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游戏标签&&&休闲
挖地小子为无敌版，金钱能量氧气都无限对于包裹的管理可以参考，在包裹里可以拖拽鼠
旅行穿越被法术迷惑的世界，匹配璀璨的宝石，去恢复这片土地昔日的辉煌。通过无数幻
《欢乐小精灵》经典的街机游戏,自带的模拟器为WinKawaks.安装之后运行桌面快捷方式
《真真急炮》是一款经典的街机游戏，自带的模拟器为mame32k.安装之后运行桌面快捷方
《小精灵：救赎》游戏是一款休闲游戏。meeshoo制作发行的一款过关类独立游戏。画面
《艾菲：魔法球》游戏是HeroCraft开发的一款类似祖玛的益智消除游戏，但这个是对战
《变态人生大冒险》游戏这是岛国民间自制的一款flash冒险小游戏，操作无非就是跳来
《电器大作战》是一款休闲益智的小游戏，在游戏中，你扮演一个小女孩，通过右边不断
与其他塔防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摆放炮塔，然后消灭一波又一波的僵尸即可，熟悉塔防
《正义力量：超级英雄U》游戏是一款以冒险RPG为主题的休闲游戏，游戏采用欧美漫画风
这是一款真正的3D视野的俄罗斯方块，相对于传统的俄罗斯方块这个3D版的操作要难得多
《赞美歌冠军赛》是一款音乐类休闲游戏。游戏里共有40多首歌曲，以及20首作为特别福
《照明》(Lume)采用了真实的卡纸布景，Lume带给我们一种和其他游戏完全不同的清新感
《徐徐大作战》没有什么大牌的制作人，也没有什么华丽的画面，一切都显得那么的平淡
《伐木工模拟2013》游戏是一款由UIGEntertainment发行的模拟经营游戏《伐木工模拟20
扫一扫二维码进入好特网手机版本！熊孩子成热点 如何让孩子养成规则意识_新浪教育_新浪网
熊孩子成热点 如何让孩子养成规则意识
　　有一类这样的孩子：他们有着极大的好奇心和破坏力，无厘头的要求往往弄得你不耐烦乃至抓狂，网友称他们为“熊孩子”。这几天，“熊孩子”的话题成为网络热点。
　　网友“@90爱牛奶”5月29日发帖自述，邻居家“熊孩子”总爱乱翻自己电脑，他就想狠招故意整治了孩子，孩子妈妈得知后网上愤怒声讨。有关“熊孩子”的争议，在新浪微博，截至6月3日12时，共有1584万网友参与讨论。
　　“熊孩子”出没，烦死人！
　　@临水照花cc：邻居家“熊孩子”鞋也不换就冲进我家，操起个大瓢到鱼缸里乱搅，理直气壮地说要捞鱼，然后一瓢水加鱼直接泼到木地板上，家长只是看着笑。
　　@高达控之熊：我一朋友一天回家，发现十多年前收藏的模型都成了碎片！一问才知道是亲戚的“熊孩子”偷偷进了他房间，孩子的母亲居然还说孩子小不懂事，他都这么大了还玩玩具不成样子，不如给孩子玩。汗！
　　@逗熊玩的大叔：去超市买瓶水，把钱放柜台上等老板找钱，一位母亲带着儿子进来遛弯，小孩直接拿起柜台上的钱就跑，妇女反倒在那儿笑。真的很无语！
　　@喂喂喂哇哇哇：之前和朋友一起吃饭，隔壁桌的小男娃过来掀朋友的裙子，我俩直接辶耍⒆勇杪杈顾邓液⒆泳拖不断迫巳棺樱故强湓薜目谄Ｕ媸瞧孑猓
　　家长任其自然
　　孩子就无法无天
　　@MISS淘淘：这种“熊孩子”真的都是家长惯出来的，而绝大部分惯孩子的家长，从来都不会觉得这是娇惯孩子，是周围人缺乏爱心、吹毛求疵、故意找茬。这不是溺爱，是赤裸裸的不作为！
　　@黑黑熊猫人：孩子的性格脾气行为都是需要爸妈从小教育的，孩子并没有无理取闹的理由，家长任其自然，孩子就无法无天！
　　@深海糖：孩子最需要的是父母的教育。孩子出现反常时，父母长期忽略、无视，甚至溺爱娇惯，会导致孩子无法自己控制和处理好极端情绪。
　　@碌碌无为香小姐：孩子过度活泼对别人造成困扰是家长的责任，纵容孩子是家长的错误，解决问题的正确渠道应该是及时和孩子家长沟通，让其看管好孩子而不是采取恶劣手段给孩子造成伤害。
　　@moon-hee-jun：我们这个社会应多点正能量的事，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给“熊孩子”一点、哪怕半点缓冲时间和空间，他们会渐渐变好的！会懂得感恩，会懂得关爱……一切都会懂得！
　　专家支招
　　要培养孩子从小养成规则意识
　　针对网友热议的这一话题，郑州12355青少年维权及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袁林方6月3日接受焦点网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孩子天生是一样的，孩子调皮主要是因为家长缺乏引导和监管，因此不要轻易给孩子贴上“熊孩子”的标签。
　　他说，父母管理孩子要有标准和原则，让孩子从小就培养规则意识和社会功能意识。有些家长缺乏这方面的引导和监督，导致孩子做事无原则，惹人讨厌，自己也不知道咋办，甚至无能力去管。建议这些家长给孩子做微量元素检测，看孩子是否有生理缺陷，或者检查孩子是否在心理上有人格缺陷，然后对症进行纠正和治疗。另外，如果这样的孩子给您带来了不便，要及时进行制止，并及时提醒家长进行引导，如果家长不予配合，可以委婉拒绝他们继续停留。孩子是无辜的，千万不要采取极端举动，以免给他们带来伤害。 (记者 贺心群)
&&& 更多信息请访问：
　　特别说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不断调整与变化，新浪网所提供的所有考试信息仅供参考，敬请考生以权威部门公布的正式信息为准。
电话：010-&&|&&&&|&&
教育部直属
你所在省市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option value="年
本科提前批
请用微博账号，推荐效果更好！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
不支持Flash大河上下_参考网
陈启文引 子遥想一条万里巨川的诞生，那该是一个庄严而浩大的仪式，自然也是天地造化。但黄河到底是怎样诞生的，又是一个让人类费尽猜测的千古之谜。这一谜团近年来已被中国地理学家揭开了，并且向世人再现了在地球造山运动中大地重新塑形和黄河逐渐形成的过程。科学的阐释过于深奥，这里我尽可能把它转化为简明扼要的常识。第一阶段（距今约320万年至300万年前），在黄河形成之前，青藏高原及甘肃一带为海拔千米以下的“准平原”，广布发达的流向不同的内流水系，这是孕育黄河的子宫。当时的华北平原还是古海洋，一直漫延到今三门峡一带；第二阶段（距今约247万年前），随着青藏高原持续上升隆起，海拔高度超过两千米，山地起伏增大，纷乱的内流水系逐渐在洼地形成新的湖泊，此时黄河尚处于最初的孕育中；第三阶段（距今约160万年前），这是地质构造的巨变期，青藏高原在一次猛烈的抬升运动中，致使其他板块边缘发生皱褶状断裂，形成黄河生成区的阶梯状地貌。最好是去兰州九州台实地察看，那儿离黄河母亲并不太远。那是一座典型的黄土峁阶地，一听名字就能猜测这又是一处与大禹有关的风景。传说大禹导河积石，曾登临此台眺望黄河水情，察看四周地形，并在台上将天下分为九州。按《说文解字》的解释，“水中可居曰州”，从字面上看，“州”字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从此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一座黄土峁阶地因为一次命名，从此被置于华夏文明的核心。隔河相望，是与之相对的皋兰山，既是对峙，也是呼应。皋兰山比九州台还高出六十多米（海拔2129米），由此形成两山夹长河的峡谷地貌。这黄土中的陡崖、陡边坡及沟谷两岸直立的深切峡谷，见证了一条大河以缓慢而持久的冲刷穿越黄土坡的过程，而据地质学家勘测，皋兰山北坡仍在隆升，这足以证明让黄河诞生的造山运动还未停止。一直以来，九州台被地理学家认为是黄河最高阶地，但最近，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的学者又在九州台一带新发现一级比九州台还要高一百米的台地（阶地），这为黄河的生成演变史找到了最有力的地质根据。一方面，经对这片台地的古地磁探测，可以确定黄河生成年代为距今约160万年前；另一方面，它又一次再现了黄河生成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些阶梯状地貌的出现，才让一条大河呼之欲出，原来广泛分布的古湖泊，还有纷纭散乱的高山流水，才终于遇到了一个知音——黄河。它们造就了黄河，黄河也成全了它们，一条百川交集、万溪汇聚的大河，就在千山万水中诞生了。最初的黄河远没有今天这样漫长，它还将不断地延伸自己的生命，一边是在流水的冲刷下切作用下，产生溯源侵蚀效应，使源头不断向上延长；一边是裹挟着黄土高原的滚滚泥沙在下游淤积，填海造陆，造就了一个幅员辽阔、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又在自己造就的大陆上向越来越远的苍茫大海延伸。这是天地造化的良性循环：先是青藏高原的抬升造就了黄河，而黄河和黄土高原又造就了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又造就了中华民族。追溯黄河流域最古老的文明，又有一个惊世发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山西芮城西侯度村一片高出黄河河面约170米的阶地上，发掘出了距今已有180万年的古人类遗址，这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遗存，比此前发现的元谋猿人还早约十万年。这一发现让世人在震惊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惊呼，华夏文明的第一缕圣火竟然在如此遥远的岁月就在黄河岸边点燃了！然而，这一发现既佐证了黄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却也颠覆了我此前的历史叙述：黄河生成年代为距今约160万年前，黄河流域的人类史至少还比它早二十万年，这应当如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只能说，那时黄河还没有完全形成，很可能还是一段一段分隔开的自然段落，而西侯度的古人类恰好就在秦晋高原的这一个自然段落里繁衍生息。对这一猜测，有地理学家从地质学及卫星图上分析推断，并加以验证——如今分隔在黄河两岸的秦晋高原，原本就是浑然一体的黄土高原，在黄河奔腾不息的冲刷下才形成了一条又宽又深的河谷。如果我们遵从上述的历史推断，那么人类与黄河的历史关系将被颠覆，这些在黄河诞生之前就已出现的人类，毫无疑问是黄河生成演变史的见证者。然而人类又一直没有看清这条历史长河的来龙去脉，面对这条在岁月中哗哗流过的河流，人类亘古以来一直在不绝地追问，黄河到底从哪儿来？这遥远岁月深处发出的追问，一下把人类历史激活了。那亘古的追问，一如现代人对宇宙的追问，在距离人类非常遥远的时空中，在无尽的岁月中，人们对那神秘的大河之源充满了无尽的猜测和想象。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大河、世界第五大长河。这是一个早已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却也未必百分之百的正确。这里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说法为准，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的约古宗列盆地，由此向东，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九个省区，在山东省垦利县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包括内流区在内79.5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总人口约1.07亿”。从河长、流域面积和流域内总人口看，黄河在中国江河中名列第二，但衡量一条河的大小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更实在的指标——水量，一般以“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来表述，以下一律简称为水量或年径流量。当我开始涉足黄河时，许多谙熟黄河天性的人就一再提醒我，“黄河是一条河情特殊、极其复杂难治的河流”，其不同于其他江河的显著特点，第一就是“水少沙多，水沙异源”。那么黄河水有多少？沙有多少？历史上，黄河年径流量曾经位居全国第四（661亿立方米），而黄委根据1956年至2000年系列水文数据重新核算，黄河年径流量为535亿立方米（一说为580亿立方米）。无论哪种说法，在中国七大江河中仅高于海河和辽河，屈居第五，一条长江的水量就超过了十七条黄河，一条珠江的水量也超过了五条黄河。而作为中国第二大河，黄河水量还不如长江的一条支流。湘人王闿运曾出此狂言：“大江东去，不过湘水余波而已。”若将大江置换为大河，王闿运倒也未打诳语。这里就以黄河与湘江相比：湘江年径流量为791.6亿立方米，而湘江干流全长八百余公里，约相当于黄河的七分之一，流域面积九万余平方公里，约相当于黄河的九分之一。又据2014年的统计数据，湘江流域人口约四千万，还不到黄河流域人口的四成，而湘江水量却是黄河的1.36倍。透过一连串的枯燥数据，可以直接得出一个枯燥的答案，黄河的干涸缺水或水资源危机，几乎是它与生俱来的宿命和大限，但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要以如此有限的水量浇灌近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北方大地、泽被数以亿计的苍生。且不说黄河年年喊渴，近年来连水量充沛的湘江也是如饥似渴，黄河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而她流经的西北、华北和中东部平原，大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越是缺水，就越需要水，越是干渴，人类就越是充满了对水的渴望。
那么黄河又有多少沙？黄河的含沙量和输沙量均居世界大江大河之冠，多年平均输沙量约十六亿吨，为长江的三倍、湘江的近一百五十倍。这就是黄河的又一个灾难性的命运。我总是下意识地把黄河称为一条泥沙俱下的大河，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唐人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其实早已揭示了黄河“水沙异源”的秘密，简而言之，黄河之水来自青海，大浪淘沙来自黄土高原。更准确地说，黄河总水量的六成来自兰州以上，黄河九成以上的沙量则来自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至河南省三门峡区间，在这一区间内，黄河流经世界上黄土覆盖面积最大的高原，一条母亲河，仿佛在黄土高原重新经历了一次分娩，从此继承了黄土高原的姓氏。黄河姓黄，黄土高原的黄。若没有黄土高原，黄河是没有姓氏的，她的名字就是甲骨文中一个简单的象形文字：河。换句话说，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有黄河，她可能是另外一条河。一个假设还可以继续推演：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有华北平原，从塑造黄土高原到冲积出华北平原，是黄河最伟大的创造，而没有黄河，也许就没有中华民族。黄河，黄土，黄种人，还有被我们尊为五帝之首的黄帝，有着一脉相承的神秘基因。其实也不神秘，一个黄皮肤的民族就是黄河与黄土高原共同孕育的，这让我们的生命与血液里有着浓烈的黄颜色的染色体。惟其如此，我们才自称炎黄子孙。黄土高原被喻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它又何尝不是怀孕生育的神奇子宫？中华民族又是典型的大河民族，古老而漫长的黄河就像一条蛰伏在地而未升天的蟠龙，这就是一个大河民族的龙脉与图腾，也是我们的血脉与命脉。惟其如此，我们都自称龙的传人。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北宋覆没，黄土高原的核心区一直是中国的心腹之地，也是魂之所系。黄河是一条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轴线，黄河文明在中华文化源流上一直占有主流的尊荣，享有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如《汉书·沟洫志》所谓：“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江、河、淮、济），而黄河为宗。”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一大半篇幅是由万里黄河抒写和渲染出来的。曾有学者指出，“黄河孕育的文明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同恶劣气候和洪水泛滥的斗争，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但是，在历史演变、社会机制、政治组织等方面，也因此而走了一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纯粹东方式的道路”就是被黄河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强大的国家意志，就难以抵御这万里巨川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黄河的灾害又绝不止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灾难，黄河安危和社稷安危有着生死攸关的内在联系，历来为国家的心腹之患。从传说中的大禹父子治水开始，无论是治水失败的历史罪人，还是功成名就的治水英雄，无不为黄河殚精竭虑。鲧采取不断筑高堤防的办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是堵，河流越是堵得慌，最终酿成堤倒水决、淹死黎民无数的惨祸，这也是从水利到水害的一次利害急转。鲧不是第一个失败者，更不是最后一个，从鲧在羽山堵口到汉武帝在瓠子堵口，人类以反复的失败验证了一个治水的绝对真理：绝对的堵，是绝对堵不住的，你堵得再死，河流也得自寻出路，而当一条河流自寻出路时，往往就是人类的绝路。大禹治水的一个上策便是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他用一把天授神斧将一道道堵塞河道的山石劈成峡谷，最终将洪水流畅地导入大海。这不但使他成为了一个大河民族的治水英雄，也让他成为了主宰天下的三皇五帝之一，治水治河与治国安邦就这样高度统一在这个上古圣王的身上。追溯一条大河的治理史，自古至今，一直在争辩、反思与追问中推进，而争论的焦点与症结其实就是两个字：堵与疏。堵与疏并非截然对立，在对立中也有统一。事实上，人类治水，从来就是堵与疏并用，互相倚赖，不可或缺。如郑国渠以凿山为疏、筑渠是堵，水到而渠成，没有水自然不成。中国古人并不缺少综合治水的智慧，除了堵与疏，还有第三种策略，保。所谓保，就是水土保持。从治水三策看，中国人是堵得最多，疏得较少，保得最差、最失败。一部中国水利史，几乎就是一部河防史。黄河上游的荒漠化，尤其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绝对不能完全归咎于气候与自然原因，更多的还是人类对生态植被的破坏。历史上，黄土高原原本有茂密的森林，而自战国以来，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及不断改进，农耕文明的进步和自然生态走向了背道而驰的方向，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被人类大规模垦荒，原始森林遭到了人类的大规模砍伐，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水土流失，加之黄河的侵蚀卷走大量的土壤，那曾经被森林植被覆盖的高原演变成了赤裸贫瘠、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天雨黄土、昼夜昏霾”的史载，这是对沙尘暴最逼真的描述。而后来所谓的太平盛世，由于人口剧增，更是掀起了毁林开荒的高潮。这是一种恶性循坏，逐水而生的人类，因水而萌生和繁衍了农耕文明，而人类大规模的垦荒影响了水土的自然状态，一旦洪水淹没粮田，就成了人间万劫不复的灾难。中国的许多河流，每一次疯狂的泛滥，几乎都是被人类逼迫的结果，它们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面对洪水的泛滥，人们除了把堤坝拼命筑高，再就是俯身向河神祈求，祈求有一种比河流更强大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镇压它们。几乎每一条河边，都有镇水塔或镇水铁犀。但河流是镇不住的，尤其是黄河这种一旦发起怒来就特别暴戾、狂野、任性的大河，既极其复杂难治又变幻莫测，让人防不胜防。自有史载以来，在两千五百多年间，黄河决口一千六百余次、改道二十六次，“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如同一个千年难解的魔咒。每一次黄河决口改道，必将给下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会给下游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也让一条悬河成为了一个高悬于人间的巨大悬念，牵动着治天下者的每一根神经，关乎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生死存亡。走向她，是自然而然的。她仰卧于象形的波涛之上，世界一片安详。阳光穿过真实的尘埃，像大河一样苍黄。随着我灰色的影子渐渐接近，眼前泛出了一阵一阵的水光，迷濛之感随之而来，我擦了擦眼镜上的一层灰尘，才看清一个母亲的形象。尽管我憧憬已久，但还是未曾预料，黄河母亲的形象会被人类塑造得如此年轻饱满，这和我想象中的白发苍苍的慈母形象有着太大的反差。以天空、大河和逶迤起伏的山峦为背景，一个长发如水的女子，一个敞开了胸怀的母亲，就这样坦荡着自己，一副对人类毫无防范的姿态，随着那像波浪一样起伏的身体曲线，那丰腴而光洁的双腿泛着湿润的光泽，让我在刹那间感到了一种冲动和抑制不住的情思。一个光溜溜的婴孩，依偎在母亲怀里，这样一个天真而又活泼的黄河之子的自我意象，也让我走向母亲河的压抑和沉重一下减轻了许多。母亲眼含微笑、甚至有些羞涩地看着她的儿子，那长久的凝望，只有以同样的凝望才能理喻，理喻那疼爱中隐含的忧伤。
一个母亲忧伤的眼神让我麻木已久的灵魂瞬间苏醒。黄河，母亲！这不是一个矫情的比喻，在凝视她的那一刻，你会下意识地觉得，你和一个母亲、一条大河有了血脉与命脉的联系和心领神会的默契。在这里，无论是谁，只要看见她，就会不由自主地走向她。来自四面八方的陌路人，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又有了一个团聚的机会，围聚在母亲身边。我心里十分清楚，这只是黄河上游的一尊雕塑，一块石头，不是大理石，而是花岗岩，据说就是这黄河底下的花岗岩。这让我对一个母亲的形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如果不以深刻的方式，谁又能在这顽石身上慢慢刻画出一个母亲的形象？那基座上的波浪纹和鱼纹图案，是源自比仰韶文化更古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图案，而最早开始塑造它的，就是黄河上游的先民们，其中也许就有我们的祖先。无论你现在栖身何处，也无论你是喝哪条河水长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都无法割裂同黄河的联系，我们生命中的染色体都是黄的。看见她，你会不知不觉地弯下腰，低下头，一种儿女面对母亲的姿态，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完成了，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完成的。看见她，你就能真正看见一条大河了。第一章 玛多，一个人的记忆端详着眼前这个像高原岩土般质朴的汉子，我最关注的不是他为何能成为劳模，而是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在环境的极限状态下如何生存。这个人骨子里要有多么顽强的韧劲，才能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里长久地坚守？才能忍受那漫长乏味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三十多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当我脱口问出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他黢黑的脸孔下意识地一抖，又难得地一笑：“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度过的，你要问我是怎么活过来的。”——采访手记1如果你要去黄河源头，这是你无法绕开的一个地方——玛多。在并不遥远的过去，一个人走到这里，仿佛走到了世界的尽头。若再往黄河上游走，便是一派苍凉肃杀的无人区景象。黄河从源头流到这儿，河水才映现出那荒凉河谷中颤抖的身影。颤抖源于流水的波动，也是由于那些走得离黄河最近的人正在一阵一阵颤抖。如果说玛多给我留下了什么记忆，我只能说，这是一个让我一阵一阵颤抖的地方，一个让我头疼欲裂的地方。我实在不甘心用“恶劣”甚至“十分恶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里的自然环境，但对于人类，这儿又的确是生存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玛多是青海省乃至全国海拔最高的县境，平均海拔四千五百米。在这里别提春夏秋冬，一年只有冷暖两季。除了短暂的夏天，一年里八个月都是冰天雪地，国庆节刚过，院子里的井水就开始结冰。冷，可以冷到人类生存的极限，最低达零下四十八摄氏度。暖呢，我来这里时，节气已入伏，离大暑也很近了，太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然而在北半球热死人的酷暑季节，这里早晚还冷得要穿毛衣。我在县城玛查里留宿的那个风雨交加之夜，终于体验到了什么是高寒缺氧，每一次呼吸都牵扯得神经一阵阵疼痛，冷得连棉被也裹不住瑟瑟发抖的身子骨……这就是我用短暂的一天一夜体验到的玛多，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如果一个人将要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来体验这一切，那又该是怎样铭心蚀骨的记忆？在这如人间绝域的地方，又是什么在如此深深地吸引他？如果说神秘的黄河源让我充满了无穷的想象，一个人的内心也许比黄河源更神秘。他有些迟缓、蹒跚地挪动着脚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长期在高原上生活的人，焦黑的脸色，青紫的嘴唇，这模样绝对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倒仿佛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我忽然有些疑惑，这就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人吗？他看了我一眼，脸上似乎带着和我一样的疑惑。落座，喝茶，抽烟，每一个细节都进行得非常缓慢又有条不紊，而那双关节突出的手，就像特写一样瞩目。透过这样一个身影，我遥想那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那是1977年，黄河水利学校又有一批应届生就要毕业了，将要分赴大河上下。这所始建于1929年的学校，被誉为黄河技术干部的摇篮。在莘莘学子中，一个叫谢会贵的学生，从不显山露水，一心埋头于学业，然而在毕业前夕，却干出了一桩轰动校园的事情，他向学校递交了一份决心书，“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大河上下最艰苦的地方在哪儿？黄河人都知道——玛多。有人说，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是水利，水利行业最艰苦的地方在黄河，黄河上最艰苦的工作是水文，水文最艰苦的是上游，上游最艰苦的地方在源区，源区最艰苦的地方在玛多。那年谢会贵刚刚二十岁。我也曾想过，二十岁，弱冠之年，还是个连胡子都没有长黑的毛头小子呢，他递出那份决心书，兴许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吧，又或许是他对玛多有多么艰苦还不大了解吧？但要说谢会贵不了解玛多，又有点说不过去。他是青海省贵南县人，那儿也属黄河源区，离玛多并不遥远，玛多是个啥地方，他从小应该听说过的。而他的家乡在黄河源区是海拔最低点，在龙羊峡至共和盆地一带。说来，谢会贵一个农家子弟，是黄河改变了他的命运。由于修建龙羊峡水库，他们家乡成了库区，被迁移到了“天下黄河贵德清”的贵德县，那可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而为了妥善安置库区移民就业，政府又将一部分符合条件的移民子弟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到黄河水利学校。谢会贵属于“老三届"的最后一批，1975年高中毕业，原本打算回乡务农了，却遇上这样一个机遇。对于他，这本是一次如鲤鱼跳龙门般的人生飞跃，却因为谢会贵自己的选择，又跌入了一个人间绝域。凡到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海拔三千米以下是一个世界，越过海拔三千米是另一个世界，越过海拔四千米又是一个世界，也就是所谓生命禁区了。然而，过了三十多年后，这个早已逾天命的黄河汉子，对自己弱冠之年的选择依然不悔，他的想法，远比我的描述要简单得多，“青海是我的家乡，我自己都不去，谁还会去呢？”这一去又有多远呢？如果以今天的时速，一条青康公路（214国道）在五六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我从西宁送到黄河源头的第一座县城——玛多县县政府所在地玛查里。在当年，这条路还是一条在高山深壑、悬崖绝壁间往复穿插的砂石路，加之高原冻土层的沉降起伏，更有风云莫测的天气变化，一旦山洪暴发、大雪封山，路就断了。而谢会贵要去的玛多，人烟稀少，车也非常少，大多是搭乘去玉树州方向的过路车。谢会贵在西宁等了八天八夜，才终于等到了一班路过玛多的汽车，又在路上走了四天四夜，才抵达玛多。那辆一路颠簸、风尘仆仆的汽车把这个小伙子吐出来，就像吐掉了一粒枣核。在这空旷得令人绝望的高原上，他真觉得自己就像一粒枣核，突然被抛弃在一个来路不明的地方。过了好一会儿，小伙子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里，这其实是高原反应，脑子缺氧，转得也慢了。但哪怕浑浑噩噩，一眼也能看穿整个县城，一条灰扑扑的土街，两旁散落着几十栋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在街道转弯处便是这座县城最高、最显眼的标志性建筑——一座两层的电影院。整个县城才一千多人口，除了县直机关的干部职工、家属和驻军，九成以上都是清一色的藏民。小伙子忽然想到了远在中原古都开封的母校，这县城里所有的人口加在一起，一幢四五层的教学楼就可全部装下了。如果你在这里想问个路，几乎没有人能听得懂。这些藏胞对汉人很友善，可在那年月，还极少有汉人来这里，由于交流太少，汉藏之间语言不通，微笑与手势，就是人间最好的语言。
小伙子就是在一个藏族大爷的手势指引下，走到了当年县城最偏远的地方，也是离黄河最近的地方——玛多水文站。这里将成为他走出校园后的第一个归宿，对于短暂的人生，这将是他最漫长的一个归宿。黄河有多长，水文就有多长。这是黄河水文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还应该加上一句，水文有多长，他们走过来的路就有多长。在人生记忆里，最难忘的也许就是那些个第一。是的，这里有太多的第一，这里是黄河源头最上游的一个水文站，人称万里黄河第一站。不用说，这是青海省乃至全国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水文站。追溯历史，青海省水文事业以1951年首设西宁等五个水文站为开端，作为黄河源头最重要的水文站之一，玛多于1955年6月建站，这在黄河水文史上可谓破天荒。那可真是破天荒啊，尽管新中国成立五六年了，在这荒凉河谷里还有嗜血的野兽与流窜的匪徒神出鬼没。一场惨案在建站不久之后就发生了。那是日清晨，白茫茫的大雪几乎覆盖了天地之间的界线。这样的冰天雪地，是极少有人外出的，但有两个人却必须在早晨八点钟准时出门，他们是玛多水文站建站之初的两位职工。他俩都不是玛多本地人，一个叫李创姓，时年二十五岁，甘肃永登县人，一个叫王际元，时年二十四岁，山东寿张县人。那时玛多水文站还在小县城最偏远的黄河沿，两个年轻人扛着沉重的测量仪器和破冰的钢钎，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跋涉，一人肩上还背着一支七九式步枪——这家伙，是晚清训练新军时从西欧引进中国的，和三八式一样，属于比较典型的手动步枪。那个年代的水文人竟要背着枪测流，可想而知那时候这里有多么荒僻和凶险。从水文站到观测断面有五六里地，在这种连站着也要拼命喘气的地方，他们却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路，每走一步还要在深陷的大雪里用力拔脚。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看见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一切只是人们后来的猜想。哪怕是猜想，也让我突然之间胸口闷塞，如同窒息一般的难受。我知道，这两个年轻的生命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此时他们还一无所知。他们此刻是不是也有着不祥的预感，感觉正在迫近一个深渊？然而他们没有停下脚步。当他们走到测流的断面，一定已疲倦至极。在稍做准备后，两人便开始打冰测流。那沉重的凿冰声一如既往，仿佛要使劲打破天地间可怕的沉寂。一阵枪声猝然响起，王际元连喊一声也来不及，就连同手中紧攥着的钢钎一起倒下了。后来人们才发现，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胸，穿透了这颗年轻的心脏。几乎在同时，另一颗子弹也击中了李创姓的胸部。他倒下后，还在白雪覆盖的冰河上往前艰难地爬行了十几米。一伙从山沟里冲出的匪徒追上来，在他身上连刺了几刀。没有人听见枪声。两具倒在黄河源头的遗体，在那个不为人知的世界，一直静静地卧在一条冰河之上，而冰川之下，静水深流。直到两天后，他们才被人发现。我在时隔六十多年后描述的情景，是人们根据他们倒下的位置和姿势猜想的。那渗进冰雪的鲜血像色泽鲜艳、质地莹润、生长极缓慢而不可再生的红珊瑚。匪徒残杀这两位水文人，看似有些偶然和极端，背后却有着意味更为深长的必然性。这些离黄河最近的水文人，在和平年代干的是最危险的事。每当暴风骤雨降临之际，普通人的第一个条件反射是找个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他们的第一个条件反射却是在第一时间测出准确的水文数据。预警机制和抗洪抢险的预案，都是靠他们提供的数据作为决策的依据。我不想用坚如磐石来形容他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个人的生命都非常脆弱。河流往往是最危险的雷击区，但他们必须长时间在电闪雷鸣中测流。那随时都会夺走生命的惊涛骇浪，别说一个人，连一条船都可以席卷而去。但无论怎样险恶，黄河水文人从未退缩。在玛多这个被两位水文人的鲜血染红的河谷里，早出晚归测流的水文人依然是一旦出现就再也不会消失的身影。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命中注定将要成为这河谷中的一个身影，一个最长久的身影。如果说这就是命运，那也是他自己选择的命运。尽管在来之前，谢会贵对玛多艰苦的环境已经有十足的心理准备，然而，对于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娃，玛多的现实还是与他的想象反差太大。最强烈的反差不是一个县城的大小，而是他将要开始的生活——每天都要过的日子。那时候玛多县城没有电，连煤油灯也没有，从生火做饭到煨热自己的身体，只能靠烧牛粪。把生米煮成熟饭，原本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在这里却成了天下第一难。别说煮饭炒菜，连水也烧不开。看着那沸腾的开水，最多也不过七八十度。从吃第一碗夹生饭，到喝第一碗温吞水，谢会贵就这样开始了他漫漫无期的高原人生。对于来这里的每个人，高原反应比生活反差来得更加强烈。谢会贵没有忘记他在玛多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这也是他将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要度过的所有的夜晚。在那冷得让人瑟瑟发抖的寒夜，一间房里生一个小火炉就是世间唯一的温暖。每个人在睡前都会将炉子烧得通红，但哪怕烤得脸颊和胸膛滚烫，背脊还是一阵阵发凉。相隔一米来远，你就感觉不到这火炉的暖意了。那时候大家睡的是床板，铺的是毛毡和羊皮褥子，但往被褥里一钻，还是像钻进了一个冰窟窿。好不容易把被褥焐热了，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又被从窗缝里、门缝里钻进来的寒风冻醒了。那门窗在睡前明明闩紧了，却还是被狂风吹得吱吱嘎嘎的，偶尔发出哐当一声闷响，像是被吹开的木门撞到了墙上，又像是有什么东西打在了墙上。在这不可名状的恐惧中，隐隐还能听到狼群在荒原上传来的低沉的嚎叫。这一夜不知醒过来多少回，或是冻醒了，或是惊醒了，或是被一口气给憋醒了，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醒来，那身体贴着褥子，都像一层冰似的冻结在床板上。这也是我在玛多亲身体验过的。所谓高寒缺氧，除了高寒，还有更难以忍受的缺氧。这里空气的含氧量只有平原上的百分之四十，头痛欲裂，心慌胸闷，恶心呕吐，这样说还只挨着皮毛，那种难受劲实在难以形容，躺在床上，身上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压得你没有气力呼吸，还得拼了命似的爬一座高山，那种喘息，喘得你连舌头都要吐出来。这时候，每个人都会被折磨得直后悔，我就后悔过，实在不该来这个鬼地方，活受罪呀。谢会贵后悔了吗？我看了看眼前这个一脸黢黑的汉子，他没说出一个悔字，却发出一声叹息：“唉，有时候突然很想家，难以克制地想家！”
这其实也是一种高原反应，更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独与寂寞，但对于当年的这个小伙子，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那时候他不是没有想过，如果让他回家当一个农民，至少能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等到结婚成家，就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寻常的日子，虽说平庸，却也是人间最常态、最质朴的一种温暖。他脑子里萌生出的这种很单纯的想法，全被老站长看在眼里了。在这里熬过了漫长岁月的老站长，看着这个身子还有些单薄的小伙子，也在打心眼里为他着想。谢会贵犹犹豫豫的还没有开口，老站长就主动提出让他回家去住些日子。难道老站长就一点也不担心，小伙子这一走，恐怕就再也不会回来了？老站长心里似乎比谁都清楚，一个人勉强留在这里，留得了十天半月、一年半载，留不了他的一生。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有在这里熬过一生的准备。谢会贵没有让老站长失望，他回家待了不到二十天，又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了水文站大门口。老站长信心十足地看了他一眼，笑着说：“小谢子，回来了？有人说你这一走就不会回来了，我还打赌呢，说你一定会回来！”这半开玩笑的话，让腼腆的谢会贵有些脸红，他低声说：“我是自愿到玛多来的，我不能打退堂鼓，绝不能当逃兵……”或许是刚刚经历长途奔波，小伙子的声音显得有些低沉疲倦，但老站长一听，心里似乎更有数了。如果说谢会贵在毕业分配时递交了一份决心书，多少还夹杂着一个年轻人心血来潮般的豪言壮语的话，此时谢会贵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在阅人阅世的老站长耳朵里，都是过了脑子的，是前思后想之后从心底里吐出的实诚话。这让老站长有了一个笃定的判断，小伙子一定会在玛多留下来，他这次回来，比上一次似乎多了点什么，骨子里多了一股初来乍到时没有的韧劲儿……2那股骨子里的韧劲，是很多水文人能够在世界的某个偏僻角落里一生坚守的漫长诠释。人们可以在瞬间爆发出巨大的热情、惊人的能量，甚至是舍身赴死的英勇，而如生命一样漫长的坚守，往往比短时间的爆发更能考验一个人的顽强意志与耐力。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别说熬过二三十年，连两三天也受不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大河上下奔波，在荒凉河谷中见得最多的就是水文人。哪怕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感觉到他们的日子是如此单调乏味。用谢会贵的话说，他们每天要干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看水。但要真正干起来，却又非常不简单，量水位、测水量、报水情，他们是为江河把脉的人。水文站，一般外人是严禁入内的，我得到水利部、黄委会的特别许可，才有幸探访了大河上下数十个水文站。在水文站值班室的墙上，都无一例外地贴着一张图，红色的格子上用铅笔细细地画着三条曲线。如果没有水文人解释，我根本看不懂。这是水位流量关系曲线图，一条曲线代表年流速，一条曲线代表一年来河流的断面面积，而用流速乘以监测到的断面面积，就得出一年的流量。每一条曲线由365个点构成，每个点代表一天测得的数据，每一个数据都要经过初作、初校、复核三道严格的程序。这看似简单的一张图纸，用水文人的话说，是“一天一个点，一年一条线”，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凝聚着水文一线职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心血。每天早上八点，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水文人必须准时出门，定时巡测。我已经反复描述过玛多的严寒，这里每年有八个多月都要烤火，一年四季离不开火炉。哪怕在大暑天，玛多的早晨也寒冷刺骨。出门前，他们先要穿好皮大衣、毡靴，戴上口罩、皮帽，扎好围巾，然后戴上烤热的皮手套。但早上出门时他们从不洗脸，因为脸上一沾水，出门后就结成一层冰壳子了。他们只能用烤热的双手使劲揉搓冰冷的脸颊——这就跟猫儿洗脸一样——他们也爱开玩笑，时常拿自己取乐。一出门就骑上自行车，一路猛蹬，潮湿的浓雾在死气沉沉的河谷里弥漫着，雾中隐约透出水文人暗淡的身影。骑了一半路，一双手差不多就冻僵了。到了断面，俯身一看，黄河跟明镜儿似的，立马就照出了玛多水文人真实的面孔，那眉毛、口罩、帽檐儿上都结了白花花的一层霜。黄河流到玛多黄河桥下，从源头那不过一米左右宽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宽约七十米的大河，在黄河源区没有比这更大的河流了。每次测流之前，水文人便开始摩拳擦掌——他们的存在让我对中国式成语有了更接近本义的理解，这绝不是什么“精神振奋、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必须先把冻得麻木了的双手摩擦发热，让每一个关节都能灵活运转，还得使劲蹬跺冻僵了的双脚，以此来获得生命的热量。只有这样，才能投入一天的工作。在当时，所有设备都是最原始的，测流断面，没有测量车，只有一种笨重的捆绑式测流工具——在一根铁制悬杆上绑上测量仪器。水文人把那家伙叫铅鱼，还真像，只是比鱼重得多，一根几米甚至十几米长的铁悬杆加上铅鱼的重量，两个人使劲才能抬起来。但玛多站人手少，谢会贵也就只能一个顶俩了。捆绑好悬杆和铅鱼，等他直起身来，油污已沾了一身。操控铅鱼是最费劲也是最危险的，这也是谢会贵干得最多、最长久的一个岗位。随着他不紧不慢地操控探入水流的铅鱼，此时的黄河就像受到了神灵的控制，铅鱼的动静牵动着谢会贵的每一根神经。在铅鱼发出的电铃声中，开始显示出一个个数据，另一个水文人员蹲在一旁，在膝头摊开的笔记本上快速而准确地记下一个又一个稍纵即逝的数据。一秒，一分，一刻，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时间一如单调而有节奏的钟表。时间也是最好的老师，谢会贵干这活干得久了，压根就不用看表，他早已有了自己的生物钟。何时开始测流，每天都是规定好的，但何时能够测完，则难以把握，在涨水期测一份流量要用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每到防汛抗旱的关键时刻，有时一天要测量四五次。一旦洪水暴涨，平日里看上去风平浪静的黄河，忽然变得汹涌澎拜，浊浪排空，一不小心，连人带杆就会被浊浪与激流席卷而去。越是危急关头，处于龙头位置的水文站越要抢在第一时间测出水位、流量、含沙量等准确完整的洪水资料，为下游的抗洪抢险提供水情信息，也为黄河水资源的调配和水利枢纽提供宝贵的第一手水文数据。此时要掌控那剧烈摆动的铁制悬杆和水中的铅鱼，靠咬着牙硬挺是挺不过去的，除了使尽力气，还得深谙这条河流的水性，如此才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当谢会贵终于把沉重的铅鱼从水底收上来时，一次测流才算告一段落。但这还只是玛多站监测的第一个断面，也是离县城最近的一个断面，尚有两个分别距玛多县城六十多公里的监测断面待检测。所谓“分别”，是指这两个站不在同一个方向，也不在一条路上，想要顺便捎带上根本不可能。关于那条路有多少艰难险阻，这里暂时一笔掠过，接下来的一切如同重复。这就是他们度过的很普通的一天，他们从早上出发到夜幕降临时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到小站，才表明这一天终于顺利地度过了，一切正常。而高原的天气瞬息万变，正常之日太少，非常之日太多。有时候，刚才还是蓝天白云，大太阳明晃晃的，忽如其来一阵狂风。在这无遮无挡的高原旷野，一刮风便是飞沙走石，顷刻间，狂风便席卷着漫天大雪和冰雹，铺天盖地而来。在这高原绝地，想找一棵可以搂紧的树干也没有。没有任何树木能在这里生长，唯一能看见的植物只有低矮耐寒的野草，几乎是紧贴着地皮，匍匐在大地上。在狂风的猛烈冲击下，这其实也是人类最适合的姿态。这时候千万别痛苦地支着身子、死劲地顶着风，趴下！赶紧就地趴下！一个人可以趴下，但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绝不能趴下。或许就是凭着老站长早就看出来了的、认准了的那股骨子里的韧劲儿，谢会贵在来玛多后的短短两年里，就摸清了这一段河流的特性和测验方式，成了站里的骨干。一个人对水文如此投入，只因他对这条伟大的河流、这份平凡的事业如此热爱，让他如此执著和坚韧地守望下去。一个人可以坚韧到什么程度？1979年的冬天验证了这一切。在入冬之前，上级就给玛多站下达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测验任务——冰期试验。谢会贵被选拔为这次试验的骨干。此时，玛多的温度已骤降到了摄氏零下四十多度，河上的坚冰厚达一米五，冰上还铺着一米多深的积雪。在人类生存的极限状态下，连走路都连连打晃，谢会贵却要扒开积雪，在冰面上打一溜冰孔。打冰不是有打冰机吗？有，可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人类还在艰难地蠕动，打冰机却早已冻得无法动弹了。无论怎么想办法，就是无法启动。血肉之躯的人类，有时候真是比机器还顽强，谢会贵二话没说，就挥起一根两米长、二十斤重的冰钎，开始一下一下地打冰。在这鬼地方，有劲也使不上，稍一用力就喘息不止，打了一会儿，又浑身发热，他们脱掉了皮袍子，一个冰孔好不容易打透了，已累得满头大汗。打，接着打，要不这汗水都变成冰溜子了。滴水成冰啊！每次，他都要打十几个冰孔，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一溜冰孔终于打完了，这还只是刚刚开始，每小时还得测一次流。可等到安装流速仪时，冰孔立马又结了一层冰，还得再打一遍，清除冰塞，把打碎的冰块捞干净了，才能把流速仪放进去。在放下流速仪之前，先得用热水把仪器的运转部分慢慢冲开，从冰洞里放进河流的仪器才能正常运转。那个冬天的冰期试验，让二十二岁的谢会贵打出了一个一辈子属于自己的品牌：“玛多打冰机”。要说这是对他的称赞，其实还有点低估了他，他不是机器，但他验证了人类比机器更能忍受高寒缺氧的极限。这次打冰测流，也差点儿让他把这条命交给黄河。那是在鄂陵湖打冰测流时，一场漫天大雪骤然而至，白茫茫的原野看不清方向。他把一只手举到额头，在飞舞的雪花中辨别方向，隐约听见脚底下响起冰裂声。好在谢会贵那时年轻灵活，反应敏捷，他在冰面上疾速地向后滑溜了数米，才躲过一场灭顶之灾。若稍有迟疑，一头栽进那冰窟窿里，就没有眼下坐在我面前闷头抽烟的谢会贵了。干水文原本就是一个高危职业，尤其是第一线的水文人，流水无情，危机四伏。1991年元月份，是玛多历史上气温最低的一个月，低到了零下五十四摄氏度的极端温度。谢会贵和同事林伟扛着仪器，踏着冰雪，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测流的断面。在破冰之后，为了将铅鱼深入河底，测到更精确的数据，谢会贵穿着胶皮裤跳入了河水中。冰水的极度严寒穿透胶皮衣裤，钻心彻骨。而除了能感觉到的严寒，还有难以察觉的暗流。谢会贵刚刚在水中放好铅鱼，一股从冰层缝隙里袭来的暗流，像电流一样把他击倒了。好在林伟眼疾手快，一把将谢会贵从河里拖了起来。多年后林伟回想起那个瞬间，还下意识地连打了几个寒战，那哪像是捞起一个人哪，就像从冰河里拖起一根硬邦邦的大冰棍。谢会贵能够活转来，就像死过一次又重生了一次。按说他该休息几天吧？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这个死过一次的人又像平时一样早已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又一次走在了最前边……冬去夏来，河流与时间不舍昼夜地流逝着。不知不觉间，玛多水文站已换了七八任站长，那个当年身子单薄、眉宇间还有一股英气的小谢子，渐渐变成了玛查里街上谁都能一眼认出的谢光头，而他那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的面孔，也让玛多的小娃儿一口一声地叫他老阿爷。岁月不饶人，谢会贵也并非不服老，但无论你叫他什么，“玛多打冰机”依然是他不变的身份。每次打冰测流，他总是抢在同事的前头，第一个跳下水。毕竟上了岁数，加之长期坚守在高原上，他落下了一身高原病，尤其是一直折磨他的老胃病，在冰河里受了刺激，立马就会发作起来，一旦发作，一张黢黑的脸孔便变得异常苍白。那些年轻小伙子眼看他就要支撑不住了，都争着过来要换下他，但他却死死地握着手里的铁标杆不肯松手，别争了，危险，我能坚持！——这是一个不爱言语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也挺实诚地说过，他并不是铁打的，心也是肉长的，也怕死，如果他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这些话根本不用去想，句句都是人之常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底下哪一个人不想好好活着呢？可每次他又把最大的危险留给自己，只因他不想让那些还没有太多经验的年轻人去冒生命危险。干水文这一行，与河流打交道，还真得有阅历，得对这条变幻莫测的河流有长时间的感受。他说：“我同这条河打了三十年交道，对这里的水性、河床的变化规律，我比别人都熟悉，一旦遇到危险情况可以随机应变。让那些年轻小伙子下去，我在岸上看着，还真不放心哪。”多少年来谢会贵都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他不光打冰测流，还兼开车。如果把他开过的车一溜儿连接起来，就是玛多水文站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史。从最初的手扶拖拉机、摩托车、解放牌卡车、跃进客货两用车、北京吉普、切诺基到如今的皮卡，他基本上都开过，从接手一辆车直到把这辆车开到报废，谁都无法计算，他在黄河岸边的这一条条山道上究竟跑过多少公里了！这些车，都是玛多水文站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巡测车。黄河源区的路，我已亲身体验过，从玛多到黄河源头，比从玛多到青海省会西宁还要遥远。遥远的不是空间距离，而是一路上折腾的时间太长了，那路况也实在太差了。黄河源作为国家级的核心保护区域，加之生态极其脆弱，根本不能开山劈石修路。一条蜿蜒狭窄的土路，到处都是烂泥坑，陷车是正常的，不陷车才是不正常的。
一旦陷车，发动机立马就熄火了，一辆车彻底趴窝。在高寒山区，车子趴窝的原因，不是发动机缺氧，就是油门打不着火。在这冷死人的地方，要把车子重新发动，先得把发动机焐热。在呼啸的寒风中，连个火星子也打不燃，更没有可以燃烧的干柴树枝，又拿什么去焐热那冰冷的机器？只有用人的胸膛，胸膛里的热血散发出的热气。这是谢会贵经常要干的，每次汽车一趴窝，他总是第一个脱下大衣，把自己的胸膛紧贴在发动机上。等到发动机终于启动了，车轮还在泥坑里不断打滑。在这大雪覆盖的旷野里，连一块垫车轮的石头都遍寻不着，还不如干脆把衣服垫在车轮下。这也同样是谢会贵经常要干的。谢会贵几乎是光着膀子在车上猛踩油门，其他人喊着号子使劲推，一辆趴窝的车才像老牛一样气喘吁吁地爬出烂泥坑。那样的遭遇还算是幸运的，有多少次，一辆车趴窝后，冰冷的机器连人类的胸膛和热血都焐不热了，只能靠人来推。在一个风雪肆虐的日子，谢会贵和三个同事去黄河乡热曲断面破冰测流，收工时已是傍晚六点，狂风一直在怒吼。在返回玛多途中，谢会贵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在距黄河乡二十来公里处，由于大雪覆盖了路面，没看清楚地上的坑洼，汽车猛地颠簸了一下，深陷在雪泥里。谢会贵一会儿钻到车底下，一会儿又揭开机箱盖，什么法子都试过了，连测流时穿的救生衣都垫在车轮底下了，但那车依旧趴在那里——实在莫办法了！谢会贵说，推吧。四个人在被狂风吹得狰狞可怖的雪夜里，又沿原路把车推回黄河乡，推了整整一夜。除了一条回头路，几乎什么也看不清。3端详着眼前这个像高原岩土般质朴的汉子，我最关注的不是他为何能成为劳模，而是一直在琢磨，一个人在环境的极限状态下如何生存。这个人骨子里要有多么顽强的韧劲，才能在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里长久地坚守？才能忍受那漫长乏味的、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三十多年他是怎样熬过来的？当我脱口问出这样一个愚蠢的问题，他黢黑的脸孔下意识地一抖，又难得地一笑：“你不要问我是怎么度过的，你要问我是怎么活过来的。”这话让我心里猛地一震。时常听黄河人说，在那种人类生存的极限状态下，不要说在黄河上破冰测流，更不要说像谢会贵那样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就是你啥也不干，只要能待下来，就是人间奇迹。所谓人间奇迹，是指超越了人类生活的常态，或经历过非人的折磨，或有非同寻常的过人之处。是啊，凡是来过这里的人，哪怕像我这样看看就走的匆匆过客，也深深地感受到，即使空手空脚站立不动，心脏也要承受数倍于平原地区的负荷。而要长久地待在这里，更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暴风雪、洪水、泥石流、凶险的道路，听说以前这里还流行过鼠疫，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要不怎么被称为生命禁区呢？在这距人间最远、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生态都显得十分脆弱，生与死的距离如此之近，一场寻常的感冒就可能夺走一个人的性命。往事如烟，又历历在目。这位早已习惯于沉默的汉子，对我所有的疑问似乎都觉得没必要回答，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手指上被烟火燎过的痕迹，是这汉子的又一个特征。我也是个老烟鬼，但没他抽得这么凶。他笑了笑说，这还不是最凶的，在那些酒后的夜晚，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抽过五六包。他语不惊人，仿佛早已习以为常，这其实也是很多水文人长年养成的习惯。水文人的生活里，除了难以言说的艰苦，更有难以忍受的孤独与寂寞。他们每天从早干到晚，一身泥一身水地回到站房，在那些寂静得可怕的夜晚，没有电，更不用说电视、电脑了，除了偶尔去唯一的电影院里看看靠柴油机发电的电影，他们几乎无处可去，而待在屋子里也没有任何排遣孤独寂寞的方式。一个月才能收到一次邮件，等最新一期的日报到了他们手里时已是月报，当日的新闻对于别人而言是一个多月前的旧闻。可明明知道这已是旧闻，每个人仍然都抢着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把一张报纸翻烂了，他们还在把一个个老故事像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传播。站里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几乎就是水文站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除此之外，陪伴他们的只有烈酒和烟火，还有黄河在那黑暗而漫长的时空中隐隐约约传来的流逝声。水文人长年累月与河水打交道，每个人都是一身风湿，酒是他们往命里灌的东西，那一点点儿闪闪烁烁的烟火微光，则是比烈酒更长久的打发孤寂、挨过长夜的方式。与世隔绝，说到底还是交通极为不便，而交通不便给他们带来的更大的伤害是吃不上蔬菜。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是长不出蔬菜的，从粮食到蔬菜都只能从迢迢千里之外的西宁运过来。可想而知，在那一个月才能收到一次邮件的年代，哪怕是再新鲜的蔬菜，运到这里也早就半腐烂了。玛多人唯一能吃到的蔬菜只有冻成冰疙瘩的冻白菜。谢会贵告诉我冻白菜的做法：先放在开水中焯，再放在凉水中拔，最后放在油里炒。这样几经折腾，那菜中的人类最需要的维生素就所剩无几了。但哪怕是这样的冻白菜，没多久也就吃完了，一年里大多数时间只能咸菜咽馒头、清水煮面条。由于长时间吃不上新鲜蔬菜和水果——别说吃，连见也见不着——有些职工回到远方的家里，看见家人买来水果，脑子里会像高原缺氧一样突然短路，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水果叫什么，只好说“那个，那个”，其实那都是最平常不过的香蕉、梨子、苹果。说他们傻吧？他们也觉得自己在高原上待傻了，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事实上，从玛多回一趟家，在那时也真是遥远得像两个世界的距离。由于难得回一次家，难得吃上一次蔬菜和水果，谢会贵和他的同事们均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维生素缺乏症，每个人都早早地脱发谢顶，指甲不是凹就是翘。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高原之外的过客，雪域高原是绝美的风景，而对于长久地生活在这里的人，连一棵小草、一朵小花、一点儿绿意，在他们眼中也都是绝美的风景。有一年春天，谢会贵回家探望生病的老母亲，他是个难得尽孝的孝子，还是一个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他没掉一滴眼泪，可一眼看见家门口绽放的一朵小花，他的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一滴一滴地洒在花瓣上。多少年了，他都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娇艳的色彩。别看谢会贵一副木讷寡言的样子，其实他心里充满了生活情趣，每年天气转暖的季节，他都会拿出平常采集的草籽，播撒在水文站的小院里。这是玛多水文站最美的风景，也是这雪域高原的一道独特风景。
对于每个人，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既是人生大事，也是人间常事。但长期奔波于江河、在野外作业的水文人，想要找个对象特别难，尤其是在玛多这种条件异常艰苦的水文站，更是难上加难。在我走访过的水文人中，像谢会贵这一代，还有他的前辈们，基本上是一头沉、半边户，妻子都是农村户口。哪怕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找不到对象的年轻水文职工，有的谈了六七个对象，到头来都吹了。在黄河源、三江源等青藏高原腹地的水文站，很多人过了而立之年，个人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但这其实不是什么悬念，年轻的水文人都不约而同地道破了实情，他们谈过的对象，不是对他们的人才人品不满意，而是明确提出，只要他们愿从海拔四千多米高的地方调到海拔三千米以下，这些姑娘都愿意成为他们的新娘。让我感动而敬佩的是，哪怕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也依然有很多年轻人难以割舍他们心爱的水文站，对那些跟他们吹了的姑娘，他们也没有一丝怨艾，而是设身处地为她们着想，以满心满意的真挚去理解她们。在这样一个生命禁区，有哪个姑娘能受得了呢？又有哪个姑娘的父母亲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这里来活受罪呢？在这里可不止是一般的受苦，而是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一场很普通的感冒，很可能就会夺走一个年轻的生命。不能不说，谢会贵同很多水文人相比还真是幸运，他的个人问题几乎毫无悬念。在他来玛多的第三个年头，还不到二十三岁的他，就在玛多县城找上对象了。他的对象是县民贸公司的出纳员，单位好，工作好，人更好。在很多人眼里，那真是一桩美满而浪漫的姻缘，有多少小夫妻能像他们一样，有雪域高原为他们祝福，还有黄河为他们证婚呢？第二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是个小子。可这小子长到五六岁时，由于在玛多唯一能吃到的水果就是在保存上比较耐久的苹果，他竟然以为天底下唯一的水果就是苹果，只有苹果。这让两口子突然意识到，如果让孩子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下长大，那就废掉了。妻子几次向谢会贵提出，想在西宁安个家。还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劝他，老谢呀，你就是再没本事，回西宁卖冰棍，给人家擦皮鞋，也比待在那鬼地方强啊，起码可以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呀！然而，谢会贵在玛多待的时间越长，越是不想离开玛多，有人说他简直是待傻了。眼看大小子过了上学年龄，妻子在几经犹豫后忍痛做出了抉择。1992年，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八岁的大儿子离开了玛多，把一岁的小儿子留给了他。十年夫妻，家破人散，在黄河面前发誓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谢会贵，为了黄河只能肝肠寸断地看着妻子携儿远去。妻离子散，原本是人间最不幸的事，转眼便成了他的遭遇。唯一能够消愁的只有往命里灌烈酒，他一边流泪一边唱着在玛多淘金人中传唱的青海花儿《沙娃泪》：“哎——孟达地方的撒拉人，尕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进了，一路上少年（哈）唱不完，不知呀不觉地翻过了日月山，哎——出门人遇上了大黄风，吹起的沙土打给着脸上疼，尕手扶拦下着走不成，你推我拉的麻绳俩拽，哎——连明昼夜地赶路程，一天地一天地远离了家门……”长歌以当哭，那歌声真像哭一样。往事诉说到这里，我眼前这位一直木讷寡言的硬汉子声音有些颤抖，眼眶里已有泪光隐约闪烁。离婚后，他独自带着一岁的小儿子留在了玛多，既当爹，又当妈。从原本还算温暖幸福的生活一下变得举目无亲，很多人都担心他迈不过这道坎，但他一如既往，每次测流依然是走在最前边的一个人，依然是穿着胶皮裤第一个跳下冰河的人。为了不耽误工作，没过多久，他忍痛把小儿子送回老家让姐姐照顾，一个团团圆圆的四口之家，在谢会贵三十六岁的本命年，如同轮回般转回了原点，他又变成了孑然一身的单身汉。对前妻的离去，谢会贵没有丝毫怨言，而说到两个儿子，他黢黑的脸上充满了愧色。大儿子是前妻带大的，小儿子是姐姐带大的，身为人父，他连自己的儿子是怎么长大的都不知道。但对这里的水情、河势，他比谁都清楚。对于有过家的人，或家在外地而有家不能回的人，那白天难见人烟、夜晚孤灯冷月的生活，愈加难以忍受，尤其是过年时。一年到头，回家团聚，对于水文人，原本是一天数着一天的甜蜜期盼，而过了十个团圆年的谢会贵，这个年，还真是跟他过不去了。大年夜，去西宁采办年货的同事因大雪封山赶不回来，一座半埋在雪堆里的水文站，只有谢会贵和卡文明两个光棍汉。卡文明是玛多站唯一的藏族职工，他其实不是光棍汉，但家在外地，一年难得回一趟家，跟打光棍差不多。这大过年的，他原本是急着要回家过年的，可由于大雪封山，回家的路被老天爷断绝了。不同民族的难兄难弟，在这与世隔绝的水文站里，真是相依为命啊！两个人吃不上团圆的饺子，没有辞旧迎新的鞭炮，只有两条硬邦邦的生羊腿。两个人一边喝着老烧锅，一边蘸着盐巴，一口一口地啃生羊肉，那凶狠的样子像狼一样。开始，谢会贵神志还挺清醒，还像大哥一样，对卡文明这个满脸忧伤的藏族兄弟又是劝慰又是开导，可还没等卡文明额头上的愁结解开，他这个大哥自己先哭了。他一哭，卡文明那堵在胸膛里的孤独与郁闷一下如排山倒海，两个汉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恸哭，也只有这样的恸哭，才能把堵塞在胸口的那比烈火烧心更强烈的痛苦倾吐出来……酒后放声恸哭的男人往往是最质朴、最直率的，也是人们常说的真性情吧，这样的人往往又是最豁达的。谢会贵离婚两年后，朋友们帮他在西宁介绍了一位女友。第一次见面，他就老老实实地告诉她，玛多是个怎样的地方，他又是什么原因离婚的。他的直率，他的朴实，还有他的忠厚，没有让女友退避三舍，在见了一面之后，又有了见第二面的念头。新的姻缘几乎又毫无悬念地降临了，谢会贵也终于在西宁安了一个家。但他在这个家里待的时间很少，用他妻子半开玩笑半是嗔怨的话说，这个家就像是他的旅店，几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而他真正的家，还是那个黄河源头的玛多水文站。哪怕老谢一言不发，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这个人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事实上，他不是没有离开玛多的机会，如果他真想离开这里，也许早就离开了，他的人生也许将以另一种方式来书写。在大多数人眼里，那无疑是一种更合乎情理、更有出息的方式，然而老谢不这样想，要不然一次难得的机遇就不会被他自己主动拒绝。
那是来玛多的第二年，谢会贵参加了黄委河源查勘队，既是向导，又是测流骨干。日，这是他忘不了的一个日子，也是历史应该铭记的日子。谢会贵对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分别进行了测流，这是第一次对两条河流在同日测得精确的可比流量。这些数据为黄委确定黄河正源、也为长期以来一直相持不下的黄河正源之争提供了最直接也最有说服力的实证（实测数据）。在这次查勘途中，查勘队长董坚峰的坐骑在幽险的山道上被磕绊了一下，突然受惊。在这高山深壑间的山道上，步步惊心，一匹狂奔的惊马随时都会摔进万丈深渊。幸亏谢会贵眼疾手快，那反应简直比高原反应还快，他纵马往前一跃，用自己的马拦住了董队长的马，又死死挽住惊马的缰绳。那场人与马的较劲和角力，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在所有人屏息敛气的死寂中，惊马仰天发出的一声声嘶鸣在空气中阵阵震荡。当惊马终于被制服，每个人都看见了谢会贵手上被马缰勒出的那道深深的血痕。考察结束时，董坚峰问谢会贵愿不愿到郑州工作。这绝非单纯的感激，董坚峰更看重的还是谢会贵在测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专业水平和不畏艰险、十分投入的敬业精神，如果把这样的人才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无疑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要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此一点也不动心那是假的，郑州是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大本营，可谓黄河之都，身处最底层的一线水文人，能从世界最边缘的角落调到中原的大都市，足以用一步登天来形容。但谢会贵想到了他当年的那份决心书。那是他的诺言，为了信守自己的诺言，在送别董坚峰时，他婉言谢绝了董队长的好意。其实，当时只要他改变主意，还有机会。董坚峰在完成这次考察后不久，就担任了谢会贵母校的党委书记，1982年又担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党委书记、局长。这是黄河水文战线的一把手了，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个甘居水文最底层的一线小伙子。谢会贵也从来没有忘怀这位关心自己的领导，却一直没有去找他。随着谢会贵在玛多待的时间越来越长，年岁越来越大，他自己虽不想走，上级却几次三番想把他调走。玛多站的上级主管是西宁水文勘测局，局领导苦口婆心地给老谢做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做得挺有意思，一般做谁的思想工作，是让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往往是条件最艰苦的地方；给谢会贵做思想工作恰恰相反，是要把他从最艰苦的玛多调到那些海拔较低、条件较好的水文站去。不说去西宁，退而求其次，就是回到他移民搬迁的家乡贵德水文站，也是不错的选择。我去贵德看过，那里是“高原小江南”，又是省会西宁的后花园，谁都知道，天下黄河贵德清啊！但这个老谢，还真像是在高原上待傻了，说来说去就是那两句话，“玛多虽说艰苦，可那儿的环境我早已适应了，情况也熟悉。反正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与其换其他同志来吃苦，还不如我继续在这里干。”这话听着很平实，却暗含着一股子比石头还笃定的倔劲儿。这个老谢，不像是在高原上待着呢，他仿佛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与黄河源头的那片高原融为一体了，除非你把他搬下山，他自己绝不会走下山。他还真是被人搬下山的。那是2003年，谢会贵突发脑血栓，被紧急送往山下的医院。幸亏这时候青康公路的路况好多了。赶到医院时，老谢已经认不得人了。但这个历尽奇险的水文人，又一次让人们见证了生命的奇迹。连大夫也惊叹，这是一个特别顽强的生命。对于谢会贵，这也是他又一次死里逃生。他还躺在病床上时，来医院探望的局领导就开始盘算，这次老谢下来了，就不能让他再上去，就在西宁给他找个清闲点的事儿干干吧。可等到领导再次来医院看望时，老谢却不见了踪影。接下来便是一个在西宁局闹得轰轰烈烈的“寻人事件”，而大家要寻找的那个人，毫无悬念地出现在了那个叫玛多的地方……4在玛多，我时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四十岁前拿命换钱，四十岁后拿钱保命。”长年累月生活在高寒缺氧的环境中，对人的伤害程度足以用“摧残”来形容。有人给我透露了一个冷酷的数字，在玛多这地方，人均寿命只有五十四岁左右。一个人在高原上待过多年后，哪怕离开了高原，在余生里也将是一个只能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的“药罐子”。在青藏高原工作的地方干部，一般干够二十年就可以轮换或退休了，像谢会贵这样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的，极为罕见。所谓地方干部，这里得解释一下，这是用黄河人的眼光来看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是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因此玛多水文站麻雀虽小，却也是黄委会垂直管理的一个最基层的中央直属单位，在他们看来，那些非中央直属单位的干部就是地方干部。但像水文站这样的中央直属单位，又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由于他们每天都在与水打交道，与地方上、社会上少有接触，社会上对他们的存在也不大关注。他们时常被人们看见，却很少被人们认识，哪怕对他们比较了解的人，也只是大致知道他们在河谷里测流，却不一定知道他们每天干的事都与自己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很多人看到这些一脸黢黑、木讷寡言的水文人，第一感觉就是他们在那荒凉河谷里待傻了，而他们一旦闲下来，也时常长久地发呆。这是水文人下意识的一种习惯。由于对他们缺乏了解，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最基层的一线水文人工资待遇很低，比那些同在玛多工作的地方干部低得多。如果说一个人年轻力壮时来到高原打拼，就是“四十岁前拿命换钱”，这个目标谢会贵过了五十岁还没有实现，一辈子也难以实现。从刚到玛多水文站每月拿三十多块钱工资，到如今，他每月的薪资也不过三千多块钱。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别说拿双倍工资，愣是连一天的出车补助也没有拿过。如果说这微薄的工资就是他拿命换来的钱，那谢会贵的命、水文人的命也太不值钱了。而“四十岁后拿钱保命”，却是谢会贵用生命来验证了的痛苦现实。他二十二岁那年获得了“玛多打冰机”这个响当当的称号，如今这台“打冰机”日渐磨损老化，一身的高原病加上水文人的职业病，风湿痛、关节痛、胃痛，还有致命的脑血栓，从三十岁之前就开始折磨他，年岁越大越是厉害。无论在玛多水文站还是西宁的家里，那大大小小的药罐子数不清，不是治胃病的，就是治风湿痛、关节痛的，有时候药罐子摆得太多了，他还得在这些药罐子上分门别类地贴上标签，一不小心，就会吃错药。
那么，谢会贵又拿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什么？回首二十岁时，他用一张纸把自己送到雪域高原，从此他就认了，一辈子交给玛多了。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他以自己的坚守和全身心的投入，换来了上上下下的夸奖，几乎每一任站长都这样夸奖他：“别看老谢是咱们玛多站资历最老的，可干起活来愣是一点儿也不含糊……”夸奖的话多了，既是不断的重复，也是在不断地强调。他每次听了，只是憨厚而实诚地一笑。除此之外，他也为自己换来了一大堆荣誉证书，从黄委系统劳模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水文人，应该说，他已经抵达了人生荣誉的高峰。然而和一个人的生命相比，和他一生最宝贵的壮年岁月相比，这些荣誉证书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张张纸。他还用生命换来了更重要的东西，尽管写在纸上，却绝对不是纸，那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玛多测量的数以万计的水文数据，上面记录了黄河源头各个季节、各种气候、各类不同自然条件下的流量、蒸发量、降水量、泥沙量等数据。每一个高精度的水文数据，都在填补中国乃至世界水文的空白，更是国家防总、黄河防总、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防洪减灾、水资源开发利用、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水污染监测治理等方面的第一手数据。要说这每一个数据都关乎国计民生，绝对不是夸大其词。没有这些数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就不可能打造一条数字黄河，中国第二大长河源头的水文数据将是绝对空白，一条如同巨龙般的黄河，从龙头开始就是个处于失明状态的瞎子。玛多水文站是黄河的第一只眼，谢会贵就是这只眼睛里的瞳仁……每当老谢陷入沉默时，我总是下意识地注视着他背后的黄河流域图。若从管理层级看，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黄河上游水文水资源局到西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西宁局已是黄河水文的第五级管理机构。这是一个比县区还低半级的机构，但从其测区范围看，以玛多水文站为龙头，地跨青海、四川、甘肃三省（流域面积14.5万平方公里），除了黄河流域，西宁局还要代管长江流域的四川甘孜水文站。用局长王瑛的话说，“线长，面广，点多。”这些水文监测站点，或在玛多这样的雪域高原，或在人迹罕至的荒滩僻野，或在凶险莫测的深壑长峡之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站点大多是黄河的盲点，如果没有谢会贵这样的水文人在这里一代代地坚守，这条长河的最上游，将是一张绝对空白的地图。对谢会贵这些长年累月坚守在水文一线的职工，黄委一直十分关心。前任黄委主任李国英（现任水利部副部长）、现任黄委主任陈小江都曾到玛多或到谢会贵家里来慰问过他。他们关心的绝不止一个谢会贵，而是所有的水文人。怎么才能把成千上万的水文一线职工从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存境遇中解放出来？首先要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水文测报走向现代化。灾难有时候也是转机，在1998年长江大水后，尤其是2010年至2011年长江、淮河等流域出现跨流域、跨年份的大旱灾后，中央出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水利的一号文件，不仅重申了水利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首次把水利提高到“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随着国家对水利的投入力度加大，近年来，黄委会以河源区水文情势变化规律研究为重中之重，对水文水资源监测、预测预报技术进行提质改造，针对不同河段、不同时段的水沙特性和重点，推进和构建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各有侧重、各具特点的黄河上游水文体系。如今，很多水文站可以在巡测车、巡测船上操作电脑监测流量，还有的实现了水文观测的全自动化，只要坐在监测室内点点鼠标，就可以通过连接设备测出比人力观测更精准的水文数据。玛多水文站现在也挂上了玛多巡测站的牌子。那天开着越野车来西宁机场接我的，就是现任站长张红兵，一个大高个的西北汉子，还不到四十岁，不过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要大。一路上，他车里都播放着那首《水文人之歌》：“我们像繁星一样，镶嵌在共和国蓝图上。山高路远，坚强守望，见证江河的消消涨涨。雨打风吹，一如既往，预测水势的闲闲忙忙。共和国知道水文，祖国腾飞有水文的热和光……”越是高寒缺氧的地方，越需要水文人的热和光。玛多，依然是黄河水文战线最艰苦的地方，但如今的玛多站与谢会贵那个时期相比已经好了不止一个时代，那漫长的黑夜早已被电灯照亮了，还连接上了卫星电视和宽带网络，这让一个孤悬于青藏高原、黄河源头的小站和世界的距离一下缩短了。现代科技从来不是抽象的、冷冰冰的，许多艰险而繁重的任务，原来必须用人力来完成，如今配备了巡测车和现代化的测流设备，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并提高了安全性。以前一年到头都要定时监测，现在则以遥测为主，巡测为辅，既扩大了信息收集范围、提高了测报质量，也让长年累月坚守在水文一线的职工由驻守变为巡测，有的河段和时段甚至可以由巡测变为无人值守。一线水文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也今非昔比，每一个水文站看上去都是那样舒适而温暖，小院里还建起了蔬菜温室大棚，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我觉得，最具人性温度的还是工休制度。在跨入新世纪后，黄河源区水文站开始实施轮休，每年11月至次年3月，是黄河上游的冰封期，这些水文一线职工就可以回到远方的家里。有了这样温暖的人性制度，又有可以替代人力的遥测设备，谢会贵就是不想走，也得走了，除非他真的是个傻子。如今，黄河源区的老一代水文人大多已退休，还有的已离开了人世。他们的早逝，让人扼腕叹息，如果不是长期守望在这片高原上，他们也许会活得更长一些。在这样一个生命禁区里坚守，真是在提前透支生命啊！谢会贵2009年从玛多调到西宁局时，已是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也是当时年岁最大的职工。若按现在的年龄标准，五十六七岁的老谢其实并不老，还处于春秋鼎盛的壮年呢，但长期生活在高寒缺氧的高原上，他看上去真像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了。从二十岁时的憧憬与抵达，到天命之年步履蹒跚地离去，这就是他漫长而简单的人生履历。无论当初的选择是热血沸腾还是心血来潮，他已在人类生存的极限条件下，以三十二年的生命坚守验证了那就是他矢志不移的选择，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选择。我有幸抵达了黄河源头的青藏高原，又有幸找到了一个离他最近的机会，但他不愿意谈自己，他谈得最多的是那个水文站和那些老前辈、老同事们，“说啥呢，做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但黄河可以作证，青藏高原可以作证，一个人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上坚守三十二年，哪怕再平凡，也足以用崇高来形容。
老谢虽说离开了玛多，但没有离开黄河、离开水文，他的魂，就像掉在黄河源头了。没有人比他更牵挂黄河源头的水情和生态变化。从雪线上升、冰川消融，到湖泊湿地的干涸萎缩，再到黄河径流量的锐减，生态不断恶化的灾难依然像高原反应一样牵扯着他敏感的神经。他第一次在同日测得了玛曲、卡日曲两条源流精确的可比流量，他也眼睁睁地见证了黄河最上游的干流乃至源头从1997年到1999年连续三年跨年度断流的灾难性事实，黄河在向人类频频发出警示。如今，随着黄河源头从过去的无人区变成一个个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没有生态环保意识，老谢对游人带来的各种污染以及旅游业对生态的损害也格外担心。他多么希望有幸来此一游的游客们能够像那些心有神明的藏胞一样，对这里的每一滴水，对我们这条伟大的母亲河，保持一种神圣的敬畏和虔诚的信仰。黄河孕育了我们华夏民族，她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每个人在这里抛弃的任何东西，都是对母亲的玷污，也将污染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让他担心的问题是，现在虽说有了现代化的测流设备，但在玛多那样处于极限状态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仪器设备是无法全部代替人力的，它们比人更不适应那里的恶劣环境和气候。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多余，现任站长张红兵说，玛多巡测站现在主要还是靠人工观测……当我起身告别时，王瑛局长说了一句话：“老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劳模，但我们不希望出现第二个谢劳模。”这话乍一听，让我非常惊诧，但他接下来的话又让我立马释然了，“老谢这辈子受苦了，太苦了，再也不能让我们的职工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这不合适。以人为本，绝不是一句空话，从管理手段、管理机制上，从人性、人情上，都必须以人为本……”这话让我心里一阵感动，不过王局长也向我透露了另一个苦衷，由于水文站是国家直属单位，按照有关规定，特别强调文凭，但那些有文凭的大学生，谁愿意到最基层的水文站来呀？干水文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文凭，而是实用人才。如今我们实行轮休、轮岗制了，可还是特别需要像老谢这种扎扎实实、特别坚韧、特别能吃苦的精神……精神，也许这就是黄河人身上特有的黄河精神吧。是啊，除了精神，你无法解释这些在生命禁区里守望的人，还有他们守望着的一切。对于我，玛多只是一条必然之路上的短暂驿站。我已无从进入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当年抵达的那个玛多县城玛查里，三四十年过去了，我眼中的玛多县城依然像是一个偏远小镇，人口不过三千，很多都是近年来在县城周边安置的生态移民。一条主街实际上就是穿城而过的青康公路，在公路两边延伸出一里多路的两排院落。但以一座水文站为坐标，还是可以看出这个县城比原来大多了——玛多水文站原来坐落在县城边缘，如今已坐落在县城中心。我离去前，再次深深凝望这个仅有五间房的小小院落，它的存在让我们错杂的内心一下变得简单明了，面对它，一切都得以逼真地映现。惟愿在我接下来奔波于大河上下的漫漫长旅，它的存在如同时空中的一个坐标，一个闭上眼睛也能看见的坐标……第二章 谁能改写历史从玛多到兰州，一路上有洮河、湟水等重要支流汇入黄河，随着水量剧增，一条大河的气势越来越旺盛，在峡谷中奔流得急促而威严。河流总是那样变幻莫测，总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惊人举动。当黄河从龙羊峡流到刘家峡，一条东去的大河好像突然后悔了，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回转，猛然折回头向西流去，重新奔向上游峡谷。九曲黄河，这是最惊险的一曲。大自然总是在制造这种让人类出乎意料又猝不及防的情节，而黄河倒流，也造就了刘家峡一道绝美的奇观……历史绝不是谁都可以改写的，但它会以各种方式留下诚实的证言，甚至是铁证。——采访手记1追踪一条岁月长河，仿佛时空穿越。当我走进又一道峡谷，恰好赶上一场大雾，把我想看到的一切笼罩了。雾中的喧哗像潮水一样汹涌，不知这喧哗是来自黄河，还是水电站，抑或是大雾本身。这样的雾，没有任何寓意，只是我恰好赶上的一个真实的天气。在峡谷里，尤其是在水汽充盈的夏季，雾是很容易生成的。只能等待，等待风把晨雾吹散，或在阳光下蒸发。我一点也不着急，一个放浪于江湖的闲人，有的是时间。那雾中的一切可以遮蔽，但不会消失，该出现的必然会出现。我甚至还感到有些庆幸，在抵达一些坚固的事物之前，能先体验到一种柔软的感觉，这是很有必要的。也就半个小时吧，浓密的大雾便开始消散，刘家峡露出它峥嵘的面目。刘家峡自然是一道峡谷。黄河流到这里，依然保持着河源段的清澈，但这看似柔软绵长的水流，却像一把不动声色的锋刃，把青海、甘肃深厚的山塬生生地切出一条又深又窄的峡谷。从青海的龙羊峡、积石峡到甘肃的刘家峡，最窄处，从谷底望上去，只见颤颤悠悠的一线天。一路上看着这样的大峡谷，我的目光感觉有些累。刘家峡曾是一个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个随时都有可能被洪水冲走的小山村。谁也没想到，在一场致命的洪水席卷而来之前，它以另一种方式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一开始，这座水电站到底选址在哪里，还没有明确的思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考察黄河后不久（1952年秋天至1953年开春），由北京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组成了贵德、宁夏联合勘查队，对龙羊峡至青铜峡的上游峡谷河段进行勘查。刘家峡只是他们勘查的一个点。那时黄河上游的峡谷里人烟稀少，荒凉河谷里时常还有狼群出没。年轻的勘查队员在峡谷里搭起了帐篷，点燃了篝火。借用当年的话语或许更能还原当时的情景和那一代人的心境，“他们渡急流、战恶浪，攀登悬崖峭壁，敲遍每一块岩石，考察每一段河床，在刀劈斧削似的峡谷里，在汹涌湍急的黄河上……选定了征服黄河的新战场。”这个新战场就是刘家峡。但事实上，这时还没有最后定夺，还得等待更权威的专家们到来。当时最权威的专家，无疑就是苏联专家。1954年春天，一支有苏联专家参加、由一百二十多人组成的黄河勘查队，对黄河干支流又进行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勘查。勘查的结果和那些年轻勘查队员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坝址比较座谈会上，苏联专家发话了：“兰州附近能满足综合开发任务的最好坝址就是刘家峡。”那时候，苏联老大哥说话是作数的。话音刚落，基本上就一锤定音了。
对于一个还很年轻的共和国，刚接手一个历经百年战乱、积贫积弱的烂摊子，又刚刚在朝鲜打了一场战争，要建刘家峡工程，丝毫不亚于后来建设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这是一项举全国之力的国家工程，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全国人大来审议决定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1955年7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特意邀请了参加会议的部分专家代表前往西花厅。周恩来没有作任何指示，而是向专家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水库建成后蓄水量是多少？会淹没多少亩农田？从上游挟带下来的泥沙量是多少？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在黄河上游修建水利工程的一系列关键性问题，也是一直到现在仍然让人们揪心的问题。周恩来以思维缜密著称，他显然是担心人们过分地陶醉于这个工程，尤其是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也并不急于得到答案，而是一再恳请专家们深思熟虑，该想到的，都要想到，不但要想到好的方面，还要想到最坏的结果。历史的实践也是如此，在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刘家峡工程并没有急于上马，而是在冷静地等待。这里面也许有经济上的原因，无疑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深思熟虑、未雨绸缪的论证。这些反复的勘测、比较、权衡和等待，也表明了在建国之初，中国人对修建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的冷静、理智和审慎。如果不是狂飙突进的“大跃进”时代来临，或许它还将等待一段时日……那是一个早已从日历上撕掉的日子，但也有不少有心人保存了这张日历。日，在新中国第九个国庆日来临之际，刘家峡工程在一声声闷雷般的爆破声中开工了。事实上，我接下来要叙述的一个个大型水利工程，也几乎都是在这个年头上马的。刘家峡工程的主力军是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在他们的老档案里，还保存着那个时代的黑白影像资料。揭开尘封的档案，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很容易引燃自己的民族。在那个时代，水利工程绝不是单纯的水利工程，其政治色彩非常强烈。比江河狂澜更汹涌的是人类狂热的激情，“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伴随着狂热催生的狂想，很多水利工程几乎都是在激情驱使下仓促上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应该说，刘家峡工程也是当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在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寥寥无几的情况下，来自全国各地水电战线的工人，同当地的回、汉、东乡、撒拉等民族的数万民工一道，“英勇地向凶猛的黄河展开搏斗”，按照打隧洞、截流、挖基坑、筑大坝、装机组几个阶段，“一个战役一个战役地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里，我引用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为的是保真地复原当年的话语情境。通过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像回放，尽管岁月的色彩早已变成了黑白，依然可以逼真地看到，从峡谷到山顶，飘满了招摇的旗帜，还有一张张请战书、挑战书和咬破了指头蘸着血写就的决心书……每一个人都神色坚毅，炸山头，平道路，凿岩石，堵河流，黄河两岸硝烟滚滚，数里长峡炮声隆隆。在沉寂了千万年的峡谷里，人类与自然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殊死搏斗。除了烈性炸药的爆破声在大峡谷里日夜回荡，几乎所有土石方全靠人类的血肉之躯来完成。最艰险的工程是在峡谷激流中拦河筑坝，难度巨大，工程量也巨大。当镜头被放大到整个工地，只见一个个像蚂蚁一样的人挑的挑，抬的抬，背的背，还有一辆辆来回穿梭的独轮车（这种运载土石的独轮车在当时就算是大工具了）。陈毅元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千百万农民用独轮车推出了一个新中国。其实，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水利工程，也是千百万农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很快，对人类最严峻的考验就来临了。大西北的冬天来得很早，国庆一过，天气就变得异常寒冷，而天气变化又非常突然，一夜大风，哗啦啦的，气温陡降十几度——哗啦啦的不是风，是冰凌。当地人说，搅天凌了。连那猎猎飘扬的旗帜也结冰了，僵硬得连风也吹不动。然而，这又正是施工的最好季节——若是天气温暖，黄河水涨，就难以施工了。在寒风和冰雪中，很多人都是光着膀子、打着赤膊干活，赤裸的身体只有冰雪裹覆，当鹅毛大雪落在身上，眨眼就被浑身的热汗和热气融化了。然而，他们扛得住一百斤重的石头，扛得住刺骨的寒风，却扛不住饥饿。就在“大跃进”被人类推至登峰造极时，一场大饥荒接踵而至，无论你怎样热情高涨，这都是一个越不过的坎儿。一位老人回忆说，刚开工时，他们还能敞开肚皮吃；后来，他们吃的是又干又硬的玉米窝窝头，就着咸菜；再后来，连窝窝头也吃不上了，一餐只能喝半碗玉米糊糊。人是铁，饭是钢，当民工们连肚子也吃不饱时，就只能靠一股狂热的劲头硬撑。但还是有很多人撑不住，一块石头刚上肩，就扑通一声栽倒在烂泥坑里……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影像资料，我没有什么激情燃烧的感觉，只感到浑身发冷。我无法控制住我的颤抖。如果面对这一切，你还有燃烧的激情，还在依依不舍地怀念那个时代，只能是对苦难的残忍漠视和对历史的矫情伪饰。我高度近视的双眼，已越来越模糊了。我只能诚实地说，那是一个我看不清楚的时代。要了解一段岁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追踪那段历史的见证者。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后，这样的追踪已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已经辞世，活着的，也该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如今已八十多岁的王进先老人，是刘家峡当年的建设者之一。他不是民工，而是水电四局的一名正式职工。从1952年参加工作，直到1983年退休，他转战于全国各地的水利工地，从北京官厅水库到三门峡、刘家峡、石泉、安康……一个工地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说到他，在刘家峡的老一辈人中几乎无人不知。他是1956年从北京官厅水库转战到黄河三门峡的，在三门峡，他曾脱口说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