产生于秦汉交替之时。恐唐人所见，已是伪托。然而，这首五言诗的内容就成为后世虞美人词、曲、剧的主要创意。　　至迟在唐代，虞姬已开始从项羽的历史中独立出来，有了自己的地位。唐教坊曲有虞美人之名；南唐李后主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词，缠绵千古；虞美人草亦自宋代得名，《辞源》“虞美人”条引民间传说，沉括作《虞美人曲》，此草枝叶皆动。但这一切都不表明，唐宋之际虞项故事已有了今天版本的雏型。　　有关霸王别姬的可定原创版本，当推明代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及沈采《千金记》。后者明确有《别姬》一幕，为第三十七出。大意为，虞姬求死，项羽付剑于彼，虞自刎后，项割其首悬于马颈。清逸居士依据上述二本，别创《霸王别姬》，后由梅兰芳、杨小楼改编居现代剧情，并成为他们的代表作。虞、项之别的民间流传肯定又早于明代。《水浒传》“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回有歌谚曰：“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这或许是可以见到的虞、项之别的最早纪录。尽管司马迁没有记载此别，但可以根据项羽垓下突围后的行军路线地名标识，及肪地名标识，及后人对此路线的确认考证，推算虞项此别的时间地点。《项羽本纪》载，项王歌罢，虞姬和毕，“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没有留下别姬的时间。显然垓下非别姬之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此地即今安徽定远，距项羽突围之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路程不近。如虞姬自刎于垓下，项羽携其尸身突围于情于理不合。所以，虞姬或厕身于八百余壮士之中。那么，虞项又于何时别离的呢？据《项羽本纪》，项羽渡过淮河后，从者仅百余人，“至阴陵（《括地志》云定远县西北）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可以肯定，虞姬不在二十八人中。东城在定远县东南五十里，距虞姬墓葬又间隔一段路程。看来，虞、项失散的最有可能地点为大泽之中。项羽一行由北南下，田父所绐之左，正是向东。陷于大泽之后，虞姬未能跟上项羽。她和多数人一样，仍按田父指示的方向东行，最终死在日后的墓葬附近。而其死亡形式，又不为人所能断定。必须指出，前文“项王乃复引兵而东”之“东”，似为“南”之讹。只有往南，他才有可能抵东城。总之，霸王别姬的今天模式只是艺术，而非历史。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4期）　　
　　吗的，我就看不惯李陵的做法，日，打败了，死就死了，还搞什么投降？？就算没有救兵也不应该投降，后来还做什么匈奴的驸马，垃圾，汉奸，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和日本打仗，一个将军打败了，没有人救他，他就投降日本，还做日本的官，你说这种人我们中国人还要怜惜他吗??汉奸是不是？大家说？再说了，谁敢保证你投降是假降？？
　　终于从头到尾读完了这张帖，菜九兄辛苦了^^　　虽然关于汪精卫的观点我不敢苟同~
　　周信炎
发表于 1 小时前 |只看该作者 　　
拜读了。楼主宗亲博学多才，让人受益匪浅。　　　　
说《三国志》没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似乎还有其他原因。《三国志》非官修书，没有那么多讲究。如曹操，只说是“汉相国参之后。”记孙坚也简单，只说“盖孙武之后也。”曹、孙尚且如此，遑论司马朗。　　　　
《晋书》则是官气十足，对帝王祖先，能追多远追多远，即使对蛮夷之君也是如此，如《载记第八》说慕容廆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载记第十二》说苻洪“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载记第十六》说姚弋仲“其先有虞氏之苗裔……”。至于司马氏，就更不用说了吧。所以说《晋书》未必是蓄意要给司马氏搞不实家谱，恐怕是文风使然。　　　　
当然，历朝史书给帝王搞的这一套，多不可信，其实读者也心知肚明。　　 　　 　　
　　鸿门宴即使项羽杀了刘邦，他也没有能力统一中国，项羽的政治眼界和用人能力不具备领袖气质。他有的只是复兴楚国的狭隘理想，并无一统天下的恢弘胸襟，看他成为西楚霸王后的定都决策和分封行为，用的还是周朝诸侯封国的老一套，而没有顺应当时普遍的统一心态。　　　　秦亡于二世，但普通民众并不想恢复战国时局面，对于统一普遍有好感，不满的是统一初期的过度管制的副作用。真正厌恶统一的都是战国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但这部分占当时人口总量的少数，所以，秦以后的统一是大势所驱，项羽没有统一意愿，这是他的致命战略错误。　　　　项羽也没有识人用人能力，韩信、陈平等在项羽手下没有用处，到了刘邦手下个人能力和才华才得到展现，象萧何、张良这样的人可以和刘邦融洽合作，但肯定无法与项羽共事，项羽只能是个人英雄，无法成为领袖。　　　　所以，即使鸿门宴刘邦真的因为意外而被杀，只会是将楚汉战争的时间更加延长，或者再出现第三股势力，中国的战乱再延续至少数十年。　　　　范增根本用不着气死，气死只能说明他的识人能力极为有限，即使项羽听了范增的话杀了刘邦，项羽最后的命运也是战死，而不可能成为接续秦朝统一大业的人。不过范增的能力也只能跟着项羽才可能被重用，如果进了刘邦阵营，他得不到在项羽那里的独尊待遇，他又不是愿为牛后，自然只能是做鸡首的命。
　　『诗词比兴』 [律诗绝句]　　七律 詠司馬遷　　点击：524
回复：23 　　作者：韩济中
　　发表日期： 14:20:00 回复
　　蠶室刑餘氣更雄， 　　子長仍是美髯公。　　一腔孤憤横天外，　　萬代文章立世中。　　擲筆仰觀雲易變，　　撫書低唱道難窮。　　河山有幸曾耕牧，　　自此龍門駐烈風。　　　　 　　　　　　　　
　　转至第25楼第 25 楼 菜九段
17:39:28 的原帖：　　　　穷经十载终成空 　　　　挥师异路谋奇功 　　　　何日得施经纶手 　　　　扬鞭凯旋唱大风 　　 　　　　转至第30楼第 30 楼 赤松缈
14:39:28 的原帖：　　是你悟性不够？还是不努力？　　为何放弃自己的专业去研究什么“刘邦项羽”？　　文史只能当作业余爱好，哪能当吃饭的专业 ？　　这才是真正的“穷经十载终成空”。　　可惜浪费了一个研究生名额。　　真是一个“最不认真的中国人”！　　　　
　　作者：韩济中　回复日期：　13:36:26　 回复
　　『诗词比兴』 [律诗绝句]　　七律 詠司馬遷　　点击：524 回复：23 　　作者：韩济中 　　发表日期： 14:20:00 回复 　　蠶室刑餘氣更雄， 　　子長仍是美髯公。　　一腔孤憤横天外，　　萬代文章立世中。　　擲筆仰觀雲易變，　　撫書低唱道難窮。　　河山有幸曾耕牧，　　自此龍門駐烈風。　　　　咦，有什么根据呢美 　　美髯公。
12:59 [加为好友][发送消息][个人空间]回复 修改 来源 删除到处撒帖子，真不知道为了什么，赚人家的恭维?
　　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人教版　　http://www.ht88.com/downinfo/126066.html
　　[原创]子虚乌有汉三杰 ——兼论三位一体同功 【文化散论】-凯迪社区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2&id=　　中国人最不认真——千古忽悠鸿门宴　　菜九段　　老共产党人菜九段有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　　一般来说，只要给出一个说法，中国人往往就认了这个说法而不去较真。所以伟大领袖说得好，中国的事常常是挂起来，不行的话，可以挂个一万年嘛。（此话是针对罗瑞卿事件而发）但伟大领袖又说了，一万年太久。那么，中国的事老是这样挂着，也总不是个事。如果像菜九一样，不轻易认可现行说法，而想较个真，就可能发现事情并不像人们以前认定的那样。于是那些本可挂上万把年的事，或者也挂不下去了。　　有一天刘三正在路上走着，突然闪出个持刀大汉，让刘三交出钱来，否则就要他的命。刘三情知不敌，就乖巧地将钱包交出去了。日后，刘三又带警察将劫匪绳之以法。这件事到了让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评论时，多半就会众口一词地笑话这个劫匪留下了后患，当时一刀把刘三干掉，钱不就都是你的了吗，后面不就什么都不会发生了吗。各位看官可能会说啦，菜九把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当白痴啊。菜九当然没狂妄到如此地步，他们当然不是白痴，不过有时有点拎不清倒是真的。比如鸿门宴这件事，与上述情况就很相似，但那个劫匪一样的项羽不是让他们嘲笑了几百几千年吗。鸿门宴的结果难道不就是项羽拿到了钱，刘邦保住了命吗。到了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嘴里就是项羽缺乏政治远见，一味沽名钓誉，同理，在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的眼里，被抢了钱的刘三显然占了大便宜，而抢了钱的劫匪却是缚手缚脚吃了大亏。看来，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们要么是范增的同党，要么就是拿了范增的钱，否则怎么非要教唆项羽把刘邦干掉不可呢。也许是人性之一的强人所难在这里起作用了。本来人家只是想抢钱，可那些不相干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非要人家去杀人。还一个劲地提醒劫匪，你不把他干掉，你抢到手的钱可能会保不住。作为斗争对峙中的弱势一方，我们总难免会碰到劫匪，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感谢那些个劫匪幸亏不是什么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调教出来的好学生，如果劫匪们都听了大人们的教诲，既要钱也要命，岂不糟糕之极。　　鸿门宴是刘项斗争的一个眼，其包含的变数最多，根本没有预伏下日后胜利者的胜机，刘邦从一个最风光的战胜者，变成了仅仅保住命的失意者，又在什么地方占到便宜了。他又何尝能像阿Q一样，钱被抢了还要自我陶醉一番呢。大概那些专家教授老师大人可以陶醉，反正刘邦和我们这些被抢劫的菜鸟肯定陶醉不了。　　鸿门宴其实真不适合作课文来教学，如果象菜九这样简化为抢劫说，就没什么可讲了。但真要从前前后后盘根错节的背景上讲，显然也不是课堂上讲得了的。而且这个前前后后盘根错节的背景，专家教授老师大人们从来就没搞清楚过，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还自鸣得意。菜九倒是比大人们清楚一点，但也不想细说，因为他们听不进去。早年菜九作《千古谁识鸿门宴》，就被一些教师骂得狗血喷头。原因很简单，不是菜九说得一点不靠谱，无非是跟他们不一样，当然啰，仅凭这一点也确实就该骂。试想，我们的专家教授中学老师大人或者几十年一贯，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