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讲故事（大全集）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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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严格意义上讲：哲学并不是一门知识。尽管我们很容易就能指出若干“哲学知识”，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等。但从根本上说，哲学是无法被当做一门知识来学习的。它既无法提供普遍而适用的规律和定理，也无法像其他知识那样严格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由此，哲学好像也无法进行定义和界定。
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自嘲地说：“谁要想让哲学家出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哲学家，估计就有一千个关于哲学的定义。
哲学也不是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智慧”这个词太大，也许只适合用在神甚至只有上帝身上。而“爱智慧”，才适用于人类。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人类却没有因为幼稚而停止思考，而总是通过对智慧的爱诠释自身的执著和尊严。那些试图通过思考而烤出面包的人，无异于将人降低为蝼蚁。正如伟大的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这段时间，再没有别的可供支配，那么，你就必须学哲学。”
哲学是无所谓入门的，更没有所谓的初学者和专业者之分。记得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一部严肃且伟大的哲学著作，完全可以用笑话写成。”哲学之所以可以写成笑话、故事或者寓言，那是因为所有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思考都源于人类的生活本身，只不过我们是“日用而不知”罢了。只要你是一个用心的人，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因此，翻开哲学史，那些最顶级的哲学家，并不是醉心于体系建构，也不是迷恋于概念思辨，而是在娓娓道来地说笑话、讲故事、写寓言。《论语》不过是一部孔子和他的弟子的对话集，平实而亲切；《庄子》不过是一部由寓言写成的散文诗，洒脱而浪漫；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的哲学不过是像牛虻一样在雅典大街上与青年辩论；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不过是做了一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游戏而已……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思考变成了一种宏大、抽象的理论建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的智慧殿堂里竟然没有了人的气息。今天，科技发展了，物质丰富了，生活却越来越单调了。哲学开始走进了书斋，成了思想家和玄思者把玩的思想游戏，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被专业吸干，被功名掏空，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哲学对自身的背叛，直接导致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人们开始怀疑哲学的价值，质疑哲学存在的必要，甚至发出了“哲学无用”的呐喊。这不知是时代的悲哀，还是人类的悲哀。
今天，我们提倡听哲学家讲故事，就是要听出故事中所蕴含的哲理、对人生的见解，以及在哲学史上那些困扰哲学家的永恒问题。当然，这里没有固定的见解，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只有拨动你灵魂之弦的深深体悟。
　　哲学的比喻
哲学是什么？
这是一个最引人入胜而又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些看法截然相反、相互冲突，至今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这并不表明哲学是茫然的、无用的、不可知的。相反，哲学是指导人生活的智慧。正因为如此，尽管它复杂，却永远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似神秘，但绝非不可知。只是，它需要我们用心去感觉，用双手去践行。伟大的先哲们早已引领我们走上了领悟哲学的道路。
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哲学家们对哲学作出的一些形象生动而又耐人寻味的比喻。仔细地品味这些比喻，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哲学的深刻意蕴，而且会使我们在欣赏、品味中体悟到什么是哲学思考，什么是哲学的辩证智慧。欣赏完这几则关于哲学的比喻，也许我们最后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去对“哲学是什么”作一个具体的追问，因为哲学绝不是某些具体的概念抑或实体所能承载的。
一、能思考的芦苇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但他却是一棵能思考的芦苇。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灭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这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所写下的一段经典的话。这一比喻深邃，精当，却也有些许悲凉——人的思想是如此的高贵，但却拖着一个极其无能、孱弱疲软的身体！确实，人在很多地方都比不了动物。人不能像大雁一样在天空飞翔，不能像骏马一样在平原上奔驰，更不能像鱼一样在水中遨游。所以，在大自然的万千造化中，人是很卑微的一个。可是，动物只能靠本能活着，它们自出生开始，命运在冥冥中就早已注定。它们不会思考，不会抗争，不会选择，随波逐流，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而人不一样，人靠头脑的思考向自己的肉身提出了挑战，靠灵魂向自己的命运发出了抗争，因此获得了崇高和伟大，成为了万物之灵。
人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帕斯卡尔告诉我们：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也不是辛苦的劳作，而是无聊，一种无所事事的无聊。当无聊来临时，你会感到无所用心，无所事事，没有激情，没有冲动，并因此而感到了自己的虚无，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依赖，自己的无能与自己的空洞。
当无聊来临时，人们往往以辛勤的忙碌和消遣的游戏来麻痹自己，用热闹和纷扰来掩盖自己的心灵空虚。但帕斯卡尔却说，这种忙碌和消遣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幸和苦难。因为正是它，极大地妨碍了我们想到自己，并且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消灭了自己。若是没有它们，我们仍然会陷于无聊，而这种无聊会推动我们去寻找一种更可靠的解脱办法。可是消遣却使得我们开心，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到死亡。正如今天那些无厘头的娱乐节目，总是在不经意间夺取了我们的光阴和岁月。所以说，消遣是恶，快乐是罪。
更为可靠的解脱方式是什么？帕斯卡尔告诉我们：唯一能够让人摆脱无聊的，是人的思想。人唯一能够抓住和依仗的，也只有思想。思考虽然是痛苦的，但却是自由的。思想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幸福的自由。思想的产生不受任何时空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它不用依赖任何道具，甚至不需要纸和笔，就能自导自演出属于自己的剧目。而且，思想也不受人为的干预，不会屈从于金钱、权势和社会地位，阔居广厦者的思想空间未必就比陋居简室者开阔多少。现实中的很多人，在强悍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病态的、怯弱的内心。这些人，永远也感受不到自由思考的幸福。思想不可能因为金钱和权利而得到，却经常因为金钱和权势而失去。被蒙着眼睛的驴子永远只会为主人拉磨，而不知道有一天会被屠戮；失去思考力的人是可悲的，他身处黑暗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在光明之中。
帕斯卡尔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带着思想去生活，那么，他仅仅是在活着，而不是在生活，更不可能有富有意义的人生。人类正是因为“思”而获得了尊严，尽管这种思考没有现成的答案，但这种追逐却体现了人类的伟大和执著。人类的意义，世界的意义，也许就在这种不断追逐的过程中。
当然，带着思想去生活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思想的痛苦源于人生的沉重。伴随着生命的提升，痛苦的思考就会升华为一种更为持久、更为充实的快乐。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里，“欣然”二字已经将经由痛苦思考而转化来的快乐刻画得淋漓尽致。
人的生活其实就是带着悲观去执著，正如那棵脆弱的、能思想的芦苇。叔本华说：“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是一种超脱。”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就不易走向贪婪和虚无。有时，支撑我们生命的往往不是坚强，倒是软弱；不是乐观，而是悲观。正因如此，思考了一辈子哲学问题的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告诉世人，我这一生活得很幸福。”
二、知识的圆圈
据说有一次，一位学生问古希腊的哲学家芝诺：“老师，您的知识比我的知识多许多倍，您对问题的回答又十分正确，可是您为什么总是对自己的解答有疑问呢？”
芝诺没有直接回答学生的问题，而是顺手在桌上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并指着这两个圆圈说：“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不知道的部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的无知的范围也比你广。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芝诺把学习知识看做画圆圈，表明知识总是不断推陈出新的，绵绵没有尽头。在通向科学真理的道路上，任何人只能不断地追求真理，而不可能占有真理，以至于庄子发出了“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慨叹。
但问题是：哲学是否是一门知识？它是否可以像其他知识那样进行学习、传授和积累？
我们可以看到，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哲学却少有进步。它仍然在围绕着那么几个哲学问题喋喋不休。所以说，哲学并不是一门知识。尽管我们很容易就能指出若干“哲学知识”，如哲学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等。但从根本上说，哲学是无法被当做一门知识来学习的。它既无法提供普遍而适用的规律和定理，也无法像其他知识那样严格界定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由此，哲学好像也无法进行定义和界定。有一个哲学家曾经自嘲地说：“谁要想让哲学家出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问他‘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一千个哲学家，估计就有一千个关于哲学的定义。
正因如此，中文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根本就没有设“哲学”这个条目。最新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也没有设这个条目，只是在“西方哲学史”条目之下设了“哲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子目。它上面写道：“在各种各样的界说中，很难判定是否能找到某种共同的因素或为‘哲学’找到某种中心含义，以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全面的定义。不过，人们在这方面首先试图把‘哲学’定义为‘对各种人类经验的反思’或‘对人类最为关注的那些问题的理性的、方法论的和系统的思考’。”
三、厮杀的战场
整部人类哲学史始终充斥着哲学家们互相批判、互相推翻、互相取代的斗争。基于这一客观事实，黑格尔把哲学史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他说：“全部哲学史就是一个战场，到处堆满着死人的骨骼。”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总是在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中发展的，因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表达新时代的哲学，必然要通过对反映旧时代的哲学的批判而获得哲学的统治地位，从而使整个哲学史成为了“厮杀的战场”。
由此看来，哲学和哲学家注定是寂寞的。迎合时代不是它的强项，而批判才是它的本性。因为它试图把握的不是真理的某个环节，而是真理的全部。
黑格尔说：真理决不是一块铸币，现成地摆在那里，可以不费力气地拿起来放在衣袋里。相反，获得真理需要一个极为漫长、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需要在继承中批判，在批判中继承。
就批判而言，“全部哲学史就是一个战场，到处堆满着死人的骨骼”。就继承而言，每一步都是它前一步的继续。这就好比花朵开放，花蕾便消失了，而果实结出之后，花朵也便凋谢了。但是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制约、缺一不可。这些环节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每个环节在这个统一中都是必要的，它们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
在黑格尔这里，哲学中的真理既是人的理性要达到的目标，又是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而要踏上这条道路，最关键的是要有这样一个信念，即：“每个要摘取真理果实的人都不能固守自己的观点，而应透过这些观点看到它们所反映的人类精神所走过的历程。只知道现成地去接受仁人智士的真知灼见是不够的，还应去发现这些真知灼见反映了什么时代什么样的人类精神。”
四、密涅瓦的猫头鹰
黑格尔曾经形象地将哲学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密涅瓦，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则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黑格尔说，哲学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不是在旭日东升的时候翱翔于蓝天，而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
在这里，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起飞来比喻哲学，旨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所谓反思，就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下翱翔，那么，“反思”当然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了。黑格尔把哲学比喻为在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那就是：哲学的反思必须是深沉的、自甘寂寞的。黑格尔说：“时代的艰苦使人对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的兴趣予以太高的重视，现实中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活动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
密涅瓦的猫头鹰是在夜幕降临之后才悄然起飞。而真正的智慧，也总是姗姗来迟的。它一开始总是以一种极为荒诞的面目出现，并不能被多数人所理解，老子说：“不笑不足以为道”。维特根斯坦在评价哲学时也说：“在哲学中，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是最后一个到达的人。”
由此看来，哲学并不是时代的引领者，相反，它总是落后于时代，因而不能给世界以任何教导或指导。在作秀的时代潮流和宏大的历史事件面前，它总是来得太迟。譬如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要到古希腊、古罗马衰落解体时期才能出现，因此对古希腊、古罗马的世界已不能给予教导。
正如黑格尔本人所说的：“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轻，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
五、同一句格言
黑格尔说，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含义是根本不同的：“老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使这些小孩也懂得这些宗教真理的内容，可是对他来说，在这个宗教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全部生活和整个世界。”
通过“同一句格言”的比喻，黑格尔是要告诉我们：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慎思明辨的理性，还是一种需要切身体验的真挚情感；哲学不仅仅是一系列概念的运动和发展，而且还是蕴涵着生活阅历的主观体悟。一个人要想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不仅需要勤于思维，更要浸入主体的生命体验。当哲学饱含人生体验，达到一种审美的境界时，理性的力量就会自然而然地彰显出来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专属于人的，因为它本身不是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它既不能“教”，也无法“学”，只能靠参与。唯有参与到哲学思考当中去，才能领会到其中思考问题的方式。因此，领会哲学，就不能当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应该抱着投身于其中的姿态去积极参与。在人生这场大戏中，人既是导演，也是演员。哲学离不开人生，人在哲学面前也就无法充当一个置身于事外的旁观者。
据说，最早使用“philosophy”（哲学）这个词的是毕达哥拉斯。拉尔修在《明哲言行录》中记载说：当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他回答说：“一个philosophos（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哲学家生来就是寻求真理的。与此相对应，他明确地把哲学家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从而也就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
柏拉图也曾经借苏格拉底之口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适合神，而“爱智慧”这类词倒适合人类。所以说，没有对智慧的爱，而是抱着功利的态度去对待哲学，是进入不了哲学的。一个人如果从哲学中仅仅看到若干范畴和教条，当然会觉得枯燥乏味，那么他也算枉学了哲学。只有那些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考人生和世界的人，才能真正领略哲学的魅力。
哲学也许很简单，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但我们似乎觉察不到，正所谓“日用而不知”！今天的哲学之所以变得抽象了、晦涩了，是因为我们总是将其当做一门知识来学习，而不愿意参与到哲学的思考当中。
我们总是期待一门学问给我们多少多少技能和知识，而不是希望从中能获得多少启迪。比如，《论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学习而又经常复习，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今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感到的是索然无味，而没有感觉到快乐呢？原因也许很简单，你没有把学习看做生命，没有带着自己的经历去体悟，总是想着学完知识以后去干点别的，自然就不会快乐了。
　　爱因斯坦曾经把“哲学”和“人”的关系比喻为鱼水关系。他说：“鱼对于它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又知道些什么呢？”“鱼儿”对“水”一无所知，是因为它本身就在水当中了。这种鱼水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知道”和“不知道”这样的字眼来描述了。哲学和人的关系也是如此。人就生活在哲学当中，求知本然地就是人的本性，怎么能把哲学当做技能和知识来学习呢？还是雅斯贝尔斯说得好：“哲学是不能教的，只能靠自身的悟性去参悟人生与世界。”
六、动物听音乐
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接受，虽然可以使人获得某些哲学概念，但却始终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
黑格尔曾比喻说：“像某些动物，它们听见了音乐中一切的音调，但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却没有通过它们的头脑。”他通过这个比喻，尖锐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形成哲学智慧的智慧。黑格尔曾说：“常有人将哲学这一门学问看得太轻易，他们虽从未致力于哲学，然而他们却可以高谈哲学，好像非常内行的样子……”这些人“高谈哲学”，当然也就如同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见“音乐中的一切音调”，但却听不到这些音调的“一致性与和谐性”。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哲学不是现成知识的结论，如果只是记住了某些哲学知识或使用某些哲学概念，那就会像“动物听音乐一样”，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调”，却听不到真正的“音乐”。
智慧不是知识。知识是可以学习的。如果我们对一门知识不熟悉或不精通，只要假以时日，肯定会有所了解。但真正难得的是智慧。智慧是学不来的，唯有用心去体验和洞察，别无他法。而且，知识的积累无助于智慧的体察，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佛家的慧能禅师，大字不识一个，却能顿悟成佛，豁然开悟。而有的人念了一辈子经，读了一辈子书，皓首穷经，到最后也没有开悟。对此，冯友兰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修行不是吃大饼，今天吃一点，明天吃一点，早晚能吃完。对智慧，只能“悟”，而不可“学”，别无他法。
如果把哲学当成现成的知识去接受，虽然可以使人获得某些哲学概念，但却始终不知道哲学为何物，因而也不能真正地进入哲学思考。说到底，哲学不过是一种运思方式。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如何看待世界，就会如何思考世界。预设的前提不同，思考的方式就会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也会千差万别。学习哲学，无非就是要学习哲学的这种思考方式。比如，我们学习马克思的哲学，无非就是要学会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当年康德就曾经告诫他的听众：“学生唯一可学的仅是进行哲学式的思考。”海德格尔也说：“哲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启人思。”
七、庙里的神
罗素说：“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黑格尔也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在这里，黑格尔借用“庙”与“神”的关系形象地道出了人类生活与哲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按照黑格尔的比喻，庙里的“神”是使“庙”成其为庙的“灵光”。同样，哲学则是使人类的“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成其为文化殿堂和精神家园的“灵光”。哲学，它就像普照大地的阳光一样照亮了人类的精神生活。如果失去了哲学，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黯淡无光。正如宋朝的一位诗人对孔子的评价：“世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哲学总在历史的最深处发出回音，它总是以“无形”的方式影响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一个轻视哲学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作为对世界和人类根本问题的思考，哲学代表了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所站立的高度，决定了它能否作为一个优秀民族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决不能轻视哲学。轻视哲学，将会被历史所轻视。”
所以说，哲学虽然不能用来谋生，在常人看来仅属于“吃饱了无事可做”的无聊举动，但正是这种近乎“无聊”的思考，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精华。只不过，哲学走的太远，以至于将我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从而决定了它独孤的命运。它不是大众的迎合者和媚俗者，而是时代的引领者和预言者。
因此，纯正的哲学和真诚的哲学家都是甘于寂寞的。彼得拉克有一句名言：“哲学啊，你是贫困地光着身子走进来的。”尼采也曾在相同意义上建议：不给哲学家发薪金，让他们在野地上生长，藉此赶走那些想靠哲学牟利的假哲学家。这多少是愤激之言，哲学家毕竟也要吃饭，但其基本意思还是对的，就是哲学对于决心以之为终身志业的人有很高的要求，不容存名利之想。借用耶稣的话来说：通向哲学的门是“窄门”，只有不畏寂寞、贫困的人才能够进入。
轻视哲学无疑是目光短浅之举。一个世纪前，张之洞为清朝廷拟定大学章程，视哲学为无用之学科，在大学课程中予以削除。青年王国维即撰文指出：“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哲学之所以有价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围故也。且夫人类岂徒为利用而生活者哉，人于生活之欲外，有知识焉，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
这正是哲学的“无用之用”。王国维的话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在今天听来仍然发聋振聩，发人深省。
哲学的故事
有人说，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更是把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多，直到他们无中生有……
一、约翰·史密斯先生的本质
据说有一天，一位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实验室，向他们展示了一个人身体的物质。这些东西装在一排贴着标签、排列整齐的密封瓶子里。——“这是从前一个名字叫约翰·史密斯的人的全部物质。”教授说。于是，学生们记下了玻璃瓶上的标签：
能够装满一只10加仑圆桶的水；
可做7块肥皂的脂肪；
可做9000支铅笔的碳；
可做2000根火柴的磷；
可打两枚钉子的铁；
能够刷一个鸡窝的石灰；
少量的镁和硫黄。
“这一切都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学生做完笔记后说，“但是，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
教授微微一笑：“回答这个问题是哲学家的事。”
是啊，约翰·史密斯先生在哪里呢？他从婴儿到儿童，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容貌、体形、性格、气质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史密斯先生还是史密斯先生，而不是任何其他人。他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复制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史密斯先生成为了史密斯先生？换句话说，史密斯先生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水吗？不是。是脂肪吗？也不是。当然，它也不可能是碳、磷、铁、石灰和硫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恭喜你！你一旦思考这些问题，就已经进入哲学了。思考这些问题，本来就是哲学家的专利。我们平常人是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大动脑筋的。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神经错乱的西毒欧阳锋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欧阳锋是谁？”以前，这个问题不需要问，没必要问，也懒得去问。他是西毒，白驼山庄的主人，江湖上少有的高手。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现在，所有的这些称号他都记不起来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孤零零的自我，唯一有的就是自我的意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是谁？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哲学家。
二、一只看不见的鸡
有个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回家后，父亲杀鸡置酒祝贺他。吃饭时，父亲问儿子：“你在大学里学的什么？”
儿子说：“哲学。”
父亲又问：“学这个有什么用？”
儿子说：“学了哲学，看问题和别人就不一样。比如，拿咱们桌子上的这只鸡来说，普通人看来呀，它就是一只鸡，一只具体的鸡。但在我们学过哲学的人看来，是两只鸡，除了一只具体的鸡以外，还有一只抽象的鸡。”
旁边一直听他们谈话的妹妹听了，突然插嘴说：“那好，我和爸爸吃这只具体的鸡，你一个人去吃那只抽象的**！”
这个大学生说的没有错。哲学研究的对象正是那只“抽象的鸡”！而且，你即使把那只看得见的鸡大卸八块，也找不到那只“抽象的鸡”。
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就曾经比喻说：“如果你想把葱皮剥开看看葱的本质是什么，肯定会非常失望。因为即使你把整根葱都剥光了，也不会看到葱的本质。”马克思也拿“商品”举例说：“商品的本质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但是，无论你怎么把玩一个商品，也找不到价值的影子。”
可是，看不见的东西，又怎么去研究呢？正因如此，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眼里，哲学研究的问题，简直虚无缥缈，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对此，哲学家自己也是承认的。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老子就直言不讳地说：“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如果不能让我们这些“下士”费解甚至发笑，哲学就不配称之为哲学了。
于是有人戏称：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在黑屋子里寻找一只根本不存在的黑猫。一些玩世不恭的人更是把哲学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愈来愈多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少，直到他们对任何事物都一无所知；另一类是对愈来愈少的东西知道得愈来愈多，直到他们无中生有。
三、不死干什么呢
庄祖鲲牧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六十多年前抗战期间，有一个人寄居在贵州一个农民家里。有一天，他正在看书，农家四五岁的小女孩跑过来，两个人就展开了一段对话：
“叔叔，你在干什么？”
“我在看书。”
“你为什么要看书？”
“看书可以增加知识啊！”
“增加知识干什么？”
“增加知识可以赚钱啊！”
“赚钱干什么？”
“赚钱才可以吃饭啊！”
“吃饭干什么？”
“吃饭才不会死啊！”
“那不死干什么？”
“去！去！去！别啰唆了，去找你妈去！”
现在这个人已经八十几岁了，他有时在想：“是啊，不死干什么呢？”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你如果非要刨根问底地去追问，最后只能暴露出问题的荒谬——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比如，什么是永恒？什么是无限？什么是幸福？什么是自由？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此等等，都没有答案。
而且，上述这些问题不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而没有答案，而是永远都不会有答案。它们也不是因为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愚笨而得不出答案，而是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得不出答案。正如黑格尔所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不在了。”
由此可见，不仅哲学研究的对象看不见，摸不着，哲学所思考的那些问题也没有答案。哲学不仅无中生有，在黑屋子里寻找那只看不见的猫，而且也在强迫自己回答着那些不能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哲学问题看做是方程式，那么这些方程式都是“无解”的。这里的“无解”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没有标准答案。当然，也没有解答问题的固定思路。谁如果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留下笑柄。比如，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你可以说人性是善的，因为一些伟大的壮举都是人做出来的，而不是动物。但是，你也可以说人性是恶的，因为一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也是人干出来的，动物根本没有这个本事。所以，这个问题从古到今一直在争论，而且还会永远争论下去。
人活着，不会像猪一样吃饱了什么也不想。想着想着，就会浮想联翩，想出一些超出经验，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许都可以归为哲学问题。
四、宿命的努力
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和《荷马史诗》里都讲过西西弗斯的故事。据说，他被认为是最狡猾而且诡计多端的人。因此，神罚他在一个山谷里推一块巨石爬一个陡峭的山坡。可是，每次刚推到山顶，眼看就要成功时，石头就会轰然滚落到山谷中。于是，西西弗斯只能从头再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上同一个山坡，推动同一块石头，同样的艰苦，同样的劳动，而得到的永远是同样的结果。眼看着巨石滚下山坡，千百次地重复，他已将此视为必然，他的生命注定了是毫无意义的重复。
然而，如果某一天，巨石推上了山顶，永不再落，西西弗斯就是幸福的了吗？不，在他荒凄的存在里，他的命运（推巨石上山）就是他的存在，除去了他的命运，他一无所有，而他命运的解脱（巨石不再落）不也就是他追寻的终结，存在韵律的中断，期待的幻灭吗？这样活下去也许就更没有意义可言了。
西西弗斯的故事暗示着人类的生存状态。尽管人生无解，但人类仍然苦苦地追寻着自身存在的意义，默默地承担着偶然加给自己的命运。正如那些超越时空的哲学问题，虽然没有答案，但千百年来，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追问。也许，它的意义本身就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而非简单地得出一个结论。
因此，哲学本身就在哲学问题的回答过程中，正如西西弗斯的人生意义就在不断推动巨石的过程中。于是，对哲学问题形形色色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历史。黑格尔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意思是说，哲学本来就没有历史。哲学面对的问题始终是那些问题。它不像其他学说，总是在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推陈出新。所以说，哲学无所谓时髦，也无所谓时尚。凡是符合时尚的，都不是真正的哲学。
同样，哲学是无所谓进步和倒退的。后人未必比前人聪明，前人也未必比后人愚昧。那些自作聪明的思考，总是会遭到上帝的嘲笑。知识是无穷的，总在不断地推陈出新，而智慧是永恒的，几千年下来，谁也不敢大胆地说自己又发明了一种新智慧。哲学家伯林说得好：“人们在试图给出哲学问题的答案时，总是遇到困难，以至于想提供明确的答案却又屡试不爽，由此而产生一种印象：哲学中没有进步。”
也许，在哲学中，越古老的越是有价值的，越古老的，哲学味越足。正如酿酒，时间越长的酒，越是散发清香。每一次哲学创新，都需要重新回到源头，重新回到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点燃智慧的火焰。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的：“它就像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又在一定分寸上燃烧。”
五、依葫芦画瓢
在禅宗公案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一指禅”的故事。
据说，唐朝末年，俱胝和尚向他的师父天龙和尚参问“怎样才是佛”，天龙和尚向他竖起一个指头，俱胝和尚当下大悟。此后，凡有向他参问的，他都只竖起一个指头，而不说别的。他在晚年总结说，自从悟透了天龙的一指禅，一生都受用不尽。
　　在俱胝和尚处，有一个做杂事的童子。他每次遇到人问事时，也总是竖起一个指头作回答。于是，有人告诉俱胝和尚说，您这里那位童子也参透了佛法，凡有人提问题，他总与您一样竖起一个指头。有一天，俱胝和尚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刀，把该童子叫来问道：“听说你也参透了佛法，是吗？”童子回答说：“是的。”俱胝又问：“那你给我说说，怎样才是佛？”童子自然竖起一个指头。俱胝乘其不备，挥刀将其手指砍掉。童子痛得大叫而走。俱胝又把他叫回来，还是问他，怎样才是佛？童子又习惯地举起手准备伸指头，但一看手指没有了，于是豁然大悟。
随便砍掉人的指头是十分残忍的行为。但是，该童子的断指之痛正是他大彻大悟的机缘。在这里，俱胝和尚竖一指，童子也是竖一指，表面上看起来无甚差别，但二人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和体悟却是天壤之别。俱胝是在经天龙和尚的指点后，有了自身的深切体验和觉悟，才以竖一指头来解答问学者的各种问题的。而童子完全是形式上的模仿，根本没有自身体悟可言。因此，只有在被砍去手指后，发现无指可举时，这位童子才从自己这一痛彻心肺的切身体验中得到了觉悟——偏执之处，佛性不显。
六、熟知并非真知
黑格尔在其名著《小逻辑》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族人特别崇拜一个名叫“Golshok”（戈尔肖克）的东西。他们相信，“戈尔肖克”孕育着生命和智慧，就像源远流长的密西西比河和一泻千里的亚马逊河一样。它是称量善恶的天平，是佑护人们幸福的万应符咒。由于这个词实在重要，每一代智者都投入毕生精力，青灯黄卷，面壁冥想，企图破译它的真谛。他们的言论汇集成典籍，流布于民间，成为人们世代信守的金科玉律。
终于有一天，一个对此感到厌倦的人问道：什么是“戈尔肖克”？这个词究竟指什么？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下子惊醒了所有被“戈尔肖克”催眠的人。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对这个一向以为最熟悉的词竟然一无所知。
黑格尔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熟知与真知是有区别的，甚至可以说有着一段很大的距离。熟知仅是表明我们看到了眼前事物的轮廓，但对其内涵却没有加以深思，因而并不是真知。正如他所说：“熟知的东西之所以不是真正了解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
这就是说，人们对于熟悉的东西，往往习以为常，不加深究，因而容易停留在表面现象的了解，对它的本质并没有真正深切的认识。而哲学，则是追求真知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思的活动。所谓反思，就是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念再重新思考一遍，以确定它们是不是确定无疑的。正因如此，哲学并不依赖常识，相反，它总是在那些司空见惯的地方发问。它不是对常识的归纳和总结，而是对常识的超越。
哲学的用途
哲学何为？长久以来，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一直都在追问哲学的用途。特别是在今天这个追求物质享受，人的感官欲望不断被打开的时代，“哲学无用”更是发出了历史的最强音。实际上，哲学的产生如同科学一样，并不是源于实用的目的。哲学更大程度上是因人们对世界的“惊奇”以及求真、求善的本能驱使而产生的。它根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人们却“日用而不知”。无论是从古到今，还是从中到外，人们都不知不觉被哲学指导着前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哲学是人的宿命。
一、贵族的奢侈品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闲暇的时间，二要有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再者，哲学是一种纯粹思辨的知识，哲学家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探索这种知识，过这种生活，唯有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供舒适消遣的日用品有了保证以后才能实现。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他们（贵族君子）靠奴隶劳动而过活，或者至少也是依靠那些毫无疑问地位卑贱的劳动人民而过活……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远非吾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往往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生活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而哲学家，过的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思维的快感足以让他们满足和陶醉，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从历史上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在西方，是由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传统直接塑造的。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闲暇。而绝大部分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出身，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粹思辨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把“闲暇”看做是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比如，古希腊的那位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他本出身于伊奥尼亚地区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本来要继承王位的，但是他却将王位让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专门从事哲学思辨。德谟克利特也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做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
但是，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多了那些不为衣食所扰的“大款们”。他们饱食终日、行尸走肉、无所事事、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根本无法成为希腊意义上的贵族。他们想要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醉生梦死，而不是心灵自足的生活。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肉欲的满足，而不是纯粹思辨的愉悦。他们虽然也有所谓的“好奇心”，但可惜的是，这种“好奇心”用错了方向，误入了歧途，只能算柏拉图意义上的“庸俗的好奇心”。
所以说，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西文的“school”（学校），就是由希腊文“闲暇”派生出来的。学校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而是属于自由的贵族阶层。
因此，希腊的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界线。哲学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比如，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二、哲学烤不出面包
古希腊时，一天，一个青年来找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我想跟你学哲学。”苏格拉底问他：“你究竟想学到什么？学了法律，可以掌握诉讼的技巧；学了木工，可以制作家具；学了商业，可以去赚钱。那么你学哲学，将来能做什么呢？”青年无法回答。
这里苏格拉底是想启发这位青年，哲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
马克思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哲学家和船夫的故事。
哲学家与船夫正在船上进行一场对话。“你懂哲学吗？”“不懂。”“那你至少失去一半的生命。”“你懂数学吗？”“不懂。”“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掉到了水里。
看着哲学家在水中胡乱挣扎，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不……会……”“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看来，哲学真的没什么用途，关键时刻连命都救不了，还不如去学习一项具有实际用途的技能。
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哲学确实无用。哲学既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知识和技能，也无法让我们找到一份体面的谋生职业，更无法指导我们如何才能烤出一片能填饱肚子的面包。如果有一门哲学称自己能够经世致用，这门哲学肯定不是真正的哲学。海德格尔就说：“如果非要逼问我哲学的用途，我只能说哲学无用。”
但是，哲学并不是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所取舍的。实际上，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因为人不仅仅是靠吃面包活着的。我们需要物质，更需要精神的力量。哲学虽然不能烤出面包，但却能教人知道为什么要吃面包。它烤出的其实是精神的面包，滋养的并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灵魂。正如德国著名的诗人荷尔德林所说：“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这段时间，再没有别的可供支配，那么，你就必须学哲学。”在他看来，哲学不是一门枯燥无趣的学科，更不是一种文化精英在哲学沙龙奢侈的文化消费，它是所有人，即使是连灯与灯油都买不起的穷人，都需要的一种精神必需品。
三、求知是人的本性
哲学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烤出一片面包，但人类却没有因此而抛弃哲学。事实上，哲学并不是因为“有用”和“无用”而被人类有所取舍的，人实际上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哲学之中，人说到底就是“哲学”的存在。
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人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一方面，人有一个沉重的肉体，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生老病死，无法抗拒；但另一方面，人又有一个高贵的灵魂。灵魂不仅能够产生出理性，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亦能迸发情感和信仰，试图超越有限，摆脱经验，实现永恒和无限。于是，沉重的肉身拖着一个高贵的灵魂，成了人最真实的写照。
人是会死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无限和永恒。但是，灵魂又驱使着人不断地追求永恒和无限。于是，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就成了人生在世最根本的内在矛盾。正是从这一最根本的内在矛盾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生发出了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也许，人从被抛入到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人一生的努力，都在试图跨越横阻在它们之间的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只要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毋宁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也正因如此，伊甸园中的智慧之果才被称为“禁果”。因为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但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修炼到通达智慧的境界。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人越追求智慧，越能更加深沉地体验到自己的有限性，以至于发出了“向上天再借五百年”的慨叹。
柏拉图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死亡练习。”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而生的。”死亡的编钟一旦敲响，一切都将灰飞烟灭，化为虚无。尽管如此，人类从来没有因为理想不能实现而放弃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于是，所有的寄托就在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之中了。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每一个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他接着说明，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学问。哲学的思辨最初表现为“诧异”，诧异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学家出于追根问底、知其所以然的好奇心，对眼前的一些现象，如日月星辰、刮风下雨等，感到诧异，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关于宇宙起源和万物本原的哲学问题。
可见，哲学的“用途”就在人的本性之中。外在地追问哲学的用途，则是背离了人的本性。也许，哲学捍卫的仅仅是一种思考的权利，一种“胡思乱想”的权利。思考本身就是人所独有的生命现象，捍卫思考的权利也就是在捍卫人的尊严。
四、无用之用，乃为大用
《庄子·天下篇》中记载了庄子和惠施的一段对话：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们把它叫臭椿。它的树身长得非常粗大，无法用木匠的工具去量；它的小枝丫又生得弯弯曲曲，不合规矩。它虽然生长在大路旁边，但是，木匠来回经过，却没有人理睬它。你的言论，大是很大了，就是没有用，所以，大家都不相信。”
庄子说：“你见过野猫吧？它们屈着身子埋伏起来，等着捕捉出来活动的小动物。在捕捉小动物时，东西跳跃，不避高低，结果踏中猎人设置的捕兽机关，死在捕兽的网子里面。再看那牦牛，它大得像垂在天边的云彩，大是很大了，但不会捉老鼠。现在你有那么一棵大树，发愁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广大无边的旷野里？人们无所作为地在它旁边徘徊，逍遥自在地在它下面躺着休息，斧头无法砍伐它，任何东西也不能损害它。虽然没有什么用处，但又有什么祸患呢！”
庄子笔下的这棵大树，之所以没有被砍伐，成其天年，恰恰是因为它没有一点“用处”。相反，那些所谓“有用”的树都被砍伐走了。相比较而言，怎么才算有用呢？庄子通过这个寓言告诉我们：真正的“大用”恰恰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看似无用，其实正是有所大用。正如老子所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譬如一所房子，要凿出门和窗子这些虚空的地方来，才能发挥房子的作用。一个器皿，中间必须是空的，才能发挥容器的作用。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没有用途的，未必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哲学虽然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知识，却能教会我们思考；它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技能，却能让我们拥有洞察事物的能力和智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说其他学科给我们的是“鱼”，而哲学给我们的恰恰是“渔”。这种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其实有着“大用”。只不过，它的“用处”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而不是立竿见影的。它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等着我们去“享用”。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运用它，自己却意识不到，正如鱼儿意识不到水对它来说多么有用一样。
　　而且，哲学上的“有用”也需要时间，它的“有用”是积淀出来的，是滋养出来的，而非制造出来的。它就像天上的星星，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能为我们所见。这个时候，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而且是一种无意识的等待。越是急功近利，越是欲速则不达。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佛语一再告诫我们：放下，放下。放下什么？就是放下你的功利心、执著心和目的心。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越是看起来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我们对它的需要可能就越迫切。但这些绝对不是急功近利的人所能意识到的。
生活中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情形：他人过多地指手画脚往往让自己无所适从，并容易产生反感和逆反的心理。有些东西，我们越是频繁地干预，结果就会越糟糕。比如，炒股票。庄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就应该像煎烹一条小鱼那样，不要随便去翻动它。
无为，有的时候恰恰是大为；无用，也可能是大用。庄子对“无用”“无为”的赞赏就是基于类似的观察。无为的做法看起来好像是“不为”，其实是一种高明的“为”。“无为”的君主表面上看起来是柔弱无力的，也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智若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小聪明没有市场了，大智慧就会浮出水面。
五、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是古希腊时期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他是哲学集大成者柏拉图的老师，具有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而矮小的身体，却有着神圣的思想。德尔斐神庙祭司暗传下来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却说自己一无所知。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像一只猎犬一样追寻真理的足迹。”
相传，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当时卓越的政治家、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杰出代表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据说，苏格拉底为了验证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对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人进行了考察。他先后与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进行了交谈。他发现政治家自以为是，实际上一无所知。他们看起来名气很大，恰恰是最愚蠢的。他还发现诗人写诗并不凭智慧，而是凭灵感。最后，他又发现工匠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有智慧。这个缺点恰恰淹没了他们的智慧。苏格拉底于是领悟：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恰恰是没有智慧的人。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正是认识到自己无知的人。
苏格拉底的“无知”不是故弄玄虚的惺惺作态，更不是故作低调的自我嘲讽，而是真诚地认为自己无知。他之所以认为自己无知，是认识到：清楚明白地说出一个真理来，实在是太难了。有些人经常头脑发热，一拍大腿就发表一番评论，作出貌似真理的判断。其实，这些评论和判断都是过于鲁莽的，经不住推敲。例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美德？什么是勇气？什么是真理？这些问题，越深入地思考，越会觉得难以回答。而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反而会轻易地给出答案。
六、苏格拉底的苹果
哲学不仅是对思想的再思想，它还启发人走出权威和成见的束缚。从哲学诞生初期，它就注重思考。
2300多年前一个秋日的下午，苏格拉底穿着他那件常年不换、皱皱巴巴的短袍，优哉游哉地穿过雅典城中心的广场。他对于动荡不安的时局充耳不闻，对于当局的作为也不评论。他在广场一角坐了下来。
这个时候，有很多青年人围拢到他的身边来，有柏拉图和亚西比德那样的阔少，有安提西尼那样的清贫和淡泊之士，也有亚里斯卜提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每天都到这里来，他们都虔诚地拜苏格拉底为自己的导师，他们喜欢听老师对雅典民主制度所作的分析，也羡慕老师这样自由自在地生活。
有很多时候，苏格拉底给他们出题目，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回答出来，但是苏格拉底并不满意。他发现他的这些学生太依赖他的思想，太依赖他的学说，太没有自己的主见了。
所以，有一次当他的学生们都围拢过来以后，苏格拉底从他皱皱巴巴的短袍里面掏出了一只苹果。他站起来，目光深沉地对青年们说，这是我刚刚从果园里摘下的一只苹果，你们闻闻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他拿着苹果走到每一个学生面前让他们闻。最后，他问靠他最近的学生闻到了什么味道。这个学生回答，闻到了苹果的香味。他又问第二个学生，这个学生同样回答是闻到了苹果的香味。
柏拉图今天坐在距离老师最远的地方，到了他回答的时候，前面的几十个人都回答完了，而且答案是一致的，都是闻到了苹果的香味。老师示意他站起来回答。他站起来，看了看同学们，然后慢慢地对老师说：“老师，我什么味道也没有闻到。”
同学们都万分诧异：怎么可能呢？我们明明是闻到了苹果的香味，一只熟透的苹果怎么会什么味道都没有呢？一向聪明善辩的柏拉图今天怎么了？
苏格拉底把柏拉图拉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告诉所有的学生：“只有柏拉图是对的。”
其他的学生都十分疑惑。苏格拉底这个时候把那只苹果交给学生传看。学生们一个个都如坠雾里，这竟然是一只蜡做的苹果！可是，他们都问自己：自己刚才怎么闻到了苹果的香味呢？
苏格拉底用赞许的目光看着柏拉图，他对他的学生们说：永远不要用成见下结论，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更不要人云亦云。我拿来一只苹果，你们为什么不先怀疑苹果的真伪呢？不要相信所谓的经验，只有怀疑开始的时候，哲学和思想才会产生。
苏格拉底的学生明白了，他们知道了老师的用意。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这些学生学会了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一直到他们帮助苏格拉底创造了伟大的欧洲哲学！也正因为柏拉图的与众不同，他才成为苏格拉底最有成就的门徒。
苏格拉底的这个故事不仅是让人们看到经验和成见的副作用，更挖掘人性的弱点，那就是迷信权威，懒于思考。这样不但会让人错失很多亲身认识事物真相的机会，甚至会歪曲事物的真相。哲学教人怀疑，教人思考，哲学开始于人们对于事物的惊讶！
七、伽利略的望远镜
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写的《伽利略传》，其中有段伽利略和威尼斯共和国元老们斗法的故事，相当发人深省。
一直饱受贫穷之苦的伽利略，参考了荷兰光学仪器商发明的玩具望远镜的制造原理，花了17年的时间研究改良成更精确的天文望远镜，并将其献给了威尼斯共和国。
起初，共和国的元老们兴奋无比，一心想将伽利略的发明卖到世界各地，也因为看在伽利略是棵摇钱树的份上，元老们决定加给伽利略一倍的薪俸及终身职位。但随即无知的元老们发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非独创，巴黎的商店早就在卖荷兰制的粗糙的、影像模糊只能放大两三倍的玩具式望远镜，因此即使伽利略的望远镜至少有六倍功能且影像清晰，但元老们认为商机已失。
更何况，元老们质疑，人们想拥有望远镜，不过只是想看看街道上、人家后窗内有什么活动，最多也只是在港口边观察敌方的军事行动，谁想要伽利略那种又贵又重的望远镜？
元老们深觉上了伽利略的当，但也无法收回给伽利略好处的成命，而从此伽利略也就拿着较宽裕的薪水继续改良他的天文望远镜，之后发现了一系列的天文现象。例如，行星是像地球一样的球体，金星有月亮般的相位变化，太阳表面有黑子，木星周围有卫星，等等。更重要的是，他的天文观察证明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假设，即地球并非静止不动，而是环绕着太阳运转的。
伽利略最后对元老们说：“不要只想望远镜的商业价值，要想想它的哲学价值。”元老们根本听不懂伽利略的话，因为元老们眼中只有当时的政治、社会及商业的利益，元老们也不知道伽利略用望远镜将要发现的事物，将彻底改变人们和世界及宇宙的关系。
伽利略和元老们的斗法，基本上是人间诸多活动冲突的原型，即世俗价值和超越意义的对抗。元老们代表的世俗价值，大部分时间都在人间占尽优势，伽利略代表的超越意义，虽然是带领人类进步演化的主导力量，却总是颠簸横逆、受尽阻挠。人们只关心望远镜在人间可以看到什么，但伽利略却关心望远镜在天上可以看到什么。
不仅如此，更可贵的是我们应该从伽利略的所作所为中看到怀疑权威的勇气和智慧，他不迷信当时已为世人公认的“地心说”，因此他所要承受的决不仅仅是“地心说”理论的挑战，而是整个西方传统教会力量的攻击，因为“地心说”符合并拥护了教会的权威，无怪乎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正是伽利略有着真正哲学家的品质，一种追求真理追求智慧的力量驱使他去怀疑并推翻人间的世俗谬论。
八、怀疑一切
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鼻祖。他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普遍怀疑”。所谓“普遍怀疑”，就是对那些“熟知”的东西进行彻底的审查，任何东西都不能放过。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不容怀疑吗？不对！人的感官知觉经常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事物，也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外在的世界不容怀疑吗？也不对！我们在梦里也会看到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对熟睡中的我来说，也同样是真实的。有谁敢保证我们清醒的时候面对的一切不是虚幻？梦幻与现实的区别标准到底在哪里？正如笛卡尔所说：“你怎么能确定你的生命不是一场梦境？”
笛卡尔是数学家，但他认为，即使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深信不疑的数学命题，也要怀疑。很多人可能会认为，不管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二加三总是等于五。这样明显的真理，还需要怀疑吗？不，笛卡儿说，这些东西同样需要怀疑。数学是我们思想的对象。但是，冷不防就可能有讨厌的“幽灵”蛊惑我们的精神，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放置在我们的心灵里，偷换成我们思想的对象。
笛卡尔说，这并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人们经常把眼前出现的幻觉当成真实的。就此，笛卡尔还讲了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那是1911年的事情。当时的笛卡尔在荷兰从军，跟随军队来到德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麓。在11月份的一个夜晚，他连续做了三个梦。在第一个梦境里，有大量的幽灵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心惊肉跳。在第二个梦境里，他觉得眼前光亮闪烁，他能清晰地看见周围的东西。在第三个梦境里，他看见了一部字典和一本诗集。他立即判断出字典象征着各门科学的综合，而诗集则象征着哲学与智慧的统一。笛卡尔说，这三个梦境清晰如同现实，其实都是假的。
哲学就是如此，它总是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方发问。它不是对常识的总结（那是科学的任务），而是对常识的超越。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些事物的熟知形成了我们的常识。常识是负载人生的海洋，人们成长的过程譬如学游泳，学会常识才能生活。会水的人能让水托举着不至沉溺，同样，想游得快也会遇到水的强大阻力。健康的常识能指引人获得平安，走向光明，如冷了穿衣，饿了吃饭，不懂就学，不会就问。这些姑且不论，有意义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克服水的阻力游得快些。这就需要检视探讨一下哪些常识于我们不利，以及如何克服。
孔子教育我们，凡事要“三思而后行”。然而，常识往往不在“思”的范围内。因为某些常识化为人们心中不可动摇的精神权威，获得了不受思维审视的豁免权。大家都见过东西往下掉，譬如苹果落地，而不去思考什么地球的吸引力；一般人说话都合乎语法而许多人并不懂得语法。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时常识不再是人们思考的对象，而成了人们思考的支点。常识是大多数人熟知的，而熟知的东西更加潜伏着危险，因为“熟知并非真知”。
常识，是相对于专门知识而言的一般的普通的知识，是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教条，人们不能离开它，但又不能停留在这个范围内。历史一再启示我们，人类思想的进步，都是在突破常识中实现的。对苹果为什么落地的追问是产生智慧、产生巨人的起点。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是对“为什么”的无穷无尽的解答尝试。哲学是科学之母，是“科学之科学”。
哲学高于常识的地方，就在于它用怀疑和批判的目光洞穿了常识中的壁障，使一切联系起来，流动起来，变得亦此亦彼。因此，确立哲学的理性精神和辩证的思维方式，将使人敏思锐目，不断摆脱蒙昧无知，走向精神自觉。既不墨守成规，也不随波逐流，而是在精神上独立不倚地站立起来，运用理性精神或批判精神思考和审视生活和自身，决不精神瘫痪。在目前改革的时代，面对五光十色的生活，良莠混杂的思想观念，如果没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精神，是很难驾驭和挺立自身的。只有按照哲学思想的指引，才能免于沉沦，自觉行动，才能超越常识生活的局限，完成健全理想的人生。
学习哲学，最重要的是锤炼一种冷静的理性品格，培养一种超卓的思想力量，确立一种批判精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思维能力。
九、田忌赛马
《韩非子》中曾经记载着一个田忌赛马的故事。
齐国的大将田忌很喜欢赛马，有一回，他和齐威王约定，要进行一场比赛。
他们商量好，把各自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比赛的时候，要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由于齐威王每个等级的马都比田忌的马强得多，所以比赛了几次，田忌都失败了。
田忌觉得很扫兴，比赛还没有结束，就垂头丧气地离开赛马场，这时，田忌抬头一看，人群中有个人，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孙膑。孙膑招呼田忌过来，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刚才看了赛马，威王的马比你的马快不了多少呀。”
孙膑还没有说完，田忌瞪了他一眼：“想不到你也来挖苦我！”
孙膑说：“我不是挖苦你，我是说你再同他赛一次，我有办法准能让你赢了他。”
田忌疑惑地看着孙膑：“你是说另换一匹马来？”
孙膑摇摇头说：“连一匹马也不需要更换。”
田忌毫无信心地说：“那还不是照样得输！”
孙膑胸有成竹地说：“你就按照我的安排办事吧。”
齐威王屡战屡胜，正在得意洋洋地夸耀自己马匹的时候，看见田忌陪着孙膑迎面走来，便站起来讥讽地说：“怎么，莫非你还不服气？”
田忌说：“当然不服气，咱们再赛一次！”说着，“哗啦”一声，把一大堆银钱倒在桌子上，作为他下的赌注。
齐威王一看，心里暗暗好笑，于是吩咐手下，把前几次赢得的银钱全部抬来，另外又加了一千两黄金，也放在桌子上。齐威王轻蔑地对田忌说：“那就开始吧！”
　　一声锣响，比赛开始了。
孙膑先以下等马对齐威王的上等马，第一局输了。齐威王站起来说：“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孙膑先生，竟然想出这样拙劣的对策。”
孙膑不去理他。接着进行第二局比赛。孙膑拿上等马对齐威王的中等马，获胜了一局。
齐威王有点心慌意乱了。
第三局比赛，孙膑拿中等马对齐威王的下等马，又战胜了一局。这下，齐威王目瞪口呆了。
比赛的结果是三局两胜，当然是田忌赢了齐威王。
还是同样的马匹，只调换一下比赛的出场顺序，就得到转败为胜的结果。
由韩非子所讲田忌赛马的故事可知，应对各种问题不能一成不变，要灵活运用现有资源，制订相应的策略，这样才有可能化劣势为优势，转败为胜。
十、知识即是美德
“知识即美德”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提出的主要目的，在于强调知行合一、真善一体的道理。但苏格拉底同时认定“无人有意为恶”，并且他身体力行自己认识到的真理。可以说，苏格拉底的道德实践就是对“德性就是知识”的最好注释。
据说，当他被判处极刑之后，他多次有生的选择：他可以交付一笔赎金，换取生命，他的朋友也愿意代他交付赎金；他还可以把妻子和孩子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在临刑前夕，朋友们又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不正义的行为，他在知道什么是正义之后就不愿再做不正义的事。他宁可承受不正义的惩罚，也不愿做不正义的事。因为人们对他的不正义的惩罚乃是无知，而他若做不正义的事便是出于自愿。他为“德性就是知识”“无人自愿作恶”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苏格拉底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指关于自然的知识，也不是后来所谓“形而上学”的知识，而是人对“美德”的理性把握。人非圣贤，孰能全知。按照古希腊人的说法，人非神，怎能全知？不具备某种自然方面的知识，并不是罪过。关键问题在于“知”有不同的哲学意蕴。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是指人的理性自我本质的道德意识，那么有明确道德意识，知是非善恶之理，即为善，无道德意识者即为恶。
如此说来，“我是流氓我怕谁”或者“无知者无畏”的说法，就不会那么理直气壮。既然人应当从自我反思中获得确定性的（关于人的本质的）知识，那么人们各种各样的美德（包括勇敢、自制、公正等）有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它们与“善”的关系如何？在《普罗塔哥拉斯》篇中，苏格拉底以“勇敢”为例，指出在战争中，有真知识的人，则勇敢；而无知的人，则胆小。因此，勇敢并不取决于人的自然习性，因而不应当是盲目的，“有勇无谋”不是真勇敢，只是貌似勇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是好人生。”也就是说，一切所谓的优秀品质必须要有理性的参与，而且以善为目的，才能称得上是美德。
勇敢如此，其他品性也是如此。勇敢并不是人的唯一的道德品性。凡是勇敢的人都有真知识，那未必，但是凡有真知识（自知）的人一定勇敢，那是肯定的。“善”不能被打碎成勇敢、公正、自制等碎片，就像形状不能被打碎成方、圆等一样，这样“美德是什么”就变成了“善是什么”的问题。
什么是关于“善”的真知，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叫做自知之明。人对自己的了解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自知”了，苏格拉底引入了“目的”因素。自然的最后本质在于它的善，即合目的地发挥作用，而这个目的与功能的尺度在“理性的人”心中。因此对于自我的知识，也可以归结为：对人的各种道德品质的功能、目的及其尺度的知识。当然，在什么是善的问题上，苏格拉底只是指明了一个方向，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和思考方向，却没有给出详细的答案。因为，“善”并不是所有美德的相加，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总结。
当然，对于苏格拉底的牺牲，我们或许觉得有些不甘，甚至无法理解，他的理论所涉及的道德问题本身也在后世产生了复杂的区分，这些姑且不加详论，但最基本的一点是哲学家始终是强调道德高尚至善的，而哲学始终关注道德的问题，并为之作出种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
十一、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专门的哲学学科，哲学的专门研究也是开始于近现代。在哲学专门研究的意识觉醒的同时，人们不可能不问：哲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有人说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曾经讨论过哲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通过研究，他指出，对超乎现实的追求是人类的先天欲望之一，中国人也同样有这样的超道德要求，中国人不是通过宗教而是通过哲学达到这一境界。他认为哲学就是对人生进行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因此哲学的功用不在于它能给人提供或增加积极的知识，如关于化学或物理或其他各类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境界，在于达到超乎现实的世界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的价值，也就是说在于使人懂得人之为人的道理，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就此，冯友兰先生指出了人生的“四境界说”。他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因此，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觉解，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所有的某种境界。”这里的意思是说，面对同一个宇宙人生，对它的觉解程度不同，境界也就不一样。
在冯先生看来，人的一生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人在原始状态下与自然未经分化的境界。功利境界则多了一些算计、规则，就像以西方社会为代表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关系；道德境界则是在功利之上，又加上了许多道德要求，好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情感；天地境界则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浑然与物同体”。冯友兰先生指出，这其中每后一种境界不仅高于而且涵盖了前一种境界。这样，他便实现了用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来统摄儒家的伦理道德，再用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来统摄西方工业文明的最终目的。
“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冯友兰先生眼中的最高境界。而这种高境界的人在庄子那里就是至人、真人、神人，就如他在《庄子·逍遥游》里描述的：
遥远的姑射山中，有一神人居住在里边。那神人皮肤洁白，如同冰雪；姿态柔婉，如同处女；不吃五谷，只是吸清风喝露水；乘着云气，驾着飞龙，在四海之外遨游。他的精神凝聚，使万物不受灾害，年年五谷丰收。
那个神人，他的德行，与万物合为一体。世人期望他来治理天下，他哪里肯辛辛苦苦地管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呢！这样的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洪水滔天也淹不着他；大旱把金石熔化了，把土地烧焦了，他也不觉得热。他的“尘垢秕糠”，也可以制造出尧舜来。他哪里肯把治理天下当做自己的事业呢！
据说尧治理天下的人民，使海内政治清平；他到遥远的姑射山中，汾水的南边，拜见了四位得道的真人，不觉恍然大悟，把天下都忘掉了。
这里，庄子主要不是强调神人的神性，从他承认生死就可知道这一点。庄子是强调神人的与道合一的人生境界，就像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达到此境界的人，心目中有宇宙的整体，他为宇宙的利益做事，他是自觉的天民，是圣人，他与宇宙同一。
哲学的表达
哲学之所以晦涩难懂，是因为它总是在说那些根本无法言说的东西。但是，哲学似乎还必须要去说，因为你如果仅是沉默，别人实在不知道你是真的进入了哲学世界了，还是得了神经病！这里的关键是：如何去说？怎么去说？可见，哲学和语言之间，总是有着“斩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关于语言的本质，在我国广泛流传着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
据说在上古时代，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大事打一大结，小事打一小结，相连的事打一连环结。后来又发展到用刀子在木竹上刻符号来记事。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渐进，事情繁杂，名物繁多，用结绳和刻木的方法，已经远不能满足需要了。黄帝见此状，就吩咐他的史官仓颉去创造出一种新的符号系统来。
传说中的仓颉，四目重瞳，非常聪明。有一年，他到南方巡狩，登上一座阳虚之山（现在陕西省雒南县），临于玄扈洛邙之水，忽然看见一只大龟，龟背上面有许多青色花纹。
仓颉看了觉得稀奇，就取来细细研究。他看来看去，发现龟背上的花纹竟是有意义可通的。他想，花纹既能表示意义，如果定下一个规则，岂不是人人都可用来传达心意，记载事情吗？
仓颉日思夜想，到处观察，看尽了天上星宿的分布情况、地上山川脉络的样子、鸟兽虫鱼的痕迹、草木器具的形状，描摹绘写，终于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他按自己的心意用符号拼凑成几段，拿给人看，经他解说，倒也看得明白。仓颉把这种符号叫做“字”。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简直可以用“惊天动地”来形容。《淮南子》中就记载说：仓颉造字，泄露了天机，出现了“天雨血，鬼夜哭”的现象。意思是说，天下雨时下的都不是雨，而是血；鬼晚上都呻吟着哭泣。
人类如果没有文字，就没有办法寻找到昔日的记忆，也无法去了解自己的历史。五千年的沧桑历史，到头来，只能剩下几小块残缺的剩骨。有人说，还能留下一些建筑和石碑。但是，没有文字，还会有石碑吗？石碑正是因为上面有了文字才称之为石碑的，否则就仅仅是一块大石头！有人说会有无字碑。但是，无字碑正是因为有字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正是因为有字碑的存在，无字碑才是一种智慧的文字，如同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的空白。所以，在一个没有文字的年代，绝对不会有无字之碑。没有被文字开拓的大脑，又怎么能去解读无字之碑的内涵呢？
按照一般人的见解，语言仅仅是传达信息、表达思想的工具。我们心里有想法，然后用语言将它表述出来，传达给别人。其实，这是一种错觉。人的语言不仅在表达思想，而且还生成思想。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就说：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思想就是一片混沌。正是语言，让本来不存在界限和区别的混沌世界变得清晰起来。正因如此，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对话、交往的工具，还是世界向我们袒露自身的方式。它跟艺术一样，保存了存在，呈现了存在。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现成的、划分好了的世界，真正对世界进行划分的其实是语言。所谓的“现实世界”可以说是人类集团根据自己的语言系统建构起来的。它把万物变为已有，使万物变得可以言说。
但是，语言敞亮了一个世界，势必会遮蔽其他可能的世界。因为光明意味着清晰，清晰则意味着肯定，而肯定，在相反的意义上就是否定和排斥。所以说，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语言仅仅保存了其中的一个世界。正如在十字路口，我们选择了其中一条路，势必无法再选择其他道路。尽管在没有作出选择之前，我们是有着充足的选择权的。语言也是如此，它很容易让我们把眼前这个光亮的、划分好了的世界当成了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忘记了原来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正因如此，以把握“绝对”和“永恒”为主题的哲学，一直对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对哲学而言，它感兴趣的并不是光明，还是那个近似“无”的黑暗。因为那里才是迸发无限意义的源泉。甚至，很多偏激的思想家都把语言当成滋生争执和困惑的根源。维特根斯坦就说，我们之所以在一些问题上受到困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语言的混乱，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治病，即把语言的含义澄清。所谓的言语不通，其实是在暗指人们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守住自己的世界，而排斥其他世界。身在光亮之中，而不敢正视黑暗。海德格尔也说：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寻找家园，我们点亮了蜡烛，追逐光明。但是，我们越来越执著于光明，忘了我们的家原本就在黑暗之中。他曾引用老子的话来阐明自己对于语言的态度：“知其白，守其黑”。他是这样解释这句话的：“有死的人应该将自身淹没在黑暗的源泉之中，以便在白天能够看星星”。
白天看星星，而黑夜才是我们的家。
二、巴比伦之塔
在西方，也有一个类似于“仓颉造字”的传说。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旧约》中。
据说，诺亚及其家人依赖方舟逃过洪水大劫之后，天下人都讲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诺亚的子孙越来越多，遍布地面，于是向东迁移。在示拿地（古巴比伦附近），他们遇见一片平原，定居下来。
由于平原上用做建筑的石料很不易得到，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于是他们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又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各地。”由于大家语言相通，同心协力，一座城市很快就建立起来了。这座城市就是巴比伦城。建成的巴比伦城繁华而美丽，高塔直插云霄，似乎要与天公一比高低。
就在通天塔快要完工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这一举动惊动了上帝。上帝深为人类的虚荣和傲慢而震怒，他不能容忍人类冒犯他的尊严，决定惩罚狂妄的人类，就像惩罚偷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一样。他看到人类这样齐心协力，统一强大，心想：如果人类真的修成宏伟的通天塔，那以后还有什么事干不成呢？一定得想办法阻止他们。于是，他悄悄地离开天国，来到人间，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分散在各处，彼此之间言语不通。就这样，人们开始相互猜疑、怨恨、仇视甚至自相残杀，通天塔最终没能建成。
如果说“仓颉造字”故事在于说明：语言是我们进入世界的唯一抓手和平台。离开了这一抓手，我们就会茫然失措，陷入令人向往但又无比恐惧的黑暗。那么，“巴比伦之塔”的传说则在于表明：语言在敞亮一个世界的同时，也凝固了这个世界，从而使得统一的现实世界在语言的支配下支离破碎。
　　在哲学的视野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不同语言背景下的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正因如此，不同语种之间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学习一门新语言，更是一件相当费劲的事。比如，法语中的“aimer”是“喜欢、爱慕”的意思，但在英语中，却没有一个词与之相对应，而必须在“to like”（喜欢）和“to love”（爱）之间有所选择；法语概念“démarrer”（离去）包含英语中的两个概念：“move off”（移开）和“accelerate”（加速）；在汉语中，“姑妈”“舅妈”“阿姨”是极不相同的三个概念，而在英语里，“aunt”却兼有“姑妈”“舅妈”“阿姨”这三个词的意义。再以称呼为例。在英语中，汤姆就是汤姆，儿子可以称呼他“汤姆”，父亲也可以称呼他“汤姆”，老婆还可以称呼他“汤姆”，不会出现什么麻烦，如果在中国，这么称呼可就犯了大忌了，谁又敢直接称呼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呢？“为尊者讳”，不仅体现在国家政治中，而且还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同是一个“张三”，根据年龄、辈份和职务以及与其原近亲疏的关系，称呼方面的学问可就大了，闹不好就会惹出大麻烦。
不仅如此，语言的演变也暗示着人类世界观的变迁。人类在具体经验中所感受到的一切细微差别，都被反映在了语言中。比如，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名称不下几十个；在美洲土著语中，对于一个特殊的动作，如敲打，都有着多得令人惊讶的动词。如用拳头打、手掌打、武器打、鞭子打、棍子打，用的都是不同的动词。
这充分表明，在保持着素朴生活方式的远古时期，人类所经验到的世界是何等的感性和丰富！而在今天，语言之所以变得越来越抽象，越来越笼统，正是因为我们正在远离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感性的能力在不断萎缩和迟钝，而理性的抽象能力正在不断地滋生和蔓延。这对人类而言，不知道是赚到了，还是赔大了。
三、测不准原理
物理学中有一个原理叫做“测不准原理”。意思是说：人类对于客观对象的测量和把握，永远也无法摆脱认识主体自身能力和工具条件的限制。
正如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所发现的那样，任何一种试图精确测定亚原子粒子（如电子）的速度的努力，都会使该粒子受到无法预测的撞击，从而使同时测定其位置成为不可能。由此，海德堡得出结论：即使在理论上，客体的位置和速度也不能同时精确测定。
实际上，同时具有精确位置和精确速度的概念在自然界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对外在的物体进行把握。而你一进行人为干预，这种测量随之也就失真了。比如，当我们想用体温计去测试水的温度的时候，温度计插入水中，就已经影响了水的温度，因此测不出来的水温已经不再是确切的水温，而是水和温度计混合在一起的温度了。
在哲学中也是如此。哲学研究的对象，都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而这些对象，一旦进入语言，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宰制、**和压迫，从而发生扭曲和变形。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根本无法落入我们的日常经验中，所以无法定义、无法言说、无法传达。当年，有人就曾经问马克思一个问题：“永恒是什么？”马克思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只得反问一句：“那你先要告诉我永恒之外还有什么？”
永恒之外，还有什么？永恒没有之外，“永恒之外”的提法不过是一个障眼法。但是，“永恒”没有之外，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对“永恒”进行定义和言说。用庄子的话来说，凡是可以谈论的，可以下定义的，都是有“对待”的，即都是可以和其他东西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鉴别的。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一个东西，定义一个东西，总是结合着其他东西来谈论的。否则，这种谈论就没有意义。比如，我们说“这是一条狗”，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它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正因为狗不是猫、不是猪、不是马、不是牛……我们说“这是一条狗”才有意义。假设世界上仅仅有狗这么一种动物，我们说“这是一条狗”，别人肯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绝对本体是“道”。那么，“道”又是什么呢？《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道”一旦被定义，被言说，就不再是“道”本身了。也许，“道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已经将我们带入了歧途。因为它总是“勾引”着我们去定义、规定这个“道”。而“道”是无法定义、无法言说的。也许，我们只能说“道不是什么”，但却无法回答“道是什么”。一旦回答出来，“道”就不是“道”了。比如，我们问“人是什么”，这个提问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人”下一个定义。可是“人”是不能下定义的，无论怎么规定都无法涵盖人的丰富内涵。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老庄在论及“道”的时候，从来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说“道”像什么。老子在《道德经》中就经常把“道”比喻为“母”“黑”“大”“水”“婴儿”……
四、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
西方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处写下了一句著名的话：“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在他看来，语言是与经验世界相对应的语言，它是用来描述经验世界的。因为经验世界里的东西，都是可以区别对待的。而一旦超出了这个经验世界的范围，则没有语言可以与之相对应。而没有语言与之相对应，我们就无法如数家珍地去描述。
比如宇宙，我们就无法用语言去描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或者可能看到宇宙里的某个东西，但我们无论如何也看不到整个宇宙。除此之外，还有“世界整体”“上帝”“善恶”等，都是超越我们经验的东西。如果我们一定要将语言运用到这些东西上面，我们的语言或者思想就会陷入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当中。
比如，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你无论怎么回答，都可以说是对的，也都可以说是错的。因为谁都没有看到过宇宙的边界。你完全可以说宇宙是有限的。也许有一天，一个人就能摸到天边去。这叫“一切皆有可能”。同样，因为没有人见到过宇宙的边界，我们也照样可以推断宇宙是无限的。《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结果一溜跟头翻来，看到了五个柱子，以为是倒了天边，其实不过是如来佛的五个手指头。就是今天的宇宙飞船，航天卫星，也没有到达过宇宙的边界。
有鉴于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为语言划界的观点，并声明他写作《逻辑哲学论》的根本意图正是“想要为思想划定一个界限，或者毋宁说，不是为思想而是为思想的表达划一个界限”。所谓“为思想的表达划界”，就是要在能够由语言表达的东西和不能由语言表达而只能显现的东西之间划一条界限：在界限的这边就是实在的经验世界，它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对象；在界限的另一边则是非实在或非经验的领域，它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那什么是不可说的东西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关乎人生的问题才是不可说的问题。所谓人生问题是指如下终极问题：绝对的价值——绝对的善和绝对的美——何在？如何获得绝对的自由？如何享有绝对的安全？如何获得绝对的幸福（至福）？如何生活于永恒之中？一言以蔽之，人生意义何在？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的任何正常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为这些问题所困扰。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也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可能世界之中，而只能存在于它们“之外”的某种超验的神秘领域之中。“进入”这种超验的神秘领域的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无条件地接受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于你身上的一切事情，也即“安命”。在对世界的本质结构（或本质）问题和人生问题给出这样的回答之后，维特根斯坦接着断言：它们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似是而非的问题，因为它们的答案均不可言说。因此，人生问题的答案只能存在于可说的世界之外，只能到不可说的领域之中去寻找。
五、苏格拉底的“无知”
前面提及，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之所以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苏格拉底之所以认为自己“无知”，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通过下定义的方式把握一个事物的本质是非常难的。而事物的本质，正是哲学研究的对象。正因如此，苏格拉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总是寻求最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如他所说：“我的母亲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做一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他们自己的思想。”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段苏格拉底和一个名叫尤苏戴莫斯的青年进行的关于“什么是善行”的辩论：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请问你知道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吗？
尤苏戴莫斯（以下简称尤）：当然知道。
苏：那么我问你，虚伪、欺骗、偷盗、奴役他人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这些行为自然都是恶行了。
苏：可是，如果一位将军战胜并奴役了危害其祖国的敌人，这是恶行吗？
尤：不是。
苏：如果这个将军在作战时欺骗了敌人，并偷走了敌人的作战物资，这是恶行吗？
尤：不是。
苏：你刚才讲欺骗、奴役和偷盗都是恶行，怎么现在又认为不是呢？
尤：我的意思是对朋友、亲人实施上述行为的话是恶行，而你列举的情况都是针对敌人的。
苏：好吧，那么我们就专门讨论一下对自己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将军率军作战时被敌人包围，士兵们因伤亡、困乏而丧失了作战的勇气。
将军欺骗他们说：“援军即将到来，我们来个里应外合将敌人一举歼灭吧！”从而鼓起士兵的勇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请问这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我想这是善行。
苏：如果一个孩子生病需要吃药而又嫌药太苦不肯吃，他父亲欺骗他说药很好吃，哄他吃了，孩子很快恢复了健康。父亲这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是善行。
苏：如果有人发现他的朋友绝望得想自杀，就偷走了朋友藏在枕头下的刀，这是善行还是恶行？
尤：是善行。
苏：你刚才说对敌人的行为，即便是欺骗、奴役、偷盗也不是恶行，这种行为也只能对敌人，对自己人的话是恶行。那现在这几种情况都是对自己人，你怎么认为它们都是善行呢？
尤：哎呀，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善行、什么是恶行了。
上面这段对话就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式对话”。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是西方哲学中被奉为神明的辩证法。在苏格拉底看来，定义是我们把握一个事物本质的唯一途径。唯有通过定义，一个事物才可能进入我们的视野，变得可以言说。而对定义而言，仅仅具有完善和不完善之别。所以，通过辩证法的运用，我们就可以从假设开始，逐渐消除谬误，最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