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一）【资料】
&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
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矛盾
&&&&&&&&&&（一）　　　　　　　　　　　　　　　　
&&&&&&&&&&&&李民骐
　　进入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美国经济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最新发布的经过
校正的数据表明，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按年率增长4.1％。物价
上涨十分温和（虽然四月份有所加速），失业率下降到4.2％，是三十年以来最低
的。股票市场不断创造新纪录，道－琼斯三十种工业股票指数几度突破11000点。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经济”
时代。在“新经济”时代，由于以计算机、软件和通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
兴起，以及全球化和自由化带来了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市场竞争，使私人经济变
得更有效率，技术进步有加快的趋势。所以，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再必然引起通货
膨胀，经济衰退也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会变得比较温和。美国经济因而
又可以进入一个长期繁荣的时代。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目前，东亚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步履蹒跚
，特别是日本经济，仍然在低谷中徘徊。拉丁美洲各国经济或陷于衰退、或危机
四伏。欧洲经济停停走走，不时有走向衰退的趋势。美国经济仍然是整个世界资
本主义体系中一枝独秀的唯一亮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如何，
是如“新经济”派所说的，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繁荣时代，还是在资本积累自身矛
盾的作用下，“泡沫”破裂，走向危机和萧条，无疑是关系十分重大的问题。为
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收集、整理了一些反映美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统计数据
，并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供朋友们参考、批评。本文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说
明美国战后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第二部分分析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
缓慢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美国社会不平等的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四
部分介绍美国战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动态和相互之间的作用，并分析本次经济
周期的特点，第五部分讨论股市“泡沫”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六部分探讨全球
化时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特点。
（一）美国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
　　下表说明了美国经济（非农业企业部门）在战后各个时期的产出、劳动生产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情况：
表1 战后美国经济（非农业企业部门）的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
年份&&&&&&&
产出& 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1948-66&&&&
4.2&&&&&&&
3.1&&&&&&&
1966-73&&&&
4.0&&&&&&&
2.5&&&&&&&
1973-79&&&&
3.1&&&&&&&
1.1&&&&&&&
1979-90&&&&
2.7&&&&&&&
1.0&&&&&&&
1990-98&&&&
3.0&&&&&&&
1.4&&&&&&&
1995-98&&&&
4.3&&&&&&&
2.0&&&&&&&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
　　产出也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指的是每名工人每小时的产出
，全要素生产率指的是每单位生产要素（按照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加权平均计算
）创造的产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一般来说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既可以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也可以是由资本积累（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
）引起的。粗略地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可以作为技术进步的指标。
　　主张美国经济已经或正在进入“新经济”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计算机和信
息产业的高速发展，以及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所带来的效率，美国经济的技术进
步速度大大加快了，美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长期繁荣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统计数据应当显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加速增长。但是表1显示，在
最近一次经济周期中（1990－98年），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速度只是比前两次经济周期（1973－79年和1979－90年）略快而已，远逊于美国
战后“黄金时期”（1948－66年）的增长速度。〔1〕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仅1
.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仅0.5％。这样缓慢的增长速度说明，在本次经济
周期中，美国经济仍未摆脱自1973年以来的相对停滞的状况。
　　表1也显示自1996年以来，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确有显著增加。近三年的经济
增长率达到“黄金时期”的水平，虽然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不尽人意，与七十年
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显著改善。事实上，这是
“新经济”派认为美国经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和更加有效率的主要根据。但是，
“新经济”派的这一观点是经不住推敲的。美国经济在1991年陷入衰退以后，受
到联邦储备委员会高利率政策的压制，复苏十分乏力，直到1996年才开始加速扩
张。一般来说，在经济周期的衰退阶段或扩张阶段的后期，由于非生产性工人比
例上升和能力利用率下降，生产率增长通常趋于缓慢，而在经济周期的加速扩张
阶段，生产率增长通常显得比较快。这种生产率增长快慢的变化，只是反映经济
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不反映技术进步的真实状况。所以，在比较生产率增长时，
应设法消除经济周期的影响或者比较不同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如果我们用以前
几次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最快的时期与1995－98年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最近几年
的相对快速的增长，并没有什么稀奇。比如，1963－66年，产出、劳动生产率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别是7.0％、3.5％、3.2％，1970－73年分别是6.1％
、3.6％、2.9％，1975－78年分别是6.4％、2.2％、2.3％，1982－85年分别是5
.9％、2.3％、1.9％。但是，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只是经济周期加速扩张阶段的
特殊现象，是不能持久的。
　　1999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也指出，近年生产率增长的加速主要是由于周
期性的因素。虽然“新经济”派的经济学家质疑生产率的测量是否准确，但是《
总统经济报告》指出，生产率的测量是国民收入核算中一个长期的问题，没有理
由认为这个问题在计算机时代变得更加严重。事实上，美国商业部在最新的国民
收入和产品帐户中采用了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按照新的价格指数计算的1995年
以来的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约比按照旧的价格指数计算高0.2％。商业部尚
未来得及将新的价格指数应用于1995年以前的官方数据。这就是说，表1中所列的
1990－98年和1995－98年的数据实际上已经被高估了。如果要与以前的数据有可
比性，则1990－98年产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别应当是2.
9％、1.3％、0.4％，1995－98年分别应当是4.1％、1.8％、0.9％。这样的数据
根本不能表明美国经济已经变得更加有效率了或者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了。
（二）解开生产率下降之迷
　　从表1可以看到，在战后最初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是
比较快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分别达到四分之三和二分之一。但是，自1966年以后，美国经济和生产率的
增长速度都开始放慢。自197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了相对停滞的时期。1973－
98年，产出的增长速度与战后“黄金时期”（1948－66年）相比平均减少了约一
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黄金时期”的三分
之一和十分之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分别减少到三分之一和十五分之一左右。
　　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为什么在六十年代以后大幅度下降呢？原因之一是资
本积累速度的下降。表2显示了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在战后不同时期的资本积累率
（定义为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的增长率）。
表2 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非住宅固定资本净存量的增长
年平均增长率％
1949-66&&&&&&&
1967-73&&&&&&&
1974-79&&&&&&&
1980-90&&&&&&&
1991-97&&&&&&&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美国固定可再生产有形财富，1925－97》
　　表2显示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美国的积累率与战后“黄金时期”相比显著下
降。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往往要通过投资厂房设备来体现，积累率的下降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美国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但是，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从六十
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而1966－73年和1973－79年的积累率实际上还大大超过“
黄金时期”的水平。可见，积累率的下降并不能充分解释生产率增长下降之迷。
　　美国进步的经济学家认为，要解开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之迷，必须把生产过
程看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过程。工人是生产过程的实际操
作者，掌握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技能。工人的积极性如何，是否认同于企
业，是否愿意贡献自己特有的知识和技能，对于生产率的增长关系重大。再好的
机器设备，没有有技能、有责任心的工人的操作，也发挥不了作用。
　　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以后，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社会不平等有所减少，工
会力量增加。战后，在三十年代社会改革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劳动的有限
谅解”。工会承认资方在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方面的特权和保证努力提高生产，
资方则允诺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这一套体制一直到六
十年代初都是比较成功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工人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新一代美国工人成长起来了。新一代工人没有三十年
代大萧条的痛苦记忆，他们已经习惯于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稳定的工作岗位和
不断改善的工作条件。物质上的不安全感的减少使这一代工人有更高的要求。他
们更加关心改善劳动保护条件、控制自己的劳动过程、参与管理和使工作变得更
有意义和创造性。但是，已经官僚化的美国公司体制不能适应新一代工人的要求
。面对工人积极性的下降，资方采取的策略是裁员、解雇、压制工资增长、忽视
劳动安全和打击工会，结果更加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
　　据经济计量分析，工人努力程度的下降分别可以解释1966－73年和1973－79
年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的84％和30％（与1948－66年相比），而资本积累则分别
可以解释－18％和26％。〔2〕在美国进步经济学家看来，要改变美国经济生产率
增长近乎停滞的状况，必须改变美国这种“古代式”的企业管理体制，让工人参
加管理，改善工人的就业保障，为工会活动提供方便，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的积极
性、责任心和对企业的认同，从而提高生产率增长的速度。
（三）平等与效率
　　按照主流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平等与效率是一种替代关系，不平等是为了获
取经济效率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即“劫富济贫”，会抑
制富人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打击勤劳，鼓励懒惰。按照这种观点，牺牲平等可
以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增长。但是，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却是，不平
等的增长不但没有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和增长，反而造成生产率停滞、经济增长
缓慢和大多数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
　　在战后的“黄金时期”，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稳步提高的，1948－66年，
美国生产性非监督工人（大约占全部雇员的80％）的平均每周实际工资年平均增
长1.8％。1966－73年，美国工人的平均每周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减少到了1％。
1973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出现了长期的、持续的下降，1973－90年
，美国工人的平均每周实际工资年平均减少1.1％，到1990年比历史上最高的197
2年减少了17.7％。1990年以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继续下降，直到1995年以后
才略有恢复，但是到1998年仍然比1972年少15％。在经济繁荣的1998年，美国工
人的平均每周实际工资仅相当于1961年的水平。〔3〕
　　1980年，美国最富的四分之一人口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四分之一人口的6.3倍
。到1992年，这个差距扩大到了8倍。从1970年到1995年，60％的美国家庭的实际
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由于实际工资下降，要维持一定的收入，必须有更多的家庭
成员挣取工资或者每个家庭成员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一个中等收入的美国家庭
要在1995年维持其1970年的实际收入每周必须多工作七个小时。〔4〕
　　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象这样长期地、持续地下降，这是工业革命以来从
来没有过的现象，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并没有如主流经济学
家所预计的那样带来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效率、除了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以外，它还导致贫困人口增长，社会治安恶化，种族关系紧张，和激化各种社会
矛盾，从而提高了社会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进一步浪费社会的资源和生产力。
　　表3比较了若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收入最高的2
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与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1
979－96年）之间的关系。
表3 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收入不平等
韩国&&&&&&&&&&&
5.6&&&&&&&&&&&&&&&
芬兰&&&&&&&&&&&
3.6&&&&&&&&&&&&&&&
西班牙&&&&&&&&&
2.8&&&&&&&&&&&&&&&
日本&&&&&&&&&&&
2.2&&&&&&&&&&&&&&&
法国&&&&&&&&&&&
2.2&&&&&&&&&&&&&&&
意大利&&&&&&&&&
2.1&&&&&&&&&&&&&&&
比利时&&&&&&&&&
2.0&&&&&&&&&&&&&&&
瑞典&&&&&&&&&&&
2.0&&&&&&&&&&&&&&&
英国&&&&&&&&&&&
1.8&&&&&&&&&&&&&&&
挪威&&&&&&&&&&&
1.8&&&&&&&&&&&&&&&
荷兰&&&&&&&&&&&
1.6&&&&&&&&&&&&&&&
澳大利亚&&&&&&&
1.3&&&&&&&&&&&&&&&
德国&&&&&&&&&&&
1.1&&&&&&&&&&&&&&&
加拿大&&&&&&&&&
1.0&&&&&&&&&&&&&&&
美国&&&&&&&&&&&
0.8&&&&&&&&&&&&&&&
瑞士&&&&&&&&&&&
0.4&&&&&&&&&&&&&&&
资料来源：1997年《OECD经济展望》；1995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表3显示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通常也是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国家，而不平等程度
低的国家通常也是生产率增长比较快的国家。在表3所列的16个国家中，以四个国
家为一组，其中生产率增长最快的为第一组，次快的为第二组，再次的为第三组
，最慢的为第四组，则第一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平均为3.1，第二组平均为3.4，
第三组平均为4.5，第四组平均为4.7。这说明，与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相反，
平等与效率、平等与增长之间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注重社会平
等，不但不会牺牲效率，反而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四）利润率和资本积累
　　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了解利润
率和资本积累的动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是正确分析美国经济发展趋势
的一个基本前提。为此，首先要了解利润率运动的规律。
　　利润率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利润率＝利润÷资本存量
　　＝（利润÷产出）×（产出÷资本存量）
　　＝利润份额÷资本产出率
　　可见，利润率的变化取决于利润份额和资本产出率这两个变量的变化。利润
份额和资本产出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资本积累的速度（即资本存量的
增长率）。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比较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超过对劳动力的供
给，这会使工人在与资本家的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而有利于工人在国
民收入中取得更大的份额，导致利润份额下降。反之，如果资本积累的速度比较
慢，利润份额则趋于上升。至于资本产出率，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
资本产出率＝资本存量÷产出
　　＝资本存量÷（就业劳动力总数×劳动生产率）
　　这个公式说明，只要资本积累的速度大于社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与劳动生产
率的增长速度之和，资本产出率就会增加，而随着资本产出率的增加，利润率就
会趋于下降。那么，什么决定资本积累的速度呢？首先是利润率。在竞争的压力
下，资本家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免遭淘汰，不得不将利润中的一大部分拿出来，
用于资本积累，以扩大自身实力，战胜竞争对手。这样，只要利润率比较高，资
本积累的速度也就比较高。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说明：
资本积累率＝净投资÷资本存量
　　＝（净投资÷利润）×（利润÷资本存量）
　　＝净投资占利润的份额×利润率
其中，净投资指的是总投资减去用于补偿资本折旧的部分。
　　一般来说，在每个经济周期开始的时候，资本积累率比较低，利润率因而趋
于上升。但是，随着利润率的上升，资本积累开始加速，直至引起利润份额下降
和资本产出率上升，导致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下降往往导致资本积累率下降，并
引发经济衰退。表4说明了战后美国历次经济周期中非金融公司部门利润率、利润
份额、资本产出率和积累率的情况。
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利润份额、资本产出率和积累率（除资本产
出率以外，％）
税前利润率 税后利润率 税前利润份额 资本产出率 积累率
1949-57&&&&
12.8&&&&&&&
6.9&&&&&&&
21.7&&&&&&&
1958-69&&&&
11.9&&&&&&&
7.1&&&&&&&
18.2&&&&&&&
1970-73&&&&
10.3&&&&&&&
6.7&&&&&&&
15.9&&&&&&&
1974-81&&&&
10.2&&&&&&&
7.1&&&&&&&
18.2&&&&&&&
1982-90&&&&&
8.0&&&&&&&
5.9&&&&&&&
13.8&&&&&&&
1991-97&&&&&
9.2&&&&&&&
6.8&&&&&&&
14.2&&&&&&&
资料来源：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和产品帐户》；《美国固定可再
生产有形财富，1925－97》。〔5〕
　　表4显示美国非金融公司部门的税前利润率在战后总的来说是趋于下降的，主
要是因为利润份额的下降。利润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非生产性工人比例不断
上升，导致用于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成本增加。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非生产性和
监督工人占全部工人的比例从1948年的12％，增加到1966年的16.7％，又增加到
1979年的18.3％和1990年的19％。〔6〕税后利润率的下降则比较不明显，说明公
司所得税占公司利润的比重是趋于下降的。表4还显示，资本产出率是随着资本积
累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五十年代的资本积累率比较低，因而六十年代的资本产出
率低于五十年代。但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资本积累加速，资本产出率也开始趋于
上升。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受低利润率的影响，资本积累率下降到了战后最低
水平，资本产出率也跟着趋于下降。
　　本次经济周期与八十年代的经济周期一样，其基本特点仍然是低利润率、低
积累和低增长。由于利润率低，资本积累迟迟得不到加速，因而利润率由上升到
下降的转折点来得比较迟，拖长了经济周期的时间。以经济扩张开始后前几年的
积累速度来说，1954－57扩张前两年的资本积累率是3.2％，1960－69年扩张前四
年的资本积累率是2.7％，1970－73年扩张前两年的资本积累率是3.3％，1974－
79年扩张前两年的资本积累率是3.0％，1982－90年扩张前四年的资本积累率是2
.7％，而本次经济周期扩张前四年的资本积累率仅有2.0％，是战后历次经济周期
中最慢的。主流经济评论常常吹嘘说，本次经济扩张正在成为战后最长的一次。
实际上，漫长的经济扩张只不过反映了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资本积累速度缓慢。
　　不过，经过多年缓慢的资本积累以后，美国经济的利润率水平在本次周期中
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1995年的税后利润率达到了7.7％，是1979年以来最高的，
与衰退年1991年相比已经上升了31％。随着利润率的上升，资本积累也出现了加
速的现象，资本积累率从1991年的1.1％增加到了1996年的3.3％和1997年的3.6％
。如果利润率不从现在较高的水平上降下来，资本积累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加速。
这是因为，一旦资本积累达到一定速度，即使利润率不变或下降，资本家在竞争
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不断扩大资本积累的规模。由于存在资本市场，即使利润率
下降，资本家也可以通过增加借贷来扩大积累规模。根据美国战后的历史经验，
如果资本积累率连续几年保持在3.5％以上，必然导致资本产出率上升。同时，如
果失业率继续趋于下降或保持在目前的低水平上，迟早要对利润份额构成压力。
　　在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如果本次周期继续延长下去，迟早要导致利
润率下降并引起经济危机。不仅如此，本次周期的弱点还表现在以下问题上：股
票市值严重脱离经济的基本面，随时面临崩盘危险；企业严重负债，负债率达到
战后最高水平；美国国际投资地位下降，美元地位脆弱。下面我们进一步来讨论
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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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简介
| Introduction
　　毕业于南京大学国际商务系，现为新华社《环球》杂志副总编辑。原新华社驻华盛顿分社记者。“9?11”事件后，刘洪是中国第一批进入喀布尔的记者之一，他还曾常驻耶路撒冷，采访过阿拉法特、沙龙、佩雷斯等风云人物。
　其他专栏
　　“施瓦本主妇”撂下了话：不还债也可以，希腊国家破产，驱逐出欧元区，这更被“少年魔法师”认为是讹诈，他也有他的“反讹诈”策略。
　　齐普拉斯的决绝，一是背后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希腊民众对债权人的种种要求已经表示愤怒；二则正是雷曼兄弟的惨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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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战略石油储备量只有六七十天，尽管目前油价已经有所上行，但仍属于历史低位。加快修建储备库，加快石油储备步伐，依然是当务之急。
　　因为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非常重要。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一个重要原因。
　　印度经济现在开始发力，很大程度上也是复制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印度总理莫迪本身就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拥趸，他曾积极到中国招商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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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自贸协定只是迈向经济格局重整的关键一步，用韩联社的话说，这标志着中韩两国经济融合的秒表已开始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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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中东，僵化的机制、宗教的矛盾、领土的争端，种种问题，让中东国家在恶性循环中打转，某种程度上成了世界经济的弃儿。
　　但对一个国家经济而言，大量利润流向海外，本国投资者无缘其中，却难免是一个隐患。中国资本缺乏战略眼光已犯下严重错误，中国资本市场的笑话还要持续多久？
　　作为以前的“吸金大户”，中国今年对外投资额将首次超过外来投资，考虑到中国拥有的庞大可投资额度，这种趋势将可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
　　贸易有来有往，美国对中国光伏企业施加不公正的做法，那中国理应采取反制措施让美国尝到苦头。
　　过多的美元大棒，也将刺激国际社会加快推进对美元地位的再平衡，美元霸权会先从道义上破产，并在一片倒彩声上丧失特权地位。
　　如果深入看“肥咖法案”，对其他国家是利大于弊，因为美国一直是他国富人最喜爱的移民国家之一，合作也有助于其他国家就势堵塞税收漏洞、资金外逃。
　　对中国而言，在自贸问题上可有上中下三策：上策，WTO达成一揽子协议，各地区自贸谈判偃旗息鼓，但难度太大，自贸之所以盛行，就与WTO无所作为有关。
　　他领导下的美国却与新兴大国中的代表――金砖国家关系都不大好，或者说正越来越不好。这是冷战后美国外交上非常罕见的现象，值得关注，值得思考。
　　垃圾是废物，但废物中也有宝，一些国家并不视垃圾焚烧为恶魔，但关键是要学到垃圾焚烧处理的真经，不能弄一个半拉子工程加剧信任危机。
　　最大的冲击，可能非乌克兰莫属。乌克兰天然气基本仰仗俄罗斯，其出口市场也主要在俄罗斯，乌克兰民生更加艰难，失去市场的乌克兰企业也境遇堪忧。
　　美国迟迟不批准这一改革，归根到底，意在维护美元霸权。对于IMF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而言，这无疑是一种伤害。
　　底特律要振兴，市政开支要填补，还指望着赌场能继续输血。底特律上演赌场风云，根本原因是汽车业的衰落。
　　从政府到企业，要加大对美方的博弈，应让美方清楚地知道，自身都言行不一有何资格来要求中国做这个做那个。
　　最大股东股权相同，难免会相互掣肘，标致家族肯定不乐意转让核心技术，法国政府更不会乐意关厂裁人，东风这8亿欧元，更多像是借款，而不是投资。
　　对俄罗斯而言，索契冬奥会成功举办，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凝聚力，推动高加索地区经济发展，并展现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G2简译为“两国集团”，意为中美是对世界起决定作用的两个国家。展望2014，世界经济可能进入G2时代，更具体地说，进入双引擎时代。
　　城镇化，也需要创新，但创新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应根植于文化和传统。在笔者曾工作过的以色列，相当部分城市，如耶路撒冷、海法等等，都属于山城。房屋依山势起伏，基础设施完备方便。
　　巴菲特不喜欢黄金的一个本质的因素，那就是黄金的真实价值问题。现代的黄金已基本失去了实用价值，绝大部分都是投资品。
　　没有洋葱的印度菜，肯定不是正宗的印度菜。但如果印度人买洋葱都买不起了，那也不会只是一个民生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了。
　　“橄榄型”社会有较强的消费能力，美国所独有的“美元红利”，这些因素，使美国经济有着较好的弹性，并相对较快地走出了危机。
　　在金融危机期间及之后，他们对艰难而不确定的环境所作出的回应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但他们在自己的弹药耗尽时必须有勇气承认。毕竟，从英雄到无能者的转变可能是很迅速的。
　　事实上，迄今为止，金砖国家增长动能主要来自中国。因此，在奥尼尔看来，中国前景仍比较光明，但其他三国则在向下沉沦，甚至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金融危机期间的大刀阔斧，伯南克无疑成为美国经济的功臣。伯南克战胜了危机，却失去了民心。政治总需要替罪羊，伯南克自然是最好的筹码。
　　白宫强出头，自然为保苹果。如果执行该“禁售令”，三星可能获得在美国市场的“过度影响力”，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美国经济竞争环境。
　　世界第一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有所挫折和磨练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最大银行宝座的易主，也显现了各自金融行业的生态，从某种意义上，也显现了中美经济的短期走势。
　　一个美国的繁华大都会，最终沦落为“悲惨世界”，并不得不宣布破产保护，这当然有老工业基地的沉重历史包袱因素，但更凸显出底特律城市治理和转型的失败，其中夹杂的种族矛盾更显现出美国社会的分裂。
　　中国航空企业在中美不少航线上还出现亏损，更遑论转机市场的竞争了。这种差距，让人看到的是中企在管理、运营以及国家配套政策上的不足。
　　以削减贸易壁垒为任务的多哈回合陷入僵局，南北矛盾尖锐是根源。WTO到了新的转折关头，不进则退，退则是自我瓦解。
　　一味追求增长的心态，导致了许多人目光的短视，一切向钱看，总是抄捷径，对创新缺乏足够的投入和重视，或者即使想投入和重视，也因为“山寨文化”而萌生退意，“中国创造”由此基础薄弱。
　　奥朗德是笑着离开中国的，法国媒体说，他对中国之行“感到满意”，突出的一点是中方对法方的期待“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但对于中方的期待，法方给予了什么回应？
　　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布鲁塞尔依然磨刀霍霍。围绕着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制裁问题，中欧贸易剑拔弩张。作为中欧贸易摩擦第一大案，如果欧盟真将47%的反倾销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光伏产业将陷入困境，大规模贸易战在所难免。
　　在很多问题上，英德立场相左，矛盾交锋不断。但其实，在当前的欧洲，英德可能是最相像的一对，都曾提前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都因此得以幸免于欧债危机，但也都曾有一个有远见的领袖为之付出政治代价。
　　中国居民的收入在短期内还远不能与日韩相比，物价过度走高，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将是一个噩梦，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并对经济转型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从经济层面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大量财富将不得不用于海外石油的进口，一方面这将极大地受制于人，甚至不排除因某种问题出现“石油危机”，从而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另一方面，这将大大提高“中国制造”的成本，影响到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中海油应当抓住这个契机，向世界也向国内证明，中国企业是有高度竞争力的企业，并购是为了增值，不是只给对方“净效益”，而让自己成冤大头。
　　当美国人沉浸在“页岩气红利”的时候，更应警惕其可能的破坏性冲击。页岩气确实是世界赐予美国和世界的财富，但利用不当，则会成为对美国的诅咒，并让世界受到拖累。
　　戴尔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这正说明世界潮流的多变性。戴尔毕竟还没到山穷水尽之处。虽营收和利润在下滑，但公司也制定了一系列摆脱困境的办法。如果措施得力，咸鱼翻身未尝不可能，那时或许就是另一种戴尔模式了。
　　虽然日债大多为日本人拥有，日本不一定陷入希腊式的债务危机，但负债之比总有限度，心理承受力更难以预期，假如负债之比突然间突破心理界限，日本势必陷入比欧洲更严重的债务危机。
　　就一个政府而言，好的公司，标准大致有两条，第一纳税多，第二雇佣的人多。就目前美国国情看，失业居高不下，白宫“灰头土脸”，第二条更重于第一条。
　　绿色之路，至少在四年中，并未让美国感受到荣耀。这也凸显新能源发展中潜在的问题，相比于传统能源，新能源毕竟成本较高，竞争力尚不够；另外，传统能源虽不可能取之不竭，但其储量和潜力，似乎仍超越大多数人的估计。
　　展望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非洲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非洲还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地，而中国也是非洲成为新崛起大陆的重要伙伴。我们不能让短视损害了中非关系。
　　11月8日，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天，美国股市暴跌，随后几天跌跌不休。这倒不是华尔街为奥巴马喝倒彩，而是“财政悬崖”最后期限越来越近，美国人越来越担心，美国政客的冒险将美国经济真的送入悬崖。
　　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年美国为制衡中国，推出了主要针对人民币的国际汇率报告，不想事易时移，报告现在展现出了更多的破坏力。
　　对这样的行为，简单的抗议往往不能奏效，这就需要中方多管齐下，要运用法律的武器，在WTO框架下展开诉讼；同时以针锋相对的举动，让美国明白，保护主义不能保全自己，反而会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大损害。
　　危机中的希腊，似乎成了欧洲的孤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但希腊的遭遇，是否就是普通希腊人的过错，他们是否必须承担相关责任？这或许应该厘清。
　　德国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当然，这种“以退为进”，难免不被解读为外交失败，这对默克尔本人来说，未尝不会付出代价。至少德国媒体会批评她向原则“投降”，一些德国民众会认为她“办事不力”。如此，在明年秋天的选举中，她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
　　未来的国际经济竞争，既是国与国的较量，更是经济集团的比拼。在目前几大经济体中，美加背靠北美自贸区，德法则有欧盟这个大集团，只有在东亚，中日韩虽贸易密切，但却整合乏力。有鉴于此，不久前中日韩三国北京峰会达成协议，年内将启动自贸区(FTA)谈判。
　　IMF立场最近似有新变化，开始公开承认人民币仅为“适度低估”。后语“纠错”前言，形同向中国“认错”。
　　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危机频频、险象环生。刺激经济，也就成了许多政府的头等大事。刺激，又大致可分成两种路径：一是加法，加大财政开支，增加货币投放，以大规模投资建设避免经济停滞；一是减法，实行减税政策，完善社会保障网，以期通过扩大消费刺激内需。究竟是加法还是减法更奏效，其中都不无正反面教训。
　　摩根大通栽跟头自有其制度漏洞，但让笔者更感兴趣的，则是其弄巧成拙的“自卫式”公关，反而更让其陷入千夫所指的困境。
　　作为世界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在中美两大市场都有许多分店。但就笔者的所见所闻看，两者管理水平存在一定的偏差。最明显的表现，就在停车场的秩序上。在美国这似乎不成为问题，但在中国，这就是个问题！
　　中国以前购买数千亿美元的美国机构债券，主要就是“两房”债券。但这两家企业一直是美国政府的老大难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避免这两大巨无霸垮台，华盛顿不得不出手将其国有化。
　　　世行行长选拔更多地沦为国籍之争，说明了当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顽固性，这需要新兴经济体坚持不懈地努力来打破。
　　若奥巴马无力解决，高油价这个皮球将踢给美联储，由于高油价将导致高通胀，后者将再次面对两难抉择：保经济还是稳物价，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真是要多费心思。
　　过去半个多世纪，盛产石油的中东一直是世界能源轴心，任何异动都可能在国际能源市场掀起波澜。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供需的变化，世界能源格局可能正在发生深刻而深远的变化，世界能源的轴心正出现从中东向西半球转移之势。
　　在世行行长佐利克即将离任之际，新行长不应再被美国人所垄断。就中国而言，除了取得更大发言权外，也不妨有自己的候选人，比如央行行长周小川。
　　希腊危机陷入恶性循环，越拖延改革，危机越严重，改革矫正的力度就须越大，民众反感就更加强烈。随着希腊将在四月份迎来大选，精明的政治家更不敢贸然“痛苦改革”，因为这种伤及民生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就是政治自杀。
　　僵尸比死尸更可怕“僵尸银行”(Zombiebank)比破产银行更恐怖。欧债危机之所以迁延至今，既同银行“僵尸化”有关，更同对“僵尸银行”的恐惧症密不可分。
　　欧债危机野火漫卷，为延阻火势，开挖防火沟、搭建防火墙迫在眉睫。但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金融防火墙，究竟该建多高？或者，用另一个欧洲领导人颇喜欢的热词，攻破危机的金融火箭筒，火力究竟该多强？
　　“黄色巨人”最终被时代抛弃了，并很可能寻求破产保护。尽管比起很多企业，有着百年历史的柯达已算是足够成功、足够辉煌，但正是这种耀眼的辉煌，更让世界唏嘘柯达的没落，同时反思柯达的教训――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没有资格可讲。
　　债务危机让欧洲企业风雨飘摇，但却让美国公司看到了商机。在国际资本市场，正在上演“美进欧退”――有条件的美国企业正竭力抓住难得的机遇，开始为“后危机时代”布局。
　　既缺乏准则又不权威，但美国还很热衷“贴标签”，看中的就是“贴标签”行为的先发制人且居高临下的效果。
　　美国自诩是一个法治国家，但美国政府却多年来“违法”作业。这种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但违背了美国政府反复重申的抵制保护主义的承诺，也不利于中美合作应对当前国际金融经济挑战。
　　两年前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否介入，欧洲国家普遍持不大欢迎的态度。为什么不欢迎？当时的不少欧洲媒体就认为，IMF插手将是欧洲的“屈辱”，不仅暴露欧洲的无能，而且将使作为IMF股东的美国和中国得以介入危机。
　　从未来发展看，欧洲央行必定会成为“最终贷款人”，但前提是欧元区的财政一统。因为如果没有严格财政纪律，贸然让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噩梦，形同于将自己财富扔进一个无底洞。
　　如果德国要求能得到满足，欧元区将迈入新的阶段：一场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将可能催生出一个更紧密健康的新欧洲――在这个新欧洲，德国将是毋庸置疑的领导者。
　　新兴经济体虽有大笔外汇储备，但类同于刚吃上稀饭馒头的穷人；而欧洲国家虽债台高筑，则好似仍不想放弃山珍海味的富人。“穷人救富人”，确实是悖论；但若穷人善于理财投资，则要另当别论。
　　很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欧债危机中的“风暴眼”都将被迫举行新大选。债务危机引发社会动荡和政府更迭，进而加剧经济危机，欧洲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元危机中苦苦挣扎。
　　对于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各路学者都有不同解读，其中新词迭出，意涵不一。一部分为现状痛心疾首，另一部分人则不屑一顾。这其实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裂变。
　　在民意裹挟下的欧洲领导人，进退失据，决策不力，问题愈演愈烈。希腊公决争议只是其中一个波折，公决或许会在强大压力下不了了之，但在解决欧债危机的坎坷道路上，新的波折和冲击可能随时再现，乐观不得。
　　在小布什政府后期，美国也曾宣示要努力吸引外资，但并未拿出实际行动，这次很可能是又一次“口惠而实不至”。
　　对良莠不齐的卖家实行一刀切，确实也有错杀部分诚信小卖家的嫌疑；更何况，不对称的谈判地位，也导致淘宝方难免有“揉捏在我”的霸气。
　　奥巴马为什么就玩不转美国？从表面看，美国经济大环境不佳。奥巴马现在走麦城，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是美国社会积弊的结果。
　　中国坐拥3.2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在当前欧美债务危机中发挥着关键的“借款人”角色。如何既做到雪中送炭，又不至于太过冒险，需要中国反复掂量：在向欧洲伸出援手时，什么才是最佳的援助途径。
　　无论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都习惯了寅吃卯粮、消费至上，即使到破产紧要关头，政府有心紧缩，反对党和民众也不答应，政治恶斗没完没了。
　　随着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洲对中国的期盼也越来越热切。意大利官方日前称，正跟中方就在意投资事宜展开磋商。英国官员则表示，希望中方更多投资英国基础设施建设。之前西班牙和希腊官员，还曾专赴中国推销国债。
　　让奥巴马感到焦虑的，是他不断创新低的支持率、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华盛顿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他在信中说，他拟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促进就业的新举措，但这需要国会的配合，他为此呼吁民众站出来，对议员们施压。
　　面对即将袭来的更猛烈的风浪，各国决策者须备有更富有弹性的应对措施，否则，多重挑战同时袭来，“第二次大收缩”未必就只是假设。
　　打个不是特别恰当的比喻，市场经济，其实就类同于我们所处的大自然。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人类确实可以改造自然，但不遵循自然规律也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德国不出手，危机国家就没法走出泥潭，欧债危机就迟迟得不到解决，甚至有可能继续恶化，假如欧债危机由此恶化，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还是得由德国收拾，欧元债券肯定也会不得不推出。
　　这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其中有剑走偏锋的标普，也不乏和稀泥、装糊涂的穆迪和惠誉，后两者之所以维持美国AAA评级，更多是“强龙难压地头蛇”现实写照。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现实却是：强势的借债人有耍赖的迹象，而且还理直气壮。那么，债主该怎么办？处于被动局面的中国，当前主要有三种选择。
　　之所以有道德风险，就是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希腊债务危机是咎由自取，可以由市场来调节，只不过结果会是希腊经济一落千丈，民众生活大幅倒退，债权人血本无归。但市场秩序，最终会在痛苦的折磨中恢复。
　　美国对华打华裔牌，对中国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好事，作为华裔，他们更了解中国的文化，中美在一些事务的交往中可能更加通畅，合作更会深化。但更要清醒地看到，他们虽然也是黄皮肤和黑眼睛，但毕竟是美国人，在美国出生，受美国教育，为美国利益服务。
　　美国如果出现短期违约，或者信用降级，其结果可能不是美债被抛售，而是债权国被迫修改投资标准，降低对美国的投资门槛。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不会违约，这是出于对美国政客理性处事的信任。假如玩火玩成了失火，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在IMF的代表权应该随之扩大，而朱民未来在IMF高层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是完全合理的。
　　奢侈品(或中高档消费品)关税问题，财政部和商务部有着颇为不同的看法。不同个人、不同团体、不同部门乃至不同地域之间有争议、有分歧，这都是正常的。
　　希腊甩卖家底，是否就是中资企业抄底良机？真难说！诱惑往往就是陷阱，抄底抄入无底洞，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中资企业来说，在摩拳擦掌进军希腊市场前，尤需少一分冲动，多一分清醒。
　　在希腊神话中，西绪弗斯的悲剧，很大程度上咎由自取。但现在填补希腊无底洞，新兴国家完全是“被绑架者”，属于“无辜的西绪弗斯”；如果说谁罪有应得，除了希腊这个始作俑者外，只能是欧洲国家。
　　美国富豪们有此义举，其实同美国文化、传统和相关制度息息相关。主观上讲，对美国富人而言，“富”且“仁”，已成为许多人的精神追求。
　　如果将欧洲比作一个江湖，那么作为欧洲经济支柱的德国，毫无疑问是带头大哥；而在破产边缘苦苦挣扎的希腊，则是挥霍无度的小弟。现在小弟出了麻烦，大哥怎么办，该不该救？救又怎么救？
　　在当前“选战”中，瘦弱的法国女财长拉加德一马当先，粗壮的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步履蹒跚，胜负大局已定。决定胜负的，肯定不是上述“三原则”，而是政治资源。
　　中国的这些要求，绝不是漫天要价，符合新兴国家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格局的变化。如果这种改革迟迟不推行，最终损害的是IMF的合法性，于西方也不利。
　　虽然IMF的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发展中国家提供，但却要拨出相当的真金白银去为欧洲错误埋单。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紧抓IMF总裁宝座不放手的重要原因，无非是要保证这一资金来源的稳定。
　　在过去两年中，美国企业利润下滑、亏损扩大，一些企业甚至破产倒闭，负有责任的CEO作为一个群体却仍岿然不动。其中的“CEO易位悖论”，看似奇崛，实则倒也正常。因为商场如战场，危机关头，临阵换帅总是兵家大忌。
　　IMF总裁卡恩因性丑闻下台后，谁将接替他执掌IMF，即成为构建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件大事。许多外国主流媒体提到了中国官员的名字，比如笔者看到，美联社、《华尔街日报》都曾将周小川、朱民列为总裁候选人；一些中国专家也认为，IMF总裁最佳人选在中国。
　　作为最大新兴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竟只能望IMF总裁或世行行长职位兴叹。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这其实正反映出中国在当前国际金融秩序中的真实地位，中国要能发挥更大影响力，还需要艰苦的博弈；二，中国缺乏国际领导人才的储备，这就需要国家未雨绸缪，制定更有战略眼光的干部培养体系。
　　三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呈现总体向好发展势头，但最近接连爆发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预示着3F危机有卷土重来的危险。
　　在针对华盛顿、华尔街和中国的“三骂”中，骂华盛顿自然有道理。在美国，批评政府如家常便饭，套用西方人的话说，政府不是供人赞美的，而是作为批评对象存在的。
　　年已84岁的保罗•沃尔克是奥巴马的金融学导师，而沃尔克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就是“在过去30年里，我们最有用的金融创新，就是自动取款机”。
　　从目前披露的资料来看，索科尔持有路博润公司大宗股票是导火索，即至少索科尔有内幕交易之嫌，巴菲特则有疏忽或知情不究的过错。
　　美国的国债，既是中国的资产，同时也是中国的烦恼。当我们一些人还为中国是美国最大债权国沾沾自喜的时候，其实更应该想一想，这个庞大债权集聚了多大的风险，又怎么样才能把风险转化为机遇。
　　在高油价的时代，“择机”能力非常关键。最好的情况，就是如果油价出现回调，通过“低吸”加快战略石油的储备；随着油价走高，则通过储备原油进行适当调节。至于火候如何拿捏，就看决策者的判断如何。
　　华为在美国屡遭拒绝，在笔者看来，一是华为遭遇到了美国“潜规则”，二是华为没有处理好美国式“关系”。
　　但伯南克则将抗通胀狭隘地等同于只需要人民币升值，这显然是欠妥的，笔者总认为，这有向中国人卖迷魂药之嫌。为了达到一个让人民币升值的目的，美国人有时不惜违背常识，说出一些颇为怪哉的话来。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潜力的大市场，在许多西方企业摩拳擦掌之际，数个国际零售业的超级巨头却惨败出局。仔细分析这种吊诡的情况，或许也正反映了我们市场“有中国特色”的一面，这让见惯了世面的跨国巨头们无所适从。
　　美国对中印差别对待，无疑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谋略，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打“高科技牌”和“印度牌”的做法，却可能是一个笨拙的游戏。
　　基于“两房”前景的不确定性，与其到时陷入可能政治操作的陷阱，让美国政客获得对华施压的筹码，还不如现在未雨绸缪制定因应措施。
　　埃及局势主导了近期的国际油价走势，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更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关口。埃及并非主要石油消耗国，也非主要石油输出国，埃及局势之所以能对国际油价产生巨大影响，主要是基于其中存在的三重“埃及陷阱”。
　　价格悬殊的原因在哪里？我看到许多国内媒体和官员常常欲言又止，其实也很简单，不过是税收和利润的问题，或者更直接地说，重税和暴利。
　　以近来的购买欧债来说，从商业上看，支持欧元符合中国的利益。欧洲是中国的最大出口市场，欧洲如果因债务危机沦陷，欧元如果因此大幅贬值，势必将冲击到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发展，在这个全球化的市场，中国和欧洲理应共渡难关。
　　2011年将很可能是全球资源争夺战的一个新的分水岭――争夺战将由前几年的“温和”转为“惨烈”。围绕着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各方可能互不相让，甚至调动各种资源展开激烈的对攻战。
　　一个成熟的市场，怀疑的精神是媒体应有的素质，但不能由此推导至乱扣帽子。市场肯定存在阴谋，阴谋有时确实在外来资本的身上。但有时，可能在某些国人的心中。
　　作为一个颇让土耳其人感到羞辱的事实却是，在过去十年，土耳其多次扣欧盟大门而不得入，但我总认为，如果目前的态势得以继续，或许未来某一天，该是欧盟主动祈求土耳其入盟，因为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他们更须仰仗土耳其而不是相反。
　　许多人可没意识到，IMF的改革同样带给中国更多挑战，应对不慎，有可能使中国落入西方国家设置的一个陷阱。
　　北京和上海人口要远远多于纽约和华盛顿，中美发展阶段也不同、国情更有极大差异。将美国的做法简单套搬到中国，也未必就能起到有效缓解道路拥堵的作用。但美国人对待交通的认真态度，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外贸政策这三步，环环相扣，一步紧似一步，概括下来，大致就是：外贸将是美国经济以后的主攻方向，在出口方面，美国将会全面推动；但在进口方面，美国则会利用“规则”百般限制。
　　美国通用汽车已宣布，将在8月底关闭悍马生产线，不仅中国市场无法再进到新货，美国人也终于要和悍马说再见了。这真会是悍马的绝唱吗？
　　一些去过欧洲的美国人常自嘲：欧洲真是天堂，假日多，活儿轻，福利还高；而回到美国，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对美国农民来说，现在最可爱的可能就是中国采购商了，急剧增加的对华农产品出口正成为美国农民增收的保障。继大量棉花、大豆涌向中国后，另一项大宗农产品――玉米正成为美对华贸易新的主打产品。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今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玉米量就将达到120万吨。
　　自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作出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决定后，奥巴马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华施压略有放松。但在美国国会和学界，却依然是杂音不断、大棒挥舞，一些政客和学者仍以人民币高估为由，鼓吹对中国实施全面贸易制裁。
　　 过去半年，世界三大公司陷入公关危机。作为华尔街第一投行的高盛集团被指控在次贷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欺诈投资者，是为“欺诈门”；世界最大汽车公司丰田公司因刹车故障和油门突然加速被迫全球召回800万辆汽车，是为“召回门”；世界能源巨擘英国石油公司(BP)则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泄漏事件，是为“泄漏门”。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大国，也是最出名的能源浪费大国。在中美气候变化或能源政策辩论中，中国官员自然占据着道德的优势，因为批驳美国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
　　自去年下半年美国逐渐走出金融风暴后，在对待来自中国等所谓“敏感国家”投资的问题上，一些美国政客又找到了新的炒作和妖魔化空间。对于中国鞍钢集团决定在美国合资建厂的举动，50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联合致信美国财长盖特纳，声称对此事“深感关注”，担心此举影响美国就业和危及国家安全。
　　20国集团(G20)多伦多峰会最关键也是最雄心勃勃的一个目标，就是发达国家承诺，到2013年将各自的财政赤字削减一半。这有其特殊背景：当前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市场信心濒于崩溃，所谓乱世用重典，为赢得市场信心，自然需要相关国家采取断然的举动。
　　近期的美国《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的短文，题为《租个白人》(Rent　a　White　Guy)，讲的是洋人在华打工之事。文辞幽默风趣，读来让人忍俊不禁，但其后则是五味杂陈。
　　一年半前，奥巴马以“变革”口号入主白宫；一年半后，“变革”之风席卷美国各个领域。综观这些变革，可清晰看到奥巴马重铸美国基础、打造“岩上之屋”的战略。
　　从希腊发端的欧洲债务问题，立刻让人联想到美国自身的债务隐患。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如果美国不能严肃财政纪律，结果将必然造成“美元危机”――美元出现
　　去年初奥巴马上台后，先是“购买美国货”条款，后又是轮胎特保案，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高举；而近来一波紧似一波的“双反”制裁(反倾销和反补贴)，则让美对华贸易救济措施更是做到了“每周一案”甚至“每周数案”。
　　拙作《“中国制造”凭什么国外比国内便宜》在本专栏刊登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读者表示赞同，提出了很多反思意见；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先生就认为，这种跨国物价比较存在误读，因为比较错位造成结论失真。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政治家，也是不少政治新概念的始创者。在不久前我旁听的一次演讲中，佐利克又发表新论，声称“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终结，世界经济正进入新多极时代。
　　为避免希腊成为另一个雷曼兄弟，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得不采取紧急救助措施，其核心是提供为期三年总计1100亿欧元的援款。其中，欧元区出资800亿欧元，IMF提供300亿欧元(折合400亿美元)。
　　 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希腊债务危机阴霾又满天。出于对债务危机以及可能的溢出效应的担忧，世界股市最近接连暴跌。尽管希腊危机不至于对中国经济产生太多直接冲击，但危机的“蝴蝶效应”也不避免地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消极影响。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春季会议前，许多西方媒体都预测说――当然也有部分中文媒体跟风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将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焦点。但结果却似乎是相反，至少在这次会议的各种报告、公告和记者会上，人民币汇率都被一带而过，甚至根本未曾提及。
　　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华尔街是始作俑者。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终于对这些制造了危机的金融巨头开刀，头一个被清算的是华尔街第一投行高盛集团。证交会指控高盛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涉嫌欺诈投资者，投资者因此损失超过10亿美元。
　　经常去欧美国家的人都清楚，在西方商场里，同样品牌的衣服、鞋帽、笔记本电脑等等，要比中国便宜得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商品上还都有一个标签：“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周(3月31日)在临近华盛顿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宣布，将扩大对美国近海油气田的开发，以此确保美国近期能源安全。由此，持续了20余年的美国近海油气开采禁令至此将画上句号，美国能源战略正出现重大转折。
　　美国和巴西之间的“贸易战”本月正式拉开序幕。巴西政府8日宣布，将对102种美国商品实施贸易制裁。其中对美国冰箱、彩电等电器的进口关税由20%翻一番至40%，将汽车进口关税由35%提高至50%，奶粉进口关税则由28%提高至48%，棉花和棉制品进口关税则由原先的6%至26%大幅提高到100%……
　　进入2010年，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制裁呈加剧走势。美国已相比对中国产金属丝网托盘产品、电热毯、礼品盒以及包装带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并对中国产钻管发起反倾销反反补贴调查。
　　自去年初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发难，主要有两个波次：第一波，是在财长盖特纳上任前后，盖氏公然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第二波，则是现在美国在人民币问题上全面施压，大有人民币不升值美国不善罢甘休之势。
　　 一次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主持的记者会，俄罗斯塔斯社首席记者递给我一本近期《外交政策》杂志，请我看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
　　中美贸易摩擦近来陡然加剧，美国高层更是不断厉言相向，其中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当前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民怨沸腾，而中期选举又在即，奥巴马急需转移国内焦点；二是美国制定了出口促进战略，在未来五年内，出口额要翻一番，在金融危机导致各国购买力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出口最大的指望，无疑就是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2月24日宣布，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为其特别顾问。当IMF官员提前将此消息通知我时，作为中国人，高兴是自然的，惊讶却谈不上。
　　在去年上任之初投书《华盛顿邮报》敦促国会放行当时的经济刺激方案的文章中，美国总统奥巴马言辞辛辣，说国会议员们不应让“华盛顿的坏习惯”(Washington’s Bad Habit)阻挡住前进的道路。
　　上周，美国总统奥巴马造访新罕布什维尔一所中学时，告诫学生们说，当经济形势变得严峻时，“你们应该束紧裤腰带”。奥巴马接着说：“当你的钱只勉强够付抵押贷款时，你不应该去买游船；当你努力节省为上大学存钱时，你就不应该到拉斯韦加斯砸钱。你们应该有优先选择，你们必须作出困难决定。”
　　 世界银行20日发表《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警告，金融危机最糟糕的阶段虽可能已经过去，但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脆弱，同时世界必须警惕陷入再次衰退和出现新一轮资产泡沫的可能。报告预计，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改变未来10年的金融和增长前景。
　　基于中美关系对两国和世界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国情咨文中提到中国不是一件新鲜事；但让我颇感兴趣的是，国情咨文提到中国的方式，正在发生极富意义的变化。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警告，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异常脆弱，不排除再度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世界经济有陷入“W”型衰退或“双底”衰退的可能。
　　中资企业在美投资，一直受美国政客和舆论“重点照顾”。对于中国陕西“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美国一金矿公司51%股份的举动，美国对外资审查的最高部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去年年末断然否决。其中的曲折，或许可为其他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提供借鉴。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变动已成历史必然。这一点，其实在世界许多行业也有充分展示。
　　2009年，既是中美关系深化一年，也可谓贸易摩擦的激化一年。即使到年终，美国也不忘奉送“新年礼物”――12月30日，美国针对中国油井管的反补贴案审结：对中国油井管征收10.36%至15.78%的反补贴惩罚性关税。拟议中的对中国油井管征收36.53%至99.14%的反倾销制裁仍在推进中，结果也几成定局。
　　为缓解美国信贷紧缩状况、推进拟议中的金融监管改革，美国总统奥巴马12月14日敦促银行业拿出诚意，扩大信贷发放，并支持它的监管“新政”。
　　记得2006年刚到华盛顿担任经济记者时，许多美国人还为没有及时买房或少买了房子而懊恼不已。一位华人朋友颇有悔意地对我说，以前他买的60万至70万美元一套的别墅，当时已涨到150万美元左右，“如果多买一套，那该多好！”
　　萨缪尔森成就是广泛的，但让人钦佩的还有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他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老师。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立刻请他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于这一高职，淡泊政治的萨缪尔森马上予以回绝，理由是不想将自己置于一个“他对自己所说所写都不能相信”的职位。
　　 奥巴马上台以来拯救美国经济，大致有“三部曲”：第一部，制止经济“自由落体式”下滑，稳定金融市场；第二部，重建市场信心，修复金融市场；第三部，创造就业机会，应对高失业问题。
　　据国内媒体报道，自11月23日起，一则“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形象广告在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的美国频道、美国头条新闻频道和国际亚洲频道播放，而且，“广告片一经投放，就引起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响”。
　　游说，在美国虽颇遭诟病但却是华盛顿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游说业内，“热火游说团(Fire　Lobby)”则是其中翘楚。所谓“热火”，是取金融、保险(不包括医疗保险)和房地产英文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合而成，代表的是这三大金融势力。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上周在纽约难得地对美元贬值发表了一通评论。他说，美联储关注美元贬值问题，并“将帮助确保美元币值坚挺，使之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一支力量”。
　　 在中美历史交往上，有几次领导人的访问，影响无疑是划时代的。比如，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间尘封二十余年的大门，世界大三角格局诞生；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起飞――中美关系由此进入“蜜月期”。奥巴马访华，会否成为一个新的历史里程碑？
　　保罗•克鲁格曼头戴三顶桂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及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言辞犀利、嬉笑怒骂是他的风格，但剑走偏锋、大放厥词也是他的特点。比如，他最近在人民币问题上的表态，仔细捉摸一下，纯属蛮不讲理。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必须转型，已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坦陈，美国经济过去依赖金融业，过度消费，“债务驱动”，这是不可持续的；而要可持续，还是需要发展实业，推动出口，即实行“出口驱动”。
　　继两年前所谓“有毒中国玩具和食品”风波之后，又一起涉及“中国制造”质量问题的风暴正在美国酝酿。
　　在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后，美国经济今年第三季度“难得地”增长了3.5%。这应是一个积极信号，或许标志着美国经济正开始走向复苏。
　　 美国政府负责受救助企业薪酬事宜的专员、绰号“薪酬沙皇”的范伯格上周开出外界期待已久的限薪“良方”：接受美国政府救助的7大企业，每家企业25名最高层高管薪酬将得到有效限制，他们的现金工资将被削减至少90%，各种补贴、分红等工资外收入也将被砍掉一半。
　　 “伯南克走钢丝”，寓意的自然是面临重重挑战的美国货币政策――借助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终于出现了复苏曙光；但同时，则也面临高通胀的阴霾，处理不慎，美国经济可能是才脱虎口、又入狼窝，经济复苏也会有翻船可能。
　　 而随着危机占据媒体的版面，任何有关美国经济的负面消息都被放大，以至于有一些中国人可能认为，美国经济现在一塌糊涂。
　　在日前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伊斯坦布尔年会上，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有席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这次年会将可能是一个崭新的IMF的起点，“将来你与孙辈们谈话时可以说，那一天你在伊斯坦布尔见证了这一时刻。”
　　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金融峰会形成的一系列有关金融监管的共识，无疑对市场有着重要影响。但笔者认为，与这些中短期的影响相比，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则是匹兹堡峰会标志着G20体制成为国际经济治理的核心，意味着“后危机时代”的大幕已全面拉开，国际格局由此发生深刻而深远的变化。
　　 匹兹堡金融峰会前夕，美国又以特保名义对中国轮胎实施制裁。在世界经济正艰难走出危机的关口，保护主义却成为经济复苏的掣肘。
　　　　一年前的9月，华尔街投行雷曼兄弟垮台，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美国经济濒临悬崖边缘。反思这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教训无疑是惨痛而深刻的。上周，在雷曼破产一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都发表重要演讲，反思危机，警示世人。
　　　　去年9月，金融海啸席卷华尔街，美国经济一片凄风冷雨；但一年过去了，纽约股市大幅反弹，各项经济指标也利好频传。种种迹象显示，美国经济已走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尽管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宣布，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已签署协议，中国人民银行将购买不超过320亿特别提款权(约合500亿美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券。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前访问刚果(金)时，一位愣头儿青大学生在座谈会上问她：比尔•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在刚果(金)的投资怎么看？
　　　　美国官员短缺，尤其是美国高级官员短缺，已是奥巴马政府当前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以至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抱怨说，这一难产的过程，实在“荒谬”，宛如一场“噩梦”，让人“沮丧得无以言表”。
　　 又一位华裔外卖郎倒在了血泊中！来美当记者三年多，我已不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消息。素昧平生，但同为华人，总是忍不住长时间摇头叹息。美利坚是许多外来移民向往的天堂，但对华裔外卖郎来说，这里却很可能是地狱。光在最近两年，仅在华盛顿周围地区，就至少有6位华裔外卖郎遇害。
　　 按照最普通的理解，应该是美国轮胎制造商来状告中国轮胎出口商，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个声称代表美国轮胎工人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走上前台，而美国轮胎制造商却作壁上观。
　　　　从最近一系列经济数据看，美国经济已显露出触底迹象。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来多次表示，他已看到美国经济的“希望曙光”。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回忆说，当年他努力推出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时，很少有人认为这会取得成功，美中都有人警告他：当时根本不是讨论经济话题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