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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天下大乱
　　天生万物，各安天命！距离圣灵宫变故已过三天有余，这场小规模的刺杀并没有给圣灵城带来任何的灾难。还好那些刺客并不是针对圣灵城的官员或者百姓，不然那一晚难免会伤及到无辜。只是很多百姓并不知道那一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那天空之中降临下来的是什么。　　直到时隔多天后，一些千奇百怪的小道消息开始疯传开来。有些人说那降临的肯定是一位仙界来人，还有些人说那个发光东西的一定是个宝物！直到一个礼拜后，一个让人半信半疑的消息才从修罗国传了过来。因为圣灵城几乎处于一个封锁的状态，所以很多外界消息来的都很慢。是谁说的已经无法知道了，也许是一个卖菜老伯说的，也可能是一位砍柴的樵夫说的，总之都是在说修罗帝国龙妃公主已死的消息。　　修罗国的百姓们很高兴，因为最让他们惧怕的统治者终于死了。虽然明面上不敢过于表露出来，不过在一些酒楼闹市等地方还是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但是好景不长，很快那些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被抓了起来，而后在各个城池中也都贴出了一些通缉令。　　当龙阳国消失之际，很多名门正派或者一些修道之人都惨遭屠杀。所以在修罗国内几乎看不到一个侠客之人，他们就如过街老鼠一般被官府四处追捕。好在修罗国地域极其庞大，而且很多侠客都能混在普通百姓中隐藏起来，所以根本除之不尽！可任谁也没有想到，虽然龙妃公主已死，但是百姓们的处境却更加艰难起来。在龙阳皇帝统治期间重任文官，可到了龙妃公主统治的时候就反了过来。　　直到如今，真正统治修罗国的只有两人，应该说是两个家族，一个是南宫家，另一个就是袁家。因为两家职责不同，所以兵力上也是过于悬殊。袁家已经守护了龙阳国百年之久，手中更是握有边外百万兵马，那战力不是南宫家所能相比的。有的人生来就是君王，有的人生来就臣子，袁家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守护龙家的存在。　　对于龙妃公主的死，修罗国很多人都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就像眼前之人，他始终都不愿意相信龙家的最后一人会死去。袁烈，整个边关军队的真正统治者。他从不参与内政，一生只做两件事，一件就是保卫修罗国的安危，另一件就是守护龙家的帝王。他不在乎是谁统治这个国家，也不在乎国家的百姓是否安康。对于袁烈来说，除了帝王的命令，没有什么比修罗国的安危更为重要！无论这个国家是叫龙阳国又或者变成了修罗帝国，他要做的只是保护这个国家，还有守护帝王的存在。　　只是短短的几天，因为龙妃公主的死去，整个修罗国开始陷入混乱起来。镜花水月只是龙妃公主的左右护卫而已，其实手里并没有太多的实权。现在修罗国真的已经变成了修罗般的帝国，国内西部靠近魔之沙漠，这里贫穷百姓众多，很多江湖人士也隐匿于此。可是不知何人组建了一支反叛军，最关键的是里面江湖高手众多，这让修罗国的士兵尝尽了苦头。　　而在龙阳城内，南宫流离听闻龙妃公主死讯后大发雷霆，更是当着百官面前立下毒誓必要为龙妃公主报仇雪恨！因为南宫家的势力颇为庞大，整个皇城又处于没有政权的时代，所以南宫流离渐渐的掌握了大权。很快他就命令大军前去镇敌，可调遣不动边外部队，南宫流离只好用抓壮丁来补充兵数。　　塞外雪域边境处在一座大营之中，两个女子正跟眼前的中年男子交谈着。镜花水月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现在整个修罗国都已经乱套了！站在两人面前的正是袁烈统帅，听闻二人话语他只是默默的道：“我袁家只听龙家君王的调遣，所以二位还是请回吧！”镜花望着他毫不关心的模样很是气愤道：“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公主死去，可是这把破天剑该如何解释？”说着说着就把破天剑放在了桌上。　　袁烈低头看了一眼后仍旧坚定的说道：“没有公主的命令，我绝不会派兵遣将！”水月看着他那坚定的态度也是怒声道：“现在龙阳城都被南宫流离掌控住了，身为龙家的守护者难道你就不管一管吗？”袁烈此时只是闭目不语，似乎不想在重复先前的话语。直到镜花水月离开后他才慢慢睁开双眼来，看了一眼桌上的破天剑，很快就仰天叹息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只要一日不见那尸体，我袁某就只听公主的调遣。”他的表情有些悲伤，似乎失去了一直想要守护的东西。　　遥远的圣灵城内，这里百姓依然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但是有些百姓不高兴了，因为那家面汤酒楼居然关门了，这让很多爱好羊骨汤的人实在有些难以接受！冷薇跟顾闲倒是来过几次，但每次都无功而返，甚至连老板娘都不见了。走在回去路上的顾闲有些难受，毕竟他失去了一个知心的好朋友。一旁的冷薇倒是蹦蹦跳跳的，好像没有受到此事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两人刚认识不久吧！　　顾闲见她高兴的左顾右盼，很快就出声疑问道：“萧忆不见了，难道你不伤心吗？”冷薇正拿着一个拨浪鼓不停的摇着，听到话语后也是转过脸道：“你难道看不出我很难过吗？”说完就继续拿起别的东西玩起来。看着她那一副快乐的表情，顾闲很是懵逼，似乎根本就不懂眼前女子的心思。　　可前面的冷薇玩着玩着突然就停了下来，随后满脸伤心的对着顾闲抱怨道：“都怪你！我现在觉得好难受！”望着满脸悲伤的女子，顾闲又搞不懂了，只好无奈道：“我的公主殿下，你又怎么了？”冷薇此时闷闷不乐的朝前走着，还边开口道：“以前我养了一个小猫咪，它跟萧忆一样可爱，而且我每次都喜欢亲它。”说着说着突然低头叹息道：“可惜后来它不见了。”看着眼前性格多变的女子，顾闲只是感慨甚多！　　神秘的圣灵宫内，两个女子正互相对视着，一个面带薄纱，一个满脸都是黑色胎记。原来面前二人就是老板娘跟圣女，凝视了片刻后老板娘就轻声说道：“好久不见，妹妹！”她的表情充满了溺爱之色。可是对面的女子只是平淡的回应道：“心若有情，怎能成大道！”说着说着就看了一眼老板娘脸上的胎记。看着依旧冷漠无情的圣女，老板娘只好转移话题道：“我想用玉铃铛换一个人的性命，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只是她的话音刚落，房间里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　　圣灵使者主要是为了保护圣女而存在，只是见到老板娘没有威胁所以之前并没有现身罢了！可玉铃铛乃是有缘之物，并不是靠争抢就能夺来的。听闻后他也不得不现身道：“不知要救何人，那人尚在何处？”老板娘很早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闻声后也是急忙回应道：“就是那晚灵珠抉择之人。”圣灵使者没想到老板娘要救那个人，可是灵珠已碎，宿体也早已随之消亡！微微的闭上眼感受了一下，很快圣灵使者就开口说道：“圣灵珠乃是上界无上法宝，虽不知仙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灵珠已碎，那宿体必然早已消亡！所以还请姑娘换个心愿吧。”　　老板娘听闻后眼泪又开始不停的滑落，很快就不甘心的说道：“世人都说圣灵宫有仙人存在，难道你真就不能救他吗？”圣灵使者闻声后只是平淡的回应道：“仙人虽能超脱生死，可起死回生之术并不是谁都会的，望姑娘还是说说其它心愿吧！”这句话对于老板娘来说无疑等于绝望。可是一想起那个稚嫩的脸庞还有那份单纯的笑容，她的心里就感觉好难受，似乎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抬起头望了一眼那个面无表情的女子，很快老板娘就破涕而笑道：“玉铃铛我可以给你！只要你能答应带我前往仙界！”听闻这个要求后圣女表情终于怒了，可很快又突然平静了下来。圣灵使者却有些无奈，距离大劫之期已经不远了，可偏偏这一次却同时出现了两个玉铃铛。随着使者掐指一算，很快他就无奈叹息道：“真是天命难违啊！”说着说着就转头看向老板娘道：“我答应你了！”　　寒冷的天空中，一群鸟儿很快隐没与圣灵山中。在高高的圣灵山顶，一座古亭孤立其中，它的外面看起来很古朴，好像年代久远！此时古亭之中正坐有一和尚，只见和尚拿着一个破碗，眼神也一直望着圣灵崖的方向。只是片刻后就起身笑道：“真是愚昧无知的傻小子，我那宝贵的还愿珠竟被当成了饰物。也罢也罢！”说完就纵身一跃跳下了圣灵崖。　　----------------------------------------------------------------------------------------------　　“生于天地间，行于五行外。望其二人伤的面目全非，老衲我也是心痛不已！奈何此子过于善良，虽一身正气可难成大事。罢了，罢了！今就收回一珠，算其许一愿。抬头望去，那女子却是个奇才，且天地之劫应运而生，或许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可时机未到，也不可逆天而行之！”（第二十章完，圣灵篇快要完结了，主要写的还是修真界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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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内学者对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观点与我的评论
【二）我的评论
【二】现代化视野下，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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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当然有其内涵，这就如同世上任何一个概念均有其自身的规定性一样。但是我国体制内学者总结出来的科学内涵，究竟符不符合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当下说到和谐，更多是一种无奈的调侃，譬如某网民的一篇文章，因为不符合所谓的要求被删除，谓之“被和谐”。因此“和谐”一词更多具有了负面的意蕴——某医生把射入士兵身体、露在外面的箭杆剪掉，于是这个士兵的箭伤就被认为是治好了、士兵的身体也“和谐”了。这虽然是一种庸俗的“伪和谐”，但却是当下和谐社会建设中一种普遍的现象，反映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刚刚进入初级阶段，距离真正的和谐社会，还需要一场万里长征。
据此，许多人认为，和谐是一个内涵含混庞杂、外延模糊广阔的政治愿景，不具有科学意义与价值意义，更多类似于民间所说的“捣糨糊”。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也可以看做是对眼下官员热衷以“捣糨糊”的手法来曲解和谐的一种反应，但和谐毕竟是一个有着深厚民意基础的价值目标，现在提出来，显然是针对此前“斗争哲学”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捣糨糊”，我们必须厘清和谐真正的科学内涵，剔除“伪和谐”观念的非理性，这对于当下和谐社会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一】体制内学者对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观点与我的评论
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这个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和谐社会的组成要素有哪些。
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和谐社会提出定义和解释，但是，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
高尚全教授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的概念。从理论上说，是社会各个阶层和睦相处，社会各级成员各尽所能，使人民的聪明才智得到全面发挥；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的社会。简言之，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系统，有效的系统。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把和谐社会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一，和谐社会以人为中心，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第二，和谐社会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道德约束来实现的；第三，和谐社会的实现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定时期公共治理的实现。汪玉凯认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满足以上三个层次的条件。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洪大用提出了理解和谐社会的三个角度。第一，贫富差距的利益分配角度；第二，社会公众的社会共识角度；第三，可持续发展角度，即积极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洪大用认为，社会现在非常关注第一个角度的理解，即从利益分配角度来讲述和谐社会，但是，和谐社会更重要的在于第二和第三个角度，即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共识；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张大平认为，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因为“和谐”是没有上限的，达到和谐以后还可以再和谐，这是一个过程。但是和谐社会却有底限，如果社会的不和谐突破了这个底限，社会将发生动荡。因此，理解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找到和谐社会的底限在什么地方，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等措施保证社会和谐的底限不被突破，进而在此基础上追求更和谐的社会。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央提出“和谐社会”这个理念，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高尚全认为，和谐社会理论的出现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他指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开始强调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往人们对小康社会的理解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而和谐社会的提出则强调了质量方面。这表明我们开始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质量，而不仅仅是重视经济指标的增长。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根本所在。
李连仲则认为，“和谐社会”的提出解决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要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逐步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和谐社会”的提出解决了第三个重大问题：……。
3）迟福林认为，目前我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大利益的重新调整。但是调整到什么程度并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调整的成败，这个问题以往并没有得到重视。和谐社会的提出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改革利益调整必须以和谐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各种改革措施是否有利，可以用“是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标准来判断。
孙立平指出，和谐社会这个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开始从单一中心的时代逐步过渡到一个多元中心的时代。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全社会都忙于阶级斗争；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社会都忙于经济建设。孙立平认为，一个只有单一中心的社会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而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逐步形成多元化中心，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中心任务。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单一的中心时代的理论必然具有不足之处。和谐社会的提出正好适应了多元化社会的需要，是多元化社会背景下，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演化出来的一个具有很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理论。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研究员认为，提出和谐社会这个理论具有三重意义。第一，实践意义：解决和应对当前我们面对的各种社会矛盾；第二、理论意义：……；第三，战略意义：……。
尽管专家们分析和谐社会组成要素的角度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和谐社会必须以人为基本要素，实行机会均等，形成自动解决冲突的机制。
丁元竹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必须要有三个要素，即：机会、责任、社会组织。首先，一个和谐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的成员提供参与、分享的平等机会、公正的机会。其次，一个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责任的社会。政府有政府的社会责任，公民有公民的社会责任，企业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有各个组成部门都负责任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最后，如果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全，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比较困难的。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责任方面的积极作用。
汪玉凯则指出，和谐社会有三个层次的和谐。第一个层次是人和自然的和谐，这包括：崇尚自然规律、爱护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最大限度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层面体现了人和社会的和谐。第三个层面，公共治理和谐，即政府公共治理必须达到和谐。这个内涵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三者之间的有效发展；第二，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政府与社会的合作；第三，社会公平以及政府的管理体现正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所长李晓西教授认为，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但我们要正确、全面理解“人”的本质含义。李晓西指出，对“以人为本”有六个方面的理解，即：“以人为本”对公务员是一种管理目标的要求，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为本”是对现实矛盾的一种反思，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以人为本”是一种对后代人的代际负责，即以后代人为本；“以人为本”对社会制度而言是文明的体现，即以所有人为本；“以人为本”对强者而言是对弱者给予帮助的呼唤，即以自己和他人平等为本；“以人为本”对公民是一种基本的理念，即以他人和自己同等为本。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指出，和谐社会有许多要素，但是如下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和谐解决冲突的机制。赵晓认为，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冲突，而是有一种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冲突，能够使这个冲突最后回归到一种和谐当中去。他以美国为例，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但是它的政治框架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可以把这些矛盾和冲突有效地解决掉、消化掉，使这个社会最后的结构能够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
孙立平认为，构成和谐社会的要素主要有三个，即结构多元化、职能多元化和价值多元化。孙立平指出，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有多元化的结构，分化的结构履行不同的职能，不同的职能体现不同的价值。在各个结构不同的分工与合作之下，形成一个稳定的、和谐的社会。
常修泽认为，和谐社会内部蕴含了三个有机的统一体，即民主和法治的统一、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多元与公正的统一。
二）我对上述观点的评论
上述学者的观点似乎都有道理，但在逻辑的严密性、精确性与实践的可操作性上，不免使人生疑。因为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血的教训。想当初，西方泊来的所谓科学XX主义，不也是看上去挺美、挺科学的？使得成千上万志士仁人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结果几十年后发现，所谓的科学XX主义不过是乌托邦。
和谐，从字面意义来理解，是指不同事物、对立事物间搭配协调、适当、匀称，形成一种共生共荣的平衡关系。汉语中最早的和谐，是指不同音律的乐音组成一首优美的旋律。因此，和谐的最本质含义是多元平衡。即以音乐来说，如果都是一个音，那是无法奏出曲调的。因此，中国古人有“同则不继”的说法。
古希腊时代的西方人，也非常重视和谐。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谐”。赫拉克利特则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
从古今中外学者对和谐本质的理解，我觉得上述几位的观点中，孙立平的比较靠谱。孙立平始终抓住了多元平衡这个核心，以此来阐发和谐社会的内涵。赵晓的观点也不错，他认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有解决冲突的机制。所谓解决，不同于压制，当下以和谐为借口压制冲突，只是无知无能的表现。高尚全教授把和谐社会定义为稳定有效的系统，或说是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这个定义不错，但这只是和谐社会的外在特性，不是它的内在规定。
探究和谐的科学内涵，最忌把和谐当做筐，凡是好的都往里装。
和谐社会有着明确、深邃的科学内涵，撇开了这个科学内涵，和谐社会有可能流于空泛的“美好社会”。古往今来，我们有过不计其数的“美好社会”的理想，各政治派别为了自己的“美好社会”争斗了几千年，至今未有平息。
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何尝不是一个“美好社会”？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也在致力于他们的“美好社会”的建设。这些“美好社会”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和谐社会”。这当中，最有资格获得“和谐社会”桂冠的，应该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仁义社会”。你看，在那个君明臣忠，父慈子孝的人伦社会中，社会主流价值就是“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是崇尚“天人合一”。与西方社会比较，这是一个“和谐”高于“发展”的社会，为了静态的低水平的和谐，宁可牺牲发展。
批判理性主义者卡尔 波普尔对东方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并不十分赞同，反而给出尖锐的批评，他雄辩地指出：“没有冲突的社会是无人性的。它不会是人类社会，而是蚂蚁群体。”（引自波普尔讲演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P.171，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96年版）蜜蜂与蚂蚁都是社会性的动物，它们的社会堪称完美的和谐社会。因为迄今为止，昆虫学家还未发现某个蜂群或蚁群是因为内部冲突而崩溃灭亡的。这并不需要穷尽对世界上各个角落蜂群与蚁群的观察，因为这些虫子个体不同的生理结构（分为王、兵、工三种个体）就决定了它们用不到冲突。造物主在创造蜜蜂蚂蚁时，并没有为工蜂（蚁）编制反抗压迫的基因程序，所以这些虫子社会在王与兵的统治下高度和谐，没有内耗。
对立统一是宇宙间最根本的规律，和谐与冲突（竞争）二者不可偏废。讲和谐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摈除有益的冲突与竞争。波普尔上述的说法，并不表明他主张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他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实际主张以词语的冲突（批评与争论）来取代刀剑的冲突。
和谐社会既是政治愿景，也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不能因为眼下有些人搞庸俗的伪和谐，就把和谐当做“捣糨糊”。
那么世界上有没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呢？我以为和谐社会不是没有问题、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现实、稳定、有效、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今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和谐社会。譬如参加讨论的常修泽学者提出：“和谐社会内部蕴含了三个有机的统一体，即民主和法治的统一、（严格说，常的这一提法不准确，因为法治中本来就包含着民主，没有民主权利的法律不能称为法治——引者）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多元与公正的统一。”这三个有机统一体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是可望不可及的稀罕事物，在欧美发达国家却是寻常可见的基本事物。因此，和谐社会理论，可以看做是现代化理论（Theory
Mordernization
要理解和谐社会，必须将之置于现代化视野之下。离开这个视野的和谐理论，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反动倒退的理论。在这个视野下，我以为，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帕累托改进，其二是理性主义。
一）内涵一：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
首先谈谈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意大利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Vil-fredoPareto，汉译维弗雷多 帕累托）。所谓帕累托改进是这样的，一项举措至少能使一个人获益而无人利益受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文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帕累托为和谐社会科学内涵的理由。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帕累托的介绍以及实例；第二个方面是对其历史作用的分析。
有帕累托，就有反帕累托与非帕累托。什么是反帕累托？一项举措，无人受益、至少有一人利益受损，就是反帕累托。文革就是反帕累托，而且不是一人利益受损，几乎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受损（包括四人帮及其爪牙）。文革之后的改革，大多都是帕累托，譬如四类分子摘帽、右派平反以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等。
再举一例来说明帕累托与反帕累托。从前有一个国王，年老体衰，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令他担心的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年轻而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那些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会忠心辅佐年轻的新国王吗？于是老国王在去世前对那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采取了严厉的整肃行动，某大臣被控意图谋反打入大牢，某将军被指治军无能被解甲归田。当差不多所有的朝廷重臣都被整肃后，老国王一命呜呼、驾鹤归西。新国王甫一就位，立即对老国王去世前的整肃行动进行纠偏，所有受到不公正处理的老臣都被平反。于是众大臣都忠心拥戴新国王。这个故事里，老国王的整肃就是反帕累托，新国王的纠偏就是帕累托改进。
但是，无论是帕累托还是反帕累托，在现实生活中都比较罕见，常见的却是非帕累托（严格来说，反帕累托也属于非帕累托），所谓非帕累托是这样一项举措：有人得利、有人受损。当大多数人得利、少数人受损时，我们觉得这项举措是可行的。这时，可以利用“补偿原则”，即当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社会得益还有多余，这项非帕累托改进就成为了类帕累托改进，又称“卡尔多－希克斯改进”aldoricks Improvement）。
当少数人得利、多数人受损时，我们会说这一举措不公平。如果强制推行，社会就会失去和谐与稳定。
帕累托既然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我们就有必要从博弈的角度来看看帕累托。人类相互间的博弈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形态：
民间所说的“损人不利己”就是反帕累托，“损人利己”与“损己利人”都是非帕累托。胡总书记提出的不折腾，折腾就是反帕累托与非帕累托。
利益，是每个人与集团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社会问题的一大根源。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必须是能摆平人们相互间利益的理论。帕累托理论就是处理人们相互间利益的理论，以此为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就使和谐社会有了坚实而明确的科学基础，也使和谐社会告别了“捣糨糊”的尴尬。
有人认为，帕累托改进好是好，无奈现实中很罕见，我们到哪里去找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方法呢？我以为这种看法不对，我们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社会还称不上是和谐社会，而是一个不和谐、矛盾相当尖锐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与发达国家比较，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机会，要远多于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几乎可以说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因此，帕累托在发达国家成为罕见，而在中国却是机会多多，这也是我们的后发优势的来源。
为何文革后的改革多是帕累托改进？还不是因为文革本身的反帕累托所致？这种情景与老国王临死前的整肃是一个道理。
中国目前虽然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为何仍是发展中国家呢？就是因为在现代化最坚硬的核心——文化面前，我们尚未攻破，我们在文化上还处于前现代的状态。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合理化。按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分为器物、制度与文化三个层面，三个层面都实现了理性化/合理化才被认为是真正的现代化。文化层面的前现代化，就说明我们的基本理念缺乏理性化与合理化。所谓不合理，集中表现对自己利益的懵懂无知，或说，我们的基本制度中，还有许多是属于反帕累托与非帕累托的，或说是属于损人不利己或损人利己、损己利人的。对这些制度的纠正，就会带来大量的帕累托改进。
譬如在新闻出版法的立法问题上，就因为几十年前一位元老说过，不要立新闻法，以免他们利用这法律跟我们作对（大意），所以几十年来，在国家生活的重要领域——新闻出版领域，一直不立法，使“依法治国”在这一领域落空。这样固然使反对派无法利用法律搞合法斗争，但也给统治者在这一领域的治理带来了大麻烦。首先，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大受制约，使地方与中央部委的诸侯们有了瞒上欺下的权力，结果常常使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其次，也使各级政府的公信力大受影响。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反帕累托，或说是损人不利己的政策。现在不是说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吗？整个新闻出版领域既然无法可依，一切皆靠人治，这个文化产业又如何能够正常发展？
类似的反帕累托制度在我国不胜枚举。李连杰的壹基金就是一例。政府自己搞公益慈善力不从心，民间要搞又不放心。这种反帕累托的现状使慈善研究者和捐助者们得出如下结论：“我们的文化里不缺慈善传统，但我们现在缺少合理的慈善制度”。
上述二例，广泛存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被纠正、被克服将带来大量的帕累托改进。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潜在资源。
当下，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不合谐的现象比比皆是，是导致如今社会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譬如一般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政府往往低价征地，失地农民无法从土地升值中获益，导致生活困顿。这是时下最常见的非帕累托改进——开发商与政府以及购房业主都从从土地升值中获利，唯独土地所有者农民利益受损。在这当中，开发商往往获得暴利。这一非帕累托格局能否改变，变为帕累托格局？
笔者遇到这样一个项目，该项目利用农民原来的宅基地进行整理，在不侵占农田的情况下，得到了11平方公里的房地产开发用地。由于坚持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政府对农民的保护可谓是全方位、从头到脚的保护。结果是开发商、政府、农民、城市来的购房业主的多赢。开发商平均每建筑平方米获利1000元，总建面2000万平米，开发商获利200亿元（有多个开发商），政府税收大幅增加，政绩明显，一个原来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中下水平的镇，一跃而成为当地标杆。农民每户获得一到两套住房（每套80平米，二室一厅），每年有股权分红，每月有工资收入，人人有社保。城市来的购房者买到比同等地段每平米低1000元左右的住房。这就是一个房产开发项目中的帕累托改进——所有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都有增进，无人利益受损。
当下我国房地产开发中，农民的利益容易受损的原因在于，农民无法享受土地升值带来的收益。在大量投资投到土地之前，农民的农田按市场价格确实不高，在苏南浙北地区，农民能从每亩地获得10万元的补偿，应该说是公道合理的。但当农村变为城镇，失地农民的生活成本也大幅提高。如果农民仅仅获得住房而无谋生的生产资料，生活在新城镇的农民不免要陷于谋生的危机中。这个镇的政府在卖地后把大笔资金投入经济园区的建设中，建成后的厂房办公楼用于出租，这样就使农民有了股权分红。农民就近进厂打工，又可获得工资性收入。
这个地区以往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开发商每平米如果赚不到元，就被认为开发失利、失败，因此，房地产暴利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现在由于政府强势介入，从土地供应到销售价格，政府均进行干预。政府考虑到开发面积巨大，故对房价进行限制，使每平米比周边同等地段低1000元左右，这样就大量吸引了上海的购房者，开放商当然懂得薄利多销的道理，由于价格优势，房屋销售很快，开发商最终还是赚得钵满盆满。
这个项目之所以具有帕累托性质，关键是对开发商的暴利进行了合理限制。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一任自由市场机制起作用，那么包括了七通一平条件的楼板价顶多在每平米800元，但政府给出的底价是1400元，这多出来的每平米600元，就使政府有了投资建工厂与办公楼的本钱。由于楼价受市场限制，政府提高土地卖价就是压缩开发商的利益空间，使开发商原来每平米至少能赚1600元被压缩到了1000元。也就是说，政府提前支取了地价上升带来的收益，并把这些收益转作农民的股权投资，从而保障了农民未来的权益。事实证明，正是这一压缩，带来了购房业主与农民利益的保障，使原本一个非帕累托的项目变成了共赢、多赢的帕累托项目，实现了利益攸关方的关系和谐。
历史上，美国二战前上台的罗斯福总统，也是通过对资本的压缩，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保罗.克鲁格曼（美国经济学家，200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其新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10）通过对罗斯福新政的回顾，向我们叙述了这一帕累托改进的历史。
30年代之前的美国，与今日中国一样，是一个正义匮乏的社会。罗斯福上台后，采取了三大措施：
罗斯福此举被称为“大压缩”，也引起人们对物价上涨、老板撤资的担心。但由于工人薪水增加、耐用消费品按揭施行，二战爆发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内需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尽管老板的成本与税收都增加了，但市场能承受价格的提升，需求强劲，老板的利润不降反增。，真正实现了双赢与多赢。
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主要是刺激公共投资，实际其前任胡佛也采取了这些措施（胡佛水库就是一例），但因为没有将最大的内需调动起来，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对资本的压缩，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就不是帕累托改进，因为资本家的利益受损了（税收增加成本上升）。实际并不是这样。原来，在没有压缩之前，资本占剩余价值比例假如为70%，工人占30%，压缩之后资本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升，但从绝对值来看，资本的绝对值上升了——蛋糕做大了，怎么能说资本的利益受损了呢？一个老板，在罗斯福总统的改革前每年赚100万美元，改革后每年赚200万美元，怎么能说他的利益受损了呢？
有暴利，就没有和谐，就没有帕累托。压缩，是对不合理的利益的压缩，而不是对合理利益的压缩，所以压缩暴利、纠正不合理，一定能带来共赢、多赢的帕累托改进。
接下来谈谈帕累托改进在历史上的作用。
按照某些流行的理论，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革命、战争成为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不说革命，单单战争，就带来了先进科技的大发展，因此斗争成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似乎是无可置疑的。我这里要与这种流行的理论唱反调，我认为，只有帕累托改进、只有和谐，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革命与战争，往往是历史发展的阻力与反动。
火的应用、市场交换体制的发明、工业革命、专利制度，这些都是帕累托改进。火的应用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相反，所有用火的人利益都得到了增进。市场买卖体制的发明也是如此。原始部落时期，各部落的交往如同野兽一样，基本都是你抢我、我抢你。平等互利的交换结束了部落间的大部分战争，渔猎部落可以不用流血获得农耕部落的粮食，农耕部落也可以用谷物换取游牧部落的牲畜。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没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所有参与者均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工业革命是新的生产工具取代落后的生产工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落后工具为生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不可避免要受到损害，但新工具使用带来的效益完全可以补偿这些损害并且还有多余，因此可以看作是类帕累托改进或者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专利制度也是帕累托改进，因为这种制度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合法利益，其结果是对所有人都有利。
回顾一下我们现在与古人的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进步差不多都来自帕累托改进。
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曾一度被认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动力，然而事实上，这些起义、革命显然谈不上共赢，不过是双输或零和。问题是，这些起义或革命真的解放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吗？显然不是。自18世纪以来，西方发现，古老的中国在近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基本没有发展，是一个僵化、停滞不前的老朽帝国。这一点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本来就以稳定、保守为价值取向。之所以会造成这一状况，应该说不绝如缕的起义与革命居功至伟。每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与革命，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兵荒马乱，玉石俱焚是对这一状况的恰当写照。但是对革命与阶级斗争的崇拜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每次大的革命后建立的新王朝，都会对农民让步，因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说法基本是胡诌，新王朝建立之初的让步政策不过是大动乱、大破坏之后的休养生息，是迫不得已的行为。所谓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过是恢复性增长。中国从明清之际出现的人口暴增，从一亿左右增长到3、4亿人口，与革命和战争无关，而是从新大陆引入了红薯和玉米等高产农作物的结果。
笔者遇到一位瑞典的学者，他说，我们瑞典人希望向世界传达这样一个理念，瑞典能有今天的富裕与安宁，与瑞典这1000年来很少战争与革命有关。我认为这是一种最重要的常识，财富需要一代一代人的累积，革命与战争是对财富的破坏，这种破坏越少，财富的累积就越多，也容易创造出更多的新财富。我们说起中国总少不了“底子薄”的国情，中国为何“底子薄”？还不是因为几千年来频仍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每隔几十年来一次天下大乱，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被迅速清零，怎么会底子厚呢？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革命与战争虽然会打烂坛坛罐罐，但它对历史的推进作用也是很大的，譬如古罗马斯巴达克奴隶起义以及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等。对此，笔者并不否认，但历史发展、前进的主要动力来自帕累托改进，而战争与革命这类非帕累托改进，只是一种次要的动力，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战争与革命对历史的发展进步起到了负面的作用。说到革命，不能不提到英国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以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妥协而避免了暴力的进一步升级，符合帕累托改进，是文明理性的胜利。把这场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比较，孰优孰劣立见分晓。法国大革命对后世的影响可谓灾难深重，先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接下来是亚非拉的一系列革命，特别是中国的文革，可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刻意模仿，结果这场革命并定义为“浩劫”。
把战争视作历史进步动力的另一个根据是，战争催生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近现代以来，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都与军事相关。对此，我不予否认，但是如果没有战争，人类就不会有更多的发明创造吗?战争消灭了那么多的生命，把那么多财富投向了杀戮机器。如果没有战争，也许人类的发明创造会更多，历史进步的速度会更快。譬如，如果把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源投入光和作用的探究，说不定今天人们已经彻底解决了全球的粮食问题。当然，战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人类迄今为止尚未能彻底制止战争，因此无论是战争催生了科技进步还是战争压制了科技进步的论断，都不具有充分的理由。
马克思可以说是“斗争哲学”的鼻祖，但是与他的东方弟子比较，他还是稍微有些理性的。马克思认为，人类需要一场低烈度的暴力革命，就可以永远消灭暴力，进入无需国家、军队的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眼里，这场低烈度的暴力革命接近帕累托改进，因而是对全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不像列宁、毛泽东那样嗜血，不喜欢即将到来的“最后的斗争”是一场残酷的、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必然会造成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而绝大多数居民则陷于赤贫、一切中间阶级都被消灭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世界上发达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自然会联手发动武装起义，届时军队也会站在无产者一边，豪富者在这种情况下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剥夺者被剥夺。在马克思看来，这实际也是对剥夺者的解放，因为此时的剥夺者已经成为资本的奴隶，他们不仅使工人被异化，也使自己被异化。因此，废除财产私有对他们也是一种解脱。这场兵不血刃的起义后需要短暂的无产阶级专政（3、5年，最多不会超过10年），以镇压极少数缺乏理性的资产者。然后整个社会废除专政，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对于东方的欠发达国家，马克思认为，很可能他们不再需要重新经历痛苦的卡夫丁峡谷，可以在西方发达社会的帮助下，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现在知道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乌托邦，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中间阶层的消亡，而是中间阶层的壮大，是无产阶级的消亡。但是马克思所憧憬的帕累托改进，其中凸显出他的价值观，却是他的东方弟子应该汲取的。
马克思的价值观继承了人类从早期基督教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优秀传统，因而是正确的、积极的，但他为实现价值观所创造的方法理论，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其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对立面统一的重要性，歪曲了阶级斗争的意义、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负面作用。列宁与毛泽东，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弟子，方法论（策略理论）基本正确，因而夺得了政权，但他们的价值观却是错误的。其结果同样不能建立和谐社会，不过是延续了马克思所憎恶的东方专制社会的寿命。
和谐社会理论力求在价值观与方法论上纠正以往的错误，以和谐社会理论取代斗争哲学，不仅在价值观上，而且在方法论上，全方位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和谐社会理论之所以能起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纠偏作用，关键在于把帕累托改进作为自己的科学内涵，如果撇除帕累托理论，和谐社会的内涵仅仅只是以人为本、适应时代需要，内部包含种种要素，却不回答如何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等问题，那么这种理论的科学性不免大打折扣。（未完）
帕累托理论的内在机理，实际就是理性主义，是理性主义在博弈论中的具体表现。和谐社会要具有科学内涵，一定不能离开理性主义。帕累托理论与理性主义是子概念与母概念的关系，帕累托是子概念，理性主义是母概念。
理性主义是哲学认识论领域内的一个专用术语，汉译也有译作唯理论的。哲学家一般认为，认识论是哲学最核心的领域，举凡价值观、方法论，均受制于认识论。文化是人类存在的方式，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认识论领域存在着两大根本对立的阵营，一派是经验主义，一派是理性主义，或说，人类认知的两种工具，就是经验与理性。而唯心与唯物并不是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分野。
理性不等于理性主义，经验也不等于经验主义。人类在认识过程中，一般都是理性经验二者并用，无论是理性主义者还是经验主义者，都不可能只用一种而弃绝另一种。所谓的理性主义，不过是特别推崇理性在认识中作用的一种学派（主张）而已。当理性与经验发生矛盾时，理性主义取理性、弃经验，或说是以理性来辖制经验。所谓的经验主义，则是与其相反而已。
要掌握理性主义这个概念，必须了解理性主义的一般特性。我以为，理性主义有着如下的一些特性：
说到理性，我们首先要将它与人的感性精神活动区别开来。民众一般生活中，都知道感性与理性的不同，故有某人较理性、某人较感性的说法。所谓理性，也就是以理智来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与方法，这种手段与方法不为情绪、欲望、道德、美学、传统等因素干扰、束缚。这就是理性主义给人的第一印象。
从理智性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出理性主义的逻辑性，即理性主义或符合理性主义的事物，通常表现为有条理性、明确性与自洽性，不是含糊不清、自相矛盾、随心所欲的胡说八道或神秘主义。逻辑性，是理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理性主义的逻辑性，就使之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思辨性唯心性，这与经验主义的实践性与唯物性恰成鲜明对照。
从逻辑性又不可避免地要导出理性主义的另一特性：抽象性。理性主义为何具有抽象性呢，这要从经验主义谈起。
经验主义的认识方法一般是从事物可感的外部形象入手，对相同的现象进行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因此经验主义具有具象性，所使用的方法则是归纳法。理性主义与此正相反。理性主义由于倚重逻辑，因此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它认识事物的方法不是靠形象、现象，而是靠思辨与逻辑，对形象、现象进行抽象，将之化为概念，依靠概念进行逻辑推理，从而深入事物内部，从事物的规定性来进行分析演绎。因此其所用的方法为分析法。这是理性主义抽象性的来源。
说到理性主义的抽象性，就不能不提到“实事求是”。抽象性在汉语中被认为是“虚”，虚的对立面则是“实”，“实事求是”与“实”、“虚”这两个概念都有关系。“实事求是”这个成语原先的含义是实证主义的，与理性主义无关，指对事实的认定，即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能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但这个成语经毛泽东先生改造，成为了一个具有理性主义含义的概念，要求我们不仅要在经验事实的层面追求真实，还要在事物本质层面追求真实——事物之理或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毛泽东认为，经过他改造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理性主义的，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长期受唯物主义洗脑的中国人而言，先验是一个负面的字眼。为避免拉长篇幅，我这里规定，理性主义的先验性只是指先于任何个人的具体经验。
由于理性主义具有抽象性，因此必然具有先验性。或说，理性主义遵循客观规律与普世价值，不为一时一地偶然的经验驱使，只追求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客观知识。
经验主义求实，理性主义求真。什么是实？实践、实际、实效、实惠、实用、实利之谓也。什么是真？真即是真理，具有源于经验、高于经验的特性。之所以能高于一时一地的经验，在于真理本身的普遍性与必然性，而普遍性与必然性就是先验性。
马克斯. 韦伯对于理性主义有很深入的阐述。按照他的说法，理性主义内含四种不同的理性，它们分别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本质理性与形式理性。这四种理性分为两组对立统一的矛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统一，本质理性与形式理性对立统一。而现代性偏重于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为什么要在讲理性主义的先验性特性时提出形式理性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先验性来源于形式与形式理性。
亚里士多德有四因说，谓之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这其中的形式因就构成了先验性的来源。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所有的形式都来源于经验。但我认为，这个观点有片面性，因为有些形式可以从演绎中推论而出。数学严格说来不是科学，而只是一门关于事物的数量与形状的形式的学问。因为科学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数学因为具有先验的性质，所以无法证伪。数学内部的形式，有很多不来自于经验。就是在物理学领域，人类的许多知识（具有形式的意义）不是直接来自于经验，而是来自先验的演绎与逻辑推理，当然，这些演绎与推理最后要经过经验的验证。譬如牛顿力学中，当摩擦力消失时物体的运动。在地球环境下，我们不会有摩擦力消失的经验，如果牛顿先生是一位坚定的经验主义者，就会认为这么设问是无意义的。同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对经验的超越。
理性主义的先验性不是要否定经验，而是要摆脱经验的狭隘性，获得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知识。同时，强调先验性也是为了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形式与程序往往比经验与质料具有更重要的作用。
比较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给人最重要的感觉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上。经验主义最深刻的根源在它的主观性上，而理性主义则在它的客观性上。经验主义强调经验与实践，好像经验主义就是唯物主义，但经验主义强调的根本却在于主观的经验与体验。农民都是经验主义者，因此领导农民打江山的毛泽东遇到来自农民的顽强的主观主义的抵抗。为了整治他的部下，他在延安整风中，第一个整肃对象就是主观主义。
理性主义坚信，在我们的主观之外，有一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主义又是属于唯物主义的，但在这个客观世界中，客观存在不仅是物质，也包括更重要的形式、规则、规律。理性主义之“理”就是具有抽象性、先验性、客观性及非质料性的形式、规则、规律。宇宙可以毁灭，物质也可以毁灭，但作为理念性的形式、规则、规律，却是永存的。
经验主义有东西方之差别，西方的经验主义始于英国的法兰西斯. 培根，其后又有霍布斯、洛克等。真正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垒，就在西方的近代（指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是继承了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文化，因此无论是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无法摆脱理性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也使西方的经验主义与东方的经验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简单来说，西方的经验主义是客观经验主义，而东方的则是主观经验主义。或说，西方的经验主义者承认他人的经验，而东方的经验主义者绝不承认他人的经验，东方的经验主义因此更少逻辑性与客观性。
就是主观经验主义，也是由西方的贝克莱与休谟发展起来的，东方的经验主义还停留在日常经验与原始巫术的低下水平。
建构性也是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特性，它所对应的是经验主义的演进性。所谓建构，即是由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主观，依据经验与逻辑进行演绎与推理构筑一套方案、措施的思辨活动。而演进性则与此不同，首先，它没有明确的主体，它不是一个人，而是众多人、依据不同的理性、逻辑，通过博弈形成的为众人接受的规则、秩序。譬如市场上某商品的价格，它的形成不是某人构思、计算的结果，而是买卖双方博弈的结果。某水电站的设计、计划经济，这些都是建构理性的产物；而市场价格、社会伦理，则是演进理性的成果。
在马克斯. 韦伯（德国人，）之前，我们说到理性主义，基本就是以上这六方面的特性。但是经韦伯阐述之后，理性主义发生了飞跃，从哲学认识论领域内的一个专用名词，变为一个有着经济学内涵的名词。
理性一词在英文中有两个单词，一为reason，一为rationality（名词），但是理性主义却不是reasonlism，而是rationalism。“理性化”一词也与reason无关，而是rationalize。rationality来自于其词根ratio（比率）与ration（定量、配给）。这两个词中，都含有计算、计量的意思。因此，理性主义逐渐从唯理论这种纯哲学的认识论中的一个学派变为有经济学内含的一个概念。更为奇特的是，rationalism与rationalize在中文中既可译为理性主义与理性化，又可译为合理主义与合理化。因此我们只要说到中文的理性主义的时候，就不要忘记它的另一层含义——合理主义。
没有韦伯对理性主义的扩展，理性主义很容易发展成为理想主义，但因为韦伯的缘故，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有了天壤之别。
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韦伯为理性主义引进了利益的内核。在韦伯之前，人们说到理性主义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形式，是韦伯让这种形式具有了内核——利益，或说理性主义经韦伯的改造，成为了一种利用理性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学说。理想主义不在乎现实的利益，而理性主义因为利益，变得非常现实，它不会像理想主义那样浪漫，为了某种价值的、美学的原因而损害现实的利益，或说为了善与美而牺牲利。但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只顾眼前利益、为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的机会主义者，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权衡，他会平衡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
理性主义由于有了利益的内核，告别了传统的伦理理性，也从传统的伦理本位迈向了更合理的利益本位。
什么是伦理本位？伦理本位是一种以伦理为社会终极原因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善与恶，是一切社会现象的终极原因，伦理之后无原因，这就是伦理本位。而利益本位则与之不同，它认为社会的终极原因在于利益，伦理只是为了维护各自利益而制定的规则，伦理后面有原因，其原因则是各自的利益，利益后面无原因，利益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这一学说被称为伦理本位。
民粹主义就是一种伦理本位的学说。在民粹分子看来，官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不可调和。因为官家的利益就是靠着侵占民众的利益而来，否则他们怎能骄奢淫逸？说到这里，民粹分子似乎不是伦理本位，而是利益本位。但是且慢，官家利益有合法（正当）与非法（不正当）之分。当官家知道如果一味坚持非法利益会导致合法利益也跟着受损的情况下，官家难道不会妥协、弃恶从善？民粹分子认为，绝对不会。你要问他为何，他就会说，官家之所以不会在压力下妥协、弃恶从善，乃是因为有着邪恶的本质。你要再追问，为何这些与我们一样的人会如此不理智、有着邪恶的本质？他会说，这些邪恶的本质是由其职位的立场带来的，官家这个职位本身就蕴含着邪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不能脱离伦理本位的影响，资本主义似乎植根于人性中邪恶的一面。韦伯并不同意他的学术前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本质所下的定义（金钱拜物教）。如果资本主义是象马克思所言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不惜上断头台，那么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私有制形态，又如何与它以前的那种奴隶主、封建主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区别开来？显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未能做到象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而是被情绪遮蔽了理性。
韦伯举了一例来说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本质）。一些做纺织品生意的货庄主（putter out）收购农民交来的亚麻布，然后坐等客户上门。他们过着闲适的生活，“那时营业时间不很长，大概是每天五到六小时……收入尚可……同行之间关系比较好……他们每天在小酒馆里消磨很长时间……。”有一天，这种闲适的生活结束了。起因为出身于他们这一行的“某个年轻人来到农村，仔细挑选适合于雇佣的工匠，大幅度提高监督他劳动的严格程度，由此把他们从农民变为工人。另一方面，他开始改变了行销方法，尽可能直接接触最终消费者；他把一切详情集中掌握在自己手中；他每年走访客户，亲自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最重要的是改进产品质量，使之适合消费者的要求和愿望。与此同时，他开始采用薄利多销的原则。”（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2版p.39-41）结果是传统的货庄主破产，而这个在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合理化的青年发了财。
韦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并未起多大作用，起作用的是一种勤业的精神，但所谓的勤业精神并非是盲目的吃苦耐劳、早出晚归，而是在利益最大化动机驱使下的合理主义（理性主义）精神，即合理的生产技术，合理的劳动力组织，合理的生产流程安排，合理的工资，合理的劳资关系，合理的商品价格，合理的营销活动，合理的质量控制与合理的客户管理等。在这里，合理主义实际就是使主观合于客观之理，至于此理是从演绎所得还是从归纳所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理”必须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有了利益的内核后，理性主义开始了与经验主义的融和，但不可否认，这是以唯理论为平台对经验论的融合。
无论民粹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在对待自己的敌人时，都因情绪而放弃了理性，以情绪替代了理性，对自己的敌人进行了妖魔化。民粹主义认为官家就是撒旦，是绝对的恶，是为了恶而恶，这与他们把人民神圣化、认为人民就是上帝是一个道理。这是伦理本位的由来。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误读，来源于仇恨，由此导致理性被情绪遮蔽。如果资本家的本质是贪欲、为了300%的利润不惜上断头台，那么资本家与封建领主、奴隶主就没有区别。实际上，按照韦伯的学说，资本家与封建领主和奴隶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资本家代表着有节制的贪欲，而后者为无节制的贪欲。举例来说，资本家是一辆功率强劲、制动转向良好的汽车，而封建领主与奴隶主则是一辆没有刹车与转向装置的汽车。
理性主义为何是利益最大化的哲学？这源于它的对立面——非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在利益的问题上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利益虚无化，二是利益无限化。所谓的利益虚无化即是以只讲价值不讲利益，只看到价值与利益的矛盾，没看到价值与利益的统一。典型的例子是儒家的以义压利和理想主义者的只讲长远利益不讲眼前利益。利益无限化则是不知道自己利益的边界，我的就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只有克服了利益虚无化与利益无限化的弊病后，才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利益性，使理性主义转化成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或说，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在资本，而在于以理性为形式、为工具的贪欲，正是理性与贪欲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前途与命运。
以上这七个方面的特性，是对理性主义的粗略描述。为加深对理性主义的理解，我们还有必要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来理解理性主义。（未完）
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来理解理性主义非常有必要，因为人是被文化决定的，或说文化是人存在的方式。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现代化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而是一种文化模式。本文是从现代化的视野来审视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的，因此也只有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才能辨清理性主义的地位与作用。
按照文化模式的理论，古今中外的所有文化模式可分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这两大类。按地域分，只有欧洲文化是理性主义的，其余地区的文化都属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按时代分，工业革命之前的文化基本都是经验主义模式，工业革命之后，西方进入了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哪怕今日西方已完成了工业化进入了知识经济的时代，文化模式仍属于理性主义。现代化，实际就是理性化与合理化，严格说来，现代化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是一种文化模式。
这里有一个矛盾，按地域分，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应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但按时代分，怎么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又变成了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之所以如此定义，这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而言，而且所指欧洲属于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时代乃是雅斯贝尔斯所言的"轴心时代"（苏格拉底、孔子与释迦牟尼活动的年代）。构成欧洲文明的三大支柱是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的基督教和理性主义的古罗马法，这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但整个欧洲地区，在轴心时代及其以后还处于日常经验的统治之下，理性主义的理念还只是少数精英的理念，未能惠及大众。其次，在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的1000年间（史称中世纪），除了基督教在文化中起作用外，古希腊哲学与古罗马法律被湮灭了。文艺复兴，就是欧洲人对"轴心时代"伟大文化的重新发现。
西风东渐，实际要求的是文化模式的转型——从传统的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转为现代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日本曾经以"和魂洋才"来应对这一转型，拒绝在价值观这核心层面的转型，结果现代化走了大弯路，直到战后被麦克阿瑟强力进行民主化改革，才逐渐接受理性主义的普世价值。
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应该包含价值观与实现价值观的方法论这两大部分。价值观制约着方法论，方法论又反过来决定了价值观。方法论里的核心部分是认识论，不同的认识论会选择不同的价值观。人类认识世界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经验的方法，一种是理性逻辑的方法（为何不按照唯物唯心的方法来分，将另行撰文说明）。因为人是从哺乳动物进化来的，而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从其本能出发，都是使用经验来认识外界环境的。譬如，巴甫洛夫关于狗的条件反射实验，就能很有力地证明这一点。所谓的条件反射，实际就是经验归纳。至少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经验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归纳，但没有一种会演绎。在轴心时代，各种古文明都发展出了经验主义的文化，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这是源自人的动物本能。经验主义文化也可以被看做本能主义文化。但唯独在古希腊那个地方，出现了一种反经验主义的文化，这是除了用神启否则无法说明的怪现象。
古希腊爱奥尼亚的那些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敌视经验，认为我们的感官会欺骗我们。他们认为在那个流变不居的时代，一个人甚至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此他们要寻找躲藏在现象背后的事物的不变的本质（本体）与经验中蕴含的公理体系。为此在苏格拉底之前那里出现了一大批寻找本质的哲学家。有认为是"数"，有认为是水，还有认为是火，以及原子的。有的哲学家为了防止被经验欺骗，甚至弄瞎了自己的双眼。
基督教来源于希伯来人的犹太教，这也是违背常理的一种文化现象。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原始人都不约而同地发展出了原始巫术。巫术与一神论宗教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人可以自发产生出万物有灵的观念，那是把自己的主观投送到事物上去的结果，于是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各部族都有自己的图腾。但一神论宗教与此完全不同，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巫术与万物有灵论都是经验主义/本能主义的产物，从认识论上来看，这是一种主观主义，而一神论则是一种客观主义。弗雷泽（人类学家，《金枝》的作者）观察到，澳洲土著，几乎人人都是巫师，但没有一个是神父。黑格尔说，中世纪的欧洲，连小孩都知道上帝的存在，但在古代，只有最伟大的哲学家才意识到神的存在。
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是一次飞跃，从主观主义的巫术、宗教到客观主义的一神论宗教也是一次飞跃，而且是更重要的飞跃。许多文化因为未能突破人的动物本能、经验的本能，未能实现这一飞跃，一直生活在主观主义、本能主义、经验主义的封闭的世界。
中国人虽然有"天"的概念，但没有接受客观主义的宗教观念，由于固守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文化观念，中国人实际上每个人是他自己的上帝。他只敬畏世俗的、实在的权力，神佛对于中国人而言不过是一种可用可不用的工具，对于菩萨与道教的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他们抱着一种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态度——平时不烧香，临事抱佛脚。
古罗马法的精神，也是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的。欧洲的现代化运动，起源于14-16世纪的三R现象：一是文艺复兴 （renaissance）；二是宗教改革（religion reform）；三是罗马法复兴（recovery of
Roman Law）。11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镇的阁楼上，发现了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撰的《国法大全》。这是一批写在羊皮卷上的古代文献，后来翻译成英语，有四千多页。人们消化吸收古代罗马法花了大约100-200年的时间。由于日耳曼蛮族对古罗马的入侵，辉煌的古代文明除了基督教之外，都被湮灭了。在罗马法被发现之前，整个欧洲基本没有财产权的概念，这个东西是你的还是我的，全看现状、实然。从罗马法发现以后，法律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没有罗马法的发现，不可能有其后的商业与金融业的发展。罗马法与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客观主义的，后者则是主观主义的。或说罗马法是以客观规律为法律的本位，而中国法律是以主观意志为法律本位。
从西方文化的三个支柱来看，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区别在认识论，西方是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文化，而中国则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这也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
西洋文化带进来的最实用的工具，就是合理性。那么什么是合理性呢？合理性在欧洲语言中，与理性是同一个词——rationality。按马克斯. 韦伯的解释，理性/合理性又可分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这两组共四种理性。价值与工具理性组成一对对立统一体，形式与实质理性组成另一对对立统一体。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与形式理性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而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可以无师自通。
西洋文化带进来的最实用的合理性，主要是指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工具理性不过是德语翻译成汉语后的一种译法，也有翻译目的理性的。韦伯对此的定义是："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上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