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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一个美国人死了
● 龙应台&&
& &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 &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 &&&
& &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 &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 & “或许他想游泳吧！”
& &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 &&&
& &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
& & 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
& & 记者楞在那里。
& &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 &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 &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
& & 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
& &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 &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大阳报》 (
& & 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 &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 &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
& &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
& & ※※※
& &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
& &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 (
& & 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 & ※※※
& &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锘岚涯遣宜赖墓笞宓男彰?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 &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
& & 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
& & 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 (
& &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 (
& & 大陆的情况我不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 (
& & 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从来不见。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 &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 &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 &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
& & 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 &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地钟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
& & 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九八页） (
& & ※※※
& & 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你能想象后果吗？ (
& &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
& &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
& &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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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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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十七岁
● 龙应台&&
& &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１６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 &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
& &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 &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 &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
& &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 & 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汨汨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飘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 &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
& & 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 (
& & 他看着我。
& & “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做‘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名的。”
& & 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 (
& & 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 (
& & 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辛巴布威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怵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木盖博总统的高压统治，使辛巴布威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
& &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界的五岁的小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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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心灵的X光
——2007成功大学医学院的毕业演讲
标签： 毕业典礼
● 龙应台&&
& & 今日独立 
& & 我一般不太愿意在毕业典礼这么隆重的场合上演讲，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为了听演讲而来的；方帽子拨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对演讲者很容易心生厌恶。原因之二，大学毕业典礼被认为是人生的重大时刻，一个演讲要背负这么超负荷的深刻意义，我觉得难以承受。原因之三，场合太严肃、太隆重了，我就会想起马克吐温处理这种场合的手法──他会在最庄严肃穆的一刻，让一只脏兮兮的小土狗突然窜上台来对着演讲的人汪汪叫，让他手足无措。 (
& & 但我还是决定来，不怎么严肃的理由是，你们将来都是医生，很可能有一天我会落在你们手里；当我年老的时候，请帮我多翻几次身。比较严肃的理由是，医生不只是职业，它是一种志业，跟「人」的关系密切，很多的人将深深依靠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来。
& & 但是如果你们期待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如何作一个好医生」，你猜错了。我不会那么笨，跟你们在座的医学院的杰出教授们去比赛讲这种题目，因为我一定输，我是行外人。
& & 事实上，你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只是「未来的医生」这样一个单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宽的可能来界定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譬如说，今天是你在经济上依赖别人的最后一天，也是你人生独立的第一天。或者说，从今天起，你不再被当作某个学校的学生，某个人的儿女，而是你单独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败也是你，堕落时谁也救不了你；从今天起，不再有别人为你负责。我们甚至也可以说，今天的你，是一个人，站在制度性学习的终点，自主性学习的起点？ (
& & 我不认为对医学院的毕业生就非谈「如何作一个好医生」不可，因为，职业只是一个人的人生中的一部份，绝不是全部。在你作医生的时候，你必定同时还有好几重身份，这些身份，不见得比你医生的身份来得不重要：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个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坚决不婚的情人伙伴──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个成熟的负责的伴侣？你一定还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人家的儿女──你是否知道如何作一个好儿女？你可能很快成为别人的父亲和母亲──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亲和母亲？更关键的，今天是你的「独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个独立的、完整的人呢？ (
& & 因此，今天是什么日子？我认为，是你们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毕业典礼，同时是「自主性」教育的开学典礼。我今天的题目是，「制度性教育该教而没有教的两件事」：
& & 仰观宇宙之大
& & 第一，它教你如何与别人相处，没有教你如何与自己相处。
& & 合群，曾经是我们从小到大「德育」的核心。个人在群体中如何进退贯穿整个儒家思想，但是儒家极其讲究的个人修身、慎独的部分，在现代化的社会里，却被忽视。我们是一个习惯群聚的社会。在行为举止上，我们喜欢热闹，享受呼朋唤友的欢乐。在思想判断上，我们用「集体公审」或者「拉帮结派」的方式思考事情。在时间的分配上，我们的学习表塞满课程和活动；在空间配置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群体「相濡以沫」。
& & 独思的时间，独处的空间，不在我们的学程设计里。
& & 把这个问题说的最透彻的，我认为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在一九四一年就指出当时的大学课程设计是有问题的，因为课程以「满」为目标，不给学生「独思」的时间：
& &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纵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对此悠久与累积者宜如何承袭撷取而有所发明，对复杂繁变者宜如何应对而知所排解，非有闲暇不为也；人生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者，斯得之 。」 (
& & 在你们七年医学院的学习过程中，诸位想必学到了各种技术，但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重不重要？大学是否教了你？「综观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在你的解剖学、病理学、临床课程里，是否有一点点入门？在整整七年的培养中，请问百分之几的时间，是让你用在「观察、欣赏、沈思、体会」之中？
& & 再请问，一个不懂得「观察、欣赏、沈思、体会」的人，可不可能是一个好的医生？或者说，一个没有能力「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有所思索的人，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 & 大学课程不容许学生有时间作个人修身的「独思」，它同时不允许学生有独处的空间。四年或七年大学生涯，大半在喧哗而流动的群聚中度过，自己对自己的检讨、探索、深思，难有空间。对此，梅贻琦感叹极深：
& &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至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则固为我一身一心之事，他人之于我，至多亦只所以相督励，示鉴戒而已。自“慎独”之教亡，而学子乃无复有“独”之机会，亦无复作“独”之企求；无复知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适当之分寸。。。乃至于学问见识一端，亦但知从众而不知从己，但知附和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浪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 (
& & 「慎独」，其实就是在孤独、沉淀的内在宇宙里审视自己在环境中的处境，剖析人我之间的关系，判别是非对错的细微分野，「慎独」是修练，使人在群体的沉溺和喧闹中，保持清醒。这，大学教了你吗？「情绪之制裁，意志之磨励」，在不在大学的课程里？ (
& & 「只知从众而不知从己」的人，不知「人我之间精神与实践上应有之充分之距离」的人，请告诉我，会是一个第几流的医生？
& & 纽约市长布伦伯格是纽约市立大学今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人。他送给毕业生的「金玉良言」是：「成功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比别人打拼。如果你比办公室里所有同事都早到，都晚退，而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请过一天病假──你就一定会成功！」 (
& & 他举自己的父亲作为典范：「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早干到晚，一周七天，一辈子从不休息，干到最后一刻，然后跑到医院挂号，就地死亡。」 (
& & 我看了报纸对这段「金玉良言」的报导，不太敢置信，心想，会不会这位老兄意在反讽，却被居心不良的媒体拿来作文章？于是我找出他演讲的现场录像，从头看到尾，发现，老天，他真是这么说的，而且极其严肃。 (
& & 我想，如果你是以纽约市长这种哲学来培养自己的，我会很恐惧有一天落在你的手里。医生被称为医「生」而不被称为医「死」，是因为，他必须对「生」要有所理解。
& & 
& & 比夜还黑的内心
& &  
& & 二，制度性教育教了你如何认识「实」，但没教你如何认识「空」。
& & 我不知道在你们医学的制式教育里，有多少文学的培养？你们全都在摇头，表示没有。我认为，文学应该是医学院的大一必修课程；文学，应该是所有以「人」为第一对象的学科的必修基础学之一，因为文学的核心作用，就是教你认识「人」。
& & 读过卡谬的小说「瘟疫」的，请举手一下。。。七十人中只有四个，比例很低。我因为03年的非典爆发而重读这本小说。小说从一个医生的角度描写一个城市由于爆发瘟疫而封城的整个过程。瘟疫传出时，锁不锁城，有太多的重大决定要做。是什么样的训练，使一个卫生官员做出正确的决定？医学技术绝不是唯一的因素。是什么样的人格，使一个医生可以走却决定留下，不惜牺牲？是什么样的素养，使一个医生知道如何面对巨大的痛苦，认识人性的虚伪，却又能够维持自己对人的热诚和信仰，同时保持专业的冷静？
& & 卡谬透过文学所能够告诉你的，不可能写在公共卫生学的教科书里。医学的教科书可以教你如何辨别鼠疫和淋巴感染，可是卡谬的文学教你辨别背叛和牺牲的意义、存在和救赎的本质。
& & 多少人读过卡夫卡的「蜕变」？对不起，我觉得「蜕变」，也应该是医学院学生的大一必读。你的医学课本会告诉你如何对一个重度忧郁症患者开药，但是，卡夫卡给你看的，是这个忧郁病患比海还要深、比夜还要黑的内心深沉之处──医学的任何仪器都测不到的地方，他用文学的X光照给你看，心灵的创伤纤毫毕露。
& & 是的，文学，是心灵的X光。它照得到「空」。
& & 将来的医生，请问你具备吗？
& & 分手也是缘分
& & 今天在座，我发现，父母、祖父母的人数超过毕业生自己。我愿意对为人父母的，说几句话。恭喜你们。我几乎就看见当年的我自己，坐在毕业生的位子上，也看见我自己的父母，坐在你们的位子上。
& &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我七岁的孩子上小学的第一天，牵着他的手走到学校，然后看着他，背着花花绿绿布满恐龙的书包，消失在教室门口。他不停不停地回头看我，我也万分不舍地痴痴看着他。我也记得十六岁那年他到美国作交换学生，我送他到机场，看着他，背着年轻人的背包，消失在入关口，我站在后面，一直在等他回头看我一眼，但是，他头也不回，一次都没有。
& & 于是我逐渐逐渐认识到，原来父女母子一场的缘分，就是注定了你此生要不断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今天，是你们的孩子、孙子的「独立日」，其实，你们自己新的一课也从今天开始：学习放手，让他跌到而不去伸手扶他，我从自己的经验知道，那是多么、多么难受的一堂课。
& & 但是很快的，这些毕业生也会发现，他们其实，从今天开始，也在看着他们的父母、祖父母的背影，渐行渐远，离他们而去。
& &在这个意义上，毕业，确实是人生多么重大的时刻。它，对不同世代的人，都是一个快乐奔向前程的时刻，也是一个跟缠绵的记忆、跟温馨的历史分手的时刻。所以对在场的每一个人而言，尽管不同世代，今天都是一种毕业，一种开始。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心灵的X光，给自己一种透视人生的智能，但是心灵的X光执照，取得何其不易。只不过，一旦取得，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医生了。
& & 祝福你们。
& & 二零零七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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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
　　朋友这样指责我。
　　　　　　　　　※　　　　　　　 ※　　　　　　　　 ※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致，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　　　　　　　 ※　　　　　　　　 ※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鱼网。对着观音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
　　“高丽菜。“
　　“真甘苦吧？”
　　“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
　　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
　　“阿兄，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
　　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
　　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
　　　　　　　　　※　　　　　　　 ※　　　　　　　　 ※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有一盏灯，就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　　　　　　　 ※　　　　　　　　 ※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蒙蒙，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砂屋，想的是这些采砂商人如何把砂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结，好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
　　这个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　　　　　　　 ※　　　　　　　　 ※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吗？
　　　　　　　　　　　　　　原载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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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难局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条金链子。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
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我给你们一人五块！”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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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嘻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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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理发小姐……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
　　——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的地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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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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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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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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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
　　“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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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
　　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
　　“我给你们一人五块！”
　　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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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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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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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没有用吗？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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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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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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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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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人间”）
　　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
　　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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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在保护谁？”
　　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国去！”
　　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
　　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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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
　　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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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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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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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
　　美国，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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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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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的，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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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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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根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情，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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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型。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廿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作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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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的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作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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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情，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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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作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 ”，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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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再谈“幼稚园大学”
　　拜读龙应台先生《幼稚园大学》（三月十四日“人间”副刊《野火集》专栏）一文之后，感触良多。龙先生的野火烧得很炽烈，对国内高等教育的困境，也批评得很生动。但是我个人有些不太相同的看法。
　　龙先生认为国内大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是严重缺乏。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办教育的人，在生活上采取“抱着走”、在课业上采取“赶着走”、在思想训练上采取“骑着走”的态度，不能把学生当做一个成人来看待。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相当正确的。
　　然而，大学教育的问题，其实并不如此单纯。整个机构、制度、从业人员、社会组织，乃至学生本身，都与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社会之组织与规范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并不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即能获得成功，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到处碰壁，那么请问大学生还会不会渴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以制度来说，我们已经僵化了的制度，对于一位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和一位毫无思考能力的学生，有什么保障、鼓励或惩罚吗？如果没有，何能要求学生具有思考能力？如果缺乏思考能力反而能让他顺利获得高分、获得学位，我们又何忍要求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替学生辩护，更不是认为独立思考能力不重要。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辩明以下几点：
　　第一，独立思考能力，主要是在知识问题上才有需要，一般日常生活中所需之独立思考能力甚少。因此，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反而可能显得愚钝，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牛顿拿手表去锅里煮之类，但这并无疑于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换言之，像龙先生所举大学女生不晓得脚扭伤了该怎么办这样的事，乃是日常生活之处理，与独立思考能力无太大关系。今天的大学生，其实并不是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无知，而是在知识上幼稚。在日常生活的处理上，像办活动、游玩、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他们超过幼稚园阶段甚多；但在知识层面的思考能力上，他们似乎依然是罗素所说的“十岁笨童”。
　　第二，独立思考能力，既然是在面对知识问题时才显得重要，则我们便必须了解近代大学教育在性质与功能上的矛盾及困局。——任谁都知道，在迈向廿一世纪的今天或未来，要使台湾能适应未来的挑战，自须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准，而要使全民知识水准提高到合于时代需要的程度，在教育的质、量、时间方面，都必须再予延长。所以，高等教育对一般人来说，已经不是奢侈，而是必须。这种情势，不但逼使大学在功能上由高等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Mass Education），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也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被“驱迫”到大学里来。大学对他们而言，是必须，而非向往；获得高等教育所给予的知识和技术，已成为一种责任，而不是兴趣；对于大学崇高的理想，他们缺乏理解；甚至也不晓得究竟为了什么要来到大学。他们虽然也可能知道知识在现代社会和未来世界里的重要性，却远比他们的前辈，显得在心理上怠情，燃不起探询宇宙真理的热情。因为非常明显地，来到大学既然不是由于对知识的渴慕，不是由于对大学理念的向往与认同，而只是因为将来谋职求生之所必须。那么，只要能够毕业就好，管它学的是什么！
　　知识的尊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就是在这样一种求知态度中断送的。大学生本身没有责任吗？拷贝文化之盛行、校园中弥漫着的实用导向，早已使大学变成了一座座高级技艺训练班；独立思考能力云云，在学生看来，往往只是不着边际的唱高调而已。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中国台湾特殊的毛病，其实这是现代大学性格及其功能蜕变中，普遍发生的世界现象，代表大学本身的危机。只不过是因为欧美各国多有深厚的知识传说，所以还能保得住学术研究及思考能力的尊严，我们实际上无此传统，再加上开发中的特殊社会性格，遂一发不可收拾了。
　　第三，如果我们在这样的逆境中，还想使大学具有一些理想性、创造性，具有知识上独立探索的可能，独立思考能力之要求，当然不能放弃。但是，独立思考能力会不会平空而有呢？是不是只要主持教育的人少管一点、放松一些，学生就自然能够独立思考了呢？一只鸭子，没人管它，摆在那儿，十年后还是一只呆鸭。独立思考能力是需要培养、需要训练的。
　　而这种的训练，莫说学生没有，老师没有，主持教育的人、社会一般人士也没有。熟悉我们的学术界的人都晓得，我们思考能力之贫瘠，已经到了令人不忍再谈的地步了，不只学生是十岁笨童，大多数的学术从业人员也是。今后我们如果不能从大学课程设计上加强思考之训练，不能建立学术评量的规范，再多呼吁“给他们一个机会”也毫无用处，因为机会来了而无能力去掌握，情形会比虽无机会但有能力去创造机会更糟。
　　另外，有关课程多寡的问题，龙先生认为应该少开课，不能把学生的学分时数填满，而让他们没有思考的空间和时间。这个有关课程应多或应少的争议，其实由来已久，各有利弊，龙先生可能可以先参考一下有关的教育论著，了解一下它的复杂性，不必太匆遽论断。这并不是说龙先生讲得不对，而是我希望主持教育的人，大家都来想想这个制度上的严重问题。毕竟，教育是根本，目前高等教育尤须彻底改革，但如何改呢？我们不妨审慎讨论，这其中便须要知识及独立思考能力，情绪性的争论，越少越好。　　　
　　　　　　　　　原载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回应与挑战·
戴着面具读书
　　龙应台小姐的《幼稚园大学》一文击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发了我个人四点不能已于言的感想。（但这四点感想不全与龙文相关）
　　其一：我个人心中常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觉得我们受教育的过程中，脑海中曾洒下了太多的迷雾，这些迷雾有的是属于人生观的，有的是历史观的。或世界观的……不一而足。许多人年纪渐大以后，常要花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逐步解除早年蒙盖在他脑海的迷雾。本来，人所吸收的知识就不可能是完全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雾大多是来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了。其实，在很多时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但如今“老师即真理”或“课本即真理” 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条，使许多人没有能力去鉴别什么是迷雾、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应去知、什么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务的机构派到高阶单位听一场旅美学人的讲演，那次演讲的内容之荒诞拙劣，演讲者态度之蛮横是很罕见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却仍卖力地笔记着，事后还为我们归纳了两点似通非通的结论。他的勤恳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拼命拿泥巴涂自己的眼睛。
　　其二：关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问题。这一点是龙应台小姐着力特重之处，也是几十年来台湾教育最大的隐忧。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小学上美术课时，老师宣布今天要画苹果，学生正要拿起画笔，老师喊“停”！“照讲桌上的模型苹果画！”学生兴高采烈地准备动手了；又一声“停”’“我来教你们要这样这样画才行”。每次图画课老师都要叫停数次；躬亲指导每一个细节。后来他班上的一个学生转至他校，上美术课时，所有同学都热热闹闹地画起来了，只有新转来的同学静静坐在那里等老师宣布这一次应该怎样怎样画。这一个故事或许不全真实，但我少年时所受教育的经验，却可以证明这故事不是乱说的。我说这个故事并不是想利用它来提倡“传道、授业、解惑”是完全多余的论调；事实上文明如果不是靠着薪火相传，人类就像被抛掷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从头开始。故我想表达的，毋宁是“传道、授业、解惑”该有一套适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际，过度保护，过度“提携”，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学生的脑袋弄坏（而许多人的脑袋确是这样被弄坏了的）。“庄子”“应帝王”里混沌被他的朋友们善意凿窍终至于凿死的故事，及孟子书中“揠苗助长”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极而流的，咀嚼之余，怎能不留意“凿”之过度，“揠”之过度的保护型教育对下一代的斵伤呢？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所谓自发，是要在一定的纪律内从事的，而不是要纵容甚至鼓励学生培养“作怪”的能力。独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烦言，是因为有感于我们的教育历程中，这一笔可贵的资源流失得最厉害，而且最难从形迹上去察觉。举个例说：记得我念小学时，每逢壁报比赛，老师为了怕出丑，总是替我们包办了五六成以上的工作，那些壁报上过度成熟的造型与笔触，背后是一群缩在老师身旁惊叹的小鬼，而教室后面橱柜上的锦杯是以牺牲学生的能力换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师合一的味道太浓，由于受我们的学制及习俗之影响，校长、院长、主任、教授是呈阶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职位之尊卑时常左右一个教授在学院中的地位。从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势力对“师”毛细孔般渗入，但在真正的运作中政治力量参与作用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不像汉代，博士论辩学术问题时，卿相只能坐在旁听席上。
　　我个人觉得台湾在任命大学的各级行政主管时特别考虑学术上的声望。美国的大学校长多已沦为募款家或会计师了，台湾则有不少是将此职当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国的大学校长社会地位之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学术思想与风范对学校及社会都发生一种看不见的真实影响力，怎能任令些一辈子只写过两三篇论文的老官僚，尸居其位呢？有些离开学术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却又要天天处理学术行政，难道处理起来没有“隔”（借用王静安语）的感觉吗？
　　其四：许多人从五六岁入学到将近三十之龄，几乎没有一天为自己念过书，套用理学家的话头，就是在学问上“终生作客”。从应付学校各种考试，到联招，到托福、G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