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家也当过地主，也说说“地主招你惹你了”
13:49:25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楼主描述的一样，不是某个地主招谁惹谁了而是地主阶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年土改不是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不打破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下台村长
13:54:34但国家的政策也太那个了。为了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就非得剥夺地主的生命么？非得把人斗死么？-----------------------------@白云深处没有人
19:10:25一开始，共党也没打算这么干的。只不过先是资本家搞412大屠杀，后来地主搞还乡团，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这是地主资本家教育屁民的。无论是49年前，还是今天。毛共对地主资本家，其实是过度仁慈-----------------------------我来说一句，不站在任何立场，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其实当时很多事情都是底层干部曲解误解或者是故意歪曲政策造成的，刚解放阶段，共产党并没有专政很多解放前的混混流氓恶霸，甚至还让他们继续掌握部分特权，等到尘埃落定，才3反5反开始镇压，才真正在新解放地区实现基层的治理。但对于地主，其实我们附近的几个村的地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也可能是我们那里没有大地主的原因。我爷爷兄弟3人，解放前有一百来亩地，不知道算什么阶级，不过我奶奶算是城市中产家的女儿，家里有饭庄、布庄，后来日本人来，让我们家做保长还是什么，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我爷爷就跑到蚌埠做小生意，后来赔钱了还出过苦力，2爷3爷跑到商丘，反正是连夜跑的，奶奶也回了娘家，一直到47年才回家，房子也没了，地也没了，地还没全要回来解放军就来了。反正后来斗地主时也没受过罪，自然灾害时候全家也没挨过饿，另外，都是听说外地饿死了多少人，但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们那属于山地，没有太多耕地。当时是大家推出几个人来挨斗，走完过场各回各家，由于村子里有一些长者把持方向，所以一直没有发生过激的行为，不像我同学家里那边因为斗死人到现在还是死仇的事情。
13:49:25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楼主描述的一样，不是某个地主招谁惹谁了而是地主阶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年土改不是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不打破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下台村长
13:54:34但国家的政策也太那个了。为了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就非得剥夺地主的生命么？非得把人斗死么？-----------------------------@woodingpaul
13:59:44矫枉就一定过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家喻户习
14:02:12也不一定要斗死，我家以前也是小地主，但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后来批斗是批斗过几次，本乡本土的，没人往死里整。办了公社，也是照样出工分粮，只是阶级成分不好，不好找老婆。-----------------------------祖上富农。。。你懂的。
13:49:25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楼主描述的一样，不是某个地主招谁惹谁了而是地主阶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年土改不是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不打破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下台村长
13:54:34但国家的政策也太那个了。为了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就非得剥夺地主的生命么？非得把人斗死么？-----------------------------@大西北的龙
12:51:00土改地主的地，他就要反抗，怎可能心甘情愿的把地交出来？而且很多都是和官府勾结的，自己养有打手，厉害一点的还有武装团丁，你以为还乡团都是土共小说，电影瞎编的？解放初期土改，死了多少土改干部你知道吗？可能你也不想知道吧？-----------------------------@cytaolin
11:44:40这个说法就有点过了，人家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家产谁愿意被无偿的给土改掉了？无偿的瓜分人家的家产不算还要批斗，还要侮辱人家的女性，还不准人家反抗，搁你身上你愿意i？要是这个你都认为正常，那现在的拆迁是不是也可以不用给补偿了？直接推土机推掉，拆迁户爱哪去哪去？-----------------------------@大西北的龙
12:50:07辛辛苦苦？又来一个为地主叫屈的圣母，中国几千年来各个朝代为什么总摆脱不了农民造反？为什么朝代总是由盛而衰，为什么不能一直平稳的发展？为什么不能解决以大大小小的地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和广大农民的矛盾？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几千来来，中国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问题是这个国家的最根本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的其他矛盾都不能解决。中国就永远处在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当中。靠地主阶级自觉自愿的解决......-----------------------------@cytaolin
15:56:41跟你也没话可谈，你看问题太极端，解决问题的的思路也是支持极端~~另外请不要学着随便给别人扣圣母的帽子，那只能说明你真的是很武断、很不能理解并尊重别人想法的人~~-----------------------------@大西北的龙
16:25:27极端？地主不极端，国民党不极端，天底下就共产党和支持共产党的人极端？你最理性了，是吧？另外我也请你不要学着随便给别人扣武断的帽子，那只能说明你真的很武断，很不能理解并尊重别人的想法------原样奉送给你。你这样的人水平太差，还摆出一副圣人的口气，软弱无力的腔调除了装装比外，用一句网友的话，卵用没有。好好看看这个帖子大多数网友的回帖吧，
最后一次回你-----------------------------跟你说不清,你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这个事情影响，当初对地主的土改完全就是对个人财产的不尊重以及随意剥夺，造成的后果就是从那以后，我们国人就完全没有了个人财产这一概念，随时都会失去一切却无力反抗，土地国有化，财产集体化，一直到现在依然是个人财产无保证，处于随时可能失去的状态（我想你也不愿意自己的财产被人以社会要发展的名义就给随意剥夺吧？），这对于一个社会是不正常的，有钱者积极移民就是后果的体现，一个国家应当保护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才能让财富留下来，让创造财富的人留下来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用割韭菜茬的方法来重复发展；针对地主阶层的土改，完全可以采取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可能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更有好处，毕竟地主这个阶层基本都受过良好教育~~好了，该说的说了，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不争论了~~~~
@woodingpaul 12楼
13:59@hurric1
13:49:25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楼主描述的一样，不是某个地主招谁惹谁了而是地主阶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年土改不是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不打破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下台村长
13:54:34但国家的政策也太那个了。为了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就非得剥夺地主的生命么？非得把人斗死么？--------------……-----------------------------这事我外婆跟我说过，那时候我外婆的父亲是他们村的干部，他们村就没杀地主，别的村杀地主杀的风风火火，而且是呈漫延的趋势发展，但是杀地主这事是基层干部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的时候夹带的私货，这不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当然，出现杀地主坑杀活埋地主这种事情，政府也是难辞其咎的，开始出现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没有出来制止，甚至认为可以通过杀一批地主以达到可以对其它地主造成一种震慑作用，让土地革命能够更加顺利的执行，防止地主阶级的反扑，但是农民和地主的仇恨的种子在延续，农民当家做主之后对地主进行秋后算账。而且一些执行者还夹杂着自己的私欲，比如说看上地主家的什么物件都可以通过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地主一家弄死。这种私欲夹杂仇恨其手段过于泯灭人性。后面局势近于失控了政府才出面干预，停止了这些泯灭人性的悲剧！
@下台村长 8楼
13:54@hurric1
13:49:25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楼主描述的一样，不是某个地主招谁惹谁了而是地主阶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年土改不是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不打破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但国家的政策也太那个了。为了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就非得剥夺地主的生命么？非得把人斗死么？-----------------------------唉！时代悲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果不来点狠的谁会买你的帐？大领导们往往好说话，可下面的人可没那么好的脾气。再说政策执行中很容易搞极端。
14:01:06问题是消灭了地主阶级，社会真的在发展了吗就好比楼主举的例子如果美国真的消灭了1%剩下的99%恐怕会更惨-----------------------------社会是螺旋式发展的,消灭了1%，99％会得到发展，又会产生新的1％。
13:49:25其实要明白一个道理：正如楼主描述的一样，不是某个地主招谁惹谁了而是地主阶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当年土改不是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整个地主阶级。不打破当时不合理的制度就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
白云深处没有人
19:10:25一开始，共党也没打算这么干的。只不过先是资本家搞412大屠杀，后来地主搞还乡团，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这是地主资本家教育屁民的。无论是49年前，还是今天。毛共对地主资本家，其实是过度仁慈-----------------------------@zsxh001
16:59:59我来说一句，不站在任何立场，按照村里老人的说法，其实当时很多事情都是底层干部曲解误解或者是故意歪曲政策造成的，刚解放阶段，共产党并没有专政很多解放前的混混流氓恶霸，甚至还让他们继续掌握部分特权，等到尘埃落定，才3反5反开始镇压，才真正在新解放地区实现基层的治理。但对于地主，其实我们附近的几个村的地主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也可能是我们那里没有大地主的原因。我爷爷兄弟3人，解放前有一百来亩地，不知道算什么阶级，不过我奶奶算是城市中产家的女儿，家里有饭庄、布庄，后来日本人来，让我们家做保长还是什么，反正不是什么好事，我爷爷就跑到蚌埠做小生意，后来赔钱了还出过苦力，2爷3爷跑到商丘，反正是连夜跑的，奶奶也回了娘家，一直到47年才回家，房子也没了，地也没了，地还没全要回来解放军就来了。反正后来斗地主时也没受过罪，自然灾害时候全家也没挨过饿，另外，都是听说外地饿死了多少人，但我们那里并没有饿死人，我们那属于山地，没有太多耕地。当时是大家推出几个人来挨斗，走完过场各回各家，由于村子里有一些长者把持方向，所以一直没有发生过激的行为，不像我同学家里那边因为斗死人到现在还是死仇的事情。-----------------------------解放初，国内很凶险，抗美援朝在打仗，希腊欧洲在打仗。国内很多势力蠢蠢欲动，几百万土匪，几十万特务，这些地主不镇压，随时反叛。说过激了，其实完全不是。要说好人，国民党里有的是，但是好人办坏事的多了。
很多所谓被镇压错误的好地主其实就是那么回事。
在蒋介石集团“复国战略部署”的指挥下，1950年四五月间，云南全省范围内出现了意在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大规模武装暴乱。参加暴乱的土匪构成相当复杂，有国民党逃离大陆前有计划、有组织地训练和派遣潜伏下来的；有外省的国民党军队战败后溃逃入滇成为土匪的；有在滇南战役中战败的国民党第8军、第26军逃匿和分散潜伏下来的；也有起义部队中少数官兵哗变为匪的；有封建地主、恶霸和民族上层的武装。这些土匪、特务和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利用各级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人民解放军忙于接管、整顿组织、改造起义部队、组建分区、参加地方征粮征税之机，组织暴动，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当时抢劫、杀人、纵火、投毒等案件不断发生，交通、通讯、输电线路等设施不时遭到破坏。匪患最严重时，全省通往省外的公路交通全部中断，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匪祸所及，商旅裹足，市场萧条，居民夜不枕席，一夕数惊。”日，峨山和新平县4个区的土匪就同时暴动；8日，富源县土匪暴动；19日，通海县500余土匪暴动；22日，华宁县600余人暴动；24日，华宁和通海交界地带200余人暴动；27日，易门和新平各千余人暴动，杀死干部40余人。随后，楚雄、盐兴、广通、宣威、会泽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土匪暴乱。后来，昭通、大理、丽江等地也普遍出现股匪作乱。全省内地的匪乱，主要集中于玉溪、曲靖、楚雄、宜良和武定等滇中腹心地区，匪焰极其嚣张。土匪暴乱的目标差不多都是反共抗粮，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解放军指战员、县区领导干部和征粮队员特别是南下的西南服务团干部。土匪最嚣张的1950年5月下旬，全省内地几个地区，土匪先后杀害了包括中共通海县委书记张盾、易门县长王启勋、楚雄县长陈海在内的征粮干部600多人，抢劫粮食260多万公斤，袭占县城10余座，其中尤以华宁金绍云、原起义部队团长王耀云、易门王允中、楚雄杨永寿、原昭通警备区副司令龙绳曾、大理侯茂祺等匪首最为嚣张和凶残。面对如此严重的匪患，云南剿匪势在必行。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和云南军区对剿匪一开始就很重视，成立了以陈赓为主任委员的云南省剿匪委员会和滇南、滇西、滇东北3个大片的剿匪委员会，另有专、县、区级剿匪委员会261个，共投入21个团的兵力，分片包干清剿。从5月底起，全省开始大规模地进剿内地腹心地区和主要交通沿线的股匪。制定了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并将剿匪斗争、征粮征税、减租退押和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等结合起来，形成党委一元化领导下的剿匪总体力量；在战术上，确立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和敌变我变的灵活机动战术思想，并制定了先腹地、后边沿的剿匪作战部署，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于一时有附匪行为的民族上层要努力团结争取，不能简单当作匪首处理。担负滇南剿匪作战任务的13军各部队采取远程奔袭、多路合围、穷追猛打的战术，进剿最反动、最猖獗、最顽固的腹心区股匪。滇南匪区的“反共自卫军滇中独立师”师长金绍云纠集玉溪、通海、华宁、江川等4县匪特3000多人暴动，攻打人民政府，一个多月就杀害干部群众130多人。剿匪部队经过4天战斗，歼灭土匪480人，生擒匪首金绍云。5月28日，起义部队暂编13军34团，在团长王耀云策动下聚众叛变，剿匪部队奉命追剿，将这股顽匪大部歼灭于新平县以北地区。负责滇西片剿匪的14军对滇西大股集中活动的股匪进行长途奔袭，分路合击，穷追猛打，对分散活动的股匪进行分散驻剿。滇西剿匪的重点地区是楚雄专区。1950年上半年，当地国民党残余势力组织土匪武装，共策动5000多人暴乱，攻占广通县城，围攻双柏县城，杀害楚雄县长陈海等干部群众多人，使昆明通往滇西的公路交通陷于中断。中国人民解放军77289部队昼夜兼程，长途奔袭，彻底消灭了作恶多端、为害极大的股匪“中国义勇救国军”。77289部队在楚雄地区先后战斗5个月，消灭土匪5197人，猖獗一时的大匪首杨永寿被生擒，普光彩弃械投诚，丁锡恭逃往境外。1950年5月至12月，14军部队在滇西地区先后作战241次，歼灭土匪1.9万多人，活捉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通往滇西的公路得以畅通。滇西地区恢复了正常秩序。15军负责滇东北的剿匪，这里的剿匪斗争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匪首安纯三和龙绳曾既是起义人员，又是云南起义领导人员的亲属。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不思悔悟，恶性难改，背地里勾结土匪，继续与人民为敌。龙绳曾组织“反共救国军”，招兵买马，兵力扩充至3000多人。安纯三和龙绳曾叛变为匪，使昭通地区土匪猛增到3万多人。龙绳曾于日纠集匪众，向驻守昭通的人民解放军发起进攻，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残酷杀害军代表和干部群众90多人。人民解放军在仁至义尽、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反击，予以清剿。经过激烈战斗，击毙匪首龙绳曾，全歼所部1400多人。与此同时部队奉命对盘踞在镇雄、威信、彝良3县的安纯三部连续进剿，歼灭土匪5000多人。随后在西南军区统一部署下，和友邻部队一起，对滇黔边区威宁、赫章一带的土匪发动大规模的“铁壁合围”作战，匪众除百余人漏网外，全部就歼，逃到昆明的安纯三无处可走，只得向政府投诚自首。到1950年底，全省内地军民艰苦战斗1700多次，毙、伤、俘土匪2.9万多人，其中击毙和镇压匪首540多人，另有3.3万多名土匪缴械投诚，缴获各种枪支4.15万支(挺)。至此，全省内地再无5人以上股匪，腹心区基本净化。从昆明到滇南、滇西、滇东的主要交通干线畅通无阻，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
全省内地腹心地区剿匪基本告一段落后，云南军区于1951年2月及时召开了第二次剿匪会议。会议认为1950年的剿匪战果很大，全省腹地的股匪已基本消灭，土匪的威胁主要集中在边沿地区。由于边沿地区股匪尚未受到大的打击，匪众大多为不明真相的少数民族群众，活动在国境一线的土匪，又与流窜境外的国民党残部相勾结，使剿匪斗争较内地更为复杂。会议要求全省军民确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增强政策观念，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同边沿地区的土匪进行坚决斗争并夺取最后胜利。1951年3月底，滇南部队集中17个连的兵力，围歼盘踞在中越边境金平、河口、马关、麻栗坡一带的股匪，歼灭了马关西南部的敌第9军军长指挥的300多土匪。接着蒙自军分区又调集兵力，进剿金平红河地区的贺光荣、刘智敏和盘踞在中越边境地区的杨国华匪部，历时70天，歼匪560多人，其余1700多人逃往境外。紧接着又于4月初以8个营的兵力，与驻广西、贵州的部队合力围剿盘踞在滇黔桂3省交界处的土匪，歼匪1240多人。日，逃到境外的李弥纠集境外国民党军残部和收编境内土匪共6000多人，大肆窜犯云南西南部的澜沧、孟连、西盟、沧源、镇康等县，6月进一步进犯耿马、双江县，后又进犯保山地区的江东、临沧地区的大雪山和思茅地区的黑山地区，严重扰乱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宁。滇西、滇南部队兵分4路进剿窜犯澜沧、孟连、西盟、沧源、耿马、双江等地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歼灭700多人，其余的逃至境外。一年后，李弥又纠集在楚雄剿匪中逃脱的匪首丁锡恭和字光斗等1000余众，再次进犯耿马、镇康、双江结合部的大雪山地区，解放军和公安部队经过连续19昼夜追剿，击毙丁锡恭和字光斗等13人，俘匪43人，其余残匪逃亡境外。边疆民族地区的剿匪一开始就和民族工作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日，云南军区和云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文告，就加强民族团结、坚决剿灭、巩固国防做出10项重要政策规定。接着，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同时全面进驻云南边疆地区，并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建立联防武装(后统称民兵)，到1953年，联防武装发展到5.5万人。1951年，全省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279次，毙、伤、俘土匪1.95万多人，有2.73万多人投诚。全省边疆地区恢复了秩序。1951年底，云南省境内的各种土匪已基本肃清，对土匪斗争的主要目标转向流窜在外的国民党军残部，剿匪斗争从此由军事打击为主变为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为主，有效遏制了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骚扰和破坏活动，结束了云南历史上长期有边无防的状况，保证了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和社会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来源：凤凰网历史）边防军抓获王瓒绪情形。王瓒绪（）字治易，别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国民党上将。1948年8月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重庆警备司令，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1月兼任西南第1路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12月在成都率部起义。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博物馆馆长，1957年10月经重庆潜往深圳，企图越境，11月15日在深圳被捕，押回成都，1960年11月在狱中病逝。收缴的反动文件及美金等。
易珍（军统局福建省调查室主任）赴美培训期间照片，照片正中人物（8*11厘米 ）湖南醴陵人，中.央军校六期毕业，年军统闽北站站长兼福建省调查室主任，年赴美受训，1948年-1949年任交警总局少将政工处长。 易珍1948年-1949年任交警总局少将政工处长。 周伟龙任交警总局局长后，积极拥护程潜竞选副总统。程潜竞选失败，趋向革命后，周伟龙积极同他和唐生智联系，暗派局本部政工处长易珍回湖南与程潜联系相机参与湖南起义。周伟龙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怀疑。1949年2月`6日，周伟龙在上海秘密被捕。1950年在台湾新竹被杀。周伟龙被捕后，易珍等亲信被控制滞留湖南，张先正率领交警第1教导总队湖南起义，改编为解放军江南地下第4军暂5师，期间易珍经历不详（据资料推算可能参与程潜或交警第1教导总队起义）。51年在湖南被镇反。
刚解放的四川，在宣布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少部分并不是真正投诚，有机会就又叛变。四川是大陆解放较晚的地方，有不少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他们勾结惯匪和一些地方反动势力，在川西地区大面积地发动暴乱，攻占城镇，破坏交通，杀害了我大批军政人员。对此，我们估计和准备不足。后来及时调整了战略和部署，首先重点剿灭主要的土匪及匪首，迅速平息匪乱。刚刚解放的四川，土匪活动猖獗。土匪分两种:一种是国民党的部队，有的宣布起义后，整师整团的又叛变;另外一种就是国民党布置的特务和惯匪及一些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成匪。我们剿匪的主要任务就是这后一种，因为这部分的量大。以少胜多，歼灭叛军国民党部队宣布起义后，成建制师以上叛变的有四支队伍，我只简单地说一下。第一支是国民党的新一军有组织地哗变。我们六十军一八○师的五三九团追到金堂县将其截住。那是日的事。这是一个以特务为骨干的军队，他们根本没有起义的准备，也不准备投降，目的是想趁我们部队还未完全合围的空隙，窜到巴山或湖北交界的山区去开辟游击根据地。第二支就是西南游击第一路和第二路。第一路司令是王缵绪，他下面的部队叫治安总队，这一路在川西叛变中人数最多。而第二路我们则始终没有弄清楚他的人数到底有多少，只是他们起义后，我们安排他们待命，他们不听招呼，私自向绵竹方向跑。那里都是土匪控制的地方，那怎么行呢？我们就派部队对其实行了缴械。我们当时没有详细登记，其实他的人也不是很多。他们的司令叫唐式遵。这个唐式遵后来在西昌战役中的冕宁县甘相营被打死。第三支就是国民党的三十八军。这是一个正规部队，在秦岭就一直和我们对着打，到四川广元还不断地和我们对着打。敌三十八军是1949年的12月11日才拨给裴昌会兵团的。裴昌会起义了，三十八军却不听他的，军长李振西，率着他的3500多人往茂县方向跑。我十八兵团就命令修都江堰的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去解决这个军。他们是一个军，我们只有一个师，从番号讲就小了;当时一八四师又只派了一个五五二团去消灭一个军，番号就更小了。于是五五二团一路上用计迷惑敌人，在电台上用明码呼喊，营长称为师长，团部称为前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没有大小了，指挥几个师也是指挥部，指挥三五个营也是指挥部。他们的电台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呼叫，我们把联络时间等都明码喊出来。五五二团先跟着走，还有六十军一七九师派了一个侦察连，带上电台，去了两个人，一个叫袁开喜，是位老红军，一个叫乔亚。袁是接收茂县专署的军事代表，乔是接收茂县县府的军事代表。敌三十八军到茂县后，听说解放军来了就又向东跑了，跑到茂县以东的土地岭。那里有个土门镇，就是绵竹县那个大山翻下来的土门镇。这是一个要隘。我们派人给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送信去，那是贺龙司令员给他写的劝降信。但李振西接到信后，并无意投降，反而想到松潘有一个国防部的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还有国民党的一三四师，另外西康省主席贺国光也在西昌，当时的康定还有三一○师田中田的一部分人。李振西便和这些地方联系，准备联合对抗十八兵团，妄图以此来联合成立一个根据地。我们看出李振西在拖延，政委张敏说，拖起不行，必须把他打掉。就命令集中炮火打击。这下他们感到不是对手，就派人来求降。求降可以，但必须马上办，叫他们到茂县城东门外，把武器放在那里。他们就开始缴枪。我们的部队就摆在两边山上。我们安排把投降的部队开到灌县(今都江堰市)整顿。他们有3500多人，比我们一个团的人多，我们仍然不暴露目标。我们只给他们划定行军路线，要他们自己走，还对他们说:既然投降了，我们也不押送，相信你们，自己走。我们主要还是怕暴露自己人少的目标。我们每天都给他们安排好线路，规定必须按路线走。他们走到灌县后，我六十二军一八四师的师长接见了李振西，告诉他歼灭你这个军实际上我们只用了一个团。李振西当时很吃惊，他说解放军用兵如神，真是兵不厌诈，实在佩服。他是真的佩服，一个团敢去打他一个军，而且把他逼得投降，我们没有付出什么大的代价。后来还是给他们以起义待遇。我们宣布这个决定后，他们从上到下都比较高兴，很多人说，到底还是优待了。后来这支部队被合编到解放军六十二军去了，李振西被调到军区，由军区给他安排了工作。在解决这个军时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的部队追到汶川威州后，威州有两个团，一个团长叫杨绳武，另一个团长叫桑梓侯，桑梓侯是杂谷脑的守备，他有2000多人，旗号是“反共救国团”。这里是我们去茂县和松潘的必经之路，我们就派人和他谈判。他看了我们的《川西日报》，知道作抵抗是没有用的，就同意了起义。并且很快把牌子挂出来，把番号改成“解放委员会”。他们那么多人，我们要不了，叫他们那些人都回家去。那些兵也愿意回家，因为他那些兵多数是自己带干粮来打仗的。我们只同意他的一个团留200人，两个团留400人。留下的人跟我们去打三十八军，但不让他们上前线，只要他们助威。我们又分了两个连的人去带上他们。占领岷江以西，沿着岷江从威州向茂县前进，他们一路上虚张声势凑热闹，还是起了一些作用，使李振西看到河东河西都有部队，被迫缴械。我们于日解决了三十八军。
第四支就是二十军的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这两个师是杨森二十军的主力部队，还有在金堂起义的二十九师、一三五师也属二十军的主力，但真正的主力是一三三师、一三四师。这两个师很反动，在山东沂蒙山区时破坏极大。该军曾多次被我们歼灭，因为反共有功，蒋介石要杨森把部队的番号保留着。杨森在重庆收罗他的残兵败将重新组织起来，成了他在重庆任卫戍司令时的主力部队。一三三师和一三四师的装备挺好，服装枪炮都是美式的。二十军宣布起义(当时是杨汉烈任军长)，可是一三三师、一三四师不起义。一三三师在金堂，师长景嘉谟、副师长何学智带着全师往什邡方向跑。驻在什邡和安县交界的一三四师，师长叫萧传伦，率着队伍往茂县跑。我六十二军决定马上追击他们，派出五五四团去追击。那时，我们追击国民党的一个师，大部分都是派一个团，从力量和装备上是较弱的。国民党的一三三师全是美式装备，有2000多人，我们的人要少些，装备就更差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旺，从士气上能压倒他们。五五四团的一个副团长叫杨青奎，率部追赶，没有暴露目标，沿途多造假象迷惑敌人，一直追到绵竹和什邡交界的地方。一三三师的景嘉谟和我们作战多年，知道我们的战略战术，相当狡猾。我们的部队一行动，他就知道了，他每天移动驻地，当我们马上就要追到他们时，他们就换防，要打他也比较麻烦。但我们的行动还是比他们快，追上后，马上派两个连断其后路。敌人拼死反扑无效，就在包围圈里和我们转圈。我们部队赶快收缩防线，把重要道口控制起来。后来他们又跑到绵竹和灌县交界的木瓜坪，我们立即把他们围起，叫他们投降。当时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还不可能，我们的兵力少，接受投降时不收他们枪支，怕强迫收枪出问题，就叫他们到广汉。他们在路上走得慢腾腾的，每天走二十里，最多走三十里，每到一处驻地，他们就修工事，挖交通沟，砍老乡的树，强迫群众送粮、送款，糟蹋妇女，军纪很坏。就这样磨磨蹭蹭地走，我们也没别的法子，只有提高防备。为了防止景嘉谟下令叛变，我们派了一个连指导员，带了两个人，景嘉谟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如果有情况，就先开枪打景嘉谟。每到一个驻地，五五四团就派部队把他的指挥部包围起来，形成一个小包围圈，使当官的接触不到部队。最后我们把他们带到了广汉。广汉有条河，我记不清名字了。一三三师的部队到了河滩，我们便叫他们集中缴械，他们不缴械，还派了百余人的手枪队，带上二十响的驳壳枪要进广汉城，他们说要去号房。我们摸清了他们的底细，那些人进城是想控制要点，里应外合。他们一进城门，我们就把枪给缴了。外面的得不到消息，我们就命令他们投降。我们的团副政委程普哉和政治部主任李松贞给他们讲话，叫他们缴械。一三三师的一个军官下命令开枪，我们的两位领导当时就负了伤。实际上我们叫他们在那里缴枪，在周围已经埋伏好了部队。这下他们先开了枪，我们部队就开枪射击，不到一个小时，河坝就摆了五六百具尸体。景嘉谟、何学智和三个团长等2000余人投了降。敌一三四师虽是战败之军，但却是二十军的主力之一。二十军起义时，一三四师驻在北川，师长萧传伦勾结一三三师师长景嘉谟叛逃。萧传伦率三个团逃至松潘，与国防部突击总队司令樊廷簧会合。2月初，我六十军一七九师奉命歼敌。7日，五三五团团长兼政委姚晓程率两个营到达松潘南六十里的归化关，受到松潘各界人士组成的解放委员会代表的欢迎。据代表反映，敌人已到四天，到处抓人抢物，闹得鸡犬不宁;还构筑工事，准备据守。如果敌人血洗松潘，西逃草地，对我歼敌很不利。部队下决心，争取在松潘解决敌人。但松潘城城高墙厚，易守难攻，且敌人先到，以逸待劳。我两个营1000余人要强攻1300余人之敌，即使克城，也要付出极大代价。于是五三五团决定智取，由第一营插入敌后，断其退路，逼敌就范;第三营正面强攻。8日晨，经过两小时激烈战斗，击毙萧传伦师长以下30人，俘敌843人。五三五团牺牲2人，伤9人。五星红旗插上了松潘城头。残敌向毛儿盖方向逃跑。10日，我追击部队在中岩羊角塘击毙樊廷簧等60人，俘139人。余匪逃至金川、黑水一带，多次暴乱，于1952年黑水战役被全歼。这就是当年镇反的理由！！！今天的孩子完全不了解当时的历史事实，共产党也为这些人遮掩丑陋！！！！搞得好像是新中国一解放，这些人就心甘情愿的跟着共党走似的！！！！
@ACSF 　照这么看，地主好像没招谁惹谁，但是在这种生产关系下，农民只能勉强活命。遇到荒年，农民就得卖地度日，当时我家的地还在慢慢扩张，要不是解放，全村的地都可能会得到。我家在清朝时出过几个读书人，得过功名，而农民是绝对没办法供一个壮劳力专门读书的，何况读书还不一定得功名。也就是农民的发展权已经被彻底剥夺了，甚至以后几辈子也被别想发展了。=============================================================看过《彭德怀自述》没有？ 彭德怀从小挨饿，要饭，当乞丐，还读了两年私塾。。你家里真是地主？ 你能分清 地主和 富农 中农吧？ 他们都有啥区别你知道不？
川西匪乱四起我们对川西土匪的嚣张气焰，开始估计不足，没有预料到土匪大面积地攻我们的城镇。土匪开始是破坏交通，杀害我们的人员，我们先后共损失军政人员3000多人，比我们打一个大战役还要惨重。土匪还抢走我们许多粮食。成都的粮食当时非常困难，眼看着军队没有吃的，老百姓更困难，我们不能让人民饿死。我们的征粮政策是很明确的，对富人多征，对穷人少征或免征。刚解放，好些地方还是留用人员把持政权，他们不按我们的政策办，把征粮任务加在穷人头上。我们开始对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能够成为土匪的认识也是不足的，以后我们定了几条方针: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彻底消灭土匪;合理部署部队，搜集情报，探明匪情，实施重点进剿。首先聚歼主要土匪，零星的可以暂时不顾，有的地方也可以暂时退出，这期间我们就放弃了大邑县、崇庆县(今崇州市)，因为这些地方不好守。在川西最早开始的就是龙潭寺的土匪暴动。我们原来也没有想到龙潭寺的土匪暴动会引起川西大面积大规模的叛乱。在川西的国民党游干班分子，大概有2000多人，由张跃明、王旭夫两个人负责。日的叛乱是这样起来的:有一个胡宗南委任的东山联合会会长，是个袍哥头子，洛带镇的镇长，叫刘惠安，被委任为川陕鄂反共游击第六纵队的司令;还有一个副司令是中统特务，是四川省会警察局的局长，叫刘崇朴。这就说明土匪的暴乱是有准备的，不是临时起来的。2月5日的叛乱，是由李干才、刘炳章等几人带头闹起来的。李干才是一个反动军官，30多岁，与毛人凤的关系很密切。我们入城后，他假装起义，混在国民党新九军里面。还有一个是刘锡廷领导的300人教导队，杀了我们的副营长、军代表赵德修及指导员刘伯周。刘锡廷鼓动300多人，四面串联、勾结。龙潭寺叛乱打死了我们负责改造国民党原三兵团的朱向离同志，那个枪手叫王荣芳，抓获后，我们在龙潭寺开了七千人的大会公审，枪毙了他。土匪起事是在成都龙潭寺，他们的目标是新都石板滩，那里是我们改造国民党军队的一个重要驻地。他们当时攻龙潭寺是怎么攻的，我的一个战友知道，但这个战友已去世了，他当时就是我们派出的五三二团团长的警卫员。土匪头子把八仙桌摆起，码起银元，弄得哗哗地响，还叫嚣:谁能攻到解放军的里头，拿下阵地，攻进去的人一人一百块。好多人在外面呵嗬连天地叫唤。我们部队的人并不多，枪手准备好了，看见一个起来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胸口穿过去;第二个起来又一枪撂倒了;第三个就不敢起来了。起义的国民党原第三兵团的司令朱鼎卿，思想改造进步比较快，他给我们的部队领导提出来，能不能给发些枪，组织两到三个连队，跟解放军一块儿作战，共同来对付土匪。还说如果组织起来的部队有整连整排的叛变，由他来抵罪。朱鼎卿组织的几个连队，和我们共同作战，表现还是不错的，把石板滩的土匪剿灭后，他组织的人没有发现一个逃跑的。2月6日我们就开始派部队，派出五三二团的一部分去解围，直接到石板滩，总共才打了200多土匪。我们去的部队很少，东拼西凑才凑了五个连队，只是把土匪打跑了。土匪队伍形成以后，大股的有数千人，开始的时候是小股的，真正叛乱的还是胡宗南派系中的。叛乱开始时土匪就围我们的小部队，后攻城夺镇。在川西攻温江、崇庆、大邑这些县城，还攻过灌县。当时我在灌县城内带领部队守卫县城，不让敌人攻进城。土匪聚集起来在外边吼叫，我就站在东城门往下看。灌县城外的太平街，满街都是群众，土匪让群众在前面闹，他们就到后面去抢人，蹂躏妇女。我们没有开枪，土匪也没有开枪。我们当时的枪炮火力还是强大的，弹药也充足，但就是不能开枪，因为到处都是群众，土匪混在其中，难以区分。我们在城内时，就听说有一股土匪，要从城墙的一个洞钻进来，有二三百人，好里应外合。我们就命令部队去把那个洞守着，来一个杀一个。最后土匪也没有敢从那个洞钻进城。我们放哨的都是站在房上。城外的土匪晚上围着闹，白天又不见了，他们钻到竹林里、村子里睡觉去了，要打也打不得，主要是弄不清楚。真正把他们包围了，他们就把枪往水沟里一丢，说自己是老乡，是好老百姓。我们的部队当时很紧张，我们的一个山炮连守城墙，炮里面装的都是榴霰弹，这种弹一出去就爆炸，面积一大片。这是为了防止土匪冲击我们的阵地，只有等土匪冲到面前时才用。上面指示能守多久守多久，守不住就退出来。王缵绪的几个部队挺坏，我们叫他缴了武器，听候改编，他们说武器有呀，都在崇庆州放着，你们去把它取回来就是了。当时土匪有几千人在攻崇庆城。这些人本身就是土匪，当然不愿把枪交出来。当时川西地区非常紧张，除了成都市到大面铺这一段路交通还可以外，其他地方一出城门不远就不通了。土匪消息灵通，你是小部队出来，他就把你围起，你向东去，他东面开枪，向西去，他西面开枪，把你围在当中。如果你大部队出来，他就四面打枪，一声吆喝不见了，打也不好打。出城后，好多地方不见走路的人，真是路断人稀。偶尔有人走也是解放军的部队。还有更厉害的，我们军长坐着装甲车从成都到灌县去视察，在路上，土匪还打装甲车呢!我们立即开火，打跑他们。起义的国民党九十五军有些人和土匪相互勾结。以后我们就想办法，穿上便衣，化装成商人，坐着车，戴着礼帽，看样子很有钱，他们就来抢。等他们一来到面前，我们就掏出手枪对着他，把他戴的符号扯下来，要他回去。我们拿着这个符号到北较场，找军长黄隐看。黄一看，就说还有这种事，把下级刮一顿胡子，下面才收敛了一点，要不然土匪还凶。当时土匪嚣张，奸商也嚣张，哄抬物价，特别是粮价，涨得更快。反动分子囤积粮食，群众买不到，人民的生活十分紧张。小商小贩营业，他们又鼓动小流氓去抢小商小贩，小商贩也不敢出来做生意，铺面也不开了。因为我们的剿匪任务很重，而兵力又不足，因此给起义部队也分配了剿匪任务。多数还是执行了的，有的执行得很好，但也有支持土匪的，有的还当了土匪。剿匪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呢。我们在打土匪的时候，土匪就跑到一个起义部队驻的村子里去了，我们在后面撵，看到他们进村，于是我们就跟起义部队联系，请他们放人出来，交出来就没事。他们不交。我们一个营长叫李作军，有点脾气，问他们给不给？他们的一个营长说没有，并且顺手就给李营长一枪，子弹从其脖子上划过，擦了一点皮。李营长一怒之下命令战士们上刺刀冲，一下就冲到村子里头去了。他们看到“三八”式步枪上了刺刀冲进来便没有敢动。李营长也没有叫我们战士用刺刀戳人，只叫他们把枪放下就算了。后来我们把这个营弄到灌县，给他们上政治课，白天上课，晚上住在房子里不让出来。有时晚上给他们放电影，群众不愿和他们一块儿坐，都愿坐在我军一边，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教育。教育了八九天，上级命令说，他们也没有和解放军打，就算了，把他们全放回去，枪也还他们。
平患川西匪乱1950年6月，开始重点剿匪。参加的部队，有六十二军的四个团，六十军的五三八团，一七九师的一个营，由川西军区的副司令王新亭率领，在郫县的吴家场、花园场歼灭了夏斗枢部。25日歼灭花园场、石羊场的土匪，击毙了司令黄承柱，毙土匪200多人，俘800多人。26日在吴家场，击毙司令陈利石等100多人，俘600多人，陈利石的主力基本垮了。土匪一经消灭，当时郫县的物价大幅度下降，猪肉从三万元(旧币)降到一万元。6月初，我们还打了一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战斗。在双流、华阳、新津、彭山、仁寿一带，打的是刘苍林。这是第二次平息石板滩的暴乱。第一次是只打散了，第二次又起来，我们才正正规规地围歼，我们把他的大部分消灭以后，刘带了200多人逃跑，跑到成渝公路线上，在那里被我们的部队消灭了180多人;他们又向牧马山方向跑，又被我们的民兵打掉了十几个，这次才把这股土匪彻底消灭了，只是刘苍林跑掉了。8月21日，我们又打夏斗枢。夏的主力在川西被消灭了，但夏逃脱了。他带着几个人钻到灌县以北的虹口山里，收容二十军、三十八军等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共有700多人。这时的夏斗枢不再和我们成群结队地打仗了，他把大股化成小股，小股再划小，一直划到小组，不知划了多少小股，但是都在那一片活动，并和当地的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他不发饷，也不供粮，都是自己弄来自己吃，谁捞着算谁的。夏斗枢是川西暴乱的主要头子之一，这股土匪我们必须消灭。川西军区就调部队来打夏斗枢。我们分两路走，一路从灌县走，一路从彭县走。六十军五三七团带着灌县警卫营的一个连，五三五团带彭县警卫营一个连，去合围夏斗枢。合围比较困难。夏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当过杨森多年的副军长，中将衔。我们和他打，他就和我们周旋。我们部队的速度很快，把他打散了，最后把夏斗枢的老婆捉住了。她说夏到哪里她也不知道，因为跑不动才被捉住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她说的倒是实话。我们随即对夏斗枢开始四面八方地搜呀，找呀。没过几天，我们发现一个山洞，一查，夏的指挥部的确在山洞里头。那个山洞在山上，是一个悬崖，部队从哪里也过不去，下面枪也打不到，用炸药去炸也不行，因为有一个60度的坡度盖过洞口，炸药掉不到洞里。夏斗枢利用洞口的石坎，在洞口还做了一个小暗堡。五三五团的3连攻那个洞，指挥所就在后面山头上，看着部队去攻打，攻了几次，怎么也接近不了那个洞。后来3连请求用炸药去爆破，通讯员来说要马上答复，指挥所同意。3连就把炸药包捆好。以前战场上当爆破手是要争的，大家争着去，这时就不允许争了，连长命令一个战士去，他叫吴志明。吴志明抱着炸药去爆破，3连用火力掩护。吴志明到洞前一看，这个洞很难炸，洞下有个石坎和洞有一定的距离，上面用石头垒了一个小碉堡，周围有一些树枝，还埋了几个地雷。吴志明绕过地雷爬到洞门前，他抱着20公斤的炸药，可放在地下不行，因有石坎挡着，且不知石坎有多厚，可能根本就炸不了洞;放在碉堡上头，敌人在里面看得见，可以将炸药包推下去。吴志明只好用手钩住悬崖的裂口，紧紧把炸药包抵在石坎上的小堡外，一手拉导火线……在指挥所里，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股青烟冒出，随着地动山摇的爆炸，战士们顺势冲了上去。夏斗枢等也被震得目瞪口呆，被捉了出来。夏的师级头目就被捉了五个。吴志明壮烈牺牲了，连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只有两只脚在附近。我们把凡能捡到的都捡起来，用毛巾裹起，带去掩埋了。因为我当时在指挥所，这位烈士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们当时没有搞宣传的人跟着去，这个烈士没有得到宣传，书上没有，文件里头没有，只有六十军的一个总结上说吴志明烈士在消灭夏斗枢时牺牲了，就这一句话。烈士牺牲的地方就是现在都江堰里面的虹口一带，我几十年没有去，那个地方能不能找到都说不清楚了。我们在歼灭夏斗枢的同时，又派了部队去打赵洪文国。赵洪文国，传说是“双枪老太婆”，其实她不拿枪，她有双小脚，是个土匪婆。她的部队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不清楚。反正她出来后，也没有被国民党收编为正规军，一直就是一个没名堂的杂牌部队，从东北流到中南，又从中南转到四川，一路就这样走。据说她在东北就是土匪，到底和蒋介石是什么关系我弄不清楚，总之，从东北到西南都当她的土匪。她的儿子叫赵连仲，跑到重庆的国民党国防部，要了33挺机枪、300万发子弹、400颗手榴弹、2部汽车、2部电台和2000白洋，跑到川西来，组织了一个“人民救国自卫军”，就成了她的老底子。成都解放后，正规军跑了，她也跑了，跑到郫县、灌县。她看到那里不对，又纠合一些反动分子，共有2000多人，想跑到茂县去和国民党三十八军合在一块儿，共同建立根据地。后来她听说三十八军被我们缴械了，她就不敢去了。我们为什么要先消灭这股土匪呢？因为土匪很容易影响起义部队，他们让什邡的十六兵团不要起义，反攻我们，又派人到彭县的九十五军策反。这样一个土匪头子，当然是我们要对付的首要对象。这一次我们还动用了起义部队(十六兵团的两个师)，叫他们从绵竹那里合围，我们的部队从灌县、彭县、茂县去合围。合围比较成功，到了6月26日，就把这股土匪打垮了，赵洪文国就跑到山里头去了。赵洪文国哪里受过那样的苦，吃的不行，住的不行，又不得安宁。土匪婆命令两名部下给她弄个滑竿坐上，抬滑竿的慌慌张张地把老太婆摔了个大跟斗，老太婆痛得不得了，也顾不得了，爬起来就跑。要是平时，当兵的把她摔了，那还不打死。她在和她一起的叫宋桂名的医生帮助下，跑到一个叫余华富的农民家里，逼着农民不许声张。我们开始大规模地搜查。起义部队三○四团1营1连连长叫何建基，他们连把赵洪文国搜到了。一看她不像是当地农民，穿着也不同(当地农民穿不起那些衣服的)，心想肯定是土匪婆，拿出照片一对照，果然是她。一搜身就把蒋介石任命她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任命书、私章等都搜出来了。她看跑不脱了，但很快发现这个何建基是起义部队的，就鼓动他说:“我们过去都是为党国效劳的，现在有困难了，你放了我，以后我们得势了，好共同为国家出力嘛。”何说:“我现在起义了，我是人民解放军，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我绝对不会放你的。”这样就把她押回来了，由十六兵团交给军区政治部。公安部指示把她给囚起来。后来怎样枪毙了，我们当参谋的不知道。这个起义部队立了功，我们军区还给那个师发贺电，给三○四团1营1连每人奖励了一条毛巾。一条毛巾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全体指战员们都感到很荣耀。日—3月4日，六十军五四○团、五三六团、工兵师、眉山军分区、七十二团，全部在温江、新津、华阳、双流之间的五县两场剿匪，打的是李泽儒。李匪共有2030人。我们一下子把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打死了150多人，俘虏了1800多人，李泽儒被俘，这是一次比较彻底的行动。李泽儒是在人民公园开公审大会镇压的匪首之一，同时还有夏斗枢等7个匪首。—12日，第七军十九师在金堂消灭了一个名叫蒋正南的匪首。蒋在陕南就是土匪，我们进军四川时，他带着土匪部队从陕南跑到川北，在那里占了三四个县的地盘，嚣张一时，闹了一阵子，最后没有闹起来。他后来跑到金堂来，十九师消灭了他1331人，把他也打死了，整个股匪就彻底完蛋了。日—4月5日，我们六十军的五三六团、五三七团、五三八团和灌县的主力团，歼灭了一部分宋国太的土匪。宋是一个老土匪、老惯匪。其人数不多，总共只有500多人，我们歼灭了他300多人。川西大暴乱的时候，他带着他的500人出来，当时就被消灭了200多，这次又把他300人消灭了。可是这个老惯匪跑掉了。据说是跑到懋功(今小金)去了，但是打懋功的时候没有找到。有的说被打死了，但未见尸首，没有发现下落。我们打宋国太还有一些趣事。在宋国太盘踞的那个地方，经常发生瘟疫，死人，不是这家哭，就是那家号，一年四季没有断哭声。我们去后，先把村子扫得干干净净的，群众病了，我们就给药吃。有些太苦的没有衣服穿，我们还送一点。我们采取一些简单的预防措施后，慢慢没了病号，不死人了。老百姓说，是神来了，天上的菩萨来了。我们解放军在那里说话很管用，老百姓没有不听的。我们清剿宋国太，有个人说，你们找不到的，就是宋国太从你们对面走你们也不认识，你们派那么多的部队是找不见他的。我们听后，觉得群众说得有道理，把部队撤了一部分，就发动群众隔离宋国太。宋国太的家就在卧龙的三江。当时群众发动得很好，没有给土匪送信的，没有跟土匪走的，没有抢人的。后来就转入净化阶段，这个阶段从3月下旬开始。主要是捉了黄光辉。黄是川西叛乱的主要土匪头子之一。我们把黄光辉的队伍消灭后，他跑了，跑到哪里，我们不清楚，一直没有抓到。后来他又跑回来了，躲在他亲戚家里头，被我们部队的侦察连侦察到了。可当派了十几人去捉他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搜遍了，就是没有人。清清楚楚他就在这个屋子里头，但都找不到人，大家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大家仔细看、慢慢查，发现他在粪池里泡着，只露了个鼻子和眼睛。把他弄起来，用清水冲洗一下就押走了。后来被镇压了(是和夏斗枢一起被枪决的)。建国初期的头两年中，川西地区共歼灭土匪约十万人，把川西地区的大小股匪基本上剿灭干净后，社会秩序才好起来。
1949年l2月17日，新疆和平解放，这标志着新疆终于摆脱了近代屡遭帝国主义蹂躏、战乱不断的时代，迎来了新的世纪。然而，刚解放的新疆，形势非常严峻：内有叛军的哗变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叛乱活动，外有国际反华势力的虎视眈眈。9万多人民解放军一进疆就与投诚起义的5万多国民党官兵以及民族军一起共约l7多万人，开始了歼敌平叛、剿匪反霸的斗争。倒戈“国军”的复杂和反复国民党军队内部实行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兵随将转。起义都由上层将领谋划、决策，绝大多数下层官兵以及部分中层军官基本上是茫然随从、被动选择。在第一阶段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晋冀鲁豫军区虽然对其非常关照，生活待遇超过主力部队的标准，但由于旧军队的作风未变，“纪律坏”，“驻地17个村群众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并准备到边区政府请愿”。在第二、第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同类问题。如国民党第16兵团日在四川什邡起义后至部队东调前，“官兵中常发生开枪打杀农民的鸡鸭，或化装土匪夜入民宅抢劫财物、奸污妇女等违纪行为。官兵关系也极为紧张。”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75种，有4058人参加。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第47军军长和3个团长均系袍哥大爷，全兵团有近半人员参加了袍哥组织。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吃喝嫖赌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1/3。血债问题也不少。国民党军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血债。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鉴于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最大限度地分化敌对营垒是战胜强敌所必须的战略和策略，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工作，必须首先着眼于有利于扩大政治影响、瓦解敌军这个大局，所以，当时我党对起义部队的组织整编，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留起义军官原职权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一个是授予“中立”的番号。其中，高树勋部叫“民主建国军”，郝鹏举部叫“华中民主联军”，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军第1军”。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于统一战线的策略考虑。另一项措施是“扩编”“升官”，潘朔端的第184师虽然实有不到半个师的兵力，但还是扩编成一个军……为了稳定起义部队，还特别给予起义部队以远远优裕于我军老部队的生活待遇。在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战场形势下，因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尚未彻底改造的起义部队一旦遇到强敌大举进攻，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也就在所难免了。几乎每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郝鹏举部、董其武部、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分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和起义官兵中的积极分子。发生叛变的起义部队中，郝鹏举部于叛变12天后被全歼；高树勋部在疑似叛变事件发生后，其“民主建国军”番号被撤销，所部经过数月的诉苦运动和肃反审查运动，士兵于同年9月被编入我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而最先发生叛变事件的潘朔端部，剩余2000多人于1946年年底撤至北满根据地后，经过彻底改造，于1947年3月起，陆续组建了主要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将领率领的3个支队，分赴前线，进行对国民党滇系第60军和第93军的作战、策反任务。——长春起义的少校营长杨协中，起义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顺眼，经过脱胎换骨刻骨铭心的教育，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加入中国共产党。晚年，在担任云南省黄埔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期间，当听到曾在昆明某中学任教的某“黄埔同学”宣称“中国最好的时期是抗日初期”时，他当即理直气壮地批驳：“好坏要看全国人民，而不是看少数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当然生活好，贫雇农在过困难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场还没有转到广大群众立场！……建议你加强学习，改造思想，要与人民大众在一起。”——海城起义少尉赵霖芝患癌症临终时，在其散发的《告战友书》中，述说了其毕生追求的理想天国：“我去的地方，风景秀丽鸟语花香；我去的地方，没有阶级，更没有压迫；我去的地方，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杨虎自小背井离乡，后来即使成为地位显赫的国民党高官，但他对家乡的情感却一直没有改变。史料记载，1934年，杨虎家乡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他得知后捐献出2000元银币，为每户购买100斤稻谷赈灾，以帮助乡民度饥荒。1943年冬，杨虎知悉家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房屋被毁，千余难民无家可归的消息后，立即捐赠100担稻谷救济难民。 除此之外，杨虎还捐资办学，支持家乡教育事业。1932年，杨虎捐资在杨山村盖起了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学校，命名为“啸天小学”，接着又买田捐给学校充作办学基金。解放后“啸天小学”更名为“杨山小学”。1935年，杨虎在家乡买下大量良田托人代管，租金全部用于宁国县的公益事业。1948年，杨虎决定将这些田产全部捐献给了当时的县政府，设立了“宁国县啸天奖学基金”，专门用于奖励家庭清贫、品学兼优、考取大专以上院校的宁国籍学生。杨虎在为官期间，对宁国家乡的善事义举从没有间断，他的家乡情结也一直为乡亲们所称道。 解放前夕，杨虎确实做了若干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不论他的动机如何，其客观效果还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为此，解放以后，共产党将杨虎看成好朋友，像对待其他起义将领一样对待他，执行不计前嫌、宽大为怀的政策，并安排杨虎住进了北京东皇城根当年的恭亲王府，每月补贴300元生活费，配以秘书、保卫人员和专车供他使用，杨虎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而，杨虎毕竟是一个资深的国民党旧式军人，其思想深处藏存着的落后观念意识绝非在短时间内能够改变。他对于党和国家给予的优待仍不满足，多次向人民政府提出要当全国政协委员的要求。有关方面委婉地劝告他：杨先生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中做过一些工作，我们是知道的，但是考虑到上海“四·一二”政变和“清党”等问题所造成的影响，最好不要出头露面。但是杨虎却不以为然，当他的愿望得不到满足时，便对人民政府产生了不满情绪，经常大发牢骚，埋怨共产党未给他高官厚禄。 此后，杨虎不甘寂寞，经常收听美国之音及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并有意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发泄心中的不满，诽谤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乃至后来发生了十分荒唐的做法。他对从台湾回大陆探望他的长子杨安国说：“你这次回台，请转告蒋家父子，就说我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早晚会反对共产党的……”台湾当局抓住杨虎的这一心态，立即派具有军统背景的杨虎的姨太太陶圣安从香港潜回大陆，对杨虎进一步实施策反。于是，杨虎开始了与台湾特务的秘密往来，重新走上了反共的道路。1958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杨虎以为时机已到，便给蒋介石写了封密信，建议借用日本军事力量，从福建和东北出兵，南北两路夹击大陆，他负责策动内乱作为呼应。 杨虎觉得此信若投寄，很不安全，不如托人捎带出境面交。于是，他又千方百计在天津物色一名即将返国的日籍女侨民，并托这位日侨将信件带到香港，转交蒋家父子。杨虎自诩筹划周详，做得天衣无缝。实际上，杨虎的一切不轨行为皆受我公安部门严控。结果，一到海关，这位日侨所携的密函即被我边防检查站查获，杨虎叛国投敌的阴谋彻底败露。 1958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杨虎态度十分恶劣，矢口否认有叛国的行为。当法官向他出示信件时，杨虎在法庭上摆出一副无赖的面孔，他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字迹，即使是我的亲笔信，也无非是朋友之间的应酬，无关紧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杨虎的犯罪事实及其态度表现，最后判处杨虎死刑，缓期2年执行。鉴于杨虎年事已高且有病在身，从人道主义出发，法院准予杨虎监外执行。1966年3月，杨虎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终年79岁。
日，毛泽东一份便函如下——乔木：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引者注：乌鲁木齐的旧称)。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的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毛泽东10月21日下午三时三天后，毛泽东又写一函——乔木：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毛泽东10月24日毛泽东提及的“这类新闻”，是指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了原国民党军队中的反动分子的新闻。建国后被处决的前国军、伪军将领不完全名单/来自中华网社区 /一般对被“镇压”的前国民革命军和其他军事集团将领，可以略加分类：/来自中华网社区 /1、二次国共内战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且基本上都在80年代平反，有的恢复了起义投诚将领名誉。2、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除少数以前有血债外，大多数都于80年代平反，结论为“错杀”。3、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基本未予平反。4、其他，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姓名 曾任最高军职 处决地点 处决时间 备注丁超 伪满参议府参议大臣 北京 1954张海鹏 伪满侍从武官长 北京 1951阚朝玺 热河都统兼东北陆军第3师师长 沈阳 1951.4后鲍文沛 汪伪首都警卫师师长 北京 1950 军统特务程斌 第53军上校高参 承德
原叛变之抗联1军1师师长杨清海 合江挺进军司令 沈阳 1950.8 原叛变之三江人民自治军19团团长尚其悦 东北保安骑兵第2支队司令 哈尔滨 柴恩波 伪冀中剿匪总司令 河北文安 刘培绪 第40师师长，伪暂2军军长 北京 1954王雄 琼崖守备副司令，文昌县长 海南 王旭夫 中央军校学员教导总队长 四川 1951王育成 17集团军参谋处长 宁夏 1951 起义投诚人员王春晖 交警东南办事处主任兼第2旅旅长 湖南衡阳 邓士富 173师师长 广东梅县 1952 起义投诚人员，1983.5平反邓子超 鄱阳湖警备司令 江西石城 1951秋方涤瑕 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 起义投诚人员尹作干 第2军副军长兼宜昌警备司令 河南南阳
起义投诚人员，1987平反甘清池 整69师副师长 广东信宜 1951.12 起义投诚人员，1982.8平反叶干武 青年军编练总监部军法处副处长 广东梅县 1950秋 起义投诚人员，1980平反刘进 第1兵团副司令 四川 1950刘明夏 伪税警副总团长，交警第15总队长 1951刘秉哲 第28军军长 苏州 孙天放 江苏省保安副司令 安徽怀远 1951 80年代平反关仲志 广东保安4师代师长 广东 1952 起义投诚人员向光明 宜昌警备司令部处长，国大代表 湖北巴东 1952列应佳 广东保安4师副师长兼保5团长 广东 1952 起义投诚人员李曙 伞兵司令部政工处少将处长 浙江永嘉 1952李本一 第3兵团副司令官兼第7军军长 安徽 1951李用章 第3军副军长兼第7师长 四川邛崃 1952李传霖 整47师127旅副旅长 1952 起义投诚人员李楚瀛 85军长，整3师长，集团军副总司令 广东曲江
反共救国军第9军长李楚藩 中央宪兵司令部西南区宪兵司令 1951陈哲 海南保安2师副师长 1951陈运武 第77师副师长 湖南辰溪 1952陈应龙 第2军副军长兼9师长 海南文昌 平反陈俊三 川滇黔边区绥靖司令部少将参议 1952 起义投诚人员陈舜统 第14编练司令部参谋长 海南 1950陈鹏翥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参议 湖北 1951沈荃 国防部少将监察官 湖南凤凰 1951秋 1983平反张铁英 第10新兵补训处少将督练官 青浦 1951 苏南反共救国军第2保安纵队司令何际元 第49军79师长 湖南 4.3平反陆汝群 旅长 广西容县 1951肖步鹏 中央军校少将代理教育长 1951杨健民 第96军参谋长 安徽宿县 1951 起义投诚人员周亚 预8师师长 1951周址 第12集团军参谋长，第12兵站分监 广东开平 1953 80年代平反周伯英 第17补充旅旅长 湖南东安 1952 起义投诚人员金亦吾 14兵团参谋长兼第7纵队副司令
起义投诚人员罗联辉 广州绥靖公署少将高参兼新丰县长 广东新丰 1952林芝云 湘鄂赣清剿区少将司令 湖南湘潭
平反危宿钟 第15师长，江西第5区保安司令 江西 1951项丽源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参谋处长 1952 起义投诚人员赵俊图 醴陵师管区少将副司令 湖南 1952 起义投诚人员赵鸿厚 40师长 1952 起义投诚人员徐廷瑞 陕南绥靖区少将副司令 河北蠡县 1952徐余生 四川军管区第7常备师长 四川广安 1951徐经济 新5军长 陕西 平反莫树国 63师长，联勤总部第3补给区运输司令 湖南东安 1952春莫致宽 国防部中将高参， 广西苍梧 1952初唐孟壑 整2师副师长 湖南东安 1952唐宪尧 国防部川鄂挺进军司令部参谋长 四川 1951冬 起义投诚人员袁峙山 整3师49副旅长，湘鄂赣边区少将高参组长 湖南常宁 1951黄芳俊 整55师74旅副旅长 河南雎县 1952曹森 第26军副军长，滇西师管区司令 河南唐河 1952 起义投诚人员梁仲西 梧州行政区少将保安司令 广西 1951梁顺德 陆军总司令部重炮兵训练班副主任 平反龚汝松 川康黔边反共救国军第5纵队副司令 1951符树总 广州行辕外事处少将处长 海南文昌 1952覃守一 湖北绥靖总司令部长阳总队长兼县长 湖北长阳 1952 起义投诚人员曾宪成 3兵团暂8军副军长 湖北钟祥 1952.10 起义投&谭正纲 川南军政区长官公署少将参议 湖南茶陵 1952廖卓如 江西省保安副司令 江西 1951廖德诚 赣南师管区副司令 江西 1951潘琦 第14军10师长 江西广昌 1951潘峰名 51军代军长 江西 平反霍远鹏 内1警第3支队长，湖南 1950春 湖南省反共救国军1纵司令戴云林 军统局少将专员 江西广丰? 1950.8糜藕池 川黔绥靖公署独立1师长 贵州 1951.7 起义投诚人员马廷贤 甘肃联军陇南路司令 甘肃临夏 1958王英 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 北京天桥 1951.1向传义 24军副军长，四川省参议会议长 四川 1950刘孟廉 第27军军长 四川 1950.9何绍南 副军长，陕西第2区行署专员 1954张治公 中华民国(护党救国)29军长 河南偃师 1951.3高倬之 34军军长 太原 1952.12韩步洲 33军军长 北京 1953韩起功 新编骑兵军长 甘肃临夏 1950温怀光 第10兵团副司令官 太原 1953邓献坤 第90师副师长 广东始兴 1952陈少鹏 粤军第2军独立旅长 广东兴宁 1950陈定平 4战区兵站部办公室主任 海南琼山 宋士台 第66军160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 广东 平反李辅群 伪20师副师长 广东番禺 梁彩林 整65师187旅长 广东鹤山 1952黄质胜 第19路军少将参议，灵山县长 广西灵山 1951彭永年 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少将秘书长 1951 起义投诚人员，后平反戴可雄 少将高参，海丰县长 1952 起义投诚人员以上只是部分人员，另在年间死亡的将领中，死因不明的比以上要多得多，暂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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