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在游戏厅输了点钱，我看见很多人利用游戏机赌博，数额较大，我想举报该游戏厅，请问对我有什么危害_百度知道
请问我在游戏厅输了点钱，我看见很多人利用游戏机赌博，数额较大，我想举报该游戏厅，请问对我有什么危害
我去玩过几次，输了一千多块，看见旁边的人玩的特别大，有的一会就赢五六千，也有的一天输好几万，但是他们都不拿现金，直接让人上分，然后私下给钱。我想举报该游戏厅，请问我如果举报了，我也玩了，对我有什么危害，同时我的举报信息会不会泄露？如果泄露了...
现在的游戏厅真的很害人。该怎么办才能要回来呀。这里都是黑游戏厅而且输的一分钱没有的时候。我也输了十几万了，我想把这钱要回来我也像问一下。游戏厅的老板连一分钱都不给
这个得咨询当地的“相关部门”了
你们那是大城市么？如果是小城市就算了吧，一般这些地方在公安局都有关系，属于黑白通吃，认倒霉吧，谁让你去赌博，当花钱买个教训，要是气不过写个匿名信吧
我在北京!我并不是想要什么好处，我只是去娱乐的，但是看到很多人输了很多钱，有的欠钱跑了，我只是想让有关部门杜绝这种赌博害人的去处。我如果举报了，对我有什么危害吗？信息会泄露吗？
用匿名信或匿名电话举报，或是告诉媒体，这样就不用担心你的信息了
Ironically,&it&is&also&hurting&Mr&Berlusconi,&who&finds&it&increasingly&hard&to&controlsmall&parties&in&his&coal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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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一位与刘汉相熟的人士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说。与袁宝璟之战中，他以更为弱势的资金量打败袁宝璟，除了自己的胆识和手段外，也离不开中小散户的追随。但他逼得袁宝璟平仓后，看聚集的散户数量很多，又回头洗散户一次。“这是他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没有朋友。”
　　广汉往事
　　位于川陕大道上的广汉曾经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它地处川西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少有天灾，四川“天府之国”的美誉，就是指广汉、德阳周边的十来个县市。在倚靠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年代，广汉占据着川内政治经济的中心，汉代就成为四川最古老的三郡之一。但到了21世纪的工业时代，缺乏资源优势的广汉发展步伐已大大减慢，城里充满了一个尚未进化完全的城乡结合部特有的喧闹：沿街商铺贴着用毛笔手写的降价告示，高音喇叭一遍遍重复播放着促销的信息，巨大的声浪与马路上高昂的汽车喇叭声交织在一起。城市的交通就像一团乱麻，汽车、摩托车、人力三轮车和行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向和轨迹，杂乱地穿梭在并不宽阔的道路上。
　　在二十几岁前，刘汉就生长在这样熙熙攘攘的市井间。他的父亲刘章科曾是搞维修的空军地勤，后来转业到广汉北外中学。一位刘章科的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刘章科长得高高瘦瘦，举止温和，言谈间对社会有点愤世嫉俗——“好像他是部队上处理回来的，因此觉得自己经历坎坷。”但总的来说，刘家父母都是学校里和气老实的人。父亲担任物理老师，母亲则承包了小卖部，还看管学校的自行车棚，家境清苦。这位老同事还记得，有一年学校分教师宿舍，刘章科工龄最长，但分到的却是底楼背阴的一间房子，只有三十来平方米。
　　刘家兄妹五人，大哥刘健很早就出来混社会，在街上做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一位刘家的旧相识告诉本刊记者，有一年公安局“严打”，刘健躲进父亲在学校的宿舍，一个多月没敢出校门。还曾因为欠钱被人追到家里，打得下跪。弟弟刘勇在北外中学时就已经是学校霸王，高一即辍学，在街上做点卖冰棍的小买卖。“这些事情或许对刘汉的刺激还是比较大，他一直有要出人头地的心理。在几兄妹中，他父亲对他的期望也是最大的。”
　　上世纪80年代，对身处小县城的市井阶层孩子来说，最正当的上升通道是读书。刘汉念完了高中。在法庭上，他自述高中毕业时，原本“花20%至30%的精力就可以考上大学”，但因为家里非常贫困而放弃。但据刘汉的高中同学向本刊记者回忆，刘汉学业表现其实并不突出，“学习成绩中下，也不是努力读书的样子”。他给同学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有两个：一是讲义气，为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充当“军师”的角色，“因为他哥哥操社会，他会用这层关系在社会上帮找人打架，但他自己不打”。成年后的刘汉身高1.80米，在同代川人中算是比较好的身材条件。“他打中锋，是班上的篮球队主力，体育老师很赏识他。但在校队只能打替补。因为广汉有一个航校，校队有很多航校子弟，所以校队比赛时他上场的时间也不多。”这位老同学对本刊记者说。
　　除了篮球，刘汉青少年时期还有过一次引人注目的表现。上世纪80年代，广汉被誉为“小香港”，娱乐业非常发达，街上流行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机。“刘汉自己买了一台翻牌机在家里研究，后来再去街上游戏厅打，他打的分数折成钱相当于十几万元，游戏厅老板根本赔不起。这次他打出名了，后来再去街上游戏厅玩，老板也不敢收他的钱，给他发包烟，泡杯茶，让他白打着玩。”
　　但刘汉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有这点一技之长。翻牌机上的一战成名，显示出他具备在短时间内了解一种赌博游戏规则的能力——刘汉日后也淋漓尽致地运用了自己的这种另类天赋。
　　参军是县城普通年轻人去外面闯荡的另一条道路。刘汉一度被同学认为是参军的热门人选。“高中毕业时，他参加了招飞行员的考试。我们都以为他可以，他个子高，又经常打篮球，看起来身体不错。但是没想到第二关在温江招考时被刷了下来，另一个当时我们并不看好的人反而考上了。这件事情或许对他来说是个挫折。后来他跟我讲起这件事，说父亲原来的战友在空军里已经军衔不低，如果自己考进去了，前途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位刘汉的高中同学对本刊记者回忆。氮肥厂
　　氮肥厂
　　广宇化工如今看起来是个萧条的地方。它位于远离广汉市中心的东西大街上，车辆行人稀少，商店和住宅区也不多。拉货的大卡车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进出，扬起一阵阵灰尘。机械设备锈迹斑斑，转动时发出震耳的噪音。除此之外，厂里就没什么生气，四下无人，只有传达室里站着两三个人，不言不语地看守着大门。
　　1985年，当刘汉进入这里成为一名普通工人时，广宇化工还是一家国营企业，名叫氮肥厂。在广汉三家知名的国营企业氮肥厂、电力厂、磷肥厂中，氮肥厂效益最好，广汉市的工业局局长大都出自这个企业。2000年左右，因经营陷入困境的国企改制风行全国时，氮肥厂也实行了产权改革，国有资本退出，终结政府与企业的行政、经济关系，解除原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彼时，已经掘得重金的刘汉还回来买了一部分股份，不过那已是后话。
　　现在看来，进入氮肥厂可以说是命运留给刘汉过平常安稳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刘汉也颇为看重“国企”这个称号。他的一位前同事记得进厂时填招工表，“表上原来写的是国营全民制招工表，但被一个章划掉了，改成集体所有制。刘汉当时就对人事科的人说，咋回事呢？直接是国营广汉化工总厂就对了嘛”。
　　这是采访对象在深夜特意打来电话补充的回忆细节。如何认识今日站上被告席的刘汉，如何理解他庭上的眼泪以及自辩与公诉书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是很多在不同时期和他有过交集的人，或多或少都思考着的问题。“他当时的表情和说话，我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感觉他有一种很强的等级观念。”这位前同事对本刊记者说。
　　虽然当年的刘汉很看重“国企”这个称号，但他似乎并不珍惜这份工作：既没有认真学手艺，也没有表现出后来被广为流传的联络人际关系的特长。一位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当学徒的时候，我们出门都负责扛工具，他是师傅扛梯子，拿工具，他空着手走，当时是我们厂里一景。”他表现得与广汉街头那些精力过剩但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年轻人一样，泡茶馆，带着录音机去郊外跳街舞，没正经逗逗女孩子玩。“他当时就无聊到这种程度。有一次在车间搞维修，有个女工说‘我最不爱过夏天，一到夏天我就喜欢流汗’。他就接话说，‘咹，你喜欢我啊’。”
　　老同事评价氮肥厂期间的刘汉“就养成了一种公众人物的味道，喜欢高调”。他做过一件当时看来很荒唐的事。“厂里搞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安排候选人，他买了一条红塔山，许诺投他一票，就给一根烟。当时我们一个月工资才30多元，一条红塔山要100多元。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选上的，但他就敢花这个钱。”从刘汉后来的经历看，这并非纯粹的玩笑。一位在刘汉发迹后与他有过接触的官员对本刊记者评价他“是有政治野心的”。
　　刘汉的第一次婚姻娶了当时广汉工业局副局长的女儿，花了几万元包下城里最高档的歌舞厅举行婚礼，这在当时是非常风光高调的事情。如果刘汉继续留在化工系统，这门亲事对他的前途应该有所帮助。但从氮肥厂一个薪资微薄的工人起步，显然不是刘汉甘心经营的事业。一位老同事告诉本刊记者：“他在氮肥厂两年半，旷工就旷了一年多。他以为单位不敢开除他。因为当时开除一个人，厂里要给民政局交钱，但结果还是把他开除了。”1986年，刘汉离开了氮肥厂，也自此离开了平定安稳的传统人生道路。木头生意
　　木头生意
　　如果在阴雨天走上从川西平原进入川西高原的道路，只能看到云雾弥漫间，山脉层叠连绵，似乎没有尽头。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现代化的公路还没有修建，穿山的隧道没有打通，车辆只能沿之字形盘旋行驶在悬崖边。山路险要，一到下雨就泥泞遍地，冬天路上还布满极易打滑的小冰凌，是汽车轮胎很难回避的隐形杀手。只有对金钱有着狂热渴望和胆量的人，才敢在那样的路况下进入这片山脉，带着高原的物产一走就是一个月时间，然后回到平原上赚取高额的差价。
　　刘汉离开氮肥厂后，先是去了一家收入稍高些的砖厂打工，但他很快寻找到了自己的淘金之路。虽然在工业时代，缺乏资源优势的广汉已经丧失了重镇地位，但它仍然位于四川交通最好的地方。从成都平原往北去省外，第一个经过的地方就是广汉。这里贸易发达，信息集中，当地人的思想也比较开放。上世纪80年代，全国第一个撤人民公社建乡镇的地方就是广汉向阳镇。刘汉很快从密集的贸易信息中找到了自己的冒险方向。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的第一桶金来自建材、木头等贸易，其中贩卖木头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
　　曾担任甘孜州林业局副局长的彭基泰告诉本刊记者：川西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不像东北有专门运输木头的森林铁路。在计划经济时代，甘孜的木头运输主要靠水运，大部分通过雅砻江的水流到攀枝花。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用汽车运输，那是因为甘孜州没有其他原料，生产生活物资都是从成都运进去的。汽车进去卸货后，空车回去会带一点木材。如果专用汽车运木材，1立方米木材的成本大概是100元到120元，运费比木材本身还贵。
　　改革开放后，木材运输业也有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国家计划指标的木材仍然走水路，这部分木材在市场上买不到，要靠向省计委申请指标，才能到水运部门凭指标拿木头。通过汽车运输的木材则走市场——这是由最敏锐胆大的个体老板们组成的市场，刘汉就是其中之一。木材费用加上运输成本，到成都大概将近三四百元/立方米，木材的市价最低的时候300多元/立方米，最高的时候五六百元/立方米，汽车运输的平均利润大概只有二三十元/立方米。这样算，单靠赚取差价，并没有给个体木材老板们多少利润空间。但当时贩木材的规则并不是在差价上挣钱，而是“在尺寸上挣钱”。
　　彭基泰告诉本刊记者，运输木材需要证件、指标，还要过很多道检查的关卡。这原本是国家管理部门为了规范木材运输市场，但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了不正之风的发源。“运输木材必须要有木材准运证，准运证由四川省林业厅颁发给林业局，再由林业局发放给林场，一车一证。准运证上写着木头的尺寸和数量，运输沿途专门有木材检查站，工作人员会按照准运证查看木头件数，还要一件一件量尺寸。但有的木头老板跟林场搞好关系，车子里装了10立方米木材，但是准运证只写了8立方米，而且因为林场生产有20%到30%的余地，所以即使检尺员做手脚，比如说2000立方米的指标，实际上给装了2300立方米木头，也不会有大问题。木头老板还会跟木材检尺员搞好关系，检尺员负责测量木头的长宽直径，木头老板给检尺员送钱，检尺员可能就把28厘米直径的木头写成24厘米。有时候汽车运输的人也很坏，比如说原来装了13根木头，他可以把大木头偷偷换成小木头，大木头直接运走卖掉，这样一来，木头还是13根，但整个立方数少了。当时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因此木材检查站那里也要搞好关系，才会在检查的时候顺利通过。
　　“林场的厂长负责木头买卖，对不同人木头价格也是浮动的，比如每立方米木头价格是80～90元/立方米，关系好的老板可以拿到便宜的木头，关系一般的就贵些，所以说林业局、林场、木头检查站都有猫腻，木头老板都跟他们打成一片，吃吃喝喝送红包很常见，不正之风就是这么来的。甘孜州下面一个县的林场厂长、木材公司经理，原来都是我手下的骨干，因为这些事情被关进监狱，有一个还被开除党籍。”
　　刘汉的经商路就从这样的市场机会中起步，但他的做法比其他仅仅玩偷工减料挣差价的人更胜一筹。“他一开始去甘孜州用现金买木材，碰到需求量大时藏民还会涨价。他后来想，还不如买一些当地人最需要的东西进去，跟他们交换木材。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那边交通不便，对日用品的需求量很大。刘汉运百货产品进州里换木材，还组织过一车14英寸的长虹电视，就这样赢取了很大利润。”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将计划经济时期汽车运输以物换物的方式，嫁接上市场经济时期的木材价格，这是在价格双轨制下刘汉的商业想象力。“最早时他只有一辆车，后来他用这种方式组织了几百辆的车队。大家都愿意跟他做生意，甘孜州的木材被他垄断了。这是有一次甘孜州的一个老县长来成都，刘汉请他吃饭，饭桌上我听他们亲口聊起的往事。因为当时他的车队规模大，当地治安又比较乱，需要依靠当地政府的保护，他就这样在州里面建立了许多关系。后来他去川西投资水电站，与这段时间建立的人脉也有关系。”一位与刘汉相熟的人对本刊记者说。
　　从年，木头生意在川西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地方财政60%～90%都依靠木材生产，甘孜州因此有“木头财政”的说法。“这段时间做木头生意的老板很多，因为木头砍下来运到成都就是钱，木头行业当时也是暴利。行情变化加上不正之风，很多木头老板都发了财，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一年随便挣个三五万元很平常。”彭基泰对本刊记者说。刘汉也从木材运输中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他原来在氮肥厂的同事记得，挣钱后的刘汉借了广汉木材公司的一辆白色马自达，开回厂里。后来又去航校买了辆二手的北京212吉普车，载上原来比较熟的同事，在厂区里兴高采烈地转圈。跳楼货
　　跳楼货
　　平原实业有限公司曾位于广汉市中心中山大道，当年是一栋两三层的楼房，绵延四五十米，但现在那片楼早已经被拆掉，建起了一栋七八层的商业楼，成为证券公司、烤肉店、娱乐歌城等店铺的经营场所，楼前的平地被改造成停车场，停车场边就是广汉现在最繁华的商业街。
　　平原公司是刘汉拥有的第一家有名有姓，并且有固定办公地点的企业。一位老朋友曾在公司开业后去办公室看过一次：“就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屋子，一个三人沙发，一张办公桌。印象最深的是安了一架座机，价值五六千元。还把电话号码放到广汉市的黄页上，当时只有政府单位才在号码簿上登记了电话。”
　　平原公司最初的业务仍然以贸易为主，除了木材外，还经营建材、水泥，为钢厂提供有色金属。这在广汉也是平常的生意。上世纪80年代，全民经商的热潮席卷中国，身处交通要道上的广汉自然不甘人后，但广汉在贸易界的名声并不好，以“跳楼货”闻名——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先付一小部分货款，跟厂家签订合同。厂家发货后，皮包公司卖掉货物，卷款消失。或者即便公司还在，却没有任何可作追偿的资产，只剩一个对交易既不知情，也没有偿付能力的法人代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交易诈骗方式在广汉颇为流行，“跳楼货”最多的就是大理石、花岗石这类建材。一位处理过很多这类经济纠纷的当地律师告诉本刊记者：“1991年我到南京出差，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的桥栏杆上写了个很大的牌子——‘大家小心广汉的跳楼诈骗犯’。估计是谁被骗了但是得不到解决，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出口气。后来国家才反应过来这个问题，规定只要没有付款、恶意地签合同，都属于合同诈骗。但以前全部按经济纠纷对待，很多被骗货物的货主都只能不了了之。”
　　刘汉的贸易生涯也卷入过这类经济纠纷中。起诉书显示，1993年2月，四川省广汉市人民法院受理一起经济案件，查封了刘汉的一批建材，刘汉和刘维兄弟组织人员用车辆封堵法院大门，撕毁法院封条，将被查封的建材转移藏匿。日，湖南、四川民警一起前往广汉对刘汉执行拘留，刘汉察觉后通知刘维，刘维随即带领孙华君等人赶到刘汉所在地，刘维手持一支钢珠枪（内装子弹4发）冲向正在执行公务的公安民警，民警迅速采取措施将刘维制服，刘汉趁机逃脱。
　　这是起诉书中最早对刘汉商业和暴力结合的指控。刘汉在庭上自辩时，也提到这件经济纠纷，但他的描述完全不同：“1993年，我不小心买了一批有色金属，就祸从天降。那是别人诈骗的，要绑架我到湖南去挽回损失。当时湖南警方来抓我，我不知道跟公安有关，就让我弟弟来看看。就这样，你们指控我妨害公务。这事跟起诉书说的是相反的，我和我弟弟都是无辜的，我弟也是受害者。”
　　无辜还是恶意，尚待法律判定。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刘汉的确已经在当地贸易领域形成了影响力，而且他的手段，一开始就有了商业与威胁相结合的性质。一位老同事对本刊记者回忆：“有一次下班经过平原公司，看见门口停了十几辆卡车。后来才知道是从胜利油田开来的运油车。拉到广汉后，刘汉就跟他们砍价，说如果不按他的价钱，就把车再拉回去，而且肯定你们在广汉卖不出一滴油。”
　　刘汉的商业史就在这样并不统一的讲述中开始。这段充满着混沌纠纷的经历，不但让刘汉完成了原始积累，还引导他进入另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
　　当刘汉开着货车往返于崇山峻岭间，以赚取高原和平原、计划和市场之间的价格差额时，中国已经开始了一场针对价格的金融变革。一项新的金融工具和一个新的市场被引入国内，刘汉迅速参与其中，发挥了自己特殊的天赋。一位期货界资深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在我经历的期货史里，大部分是亏钱出去的，刘汉算为数不多在期货市场赚到大钱的人。那两年上亿资金的大仗，他都没有失败过。”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价格改革是核心环节。由于各种产品由固定价格转成市场价格之后波动很大，尤其是农产品(000061,股吧)的涨幅，有时候价格波动一倍以上，如何控制风险成为高层和学者思考的关键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年轻学者田源当时就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的副组长，主要是做价格改革和政策研究——他后来被称为中国的“期货之父”。田源去西方考察后，发现期货机制是一个好的价格发现机制——现在交易的是未来三个月到两年以后的标的物，它可以发现价格走势，让生产商和流通商调整未来的商业计划。
　　田源等人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8年度研究计划中，将期货市场试点研究列为重点课题。1988年2月，国务院领导看了研究计划后，用大红的粗铅笔在题目下边画了一道，并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写了一封信，信中的几句话田源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马洪同志，请你组织几位同志研究国外的期货制度，用于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1990年，中国期货市场研究小组开始在国内挑选试点。当时上海条件最好，但因为解放前上海就出过买空卖空跳楼的事情，人们认为期货是投机魔鬼，上海不愿意做。最后试点定在了郑州，最早的产品是粮食。
　　这是中国期货市场的缘起。政府的初衷是想利用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风险规避功能，来帮助市场买家确定未来的商业决策。但由于期货是对手交易，多空双方必有一输，而输赢的数额因为期货市场的杠杆效应，会大大高于其他金融工具。期货交易的保证金一般是5%，也就是说交5%的货款，就能撬动20倍的交易金额。期货还有个特质叫T+0，一天内可以多次买卖，相当于一笔资金一天内可以用好几次，交易量巨大。“因此这是一个神魔一体的行业，它既有价格发现，风险规避的功能，也是多空双方的博弈，具有一定的赌性。从这个角度说，它其实就是国家开设的赌场。”一位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入市的期货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到1993年底，全国已经出现了近30家期货交易所，交易的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产品，第二类是生产资料，主要是钢材、螺纹钢和有色金属。当时这两个部门正要搞价格双轨制，给了期货交易的价格变动空间。刘汉的第一桶金就来自炒钢材。
　　“1993年，国家当时搞宏观调控，大宗商品一直下跌，期货市场就有一批人炒作，期货价格比现货每吨高出700元。刘汉判断这是个暂时现象。他在做贸易时和重钢、成钢有业务往来，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这两个都是大钢厂，在全国可以排前10位，是交易所和钢厂指定的交割品牌。刘汉以订金的形式从钢厂拿货，国企因为要给员工发工资吃饭，就把货以很便宜的订金给他。他掌握着交割品牌后，在期货市场上先做多，做到一定时候再翻空，将拿到的货卖到期货市场。他最早是靠这笔交易挣到钱。”一位曾参与刘汉期货交易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先做多，后做空，善于转换位置，最后在做空上赢，是刘汉惯用的炒期货手法。国内的期货炒家大都愿意做多，这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心理——买东西总是更有把握。但刘汉选择了更冒险的站位。“做空是没东西要卖东西，冒险性更大。你看期货K线涨上去很长，但是下来都是垂直的。所以说他确实有胆量，有赌性。”
　　在进入期货业前，刘汉对这种舶自国外的金融产品并不了解。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他从上海高薪雇了两个人帮他做日常交易，这两个人只有20多岁，但确实是操盘高手。刘汉给他们年薪50万元，这在1994年是相当罕见的。刘汉也自学过一些期货交易的常识，比如保证金交易，杠杆交易和T+0，但他不学技巧，只做大的决策。他一年就做一两次大的期货交易，真正交战也在一两个月内结束，但事前准备会花上两三个月时间。比如很早向专业人士搜罗信息，布局资金安排，把各方面因素甚至交易所都考虑进去。
　　在这位知情人的记忆里，刘汉的话不多，不是个显露热情的人，但比较讲排场和面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已经有两部手机，吃饭地点大多定在当时成都最好的餐厅银杏，常坐一辆老款奔驰或者黑色凌志，穿着名牌西服，配上1.80米的身高，看起来“有气质，有派头”。这位人士评价他“虽然没有很高学历，但有悟性，他能知道什么时候抓好时机。特别是他知道炒期货能表现人性的弱点，就是贪婪和恐惧。贪婪是做多了还要拿着，恐惧是输了就崩溃。他为什么赢？往往是他知道对方的软肋和弱点。”这些特点在后来与北京富豪袁宝璟的对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1994年，曾经对期货交易颇有疑虑的地方政府发现了交易给地方经济带来的好处。交易所产生后，不仅带来远高于传统产业的交易量，会员买席位还要交会员费、保证金，一下子能存进几十个亿。既有税收又有资金沉淀，还带来周围服务行业发展，所以地方政府都很有积极性筹建交易所。到1994年，全国已经营业和筹备中的交易所共有50多家。成都当时就设立了三个交易所——粮交所、生猪交易所和金属交易所，后来三家合并为联合交易所。刘汉和袁宝璟的期货对战就发生在这里。对战袁宝璟
　　对战袁宝璟
　　1994年，刘汉已经在成都期货界颇有名气了。他成为中期公司四川分公司的最大民营客户——这家公司是隶属物资系统的著名官办期货公司，交易量在西南地区排名第一。他在四川期货界拥有了常胜的名声。“成都期货界原来有‘三刘’，刘汉是其中之一。另外‘两刘’都有国企背景，资金实力高过刘汉。但后来都败在他手里，退出了期货界。”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胜利给刘汉带来了财富和人气。刘汉在庭上自辩时说：“当时人们不了解期货，我从百万到千万，再到亿万富翁，就是一夜的事。”因为少有败绩，很多小散户们也愿意跟着他做。期货对战很多时候拼资金量，有众多小散户的追随无疑是非常有利的条件。但胜利也带来前进的阻碍——他不太容易找到合适的对手。
　　期货是多空对战，想要赢得多，就需要有相当实力的对手。而与广州、浙江等更为富裕的地方比，“四川期货市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比较少，小散户多。当时国营行业就只有物资系统和粮食系统，其他只到成都和省一级，地方上思想比较保守，钱也比较少，很少参与”。这意味着市场集中度高，市场价格更容易操控，但想找到可以大赢一笔的大对手也不容易。随着逐渐做大，川内市场一度留给刘汉想要的机会并不多。一位知情人告诉本刊记者，刘汉原本不做省外的品种——因为他觉得省外有很多大客户，他掌握不住对手的深浅，但后来也不得不去上海、海南等地的期货市场寻找机会。
　　1996年，北京建昊实业集团的董事长袁宝璟来到成都炒高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四川是高粱的主要产地，这个品种主要在四川联合交易所做。因为高粱是区域市场，所以价格波动比较大，容易炒。从实力看，袁宝璟各方面都优于刘汉。他受过高等教育，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去建行做人事工作，后来下海短暂从事农产品培育，随即进入资本市场。当他来到四川时，已是身家雄厚的资本玩家。他的代理商是中包期货（中国包装总公司），同时还在京铜期货也开了户。
　　袁宝璟在这次高粱之战中选择了多方——这是通常有资金实力的人选择的立场。做多需要有钱，做空需要有货。期货界有句行话：钱无穷而货有限，意味着资金大户确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左右市场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无限的，如果炒作的价格高到违反了经济规律，仍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当年北方期货的大股东东海明珠就犯过这样的错误，以一己之力做多单抗衡市场，价格抬得太高，遭遇散户们联合做空而失败。
　　1996年的袁宝璟也犯了同样傲慢的错误。高粱现货价格1300元，期货价被炒到1900元。这样悬殊的价差已经引起了散户们的注意，不过他们缺乏一个可以带领他们阻击大户的首领。当袁宝璟入川时，刘汉还在海南炒期货。成都一个老板告诉他，成都高粱的价格被炒得太高，希望刘汉回去成都，出手干预行情。而抓住对手犯错的机会，从暗处完成阻击，一向是刘汉的拿手好戏。
　　光从资金量看，袁宝璟占据优势。“他交易资金1个亿，应该有两三个亿可以追加。刘汉也能找到两三个亿的资金，不过他做空，还要去订货，就需要多于多方的资金。但袁宝璟把价格炒得过高，刘汉进来后，很多原来做多的散户也倾向于跟着刘汉做空，价格就给顶住了，上不去下不来。”一位参与此次交易的期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当对战进入僵持阶段后，袁宝璟派人来谈判，刘汉在谈判中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坦白。“刘汉说：‘第一，你把价格炒得太高，违背了大势，一定会输。就算你有钱，我也可以去找援军。第二，你如果现在退出，已经入局的资金没有办法，但后面的部分，我可以奉送一定的点数给你，当作你来玩玩。第三，如果你还坚持抬那么高，我就组织人去政府门前静坐，要求政府出手平抑价格。’”这位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刘汉说这些并不只是吓唬对手，他确实做了这方面的人手准备。1996年政府正致力于平抑物价，刘汉判断涨幅超过一定限度，政府是有可能出手干预的。
　　知情人士说，刘汉在谈判中如此强势，还因为他在入市前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当时期货公司只公布总的持仓量，但不会公布单个客户的持仓量。刘汉通过自己在四川期货界的人脉和一些手段，拿到了交易所大部分席位的仓单，由此推算出了袁宝璟的持仓量。另外还通过银行方面的关系，查到了袁宝璟可能动用的资金量。
　　在准备最后的对战时，“我写了一个报告给刘汉。我原本想在扣除交易费用后，选择一个价格上限来做。但刘汉说，‘你写的道理上是这么回事，但还要更低’。他决定做下限，这样赚钱更多，但跟多方交手的风险也更大”。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回忆。面对资金实力强过自己的对手，刘汉敢于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他还有两张底牌：一是涨跌停板的交易规则。这是国家赋予交易所的权利。多空双方交战，一方的保证金输完了爆仓，交易所要负担连带责任。国债事件后，为了控制交易风险，国家给予了交易所涨跌停板的权利。在与袁宝璟的对战中，四川联合交易所运用了这个权利，“相当于给了刘汉喘息的机会，给他时间去找资金、找援军”。
　　另一张底牌是交易席位。多空对战一般情况下是拼资金，但双方实力差不多时，最后的输赢都在交割量上。交易所的席位总量是固定的，每个席位的交割量也是有限制的，如果一方掌握的席位多，对手有再多的资金也进不来。“袁宝璟和刘汉的对战，最后就是在席位数上。刘汉把一些交易量不大的席位给控制住了。比如一个席位费一年5万元，他可能花高价给包下来了。袁宝璟找人来开仓，这个席位就是不开仓，不接客户。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当时四川联合交易所100多个席位，20%自营会员都是当地的，刘汉争取到了他们。”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最后的结果是，袁宝璟损失9000多万元平仓走人。“这场对战严格检查应该说没有违法，但刘汉在规则之内利用主场优势做了一些手脚是肯定的。他的行为有很多踩在边界上。”一位曾参与这次对战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单从输赢来讲，这个案例并不大，当时全国一年内输赢1个亿以上的对战有十几个，但由此牵扯的恩怨命案却是罕见。袁宝璟手握重金，却处处受制，输得颇有怨气，一年后袁宝璟的手下汪兴派人枪击刘汉。事后不久，袁宝璟与汪兴反目，汪兴又被杀身亡，袁氏兄弟三人也最终因牵涉汪兴命案被判死刑。刘汉的行事作风
　　刘汉的行事作风
　　期货业的经历是刘汉颇引以为豪的。多年后，在和一位对他印象不好的官员见面的饭局上，为了缓和气氛，刘汉曾大谈自己的江湖往事。“我记得他说自己运气很好，逢赌必赢，没有输过。”这位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
　　运气当然不能完全解释刘汉何以在期货业保持几乎不败的战绩。早期和刘汉有过交道的人，认为他确实在期货交易上表现出了常人不及的胆识。“‘识’要求两方面，一个是了解这个品种生产，特别是流通、贸易的情况。一个突发信息会对价格的影响很大。因为刘汉是做贸易起家的，他对价格非常敏感。第二要对价格波动范围的高低有一个判断。刘汉善于从不同人那里获取不同信息，信息如果是相反的也没关系，他会分析信息而且能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一位知情者告诉本刊记者，在自己的主场上，刘汉从来不怵和强过自己的交易方成为对手，从不放过阻击强大对手的机会。“期货史上很多案例都是主力先串通好，吃散户。但他通常是吃大户。”他善于抓住强者因傲慢导致的错误。“成都期货界‘三刘’中的刘仪，原本是第一大户，资金实力最强，但他就轻视对手。一直持续做多，赚钱了还再开仓。到高位后他犯错误了，刘汉就来了。”一位熟悉刘汉期货操作的人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开始，刘仪不知道对手是谁。因为刘汉很会制造假象。比如在大的期货公司，他的席位是明的，甚至有时会故意把那里的席位资金量暴露给对方看，当作诱饵。但多单是假的，赚小钱。他还会去小公司开空仓，那里才是他的主力资金，等暴露的时候对方已经来不及了。有时候我们发现盘面很怪，成交量很多，但是涨幅很小，因为有很多空单在那里压着。”和袁宝璟的对战也是如此。“袁宝璟就是单边持续做多，但刘汉用操盘手双向开仓，诡计多端。”
　　虽然胆识和计谋上都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但刘汉在期货业的名声并不好。“炒期货这个阶段，他的本性已经表现出来了。你让他干，他没有边界。”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回忆，“和袁宝璟对战的最后阶段，他不择手段控制席位。比如有人出5万，他能出到10万元，只要能达到目的不计代价。平时他不控制，最后到拼交割量的时候，他短期内就能把60%的席位控制住，这是很可怕的，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
　　炒期货阶段，刘汉还表现出的一个特性是“会为了利益，把原来的伙伴抛弃掉”。“‘三刘’之中，还有一个人叫刘书，先是和刘汉有联手，打败对手一起赚过钱。但后来没有对手了，当刘书犯错误时，刘汉就去阻击他。因为他觉得这个机会错过就没有了。他只能找大对手，但真正意义上的大对手也不多。”
　　伏击原来的合作伙伴，表现出了刘汉在利益面前的冷酷。“正常情况下，有过合作关系，看见你犯错误我可以不帮你，但他反过来把你吃掉。这也是我后来不敢跟他打交道的一个原因，这个人有心狠手辣的一面。刘书也是在快要结束时才知道被刘汉阻击了，他评价就是这个人太阴险了。”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回忆。
　　与袁宝璟之战中也是如此。他以更为弱势的资金量打败袁宝璟，除了自己的胆识和手段外，也离不开中小散户的追随。但他逼得袁宝璟平仓后，看聚集的散户数量很多，又回头洗散户一次。“这是他受人诟病的地方，所以他没有朋友。”一位在这一阶段与刘汉相熟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说。黑道名声
　　黑道名声
　　自从在贸易和期货中赚到钱后，刘汉成了广汉城中的名人。城里流传着他念旧情，对故人出手大方的传闻。一位原来在氮肥厂期间帮他旷工画考勤的同事结婚，他不但包了婚宴酒席，还奉送一套家具。上世纪90年代，他给手下的薪水就已经开到年薪5万元，这是很大的物质诱惑。不少老同学都找上门来，希望跟随他做事，他也大多来者不拒，但真正能为他所用的人不多。一位老同学对本刊记者回忆：“记得有一位同学去帮他收款，收了几万元就卷款跑了。后来抓回来，在楼梯下的小隔间关了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最后给几千元钱放了。”
　　刘汉一直在注意寻找可以帮自己成就更大事业的专业人才。“他如果认为这个人有价值，会表现得很谦和。他虽然没受过高等教育，但非常注重交往细节。尤其对科班出身或者政府机关出来的干部比较好，在交往中以对方为主。比如他很忙，但每次吃饭见面他会迁就对方的时间。”一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他向一起炒期货的专业人士发出过邀请，希望他们去平原公司下面的投资部做股票期货。其中一位接到邀请的人告诉本刊记者：“我觉得和他还是两条道上的人，感觉看不透他。他只是用你，但他还有很多秘密你不知道。”另一位和他有过合作的期货界人士也接到了他的邀请，“我回去告诉了我的母亲。我母亲对我说，‘自古以来，有白道就有黑道，但人还是要活在阳光下’”。
　　刘汉与黑道的关系，是这次庭审的论辩焦点。4月2日下午，法警用白色案板展示了涉案的17支枪械，有冲锋枪、六四式手枪、小口径手枪、勃朗宁手枪，还有2000余发制式子弹，钢珠弹……在一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明文禁枪的国家，这是相当触目惊心的有关暴力的证明。法庭上鸦雀无声，再次质证时，一位辩护人说看到这些枪支物证，“感到震惊和震撼”。但同时表示，这些证据与刘汉没有关联性，没有证据显示刘汉买过并持有这些枪。刘汉在自辩中也强辩说，自己从来没有摸过一支枪，所有指控的涉黑违法行为以及枪支等暴力物证，都是他弟弟和助手孙晓东及其手下所为，他既未参与，也不知情。
　　但在民间，刘汉与黑道的传言很早就已经存在。在两位期货界人士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他们看到的刘汉已颇有江湖人士的风范，“进出身边常常跟着小弟”。他和弟弟刘勇的关系也颇让人玩味，“他弟弟当时帮他办理分仓，做点杂事，在我印象里是个反应比较慢的人，显得有些粗野。刘汉对我们很客气，但对他弟弟很粗暴简单，都是命令的语气，没有协商的余地。因为车子来晚了这些琐事，在我们面前对他弟弟发过火”。
　　一位德阳的前任市领导告诉本刊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他赴任德阳，第一次去下面了解情况时，就听基层官员这样向他汇报：“当时德阳市委秘书长带我到德阳下属的六个县市区去见见当地的党政领导。其中也见了广汉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给我介绍情况时说，这里有个叫刘汉的人是黑社会。当时说了他们涉及的事，这次公诉里也提到了。1993年刘汉做贸易生意时，曾经被湖南公安局缉拿，给他们的库房贴了封条。他们就组织了一伙人去打砸，把法院的门给砸了，这件事致使他在广汉有一定的恶名。”
　　上世纪90年代末，全国范围都出现了金融秩序非常混乱的局面。德阳是川内“两金三乱”的重灾区，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城市杂牌基金会乱办金融机构、乱放贷款的现象非常严重。“当时各种各样杂牌的基金会，用高息在社会上揽存。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不愿意去炒股，看到这些基金会利息比银行高，就把钱存进去。拿到第一年利息后，很多基金会就卷款跑了。‘两金三乱’把德阳搞得很惨，基本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位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想用刘汉的钱。虽然知道他有钱，但觉得他的钱来路不正，德阳是不能接受他们的”。进军绵阳
　　进军绵阳
　　从绵阳市区往北，过汉龙大桥，有一个三江汇流后环抱出的江心岛。江水分流处，一水径直急湍南下，岸线平直，一水向东蜿蜒围合，江水宁静。岛上是绵阳市早期高尚生态楼盘的代表——小岛花园。第一期项目建成出售时，比绵阳市平均房价高出不少，一度被当地人认为是绵阳的富人区。这也是刘汉离开家乡广汉德阳后，在绵阳拿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产项目。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刘汉擅长的资本运营遭遇挫折。在玩家们近乎疯狂的博弈下，中国资本市场初创不久就几乎面临崩盘的危险。国债事件中，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些机构投资者均参与其中，甚至导致有相当规模和声誉的证券公司一夜间破产。国家于是决定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全国50多家期货交易所，最后只留了十几家。四川联合期货交易所也于1998年申请转为天风证券公司。嗅觉敏锐的刘汉当然早就看到了这个大势，转投实业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在家乡德阳因为涉黑传言受到“抵制”后，他转赴绵阳找到了自己的机会。
　　这里的政府似乎没有德阳政府对他的那种“成见”。当城市的河堤经常泛滥需要修复时，他们找到了刘汉。刘汉在自辩中回忆这段往事说：“政府多次找我，我提出可以修河堤，但要围出地来归我公司。”这是刘汉最早进入实业的路径——以出钱帮助政府修市政工程，换取可供开发的土地。河堤修好后，围出来的约300亩土地给刘汉开发。在那块地上，刘汉开发了益多园小区。
　　小岛村位于绵阳的三江汇流处，每年洪水冲积而来的肥沃泥土，使这里非常适于耕种。小岛村曾经是绵阳市著名的蔬菜种植基地，供应绵阳大半个城市的蔬菜。开发小岛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绵阳市政府“扩大绵阳城区，提高城市水平，完善城市功能”的一个布局。但财政拮据的政府没有钱做拆迁安置，于是希望利用社会资金。“当时是市长搞了测算。1平方公里拆迁安置价格是1.2亿元，谁都可以来，谁有实力就给谁。现在看1.2亿好像很少，但那个时候这笔钱很大的，不是所有开发商都能做的。”一位绵阳市的前任市领导告诉本刊记者，“最后有两个人都出到了1.28亿元，刘汉是其中之一。当时市里有个资金分析，认为刘汉更有资金实力一点，而且他要做这个事的态度更坚定，所以最后就给了刘汉。”
　　当刘汉在咸宁看守所回忆起绵阳这段经历，仍然充满感激之情。他告诉律师张青松，一位绵阳市的前领导在他的早期建设中帮过他很多忙，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甚至视这位老领导为自己的父亲。后来自己发财了，给他送过几次钱表示谢意，都被他骂了出来。当本刊记者联系上这位老领导时，他这样解释当时对刘汉的帮助：“那时候官场的情况很多，我是科研单位出来的，办事比较实在，说话和气，态度好。因为正是改革开放发展期，共产党有个政策招商引资，招商亲商，要跟商人搞好关系，做好服务，所以当时能办的事情只要没有大问题都给办，我也不跟他提什么条件，或者搞一些交易。”
　　今天再看刘汉在小岛村项目上的付出和所得，或许能略微理解他的感激之情——政府不仅选择了他，而且在项目上有相当大的让利。据1996年10月市政府召开的《小岛开发建设有关问题会议纪要》显示，市政府为了探索绵阳成片开发土地的路子，给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小岛多项优惠，包括缴纳1.28亿元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后，即获得小岛土地建设权。按规划修建小岛防洪堤，以抵缴土地出让金。免缴商业网点建设费，减半缴纳解困资金，减半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缓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小岛内所有投资项目正式营业后，所得税免二减三（两年全免，三年减半），并要求市区有关部门要从促进绵阳城市建设发展高度，密切配合，大力支持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小岛开发建设。“其实就是政府没钱、迫不得已变相卖地了。”一位前任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到1997年，当政府要进行一些标志性的市政项目建设时，汉龙集团已经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一年，绵阳市筹建机场。这是个后来有很多争议的建设项目。支持的人认为绵阳应该尽快进入航空时代，为将来的快速发展做好交通布局。反对的人则认为一个西部的二线城市在上世纪90年代修建机场，完全脱离了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城市发展的“大跃进”。
　　尤其对当时政府的财政状况来说，修建机场确实是相当超前的决定。“当时建设机场的预算是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批的，预算好像是调了两次。立项审批时，要报得低，国家才能审批下项目来，后面再增加投资。绵阳机场建设一开始报的是3.9亿元，各个施工单位最后报过来的决算是10亿多一点，审计局审减了一亿多，最后批下来8.9亿元。”一位绵阳机场建设局的前领导对本刊记者回忆。
　　对财政捉襟见肘的市政府来说，如何组织资金是个大难题。“修机场的钱一是绵阳财政拨款，二是银行贷款。韩国政府给我们援助性贷款1.2亿元，还从工商银行(601398,股吧)贷款1.8亿元。我记得绵阳市为了修机场，全市500万人，每人还投了几元钱。”这位前领导回忆。除此之外，垫资是所有要想参与机场修建企业的先决条件。“施工队伍都要自己带资过来，修到一定程度，绵阳政府再组织资金。我记得施工结束后，还欠施工队3亿多元工程款。当时是认账不赖账，就是没有钱给。”
　　汉龙集团也参与了绵阳机场建设的竞标，但留给它作为的空间并不多。“机场建设工程分为两部分，一是机场主体建筑候机楼和跑道，另一个是机场土方工程。前者因为涉及专业技术，当时的民营企业尚不具备如此专业的技能，由两家专营的国营企业做了。只有土方工程由大家争夺。”据这位领导对本刊记者回忆，招标一开始至少有一二十家企业来报名，但看到要垫那么多钱，很多公司就放弃了，最终机场土方工程中标的是7个公司，大部分是有国企或者军方背景的企业。比如中铁十三局、中铁十四局、中铁十八局，还有成都空军九中队……汉龙是中标的三个民营企业之一。虽然土方工程只是挖土填土的简单机械工作，“但是也有技术要求的，比如含水量、压实量等等，都是有严格要求和检查的。而且这个工程量大，占机场建设50%的投资量，大概4亿元多一点”。
　　绵阳机场在2001年建成通航初期，航班飞飞停停，很不稳定，客流量也始终在十几万人次徘徊，一度处于严重亏损的困境。施工企业的垫资迟迟不能归还。“我记得年一分钱都没有给，到2005年底，还欠汉龙集团800多万元工程款。2006年底2007年初，很多施工单位组织员工穿着统一的背心，上面印着‘我要工钱
我要吃饭’，到市政府静坐，市政府不得已找来机场的人去解释，保证欠的钱一定会分期还，让各个施工单位把人都领回去。其中去静坐要钱的就有汉龙集团。”这位机场建设局的前领导对本刊记者说。
　　虽然单从利益看，参与修建绵阳机场并没有太好的收益，但此时的刘汉已经与家乡官员眼中的刘汉有天壤之别。“那时候参加市政府会议，讲到经济发展、企业发展，每年年终都有统计报表，包括纳税情况、产值情况都有排名。汉龙集团当时在民营企业里应该排前三名。而且他扶贫、建希望小学、捐款，对外那一面非常光鲜亮丽。”这位老领导对本刊记者说。小岛村黑势力
　　小岛村黑势力
　　在小岛花园内，有一块僻静的角落，三面环水。一条长长的土路穿过高过人头的芦苇和杂草丛，一直延伸到水边的一角。这个角落的边缘已经种上了好几种高大的树木，用木板支撑着，站立在这块有些荒凉的土地上。紧挨水边的地面已经平整出来，但却空无一物。小岛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角落是刘汉的助手孙晓东专门填土埋湖而成，用于修建这个岛上最豪华的建筑，作为他们的私人会所。据说已经取好了名字，叫“鳄鱼岛”。动工时这里有狼狗看守，陌生人不能随便进入。但去年刘汉被捕后，孙晓东也被控制，鳄鱼岛就此停工，通往岛上的大铁门锈迹斑斑，工人宿舍也空无一人。
　　当村民们领着本刊记者看完这个胎死腹中的最豪华会所后，穿过小区的马路、绿地、楼房，来到了小岛社区。这是小岛村民们土地被征后，划留给他们的一片居住区。居住区内的房子是村民们自建的，都是些高低不一，用水泥糊墙面的简易楼房，横七竖八像是临时散落着。和旁边的小岛花园相比，显得既没有规划，也没什么装饰。“你看看，我们住的地方和他们住的地方，是不是冰火两重天？”
　　刘汉在绵阳的实业顺利推进的背后，隐藏着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侵占。村民们的不满从十几年前就开始积累。首先小岛村土地的全征全转，在程序上有很大问题。小岛村村民刘宇（化名）还记得，日，绵阳市国土局局长夏成林带队，召开了小岛全村拆迁动员大会。“国土局局长在会上对我们说，小岛有希望了，不要你们再肩挑背磨。你们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市政府决定开发这里。小岛土地全征全转，以后经济发展，人员往来会带动你们当地人的经济收入提高。你们可以做生意，以后就是在家门口摆个钵钵卖花生，一个月都有千八百块的收入。”但在这个描绘蓝图的会议召开前，小岛村的土地已经在一个月以前被卖给了汉龙集团。本刊记者看到委托成片开发土地协议书上的日期是日——村民们在完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冲突在拆迁会现场就开始了。夏成林谈到小岛村土地全征全转后对村民的补偿措施：16岁到35岁的村民每月能领到140元补助，35岁以上170元/月，而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则被元不等的一次性补助买断。听到这里，台下一片哗然。一位愤怒的年轻村民冲上主席台，一把抓住话筒扔到一旁，会议不欢而散。
　　但拆迁仍然如期进行。拆迁动员大会结束后半个月的一天中午，一辆蓝色的小卡车拉来一车拆迁人员，断了村里的水电。村民们不得不搬出老房子，去通了水电但没有建好房子的安置区，搭起简易窝棚开始自建房。不管从程序还是实际获得补偿上，小岛村民们都成了牺牲者。因此，当汉龙集团拿着与政府签订的土地出让协议，来开发这片土地时，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村民们的敌意。村民们给这些外来者制造了各种麻烦：偷走苗圃的水管，在小岛公司承建的河堤上挖砂石去卖，拦住小岛公司运送材料的施工车辆收过路费……
　　汉龙集团则以更坚决，更有暴力意味的强硬手段来回应。小岛项目的负责人叫孙晓东。他是刘汉的第一任司机，从刘汉炒期货时就追随左右。据见过他的村民向本刊记者描述，孙晓东身边有两个保镖，穿一身深蓝色西服，手伸在前胸衣服里，做出随时防御攻击的姿态。孙晓东的哥哥孙华君是广汉市的一个著名“操哥”——1993年刘维拿着钢珠枪冲向民警时，他也跟随其中。他曾在广汉出租车行做事，带一批出租车公司的人加入小岛公司，成为保安队伍的主要人员。他们像在广汉抢占街头地盘一样，用暴力护卫着公司财产。这支队伍在小岛村与村民们冲突不断，制造的伤人事件和命案都成为此次指控刘汉涉黑的一部分罪证。
　　一位保安队的成员在庭上说：“记得刚到小岛公司当保安的第一天，公司的领导就告诉我们：‘你们在这里上班，如果出去打架，不要怕，打赢了，可以回来炫耀，打输了的话，就闷在心里，不要说出来，否则你哪里来的就回哪里去。在外面打架被抓了，一定记得不要说自己是汉龙的就行了，公司会管你。’听了这话让我觉得汉龙集团太厉害了，这种话都能说出来，一定很有势力。这才有了我以后的无法无天，心中只有汉龙集团，没有法律，没有国家。只要为汉龙集团做事。”
　　1998年小岛村民熊伟被杀是冲突恶化的表现——这是起诉书提到的9宗命案之一。熊伟在绵阳凯旋酒廊被有宿怨的小岛公司保安刺死，凶手一直没有归案。甚至这起命案在当时少有人知道。采访中，当地官员、绵阳市民，甚至一些接近小岛花园项目的人都称不知道。刘汉也声称没听说过熊伟案，“是到了北京（被抓捕后）才知道有这个人”。
　　但在小岛村，这桩被掩盖下来的命案让村民们的敌意持续发酵。随着时间推移，物价逐年上涨。根据2009年绵阳市政府的一份文件，普通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已调整为210元/月，小岛村民时至今日仍然领取着1996年允诺的每个月100多元的补贴。2010年，小岛地产项目第四期启动后，村民与开发商又爆发了激烈冲突，村民们拍下的冲突场面血迹斑斑，小岛的路面上一片狼藉，满是砖头泥瓦的碎片。
　　除了这些充满暴力和仇恨的画面外，村民的手机里还有一张很美丽川西田园风光——小岛上种满了蔬菜瓜果，沿着江边划出一道黄绿相间的优美弧线，这是他们近年来奔波于各政府部门，讨要说法时拍下的。“我在一个规划方案上看到我们村子开发前的照片，我想我们原来的家是这样的，就拍下来做个纪念。”这位年轻的村民对本刊记者说。刘汉被捕后，他和村委会的几名成员酝酿着跟政府谈判，从小岛建设公司手中收回尚未开发的1000多亩土地。但经过多年的对抗，失望和愤怒让村庄内部也已四分五裂，村民们已经很难回到那幅平静美丽的画面中了。自我翻新
　　自我翻新
　　当1998年小岛村熊伟的命案发生时，刘汉的自我翻新却渐入佳境。首先，他不再是个单纯买空卖空的投机客。他在绵阳成立了汉龙集团，这意味着实业开始上了轨道。他在资本市场上的生意也跟上了大势。1997年，国家整顿期货业。很多期货交易所被关停，剩下的因为客户量大减也难以为继，纷纷另寻出路。四川期货联合交易所申请转为证券交易所，并进行股改，刘汉通过他的关系网，使得汉龙集团成为股东之一。这意味着他在自己熟悉的资本运作上仍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1999年——就在家乡官员对他黑社会的评价尚未消除前，他因为在绵阳政府的关系，因其在“企业界和公益界的突出表现”，成为四川省政协委员。
　　在刘汉被公诉后，一位曾近距离接触过刘汉的政协委员在博客里回忆了这唯一一次见面。他看到的刘汉，已经与广汉的老同学们讲述的刘汉有很大不同。“那是1999年冬天，四川省政协第八届二次会议在成都金牛宾馆隆重召开。午餐后参会的委员们都回客房休息了。我懒洋洋地睡在205号客房靠窗户的一张床上，闭目养神。金牛宾馆一片宁静，冬日的阳光透过薄薄的白色窗帘挤了进来，让人感到丝丝温暖。靠近客房门的那张床空着，我从委员住宿名单上知道与己同住的委员是一知名企业家，他的名字叫刘汉。过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房门开了，一披着风衣的男子在几名身着黑色西服、眼戴墨镜的光头大汉的簇拥下进入房间，我连忙起身打招呼：‘先生是刘总吧？’该男子微微点头，并不说话，刘总看起来30多岁，身高1.8米左右，眉头紧锁，面容憔悴，两眼炯炯有神，目光有点瘆人。刘总在随从的服侍下躺在了床上，我开始和他套近乎，但刘总好像并不愿意与我沟通，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交流不顺畅，谈话很困难、很痛苦、很尴尬。话不投机一句多，我知趣地闭上了嘴，侧身睡了。迷糊了一会儿，我猛然发现随刘总进屋的两个光头儿并没离开，他们笔直地站在刘总的床前，双手抱胸，两眼望着天花板。我心里有点不高兴了：‘刘总，能不能让你的这两位兄弟走了嘛？’刘总稍稍犹豫了一下，手一挥，两个光头儿离开了。‘刘总，这么凶险嗦，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刘总一声长叹：‘唉，人在江湖，不能不防。’‘刘总，没事，我们住在金牛宾馆，有武警在为我们站岗放哨呢，你放心休息一下吧。’刘总再也不吭声了，整个房间安静得有点吓人。我下床穿好衣服，轻声轻脚地离开了。”
　　刘汉此时表现出的寡言和过分谨慎，与他在两年前经历过的一次暗杀事件有关。自从与袁宝璟在期货对战上结怨后，袁宝璟的手下汪兴派来杀手，在广汉最好的西苑宾馆外，用小口径手枪朝刘汉的汽车开了两枪，一枪击中汽车尾部。刘汉并未受伤，但这突如其来、不知方向的暗杀，让他颇为受惊。一位曾经很熟悉他的老同学告诉本刊记者，枪杀事件对刘汉高调的个性有很大影响。他自此很少在广汉出现，即便出来吃饭也要先清场。“我们的同学会邀请他，他会买单，但是从来不参加。”
　　虽然刘汉带着保镖参会的做派，与一般的政协委员颇为不同，但政协委员这一政治身份仍然是对刘汉原来的“涉黑”传言最好的清洗。到2001年，在当年并不接纳他的德阳，刘汉的名声也有所转变。一位德阳的官员向本刊记者回忆：“大概是2001年左右，新的市委领导到任，去了之后在大会上就说，刘汉挣的钱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德阳有很多人对他说三道四，弄得人家到外面投资，不在德阳投资了。”这番话或许标志着德阳官场对刘汉的认识开始改变。就在这一年，他通过入主金路集团(000510,股吧)，获得了回到德阳的机会。金路前传
　　金路前传
　　金路集团原名四川省树脂总厂，是德阳的一家市属国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企经营普遍进入一个困境。“但德阳却说自己市属的预算内国有企业，7年无亏损。这是说大话，后来就惊动了中央。于是1995年，国务院领导就到德阳视察，是要看看德阳这里还有一方净土，居然还能把这样的企业做到7年无亏损。”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
　　实际上，德阳的国企不亏损神话是靠“装出来的”。“当时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把亏损的企业都装到盈利的企业里面。开始还有十几家企业盈利，亏损企业一装进去就都亏损了。比方说东方电工，本来是盈利的企业，一下给它装进了19个亏损企业，就把它也拖垮了。”一位曾主管德阳工业的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当他到德阳时，调研的情况与“李鹏总理去的时候不是一个概念，所有的市属国企无一不亏损”。
　　金路集团是这些靠谎言保持“不亏损”的国企中的一个。它1992年完成股份制改制，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四川第一家上市的国有企业。在1998年前，由于利润连年增长，曾获得“川股第一股”的美誉。但1997年成功配股募集2.4亿元资金后，1998年中报就开始突然变脸，公司每股收益从上年同期的0.15元下降到0.01元，净资产收益率仅为0.48%。1998年披露出来的年报更让人始料未及，亏损1.2亿元。
　　金路集团的巨额亏损一方面是金路的产品受原材料成本影响很大，“因为金路的主要产品是生产PVC的树脂材料。树脂的原料是两种，一种靠电，还有一种靠天然气。金路的生产就主要是靠电力了，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取决于电费。如果天然气价格便宜，电费贵，它的产品就没有销路了”。另一方面则是多年做假账的积累。据证监会的一则处罚公告显示，金路集团在配股前的1997年年报中披露该年利润为8014万元，经查实，虚增利润3415.17万元。不唯如此，金路集团配股资金的投向被多处挪用。
　　德阳市政府一开始想拯救金路的办法也是将业绩不错的企业装入金路，制造一个有业绩有利润的假象。“我刚到德阳时，德阳市委市政府的两个一把手找我谈金路的问题。当时他们市委的思路，就是把剑南春装进去，因为剑南春是四川省的五大名酒之一，有实力有钱。当时市政府已经准备下文了。”这位前任德阳市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但当时有两个障碍。一是隶属关系不一样，剑南春是个县属企业，是属于绵竹县级市的。如果要把剑南春拿到金路集团，就要从绵竹收到市里来，那绵竹就很麻烦了。二是产业类型也不一样，剑南春与金路不是同一个产业，也不在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它们互相是救不了的。除了把剑南春的利润装到金路集团里面，其他就没有复合性，没有关联，这样的结果就只能把剑南春拖垮。我当时觉得金路集团已经是个老虎机了，不停地在吃钱。”
　　借剑南春救金路的方案最终没有实施，但金路集团却越来越着急，除了普遍的亏损，这个企业还有一个大的硬伤。“当初为了上市，凑齐规定的股东数量，制造了一部分黑股票。就是根本没有这个股东，也没有这些股票，是伪造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当时四川的上市公司已经频频出问题被曝光，金路集团的事情如果再捅出来，就是雪上加霜。金路集团的几个人，于是三天两头跑来找政府，就说他们马上要露馅了，出大问题了。”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刊记者回忆。
　　为了解金路集团的燃眉之急，四川一家民营企业三通集团被引进了金路集团。该企业进入一年内，没有再装入新的资产，金路在报表上扭亏为盈。但在金路刚扭亏为盈的时候，金路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德阳市国资委联合其他股东，在当年的股东大会上实行了著名的“510”夺权事件——将第一大股东三通“请”出了董事会，公司控制权又回到德阳市国资委手中。夺权的理由是指三通并没有兑现对金路的注资承诺，并利用借款掏空公司。
　　事隔多年，关于夺权的真实原因众说纷纭，我们无法判断真假。但夺权的方式却颇受诟病。大股东失掉信任被取代，在公司治理史上并不少见，“510”事件之所以著名，在于政府动用了非常的行政手段。当日的股东会上，当地警方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从会上陆续带走了来自三通的几位高层管理人员。这样的行为，是否突破了行政公权与经济活动的界限，在政府内部也是有争议的。“5月8日，也就是召开股东大会的前两天，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和省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德阳市政府向省里报告他们要在股东大会上夺权，让我注意这个事情，随时汇报动向。省委的态度是不支持这样做的，因为市政府不能让警察去股东大会干这个事情。股东大会应该由股民来说话，怎么能派警察去呢？”一位德阳市前任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
　　但两天后，金路夺权事件还是发生了，轰动了国内资本市场，也开了地方政府使用公权力驱逐大股东的先河。为何市政府坚持使用公权强力介入，一位当地官员认为“这后面是有一只黑手操作股市，有很多家属买了股票，然后就把股市弄得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从几元炒到十几元，这些人就发财了。当时我在德阳，就听他们这么跟我说”。可以作为佐证的是，2000年5月夺权事件同时，金路集团股价也从7元左右的历史低位起步并一路攀升，到当年11月底创下上市以来历史新高20.52元，股价在半年中上涨200%。
　　这段曲折的金路前传，对德阳市的投资环境影响很大。据一位当时在任的官员对本刊记者回忆：“以后的几年内，除了新疆特变电工(600089,股吧)德阳电缆厂的改扩建搬迁项目外，德阳市区基本上没有引进过大的投资项目。”而经济夺权风波后的金路集团很快再次陷入困境，刘汉自此开始入局金路。入主金路
　　入主金路
　　“510”夺权事件后，金路集团的高管职位进入一个动荡期。三通集团董事长艾欣离任，先是德阳市天然气公司的总经理李富荣出任新董事长，后因经济问题被查，化工局局长何光昶接任金路。但金路的经营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后来爆发了上万员工上街游行事件。刘汉在法庭自辩时提到此事：“当时，德阳的金路集团有1万多工人上街游行，外电说是20万人上街游行，要工资，他们要生活。政府没有办法，领导来求我，让我可怜一下这些工人。我提出免三年税收、把天然气公司给我的条件，就这样，我收购了金路集团，养活这些工人。”
　　但事实比刘汉的讲述要曲折得多。2001年，三通董事长艾欣转让手中的所有股份，退出了金路集团。但接盘的人并非刘汉，而是西藏珠峰(600338,股吧)的老总何冰。刘汉为何一开始并不自己进入金路，一位德阳市前任官员对本刊记者的解释是：“在这之前刘汉的名声太坏了。刘汉当时在德阳是不得人心的，他在德阳没有实业，跑到绵阳去，你就可以理解他在德阳广大干部心中是立不住的，所以他才跑到第三地区去发展。如果他当时就要在德阳来买金路的股权，肯定会遭到很多干部的反对。何冰是西藏珠峰的，他和德阳没有关系。所以他去拿三通的股权，我们就不会有太大警惕。”
　　据认识何冰的人告诉本刊记者，何冰是绵阳人，模样文弱清瘦，标志性的装扮是金边眼镜，名牌西服，还有泛着油光，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他爱好女人和车，“但他很看不起女人，曾经说过对女人很轻视的话，刘汉都觉得他很过分，说他是素质的问题”。这位知情人对本刊记者说。
　　但从生意的角度，何冰是个不错的伙伴。他和刘汉经历相似，从小家境清贫，后来做贸易起家，并涉足资本运营。西藏珠峰也是资本市场初起时一只走势诡异的股票，甚至被炒股的人形容为妖股。何冰入主金路后成为控股股东，刘汉在市场上成为控市股东，两人一明一暗，炒作金路股票。据此前媒体报道，为了炒作金路股票，刘汉通过各种途径控制了十几个大账户和上万个小账户来运作金路集团的股票。2001年，刘汉从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吧)和光大银行(601818,股吧)共贷款11亿元，用来购买金路股权的流通股和其他股票。此后一年间，刘汉陆续投入了共计20多亿元。
　　尤其是2001年8月份，西藏珠峰收购丰谷酒业注入金路集团，这笔交易可以算是刘汉联手何冰，在资本市场上一箭双雕的样本。丰谷酒业是绵阳的一家绩优企业，刘汉出面与绵阳市政府谈好条件后，由西藏珠峰出面完成收购，再将其注入金路集团。通过这番操作，金路集团在投资者面前硬是表现出了净利润连续3年增长的形象，有利于控市股东出货。当然刘汉也没有亏待何冰。在2001年5月西藏珠峰购买丰谷酒业的时候，共付出1.07亿元，到了8月注入金路集团时，其价格已变为14916.08万元。大股东西藏珠峰也靠这笔交易套利4000多万元。
　　但这种一明一暗联手的方式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何冰就因参与赖昌星走私案事发入狱。刘汉通过股权拍卖的方式获得了西藏珠峰手中的金路股权。刘汉对此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叙述的：“何冰因为看好金路的高耗能产业，向我借款购买股权，进入金路。但不想后来珠峰突然出事，为收回借款，汉龙被迫通过官司形式，拿到珠峰持有的金路股权。”但一位德阳市前任官员告诉本刊记者，用股权拍卖入局金路的奥妙在于，既绕开了政府，也绕开了何冰。“我记得有一次在饭局上，光大银行的行长说，现在股权转让最捷径的就是到银行贷款。贷款时用股权抵押。最后还不了，银行可以把股权拍卖了。所以刘汉得到金路的股权，是通过光大银行拍卖的，并不是何冰自己转让给他的。”这是刘汉与自己的生意伙伴结下的又一桩恩怨。据说何冰后来对刘汉很不满，“出狱后到处告刘汉，说刘汉害了他”。资金困境
　　资金困境
　　2000年以后，四川省一位官员到阿坝州做书记，通过原来四川联合交易所的总经理孟庆山找到刘汉，希望他到阿坝州投资。“我们谈了半个小时，我当时没有答应。但后来，他再三邀请我去考察，药厂、水电站、旅游等项目。后来我去考察了，在十几个项目中选择了阿坝州药厂、黄龙电力、四姑娘山景区开发、九寨沟电力项目。”刘汉在自辩中说。
　　对官员来说，能够为贫困落后的地方引入资金，是颇为得意的事情。“这个四川省的官员就亲口跟我说，他把刘汉拉到阿坝、凉山去做开发。这是他的一个政绩。因为阿坝这些地方招商引资很难，他把刘汉找过去，算是一个很好的成果。”一位当地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刘汉是期待政绩的官员比较合适的合作对象。他懂得审时度势，在一些困难时候也不乏义气之举。甚至之前因为听闻他“涉黑”，而对他心生排斥的官员，在和他见面后，也没有很坏的印象。“我看到他本人后，印象也不是很坏。因为他不是那种青面獠牙的。而且2000年初的时候，他在官员面前表现得很卑微，我们开会说什么，他不顶撞，说什么他就听着。”这位官员对本刊记者说。
　　但要完成产业的拓展和开发，就不仅是听话那么简单。刘汉认领的多个投资项目，从赚钱前景看都不错。四姑娘山景区建成后，大概每年30万人次来旅游。选择水电更是跟上了国家开发资源的大势。“我看上了电源点，头100多万千瓦的电力开发很成功，赚了几十亿元的利润。在我开发前，那里的电力卖不出去，亏损的，电没人要，5分钱一度的电都卖不出去。几年后，全国开始缺电，我卖出了电力。”刘汉在自辩中如此陈述。
　　但开发这些项目需要的投资金额，远非传统产业可比。仅以建水电站为例，刘汉修建的四川毛尔盖电力有限公司装机容量总共40多万千瓦。预计需要投资30多亿元。但按照汉龙集团的资料显示，2002年底，汉龙总资产72.8亿元人民币，净资产39.5亿元人民币。这样的资金实力投入水电建设，可谓杯水车薪。
　　而刘汉使用得非常娴熟的股票融资手段，也在2003年遭遇困境。在资深的资本玩家手中，一笔股权至少有三种融资的功能——一是在股市上高抛低吸，炒作股价获利，二是向母公司借款，三是用股票向银行质押贷款。后两种方法常常可以在一笔股权上同时使用。但在2003年，利用股票融资遭遇很大困境。多年只为炒作套利的资本玩家们终于自食恶果。日，上证综指已创出了1307点新低。如果剔除2001年以后大盘股不断上市给上证综指虚增的水分，上证综指1307点仅相当于2001年以前800点左右的水平，实际已经跌破了1000点。中国股市进入最漫长的熊市，至今也未恢复元气。刘汉从股市上也很难挣到钱，他于2003年出让了投资控股的天风证券。
　　也在这一年，他手下的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卷入了一场官司，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社会法人股1000万股，期限1年，自日至日止。这次官司导致法院先后冻结了该公司在工行广汉市支行及农行广汉市支行的账户，还查封了该公司国土使用权书项下的土地。平原实业基本上已经停止运作。
　　据起诉书显示，平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刘汉获取银行贷款的一个重要平台。汉龙集团的办公室主任刘耕当时就平原公司所涉官司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没想到法院执行来得这么快，一下子就冻结了平原实业持有的股票，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入股中期
　　入股中期
　　为了解决资金困境，刘汉甚至贱价出售了手中的水电站。2005年，刘汉卖掉了黄龙电力公司和两个新建水电站。此前，他曾想将其卖给堂兄刘沧龙掌控的四川宏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但没有成交，最后以近5亿元的价格卖给了四川汇日电力公司。这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其出资人的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法定代表人叫陈炜民。因为水电站是国家资源，不允许没有报批就私下买卖，这笔买卖事后受到四川省发改委的批评。
　　汇日电力买进两座电站不到两个月后，便以27亿元的价格转卖给大唐电力集团旗下的桂冠电力(600236,股吧)公司。一进一出22元亿的差额，使得此事被认为是刘汉利用水电站买卖进行利益输送的证据。
　　更能显示刘汉资金窘境的是在卖水电站的过程中，还曝出了“一女两嫁”的新闻。他在出售水电站前，已经将天龙湖等四个水电站的电费收费权委托给了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拿到8491万元。信托期限从日至日。电站的收费权本是电站资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刘汉出售的是资产有残缺的水电站。拿到天龙湖公司的股权之后，桂冠电力不得不为讨回本应属于自己的电费收费权而奔波。
　　把手里的资源用到极致，反复抵押作为获取资金的筹码，是刘汉的融资之道。他套取巨额资金的最突出行为，就是入股中期公司。年，刘汉借中国国际期货(博客,微博)经纪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机会，和堂兄刘沧龙一起，以宏达集团，宏达化工以及汉龙的名义入股中期。
　　在成都炒期货时，刘汉曾是中期公司的重要客户。“当初炒作期货时，他就已经对中期公司非常熟悉。他首先判断这个市场还是要起来的，期货公司能获得稳定的佣金。而且中期公司是中国期货第一品牌，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中国电力都是中期的客户。他作为第一大股东会有很多无形价值在里面，能给他提供优质客户渠道。”一位熟悉刘汉的中期公司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但除了这个判断外，入股中期更对刘汉最有现实意义的是，成为控股股东后可以很方便地从母公司借款。
　　2002年4月至2003年4月，刘汉和堂兄刘沧龙入股中期，合计持有中期48.575%股权。从入股当年开始，宏达和汉龙就陆续向母公司有多笔借款，宏达集团和青岛宏达一度合计占用中期公司资金3亿多元，几乎占到中期公司注册资金的一半。汉龙集团入资只有100万元，却借款8000多万元，相当于用100多万元的入股资金，买到了一张超量的融资证书。
　　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监会因此多次向中期公司发出通牒：必须在2004年7月底之前解决大股东占用资金问题，否则中期公司年检不能通过，可能受到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惩罚。中期公司面临生死存亡，小股东愤而联合起诉宏达和中期公司，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继明是代理律师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大股东侵占小股东的权益的现象非常厉害，他们利用控股身份，不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就将钱拿走。还同时享有股份，又用股份去签担保协议，但小股东却无能为力。因为当时的《公司法》并不支持小股东控告大股东。之前有莲花味精(600186,股吧)、三九药业等案例，小股东都败诉。”
　　2005年，新的《公司法》出台后，北京高院一审判决原告小股东胜诉，宏达和汉龙后来都退出了中期公司。这个案子被称为中国涉案金额最大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也是中国期货行业股东代表诉讼第一案，赵继明将这个案例写成了一本书。大股东利用关联关系，掏空母公司，侵占小股东利益一度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顽症。这既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企业家对股份制商业关系普遍的扭曲理解，也表明他们对职业经理人道德操守的漠视。“我们原本的诉求，还想将田源、刘沧龙、刘汉也作为被告，负责赔偿责任。如果成功的话，会对职业经理人的道德操守产生巨大的影响。”赵继明对本刊记者说。刘维的高调
　　刘维的高调
　　2005年，刘汉看起来并没有被资金危机拖垮，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势头。他登上了胡润编制的中国富豪榜，作为当年新上榜的富豪，他成为财经记者关注的对象。但当有北京记者追访到成都时，才发现“114”上没有汉龙的信息。它的办公地点隐藏在西南商城后面一栋大厦里，没有醒目的标志，甚至在该大楼大厅的入驻企业楼层指示牌上，也找不到“汉龙集团”的踪影——这与当年平原公司草创时，就将电话放到黄页上的高调作风判若两人。将自己隐藏起来，是刘汉多年磨砺出来的生存技巧。他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在公众场合出现。除了年会，甚至汉龙集团的高层员工也很少能见到他。
　　但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弟弟刘维一直留在广汉发展，言行举止颇为出格。他一直走在江湖黑帮的路子上，经营赌场、游戏机、娱乐厅，为抢地盘火拼、吸毒。据说2004年刘汉曾经把他关在屋子里，让人守着他戒毒。但戒掉海洛因后，刘维又迷上了新式毒品。一个看着刘维从小长大的街坊对本刊记者回忆他亲眼所见的一幕：“他大哥刘健有个朋友叫甘老三，吞了赌场的钱，被当街痛打。刘维对甘老三说，三年不许回广汉，回来一次打你一次。那次我才知道，他有那么凶了。”在这位街坊的记忆里，2005年后，刘维还做过一件广汉城内很高调的事情。“他们的母亲李娘平时常住在成都，不过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她都要回广汉，去寺庙烧香拜佛捐功德。有一次李娘烧香后去看朋友，晚上没有回家，刘维就发动广汉出租车司机去找，每人先给一百，找回来以后再重奖。”
　　在势力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刘维惹出过不少事端，甚至制造过命案，但每次犯事总能奇迹般地不了了之。1993年手持钢珠枪，阻挠公安办案后，刘维被拘捕。但案件被当地法院以不属于管辖范围为由，退回检察院，刘维被取保候审后释放。据广汉一位防爆大队的老队员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们接到线报，有两伙黑社会成员要在街上持枪火拼，其中就有刘维。防爆大队出动，在街上人赃并获，缴获7支枪。但押解嫌疑人回公安局的路上，就接到了上层领导电话，要求就地放人。这位老队员现在回忆起来还非常气愤，觉得不仅浪费警力，还失了警察的尊严。
　　据起诉书显示，1998年，刘维带着操社会的曾建军等人，在广汉赌博游戏厅看场子，收取保护费。其间，与广汉市另一个看场子的操哥周政发生冲突，刘维遂安排曾建军干掉周政。日晚，周政在广汉市九江路严记烧烤摊遭近距离枪击，后经法医检验系散弹枪近距离击伤头颈部、胸部致阻塞性窒息失血性休克死亡。但这起命案也被奇怪地搁置了。
　　一位当地警察告诉本刊记者，周政案发后，勘察现场取证后，就成为悬案，没有指定作案嫌疑人。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件有多少侦查难度的刑事案。刘汉兄弟被拘捕后，湖北公安来广汉查案，“两天就破案了”。
　　运用暴力，控制砂场生意也是此次刘维被起诉的罪行之一。采砂石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广汉兴起的行当。一位当地建筑业老板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地方政府开始大搞城市建设，砂石生意非常受欢迎。广汉因为河道比较多，距离成都近，成为砂石的重要供应基地。从成都来的运砂车每天排队等在挖沙的工地边。一车砂石的成本是60块钱，但可以卖到120块。“最多的时候每天收入两三万元，我身上只带100元的大钞，50块的都不揣。”高利润也引来了激烈竞争。众多黑道介入这个领域争抢利益，甚至官员也受到过他们的死亡威胁。
　　据一位前任官员向本刊记者回忆，2002年的夏天，广汉砂石的主要产地廉山镇发生一起车祸。一辆小客车与一辆超载的运砂石大卡车相撞，小客车内的7人全部身亡。当时的省长和副省长给德阳市的主管市长写了一批示，要求他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情。于是在德阳市领导督导下，广汉开始治理超运超载的运砂石大卡车。这位官员记得，有一次检查到尾声时，发现一大批超载的砂石车，全躲在一个非法的加油站里。“加油站成了停车场，这是很可怕的安全隐患。于是叫来交警，把那些砂石车都扣了，驾驶员的执照也都收了。刚处理完要离开时，公安局副局长跟带队的市领导说：‘廉山镇那边来了一辆摩托车，车上两个人提着冲锋枪过来了，我们快走吧。’带队的市领导一听就很生气，当时就让把车停下来。他说：‘他们敢拿冲锋枪来？开玩笑，政府还怕他！他要是把我打死了，我是烈士。他被打死了，他是歹徒。’”
　　虽然最后带冲锋枪的打手并没有出现，但可见这个领域黑社会的嚣张。刘维未必亲自参与了多少砂石生意——因为砂石的开采运输都很辛苦、风险大，罚款多、一度被当地人称为“底层人的生意”，但他在这个黑社会云集的领域有相当大的话事权。起诉书中有一个案例提到，他有能力决定砂场竞标的归属。到案发前，刘维已经成为广汉众人皆知的江湖老大，垄断了赌场、游戏厅等生意。“外地的江湖人士来都要在他那里拜码头。”一位当地警察对本刊记者说。
　　在公诉中，刘维这些罪行，都成为刘汉涉黑的罪证。虽然刘汉在庭上否认这一指控，但在广汉民间，他的财富与暴力形象一直结合在一起，甚至成为鼓励那些无心读书学生们的“榜样”。一位当地年轻人回忆：“2002升高中，读了金雁中学，不知道怎么搞的，周围人开始崇拜起刘汉了，对他如敬神明。其实当时刘汉被我们这些‘二秆子娃娃’神化了！因为A听人说刘汉是广汉第一黑社会头目，A传到B耳中的时候就变成了刘汉不但是广汉第一黑头目并且还杀过人，B传到C耳中的时候就又变成了刘汉不但是广汉第一黑头目并且还杀过人、贩卖过军火……这样越传越玄，感觉那个时候刘汉是所有不怎么爱学习的男生的精神偶像。”
　　而刘汉当年似乎也期望在表面上保留他与黑社会的关系。2007年，曾有人在网上发帖，直指刘汉偷税漏税，是四川的黑社会老大。“当时我说去找人删除，刘汉说，偷税漏税的帖子可以删掉，黑社会的留着挺好，这样对生意有好处。”他的助手孙晓东对警方供述说。进军矿业
　　进军矿业
　　从四川前往凉山，要翻越一大片山脉，学名大相岭，但古往今来的行路人给它取了一个更贴切的名字：泥巴山。本刊记者去的时候正是阴雨天，万壑群山间云蒸雾绕，更增加了与世隔绝的神秘。小块的菜花田，像随意泼洒的黄色颜料，隐现在浓重灰蒙的雨雾和山色中。山与山之间，已经用一条高速路相连。路上有世界最高的钢构桥墩，主墩高达186米。云雾湮没了桥身，远看汽车如飞在云端。还有世界第一的深埋隧道，全长10.04公里。这个数字被做成路牌，骄傲地标志在隧道洞口。高速路开通的第一天，据说有140万辆车上路。在人们眼里，它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道蜿蜒在崇山峻岭间的景观，与道路两旁浓郁的原始森林一起，构成了原始与现代的绝佳对比。
　　通过那条世界第一的深埋隧道后，眼前的风景大变。当时虽然是暮春三月，但山脊枯黄，植被稀少，黑色的矿渣和碎石从山沟间流淌下来。红色的岩石沿江而列，露出一线笔直齐整的被江水浸过的白线。这样看似贫瘠的山体里，却隐藏着巨大的财富。范晓是四川省区调队的高级工程师。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和同事们就为探明四川的地质构造和矿产分布，在严寒酷暑中走遍了川内的山山水水。范晓告诉本刊记者，四川因为地质构造复杂，富含金属矿，钒钛铁矿都有很大储量，如今国际市场上需求量非常大的稀土，也是四川西部的重要矿产之一，控制了世界上稀土资源的一半。凉山、甘孜等州则以有色金属矿为主，这里有几条重要的成矿带，铜、铅锌、金银的储量都相当丰富。
　　矿业蕴藏的经济能量是无可比拟的。一个大矿甚至能催生一个城市。攀枝花市就是在一个大铁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今已经成为川西南的重要城市。从矿产的蕴藏量来说，隐藏在凉山州群山中的财富也并不逊色。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众多开发者纷至沓来。刘汉也是其中之一。从2000年中期以后，矿业成为刘汉的重要产业，凉山州是他布局矿业的重点地区。在集团提供给本刊记者的产业布局资料里，汉龙拥有位于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梭罗沟金矿的采矿权，初步探明的金矿储量为200吨，远景储量达到300吨。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拥有位于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大陆乡稀土矿的采矿权，经探明，矿石总量为2000万吨，平均品位达3.88%，开发潜力巨大。
　　倚靠这些矿产资源的估值，汉龙的资产数量在短时间内有了翻倍的增长。2002年底，汉龙总资产72.8亿元人民币，2010年，总资产超过200亿元，到案发前，估算的资产价值已经达到400亿。但和这些开矿者成倍增长的资产相比，矿产资源地的变化却很小——没有建立起什么值得一提的城市，当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并没有因矿产有多大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更坏了。在凉山州矿产开发的过去几十年里，矿产的资源拥有者、开发者、管理者建立了一个资源争夺和买卖的经济网络，却没能建立一个持续合理分享财富的社会网络。富有矿产的地方，在付出资源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只是随着资源的枯竭，留下一个被挖空的山体。那条破开丛山的高速公路，更多是加速了外部世界对这里资源的索取，加速这里成为工业社会的消耗品——这是本刊记者在前往凉山州，了解凉山甘洛县矿产开发史之后的感受。
　　甘洛县是凉山最早进行矿产开发的地方。这里的铅锌矿储量很大，铅锌资源曾占全国储量的1/10强，被称为“铅锌矿之都”。上世纪80年代，甘洛曾经因为开矿成为凉山州最富有的县。但随着财富的增加，政府管理失衡，腐败与矿难齐发。2004年被强制矿改，清理原来的大小矿主，矿产资源拍卖给了几个大的集团。但矿改的利弊很难一概而论，但它也没有完成建立一个合理分配财富的任务，如今的甘洛县又成为凉山州最穷的县城。这个贫穷周而复始的故事里，也有刘汉和堂兄刘沧龙的身影。在矿改背后
　　在矿改背后
　　沈支铁是甘洛县的老县长。虽然已经年过七十，仍然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两道浓眉乌黑飞扬，非常有气势。在当地人口中，这个奴隶出身的彝族汉子有着极其聪明的头脑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他是最早推动甘洛县开发矿产的人。1983年，他从县公安局局长调到政府当县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危机。当时甘洛县仅靠农业，一年财政收入205万元，国家补贴960万元，但各项支出需要1300多万元，想搞公路、水电、城镇基本建设都没钱。“当时就想找钱是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沈支铁对本刊记者回忆，“一开始想砍树卖，但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后来有人告诉我山上有矿，已经有私人在挖矿。我去看了看，是从山顶的平面上往里掏洞，只能挖几百吨。我觉得这样小打小闹不行，但政府、集体都没钱。于是我带着7个人去北京，找中央民委主任。他给了我20万元，让我再去找五矿集团。五矿当时不接待我们，说只对省城，不对县城。后来再打听，英国有一个冶炼厂在北京设了办事处。它愿意跟我们合作，说它出资金技术，负责产品销售，我们只提供资源和地方上的手续。”看起来这是个不错的协议，但当时产品出口必须要经五矿，沈支铁只好再去找五矿，仍然吃了闭门羹，“五矿集团说，只有四川省进出口公司才有权利跟他们谈”。
　　就这样在北京来来回回跑了一个月，一无所获的沈支铁回到甘洛，“决定还是像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自己想办法”。甘洛县政府于是出了一个文件：除了县长、县委书记没资格，其他不管任何身份的人，都可以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来开矿。外地来开矿的，优惠矿产品40%——挖出100吨，60%统一收到县的矿业公司，剩下的40%归开矿者。为了鼓励开矿，还要求三天办证——开采证、税务登记、工商营业执照必须在三天内帮开矿者办下来，超过三天就要局长免职。
　　经过这样的动员，有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的1万多人来甘洛投资开矿，光拉矿的马车就有500多辆。“大街上人来人往，热闹得很，铺子也通宵达旦地做生意。”但沈支铁的目标不止于此，“卖原矿相当于给人当奴隶，我们还要搞冶炼”。同样在他胆大包天的步调下，甘洛县迅速建起了16个冶炼厂、18个洗选厂、4个电解厂，产品价格由原矿的每吨1000多元，增加到精加工品的每吨七八千元。“收税就可以收四次。”沈支铁颇为自豪地说。
　　甘洛于是一跃成为全州最富有的县城。但好景不长，完整产业链的后果是当地严重的环境污染。当地人告诉本刊记者，当年矿山中间的甘洛河水是黑色的。而矿山财富滋养出的贪欲也越来越膨胀，让矿山的管理开始越来越混乱。一位曾经在当地开矿的矿主告诉本刊记者，原来采矿需要省地矿局发的开采证。但到2000年以后，谁给县里地矿局交钱，就能获得开矿的资格，矿区的井洞由原来的200多个迅速增加到300多个。“大家都在打洞，打串洞渗水，2003年出了‘10•11’矿难，死了8个人。”
　　这是甘洛矿改的由头。2004年，四川省成立“甘洛矿业秩序整治工作督导组”，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李崇禧担任督导组组长。对甘洛的五大矿区进行整顿。政府要收回矿产资源重新拍卖。已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