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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张剑　　背景：曾被誉为“大山里的天使”的“百色助学网”创始人王杰，近日在媒体的曝光下露出了“魔鬼”真容。调查发现，在创办助学网的这些年里，王杰不但私自截留捐款，更以发放助学金的名义，性侵多名女童。他还组织受助女童，为外地多名有特殊需求的老板提供性服务敛财。（据8月27日《中国青年报》）　　道貌岸然的“助学达人”，原来不过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在撕开公益的那张遮羞布后，我们能看到的，既有王杰个人之恶的极致彰显，也有法律约束失守、民间公益管理失序的尴尬现实。更值得思考的是，王杰为恶九年多，为什么会一路“绿灯”到今天？　　王杰以个人名义通过指定网站募集善款，这样的形式不但违规且已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相关规定，王杰没有任何权利以个人名义在网上募集善款，这九年多里，相关部门却并没有监管善款的去向、对网站进行监督，这权力的失语，又何尝不是王杰之恶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　　讽刺之处还在于，从王杰被关注到媒体曝光，当地公安部门对各方的爆料，给予了极不耐烦的回应。如果没有热心的义工和当地媒体报道的倒逼，不知这个恶行的链条要延续到几时。　　面对王杰的兽行，我们当然有必要去谴责他的个人之恶，然而我们还必须去检视其背后的公权沉沦。个人之恶从来都不会消亡，而公权之责，则在于其要以公共的名义去遏制这些个人之恶的萌芽。遗憾的是，在这九年多里，相关部门却集体失语，这沉默的代价，便是众多女孩成了王杰猎艳的对象。从这个角度看，相关部门在管理这一问题时的不称职，个别机构对犯罪现象的视而不见，实际上是这一悲剧得以延续的现实根源。欢迎来到高考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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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第4辑）2016年高考语文 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
（5月第4辑）2016年高考语文 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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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6年5月号第4辑
　　1. “聪明药”不聪明，监管该硬起来了
　　2. 领导们扫完大街，不妨去网上看看
　　3. 失踪平台比商家救助更靠谱
　　4. 酒店卫生为何让人如此闹心
　　5. 热线电话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6. 让“低价团”血本无归应成常态
　　7. 打不通的热线和跑更多的政务服务
　　8. 鼓励举报食药违法就应清除“障碍”
　　9. 考研并非纵向社会流动唯一渠道
　　10. “怪用户自己”的网速能有多快？
　　11. 未成年人保护与荣誉赋予不应对立
　　12. “乡村医生招不到本科生”背后的爱与痛
　　13. “挖螺大赛被取消”只是舆论的胜利
　　14. 评价“劳动教育”，不能总是基于经验主义
　　15. 实行官邸制时机成熟期待开花结果
　　16. “贵到哭晕”还想去，这就是迪士尼
　　17. 什么样的提速降费才是有诚意的
　　18. 预算执行就应“打酱油钱不能买醋”
　　19. 高端打假不能靠“江湖自治”
　　20. 长大未成人：现象型药方未必管用
　　1. “聪明药”不聪明，监管该硬起来了
　　 09:44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龙敏飞
　　近日，有韩媒报道称，为了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不少学生家长会给孩子服用“聪明药”。记者调查发现，国内也有不少家长通过多种途径寻找、购买这类“聪明药”。此外，在微信朋友圈中，还有不少文章宣称“聪明药”可以“提升认知力和注意力”，是“智力药丸”。对此，医生回应称，长期服用“聪明药”会导致神经过敏、头疼等症状，而律师则表示，未取得相关审批，商家售卖“聪明药”或受处罚。（5月15日《北京青年报》）
　　现在市场上的“聪明药”，很容易吸引顾客购买的欲望。比如，它有很牛逼的广告，虽然是夸大的宣传，但往往嫁接在基因工程等高大上的科技上，让人难辨真假；比如，它往往是“海外代购”，一“海外”，似乎就高端了，毕竟，国内许多人的崇洋媚外情结，一直都是客观存在的。当“聪明药”经过这样的包装与宣传，再加上一些家长的病急乱投医，“聪明药”在一定范围内风靡，不过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遗憾的，根据专家与医生的分析，当前所谓的“聪明药”，其实并不能使人聪明。据专家介绍，目前所说的“聪明药”，主要指莫达非尼和利他林两种药物，这样的药物，对于抑郁症、持发性嗜睡和多动症等疾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若说能使人聪明，则夸大其词了。甚至于，长期服用这些药物，还会出现神经过敏、焦虑、头疼、失眠等症状，更严重的会出现神经错乱的情况。既然如此，那就该对“聪明药”重新进行审视了。
　　面对这样不能让人聪明的“聪明药”，当务之急是避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以免经济与身体受到双重伤害。如何避免呢？当前的趋势，似乎是让消费者当福尔摩斯，拥有火眼金睛，能够一眼就看出“聪明药”背后的真相。这样的要求看起来合情合理，也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但不能成为主题。也就是说，面对这样不甚规范的“聪明药”，不能完全依赖于公众的自我辨识，还应该有外部的力量。毕竟，只有“内外兼治”，被“聪明药”欺骗的人才会越来越少。
　　所谓“外部的力量”，其实就是“监管的力量”。众所周知，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生产、经营药品的，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可以除以罚款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当前一些“聪明药”的售卖，其实就是没有许可证的。那相关部门就应该前移监管触角，对相关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
　　简而言之，面对“聪明药不能使人聪明”的事实，除了呼吁公众加强辨识能力之外，更应提高监管的硬度。只有监管力度提上去了，无论是“聪明药”的夸大宣传，还是没有许可证的非法售卖，才能得到更好地规范，那公众受骗的概率，也才会降低。如今高考将至，想必正是“聪明药”泛滥成灾的时候，希望监管部门能硬起来，给考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龙敏飞）
　　2. 领导们扫完大街，不妨去网上看看
　　 10:01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陈广江
　　5月14日下午，海口开展了声势浩大的2016年爱国卫生义务劳动，市四套班子领导率全市各级干部职工、驻区军警部队官兵及近万名身着红色帽子和马甲的志愿者一起走进医院、小区、背街小巷，动手清扫卫生。此次活动旨在为海口市民创造良好卫生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考评和创卫技术评估。（5月15日《海口日报》）
　　有时候，正面宣传也会产生“负面效果”。就像这次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带头上街大扫除，网友们几乎众口一词：纯属作秀。领导们可能会感觉困惑甚至委屈：明明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怎么到了网友的眼里就成了“装腔作势”、“矫情作秀”？
　　事实证明，作秀也是一种技术活，高质量的“官场秀”不仅能传播政策、鼓舞干劲、提升氛围，还能传递为政者的亲民情怀；但低质量的“官场秀”，除让人有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之感，很难找到其他亮点。或者说，有些“秀”可以作，但不宜敲锣打鼓地报道。明知道或应知道网友反感什么，还偏偏这样去做，就太不明智了。
　　据报道，当天共有9468人参加，共清除垃圾1170.3吨，清扫面积389705平方米。万人穿“红马甲”扫大街，规模声势浩大，而且还有“细节”：垃圾吨数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一位，清扫面积更精确到了个位数。问题是，这究竟怎么算出来的？难道当天有专人负责给垃圾过秤，并拿着工具测量清扫面积？这样做有何意义？
　　媒体报道出来的这个“细节”经不住推敲，其他“细节”就令人遐想了，比如红马甲有没有花钱、花了多少钱？其实，不难想象，四套班子领导倾巢出动、亲扫大街，各部门会“高度重视”，制定“详细计划”，开车的、拎包的、提水的、摄影的、安保的等“各就各位”…… 这样一场活动下来，花钱多少暂且不说，领导们的确挺累。
　　建议领导们扫完大街，去网上看看、瞧瞧，有时候网友的批评虽然很难听很刺耳，但没有恶意，值得真研究和吸取。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为政者要经常上网看看，近距离了解真实民意。最尴尬的是，领导们自以为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在其他人看来，只是一场心知肚明的戏而已。（陈广江）
　　3. 失踪平台比商家救助更靠谱
　　 09:53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邓海建
　　15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该平台可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及高德地图等移动应用APP，向儿童失踪地周边人群，推送失踪儿童信息。让更多群众从官方获取准确信息，协助公安机关快速侦破拐卖案件，尽快找回失踪儿童。（5月16日 《京华时报》）
　　孩子走丢了，第一时间当然是报警。警方如何在第一时间动员群众、利用专业手段和社会资源找回孩子——这是问题的关键。此前有数据说，每年中国有20万儿童失踪，但失踪儿童找回率仅有0.1%。抛开数字上的纠结不说，孩子走失之所以令人倍感绝望，不仅在于这是家庭的惨痛悲剧，更在于报警后囿于警力等掣肘因素，指望“全城大寻找”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于此而言，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打拐”思维。在孩子走丢后找寻的“黄金时间”，将失踪儿童体貌特征、照片等相关信息通过平台官微等新媒体、高德地图等移动应用，对公众发布，精准推送、有效到达：以儿童丢失地点为圆心，失踪时间1小时以内的，推送半径100公里；失踪2小时以内，推送半径200公里；失踪3小时以内，推送半径300公里；失踪时间超过3小时，推送半径500公里。这可能比有限的亲属寻找、警力寻找更有效。一则，《2015中国互联网产业综述与2016发展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1月，中国手机上网用户数已超过9.05亿，再创新高，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突破366.5兆。如此海量的智能机用户，如果能动员附近“低头族”加入“打拐”行列，起码在人力与信息层面，不至于捉襟见肘。
　　二则，相较于社会打拐的诸多“后遗症”，公安打拐“副作用”为零。2011年，社科院教授@于建嵘 1月25日开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倡导以微博之力解救全国乞讨儿童。此后“随手拍”如火如荼，但也发生很多“误伤”事件。及至2016年4月，链家地产的一条消息在网上热传，该消息指出自5月25日起，链家全国6000家门店将正式成为中国失联儿童守护站，所有门店将张贴守护站标识，方便孩子们求助。各种商业机构跟风式“守护”宣言不断，但，公众更担心的是，此类“有心无力”的救助，会否“不帮忙、只添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安部门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将打拐的专业行动和反拐的群众之力整合起来，也许会成为最有效的应急响应。当然，这对于拐卖儿童等违法犯罪来说，成本抬高、威慑更大。
　　眼下要做的，也许还有两件事：一是赶紧将类似功能整合进手机用户的公共服务类APP。相较于删也删不掉的一大波流氓软件，也许这才是真正需要捆绑安装的基本程序。二是举一反三，将紧急救助、求助等公共职能互联网化，公安部只是开了个头，更多职能部门当有所启迪。
　　这些年，我们看惯了“千里寻儿”、“万里找女”的悲怆。信息零散、资源割据，成为走失儿童回家的重重门槛。有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但愿人人的举手之劳，成为助力公安部门找回孩子的回春之力。（邓海建）
　　4. 酒店卫生为何让人如此闹心
　　 09:55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张　剑
　　近日来北京出差的关先生在网上爆料，称中联鑫华酒店西客站店服务员竟用洁厕液和马桶刷清洗客房用的水壶及茶杯，而前台工作人员面对关先生的质问时竟笑着说“会冲干净的”。15日酒店经理表态称，事发后已辞退涉事的服务员和客房经理，并会对酒店工作人员进行强化培训。（5月16日《北京晨报》）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大多数门户网站在转载这则新闻时都在后面加了一段入住酒店的“温馨提示”，比如“自带七件套，安全又环保”、“水杯、玻璃杯一定要清洗后使用”、“不要轻易使用浴缸”等，而在这则新闻的跟帖里，各路网友更是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呈现了他们过去入住酒店时所遭遇的卫生“奇葩”事。当门户网站的“温馨提示”与网友们的自身经验偶然叠加并引发舆论的一致吐槽时，它其实已经从现实的层面道出了大家对酒店卫生的深层担忧，并表达了他们对监管的强烈不满。
　　洁厕液和马桶刷为什么为被用来清洁水壶及茶杯？酒店卫生又为何让人如此闹心？表面来看，这可能与清洁员的自身素质和服务理念有关，但如果整个行业都将这样的行为默认成一条隐性规则时，我们便要高度重视和有所警惕了。虽然说从理论上看，酒店属于有偿服务业的一种，遵守相应的行业规则、用心为顾客服好务是其基本的行业要求，这无需他人来强调和提醒。而市场经济时代，即便酒店的服务质量差得让人无法接受，顾客也完全可以用脚对其投票，并让这样的服务在优胜劣汰中“自我灭亡”。
　　但理论上的可能在现实的执行中也可能走样。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是酒店的基本职责，这没有什么错，但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又在客观上决定了它可能会为了利益而违背自己的行业道德，并为顾客提供劣质的服务。消费者又不是“全能冠军”，尤其是在酒店是否卫生的判断上，他们基本上都是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来辨别的，比如观察茶杯是否有污渍、地板是否干净、床单是否整洁等，而不是看这些物品上的细菌数量是否超标，事实上他们也无法用肉眼判断，也正基于此，才在客观上滋生了酒店清洁员用洁厕液洗茶杯、用洗脸帕擦拭玻璃、马桶等乱象。
　　当整个行业都没有较强的自律精神从而损害消费者的基本权益时，具有他律作用的监管便理应出面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就当下来看，对酒店业的管理我国虽然有《住宿业卫生规范》、《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宾馆、旅店业卫生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但三个文件均没有关于酒店内细菌检测方面的具体规定，其都模糊表述为“细菌数必须达标”，以至于很多时候监管部门在卫生检查时也基本上是看看酒店的清洁程度，而没有对细菌数量进行有效监督。
　　监管的“缺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酒店卫生乱象可以在外表整洁的掩饰下堂而皇之的进行。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杜绝这些行为的发生，除了酒店自身要加强行业自律外，监管部门也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其不但要在日常的卫生检查中多些深入的行动，比如不定时检测酒店用品的细菌数量和残留物，更要对发现的乱象严加惩处，以儆效尤。事实上，也只有监管发力，有恃无恐的行业乱象才可能在严密的看管中回到正轨，才可能为民众提供优质的服务。（张　剑）
　　5. 热线电话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10:13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龙敏飞
　　政府设立热线电话的宗旨，就是给百姓提供咨询和投诉的渠道，方便百姓办事。这本是便民利民的好事，然而一些地方好事没有办好，让群众很是“搓火”。记者近日在多个时段拨打多地的市长公开电话等政府热线电话，发现不少存在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要么长时间占线，要么拨通后无人接听。在拨打东北某中心城市的市长公开电话时，记者连续拨打100多次无法接通，也没有任何语音提示信息。（5月16日半月谈）
　　对于当下一些政府部门的热线电话，想必很多人都有话可说、有槽可吐。“热线电话”无人接听、长时间占线、是无效号码等新闻层出不穷，即便侥幸接通了，接待员业务不熟、回答问题不全面不负责等现象也层出不穷，这样的“热线电话”，自然是难以让民众满意的。据中国市场学会服务质量专业委员会的暗访调查显示：京津冀环渤海地区317个政府部门的便民服务电话，其服务质量合格率仅为36.9%。这样的现状，便是“热线电话不热”的真实写照。
　　当热线电话“不通”“不热”，所折射出来的，正是政府部门为民服务意识的短板。不可否认，在“互联网+”时代，公众有很多的渠道去反映问题，似乎“电话不通”不是大问题，只要其他渠道通就行。但更大的悲哀则在于，热线电话“不通”只是“官民渠道不通”的一个缩影。比如，你上政府网站反应问题，结果不是碰到僵尸王就是遭遇千遍一律的回复；你直接去政府部门，则很可能遭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境遇。这样的为民服务现状，的确亟待纠正。
　　为何“官民良性互动渠道”会有或这或那的问题呢？一方面，自然是一些公职人员仍然没有公仆的意识，仍然有着“官本位”，觉得自己大小是个官，便缺乏为民服务的动力与意识，再加上管理与制度上的不规范，一些官员不具备为民意识便不足为奇；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政府部门乐于“面子工程”，建立网站也好，开通热线电话也罢，都是看得见的工程，一些官员便乐于去做，但后期的管理与服务，却是长期的，且是“看不见的工程”，一些人自然缺乏必要的耐心。
　　无论是“官本位”的意识，还是热衷于“面子工程”的做法，都是必须纠正的庸常之恶。当然，凡事有果必有因，既然一些官员有这样的意识与行动，就说明当前的制度设置，仍然有改进的空间。比如，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让他们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再比如，将热线电话的维护、民意的反馈等“看不见的工程”也纳入到政绩考核当中去，从根本上对官员的行为进行规范，或是引入群众回访机制等，督促官员们积极作为。
　　简而言之，包括热线电话在内的官民对接渠道，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无论是热线电话，还是政府网站，只有将“以人为本”当成核心思想，才能避免“热线电话不热”、“政府网站变僵尸网站”的尴尬，也才能倒逼出官民互动的良性通道。（龙敏飞）
　　6. 让“低价团”血本无归应成常态
　　 10:02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司马童
　　家住重庆巴南区的廖女士上个月和朋友报了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的一个旅行团，团费只有300多元钱。旅行社方面称，这380元的旅行团团费，不仅包括了机票，还有在云南的吃住行等费用。廖女士以为捡了便宜，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和朋友在旅途中的被导游强制消费超过了10000元，不仅如此，整个旅团还被导游谩骂“没良心”。（5月16日《重庆晨报》）
　　不用猜，不必想，正如看到这则新闻后的许多“事后诸葛亮”们所说，重庆廖女士等人自以为捡便宜报的这个“低价团”，肯定是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超级购物团”——如果没有旅途中的大量购物来作弥补，那推出这种“低价团”的旅行社和导游，肯定是要亏得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了。
　　坊间称之的旅游“低价团”，其业内的叫法是旅游购物团。确如上述事件中的丽江接团导游所言，重庆到云南的非购物团在元左右，这种价位的旅团，即使不买东西，导游也不会说什么；而那种1000元左右甚至1000元以下的旅游团，则肯定是购物团，像寥女士那样几乎“白游白玩”的超低价，更该叫“超级购物团”了。其言下之意已昭然若揭，如此便宜你还真会报团，岂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一看便知的“购物旅游团”，重庆寥女士等人还自以为运气极佳、欣然报名，网络之上、跟帖之中，俨然也是一片“贪小失大”“自作自受”的揶揄嘲讽之辞。而这样的观点看得多了，我却很不以为然。一则作为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市场，原本不应让消费者在选择各种服务时，还要戴着“放大镜”去分析判断其中是否有诈；再者，如果相关的法律法律和监管部门说一不二，整治不合理的陷阱式“低价团”，就应该允许并鼓励公众来假装糊涂地“明知故游”。
　　我们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诚信经济。那么好，既然你旅行社煞有介事地推出了“低价团”，就必须言而有信、说到做到。否则的话，一来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二来也对其他同行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所以有明眼人就说了，这样的猫腻经营若换了在国外出现，看你设局下套的不被罚得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由此而论，听闻个别消费者“不识水深”或者“贪图便宜”而遭坑挨宰之后，人们不是“同仇敌忾”地抨击无良经营者，反倒纷纷取笑其“飞蛾投火”，这种心态和思维岂不怪哉。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要使旅游市场回归风清气正，让那些弄虚作假、强迫购物的“低价团”，时刻面临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理应成为一种管理的常态。而事实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这也等于为消费者的“明知故游”，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换言之，消费者参加了“低价团”后，却绝不接受各种各样的强迫购物，这何尝不是釜底抽薪，有利于根治“低价游”的一种可行之策？
　　培育市场的诚信风气，应当认可消费大众的“你若不仁，我便不义”。所以，驱逐假货无妨鼓励“知假卖假”，而整治屡见不鲜的“低价团”，则未必不能支持消费者的“明知故游”，如果不法经营者敢于刁难或抛弃旅游者，就绝对让其付出更大代价。如此“严管”，何愁不出“奇效”。（司马童）
　　7. 打不通的热线和跑更多的政务服务
　　 10:17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高亚洲
　　有些新闻放在一起看，会更有看头，比如：
　　记者近日在多个时段拨打多地的市长公开电话等政府热线电话，发现不少存在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要么长时间占线，要么拨通后无人接听。在拨打东北某中心城市的市长公开电话时，记者连续拨打100多次无法接通，也没有任何语音提示信息。不少群众向记者反映，用半小时甚至1小时以上才能打通政府公开电话的现象十分普遍。（5月16日半月谈网）
　　而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则刊文批评一些地方的政务服务大厅让公众“多跑白跑闹心跑”——并联式审批、一站式办公，这是许多行政服务中心对自己运行模式的介绍。不过，这种最初希望“变群众跑为干部跑”的思路，却在一些地方成了“变群众跑为群众跑更多”。
　　虽是两则独立的新闻，但却都反映出公共服务“现实与理想”的明显差距。在现代政府构建中，服务型政府被越来越多地强调，而无论是市长热线，还是政务服务大厅，其初衷都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空有热线和一站式之名，却没有服务之实，空耗了更多的资源、浪费纳税人血汗钱不说，政府公信力也会在“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中被严重消解。这不禁让人想起此前屡屡被曝光的僵尸官网、官微，它们无不以电子政务之名兴起，但却在开天窗，或是常年睡大觉的尴尬中，成为让民众生厌的“新事物”。
　　既然打造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价值追求，并且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可，为什么还会出现打不通的热线和让民众跑更多的服务大厅呢？从两者的共通性来讲，缘由可能也是相似的，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将此问题归咎如下：一是由于联动审批导致的协调难度加大；二是工作流程也可能触碰到了一部分人的蛋糕。
　　而针对服务热线打不通的问题，则有论者将其归因如下：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公职人员并未树立为民服务意识，管理不到位，缺乏制度化、规范化要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部门只管公布热线号码，忽视了之后的管理和服务，没有深入研究如何真正通过热线为百姓解决问题。
　　两方面的分析，无疑都是颇有道理的，但显然都是还是浅层次的原因，不然，为什么会因为一些人的蛋糕被触碰，就会让民众越跑越多呢？为什么有关部门不去深入研究“为百姓解决问题”呢？
　　从根本上说，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关键还在于权力逻辑未得到根本上的革新，而所谓的市长热线或是政务服务大厅，只不过是在唯上型的权力结构中，权力主导者积极捧出的一张徒有表面的“成绩单”，却罔顾了原本的初衷。而关于权力的来源，一个被时常提及的常识是，它是由权利让渡而来，其逻辑所应积极指向的改善公共服务，为民众谋福祉。
　　于此而言，要让市长电话真正成为热线，要让政务服务大厅真正让民众少跑，必须改进权力治理结构，让权力在权利面前恪守谦抑，让其角色扮演真正回归到公共服务中来。（高亚洲）
　　8. 鼓励举报食药违法就应清除“障碍”
　　 10:27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陈广江
　　5月15日，在北京工作的24岁小伙阳××表示，去年他实名向食药监管部门举报多家公司在网上销售未取得批准文号的特殊用途化妆品，其中北京的三家公司被查实并已受到处罚，北京食药监局要他到场领奖，拒绝转账。他就此向食药监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日前，食药监总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确认北京市食药监局违反法定程序。（5月16日 澎湃新闻网）
　　看到报道，想举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群众可能心凉半截。举报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实，为领取900元奖励，竟惊动了国家食药监总局，甚至差点闹上法庭，这“代价”太大了。虽然北京市食药监局“败诉”后迅速修订了《奖励办法》，增加了银行转账领奖，但举报人遭遇的尴尬令人深思。
　　领奖方式的“分歧”源自何处？原来，日实施的《北京市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并未规定可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领取奖金。但日实施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明文规定，举报人可提供银行账号，由奖励部门将奖金汇至指定账户。该《奖励办法》是由原国家食药监局、财政部印发的。
　　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北京市食药监局坚持让举报人到场领奖，未按举报人提出的汇款支付这一合理要求支付举报奖金，违反了法定程序。这一点，国家食药监总局在行政复议决定中说得很明白。
　　令人深思的是，本案中，举报人多次表示按照国家层面的《奖励办法》奖金可以银行转账，而北京市食药监局偏偏坚持到场领奖，这难免有“人为设定障碍，打击群众举报的积极性”的嫌疑。上位法规写得明明白白，却固执地坚持下位法规，还闹到了国家食药监总局，何苦呢？
　　相比“人为障碍”，“制度障碍”更可怕。应看到，是先有了国家层面的《奖励办法》，后有了北京市的《奖励办法》，后者是在前者的基层上制定的，那么后者为何在领奖方式这一重要细节上和上位法规产生了“分歧”？能不能转账领奖看似无关紧要的小细节，但恰恰是这种细节折射出相关部门鼓励群众举报的诚意。
　　在重奖食品药品违法线索举报人已成共识的语境下，北京市食药监局的做法令人遗憾。保障大众“舌尖上的安全”，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相关部门就应设身处地地为举报人考虑，尽可能提供方便、安全的服务，使食药违法行为无藏身之地，让群众放心大胆地举报。一方面鼓励举报，一方面障碍重重，岂不有“叶公好龙”之嫌？或者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
　　所以，相比于举报人遭遇的领奖尴尬，事件传递出的可能让人误读的信息更值得警惕。（陈广江）
　　9. 考研并非纵向社会流动唯一渠道
　　 10:44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杨朝清
　　最近一段时间，山西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有一份别样的丰收喜悦在上演——该学院220宿舍的8朵金花全部考上研究生，其中7人考上不同的985院校，1人考取了211院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宿舍”“最牛宿舍”。（5月16日《山西晚报》）
　　近年来，“最牛考研宿舍”不时进入公众视线。在2016年考研录取比例约为29%的背景下，8名室友同时考研成功无疑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通过考研，这八位女生实现了人生突破，也实现了教育层面向上的社会流动——从一所非重点高校考入“985”、“211”高校，意味着她们将来有更多的机会找到一个好工作。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最牛考研宿舍”大都出现在非重点高校；一些大学生早早开始准备考研，甚至将考研当成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战”。而在一些“985”、“211”高校，毕业生的出路更加多元化；这也导致重点高校毕业生考研动力相对偏低、考研率较低。“最牛考研宿舍”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不同高校学生在发展空间上的鲜明反差。
　　在“出身论”、“血统论”的裹挟下，一些用人单位对求职者进行三六九等的人格划分；那些“出身不好”的求职者，要找到好工作往往会面临着更多的障碍与困难。在就业渠道不够多元、不够畅通的格局下，考研成为许多学生“希望的稻草”；而学校为了提升就业率，也会鼓励学生考研，为他们提供种种便利。
　　“最牛考研宿舍”备受关注的背后，隐伏着公众对纵向社会流动的深切期盼。在利益固化、阶层板结的当下，社会流动的藩篱越树越高；通过高考、考研来寻找一种人生突破的可能性，成为许多学子尤其是寒门子弟的的教育梦想。“最牛考研宿舍”满足了公众“教育改变命运”的价值预设，让人们看到了纵向社会流动的光亮。
　　作为一次成功的“逆袭”，“最牛考研宿舍”无疑具有励志色彩。人生是一场长跑，那些在高考中没有取得理想成绩的大学生，依然可以通过“奋斗的青春”来获取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可是，对于非重点高校的大学生来说，保研“问出身”也好，考研竞争激烈也罢，能够考研成功的依然是少数人。
　　我们在看到少数成功个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些普通、平凡的个体。对于毕业生而言，考研并非唯一的道路；即使不考研，毕业生依然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让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让大学生的出路更加多元化，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切，离不开发展观念的转变、价值排序的更新和人文关怀的提振。只有让教育更加公平、让就业更加公平，毕业生才会有更广阔的选择空间。（杨朝清）
　　10. “怪用户自己”的网速能有多快？
　　 09:5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司马童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日”。日前，广东省消委会发布“广东省电信消费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针对运营商的电信服务投诉在服务类投诉中排位第一，但处于相对垄断地位的电信行业缺乏提升行业服务水平的内在动力，导致不能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服务需要。据了解，电信收费不经同意、流量计算不透明以及网速太慢都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但消费者的诉求往往得不到服务提供方的重视。（5月17日《新快报》）
　　电信消费用户众多，经营垄断屡遭吐槽。5月15日，已是三大电信运营商公布“提速降费”方案一周年。连日来，“运营商称去年‘提速降费’让利逾400亿，用户月省2.6元”的消息引发舆论热议：一边是运营商大晒“超额完成任务”的成绩单，一边却是各地用户纷纷表示“没感觉”。或许，这种情绪反差存在“人心节节高”的因素，但我更想不吐不快的是，一个遇事总爱说“怪用户自己”的服务者，岂能赢得发自内心的普遍好感？
　　广东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广东省消委会开展电信消费专题调查后，梳理了消费者反映突出的17个具体问题，向三大运营商进行约谈质询。但是，除了少数方面，运营商的回复不能令消委会满意，有的甚至“没有正面答复，有避重就轻、回避问题之嫌”。比如，消费者普遍反映宽带网速不快，运营商认为主要是消费者硬件、设备、上网的习惯不好所致；消费者反映流量消费提醒不到位、不及时，部分运营商则归咎于消费者手机软件屏蔽、信号不好等原因。对于消委会的约谈质询都如此敷衍，某些电信运营商在面对用户具体要求时的服务与作为，也就可想而知了。
　　应该说，经常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我国的电信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准等，都较过去有了明显而长足的进步。但实话实说，电信行业相对垄断的经营格局，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项需求庞大消费服务的同步“升级”。一个十分直接的感受是，比起三家电信运营商天花乱坠的宣传促销，其诚信服务的种种方面，都还存在着令人诟病的不实甚至作假之处。拿宽带不“宽”的网速欠快来说，既然你认为可能跟消费者的硬件设备与上网习惯等有关，那么何不推出“精准服务”，把“怪用户自己”变为“由我来帮忙”、“为您来解忧”？否则，一味只是推诿塞责地自说自话，莫说公众缺好感，甚至也不断销蚀了相互之间最需要的信任。
　　“怪用户自己”的网速能有啥好感。一些消费者对电信服务的吐槽和点差，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对网速不快的“暗箱”之感；其他方面，诸如擅自开通增值项目、流量收费不够透明等等，同样经常催生其“多花了冤枉钱”的狐疑和猜测。而电信运营商轻轻松松地回之一句“怪用户自己”，则非但无助于廓清疑虑、消除误会，往往反会让人愈加觉得“垄断大佬”的趾高气扬、不可理喻。换言之，没有将心比心，何来以诚待诚，更遑论“你说让利就让利”的实惠感受了。
　　若服务不透明，则互信也难建。除了运营商对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以及相关部门对各项电信增值业务收费的严格监管，笔者很是认同广东省消委会作出的建议：通信管理部门要加强研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流量计费统一标准，同时加强流量计费监督，引入第三方监管,健全流量计费系统设备检查机制。的确，宽带也好，流量也罢，关键还在摒弃暗箱、透明可示。不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广大消费者就算想给好感，恐也难以说服自己。（司马童）
　　11. 未成年人保护与荣誉赋予不应对立
　　 09:5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堂吉伟德
　　每当江苏句容的农民江志根出现在村里，总会有乡邻跑过来问：“荣誉证书办下来了吗？”早几年，江志根会昂起头，一脸自信地说：“快了，快了！”而现在，当再听到这个问题时，他往往沉默，兀自低头赶路。日，江志根时年12岁的独子江伟华在村里一个水塘中，为了救出落水的伙伴，不幸溺亡。当地公安机关认定江伟华的行为属见义勇为，但因其“实施见义勇为行为时尚属少年儿童”，因此对其“仅进行抚恤奖励，不另发荣誉证书”。（5月17日《新京报》）
　　16年不懈的努力，一个为父者的良苦用意，在其心中死去儿子的荣誉高于一切。没有一个“见义勇为”的荣誉证书，其行为就无法获得“见义勇为”的官方肯定。因为只有一纸证书，才能让孩子的行为得到升华，也才能让其行为而得到推崇。一个名份之重，其实也一个人的价值之重，唯有读懂当事人的良苦用心，那么才会为其16载的付出而给予理解与宽容，也才能真正走进一个失独父亲的内心，对其作换位式的触及。
　　未成年人是否应当赋予荣誉证书，如果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当然应当坚持“不鼓励、不提倡”，但并不意味着，这个原则要以不赋予荣誉证书作为前提，否则就背离了见义勇为的初衷，同时也是对当事人家庭的一种伤害，并成为情感的难以承受之重。一者，不提倡不鼓励，并不代表当其有见义勇为的实质要求，那么就以此为由而拒之于千里之外。“两不”原则是一条保护式的倡导，是基于没有实施见义勇为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所说，若是一个未成年人，在特定的时候采取了应急的方式，比如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救下了更年轻的伙伴，或者挽救了更大的经济损失，那么其行为就应当被界定为“见义勇为”并被授予荣誉称号。
　　二者，出于对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对于已经发生并是事实上的见义勇为行为，都应赋予行为给予安慰。必须肯定的是，见义勇为荣誉证书，不仅是对当事人的官方承认和肯定，并具有榜样示范的作用，更具有情感慰藉的功能，而且后者必要性更为迫切。尤其是对于失独老人们来说，一纸荣誉证书，可以让他们内心更好过，也更容易纾解心中的痛苦。
　　三者，见义勇为应考虑“既往”这一基本事实。客观说，从当年大张旗鼓宣传和鼓励赖宁式的见义勇为，到如今的不提倡不鼓励，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不过，16年前的见义勇为认定，与今天的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处于16年的当事人家人，显然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如果法律有“不溯及既往”原则，那么对未成年人的荣誉认定，同样应虑及这种客观因素，否则的所谓的“保护”也会成为伤害。
　　四者，见义勇为的认定，应当考虑到其他地方的通行做法。目前，在是否给未成年人发放见义勇为荣誉证书上，全国各地执行的标准并不统一，各省之间差异很大，有认定的也有拒绝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考虑到全省的标准统一问题，省际存在差异还有情可愿，若是一省之内都两套标准，那么显然令人难以接受。
　　包括很多律师认为，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行为作出肯定表态，可能会造成效仿，最终不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很显然，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说法，其实未成年人保护与荣誉赋予不应对立，赋予其名分也并不意味着就是鼓励，其还有情感安慰的作用，只是在发放之时对外给予特别说明则可。现在网络和资讯如此发达，证书的功能也完全可以细分化，给已死的见义勇为者一个名分，亦是对证书的外延式挖掘。（堂吉伟德）
　　12. “乡村医生招不到本科生”背后的爱与痛
　　 09:57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杨朝清
　　“即使在富裕的苏州农村，也缺医生3000人，按照学校每年培养300人，还要培养10年。”日前，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吕俊峰在一次研讨会上抛出了一个问题。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科技教育处处长孙宁生介绍，基层卫生所需要大量本科生，本科生却不愿意下基层。（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在社会流动不断加速的当下，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农村，也存在缺少“好医生”、吸引不来本科生的尬尴局面。苏州农村尚且如此，其他经济欠发达、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乡村医生的结构性短缺就更为突出。乡村医生供求关系的失衡，不可避免会影响老百姓求医问药的品质。
　　不同的医疗机构，在就业市场的生存生态存在着鲜明反差。求职者对大中城市的医院趋之如骛，对县级医院差强人意，乡镇医院几乎就没有求职者愿意去。说到底，就业也是一种社会分层，不仅影响着求职者的薪酬待遇、发展空间，也关乎他们的社会评价。那些集聚着较多优质资源和机会的城市，显然有助于求职者实现人生突破和向上的社会流动；乡村医生的短缺，从本质上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现。
　　只不过，求医问药作为老百姓一种刚性需求，显然不能任由“乡村医生荒”蔓延。在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乡村医生完善了医疗体系的社会网络；乡村医生的价值坚守，让老百姓低成本、高效率地找到了求医问药的出口。
　　在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的当下，迫切需要建立长久有效的乡村医疗体系。“乡村医生招不到本科生”，让乡村医疗缺乏品质保障。一方面，学医成本高、医疗环境恶化、医生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度下降，导致青年人学医意愿下降；另一方面，学医的年轻人“人往高处走”，导致在职场金字塔处于底端位置的乡村医生乏人问津。
　　伴随着社会变迁，乡村医生从昔日的社会精英沦为某种意义上的无能者和失败者。在传统社会，乡村医生和农民相比，不仅有更高的收入，也有更好的声望；在现代社会，乡村医生不仅在收入上优势不再，在社会评价上也“缩水”甚至遭遇了污名化。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双重缺失，让乡村医生缺乏职业吸引力和竞争力，难以招揽到本科生甚至研究生。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医生不能成为被忽略、被漠视的边缘群体。不论是提升乡村医生待遇，还是促进医生在城乡之间的岗位流动，抑或给予乡村医生更多的社会认同，只有理解乡村医生的爱与痛，尊重和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乡村医生招不到本科生”的难题才会得到破解。（杨朝清）
　　13. “挖螺大赛被取消”只是舆论的胜利
　　 09:58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龙敏飞
　　近日，某微信公号发布了一则“中国规模最大的挖螺大赛”的报名消息，消息中称7月初将在广西北海金海湾红树林生态旅游景区举办“中国规模最大的挖螺大赛”，并申报了上海基尼斯纪录。另有消息指出，报名者已达“近万人”。随后，此活动遭遇环保组织的质疑，称将对生态区的底栖动物产生危害。16日，记者从活动主办方处获悉，他们“顺应民意”，决定停办“挖螺大赛”，将安排其他民俗活动代替。（5月17日《北京青年报》）
　　“中国规模最大的挖螺大赛”活动，是一个很功利的活动，因为活动尚未开始，主办方便表示，将申请吉尼斯纪录。当然，申请吉尼斯纪录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万人“挖螺大赛”的举办，参赛者可以“捡贝壳、挖海螺、抓螃蟹、掘沙虫”，前三名还有现金以及礼品的诱惑，参与者也必将竭尽所能，这样的话，将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生态区的底栖动物产生危害。这样的活动，显然是应该被拒绝的。
　　“保护环境”的常识，早已深入人心，但一些人的做法，却并没有完全符合这样的基本原则。比如此次的“挖螺大赛”。如今，在环保组织与社会人士的质疑下，“挖螺大赛”的举办方表示，该活动停办，将安排其他民俗活动来代替。这样的做法，符合公众的期待。对此，不少人表示，这是环保的胜利，也是环保理念的一种普及，希望在未来，因为活动会伤害环境保护而被停办的事情，不再是新闻，而应是常态。
　　但很显然，这样的分析过于乐观了。此事上最大的争议其实是环保，但主办方的表态却并非如此，其表示“他们顺应民意，决定停办挖螺大赛”，是“顺应民意”而不是“顺应环保需求”，这样的回应是耐人寻味的。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挖螺大赛被取消”不是环保的胜利，因为自始至终，“环保”都没有处于核心位置；反而像是舆论的胜利，因为“民意汹涌”，所以主办方不敢违背，最终决定取消。
　　对“挖螺大赛被取消”这样的事情来说，是环保的胜利，还是舆论的胜利，其实是两码事。是环保的胜利，则会形成示范效应，下次再有什么活动伤害到环保事业，则可能被扼杀于萌芽阶段；但是舆论的胜利则不然，即便下次有什么活动伤害到环保事业，一旦没有引发舆论热议，也可能继续举办，只有再次引发舆论热议时，其才可能被停办。也就是说，“挖螺大赛被取消”是舆论的胜利只是治标之策，是环保的胜利才是治本之策。
　　因而，“挖螺大赛被取消”不是审视此事的终点，只有让此事从舆论的胜利上升到环保的胜利才是。要做到这，一方面，自然是加大宣传力度，让“保护环境”成为社会共识；另一方面，则是政府部门也要主动作为，对于没有备案的活动一律取消，并对举办方加以处罚，而对前来备案的活动，也应进行“环保性评估”，看其是否会破坏环境，严守不能破坏环境的底线。唯此，才是环保事业的福音。（龙敏飞）
　　14. 评价“劳动教育”，不能总是基于经验主义
　　 09:58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然 玉
　　“我们送孩子上学，为的是学知识，不是去洗厕所的。”近日，福州晋安区站北外口小学的家长向媒体反映，学校安排学生扫厕所，他认为不妥，应由保洁人员来打扫。然而，也有不少家长对学校这一规定表示支持。家长林先生就表示，这样的劳动强度并不大，也有助于提升孩子的卫生意识。对此，校方回应，此举是为锻炼学生的劳动能力，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习惯。（5月17日《海峡都市报》）
　　针对“小学生扫厕所”，各方的评价可谓大相径庭。有人将之视作“身心摧残”大加怒斥，也有人把它看成是劳动教育并深以为然。这两种极端迥异的观点，所体现的仍然是不同教育观的碰撞。一方强调保护与呵护，另一方则提倡磨砺和锻炼，而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总能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精准的平衡。每每遇到此类事件，学校和家长们总是祭出各种说辞来阐述见解，而作为最直接的当事人，学生们的内心诉求和真实想法，反倒成为了被忽视的对象。
　　又一次，学生们的遭遇，成为了大人们借题发挥、唇枪舌战的素材。在此事中，亲历者现身说法的部分，简直微不足道。尽管有学生表示，“厕所扫一次吐一次”，可是却无太多人注意到这一细节。大家似乎更喜欢想当然地空谈，更喜欢用大词和大道理说教。而原本，在谈论这一切之前，我们本应充分评估“扫厕所”对学生产生的现实影响才是——这种评估，理应是基于心理学等学科的专业评估，理应是一种精准的、可量化的评估。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学校总是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展开教育，家长们总是从主观认知出发来评价学校的教育。或许可以说，这仍是一种粗糙的、随意的、非科学化的教育逻辑。无论学校抑或家长，都没有从学生立场出发来看待问题，也缺乏一系列必要的风险评估和后果把控机制。谁也说不清楚，让学生扫厕所，是否合乎特定年龄段的承受能力？又会产生何种影响？毕竟，基于经验主义的主观判断，往往并不意味着真实的情况。
　　学校教育，乃是一个施加综合影响的过程。让学生扫厕所当然能锻炼其劳动能力，但是除此以外呢？从科学角度说，该举动很可能让相关学生身心反感并留下心理阴影。但遗憾的是，诸如此类的合理担忧，往往会被不少人视作矫情的溺爱。当主张“苦修和服从”的思想如此之深地影响了学校教育，那套关于权利和后果的提醒，很可能被矮化成是过度的敏感与袒护……一谈及教育，很少有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说理。
　　让学生扫厕所是否恰当？对此，谁也不能给出权威的答案。但至少，让我们超越现成的意见执念，以理性、中立的专业视角，来重新系统评估此事才好。（然 玉）
　　15. 实行官邸制时机成熟期待开花结果
　　 09:58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盛 翔
　　5月16日在北京发布的《行政改革蓝皮书：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No.5（2016）》指出，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在反“四风”、转作风中抓紧相关条例的起草和制度构建，做好顶层设计，在不动产登记制等基础制度的基础上，抓紧建立官邸制，并自上而下实施。
　　所谓官邸制，就是由国家为重要官员在任期内提供住房的一种制度。它的核心是，官员只有任期内的房屋使用权，不享有任何产权，卸任后就必须搬出退还。三年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探索实行官邸制”。自那时起，这一制度已经被纳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计划。此番《行政改革蓝皮书》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官邸制时机已成熟”，让人不由期待能够尽快看到具体的探索行动。
　　当下，领导干部违规建房、“以权谋房”已经成为腐败新形式。一个领导干部到某地任职，地方大都为其准备好了“住所”，这个“住所”往往就成了其个人资产。调离后多数不退，实际上为永久占用，还可留给后代。这样公私不分的住房制度，无疑是对公共资产的一种侵占。由于房子市场价值不菲，此类打马虎眼的侵占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而且引发了公众不满，给公共财政增加了额外负担。
　　实行官邸制是通行的国际惯例，公家的住房与私人的私产，不可混沌不清。国外实践表明，官邸制可有效制约住房腐败，防止官员侵占公房。相比之下，我们当下的官员住房体制固化，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导致公共财政负担沉重和公房资源浪费严重。某种意义上，我们建立官邸制，时机从来就是成熟的，因为在我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实行的就是官邸制。
　　既是国际惯例，又是历史惯例，蓝皮书中仅0.6%的受访者，认为“时机不成熟，阻力来自所有公务员”，充分说明改革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实行官邸制肯定会有阻力，那些已经无偿获得公房的既得利益者，不会心甘情愿交出多占的住房；特别是考虑到历史上形成的离退休后仍住公房的干部，改革会有很大难度。要改革，必须先有顶层制度设计，最好是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实行官邸制的范围、对象、房源以及时间表。
　　从国外经验看，官邸制一般仅限于各层级的高级公务员。因为兴建专门的官邸是需要成本的，要防止官邸制反而成为再度新建楼堂馆所的借口。为此，应该明确官邸房源的来源，以新建作为例外。在此之前，有必要按照三中全会“不准多处占用住房和办公用房，不准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和生活用房”的要求，对领导干部的现有住房进行全面清理，限期清退多占住房，逾期不退严肃处理。与此同时，推进干部住房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官邸制是反腐走向规范化制度化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有效约束权力杜绝公私界限不清、权力使用不明的重要手段。实行官邸制的时机既然已经成熟，眼下需要的因此只是决心和行动，使之开花结果。（盛 翔）
　　16. “贵到哭晕”还想去，这就是迪士尼
　　 09:58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陈广江
　　备受中外瞩目的上海迪士尼内部测试启动一周多来收获大量网友好评，不过最近也有一些帖子在微博微信上热转，一是吐槽上海迪士尼小笼包“天价”，还因此上了“热搜榜”；二是“各地第一批体验上海迪士尼的人，都已哭晕回不来了。”迪士尼究竟是贵到“天价”，还是合理定价？（5月17日新华网）
　　一边是好评如潮，一边是“贵到哭晕”，这并不奇怪。俗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既然要去迪士尼，就要遵循市场的商业逻辑，为这种美妙体验和文化品牌埋单，你情我愿、愿买愿卖而已。在旅游供给侧改革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贵到哭晕”还想去，这恰恰是迪士尼的价值所在。
　　在舆论市场中，凡是“为穷人说话”的观点往往会引发强烈反响，于是有了20多个省市游客“哭晕在迪士尼”。迪士尼真的贵吗？据称，小笼包6元一只，汉堡包80元一只，一家三口一日游最低2600元，二日游最低6000元……对工薪阶层来说，近乎割肉。但话说回来，迪士尼既不是大自然的馈赠，又不是老祖宗的遗产，而是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能不贵吗？
　　只要明码标价、不强制消费，贵不贵都是正常的，没人强迫你消费。如果说矫情地吐槽迪士尼“天价”还代表一种大众消费期待的话，指责迪士尼“杀鸡取卵”就杞人忧天了。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企业不会傻到拒绝消费者的程度。既然“贵到哭晕”，还有这么多人哭喊着要去，迪士尼能便宜下来么？
　　上海官方调查显示，希望去游玩的消费者呈现大龄化、大众化、大型化三个特点，且收入越低去迪士尼游玩热情越高。低收入者渴望奢华旅游消费，自然会感觉贵。但应看到，作为商业乐园，迪士尼不可能确保所有社会群体都能消费得起。“贵到哭晕”还想去，这正说明像迪士尼这样的高品质旅游服务太少了。因为少，所以贵，所以吐槽。
　　不过别担心，市场是公平的，迪士尼不会不考虑游客的“用脚投票”。迪士尼方面说了，定价机制既借鉴了全球行业经验，也考虑到了中国市场需求，并将听取游客意见。如果迪士尼拒绝了广大消费者，自然会有更多“后来者”来填补空白。只要有市场，就会有资本涌入，届时根本不必担心上海迪士尼“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上海迪士尼是中国现代服务业提升能级的一个试验区，也是中国旅游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鲜活实例，其价值和意义在于先行先试，代表未来方向。作为“旅游+文化+体验”的文化消费，主题公园旅游近年来快速崛起，已步入黄金时代。市场无限大，各路资本正磨刀霍霍，价格到底是贵是贱最终还是由市场和消费者说了算。（陈广江）
　　17. 什么样的提速降费才是有诚意的
　　 09:41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高亚洲
　　记者1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三大运营商日前公布了2016年提速降费工作计划，我国通信资费今年将继续下降，网速和网络覆盖将持续提升。（5月18日《贵州商报》）
　　时间无言，如此这般，路依然远。时间倒回到一年前，日，三大电信运营商齐齐推出提速降费的方案，在当时看来，可谓诚意满满。一年之后，当三大运营商自信满满地交于“超额完成任务”的成绩单时，消费者却对此并不领情——没感觉。
　　一边是“让利逾400亿,用户月省2.6元”，另一边却是轻飘飘的“没感觉”，此中违和到底何来呢？细细想来，可能也并不奇怪，三大运营商着实是让利了，但是，在如此大基数的消费群体面前，难免会稀释得“没感觉”，再者说来，随着网速的提高，用户的流量消费也会相应增加，即便单位费用降低，但总体费用增加了，也会影响“降费”的消费体验。
　　无论如何，在总理两次督办下的“提速降费”，都是值得欢迎的。如今，面对消费者的“不买账”，三大运营商该委屈吗？据悉，针对用户反应的提速降费“没感觉”，三大运营商均在5月17日电信日前夕公布了新一轮提速降费方案。在提速方面，均表示将加快4G网络建设和光网建设。在降费方面，将通过多种形式继续降费。
　　能在消费者的“不买账”中，公布新一轮的提速降费方案，从内容来看，三大运营商此次显然表现出了更大的诚意，那么，一年之后，它们又会否收获诚意点赞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提速降费才是有诚意的呢？
　　对消费者来说，最有诚意的想象，莫过于费用越低越好，速度越快越好。当然，这终究是美好的想象，在消费者与运营商之间，即便要虑及电信服务的公益性，最深刻的依然是生产-消费的商业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上的商业关系。
　　应该说，所谓有诚意的提速降费，并不能局限于“提了多少速，降了多少的“恩赐”，而是在这种关系调整中，能看到现代商业逻辑的主导价值。换句话说，一是消费者与电信服务提供商都要处于对等的关系中；二是提供商在公平、公开、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信息服务。一个颠扑不破的规律是，如何收费，它只应关联着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等市场要素。
　　由此再来观照三大运营商的提速降费，让利逾400亿，让用户月省2.6元，是在充分竞争下的结果吗？所谓超额完成任务，完成的到底是行政任务还是市场任务呢？当强制搭售、高价套餐魑魅未除，新一轮的方案中，到底有多少蕴含着市场逻辑呢？
　　于此而言，提速降费从根本上说，只是电信服务市场一次角色的厘清，让作为生产者的电信运营商恪守市场规制，在公开、平等中实现消费者权益的回归。所谓获得感，它应体现在看得见的消费者权利细节中，比如看得见的网速、能感知的独享、看得懂的账目以及真实的话语权。
　　如此，方是有诚意的提速降费。（高亚洲）
　　18. 预算执行就应“打酱油钱不能买醋”
　　 09:43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舒圣祥
　　审计署日前发布公告称，由于缺乏系统盘活，有些单位和项目的部分财政资金长期趴在账上，未能发挥资金效益。其中，审计发现有94.28亿元专项资金未及时安排使用发挥效益，1.41亿元专项资金统筹后仍未及时使用。审计署当前对任何地方或单位以“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等为借口拒不整合财政资金的，正坚决查处、坚决曝光，坚决推进改革、促进整合，以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5月18日新华网）
　　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虽然主旋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传统需求侧刺激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特别是过去屡试不爽的政府投资拉动，所以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提高绩效”。在此背景下，居然还有很多钱长期趴在账上花不出去，不能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这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审计署表态“坚决查处，坚决曝光”，目的不外乎要“盘活存量”。
　　从“盘活存量”的角度看，资金趴在账上花不出去显然有问题：要么这笔钱本来不该给却给了，要么这笔钱本来就没地方可花，要么当初要这笔钱是巧立名目，要么情况发生变化钱实在花不掉……这些年每到年底，“突击花钱”都会成为公共话题，相比有些钱长期趴在账上，其实更严重的问题应该是，有些钱被毫无效率地花掉了。基于此，要求“盘活存量”，也一定要防止与“提高绩效”的初衷相悖。
　　我们熟悉一个词，叫做“专款专用”。预算安排这笔钱是用来做什么的，那么执行的时候就只能用来干这个，要不然就是资金挪用。基于这样的常识，转过头再来看受到抨击的“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新说法，不免觉得有些奇怪。打酱油的钱，不是本来就只能用来打酱油么？如果地方政府随随便便就能把打酱油的钱用来买醋，那还谈何严格预算执行呢？不是编个名目骗来钱，就可以自己随便花了么？
　　财政资金长期趴在账上，问题不是出在使用环节的“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而是出在预算编制环节的不科学与预算审批环节的软约束。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财政资金长期趴在账上的结果，只能说明当初预算给钱给错了，没把钱给到更需用钱的地方，反而使之用于睡大觉。这背后，不得不让人想到诸如“跑部钱进”、“审批经济”之类的话题。解决之道在于限制权力，在于把权力关进笼子，在于强化预算硬约束；可是，要求地方把打酱油的钱用来买醋，走的似乎却是背道而驰的扩权路子。
　　财政资金长期趴在账上，不仅是预算给钱不合理的问题，同时也是没有纠错机制的问题。打酱油明明不需要那么多钱，冗余的钱长期闲置，为什么不能事后及时纠错呢？与其强令作为预算执行者的地方政府部门，自行将打酱油闲置的钱拿来买醋，为什么不能由相关部门收回沉睡的资金，然后再做统一安排？要知道，打酱油的钱，不仅可以用来买醋，可能还有更高效更急需的花钱领域，“盘活存量”固然重要，“提高绩效”更重要，目的不在于把闲置资金花出去，而是要高效地不浪费地花出去。
　　某种意义上，“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不是资金闲置的症结所在，却是严格预算执行的应有之义。如果打酱油的钱随随便便就能拿来买醋，看似解决了资金闲置的问题，势必又会新增资金浪费的问题——闲置的钱至少还是钱，浪费掉的钱可就不是钱了。（舒圣祥）
　　19. 高端打假不能靠“江湖自治”
　　 09:45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邓海建
　　5月18日，阿里巴巴集团就IACC暂停其会员资格一事发表声明称，有没有IACC，打假都在进行。“现在阿里一年打掉的假货，比线下各种打假活动三十年打掉的总和还多。”阿里巴巴首席治理官郑俊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假画、假酒、假宝玉等假货，自古以来就有，阿里要结束数千年来“人盯人”打假的模式，通过“四维打假”推动知识产权保护。（5月18日法制日报）
　　电商被IACC加持算不算“形象工程”？这其实是个伪命题。道理很简单，就算古驰等不逼着平台打假，“买一次坑一次”的消费者迟早会用脚，逼着阿里清理门户去。这是市场最粗放的自然法则，如果非要加点“道德血液”渲染一下，就是个很时髦的企业社会责任话题。企业但凡想做大，无论你用不用“诛心论”揣测，它在品牌与形象上，就有天然的保护力与保护欲。明白这层意思，就理解了“有没有IACC，打假都在进行”的宣示。
　　我们自然没必要为阿里的打假行动背书，但在中国电商领域，不得不说的是，其打假是“真打”还是“假打”，确实与消费市场与消费体验息息相关。在阿里与IACC的爱恨情仇中，其实提供的另一个公共课题更值得关注：在高端奢侈品市场，电商打假靠“满腔热血”够不够？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须要正视一组不太体面的数据：根据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局的报告，假货贸易占全球进口贸易的2.5%，价值的高达五千亿欧元。美国、意大利和法国品牌是仿造的主要对象。报告显示2011年到2013年，中国制造了全球63.2%的假货，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这其实说明两个问题：在假货问题上，“世界”对中国难免有所积怨；而在打假这回事上，线上也好，线下也罢，面对如此海量的假货，仅靠平台是捉襟见肘的。
　　这是一个悖论：阿里在打假上，肯定是有瑕疵的；但如何改变国际大牌的“傲慢与偏见”，仅靠“苦练内功”显然又是不够的。这就不能不提到两个背景：一是技术去原罪化，二是打假国家化。有关第一点，不妨说个小故事：上世纪70年代，美国环球影视城起诉日本索尼，原因是索尼的录像机使消费者可以很方便地录制电视节目，这极大影响了权利人的利益。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法院以微弱多数判决索尼胜诉。试想，若判决反过来，估计录像机就不会铺天盖地在家庭出现了。由此可见，从趋势上看，技术及科技的发展，确实让侵权变得更容易，但这本身不是技术与科技的问题，权利人永远才是打假的第一责任人。
　　至于打假国家化之责，这不是阿里的“打假国家队”能代偿的。来自阿里的数据说，比如“迪拜假LV案”，通过品牌人举报，特战队配合多地警方，打掉了制售假团伙，查货6万余件假货。但问题是，其他奢侈品品牌不愿配合咋办？应对造假的国际化，打假的国际合作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国际反腐合作机制，建立国际合作打假机制——平台负责线索，行业负责规则，机构负责打假，品牌负责善后。一句话，高端打假不能靠“江湖自治”来解决。
　　打假多纠结，假货就有多猖狂。电商构建的“线上追踪”“线下定位”“权利人共建”“24小时全年无休”的四维打假模式，终究是有限天地的“尽力而为”，而真正意义上的打假，必是公权在先、全民参与的大戏。（邓海建）
　　20. 长大未成人：现象型药方未必管用
　　 09:4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文 峰
　　昨日，一段央视的调查视频爆红网络。视频讲述的是：4月23日，山西绛县15岁少年张超凡疑因没钱买饮料，被多名同学殴打长达四小时后，心肺破裂小脑受损死亡，棍子被打成几截。其中一名打人者几天前还和张超凡一起去春游，但下手时却是最狠的。面对记者镜头，张超凡母亲哭诉：“你说你们是孩子，你怎么能忍心把他打死……”
　　令人更加齿冷的是，记者采访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却碰了一鼻子灰。涉事学校大门紧闭，校领导处于“失联状态”。当地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你是外地人，你不懂绛县的事情！”之后，便挂断了电话。显然，在有些人眼里，一个孩子的生命和对事件的反思整改，没有学校和城市的形象重要。有人屁股决定脑袋，在失职之后，又把舆情当敌情。
　　而稍加梳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几年，校园暴力走到舆论场的中央已不是一两次。但发生致死的欺凌事件还真不多。这种致死事件一旦出现，往往给人的感受是复杂的，气愤、后怕、揪心、不可思议会交织在一起。
　　事实上，从舆情来看，如何阻止这种暴力，我们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比如，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关注校园暴力，尽快出台反校园暴力法。有教育学家也指出，要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努力。
　　可在笔者看来，在相关讨论中，很多人开出的药方是现象型的。这种现象合并了暴力这个同类项，去掉了个体事件的差异性。这样的现象型药方放到个体校园欺凌事件上，可能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效果。比如，有人提议，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应提前，这就是从现象层面去开药方。可是，提前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就一定能制止这样的暴力吗？看看现实，有多少成年人知法犯法。
　　现象型药方固然需要，也值得研究，但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尺度。如果只从宏观上去解决孩子成长的问题，那一定会事倍功半。我认为，校园欺凌更多应该以心理问题的视角看待。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和家庭一直关注的是孩子的分，并未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所以，现在一连串的校园欺凌事件出现后，我们会把它们串连成现象，感到惊讶。而治疗心理问题就必须对每个涉暴孩子区别对待。
　　举一个例子， 张超凡被打时，网吧里有张超凡的同学，但他们没去劝架，也没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长，而是保持了沉默。有人说那些孩子拒绝说出真相，是因为怕挨打。这方面的原因也许有，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可能有些孩子不是怕挨打，而是怕被边缘化，怕以后脱群。这其实是孩子的一种心理状态。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女王的教室》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有关孩子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人要读书；其二是如何培养孩子长大成人，应对现实生活。剧中的主演真矢老师也谈及校园欺凌问题，她给出的答案是让孩子体会换位思考，让孩子认识到，谁都没有权力给予他人苦难、痛楚、悲伤。可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4+2+1”的家庭结构形式，已经使得孩子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逻辑，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代孩子，小时候摔一跤，父母和爷爷奶奶为了哄他们，都会去拍地板，当着他们的面怪地板。
　　幸好，孩子的可塑性很强，这意味着对他们的思维纠偏工作只要方法得当，他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变形记。校园暴力虽然是个现象，但解决问题应该点对点。时下，中小学一般都有心理咨询室，但是其中很多都是虚置的，并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此外，涉及校园暴力的孩子往往存在家庭问题。在应对家庭暴力方面，我们的社区民警干预机制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如果这两个层面做好了，就可以产生点对点的作用。它的效果比出台反校园暴力法等现象型药方更有效。（文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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