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晨6时许，增援的搜救队员早已集结待命。　　“大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黄河源头到长江源头绵延几千公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3名失踪的战友……”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总经理赵廷周神情凝重地说。3月3日早上6时40分，我省抽调的38名野外作业经验丰富的地质勘探人员奔赴可可西里，参与救援。
　　“雪海”寻人，难度很大
　　昨日清晨6时22分，记者来到和平门外的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走进行政楼一楼大厅，两名保安人员正在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围着一个“小太阳（电暖气）”说话，3人旁边的地面上堆放着行李箱等物品。老人说，“3个孩子失踪已经13天了，我心里着急得很，几乎夜夜睡不着觉。我年龄大了，到不了前方去搜救他们，单位又抽了38个人去支援，我过来把孩子们送一下。”
　　老人名叫苏剑咏，是陕西省地矿局原副局长，1970年从事地质勘探工作，2007年退休。老人说：“祖国各地我基本上跑遍了，可可西里一到夏天，到处都是沼泽地，探化工作无法开展，只能在天寒地冻的冬季进行。那里最近白雪茫茫，3个孩子出去时开的是一辆白颜色的越野车，搜救人员在这样的‘雪海’里寻找，难度可想而知啊，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
　　搜救队员都曾去过可可西里
　　6时40分，驰援可可西里的所有搜救队员来到行政楼前集结。他们都是从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西安分公司、区调分公司、第二分公司经过严格考察后选拔来的，野外作业时间最长的27年，最短的11年，都曾在可可西里参与过地质勘探工作。
　　队伍集结完毕后，总经理赵廷周神情凝重地说：“从各位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大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这次是带着全公司2万多名职工及其家属的心，带着他们的重托去寻找我们3位兄弟的。在可可西里地区，从黄河源头到长江源头绵延几千公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咱们的3位失踪战友、兄弟。我原计划坐飞机到格尔木，但是我临时决定不坐飞机了，我要和大家在一起，坐我们的救援车奔赴青海！”
　　赵廷周告诉记者，前方救援指挥部重新调整了救援方案，预计第二拨搜救周期为10天，仍以地面搜救为主，会将搜救网布置得更加密集。下一步，将加强卫星航测的力度，通过对卫星照片进行解析，找寻失踪队员的线索。
　　本次由总工程师齐文、后勤处长李卫华带领的这支搜救队伍3日晚到达西宁，4日赶到格尔木，与正在沱沱河附近施工的陕西地矿二部救援车辆会合，前往搜救前线增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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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听听去过的人讲讲可可西里自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物化探分公司的3位队员失踪以来，牵动了各个方面的心。从2月19日晚至今，各级应急救援就没有停止过。截至昨天，陕西省政府、青海省政府调集的搜救人数已经接近1000人次，搜救工作依然在紧张进行。千里驰援只为迅速找到战友2月19日晚，地质队员杨能昌、高崇民、荣浩未按时归队，事情发生后物化探分公司青海项目部立即启动一级应急救援预案。2月20日，组织12人分4个救援小组搜寻，并于当天下午上报当地乡政府和派出所。陕西省物化探分公司22日晚接到报告，迅速成立救援领导小组，工会主席赵养科一行4人，带一辆越野车前往事发地组织救援。从23日开始，搜救队加大了搜救范围，每天组织100余人，调集10余车辆，开展搜救。23日15时，项目部救援小组3人驾乘越野车到达赤布张错湖时，冰面破裂，3人急速跳车，车辆瞬间沉入湖中，幸无人员伤亡。指挥部针对搜救区高海拔、严寒、缺氧、危险性大的情况，制定了各种确保搜救人员自身安全的措施和应急手段，有效避免了意外事件的再次发生。从25日起，指挥部重新制定了搜救方案和具体计划，扩大搜救范围，加密搜救路线，开展更大规模搜救，最多一天出动300余人次、50余辆车。28日开始在青海国土厅的帮助下，采用卫星遥感技术，收集了事发地卫星影像，但效果不理想，目前总公司正在通过其他渠道搜集更加清晰的卫星影像。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物化探分公司副总经理申安斌说，每一个作业组到野外作业，必须携带一部卫星电话用于应急，只有在车辆抛锚、队员发生意外时，才能用卫星电话联系。从2月19日起，就联系不到3位队员，他们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着两台 GPS 设备，但只能用于测量地质数据。从2月19日开始，救援队一直在不停地搜救，搜救范围一再扩大，很多救援队的同志都病倒了，不得不继续补充搜救队员，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他们的消息。在获知3人失踪的情况后，陕西省政府、青海省政府、兰州军区及事发地政府高度重视。陕西省政府应急办、青海省政府应急办等17个单位、包括当地的武警、公安、群众都参与了搜救。一个感冒都可能要了命
杨小兵（《报刊荟萃》副主编）唉！今天从网上看到3名地质队员在可可西里已经失踪了11天的消息后，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他们曾经和我也是战友，都是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公司物化探分公司的队员。3名失踪队员中，其中23岁的荣浩以前和我家住在一个院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娃从小就聪明得很，干啥事情都非常踏实、认真，他妈和我妈至今还是好朋友。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最希望的是奇迹能够尽快出现。在野外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危险性非常大。尤其在高海拔的可可西里，环境对人的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弄不好，一个感冒都可能要了人的命，但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得有人去冒这个险，地质勘探队员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1990年，我作为野外作业组组长，和另外3名战友在天山中段罗布泊一带进行地质采样和野外异常探查。每次出发前，都要和宿营地的同志们约好时间，如果我们3天内回不来，他们就赶紧去找。咱们陕西的3名地质队员失踪后，陕西省政府和青海省政府组织力量连续搜救，虽然非常担心失踪战友们的生命，但感觉十分欣慰。不管在野外工作，还是在野外搜救战友，大家都要做好生存保障工作，千万不敢再出事情了。愿失踪队员搜救队员平安
蒲伟（运动爱好者）非常震惊！非常震惊！得知咱们陕西地质队员在可可西里失踪的消息后，我非常震惊。我在那里当了整整一个月的志愿者，我非常熟悉那里的自然条件。但愿老天能够保佑他们平安，保佑咱们的搜救队员平安。2002年8月份，我作为志愿者到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那里的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自然条件恶劣，人类无法长期居住，被誉为“生命的禁区”。然而正因为如此，给高原野生动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整个青藏高原自东向西北表现为湿润地区、半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和干旱地区的更替与过渡，可可西里地区则居于半干旱地区内。我们去的时候，远远看到平缓的山坡上绿绿的，但走到跟前发现植被非常稀少。脚下的土壤踩上去软绵绵的，白天躺着、坐着非常舒服，但一到晚上，气温就骤降到零下10℃左右，非常寒冷。30天时间里，我们每天跟着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巡山，搞动植物种群的生存调查，一些体质比较弱的志愿者由于高原反应比较严重，中途返回。我还比较幸运，始终坚持了下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回想起那时候的经历，又联想起3位失踪地质队员和搜救队员目前所应对的自然状况，感到非常担心。希望3位队员尽快平安归来
王磊（本报记者户外运动爱好者）搜救队员在零下40℃左右的冰天雪地无人区里寻找战友，那种急迫的心情和咱们家乡的人一样，可以想象。我对可可西里不陌生，2002年到那里当志愿者时就领教过它的厉害。去的时候是8月份，刚到几天就遇到一场大雪，轻微的感冒差一点把我的命给要了，多亏了保护区工作人员的照顾。他们每天给我们做高热量的饭吃，除此外还不停嚼巧克力。总之，气候条件是最大的威胁。那里是无人区，棕熊、狼、牦牛随处可见，远远一看见人就往跟前跑。我们坐着在戈壁飞驰时，它们就跟着汽车跑，那种景象虽然在咱们关中平原上很少见到，但随时要避免和动物发生冲突，那些家伙都是要人命的主。为了不惊扰它们，我们几乎都是绕着走，即使一旦遇到了，也是快速经过。或许印象越深刻的东西，一时半会越难把它串起来，因为那种环境下的经历太让人难受了。一句话，我希望咱们的3位队员能够尽快平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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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巴多杰和欧阳荣宗在索南达杰纪念碑前
野牦牛队搭建帐篷
　　◎文并供图/冯永锋
　　环境保护是一项对抗贫穷的活计。不仅要对抗物质上的贫困，更要对抗心灵上的贫困；不仅要对抗一时一事的贫困，更要对抗泛滥成灾持续恒久的贫困。在这样的时候，只有高贵的精神和忘我的互动，才可能让身在局中的人们感觉到一丝丝的欣慰，领受到坚持下去的一点点冲动。而有时候，一时的冲动，就会化为永久的耐性。
　　距离日，已经很久了。至今仍旧没有人知道，在那一天，当年的野牦牛队队长奇卡?扎巴多杰是怎么死的，更没有人想过，是不是要给他像杰桑?索南达杰那样立块碑，写篇传记，拍个电影。只有一个人对他念念不忘，只有一个人每天都在缅怀当年。这个人名叫欧阳荣宗，一个来自福建惠安的石匠，他要写一本回忆录《梦断可可西里》，他想记下两人之间的那段奇缘，记下从开发走向保护的偶然和必然。
　　■你不可能买单走人的，你心中还有事没做完
　　按照环保组织“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的说法，在杰桑?索南达杰死之前，除了采金者和盗猎者，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可可西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到长江源头去探险时，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国外的地名，甚至以为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2010年3月底的一天，欧阳荣宗从昆仑山工地上下来，回到格尔木，来喝一个老朋友的喜酒。他最近颇有些心灰意懒，对世上这些热闹繁华之事已经看淡。然而老朋友的情面毕竟还是重要的。欧阳荣宗在格尔木有个公司，是个大院子，里面还有一座“办公大楼”。公司就在格尔木昆仑开发区内，是开发区最早引入的“外资企业”。
　　朋友过来敬酒，自己一杯蒙古王吞下肚，才发现欧阳荣宗喝的是红酒。一时间颇为诧异。欧阳荣宗酒量大是出名的，豪饮也是出了名的。从前，只要有他在，那么酒席上多半要多喝空好几瓶高度蒙古王。欧阳荣宗沉默不语，不怎么喝酒，也不怎么吃东西。如果你不注意，几乎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用来推托的理由很简单，2010年春节他回福建惠安老家过年，结果中间突然心脏停跳了一阵。医生建议他少喝酒，少抽烟。他在医院的时候，格尔木有个领导打电话问候他，说，你不可能买单走人的，你心中还有事没做完。
　　是些什么事呢？
　　父母子女家庭的事，当然义务似乎未尽。
　　昆仑山文化旅游开发的事，想了很多年，但大幕都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拉开。
　　撰写扎巴多杰回忆录的事，草稿是写成了，但编辑整理还需要工夫。
　　给扎巴多杰立碑的事，全世界估计也只有他会去做，而他还没有开始做。
　　■钱没什么用处，但它带给我的经历，却是很多人用钱买不到的
　　格尔木在昆仑山北，属于黄河流域；而与他命运关联的扎巴多杰，却来自昆仑山南，来自可可西里，来自长江源头的治多县。
　　1947年，欧阳荣宗出生于福建惠安，1964年到东海舰队当兵。1969年退伍后，到惠安城关建筑公司工作。1978年开始，因为要修青藏铁路，格尔木一时成了兵城。而这些军人，主要是铁道兵。一个当铁道兵的老乡给欧阳荣宗写信，呼唤他到格尔木做生意。当时改革开放初始，广东福建一带，允许个人承包经营国营或者集体企业里的一些部门。于是欧阳荣宗以惠安城关建筑公司第二分公司经理的名义，来到了格尔木，成了格尔木“最早的外来投资商”，几十年来与格尔木共荣辱，同命运。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在可可西里发现金矿，大量金农进入可可西里采金。旷野漫长的时日中，闲得无聊的人们打起藏羚羊的主意，开始时只是吃肉剥皮，后来发现藏羚羊的绒毛比黄金还值钱，于是采金者就成了盗猎者。管辖可可西里的治多县，为此成立了西部工委兼西部经济开发总公司，想开发可可西里，也想保护可可西里。杰桑?索南达杰是首任负责人。
　　日，索南达杰在巡山过程中，与盗猎分子发生枪战，牺牲在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畔。1995年5月，奇卡?扎巴多杰要求到治多县，接替索南达杰担任西部工委书记，并兼任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按照地质勘探队的说法，可可西里不但有金矿，而且有银矿，如果能够由县里成立的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来开发，那么，即使为县里的经济做不了什么贡献，至少可以解决西部工委的办公经费和可可西里的保护经费。因为，治多县慢慢发现，对于可可西里来说，保护，可能比开发更加重要。因为藏羚羊，越来越多的环保志愿者开始行动起来。
　　扎巴多杰为此成立了“西部野牦牛队”。加入的人不少，一些是退伍军人，一些是当地的社会精英。扎巴多杰开始幻想，野牦牛队最终能够给这些“临时工”解决待遇问题，固定明确的编制。
　　为什么叫“野牦牛队”？扎巴多杰解释说：
　　野牦牛比较温顺，也吃苦耐劳，而且不畏严寒，是其他动物的朋友。但野牦牛它有它的脾气啊，一旦侵犯了它的利益，或者侵犯了它的领地，那它就要跟你反抗，而且这反抗不是一般的，那什么都不顾，甚至排山倒海地来跟你顶，跟你叉，因此，“西部野牦牛队”我就是这么取的名。
　　欧阳荣宗没有卷入采金潮，但他也是个心眼活络的人，可能的赚钱机会，都会让他心动。2010年3月底，他对我说：“最近我总在想，如果当时我没碰到扎巴多杰，如果当时我没有起贪心，参与银矿的开发，如果当时我没有给野牦牛队那些资助，也许扎巴多杰不会死。也许我的生活也不会出现这么多变化。但是，我参加了，扎巴多杰也死了，野牦牛队也解散了，全国人民也把他们忘记了，而这样的过往，就让我有了一些不一样的经历。我感激这样的经历。钱没有什么用处，但它带给我的那些经历，却是很多人用钱可能也买不到的。”
　　■他原本想开发银矿赚钱，却成了野牦牛队的“董事长”
　　欧阳荣宗开过格尔木最早的饭馆，他承包了格尔木招待所的餐厅服务部，后来改名叫和平酒家。再后来，又开了一家昆仑酒家，做川菜。1995年5月的一天，他的饭馆里坐着一桌人。
　　吃饭的人，手上拿着一沓很详细的地质勘探资料。资料上面说，可可西里烽火山一带，有个地方叫扎麻西孔，有丰富的银矿资源，品位很高。治多县西部工委正在找投资商一起开发。欧阳荣宗有些心动，就问要开发该找谁。手持资料的人说，你可以找西部工委，他们的新任领导人叫扎巴多杰，找到他就行。
　　欧阳荣宗就坐车去治多县找人。到了不冻泉，要往东拐了，看到路边有个帐篷，上面写着西部工委，于是他钻进去问。一问才知道，这是曲麻莱县的西部工委。他被告知，5月28日，扎巴多杰带人第一次巡山去了，估计几天就会回到格尔木。只需要在格尔木等就行了。
　　7天之后，扎巴多杰带着他招募的队伍巡山回来，住进格尔木南郊的一家私人旅馆。由于经费紧张，少数人能睡在床上，更多的人睡在地上。欧阳荣宗在朋友的帮助下找了过去。他这样回忆第一次见到扎巴多杰的情景：“一个强悍粗壮的中年藏族汉子，脸上充满刚毅，诚实并可亲……书记随手从携带黑色的手提包中拿出地质报告让我过目。”
　　双方当即决定联合开发银矿，所得利润五五分成。扎巴多杰当时没有钱，又要去巡山，于是就和欧阳荣宗商量，能否先预付一些钱。有了利润之后，再从利润中扣除。欧阳荣宗想一想也可以，于是花了几天工夫，筹集了24万元现金。从这天起，朴素的野牦牛队队员形象又准确地把他叫成了野牦牛队的“董事长”。欧阳荣宗像投资一份事业一样，频繁地给野牦牛队注入存活的血液。
　　银矿开发失败了。2000多吨矿石拉出来后，矿业公司发现它们品位太低，根本无法选出和冶炼。欧阳荣宗损失惨重，赔了近200万元，不得不把昆仑酒家关闭了。扎巴多杰也很难过，两人约到一家酒馆，借酒消愁。扎巴多杰猜测，最大的可能，是地质勘查出现了失误，或者故意谎报品位，以抬高勘探成绩和开发价值。他安慰欧阳荣宗说，可可西里面积近五万平方公里，只要细细寻找，耐心等待，一定会找到可开发的资源。他对欧阳荣宗说，“以后遇上好的资源，我一定想办法补偿你。”欧阳荣宗回忆道：
　　这天我们喝了很多酒，说了许多话。也是在这酒场上，书记谈到索南达杰血洒太阳湖畔；谈到他为何要征战可可西里；谈到家庭，谈到事业等等。我为书记能视自己为知己而感动，也感觉到这也体现了民族友谊。书记非常感激地提到，由于我的资金支持工委，在四十多天走进可可西里三次之多。索南达杰的精神推动工委每一个人的斗志，为可可西里的明天付出艰辛。
　　依靠欧阳荣宗提供的二十多万元，扎巴多杰带着队伍三进可可西里。四十多天的考察，他弄清了可可西里的真相，在给县里打的报告《关于可可西里地区现状的综合性调查》里，分析了可可西里的资源情况，探讨了可开发的资源和开发的方法，建议在格尔木“建房挂牌”，充分利用格尔木交通便利的条件。
　　■巡山九天，他与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的感情，从此无人能撼动
　　1995年10月份，扎巴多杰带着欧阳荣宗，还有一个地矿工程师去巡山。他们想一起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可以开发的资源。欧阳荣宗回忆道：
　　10月3日早上，他同司机到公司接我，车到南郊，书记叫司机停车，叫他买一箱青稞酒带上。当时我质疑说，你不是一直给部下人嘱咐，在海拔太高的地方不能喝酒吗？书记告诉我，进山的经验你不懂，因为可可西里地形复杂，沼泽地、溪河纵横交错，随时都有陷车的可能。一旦碰上，就必须用人力救出，冰凉的水湿透身体，这酒是为了以防万一，用酒擦擦身体和关节，预防减轻风湿和冻疮。
　　正是这次巡山，有了“野牦牛队”。在路上，遇到成群的野牦牛时，扎巴多杰介绍说，野牦牛是可可西里个头最大的野生动物，它们群居，团结友爱，不会欺负比它小的动物，大家和平相处，勇猛顽强，生命力非常坚强，抗寒冷耐饥饿，是高原上的吉祥物。它死后留下的头骨，牧民会拾回，供奉在大门和大厅上，用来辟邪保平安。那时的情景，欧阳荣宗记忆犹新：
　　是触景生情，或是早有想法，书记突然说，他想给西部工委另起一个别名，问我有何看法？我当时告诉他，可以叫藏羚羊队，因为我们是保护藏羚羊的。书记笑了说，野牦牛更像我们这支队伍的精神，我说也可以，你就是野牦牛队队长。全车的人都笑了，野牦牛队和野牦牛精神就这样诞生在茫茫的荒野中。
　　9天后，巡山队伍返回，欧阳荣宗已经换了一个人。他与扎巴多杰，与野牦牛队的感情，从此无人能撼动。从此，欧阳荣宗的名号逐渐传开，所有的野牦牛队的人都叫他董事长。原因很简单，西部工委的几乎所有办公经费、巡山经费，都出自他的“投资”。他说：
　　这次进山虽然只有短暂的九天，可对我来说就经历了生与死的感受，看到了惨不忍睹的场面，体会了这支队伍的辛苦。回来后我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扎书记的真诚、队员们的热情，都深深的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次进入腹地，所见情景令人担忧，我想起了七十年代末我到拉萨，路经楚玛尔河时，岸边野生动物藏羚羊成群在活动，见我们的车它们根本就不在乎也不逃跑。时过十五年，青山依旧，场景全非。几天能见的只有零星动物在活动，盗猎者的血腥屠杀已经把可可西里搅得不得安宁。
　　西部工委的工作任重道远，他们六十几个人，管辖着4.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工作条件如此艰苦，常人无法想象。这次进山，书记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我，想尽办法要弥补前段时间的合作给我造成的损失。这更令我感动，当然我也知道这并不是书记的错，经过几天同舟共济，从体会到同情，我想了很多，为了可可西里，为了拯救无人区的生灵，他们背井离乡来到格尔木，这里没有他们正常的工作环境和集中栖身之地，六十几个人分散在全市各个角落，有的租旅社，有的住民房。每一次巡山，通讯员要通知半天，工作太不方便。我从良知上感到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工作场所。这件事在当时，只有我能为他们帮忙。
　　欧阳荣宗决定把关闭后的昆仑酒家借给西部工委办公用，再把自己位于开发区的办公楼和院子，给西部工委作仓库和车库。野牦牛队从此在柴达木中段，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办公地点。
　　接下来的日子就简单了，董事长当得很慷慨，每当要巡山时，他都是两万，三万地掏出现金来。巡山收缴的藏羚羊皮、子弹、枪支也都存放在他开发区的院子里。
　　盗猎分子们不死心，拿炸药炸他的围墙，炸开大洞就钻进去，把被收缴的猎物重新偷出去卖；或者，就打他守仓库的员工。
　　■在迎来曙光、黎明到来之际，他却离世而去
　　1998年9月，扎巴多杰找到欧阳荣宗，说，董事长，你跟我去一趟北京。
　　北京给了扎巴多杰，给了野牦牛队巨大的支持，包括心理上的支持，也包括经济上的捐助。还有一些人在后面使力帮忙，希望解决野牦牛队的“人员编制问题”，改变其马上要被解散的命运。野牦牛队有三、四十人，多的时候达五、六十人，可除了扎巴多杰，没有一个人有“编制”。这意味着，没有一个人有正式工资及相关待遇。
　　欧阳荣宗回忆当年：“我们也迷迷糊糊，北京太大了，太挤了，我们从戈壁、从草原来的人，不习惯。我们对北京不熟悉，北京大得让我们害怕。每天只是跟着自然之友等机构的安排，他们让到哪讲就到哪讲。”
　　他们到了好几所大学演讲。在北大时，学生听说扎巴多杰、欧阳荣宗都擅长喝酒，就把瓶子里的水倒空，灌上二锅头。有酒做伴，二人越讲越高兴。欧阳荣宗兴奋起来，号召大家毕业后到到可可西里继续“深造”，全场掌声一片。
　　然后两人又到了成都，参观了峨眉山、卧龙自然保护区；应扎巴多杰的要求，欧阳荣宗与他一起到了福建老家，专程探望了病重的母亲。欧阳荣宗还雇了船，两人一起去看大海。回到西宁后，扎巴多杰非常高兴，他先向省里汇报了情况，又急忙返回玉树，准备向州里、县里汇报。欧阳荣宗因为要去照顾新疆克拉玛依的一宗生意，就在西宁与扎巴多杰分开了。
　　这一分开，就是永诀。
　　日，欧阳荣宗接到西部工委副书记梁银权的电话，说扎书记头天晚上走了。
　　欧阳荣宗说，哦，他去了哪里？
　　梁银权说，扎书记去世了。
　　欧阳荣宗愕然。他星夜从新疆往玉树赶。
　　没有人知道扎巴多杰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只知道日晚，扎巴多杰的邻居王某与妻子途经扎书记家门口时，恍惚听见里面有藏语争吵声，他们回到家后，刚刚平息的争吵又开始了，随后听见开门声。他出门看见扎巴多杰的爱人白玛带着孩子走出院门，从后面跟出来的扎巴多杰朝天开了一枪。在王某的劝说下，扎书记转身进了屋，白玛仍和小儿子站在门外。王某刚回到家就听到隔壁传来两声枪响，扎书记出事了。
　　满怀狐疑的欧阳荣宗，一心以为扎巴多杰是被人暗杀的，担心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因此一路上非常小心。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进入了玉树州州府所在地结古镇。这时候，扎巴多杰已经天葬了。他唯一能见到的是灵堂和守灵的人们。
　　在扎巴多杰的灵堂外，欧阳荣宗忍不住了，他在心里破口大骂：“扎巴你不是男子汉，反盗猎的事情还没完，你就不明不白地走了，你是什么意思？啊？”
　　欧阳荣宗的眼泪在离开灵堂后泉涌而出。他接连询问扎巴多杰的妻子、妹夫、司机，想搞清扎巴多杰到底是怎么死的。
　　2002年，欧阳荣宗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做采访，又专程从治多赶到玉树，来到扎巴多杰的家，看望他的妻儿――
　　记者对着书记的遗像，说出了这样的话：“可可西里保护任重道远，正在全社会扶持你们的事业的时候，你怎么就这样走了呢？家中的妻儿老小该怎么办？昔日与你同甘共苦的战友们该怎么办？”记者说不下去了，流着泪离开小屋……
　　正在这时一股焦味不知从何而来，仔细一找是从我们刚点酥油灯的小屋子中飘出，我赶忙推开屋门，焦味传出来，只见扎书记灵位前的遗像倒在酥油灯上，已经被烧了一半了。大家过来赶紧灭了酥油灯，熄灭照片上的火。
　　那半张被烧焦的遗像照片，苦苦困扰了我很多年，是扎书记阴魂不散还是心有灵犀，我不得而知。这件事却时常让我从梦中惊醒，无法忘记同书记相处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追忆可可西里几年来的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在迎来曙光和黎明到来之际，他却离世而去。之后的一年多这支队伍也随之烟消云散。为了让这段历史不被淡忘，为了让这位英雄和这支团队精神永存，为了让无数为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做出贡献和献出生命的勇士们光照千秋，激励后人，我有责任提起这支沉重的笔，记录那段难忘的回忆。
　　从这一天起，欧阳荣宗发誓要写下扎巴多杰的故事，希望人们记住可可西里和野牦牛队，记住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准备把这本回忆录定名为《梦断可可西里》。
　　(责任编辑：彭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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