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 皇他在分析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官僚主义的病根之一，就是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从而强调了制定行政法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产品质量立法方面，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邓小平指出：质量问题那么严重，老出事故怎么行？不建立岗位责任制，出了事故找负责的也找不到。有些质量事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判刑。出了质量大事故，要给刑事处分。“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
他在分析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时指出，官僚主义的病根之一，就是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从而强调了制定行政法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产品质量立法方面，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邓小平指出：质量问题那么严重，老出事故怎么行？不建立岗位责任制，出了事故找负责的也找不到。有些质量事故要追究责任，严重的要判刑。出了质量大事故，要给刑事处分。“要提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
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三权分立”这种模式是西方独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曾经指出，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三权分立”就反映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事实上，西方国家设置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避免某一个利益集团独揽权力，保证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民主”。但这种制度设计并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因为参与制衡的每一方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不是人民的代表，甚至不是多数人的代表，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广泛代表性。实际上，“三权分立”只是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制衡和权力分工。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特征相适应的精巧设计，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统治的有力工具。
岁月铭刻着奋斗的艰辛，历史映射着真理的光芒。2009年，我们伟大祖国迎来了60周年华诞。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震古烁今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60年的辉煌历程雄辩地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越来越彰显出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越来越得到亿万人民的广泛认同和衷心拥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如何看待新中国6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
《理论热点面对面》自创办以来，始终有一个主心骨。这个主心骨，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主心骨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因而也是我们能够直面问题而又能解决问题的重要法宝。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再度恢复工作，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面，他首先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次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
比如，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中，政治游说是相伴而生的产物,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已成为一种公开的政治腐败行为。据称，美国有游说公司万多家,仅华盛顿就有近4000家、各类说客万人。这些说客,或是游走于国会,或是出入于政府部门,穿梭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为各个利益集团充当纵横捭阖的说客。前几年，美国波音、雷神等六大军火公司为得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合同，游说美国国会山，所投入公关费用就达5100万美元，而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利益达千亿美元以上。这些已被揭露出来的内幕，只是西方国家权力腐败的冰山一角。而且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权力分配形成了一个利益分配的共同体，很容易成为制度性腐败的共同体。最明显的，就是媒体对这些腐败行为的披露有一个看不见的边界，一旦这种披露涉及制度本身，有可能伤及政体乃至国体时，“分立”的权力就会发挥一致作用，各种报道便会戛然而止。
邓小平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问题。他认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他对社会稳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有许多精辟论述。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结束了中国百余年积贫积弱、战乱频仍、落后、挨打的历史，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中华民族屹然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历代中央集体领导人的引领下将中国这艘巨轮的舵向义无反顾地拨向了建设独立、开明、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座标。这一伟大的事业虽然在实践中经历了极其复杂和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它毕竟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崭新的制度基础和必要的物质基础。开启于1978年末、历经30年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的道路，使中国以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三的成就欣然迎接60花甲庆典。
任何真正科学的理论都不是被束之高阁、藏之名山的学说,而应是用于指导实践、改造世界的指南。科学理论只有为广大干部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才能真正转化为活生生的实践，转化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一再强调，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中共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尤其是对它的基本特点从九个方面做了更为具体深入的论述。这九条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过程。十五大报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的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
1.释理论之深。理论是对社会生活的思考，是对实践经验的升华，在历史的洪流中成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成为国家和民族不断前进的号角，成为社会生活规范有序的指南。当社会处在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时候，当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的时候，当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特征日益明显的时候，人民群众会特别渴望理论上的指导。但是有的时候，本来是阐释社会生活的理论，其内容和话语却远离人们的生活，满是“学术腔”、“文件调”，“干巴巴喊口号、硬邦邦讲道理”，居高临下，空洞说教，让人敬而远之，甚至产生逆反情绪。其实，博大精深的理论并不一定都需要高深莫测，它往往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平易的形式走进群众的生活。《理论热点面对面·2009》一书行文言简意赅，用群众容易接受的“普通话”阐释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问题，用通俗的语言阐述深刻的道理，用人们熟悉的事例论证人们不熟悉的规律，说理上情理交融，叙事上生动活泼，以与群众促膝谈心的口吻娓娓道来，同时，内容、版面设计上还配备了图表，穿插了“网友提问”，点缀了“观点·声音”，设计了“深度阅读”和“相关链接”，增强了理论的魅力和吸引力，堪称理论宣传普及的典范。
把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思想，既不同于原来“先建设，后改造”的思路，也不同于先搞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又一种选择。其特点和优点，一是“以改造促建设”，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才能适应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
江泽民评价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不仅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的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邓小平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途。
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成立之初的共和国却面临着严峻考验。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民生困苦，失业众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克服重重困难，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勇气和斗志，开始了改造山河、建设祖国的英雄壮举。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但为什么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十多年后，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空前浩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思考，在探索，在反思。历史的教训也促使邓小平在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果，集中地体现在1980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如果把原因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措施。在这篇讲话中，他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消除这些弊端，以至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重演，作了全面精辟的分析，深刻地指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特别是在他革命生涯的最后阶段，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他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又作了非常系统的阐述，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在阐述“一国两制”内涵的同时，对“一国两制”构想的意义也作了全面充分的论述。“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的典范，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一大创举。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造精神和敢于打破陈规的勇气。
《三国演义》中有“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当13亿中国人和中国的所有朋友们都津津乐道“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时候，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千万不可松懈，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开拓进取，让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赢得未来。要让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就必须使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魅力不仅在于它已经取得的成功，更在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在当今世界能否真正站稳脚跟并产生广泛和持久影响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生命力之所在。
版面编辑：王丽　　帝 皇如果从新中国的60年看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针对各个时期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尽管那些改革是在资源计划配置基础上，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与1978年以后的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如果从新中国的60年看改革，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针对各个时期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也进行过多次调整和改革。尽管那些改革是在资源计划配置基础上，主要着眼于调整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管理权限，与1978年以后的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不可同日而语，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经济发展。因此，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进行探索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导方针，这是贯穿邓小平法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的全部法制思想也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一、对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性的认识
相反，一些曾经执政的共产党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深刻教训。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中，这些国家共产党内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理论创新滞后，提出的某些“新观点”，往往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囿于成见和教条没有新突破，党的理论不能对实践提供新指导，对党员和群众越来越缺少吸引力；后来一些领导人又迷信西方理论，在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面前放弃阵地，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结果导致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些教训说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行，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指导实践也不行。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风云变幻之时，邓小平同志曾说：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要动摇。当时，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方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推进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我们之所以能够处变不惊，稳定大局，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科学理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
回顾国际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则发端于美国的房地产泡沫。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两次被打倒，历经磨难。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经受的挫折，需要加以全面总结；如何从制度上保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深关注和思考。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一系列法制思想的提出，就是他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曲折历程反思的结果。一、邓小平法制思想产生的国际背景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必然要反思搞了近20年的“反修防修”。我们打开国门“第三只眼睛看苏、东”，发现所谓的苏联、东欧的“修正主义”，大多是一些诸如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放自由市场、实行奖金制度等与扩大市场机制有关的经济体制改革举措。随后，中国派出了大量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各国考察，苏联、东欧改革经验的大量文字材料从内部传阅到大量出版发行。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还没有多少经验的时候，苏联、东欧的改革就成为我国必不可少的“参照系”和“参阅件”，以至于我们自己一谈起改革，就“言必称南斯拉夫”、“言必称匈牙利”，甚至也“言必称苏联”等。当中苏之间党和国家关系尚未正常化时，它们的改革经验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学习参阅资料。可以说，在新中国后30年伊始，中国又微妙而谨慎地出现了“向苏联东欧学习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
人权问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大搞“人权外交”，以“人权卫士”自居，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下，人权问题也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一个焦点问题。人权不单纯是一个法律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权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理念，同时也具有民族文化的痕迹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邓小平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概括和总结，有的称之为邓小平人权理论，有的称之为邓小平人权思想。本书采用后者，并根据邓小平有关人权问题的一系列论述，从法制思想源流考察的角度，对邓小平人权思想的脉络及其思想内涵进行梳理和探析。
新中国的60年，作为大的阶段划分，已经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时间界限，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大阶段。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1978年年尾，改革开放的实际进行是从1979年开始的，所以，新中国60年大体上可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由于新中国60年走了一条复杂曲折的道路，因此，在如何认识和评价这60年这个问题上，就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纪念新中国60年如果不首先厘清这个问题，就会在理念上把新中国60年搞得支离破碎，从而造成人心的分离。
邓小平法制思想是伴随着邓小平理论的产生而产生的。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后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也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反思过程中，总结历史的教训，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教训，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对如何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不走弯路进行了系统思考。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他充分认识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他对如何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了全面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方法、政策。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指导的结果；而这些成就又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我们的思想是与这些学者相通的。在新中国60年的进程中，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那是新中国发展中的问题，而不是发展的最终结果——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在探索中崛起和不断强大。特别是前30年，我国经历了一段极为复杂、极为挫折的历程，但我们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正是因为那些在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造就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如果说单纯从民意调查这个方面，还不能充分说明苏联演变是不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选择”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对现行制度的反映，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较大程度地回答这个问题。从苏联演变后十多年的情况看，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程来说，也谈不上是“历史的进步”，“人民的选择”。叶利钦等推行的资本主义化非但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反而把俄罗斯引向灾难。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谓的政治民主化实质上是权力体制上的极度专制化，总统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在抨击叶利钦时代的总统制时说：“现在的权力结构和1917年前夕的俄国一模一样。我们的总统不受任何人监督，议会不能决定任何问题，政府不向任何人汇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现政权是‘一窝贼’”。1999年，根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资料，对“您感到自己在我们社会是自由人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的人说是，%的人说不是。2000年，有将近75%~80%的俄罗斯公民表示，为了整顿得有秩序，宁可不要“民主派”的这种强盗的自由。
回顾和总结新中国60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新中国前30年的所有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与毛泽东相关。今天，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高高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纪念堂还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我们的宪法、我们的党章，还堂堂正正地写着毛泽东。毛泽东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平、他的著作、他的诗词等，在国内和国外都还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总任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至此，总路线成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基础，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到1956年底，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到基本确立。这既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我国后来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版面编辑：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