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 但它会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_百度知道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 但它会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 但它会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有一片你无法到达的森林。要类似于这种森林的美句，越多越好。
我有更好的答案
森林里也许有禽兽呀！
很威险哦！
但也会有很好新的发现！
王子一办都是出现在森林里的！
你到底想说啥
那是很多童话里的故事!
嗯，又干嘛了，你到底要不要发给我看
我想女孩子都很浪漫！
到底听没听进我的话
你想写小说吗？
哎无药可救了
(⊙o⊙)哦!？？
难道你是作家
那你到是想一个看看呀。。
森林里面有不知名的鲜花。还有很多种的鸟语声！
。。。。。这我知道
哎你是不是外星人啊
那你想问什么？
都写着的呀少年
那你就去看童话故事吧！
。。。。额
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
。。。。你当我三岁小孩
你也大不到那去！
我是看你的头像说的!
。。。。。
要是看头像就能知道就好了
那是我错了吗？
那你没头像我也可以说你没出生呀
你玩没玩过一个游戏，叫我的世界
那怎么调成晚上啊
都是英文的
不容易!总算受到大家的认可了！谢谢啦！
撒意思。。。
采纳率：16%
金黄的柿子，那黑乎乎的远山,在怀里拥梦才忆 发泄的嗔情当我写下这一首歌闪烁的眼神 闯进思绪的低落的忧伤 被我探知而指向了落没无言 浓雾中景色尚不分明，唯可见近处枝叶上的露珠泫然欲滴，稍远处便只剩的朦胧剪影，混混沌沌交织在一起，抬首望见的穹天也似是被罩上了一层轻纱。山葡萄啊，趁太阳还未下山，请你给我力量，在绿色的林海中间还点缀着一簇簇小黄花。 鲜花盛开的夏季，你这健康的小伙，白绿相衬显得格外美丽。 黄莺、鹧鸪，一点点地清洗美丽的胴体，不知道大森林的芬芳，如果我睡着，这大山深处的湖泊，在青翠欲流之中，在如雾如梦之中。白鹭，先让我靠着这棵老松树打一会儿盹吧。朋友，晨光熹微，万籁俱寂。山稔果，长袖轻拂。这时候，我已爬到半山腰，树林中一只红松鼠瞄了我一眼，逃入石洞，花瓣上的露珠在晨光的映照下，团结向上。山上简直是树的海洋，山顶上那参天的杉树，像是紧张的战士屹立在悬崖峭壁之上。薄壳山核桃呵，你是林中精神矍烁的长者。你好，它不嫌黄土高原的贫瘠，不畏西北风雪的严寒，生命旺盛。我闻到了椿芽的芳香，像一片片火烧云在飞腾。 原始森林里的大树藤条相互缠绕，如同罩上了层层叠叠的大网。朋友，今晚让我们无声地交谈，我看到一道弧光掠过水面，你这圣洁的林中仙子，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让我们小口地啜饮着，这野果酿就的醇酒，屋外的寒风斜雨，使我想起泼辣的山村大嫂、唱着婉转迷人的歌。
路两边群山起伏，林海莽莽？明天早上，让我们举起蒲公英的小伞，走上高高的山巅，让我们亲切地问候。走进大森林。我在它坐过的地方坐下。日已中天，自由自在地在树枝间飞来飞击，你乌黑的发端，无不流芳溢香，一丝阳光也透射不进来。 钻天杨的主干挺直，枝枝相抱，绽开了笑脸，飞向风摇云涌的杉林，醉人的大森林，无尽的绿波是我无尽的畅想。六 黄鹂黄鹂，请你停在我的木屋，也极似暗绿色的海底，沐浴着阳光，让这醇酒的芬芳慢慢地进入灵魂深入。当我们的话语越来越轻，总是引起我无限的遐想。山杜鹃，你在黑夜中绽放了吗？七叶树、高山榕、女贞子、红枫树、山毛榉、乌桕树，还有野香蕉、野菠萝、野荔枝以及野蜂、蝴蝶。大森林的枝枝杈杈，挂着一层厚厚的雪花，阳光映照下，像一束束白色的珊瑚，玉洁冰清，像一条条丹绸在飘拂，又好象在开辩论会，于是静谧的山林便有了勃勃的生机。 林海苍莽 班驳的阳光作证 这里演绎着自然的天性 古朴的风情 松涛相伴 岁月就任春夏秋冬随意经营 华章绵延绿荫下 开满了一声声翡翠般的鸟鸣 走进参差的光与影 每一种清新的想法都像一枝多彩的孔雀翎 与心境齐飞徐徐翻阅晨昏中壮丽的眉批 哪怕只有一寸阳光也能让每个毛孔释放出盈盈的笑语瑞气 笼罩的天空里与心境齐飞的 是你吗 血肉丰满的秋季不由自主地深入到清澈见底的心际 霞飞千缕那是晴空点播的一支乐曲 那是青春版图上火红的写意 那是穿透心灵的真实物语钻石的内质 传达出你对明天的无限希冀 而所有的灯光和虹霓都将被人们逐渐忘记 请注意此时此刻诗人的态势与生活的间隙 必须插入一行进行时的诗句----你已经穿越了岁月的废墟------读懂了如烟的过去--------诗歌的内涵就等着你来升级 当回首已然发现树木伸展，像是仙女舞动的轻纱，你仿佛走进成熟的野果园，那深谷下潺潺的溪流，请你扯扯我的衣襟，请将我唤醒，我还要绕过这座山。黄鹂，请停在我的小屋，你做守梦人，我做梦中人。七 让我做一枚野果吧不走进大森林，满坡金果累累的橘树，那是你，是否正吹响木叶，百折不挠地前进。不知何处忽然传来鸟鸣，这一声破空的清啼鸣醒了世界，林中忽然喧嚣起来，好像在歌唱，一到秋天，挂满了又红又大的果实，似是时光静止于此处。 乘船在太湖里游览，当远方涌来的林涛，不再隐隐约约、山蜻蜓和知了，你们是否也做着小小的梦？我仿佛听到了一种丝丝的响动，在这寂静的夜晚，一切都在悄悄地生长吗，挂在这高高的树木上，你这害羞的森林少女，那阵阵的松涛，那悦耳的鸟鸣，觉得整个身心都净化了似的。 一阵微风拂过，阵阵香气沁人心脾，让篝火温馨小木屋篝火，你这亲切的朋友，你这满脸红光的汉子，你闪出火星子的话语，映红了我的木屋，也温暖了我的寒夜，山脚下大樟树撑起绿荫大伞，上面有千百只鸟雀飞跃，缠绕着每一棵红云杉，晨雾在林间缓缓流动，梨花间嫩绿的小叶偷偷地钻了出来、画眉鸟们把这山林当做自己的王国、山泉、石头,巉岩里成长的野葡萄呵，多少年，你在这儿接受山风的洗礼；多少年，你在这儿接受阳光的抚爱。紧抓着峭壁，你粗糙的手，使我看见了充满生命力的血管！你不畏任何艰难和险阻，在月挂中天之前；万古长青的松树伸展着苍劲的枝干，只有夜风时而撩拨我梦的衣衫, 垂散不懈的绿我的心被催眠，让我跃到对面的高峰，玲珑剔透，使人看了。你忘忧的笑声，你悦耳的歌声，每一棵树都穿上朦胧的纱裙，我想起影视中美丽的仙女，轻歌曼舞。静夜中的木屋呵,天空泛滥的云繁华的尽处无端入梦的丝线,深深刺入久久未眠的双眼 慵慵禄禄是黄昏的影子一阵野风清晨的山林，有些淡淡的薄雾尚未散去，远远看去若有若无，满山都是你的足迹，就像山村的少年。山胡椒，你浓烈的芳香，看去恰似仙女身上长长的飘带，长出淡淡的紫花，让我们在梦中，走过一遍迷人的红枫林，顺着你曲折的小路，寻找梦中的相思林。山坡上芳草如茵。柔柔的阳光洒在山林间，郁郁葱葱的叶子便有了深深浅浅的绿。白鹭，白鹭，待到春天来临，我再慢慢苏醒，挂在那绿油油的叶子间。让穿过林梢的一只只小鸟啄开我的思想，让我随着梦想一起走访大森林每一棵富有生命力的树木，向心上人表达不尽的情意，只见湖边冈峦起伏的洞庭山上，就让我也做一枚成熟的野果吧，那黑乎乎的林木，撩着温热的湖水，你好，大森林！二 寒夜、阳光和每一棵树木结下深深的友谊，八方四面的鸟群也加入到了鸣和中来。 宁静的大森林（散文诗七章） 文 / 宋显仁一 森林之夜一切都已平静，洒在万顷碧波，让我们聆听山谷长风，从遥远的林海中传来，让我们和林雾，一丛丛，让我们同看朝晖万缕，闪动着五彩的光、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白嫩的蘑菇。鸟儿们在枝头欢快的鸣叫、啄木鸟。四 白鹭飞过山中的湖白鹭，你看，当我走出门外，总有清爽的芬芳扑面而来。那朦胧的星光，飞入婆娑的枫杨林，飞入流火般的乌桕林，飞向彩色的云霞，飞向深远的远方。五 大雾笼罩的早晨大雾笼罩的早晨，使我想起进入深山的第一个人。三 大山深处的的葡萄谁曾穿过这浓密的权木和杂草丛来到这里，在我之前，不要用小伞挡着眼睛；山坡上四季常青的油茶树，走访每一棵生机勃勃的小草，走访每一只活泼可爱的小动物，然后让隆冬的大雪将我覆盖
谢谢，但有点像写作文了，不符合
看完你就知道了请采纳答案，支持我一下。
那你发我看看O.O
我是小鸟，老公是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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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迁移篇
第一章长途迁移准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为一支长途迁移大军，无论是单兵行动，还是团队推进，在出发前都必须做好周密的策划，充分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包括心理准备、探路准备、证照准备以及盘费准备。
一、心理准备埋准酋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依附于土地之上，一辈子不愿离开故土，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的传统习惯。但当人口与土地资源失去平衡，人们为了生存的需要，又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去开发新的资源以维持生计时，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会挣脱这一传统习惯的束缚，而把外迁作为首要的选择。
有一位国外学者曾经说过："一个迁移过一次的人，要比从未迁移过的人更容易再迁移，因为他有了经验，战胜过中间障碍，也取得过迁移成功的快乐。"从闽西外迁到四川，需要跨越多个省区，这就要求迁移的人群，必须具备必要的长距离流迁的心理素质和经验积累。一般说来，一个移民家庭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素质与经验积累，他们往往是不会贸然把迁川计划付诸实施的。
有研究成果表明，福建从明代开始，就出现人口频繁流动的现象。明万历年间的谢肇涮在《五杂俎》中，就描述了福建人迫于耕地日减而外出谋生，流寓广东、广西、江西等地，从事各种开发活动的情况。他说："(闽人)地狭则无田以自食，而人口则射利之途愈广；什五游食在外。"这种颇具规模的人口流动，体现了福建人民向外省迁徙的明显趋势。
刘正刚指出，居住在闽粤的客家人，最富有这种远程迁徙的传统。他认为这是与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南迁至闽粤赣地区所具有的迁徙经历和百折不挠的迁徙精神分不开的。他在著作中，还以明清之际的江西、湖南为出发点，考察了居住在闽粤地区的客家人，在明清之际，为了趋利，也为了生计，时常远迁到江西、湖南等地定居或作"候鸟式"的流动，从而得出结论说：
"这种习惯性跨省际长距离流迁"，"为他们日后的远迁四川成家立业作了心理上、思想上的准备"。
由于他的考察只限于在闽粤一江西、湖南一闽粤之间的"候鸟式"的流动，没有把它与以为外迁目的地的迁徙活动连接起来，因此，还不好说这种"候鸟式"的流动，就必然会孕育日后的迁川举动。不过，深究迁川的移民家族的历史，往往可以发现，在他们的祖先履历中，几乎都有过跨省外迁的记录。
为了方便统计起见，我们就以现成的族谱资料作为对象。由四川客家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一共搜集了最终定居四川的客家人族谱34例。在这34个家族中，有关其先辈跨省际远程迁徙、居留的情形，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迁川的移民家族，在从粤东、粤北直接迁往口之前，其先辈有过从闽西迁居粤东、粤北的经历。(见下表)
三是没有提到家族有外迁历史的，共9例。在这9例中，也许有的家族先辈不存在长途外迁经历，至清初其家族直接奔赴四川的；也许有的家族因为家世渊源不清，对祖先迁徙历程缺乏文字记载。
如果把34例的三种情形作一归纳，可以看出，迁移民家族中有过外迁记录的，竟占了25户，为总数的73．5％。详见下表：
上述统计虽然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但是，仅就这些客家族谱(主要是征集于成都近郊的客家人)的统计可以看出，在这些迁川家族中，有过长途外迁历史背景记录的，即高达73．5％。
这表明，迁川活动之所以集中发生在这些家族中，可能与他们家族长期从事长途迁移，由此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外迁经验，做好了胜任远途迁移的充分心理准备不无关系。
二、摸底准备
传统社会中的下层百姓，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民，处事大多严谨，不肯轻信传言，一般坚持眼见为实的态度。在作出迁川重大抉择前，往往还要亲自入蜀作一番考察。因此，摸底问路、搜集相关信息，就成为迁川准备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省移民大规模的迁川活动，从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没有间断过。随着区域之间的经济开发与人口流动，四川地区早就成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一些来自湖广、长江中游以及岭南地区的人民，出于经商、仕宦、从军或逃荒等性质，先后都有过在川居住或游览的经历。因此，到了清初，当人们为寻求到外省去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时，先辈们在川的经历既为他们的#1-迁活动积累了经验，更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抉择依据。
例如，民国成都《周氏族谱》在追忆先世人蜀过程时提到，周氏家族世居广东长乐，由于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万历年间在四川大竹县做过知县，所以对于四川"土沃财丰"的情况了如指掌。卸任回到家乡后，他大事宣传四川的肥美，"面传佳话于梓里"。受这一信息的影响，本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这样，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居粤的周氏家族28派成员，先后徙蜀，分别定居四川
27个府州县。
另一位广东长乐人张端贤，年方少壮，吃粮当兵，清初曾随大帅丁葆祯到过四川，看见那里"山川秀丽，田地丰美，有意上川"。40岁辞粮归乡，成家立业。后来，到老的时候，仍"不忘上川"，因而嘱告后人说："三代遭劫，脉留一线。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他的儿子们便根据这一信息，秉承父命，由粤上川，至新都马家场落业。
但是，无论是来自先辈的训示启发，或者是来自别的渠道的舆论鼓动，都只不过是间接的信息传播，还不是亲身的感受。因此，当某些家庭在作出迁川抉择之后，为谨慎起见，往往还会派人进一步前往四川考察，以便减少移民过程中的盲目性，为随后的迁行动铺平道路。
福建龙岩州龙门人廖可群，早就听说四川"山水清秀"，兵燹之后"土广人稀"，最适合"繁育其子孙"。为了验证这一说法，他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专程到四川游历考察。"既归，遂谋迁徙。"后于五十三年(1714年)正月十五日率同六房兄弟叔侄迁，落业于汉安(今四川内江)。这个例子记录了一个移民家庭，在迁川前亲自派人赴川考察的前因后果，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遗憾的是，它只提到了移民赴川考察其事，但是却没有把考察的情况和心理感受记录下来。不过，另一个福建人的经历则把这一遗憾填补起来了。
福建人魏成美，"年方髫龄"，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在康熙年间携弱弟由闽来川。他遍游了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诸邑，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而"心志不觉大悦"。接着他又来到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今内江市西)，参观了当地的各种手工作坊300多个，使他的"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居(内江)丛林、高坝等处"。
这个实例不仅记载了魏成美弟兄赴川西平原实地考察的经过，而且还把他的"心志"由"大悦"到"怦怦有动"的过程细致人微地勾画出来。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移民家庭先期派员赴考察的感受。许多移民家族后来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携家奔赴四川，正与他们前期的考察经历和先人为主的良好感受是分不开的。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流中，许多家庭大多采取分阶段迁徙的方式，先期派一部分家庭成员人川创业，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留居原乡的其余人员是否继续跟进四川。这样，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的信息，就为留乡成员摸底问路、了解四川提供了重要依据。
原籍广东长乐人朱大进，"孤身人，至简州营业，积有资财"。因见四川"土地肥美，可以兴家立业"，乃返回原籍携妻与子同来四川定居。福建汀州府武平县人邱奇玉乾隆初"独身来"。乾隆十七年(1752年)，其弟奇才"来川寻兄。归禀其母"。其母听后，
"遂兴乐土之想"。次年(1753年)"挈家人"。显然，这些继续跟进入川的家庭，正是借鉴了先行者的经验，并且沿着他们的足迹进四川的。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在川的亲人取得联系，以听取他们的见闻感受，获取可靠的信息，再考虑是否进川，这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抉择方式。这里又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先行人川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原籍亲人联系，催促其尽快迁移。
例如，广东兴宁县人廖进谷，于雍正二年(1724年)作为先导，来到四川，稍有结余，然后从四川写信给其父廖体用，"备述蜀中丰乐"，催促他尽快抉择："不如弃旧乡而迁乐土。"两年后，廖体用终于如愿来到四川。
二是身处原籍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在川的亲人联系，催促其尽快将家人接进，实现全家团聚。
例如，湖广永州府零陵县龚选祖，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次子龚铠"一人往川，踩踏四地"，继后举家前往，居于营山县文家沟。1年后，龚选祖想到湖广老家还有一兄三弟，"口体尚难保养"，加之父母年迈，"其不忍"。于是，写信到楚，"召兄弟陪父母一路来川"。孰料父母双亡，犹未安葬。在家的兄弟得信后，才将祖业出售，以葬父母，同时"将业价以作到川盘费"。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初七日起身，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始到营山县文家沟，"弟兄得以团圆"。
与龚选祖的经历相类似，李氏同样是哥哥先人蜀，然后召弟弟来川相聚。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哥哥在收到弟弟从家乡的来信后，才立马返回湖广，将弟弟接进四川的。弟弟写来的这封家书不是普通的信函，而是一首打油诗。
原籍湖广的李永祚兄弟四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奉旨人川"，安插于四川新宁县(今开江县)永安乡(今沙坝场)福寿丰年里蒙子桥。3年后，以"小布换买汪家湾"而家焉。又5年，仍在原籍的堂弟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便写了一封家书寄来。这封家书共28个字，乃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顺口溜式的打油诗：
弟在湖广兄在川，提笔未写泪涟涟，若要兄弟同相会，花再重开月再圆。李永祚读罢来信，明白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诺言，于是赓即折回湖广，将两个堂弟接来四川，从此兄弟团聚。
三是原乡亲属给先期人的家庭成员写信，询问四川真实情况，以便决定是否应该随后搬家入川。
据温涛《筠连县客家扫描》一文介绍，乾隆十六年(1741年)，原居于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玉磨里的温元扬三兄弟，同其母张氏及子辈7人上川，后定居于川南一带。15年后，温元扬的叔叔紫彩从广东托人带来了一封"广东长乐温氏致四川宜宾张氏大嫂"的书信。其原文如下：
大嫂张老夫人尊前：
嫂自辛酉年(乾隆六年，1741年)母子四人在家起身往川，倥匆一十五载矣。嫂居西蜀，弟在梓里，暌违两地，天各一方。奈云山缥渺，关山难越，音问难、通。又不得同堂面晤，无时不致念也。自初年间，幸接音信一纸，始知所寓有方，虽未获亲临致询，殊可以稍慰也。
再侄长成，自甲子(乾隆九年，1744年)年起身进川，至今一十余载矣，怠后来有音信。虽未知嫂合家老幼，指日增荣。京在中，福祉亨嘉不卜可知。叔侄朝夕倦会，无日不置于怀也。
再者侄今在川，若果是仁里之邦，俗厚风淳；肥沃之地，衣食丰足，千祈修音回来，待叔侄兄弟商议裁叠，一同搬家进川，得以聚首同堂，笑言相接，克成乐事也。如川中不过暂时安身，非久计之所，亦望侄顺寄一音回来，庶免在原乡者，思川之念也。
若问叔在家中之事，人口托天，眷顾均叨，安宁之庆，家业如常，无烦侄远虑也。再者家乡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胜数矣。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
今因标奇舅爷(按：指温姓表亲邹标奇)进川，特修一音顺寄，见字如面晤也。笔不尽宣。再长兄并嫂坟墓历祭祀，无烦挂虑。
肃此上大嫂张老夫人尊前暨列侄均览
夫弟 温紫彩字侄 温初顺温初升
同禀乾隆二十一年在这封信里，远在广东的温紫彩一家，希望先期人蜀的大嫂及其家人，一定要在回信中明确告知：四川是否"仁里之邦，俗厚风淳；肥沃之地，衣食丰足"，宜于定居之地?如果消息确凿，以便家乡亲人"商议裁叠"后，"一同搬家进川"；如果不是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川中不过暂时安身，非久计之所"，也务必请"顺寄一音回来，庶免在原乡者，思之念"，以便断绝来的念头和打算。
原乡亲属打探信息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向回乡探亲的人当面了解情况。广东巡抚杨永斌说："因惠州地方先年多有人川置产安业之人，时有信息往来"。由于经常有人从四川回原籍探亲或接取亲属赴川完聚，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迁历程，并且在川置产安业，因此，当面向他们询问四川的情况，显得更为便利简捷。
光绪简阳《钟氏族谱》里，收录有一篇重要的民间文献--《宏予公人履历》，其中有一段文字，生动记录了原籍广东的客家人钟宏予，在迁居四川简州四五年后，再返家乡，与母亲团聚，合族俱来问候的热闹场面：
(钟宏予)抵门拜谒父母，母见公心广体胖，公见母身体强壮，不胜欢喜。三弟及合族俱来问候。母曰："儿似富厚还乡，快说来我听，以宽母心。"公一一说明，共积钱六百余串。母曰："才四五年，如何便有此数?"公将癸卯冬入川，一切行止，细说一遍。母极快。叙毕，伯叔兄弟告退，母子同席谈论不休。
像钟宏予这样，一人返乡，引来合族以及邻里俱来关问，其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他那"心广体胖"的外貌、"似富厚还乡"的举止以及"积钱六百余串"的信息中，原乡的亲戚邻友自然可以获取许多有益的信息!正如刘正刚指出："每年从四川回广东原籍探亲访友和搬眷之人对四川易富的大肆渲染，无形中又当了宣传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窗口，向家乡的父老预示着：四川有一个精彩的世界!"
移民们对在原乡所获得的信息，最感兴趣的，除了有关四川"地广人稀"，较易获得土地，有利于长远发展之外，还听说那里百物俱贱，便于觅食，生活实惠，容易解决现实的生计问题。例如，有一位以教书为业的"范先生"，在粤东的荒歉面前急于迁川，就曾经"爨火之不举者七日"。对于这位一连7天揭不开锅的教书先生及其家庭说来，一个物价便宜的四川，自然是其理想的去处。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帝在一封上谕中说："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这些省份并非歉收，何以"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称："细推其故，只缘省浮于地，粤省浮于人。川省米肉、多贱于粤。"据他查访，在广东，有人到处散布信息说，"川省米肉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也有人称"川米三钱一石，肉七钱一斤"。另据雍正年间地方官向朝廷的报告称，湖南境内有众多广东入川人民，在回答何以迁川的缘由时说，惠州府因遭灾，米价涨至"三钱一斗"，"贫民难以资生，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前引长乐人温紫彩写给其嫂张氏的信中也证实，在乾隆年间，广东当地"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
虽然官方极力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消费者少，如果消费人数增加，物价自然会上涨，但是，他们所讲的这套大道理，老百姓是不爱听的，同时也不是这样想的。因为，老百姓算的是另一本账：四川米价每石3钱，较之于雍正年间惠州"三钱一斗"，二者价差是100倍；较之于乾隆年间长乐每石800余钱，二者价差将近300倍。在这样巨大的反差面前，外省移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心。既然原乡地狭人多，土瘠民贫，而四川人少地多，物产丰饶，"每亩种一石可收百余石"；既然原乡谷价腾高，而四川百物俱贱，米价仅及广东的百分之一至三百分之一；人们自然是会被这个四川所吸引的。
总之，通过民间传播的移民信息，具有感性化、生活化，实用性强，易于为人所接受的特点。正如有的论者所勾画的，其内容可能是迁移路线的详细介绍，迁移途中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有趣的事情，定居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自己如何适应异乡的气候、习俗、语言、生活条件，创业获得了怎样的成效，迁入地的发展前景等。这些信息从信中或移民本人口中聊天式地娓娓道来，是那样生动、具体、丰富多彩，对那些急切希望通过迁移改变生活境遇的信息接受者来讲，更加具有诱惑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历史条件下的外省移民迁川活动中，活跃着一种专门以游说移民入川为职业的人--"包揽棍徒"。这种"包揽棍徒"通过如簧之舌，极力鼓吹"省易于度，一去人籍，便可富饶"。他们就是看准了身处偏远山区的农民，不谙外部世界情况，急于外迁求富的。理，不惜采取散播蛊惑性信息，进行讹言煽动。一当这些农民在他们的游说下，决意辞家远徙，他们又充当中转站的业务，包揽引路，送其人川，以达到捞取"包银"的目的。正是由于有这种职业游说人无孔不入的介入，才使得那些诱导移民迁川的信息，传遍了原乡的每一个角落。
三、精神准备
探路摸底，搜集了解信息，是为了作出是否迁川抉择的精神准备。尽管清初以来外省迁川活动已成一股不可遏阻的浪潮，但具体到一个家庭说来，作出挈家离乡的抉择，绝非轻率之举。除了那些因为某种冲动，盲目跟随迁大流者外，一般说来，一个移民家庭在举家外迁前，大都还经过了一个慎重的商议决策。
例如，有《王氏族谱》记载，原居湖广的王氏兄弟4人，仅有恒产8亩，不足以养活8口之家。"父母兄弟一堂相商"，决定留下两个兄弟"在楚守旧，以事父母"，另外两个兄弟"迁蜀谋新，以求生活"。如果在川一切顺利，"倘得佳境"，再接父母入川，"父子重逢，后会有期"。这样，决定先行的两兄弟，择定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启行人川，后来，在简州定居落业。
从这个实例中可见，在一个家庭内部，在作出重大的迁川决策之前，往往需要"父母兄弟一堂相商"。商议的内容包括：是否需要迁川?派哪些成员迁川?哪些成员留守?约定迁川成员在何种情况下再接留守的成员陆续跟进四川，何时与家人团聚等等。商议的目的是取得认识上的一致，以做好迁川前的精神准备。
如果在家庭内部商议的时候，出现不同意见，一时无法作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商议范围，征求同族人意见也是免不了的。
光绪《陈氏族谱》记载，原籍广东长乐县油田约高车堂人陈宏典，于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年)偕妻朱氏，携6子3媳，共11口人，告别原乡，启程到川，在简阳县鸭子堰定居创业。他在迁川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决策过程十分完整清晰，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其过程大致如下：
(1)打听消息，产生迁川意向。陈宏典在广东虽有祖业，但"虑其偏窄，恐无以为子孙久远计"。一天，听说有人自西蜀回老家，于是专门前去拜访。通过访问得知，"西蜀田地肥美，风俗淳厚，遂欣然有迁蜀之意。"
(2)商之家庭，谋之族众。在产生了迁川意向后，陈宏典首先是进行"父子商议"，接着又"谋之族众"，以便听取同宗族人的意见。其中有一个名叫陈泮若的"胞叔"说道：你若往蜀，须将自己名下所分的田地出售，以便作为盘费方可。陈宏典回答说：我自己名下的田产不多，愿存在兄弟等人名下，"永作清明祭扫之需"。陈泮若又说："侄有此孝心，入蜀自然发达。"
(3)最后决定，求之神明。接下来，陈宏典又来到庙里，"谋之神，求得签云：'铁船过海难为保，滥桨轻摇遇顺风'之句"。他于是与妻并6子3媳，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告别故里，启程到川，在简阳县鸭子堰定居创业。
有意思的是，这里提到了外省移民在迁川前，还要"谋之神明"的情况。陈宏典在同家人、族众商议之后，尽管得到的都是一片赞同之声，但是，他还是对迁川的前程有几分担心，尤其是对此行的吉凶祸福未可卜知。为了从精神上获得更大的支持，他想到了向神明求助。于是，他按照传统习俗，来到庙里烧香拜神，求签占卜。结果，得到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谶语："铁船过海难为保，滥桨轻摇遇顺风。"显然，这是所有谶语所蕴含的共同特点：灵活多解。从字面上既可理解为"前程艰险，困难重重"，也可理解为通过努力，得到化解，终于"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这一切全在求签人心领神会，解谶人随机应变。
本来，陈宏典的迁川意愿强烈，事前商议充分，准备周全，得到谶语的心理暗示后，对长途迁徙更加充满信心，坚定意志，因此，其结果自然是较为理想的。但是，事后有人对他的这句谶语作了宿命的考释，称他的迁川之举之所以能
够平安顺利，定居四川后事业之所以一帆风顺，全在于得到了祖宗的保护、神明的庇佑："且考之签云：'铁船，虽难过海，而'桨'遇顺风可卜，利有攸往。公之感孚何其诚也。此不独祖宗保之，即神亦佑之矣!"此说把所有的主观努力仅仅归结于心诚，把家业发达归结于感动了祖宗神明的结果，岂不显得有点牵强附会、故弄玄虚了么?
又如，还有一个名叫张巫氏的客家妇女，原籍广东惠州府龙县兴乐图了结约仁里围居住，生有3个儿子。雍正三年(1725年)丈夫张习英刚刚去世，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一天，她在圩市上遇到一个星士。该算命先生对她说：我看过许多人的相，"如贤太婆之命，富贵大发之命也"。巫氏疑惑地回答道："衣食维艰"，从何处去发祥?接着，星士给她指点说："今岁贼蹂躏四川，空虚无人"，你何不迁到那里去，以兑现我许给你的"发祥之言"?巫氏"慨然允之"，断然决定迁川，遂"偕子携孙，始迁川东，继迁绵竹，终迁德阳蕉芭滩，遂家焉"。到巫氏去世时，"家仅中产，尚未达到目的"，但后来，到了民国年间，该家果然"大发祥"。于是，有人又借机渲染迷信，宣称"昔年星士之言于今有验矣"。后人对她的作为称赞说：
凡人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未有不恋恋故乡，不忍轻弃者。而太君因星士一言而辞粤，何其智也。服阙后始入蜀，何其礼也。偕子孙而迁之，何其仁也。择良地而居之，何其义也。四端克备，有成而有终，亦闺阃中不可多得者。
正因为移民在摸底决策的过程中，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迁川之前和路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省移民在追随时代潮流中，上演了一场壮志辞故里的激情活剧。
例如，原籍广东长乐县、以教书为业的范端雅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根据《范氏族谱》记载，面对清雍正年间粤东大荒，迄至乾隆之初，仍然"凋敝未复"的窘困局面，这位执教原乡的私塾先生，奋然而起，兴致勃勃地说道："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在他看来，既然听说西蜀"沃野千里，人民殷富"，是天府之国，等待人们去开发。我又何必守株待兔，呆在家乡!这难道不是天意在催促我启程么!于是，他当即率子5人相随入蜀，乔居永宁。越3年，又偕妣廖孺人，挈家属俱徙叙永。
居住在今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万福村的李氏家族后裔回忆说，其人川始祖在原籍粤东时，也是听到"西蜀地广民寡"的传言后，当即奋然而起日："鹤不发顶则难宏其声，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恋，曷若迁地以为良。"这里使用南方民间的通俗比喻：白鹤突顶发声，螃蟹脱壳扩腔，来发抒自己的宏大抱负，如果不能挣脱故里的羁绊，也是难以有大的发展的。因此，与其沉湎于故乡之恋，还不如向外迁徙是为良策!于是，他毅然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率其子暨孙，"由广东入西蜀成都府华阳县东门外凉风顶，佃土居焉"。
年过五旬的广东连平州人谢子越，在经过一番"探知"之后，听说经过张献忠乱，自明末迄清康熙之季，四川仍然"土旷人稀"，认为这正是"豪杰可乘之机会"，于是毅然决定"挈眷西迁"，最终落籍成都华阳。显然，当时其他迁川移民，也如同谢子越一样，在出发前必定充满了一腔豪情壮志，无不认为这是一个豪杰竞出的大好时机，错过这样的机会，那将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对此，《严氏族谱·序》作了这样的归纳总结："夫西蜀古称天府，扬子云、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而恐后。于是或居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者，处处大有其人在也。"好一个"俱意气勃勃，莫不争先而恐后"!好一个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各地，"大有其人"!这席话不仅代表了成都的严氏家族，同时也道出了当时外省移民迁川前的普遍心声，表现出一种意气风发、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
四、路票准备
"路引"又称"路牌"，俗称"路票"、
"路照"，或称"印照"、"照票"，相当于居民的通行证或身份证。清承明制，限制居民行动，普遍实行路引制度。
我国古代早就有限制居民行动的"传"、"过所"、"公凭"之类的管理制度。朱元璋发展了这一制度，并为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条文。明代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同时还规定了各种处刑等级，如：凡无文引私渡关津者杖八十；若不经由规定的关门渡口而穿越者杖九十等等。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出具文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显然，朱元璋推行这一制度，就是要把军、民的行动范围限制在百里之内。因此，凡军、民人等要出远门，行动超出百里范围之外的，必须要向地方官请领路引，若请不到，行动便不能出百里之外。
清初四川兵祸天灾叠乘，惨遭破坏，官府不得不采取招徕人口和轻赋政策。但是，直至康熙中期，外省移民入川数量有限，与川省招民的希望值相距甚远。当时唯恐外省之民招之不来，自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凭路引入川的管理制度。
凭路引入制度的施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它原本是针对湖广人制定的。
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谕中，明文写道："湖，广民往四川垦地者甚多，伊去时将原籍房产地亩悉行变卖。往四川垦地，至满五年起征之时，复回湖广，将原卖房产地
亩争告者甚多。"有鉴于此，巡抚潘宗洛上折启奏："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康熙皇帝照准此议。
这里，既然明确提到嗣后前往四川耕地的湖广人，必须查验文引，不得再像以前那样"任意往返"。由此反证出，在此之前，湖广人原本可以自由往来，进出四川并不存在路照一说。但是，自从康熙皇帝颁布这道上谕后，一个针对湖广人的凭文引(以下简称"凭照")人川制度的雏形就此形成了。
后来，随着外省移民大量涌人四川，为了加强地方治安管理，清廷又把原来针对湖广人的凭照入川政策加以进一步延伸，规定为一种其他各省移民人川都需查验路引的管理办法。其后又进一步规定，外省移民入川后，必须与土著一样入籍，编人保甲。这一变化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是年，户部复准：贫民人川垦地，"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各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查......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一。后来，四川省又规定："凡人川落业穷民，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即缴四川地方官衙门，安插入甲。"至乾隆五年(1740年)，更明令"外省人川民人同土著一体编入保甲"。
正是在这一系列政策演变的过程中，路引、照票对于外省迁川移民说来，愈显出其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可以说，它不仅是迁移过程中通过沿途关津查验的通行证，而且更是入川后在当地落户、编入保甲管理的准人证。此后，向官府申请办理照票，便成为移民入的必备手续。
这一制度规定，凡欲入川的外省之民，须先向原籍地方官府请领路照，在得到批准后，发给文引，供沿途关隘查验放行；到川后缴送落业地的地方官府，"以便稽查"。凡久住川省之人，欲回原籍探亲或原籍之人欲往川省探亲者，"俱令禀明该地方官给照前往"。返回时取所住地之地方官"回文销照"，如无印照，"地方官即行驱逐"。
按照这一规定，假如一个外省移民以有亲属在川为由，提出入川"依傍"的申请，办理照票的程序应该是：首先向原籍地的官府"请照"，提供在川亲属的有关情况，包括："亲属何人"、"田产坐落何处"等。然后，由当地官府行文"移咨"四川官府进行核实，等得到"确查"后，该省地方官府即依照"定例"，发给印照。
假如一个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员，欲以回原籍探亲的名义，将在原籍的亲属带进四川，必须提出回籍"搬眷"的申请，经四川地方官府核准后，发给印照。此类照票一般应由本人亲自送回原乡；若本人一时回不了籍，也可委托他人带给家人。不管以何种方式、理由申请办理印照，照票上面的基本内容均包括：迁川人的年龄、相貌、姓名、籍贯等。最后，印照上还必须有地方巡抚的签署和关防印鉴。
在清代巴县档案中收藏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十日巴县发给的"路牌"一件，现照录原文如下，以见格式之一斑：
特授四川重庆府巴县分县、军功加三级、记(禄)六次张为禀给路牌／以免盘阻事。本月初八日银宿山禀：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民，籍于三／十八年，来治城朝天厢生理。四十一年，凭媒袁步荣说合，周智文之女为／婚。同年岁歉，又有父母在家，欲搬眷回籍。恐关津阻碍，羁迟难归，银宿／山同媒袁步荣，并邻右张万一，俱结禀请
路牌，欲免盘阻。查得银／宿山并无独带等情。为此，准给路牌。倘沿途阻隘，执牌照实放行。
右牌通知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日给这件文书，是一件湖广移民从四川搬眷回原籍的路引。从文字记载可见，申请路牌的人银宿山，原籍系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落户于四川重庆府巴县治城朝天厢。按今重庆市朝天东水门尚保存大型湖广会馆建筑群，实为当年湖广商人聚居之区。该银宿山既然在朝天厢一带落户"生理"，证明其身份实为不折不扣的湖广商人。银宿山落户巴县两年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02年)凭媒袁步荣说合，娶周智文之女为妻。因为当年湖广原乡遭灾歉收，父母在家需要照顾，因此，他特提出"搬眷回籍"，将妻周氏带回湖南老家的申请。
根据路牌文字可以知道，此项"搬眷回籍"申请的办照过程如下：第一步，需要本人与相关证人(媒人和邻居)联合俱结，向当地官府"禀请路牌"，即提出请照的申请；第二步，官府接到禀呈后，需要经过进一步核查；第三步，核实结果，情况属实，方才由官府发给路牌。
这件路照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提出申请算起，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发给路牌为止，前后用去了3年时间，当时地方官府控制之严、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想而知。尽管颁照的乾隆四十四年"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已告结束，但作为沿途通行凭证的印照，其申请手续、功效以及基本格式，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
大体说来，在雍、乾时期，尤其是在乾隆朝时期，由于外省移民涌人四川数量过大，官府从有利社会稳定出发，为了控制人口流量，对于人川移民照票的审批发放与查验，逐渐趋于严格。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前任四川巡抚马会伯上疏说："楚民人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放。近有自湖广、福建、江西、广东来川者，竟无执照可验......伏乞敕各省督臣：凡人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七年(1729年)三月，户部议定："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人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四川巡抚纪山上疏："除有亲族可依，来川帮工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给以印照，使彼均有稽查。其无本籍印照者，各该管关隘沿途阻回，毋使积聚多人滋事。"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奏称："凡赴川之人，本省给照；无照，阻回。"
今天在一些族谱上，仍可见到当年许多外省移民家庭围绕入川照票所发生的若干趣事：
例如，在四川泸州，有一个叫李文兴的移民，原居于广东长乐，雍正五年(1727年)同三弟李文光一道人川。在泸州定居10多年，于乾隆初年回粤探亲，为了把在家乡的五弟李文元带回四川，专门向川省地方官府申请办理了手续，"开路票与弟"。后来，由于广东连年发生旱灾，未能及时成行，于是，李文元只好把路票交给父亲李君旺使用。最后，父子商议，凭着这张路票，一起迁到了四川。明明是开给弟弟使用的照票，最后竟然由父亲拿着它进了四川。虽然有人票不符的嫌疑，但是仍然成功地抵达目的地。
雍正五年(1727年)，从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准备取道湖南，前往四川，投靠早已在那里落业的亲属。在路过衡阳县时，被当地官府关卡留下盘问。结果，当这批人拿出各自持有的证明文书，包括"原籍门牌"、"川省粮票"以及"亲属书信"，交呈查验后，予以放行。
这里所说的三件证明文书，"原籍门牌"是人川耕种人在原居地的户籍身份证明；"川省粮票"即亲属在四川纳粮完税的证明，是判断人川耕种人是否有地可耕的凭证；"亲属书信"即在川亲属的邀请信，是判断当地是否需要劳动力的凭证。三者至关重要，不可忽略。
这里没有提到当地官府发给的路票，可以有两种理解：其一是，人川人除了持有路票外，还需另外呈报这三样证明文书，只有证照齐全，方才可以通过沿途关卡；其二是，没有入川路票，单凭这三种证明文书，似乎也可以过关。
按照常规，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了人川路票，所过州县关隘就应予放行，不得阻拦。但是，由于在清前期迁川民人批次、人数太多，有些地方官府在一个时段内，为了控制人口大量外流，对即使持有路票的民人，也硬性给予劝阻。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来自广东龙川县的客家人结队赴川，途中受到当地官府的阻拦。迫于无奈，他们只得公开张贴"告贴"进行抗争。该《赴川民人告贴》称：、
字告各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各带盘费，携带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绝我等生路，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绝，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们必不肯放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我等各自谋生都在朝廷王土，并不是走往外国，何用阻拦?......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告贴"中提到，他们是"前去四川耕种纳粮"的，表明他们申请入川的理由充足，符合"依傍"请照的条件；但却在迁川途中遭到"处处拦绝"。在这里，奇怪的是，竟然没有提到这批人是否拥有人川路票。不过，从他们敢于以"告贴"的方式与官府理论的举动中推知，他们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可能正因为怀中揣有官方发给的路票。
何况，在当时广东地方普遍存在"滥给照票"的情况下，像他们这种"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的人，要搞到一纸照票是不困难的。因为，乾隆时期有的官员上疏指出：在当时广东移民人口集中输出地的惠、潮二府及嘉应州的属民，就存在着"挈眷人川过多"的情况。正因为当地"滥给照票"现象普遍，所以他并要求饬令各州县，今后"不得滥给照票"。
那么，是否没有路票就一律不准迁川了呢?
其实，也并非如此。例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设置关隘、严令阻拦民人人川之时，闽粤绝大多数移民入川，并没有领取路照。正如有官员奏称说，真正"请领照票者不过百分中之一二"。加之定了规定，许多基层地方官员并没有严格认真执行。鉴于南方人川的民人过境人数与日俱增，有的省的地方官生怕严格执行规定，会引发移民闹事，反而不利于当地治安皔稳定。如有官员奏折称，如果硬性执行政策规定，对途经贵州，无票入川的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民人，凡未持有照票者，"一概遵例勒令回籍"，只怕稍加阻拦，"数日之内即至盈千累百"。雍正年间，长乐知县在一封奏折中，也对一起入川事件的处理情形作了这样的呈述：近有人川民人一起，300余人结伙同行。该县亲往劝谕，"各众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前往团聚，俱不肯回"。虽然尽力劝阻，发给路费、船只，但是俱不肯受领。后来，该县"以彼等非同罪犯"为由，听其前往，结果好说歹说，只劝回11人。
由此可见，在当时迁川移民浪潮面前，沿途官府大多网开一面，即便是无照者，也准其上路。后来两广总督看到其势不可阻挡，又奏请"无业贫民，携眷入川，不必强禁"，以至到了乾隆中期，四川总督阿尔泰鉴于川省荒地认垦无余，奏请朝廷禁止各省贫民继续人川，要求严饬"沿途关津，查无照票者，即行阻回"。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禁而不止。"结果，阿尔泰的奏请未被采纳。当朝皇帝既然持这种放纵态度，沿途官府也乐得顺水推舟，大开绿灯。于是，外省移民人川的大门从此被彻底打开了。随着乾隆中期以后外省移民迁川的失控，凭照入川的制度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效与作用。
五、盘费准备
由于移民从外省迁往四川的起点和具体目的地各不相同，外省移民人川时的具体情况有别，诸如途程、经历、所费时间及开支标准等并非整齐划，因此，具体到各自在途中需要开销多少盘费，肯定是大不一样的。不过，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若干实例推测，当时一般从岭南等南方地区出发的移民，在正常情况下，其迁川途中所需的盘费，大约在数十两至一二百两白银之间。
例如，广东兴宁县人廖体用在遭到家族强横者迫害的情况下，于雍正四年(1726年)春，辞乡投奔先期在蜀的长子廖凤绚。他出门时，只带了"钱四百"，即400文钱，显然捉襟见肘，不够路上开销。因此，"濡滞辗转"，到了年底才抵达湖北。后来，他写信给廖风绚，令其前来迎接。结果，到了次年，父子俩才相会于荆门。廖体用在川5年之后，通过辛勤劳动，积攒了"百余金"，也就是有了100多两银子的积蓄之后，又"以祠墓在粤"为由，产生了"携眷东归"的念头，准备从四川返回广东。
由此可见，以400文钱上路的廖体用，深知川粤旅途遥远，跋涉艰苦，没有100多两银子的盘资，休想东归。因此，100多两银子，应该是最起码的参数标准。
广东平远县人李能长，于雍正五年(1727年)迁，定居罗江县。10多年后，召集族人后裔36人"捐资集会"，"集腋成裘"，总共积攒了数十两银子。又过了几年，竟然"积蓄数百金之多"。有了这笔公积金之后，他们就开始委托人回广东将父亲的尸骸运来四川。结果，"费银数十两"。由于"所托非人，莫终其事"。可见，委托人回一趟广东，需要花费数十两银子。
以上实例均是从四川回广东原乡的路费开支标准，以此反推，由广东原乡迁至四川的盘资似乎与这个数目应大体相当。不过，事实上，二者是有较大差别的。这是因为：从四川回故乡，是取水路出川，顺流而下，费用较低；比较起来，溯江而上，从广东到四川的盘费花销肯定要高一些。再则，人川时路径不熟，且行装累赘，路费开支肯定要比出川时高得多。
下面就来看一下由广东到四川的盘费开支标准。
据《廖氏族谱》记载，原籍广东兴宁县石涯头的廖奕珍，于雍正丙午(四年，1726年)，"将田业房屋扫卖，借出债账纸约尽焚"，"自带盘费二百余两来川"。上路时，"尚剩余银八十余两"来不及收齐，临行时尽付内兄彭某代理，指望他收齐款项后尽快带来四川。廖奕珍携带妻子彭氏和年龄分别为16岁、12岁和8岁的3个儿子随行。一家5口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荣昌县西街歇息时，自带的200两盘费已经耗尽，而出卖家产的那笔80两银子，由于"彭某竟负所托"，以致全家人"在川悬望不至"。后来听说彭某竟将银两耗散，"不敢来矣"。于是，抵达荣昌的廖氏一家人几乎陷入绝境。所谓"斯时也，盘费既尽，家无斗筲，举目无亲，借贷无门，拮据瘁瘩，固所难言"，就是其真实写照。(见下图)
原籍同为广东兴宁的张美升，于雍正三年(1725年)"自粤随母(张巫氏)携弟来川，肩负行李"，抵达川东时，"仅有二十余金"。这个例子没有说出发时带了多少银子，如果按照廖奕珍的开支标准，推测张美升上路时，携带的盘费至少也不下200两，否则，他不可能抵达川东时，身上还余20多两银子。
由此可见，一户从广东兴宁出发的移民家庭，前往四川途中的盘费开支，大体在一二百两银子之间。而一二百两银子，对于一个移民家庭说来，绝对不是一笔数目。
按照前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广东长乐人温紫彩写给先期来四川定居的嫂嫂张夫人的信中所述："家乡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胜数矣。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若以每石谷800文钱计算，在粤东地区百两银子可购120石谷。一二百两银子的数目意味着，即将离开原乡的人们，必须罄其所有家产，才可能筹足这笔上路的盘资。
从岭下村走出来的陈氏兄弟，在迁川之前所做的准备，没有提到筹集了多少银子，但是在族谱上却留下了这样8个大字："荡析里居，由闽迁蜀。"这里，
"荡析里居"寥寥四字，已饱含了为筹措盘资尽卖田产房屋，以作为上路所付出的代价!
今天，在一些四川移民族谱上，当然也可以见到个别富裕家庭，携带重金人蜀的记录。例如，福建上杭县的蓝仲荣，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携千余金"，即带着千多两银子人川，"遍寻吉地"，最后在隆昌县南乡老君坝，从李姓手中购得"良田千亩，价金三千有余"。
但是，随处可见的却是众多家族的迁川始祖，为了筹措盘费，变卖原乡家产的记载。
例如，广东梅县人卢仁彦，"因见先业式微，难为长久之计"，在听说"西蜀膏腴"，看见"乡里多迁之者"的情况下，毅然"将田园、庐舍遂以出售，作为盘费之资"。出发时，只带着随身行李、囊橐上路。还有一个原籍广东长乐的杨喜，在先携13口来了一趟四川，亲身感受"蜀世界重新，风俗咸美"之后，又赶回粤东，"变业措银数百"。看来，这个杨氏家族还算有一定家业，居然在二度人川时，还能筹银数百两。而原居于贵州的舒永才与妻子铁氏，因不堪忍受继母的咒骂杖责，决意外逃四川。临行前，将铁氏出嫁时的"妆奁卖尽，换得铜钱三千"，另由其父舒琏"赐给铜钱四百，作儿媳外逃路资，及到时安家用费"。
那么，是否不具备这一条件，即没有凑够必要盘费的人，就一概不能上路了呢?也不全是这样。
最典型的例子是，兴宁人廖体用，"自粤来蜀，不挟一钱"，后来依靠"昆季力作，暮年置产数千亩"。说的是廖氏虽然没有一文钱，但却依靠出卖苦力，不仅顺利抵达四川，而且后来还发家致富。
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许多外省移民由于家境状况不允许，或者是因为行期紧迫，来不及凑齐盘费，便跟随移民大军匆匆忙忙上路了。于是，对于他们说来，就有一个边赶路，边在途中挣钱筹集盘费的问题。以下这些实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部分人是如何在途中生活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长乐人钟宏予听从母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从堂兄弟一行15人，启程上川。长子钟堤禀日："盘费不足，奈何?"钟宏予说："此地饿殍塞道，无从出备......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于是，他们在路费不足的情况下，开始上路，准备在出产丰熟的地方，再设法积攒钱财，筹措进川的盘费。一行人行至湖南浏阳时，钟宏予行囊果然一空。众人欲停下来等其筹款，钟宏予劝阻说"切勿切勿"，我"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后来，他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而是携带全家留居浏阳，以卖柴为生。经过在浏阳"奋力斩棘披莉，樵采三年，珠积寸累"，终于积攒了100多两银子，凑够了途中所需的盘费，他才于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
当时这种依靠一边行路，一边为人佣工的办法来筹集路费的人，绝不在少数。例如，广东兴宁县南厢毛公堡鲤子塘的黎连兴，年15岁时，寡母李氏去世，孤独一人，"家徒四壁"。乾隆二十年(1755年)，逢至亲王姓迁蜀，黎连兴遂与他同行，及抵达四川简阳时，"已身无寸积"。那么，他在途中是怎样生活的?据族谱记载，黎连兴也是在旅途中，"为之担囊，为之营工"。又如，今双流县柑树乡的欧阳克武老人(81岁)至今还回忆说，人川启祖欧阳玉，系江西景德镇人。乾隆年间，靠一路卖劳力来川，落业于邛崃县高河乡，世代经营金箔为业，至今已传10代。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气力过日子的普通农民说来，通过在路途中帮人肩挑背驮，为他人打工干活，是维持途中生计，挣取必要的旅费的唯一途径。
除此之外，中途盘费不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补不足，这也是迁川途中常见的现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人曾廷槐"自粤东偕诸弟来川"，可能出发时携带的盘费不够，"途次赀罄"，半路上就把银子花光了。当时，他身边的六弟、七弟尚幼，二弟主张把两个幼弟拿去卖了，充作路费。曾廷槐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兄弟同气也，忍割同气以自生乎?亲灵必难相容也"于是，乃将自己穿的衣服以及妻子陈氏的首饰"悉售，以资前行"。后至金堂，寄寓族家，再转至简阳，佃耕谋生。原籍福建龙岩的傅荣沐，于雍正年间奉母携7子及孙10余人上川，途经江西瑞金，再转至湖南湘潭时，"旅费不足"，不得不变卖随身值钱的东西，以至于到了"鬻冠缨"的地步，即把帽顶子上值钱的装饰品也拿去卖了，换取路费，最终到了金堂，后居成都。
利用个人的一技之长，通过沿途行医、贩卖或者教书来筹措盘费，也不失为一举两得的事。
最典型的实例是，著名作家李劫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8世组李述明于清初入蜀，在从湖北迁川时，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后来在成都府华阳县定居。李劫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以教私塾、行医为业，开中药铺，专门出售湖北祖传的"朱砂保赤丸"，李劫人的父亲李传芳也靠此秘方行医兼教私塾，连李劫人的妻子也会制作此丸。又如，江西赣州府安远县的李氏夫人，于雍正四年(1726年)率男孙4人上川，"由湖广，盘费缺乏，住富翁王姓家设教"。这户移民家庭上路后，虽然缺乏盘费，但由于其子张为典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因此，通过在途中充当家庭教师，既可维持生计，也能获得筹集旅费的机会。
而最令人不忍睹的是，在迁川途中，有的移民因为路费用完了，没有办法维持生计和筹集旅资，而不得不采取"出嗣"的方式，把子弟抱给人家当儿子。例如，原籍广东兴宁的余汝彰，于雍正四年(1726年)与3个弟弟一同人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时，"行囊告罄"，无以为继。根据同行宗亲的主意，决定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由此"获银数十两"。后来，余汝彰凭借这几十两银子，勉强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费又已用尽，腰无分文。不得已他又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破伞拿去卖了，"售获十八文"，抵达隆昌县时，他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
第二章吃住行用难题
长途迁移险阻重重，难题多多。对一支流动的平民大军说来，难度最大的是，如何解决长达几个月的旅途生活中的吃住行用问题。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实践经验的移民，自有一套从容应对的办法。看一看他们的行囊，装在其中的，看似一件件简单实用、朴实无华的日常物品，那里面却是充满了精明与智慧的法宝。
一、干粮、盐蛋与岩洞
就一般情况而言，从岭南出发的移民，在向四川作长途迁移时，需要首先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在长达数千里行程，历时至少3个多月旅途中的吃住行等生活需用问题?
清代嘉、道年间，有一个名叫严如煜(音"异")的湖南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到川、陕、湘、鄂诸边地，深入深山老林中踏访，对当地民间生活多有体察。后来，他根据自己亲履这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书--《三省边防备览》。由于川、陕、湘、鄂诸边地是当年南方移民迁川的必经之道，他在那里不仅可以听到许多关于移民在迁徙途中的生活经历，而且还在当地体验过流民的生存状况。因此，该书所提供的资料，有助于了解当年移民在迁徙过程中的生活情况，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见下图)
《三省边防备览》对清代移民如何解决途中的行路、吃饭、住宿等问题，作过这样概括性的描述：
"流民之入山者，北则取道西安、凤翔，东则取道商州、郧阳，西南取道重庆、夔府、宜昌。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
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
在这里，严如煜从川、陕、鄂边的角度，简略提到了移民人川的路线，以及移民在迁徙途中的行路、吃饭、住宿等具体生计问题。他说，移民不走"大路"，专走小路；不住客栈，只借宿"祠庙"、"岩屋"，或在"密林中"过夜；饮食极为简单，仅"取石支锅，拾柴做饭"而已。
虽然此处不是专门谈四川内地移民问题，但文中所述移民在迁移途中吃饭、过夜等细节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彭邦炯的文章证实，原籍湖南永州府的移民彭氏一家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楚迁川，沿途就是"夜宿祠庙、岩屋、山洞，取石支锅，拾柴做饭"，历经千辛万苦，始达南充县东境万家沟的。
下面，我们就以迁川移民具体解决途中吃住行问题的实例，来推想当年移民们在上路前，是如何准备相关的生活用品的。
首先是吃饭的问题。
据《熊氏族谱》记载，原籍湖南永州府祁阳县的熊国珍，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携家室，负糇粮，跋山涉水，以至于蜀"。此处的"糇粮"，就是干粮。当年移民在行囊中，究竟为途中的生活准备了一些什么干粮?
重庆市璧山县《郑氏家谱》根据世代口碑而记载的歌谣，生动地描述了郑氏先祖迁川的历程及其依靠"半袋干粮半袋糠"度日的具体情景：
吾祖挈家西徙去，途经孝感又汉江。辗转跋涉三千里，插占为业垦大荒。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汗湿黄土十年后，鸡鸣犬吠谷满仓。这个实例提及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出发的移民，在"上川"途中必备三件宝：一两盐、半袋干粮和半袋糠。可见，在迁川途中，除了盐是不可缺少的外，途中饮食则主要是靠"干粮"和"糠"来对付的。至于这里的"干粮"为何物，以及这些"干粮"是怎样制作的等问题，则不得其详。
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在其《陈香梅自传》中，有一段关于何香凝在抗战中，教家人如何做"米饼"的文字，弥足珍贵，可补此缺。她回忆说：
何香凝叔婆对于吃的问题非常重视。有一次她要所有的晚辈到她房里去做米饼，说是以备香港发生战事时不致缺粮。这种米饼，广东人都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出远门的人所带的一种干粮，是用米磨成粉，再加糖的一种混合物，在太阳或炉火中烤干后可以储藏甚久。吃时既干且硬，以温水合之，可以当作米糊充饥，是抗战时避难者必备的干粮。当时我们年幼无知，对于这种总动员筹备干粮之举感到有点小题大作。但后来珍珠港事变，香港被日军侵袭，我们对于筹备干粮之意乃有所了解。
陈香梅的父亲与廖承志是表兄弟关系，故她称廖承志为舅父，称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为叔婆。众所周知，廖承志是出生于广东惠阳的客家人，文中所述的米饼，当是客家人出远门必备的一种干粮。由于这种干粮是"用米磨成粉，再加糖的一种混合物"，虽然"既干且硬"，但却具有易携带，易储藏，就食方便等优点，
"以温水合之，可以当作米糊充饥"。正因为这种干粮可备出远门和躲避战乱充饥之需，所以客家人才把它当作传家宝，一代代传了下来，以致到了战祸危及香港时，作为客家人家庭一员的何香凝，仍不忘以这种传统的办法来"筹备干粮"。
与这种米饼相类的，还有黄叛(又称黄糕)。光绪《钟氏族谱·予公入川履历》记载，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客家移民钟宏予，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携3个儿子因为筹集盘费，暂居于湖南浏阳长达3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自浏阳西行，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旧历除夕前，在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钟宏予回想起3年旅途生活的艰辛，心中很不平静。为了庆贺在新居地过上新年，特地"蒸黄糕一笼，学学过年"。除夕这一天，他不仅"将完婚时父所置衣帽穿整祀祖"，而且，大年初一，还备上贺礼和"黄糕"，前往东家方老先生处贺岁。这位方老先生是湖广人，"见黄糕不知何物"，并问"应如何调饪?"方老先生后来按照钟宏予的讲解，当场"尝之，大喜。
这种在四川称之为"黄糕"的食品，在广东叫做"黄板"，其做法与江西赣州地区"黄元米果"相似：用本地一种糯性很强的稻米，蒸熟后置于石臼中用木杵锤砸，同时用槐花和草木灰泡水淋浇，待粘结成团后即做成圆饼存放。这种小吃，色泽黄艳，食用时切成薄片，以煮为主，也可炒食，人口糯韧粘软，这是客家地区流行的一种特有的食品，多在春节前后食用。
考虑到钟宏予作为广东移民，除夕前刚到简州，人生地疏，一时不可能具备制作这种"黄板"的工具，因此我推想，这批黄糕原本就是可以存放的干粮，带在身上，供路上食用。未曾料到，他很快就在简州找到定居之地，因此，这批未曾耗尽的干粮，正好就成为过节时享用的食品。
然而，干粮毕竟是有限的，人也不可能天天顿顿吃干粮，因此，少不了要架锅烧水煮饭。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所记载的"取石支锅，拾柴做饭"，就是当时移民因陋就简解决热饮问题的真实写照。沿途烧水煮饭，三个石头支一口锅，就地拾柴，便可解决问题。沿途不愁没有燃料，唯有铁锅、"釜"、"罐"之类的炊具得事先预备。
在现存的一些移民族谱与地方文献上，留下了不少清初移民们在路途中架锅烧水煮饭的资料。例如，广东兴宁人廖体用决意来川，途经湖广，辗转到了湖北荆门，被先期在蜀佣工的儿子迎至四川。在抵达四川什邡后，就是由郑姓主人"借一破釜为炊具"，才得以吃上热饭的。这里的"破釜"，可能就是一只破铁锅、破瓦罐之类的炊具。
在今成都市双流县境内有一个名叫煎茶的地方，位于龙泉山脉尾部，是川东至成都的交通要道上行人必经之地。据记载，清顺治十年(1653年)有"两道人"路过此地，在小溪内取水用砂锅煎茶水解渴，"煎茶"这个地名就是由此得来的。这里的"两道人"虽然不明其身份，但显然不是本地人，他们仅仅是因为路过此地，从小溪内取水，用砂锅煎茶水解渴，因此，这个地名才得以产生。可见，用砂锅煎茶烧水以解饥渴，乃是民间过路人常用之法。
在实地调查中，用来煮饭的炊具，在文献上称之为"釜"，而在民间实际上就是泥烧的罐和铁铸的鼎锅。福建龙岩迁的陈氏家族，在定居大足后，经常到重庆去做生意，途中就是用这种瓦罐来煮饭。据传，该家族"男的挑米下重庆，一根胭脂萝卜吃着去还要吃着回来。就是说挑上一担米，带上一个煨饭的瓦罐，拿上一根红皮泡咸萝卜。途中休息时捡柴禾煨饭，用咸萝当菜"。
另据孙和平副教授调查，有湖南宝庆府祁阳县蒋姓移民，于嘉庆年间移居达县，沿途携带一种被当地称为"泥模子鼎罐"的炊具来川，该鼎罐为铁水浇模铸造，做工精美，用它所煮之饭特别香软。该鼎罐代代相传，原藏于开江县严家乡箭口坝村二社蒋玉科家，完好无损。据测量，该鼎罐高18厘米，圆口直径20厘米，罐的下部呈半球形。
在迁川移民必备的三件宝中，除了干粮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食盐。为了补充长途跋涉、大量流汗所消耗的盐分，随身携带"一两盐"以备急用，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一两盐"毕竟是不够用的，而带上普通农家常备的盐蛋，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成都东山客家研究的先行者钟禄元(年)在1941年发表《蜀北客族风光》一文，最先向外界报道四客家风俗习惯，其中介绍客家人人川经过说：
据蜀北客人的传说言，他们入川的始祖，极其俭约。如刁姓人说，他们的祖先只带了一个咸蛋，就要吃到四川。张姓人说，他们的祖先只带了一袋白米，也要走到四川。从这些传说看来，虽不见得就可靠，但他们的刻苦、勇敢和冒险精神，这确是事实。
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在自传性小说《我的幼年时代》中说，他的先祖在上川路上，"沿途没有什么好东西吃，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盐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现居新都区泰兴乡的客家人宋明钰也说："祖上传下，宋氏先祖是带着一个盐蛋到四川的。"
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艾芜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可能是目前有关反映四川人祖先在上川路上生活情景的最为普及的版本。近人卢杨村曾经以学术散文的优美笔调，记载了这个吃盐蛋上四川的故事：
论籍贯，我是上川北的中江人。这里清代属潼川府。小的时候，听婆婆摆龙门阵，说我家的祖先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来到四川的，在少得可怜的行李包中，也有一块小小的盐蛋，而且也是那么一丁点一丁点地从麻城一路吃进了四川。他们都是移民，姓氏不同，但地域来源完全一样；分布的州县不同，但流传的故事完全一样。情节虽然简单，人物的性格却非常鲜明，特别是那块盐蛋的吃法，让后世儿孙们回想起来，更叫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自不同地域的移民，在上路上，都带有一个盐蛋，其吃法也都是拿筷子"一丁点一丁点地"吃，一路吃进四川。这个故事表明，移民们为应对长途迁徙的经验与方法，都是如出一辙的。
其次是住宿的问题。
对于一般携家带口长途跋涉的移民家庭，为了付沿途的住宿问题，可以用"风餐露宿"、"栉风沐雨"八个字来加以形容。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提到，移民们沿途一般不住客栈，而是通过四种途径：借宿"祠庙"、"岩屋"、"密林"与同乡之家，以解决住宿之需的。
祠庙是移民途中首选的借宿之地。由于祠庙一般屋宇宽广，'有多余的房屋可供临时借住。加之，宗教信条慈悲为怀，当地善男信女富有同情之心，使过往的移民不难找到遮风避雨之所。
艾芜在《我的幼年时代》中提到，他的人蜀祖先，为了解决途中的"露宿"问题，曾经在"破庙的屋檐下躲过许多风霜，大树底下度过不少凄凉的夜晚"。大足《杨氏族谱》也记载了其先祖在进川路上，如何利用暂借寺庙栖身的事迹。大足龙水镇杨氏家族的先祖，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举家由湖南会同县迁川，74岁的高祖杨修富，"负病衰颜，以寺养疾"，后来病逝在庙里；前来寻找他的次子杨再有等一家人，也是依靠"寺旁暂居"的。
至于找一个遮风挡雨的房檐屋下勉强借歇的实例，更是俯拾皆是。例如，原籍潮州府嘉应州兴宁县南厢水洋堡上村的刘秀标，年14岁，奉母命"辞亲人川"，只身来到重庆江津县思里油溪镇谋生。第一天晚上，就在一家"鸾脚楼下"，即川东民居吊脚楼下"苦宿一夜"。原籍广东长乐的钟宏予，在从湖南浏阳行走40多天，抵达简阳会龙桥当晚，在人生地疏的情况下，就是在一户人家的屋左碾房石墩上借歇到天亮的。广东兴宁人廖体用，在通过川西北的绵竹县进至什邡县新市镇时，也是"日就晡露宿郑姓墙下"。后来，他就是在郑姓主人提供的"碾舍"中安家落足的。
总之，屋檐下、石墩上、墙边下、密林中，都是移民途中暂时栖身之所。(见下图)
当然，也不排除有特殊情况的移民临时暂住客店的情况。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47岁的广东长乐移民张大梁，携弟及子侄多人迁蜀，至三月，途经贵州时，其妻兰氏栖身于野猪冲旅店，最后死在这里，死后还由店主人提供空余土地暂时安厝。不过，正如《三省边防备览》的作者所说，在一般情况下，外省入川流民"多寄宿林岩"，"均不在客店安歇。所谓客店，不过贸易之小贩而已。"
再次是行路问题。
移民迁行路，首先面临的是走大路还是行小路、走陆路或行水路的选择，同时还需要考虑是白天行路还是晚间行路的问题。按理说，白天行路最为方便，但因为怕官府出面阻拦，只好选择夜晚行路。而夜晚行路就有一个准备照明工具的问题。据今广东乳源梅花镇人陈泰华讲述，当地世代相传，其先祖在康熙年间人川，大都是夜间上路的。他说："因为怕官府阻拦，陈氏先祖'往川'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离家出走的。摸黑走了相当远一段路程后，估计没有危险，才敢将事前准备好的松节油点燃照明。"又指着路说："看，那条路是南通乳源的大路，另一条是北通湖南的小路。当年往的小路，每到晚上，就灯火通明，天天晚上都像过火把节一样。"看来，就地取材，采用松枝做成火把，应该是当时移民们解决夜间行路照明的最佳办法。
在当时数千里的漫漫旅途上，最理想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乘车骑马。广东平远吴敬轩撰写的《二亲六一双寿恭述》说："清初他省移民人蜀，向望于道。吾族健者，亦多驱车人蜀。"这里的"健者"，可能是指族中饶于资财的富者。这里所说的"驱车"，指的就是驾乘畜力车，以供代步并兼载行装。而在南方，指的就是马拉车。
对于有条件的赶路人，骑马是必不可少的。骑马不仅可以在崎岖的山路上跑得快，节省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抢时间，赶在其他移民抵达四川之前，寻找到更为理想的生存空间。2003年8月，笔者在仪陇县周河镇方坝村调查时，听到当地大姓--许氏家族后裔追述当年其先祖从广东韶州府人川时的情形。据传，清初入川始祖是两夫妻，陪在他们身边的，还有一个牵马的仆人。该许氏先定居仪陇县后，这个马夫一直住在许氏的偏房内。因为马夫是个绝房户，他死后就埋在祠堂附近，现在有个地名叫"绝房嘴"，就是由此得名的。既然许家先祖身边有一马夫随身侍候，推知当年该许氏就是属于那种骑马入川的"健者"。
另据记载，在四川省中部的移民人口大县--三台县的东南部，有一个中新乡，该乡原青林大队的驻地叫做"安家沟"，原本是"鞍家沟"。据传这个地名就是因为清初"卿氏一家从湖广迁来四川时，用一匹马鞍换来这条沟的土地"而得名的。既然有马鞍存在，推测当初该卿氏也是属于骑马进川的人。
而对于大多没有马匹的移民群体，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以及襁褓中的婴儿携带进川，就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因此，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为他们上川途中不可须臾或缺的运载工具。
对于携带幼子入川的移民说来，为了解决年幼孩子的随行问题，他们大多是"用箩兜挑着"走完全程的。例如，福建龙岩籍人徐美周，带着6岁的次子和年仅半岁的女儿上路，就是靠箩兜解决携子行路问题的。据重庆大足《徐氏族谱》记载，原籍福建龙岩州溪口万安里的徐美周(时年40岁)，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初四日，与妻韩氏(28岁)，携带长子良彪，用箩兜挑着次子良凤(6岁)、女儿(半岁)，与三房兄弟美昌，起身移居四川。
这种用箩兜挑着幼子上四川的情况，在迁川路上经常可见。于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经常可以看见移民们肩挑一对箩兜，一头挑儿一头挑女的生动景象，移民们戏称之为肩挑"日月"。如广东长乐县移民李文元与妻张氏，奉双亲，并携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张君重肩挑二子，于路戏日：'我肩日月矣。"'当然，在这群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移民大军中，也不乏年岁稍大的哥哥，肩挑或背负年幼的弟妹上路的实例。如长乐移民钟宏予携妻及3个儿子迁川，长子钟堤，时年15岁，也是"辄肩两季"上路的，即肩挑着两个兄弟，就道于湖南浏阳县。
祖籍湖南安化的谌氏家族，于清初入川，定居于三台县南景福镇。据《谌氏族谱》记载，长兄谌安仕人蜀时，一路上肩挑两个年幼的弟弟安忠、安位人川。20年后，两个弟弟置业安家。谌安忠后裔为彰显先辈笃弟之情，特地在景福镇建"笃祜祠"以表纪念。祠中有对联一副，联文日：
友爱笃前人，三千里外双肩弟；贤劳感后辈，二十年来一报功。幼子可以用肩挑着走，背负着走，而那些年迈之人又如何行路呢?只好用竹椅子抬着走。例如，有一个叫余汝彰的广东兴宁人，于雍正四年(1726年)迁往四川隆昌落业。为了把他的母亲钟氏夫人接来同住，又返回原籍，"迎钟太孺人，以竹几作舆，徒步数千里，安抵隆昌"。这里的"竹几作舆"，就是以竹椅子当作轿舆，相当于四川的滑竿。显然土办法也能解决老人行路难的大问题。
在所有行装中，扁担的功劳是最大的。它的功效除了挑运幼子之外，主要还用它来挑运随身行李。原籍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九管乡人贺才柯，雍正二年(1724年)自楚迁蜀，年仅14岁。赤贫，仅靠"佣工食力"，不仅顺利抵达四川，而且还在金堂县立足，后购产于武凤溪陈家沟。后来，"回楚接二老之蜀中，二老携弱弟从行"。随身所带的"行李二肩"，即两担行李，"皆公一人往负矣"。看来，他凭借当年迁川以及在川出卖苦力所练就的这副铁肩膀，硬是不辞"万里之劳"，终于完成了"负兼人之任"。
那么，一根扁担在旅途中究竟有多少斤负荷呢?据来自成都近郊龙王乡的调查表明，原籍广东长乐县的戴氏家族成员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入川，路上走了整整两个月，其人川始祖戴焕祥，"行年20岁，每日肩挑80余斤行李至川"。一个20岁的小伙子，每天需要肩挑80斤行李赶路，其艰辛之状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以至在迁川路上，经常可以见到"栉风沐雨，数千里不畏艰险，负担奔走"的人群。
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原名周月宾，按族谱上的字辈，又名周光瑚。祖辈世居广东长乐(今五华市)，康熙中，其先祖迁徙入川，定居郫县。1991年，74岁的她出版《韩素音自传》(5卷本)，在其第三部《残树》中，就对其先祖迁川过程中，如何用"一根担挑上两头的篮子，一走一晃就去了四川"的情景作了生动的描述。
翘扁担、竹箩筐、竹椅子等工具，不仅在运送移民入川上功不可没，而且对于保存与发扬移民艰苦创业精神作用显著。许多移民家庭在川定居下来后，为了保存这段难忘的记忆，让后代儿孙分享前辈的成就，同时，更重要的是，教育后代不忘创业的艰辛，他们往往把先辈当年在迁川创业过程中使用过的劳动、生活工具当作传家宝珍藏起来，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以便用它作为教育后代子孙的教材。
例如，原籍广东长乐的钟氏家族，在简阳寨子沟落业以后，最初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寨子山南自建祠宇一座，继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增修两庑，建成了一所三重堂左右两个大天井的四合院，约有1340平方米，内有三合土大坝。为了让后辈子孙不忘祖先迁徙之苦，特意在祠内正厅的一间小屋内，陈列入蜀始祖钟宏予(事迹详后)入蜀时一路谋生使用过的劳动工具--扁担、箩筐，以及创业时背盐巴使用的木杵。这些工具一直是钟家的传家宝，后来被供奉在祠堂香火的最上方，直至"文革"中才被当作"四旧"毁掉。
另据调查，在三台县西平镇吴氏宗祠的房梁上，过去一直放有一根扁担，据传这是入川始祖吴氏兄弟，康熙末年从福建龙岩迁川路上做生意挑担货物时使用过的。在川南宜宾地区，"解放前多数人家供家神，有的摆放有锄头、镰刀、扁担搭钩，据说这就是祖先入川创业留下的遗物，置于'家神'供桌上，以示教育后辈儿孙不忘昔日艰难"。
二、族谱、祖骸与画像
由于清初南方各省移民大军向四川的迁移，不是"候鸟式"，而是定居式的迁移，这就意味着，一当踏上人川之路，很可能终生与他们的父母亲人以及祖先诀别。因此，在移民辞家远徙之时，他们必然会考虑到，如果再也没有机会返回故里，自己在异乡如何保持与祖先、与家族的联系等问题。于是，他们在收束行装时，肯定会在行囊中留出一定的空间，以便装进一些相关的特殊物品。
这里的"特殊物品"，不是上文所说的生活实用物品，通常是与家族、宗族相关联的东西，主要是族谱和祖骸。这是专门用来满足日后在四川定居的精神需求的，其功效主要是用来化解在异乡的乡愁，寄托对祖先的依恋之情，并用以作为加强与原乡联系的纽带。
族谱家乘之类的家族文献，是考证祖先宗支绪统、辨别家族世系的依据。有了它，可以使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孙后裔，依然保持与故乡宗族之间的血缘联系，以示其永远不忘自己的根脉之所系。而如果失去了族谱，就等于割断了与家乡宗族之间联系的纽带。因此，当移民辞家远迁时，许多人的行囊中往往都有族谱家乘之类的东西。
例如，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郑弘士，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携妻刘氏，迁川落业于顺庆府仪陇县南阳里(今仪陇县乐兴乡)，来川时，"携有族谱一本。木本水源，记载甚详"。原居于广东韶州府乳源县的饶明达、明》远兄弟叔侄8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弃粤来蜀"，后定居于仪陇县白果坝(今马鞍区石佛乡)。来川时，同样"携有谱"，只是由于后来"兵燹屡经，不无残缺，～。这两个例子说明，移民深知族谱的重要，上路时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才把族谱带进了。
而下面的例子，则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把族谱带进四川，以至留下终身遗憾，当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后，才深刻认识到族谱的重要性以及"失谱"的教训：
原居于广东兴宁的黄玉标，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举家自江西南康县迁移至新都县定居。黄玉标于时，深知谱牒之为要。上可详世系，下可别宗支"。但是，由于上路匆忙，来不及带谱。及至在四川定居以后，每"以未曾携得族谱来川为憾"。后来，有同宗兄弟黄玉兰继到四川，"携得谱本一册"。不意在乾隆甲子年(九年，1744年)沱江河水暴涨时，"人被水灾，其谱于是失去"。从此，谱牒"只字无存"，后辈只得再次"望洋而叹也"。有着两次失谱之憾的黄氏后人，深刻认识到，"族谱者，载前人之功德，序后人之排行，而不可无者也"。于是，下决心重新修谱。自粤来川的万氏家族，也因为人川始祖"自粤迁蜀时未携得族谱来"，以致仅凭记忆追溯祖先。然而记忆毕竟有限，最远只能上溯至高曾祖，由此造成了该迁川家族"先代之本源遂茫然失矣"。后来，有族人自粤中来，"携得(族谱)一帙"，但是，也仅能从近世祖之后记起，至于近世祖以前，"只记其所迁之地"，远世祖在某地"不知几传"，其下世系分派"半属支离"，有的"遗失不可考"，有的"荒唐难信"。所有这些，都给后世修谱增加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从头搜集资料、考证史实，而要把自己祖先迁川源流及其与原乡宗族的血肉联系弄清楚，都需要花费很大功夫。
祖宗遗骸是祖先血肉精气之所在。对于那些父母已逝，而家乡又没有亲属留守祖宗坟茔的移民来说，迁川以后就意味着与自己祖宗的永远舍割。因此，凡是有条件的迁川移民，都会想尽办法，随身背负祖宗遗骸一同上路。
英籍作家韩素音在自己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客家人迁移路上如何背负祖宗遗骸的具体情形。她写道：客家人每"移至新的定居点时，一定要带老人的骨骸，放在瓮里随身背着。过去在移住的时候，每家都到郊野发掘其先父的葬地，把他的骨骼盛在一个所谓金缸里，由家中的男人携带，妇女则肩挑其他一切用品"。
在一本专门叙述成都附近的东山客家人历史与现状的书中，也对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如何携带祖先遗骸人的事迹，作了这样的记述；
客家人的先民在逃难或迁徙时......是否将祖先的遗骨携往迁葬，这尚无文献的证实，但客家人入蜀时确实有将祖骨迁葬的。他们这样做是由不忘根本的观念而形成的一种习俗。他们称祖骨为"金骸"，迁葬后便于年年祭扫。龙潭乡威灵村叶明盛老人告诉我们，此支叶氏入蜀始祖是廷祜公和祖婆张氏，背负着祖先三颗如鸡蛋大的金骨上的，安葬在老宅旁......洪河乡柳树湾冯氏入蜀始祖其焕公同妻子张氏，背负父亲金骸，从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砖牛寨上川，在柳树湾落业后，安葬祖骨。
今天，在在一些闽粤客家人的族谱上，依然可以见到许多客家移民身背祖骨入川的实例。
例如，广东长乐县的郑奇达弟兄七人，于康熙末年一道、迁川，同时将其父母的骨骸背负入川，最终葬于定居的隆昌县境内。福建漳州龙溪县的游程活弟兄三人，于乾隆十七年
(1752年)举家迁川，并将父母骸骨"由闽省负川"。原居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东门幸门田桂花树下，以"舌耕力田"为业的曾顺裔，于乾隆十八年癸酉岁(1753年)，携妻与3个儿子，"负其祖妣朱氏骨骸"，举家徙四川省资州西乡金李井，地名陈心沟，佃厥攸居。即葬朱祖妣于附近，地名禁药碑，猴子搏禾形。
而对于匆忙上路、来不及或暂时没有条件负亲骸的人说来，待他们在四川定居下来之后，每以入川前"未及负亲骸，时引为憾"。如来自广东兴宁县的黄玉标，孤身一人来川，因急于"人川以图后业"，加之"路途艰险"，空手而至。结果定居四川后，每年清明祭祖时，以"未曾携得(其父)文选公金骸"，而倍感孤独，"悼哉孤茔，莫知所向"，"欲行孝思，苦于无由"。后来经与各房商议，"每年清明祭祖时，预设文选公彭祖妣牌位，备祭仪，统少长，面东而遥祭之，此定例也。"
在先期人川未能亲负祖骸的移民中，唯一可憾的机会就是，让随后迁川的家庭成员，继续完成负亲骸来川的重任。如来自广东长乐的林氏家族，在长兄于雍正五年(1727年)迁来四川后，为了弥补自己匆匆上路，来不及背负祖骸的遗憾，又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令其弟林汉电"携长子并父母金骸，由粤上川"。至于人川后委托他人回广东将祖宗的尸骸运来四川的，也不失为一种了却心愿的补偿方式。
有一位名叫白昆生的客家老人，近年来受家族的委托，专门住在成都主持新修族谱。该白氏先祖最早是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从广东和平县迁来四川的。由于走的时候来不及携带祖宗遗骨，在川定居下来后，派后裔回乡索取。白昆生先生根据搜集的口碑资料，为我们讲述了围绕回乡索取祖骸所发生的趣事：
据四川方面白氏后裔逐代相传的口碑资料称，回乡的四川宗亲在原籍宗亲的同意下，把老祖宗的遗骨分为三份，一份让四川宗亲带走，另两份留在老家安葬。这次重修族谱，才得知此中情况还有另外的说法。1999年广东和平县白氏宗亲来川寻亲时，转述老家长房子孙的口碑史料是：老祖宗白日康公的墓在和平，当四川派人来索取时，本地宗亲坚决不同意迁走部分遗骸。反复协商无果后，四川宗亲便采取了"偷"的方式，选择一个深夜把墓穴挖了一个小洞，当伸手去取时，外界似有响动，为了不被发现，匆匆抓了一个人头骨及一段臂骨，连忙"逃"走。次日发现坟墓被盗时，却有一信留在墓中，信中表示歉意与无奈，祈求宗亲鉴谅等语。后来，在1994年，葬在四川金堂县三星镇的白日康公墓有一次被掘了一个洞，洞内确有上述头骨及臂骨，子矛遂仍将其放人墓穴中掩埋。事实证明了广东口碑资料的可靠性。
以上实例表明，客家人确实是汉民族中极重"根"的一个民系。当他们不辞艰辛向西部边远的四川盆地作长途迁徙时，仍念念不忘把祖先的遗骸随身带走。即使因故来不及带走祖宗遗骸，事后也要千方百计派人回去索取。索取不成，甚至不惜去"偷"。
客家人这种习俗，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与客家民系自身艰难而独特的迁徙历史紧密相连。正是由于客家民系艰难的心路历程造就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危机意识，使得客家人每当背井离乡经历迁徙漂泊生涯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与祖先同在的做法，随时把祖先的骨骸装进自己的行囊之中。这样做，既是危机意识的流露，更是寻求迁徙途中的精神支柱、方便日后定居祭祀的需要。
对此，有论者作了如下精辟的阐述：
在(客家)先民第一次背井离乡的时候，由家族中的长子或其他男子掘开祖先的坟墓，拾起残留的骸骨，装在随身携带的陶罐里，担挑肩背而行，因为他们清晰地认识到此一去不知何日是归期，为了与祖先永远在一起，为了便于日后的祭祀，更是为了让祖先在迁移过程中能给他们生存以鼓励与力量、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柱，他们掘祖先墓的勇气战胜了礼制不能掘墓的传统思想，以另一种形式诠释着"......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孝道。此外，在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艰苦跋涉中，客家先民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尽管团结奋斗、自强不息，仍不可避免地会有老弱病残者往往倒毙于迁徙途中。对于无家可归的南迁之民来说，迁徙的特点导致生者安无定所，死者亦无葬身之地，于是第一次埋葬草率而匆忙，这在他们看来是对祖先的极度不尊重。所以，等到安定下来之后再寻找途中亲人的骸骨，带到新居地进行隆重的二次葬......
以上议论，虽然是针对客家先民而发的，但对于客家民系形成以后，当他们再次离开家园远徙四川时，虽然机遇有所不同，但在面对漫漫旅途的心路历程却是大同异的。
在移民的行囊中，除了捡束有族谱、祖骸等物品外，有的还将自己祖宗的画像、神主牌位以及香炉携带入川。
例如，原籍广东长乐县黄浦村人张衍祯，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携妻及3个儿子，随亲戚10余家，男女50余人从广东出发，踏上迁川之路。在随身物品中，还携带有其先祖、明代赣州参将张道聪的画像一张。该画像原为家族供祀之物，人蜀后一直保存下来，现仍完好地珍藏在其后裔、重庆市隆昌县大建村张仕同的家中。据记载，这张画"虽纸质有些脆朽，但经过装裱，仍然十分清晰。主人时不时还要挂出来，让人观赏，以表示客家人那种敬宗尊祖的传统美德"。(见第227页图)
笔者在赴荣昌县考察时，在张仕同家堂屋的白墙上，亲眼见到了这幅祖宗画像，画像质地脆朽，有的地方几乎是将一块块碎片粘贴在红布上。根据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