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没有新开经典长久开放的官方传奇_百度知道
最近有没有新开经典长久开放的官方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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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　　河南历史源远流长，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名地名物数不胜数，人物风流灿若星云.特在网上收集了一些解读河南地区物华天宝、名地名典、发展流变、风俗人情的文章献给朋友们。尤其是《大河报》及其作者们用深邃的笔锋，回望了一些河南的千年历史、百年沧桑，写出了一些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历史人物的时代感、现场感和沧桑感、变迁感，对我们更好地了解、感知我们歌哭于斯的中原大地，更准确地把握家乡的历史特征、地域特征、文化特征，都不无裨益。 　　现转帖大河村网站厚重河南文章.　　　　1.紫荆关传奇 ;2.内乡县衙官文化 ;3.中医圣地医圣祠 ;4南阳汉画像石;5. 天下第一会馆 6.淅川水世界之谜 ;7淮河之水桐柏来 ;8.河南有个“台湾村”; 9.踏雪寻访博望古城 ;10.范蠡西施并立淅川 麒麟岗上麒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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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滔滔丹江百舸争流 “荆紫关传奇”之一　　--------------------------------------------------------------------------------　　　　此时此刻，我就站在淅川县荆紫关镇的制高点上，俯瞰着脚下的这座小镇。在深秋透明的阳光里，在野菊花和黄姜的馨香中，这座地处南阳盆地西部的小镇显得越发神秘而幽远。　　　　荆紫关是什么？它只是一道关口吗？它只是一座小镇吗？它诗一般的名字后面有着多少传奇故事？　　　　丹江河自西向东绕过荆紫关镇奔流而下，毗邻河道的是一条弯弯的长街。在这条长街的两侧，整齐地排列着砖瓦结构的店铺。这就是北方城市绝无仅有的“清代一条街”。　　　　这条街道就是荆紫关的第一个传奇。　　　　这条狭窄的古街长达２．５公里，里里外外都透出古色古香。走近古街，首先看到的是一道古关门。在风雨中屹立了８８年的古关门已有些倾斜，好似一位驼背的老者。仔细端详，只见这座关门是砖石结构，表面雕有古雅的花纹。关门上方横嵌着一块石匾，黑底白字，上写“荆紫关”三个魏体字。据碑文记载，现存的关门建于１９１４年，因门楼装饰图案与其他关门有别，此门因此又叫“花城门”。　　　　研究荆紫关历史多年的镇干部田先生说起了荆紫关的来历。荆紫关的得名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公元前３０４年，此地属于楚国管辖，楚王派太子荆来镇守此地，于是此地就取名叫“荆子口”。到了明朝中叶，明王朝派官兵千余人驻守此地，并改“荆子口”为“荆子堡”。因为这里漫山遍野盛开着紫色的荆花，清朝初年，当地人又把“荆子堡”改为“荆紫关”。“荆紫关”这个充满了诗意和浪漫的名字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当地人的充分认同，于是便一直沿用至今。　　　　一道和战争、血腥相关联的关口，就这样拥有了一个饱含诗情画意的名字。　　　　荆紫关镇的清代一条街街道两旁，肩并肩地排列着７００多间砖木结构的两层瓦房。这些建筑基本上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清代建筑的原貌。临街的房门，统一都是用木板钉成，昼抽夜闭，便于做生意。穿过临街房，是狭长的院落。院落两侧是对称的厢房。一个院落里多的有２０多间屋子。整条街道的建筑融南北方的建筑风格于一体，显得古朴而独特。两家临街房之间都建有两米长的烽火山，意在阻隔火灾的蔓延。从这一点来看，过去的商人们就有很强的消防意识。　　　　古街上的居民都说，关于古街的变迁，一位叫杨永春的老人知道得最清楚。杨永春老人今年７８岁，是一位退休教师。老人介绍说，荆紫关镇古街的形成，离不开丹江河的古代航运。　　　　发源于陕西凤凰山麓的丹江河，在峭壁群山中蜿蜒２００公里到达荆紫关，然后一泻而下，入汉水汇入长江。历史上，丹江是我国江汉平原一带通往古都长安的惟一水上通道。据古代地理学典籍《禹贡》记载，战国时期，丹江就已经通航。唐朝中叶，都城长安异常繁华，南方许多物资都要通过丹江运往长安。到清朝嘉庆年间（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荆紫关就已经成为商业重镇。当时，丹江河水运兴旺，河边码头停靠着南来北往的船只。有时候，这些船只有三四百艘之多，“百舸竞发，千帆落桅”的景象蔚为壮观。在丹江河岸边，专门为船工、客商服务的客店、酒楼一家挨一家，形成了６００米长的河街，叫卖声日夜不绝。当时的荆紫关镇上商贾云集，有三大公司、八大帮会、十二家骡马店、二十四家大商号。　　　　那时候，丹江河荆紫关段水深河宽，而且水势平稳。所有来自武汉的大商船都必须在荆紫关靠岸，因为只有载重量在３０００公斤以下的小船，才能继续上行，到达陕西的龙驹寨，也就是现在的丹凤县。从下游运来的陶瓷、糖、洋油、洋布等工业品，到了荆紫关就要大船转小船；从上游运来的药材、木材等农副产品，到了荆紫关也要小船转大船。据传说，一个陕西商人在荆紫关开办了一家字号叫“德盛正”的商行，这家商行曾经拥有白银７０万两，雇佣了１００多人。　　　　清朝末年，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和臣僚逃至西安。这些人在西安停留期间所需的大批物资都是从南方运来，通过丹江水路经荆紫关进入陕西。随着商贾的急剧增加，荆紫关迅速繁荣起来，一时享有“小上海”的盛誉。那时一到晚上，荆紫关的河街就像现在的车站一样，灯火通明，老远就能听到“像一笼蜂般的”吆喝声。当时河街上仅是经营餐饮的就有几十家店铺。“歪脖的板面条”、“董久章的锅贴馍”、“王怀娃的卤肉”等，是其中最有名气的几家。　　　　光绪二十一年，荆紫关设立了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电报局和邮政局。由此也可见当时荆紫关的繁荣程度。　　　　荆紫关镇镇长张振亮对记者说，当时荆紫关的商人来自全国各地，现在荆紫关镇还有１０００多人属于当年那些外来商人的后裔，而这１０００多人中，就有１００多个姓氏。　　　　如今的丹江河，古河道依然如故，但却没有了昔日“百舸竞发”的热闹景观。由于河水几乎干涸，大部分河床已经水落石出。杨永春老人指着河岸说，这里原来是“中码头”，那里是“炮船湾”。中码头是起货、装货的地方，炮船湾是炮船停靠的地方。当时各大商会为了防止土匪打劫，专门派炮船跟随商船护航。　　　　说起丹江河后来“波澜不兴”的原因，杨永春老人说，陇海铁路和众多公路的修建，使得水路运输渐渐被铁路和公路所代替。此外，丹江流域植被遭到破坏后，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使得河床逐年抬高。而丹江口水库以及上游多个蓄水工程的修建，使得河流被拦腰截断。　　　　如今在荆紫关漫步，还能够看到一些记录着当年繁荣景象的建筑，比如象征“风平浪静”的“平浪宫”、山西和陕西商人联合修建的“山陕会馆”、湖广两省商人修建的“禹王宫”等。这些建筑无声地矗立在街道两侧，述说着当年荆紫关的繁盛，也督促着今天的荆紫关人去创造新的辉煌。
　　巍巍雄关金戈铁马 “荆紫关传奇”之二　　------------------------------------------------------------------------　　　　百战之地演绎出“朝秦暮楚” 　　沿着丹江上行大约5公里，就到了一个名叫月亮湾的地方。在这个豫陕交界的地方，有一个两山对峙的关口。关口外，是八百里秦川；关口内，是开阔的中原。咆哮的丹江与狭窄的古道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这个隘口，就是荆紫关的那个“关”了。荆紫关即由此得名。　　这个关口，是荆紫关的第二个传奇。　　一道险关要隘横亘于此，自古以来发生过多少战争，只有这青山绿水说得清。　　史书记载，发生在荆紫关早期较有影响的战争，应该是秦楚之间的“丹阳之战”。战国时，秦国和楚国交战频繁。当时荆紫关是秦国与楚国的交界地，其中一部分属于秦国，一部分属楚国丹阳县管辖。公元前312年，秦国和楚国之间爆发了“丹阳之战”，秦国凭借占据荆紫关险要地势的优势，一举击败楚国。秦国获胜后，荆紫关全部归入秦国版图。之后，秦楚两国重新修好，秦国又把此地划给了楚国。　　有个成语叫“朝秦暮楚”，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一时倾向秦国，一时又依附楚国，比喻人反复无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典故的出处就在荆紫关。荆紫关的人说，朝秦暮楚在这里不是贬义词。一种说法是：荆紫关属于秦楚交界地带，早上从秦国出发，到了晚上就到了楚国，形容距离之近。另一种说法是，早上这里被秦国占领，而到晚上却又被楚国夺了回去，比喻战争之频繁。　　说起荆紫关的古代战争，荆紫关人一张口就爱提刘邦、刘秀、李自成。他们说荆紫关是块宝地，“到了荆紫关，转危必是安，商贾发财源，仕宦得高迁”。荆紫关人说兵家占领荆紫关就会“逢凶化吉”。他们举例说，楚汉战争时候，刘邦率部自汉水到达宛城后，就是通过荆紫关而率先到达咸阳的。结果他抢在了项羽的前面，夺取了政权，平定了天下。王莽撵刘秀的传说在荆紫关也流传很广。　　明朝崇祯八年即1635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在陕西商洛地区与官军激战后突出重围，也是在荆紫关休整训练，恢复元气。离开荆紫关后，李自成一鼓作气，占中原，取北京，最后推翻了明王朝。荆紫关人说：“荆紫关也算是李自成的根据地哩！”　　据记载，由于荆紫关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王朝曾在此派驻官兵上千人，称“百户所”。清代时，荆紫关也驻有大批军队。据《清史稿》记载：“河南设总兵三人，南阳镇、河北镇俱顺治六年置，归德镇咸丰八年置。副将二人，荆紫关协，嘉庆六年置；信阳协，咸丰八年改营置。”　　　　我军名将曾在此书写传奇　　在近现代，荆紫关也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洗礼。荆紫关镇有一个地方叫金豆沟，当年红二十五军奇袭荆紫关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据南阳党史资料记载，1935年，李先念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蒋介石极为恐慌，下令调集兵力，向鄂豫陕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十五军面对十倍于自己的敌兵，决定采取游击战术，远程奔袭敌四十四师的物资供应基地——荆紫关。　　日下午，徐海东副军长带领两个团，急行军65公里，直抵荆紫关。16日凌晨，身着国民党军服的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先头部队到达了荆紫关以西五公里的敌外围防御阵地金豆沟。金豆沟由一个连的民团负责守卫。民团连长刘汉章一见“国军”到来，急忙迎接。化装成敌军官的我方人员大声喊道：“我们是四十四师的，红军马上就要来了，这里由我们防守，你们马上集合队伍撤回！”信以为真的敌人刚集合好队伍，红军指战员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就这样，红军一枪未发，夺取了荆紫关的要地金豆沟。奇袭荆紫关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为最终粉碎敌人对我鄂豫陕根据地的“围剿”立下了首功。　　荆紫关清代五里长街的北段，有一处建筑十分宏大的古建筑。当年此建筑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头目“任小秃”的豪宅，而今已经成了荆紫关解放纪念馆。　　在纪念馆里，记者突然发现了毛泽东手书的狂草电文，是毛泽东指挥王震在荆紫关一带进行中原突围的几份电文手迹。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毛泽东，竟然多次在作战地图上对“荆紫关”这个弹丸之地圈圈点点，并数次挥毫写下了遒劲有力的狂草电令，可见荆紫关在当时的战略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大学随着战局的变化开始搬迁。1944年5月，河南大学迁到了荆紫关。河南大学迁来后，当时的荆紫关高小立即搬进平浪宫里上课，把教室腾出来让给河大师生。荆紫关群众对河南大学师生非常热情，大家腾出房屋让师生们居住，并把家中仅有的一点粮食送到师生们手中。河大师生为了表示谢意，帮助荆紫关创办了七七中学。　　今天，七七中学已经成了荆紫关高中。走在校园里，听着那清脆悦耳的铃声时，记者的脑海中却总也拂不去以往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　　
　　一街连三省 三省一家亲 “荆紫关传奇”之三　　-------------------------------------------------------------------------　　　　一块顽石分三省 三种文化喜相逢 　　在丹江对岸，离荆紫关镇中心不足2公里的地方，有一条神秘的街。该街不足百米长，却有豫鄂陕三省人在此居住，号称“三省一条街”。　　这条街就是荆紫关的第三个传奇。　　“三省一条街”名叫白浪街，因地处白浪河河边而得名。　　白浪街长不足百米，宽不过十几米，居民仅有百十户。街上很是冷清，当地人说，除了节假日，平时很少有人来。　　最引人注目的是巷子中央的一块三省交界碑。碑有3米多高，呈三面棱柱状。碑的三面依次有河南、陕西、湖北三省所书的碑文。透过三省碑下的缝隙，记者看到碑下有一块露出地面的三棱尖石。尖石一面朝西，一面朝东南，一面朝东北。三省以此石为界，西归陕西管，东北归河南管，东南归湖北管，此石也就被称为“三省石”。相传，过去三省在此地经常为边界发生纠纷。有一天夜里，一块五彩缤纷的石头从天而降，嵌入此处。当时人们以为这是火星爷传旨，让三省百姓以此石为界，不再争斗。为了表示对火星爷的感激之情，当地百姓于此石旁建了火星庙。清朝道光年间，火星庙改称三省庙。　　记者也试着探足踩在三棱石上，体验了一下“一脚踏三省”的豪迈。　　淅川县委宣传部的贾文涛说，小小一条白浪街，却是三种文化的交会点：从这里向北，是以古都洛阳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向南，是以雄奇三峡为代表的长江楚文化；向西，则是以古都西安为代表的秦晋文化。于是这里便有了颇为有趣的风土人情——明明是门对门、门挨门的街坊邻居，可他们收听的戏曲各不相同，有听河南豫剧的，有听陕西秦腔的，有听湖北汉剧的。　　最有趣的是，隔了一条街或是一堵墙，打个电话过去竟是省际长途。于是，为了方便，不少做买卖的人家同时装有两部甚至三部电话，往哪个省打电话就用哪个省的电话。　　其实，在中国版图上，三省交界之地有40余处，而惟独此地三省均设有基层政府：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镇、湖北省郧县白浪镇和陕西省商南县白浪镇。三镇之间相距均为2公里左右。三省辖地在白浪街犬牙交错，屋舍相连，难分彼此。有些人家房子盖在两省接壤处，自称“夜卧两省”。　　在这条小街上，不少家庭都是由两省或三省人员组成。有一年，河南一老汉办八十大寿，分别嫁在三省的几个女儿都回来祝寿，三省人济济一堂，好不热闹?老汉也因此有了一个雅号“三省总督”。　　　　三地曾经斗不休 往日之日多烦忧　　荆紫关镇干部田丰先说，以前，陕西人、河南人、湖北人之间常因宅基地、责任田、农用水等发生纠纷。　　20世纪70年代，因为在丹江边修筑堤坝的问题，湖北洋奚公社（即今天的湖北白浪镇）与河南荆紫关公社发生冲突，双方都出动民兵鸣枪示威。日，荆紫关公社以民兵训练为名，将洋奚公社所筑的河坝炸毁。洋奚公社则在大坝附近埋设地雷，还抬出人工降雨用的大炮，瞄准荆紫关公社的办公室。　　当时三地政府把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都用在了争斗上。经济方面，三镇采取了相互封锁政策，湖北的工业品、河南的小商品和陕西的土特产品不能互相流通，以商业著称的荆紫关市场严重萎缩。　　治安方面，“三省一条街”成了“三不管一条街”。有人聚众赌博，警方去抓时，人家只需把牌桌挪一挪，就到外省境内了。同样，不法分子在此省作案，到彼省避难，警方无可奈何。荆紫关镇派出所副所长周培甫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三省一条街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受害人恰恰就死在三省交界碑旁边。三省所在的警方一看都傻了眼：死者的头在陕西，身子在河南，而双腿却在湖北。这案到底该谁办？三方都向自己的上级请示，最后还是公安部出面才解决问题。　　　　西接秦晋非古道 南通鄂蜀有坦途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三边关系”渐渐趋于平稳。是谁最先架起了三省友谊之桥？是凌子和！几个老百姓说着，把记者拉到了跨越丹江河连接三省的荆紫关大桥边。桥头的石碑上写着“西接秦晋非古道 南通鄂蜀有坦途”。群众说，是原荆紫关镇党委书记凌子和在1986年带领群众为三省百姓建起了“连心桥”。这座桥结束了三省自古以来靠摆渡交往的历史，也使三省人民拉近了距离。　　从此，一切都在沟通和协作中悄然变化着。　　三方的公安、信访等工作开始了“三省联防”。前几天，河南荆紫关镇的一个男青年在湖北白浪镇强奸了一位陕西姑娘。受害人到陕西警方报案时，疑犯已经逃回河南家里。陕西警方根据三省联防协约，恳请荆紫关镇派出所协助抓获疑犯。荆紫关镇派出所当即出警，将疑犯抓获，并按照有关规定将案件移交给湖北警方办理。　　在经济上，三个乡镇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的竞争。　　几年来，荆紫关镇先后投资兴建了新街和110万千伏变电站，修通了淅川县至荆紫关的柏油路，并将柏油公路从荆紫关一直修到了河南省的边界线上。由于成绩突出，荆紫关镇被确定为河南省小城镇建设试点镇。　　洋奚乡看到这一情况后，干脆把洋奚乡改成了白浪镇，借助闻名全国的“三省一条街”的名声，扩大知名度。　　陕西的汪家店乡看到湖北洋奚乡改名为白浪镇，很是气愤，说湖北侵权，并四处上访告状，要求湖北停止使用“白浪”的名称。但告了几年没有结果，等拐过头来一看，湖北白浪镇已经走在了自己的前面。“不告了，你叫白浪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叫白浪镇？” 1998年3月，汪家店乡摇身一变成了“陕西白浪镇”。2001年，他们干脆把镇政府搬到了“三省白浪街”附近。　　三个乡镇的单位和个人也在明争暗赛。荆紫关人看到湖北白浪镇种植黄姜发了财，便引导农民大力发展黄姜。湖北白浪人看到荆紫关发展胡桑能赚钱，便也跟着种植。　　荆紫关镇镇长张镇亮说，竞争争出了发展速度，争出了经济效益。围绕着“三省一条街”，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直径5公里、人口达数万的“三省内陆
角”。目前，三方已正式建立了“豫鄂陕三省接合部行政协调经济协作区”。三镇已共同融资500万元，投资修建占地30亩的“一脚踏三省广场”，以吸引国内外游客。　　楚风秦韵与中原文化正在这里共同谱写灿烂篇章。(完)　　
　　有理无钱莫进来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系列之一　　　　秦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此后两千多年中，县始终是封建政权的基层单位。但清朝灭亡还不到一百年，古县衙竟然也难觅踪影了。地处伏牛山南麓的内乡县，却把县衙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北京的专家们千里迢迢赶到这偏远小县，在这里打量着历史的背影，誉之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盛名之下，各色人等纷至沓来，想从这个窗口回望我们陌生而又熟悉的县衙，品味我们熟悉而又陌生的官文化。　　　　獠牙之门 狰狞可怖　　　　冬日的早晨，记者站在了大名鼎鼎的内乡县衙门口。县衙坐北朝南，古色古香，庭院深深，飞檐翘角的房屋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清晨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向阳的屋脊上洒满了温暖的阳光，而背阴的地方青砖灰瓦地依然幽暗阴冷。明暗冷暖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很古典的、立体感极强的画面。　　说起县衙，真不算陌生，古代没有乡一级政权机构，县衙是最接近黎民百姓的政府机关。在《七品芝麻官》、《十五贯》、《卷席筒》、《苏三起解》等影视戏剧中，见识过不少大老爷升堂问案的场面，所以站在县衙门口，我有几分亲切感，也有几分好奇心。　　或许是因为我来得太早了，衙门口行人寥寥，喊冤鼓旁边，工作人员老王静静地清扫着地面。喊冤鼓被栅栏圈着，完全成了景观，我很想敲几下找找感觉，可踮着脚伸长了胳膊也够不着。老王过来拦住我：“这鼓不能随便敲的，过去没事乱敲要挨板子的。”弃了大鼓，我拿出手机，联系“衙门”里现如今的“官儿”———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热情的徐馆长马上“摆驾出迎”。老徐是这个博物馆最早的倡建者之一，对县衙潜心研究多年。　　衙门衙门，一衙之门先要看个仔细。县衙大门面阔三间，中间是明间过道，黑漆大门上，一个狰狞的兽头门环格外引人注目，据说各级衙门的大门上都有这样一个门环，就连故宫龙头朱漆大门上的兽头门环也同样狰狞可怖。兽头不美也不祥和，古代大大小小的官儿为什么格外偏爱这“动物凶猛”？徐新华说，实际上，衙门的“衙”通牙齿的“牙”，原意是指带有獠牙的门。在尚武的唐朝，衙门和牙门通用，而到了斯文的宋朝，人们逐渐不知道牙门为何物了，但门上狰狞的兽头却保留了下来。在古代，衙门是官府和权势的象征，狰狞的兽头体现了政权的强制性特征，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吓唬老百姓，制造森严压抑的气氛，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门房的东间前置喊冤鼓，供百姓击鼓鸣冤之用；西间前有两通石碑，分别刻着“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字样。越诉就是越级告状的意思，在古代这是影响县官政绩的事儿，所以大老爷在衙门口立下石碑，明文规定越诉要打50下屁股。　　古代有俗话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当时人们在走进衙门时总是很犹豫，这里是人们不得不依靠的国家机构，可里面又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黑暗和龌龊。别的不说，就是打板子时这板子的轻重差别可就大了。有记载说，在内乡县衙大堂上，时常有人被板子活活打死。过去人说“天下衙门深似海”，不光说的是衙门规模大房子多，更是说里面人精多，门道多，窍门多。　　现如今的内乡县衙也是“无钱别进来”。因为这是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县衙，又是全国第一家衙门博物馆，进这个门要30元钱的门票。即便如此，这里还是人流不断，除去手持各种“条子”免费的，博物馆每年的门票收入还有一二百万元，在内乡这样的山区县，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礼仪之门 规矩繁多　　　　在内乡县衙走了一圈，最让我感到别扭的，是仪门；最让我庆幸没生在古代的，是大堂。　　在县衙转悠，明显感觉到门多，过一道门又一道门，让人感叹庭院深深深几许。仪门是进了衙门后的第二道正门，这个建筑没别的用途，唯一的用途就是在大门和大堂之间多设一道门。　　仪门，取“有仪可象”之义，是一道礼仪之门。门修得很宽敞，但好好的门平时紧闭着，不让人走。从此经过要走两边低矮的便门，并且两边的便门很不相同。西侧的便门称“鬼门”，也叫“死门”。“死门”平时关闭不开，只有在处决死刑犯前，才打开这个门，把死刑犯从这个门里拉出去行刑。因此旧时处决犯人也叫“出西门”，有上西天之意。东侧的便门称“人门”，也叫“生门”，这才是供人们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宽敞的仪门一般会开几次，比如逢着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来访，县官就会下令大开仪门，自己也整冠出迎至仪门之外、大门以里，宾主从仪门而入（宾走西阶，主走东阶）。大堂如有重大庆典、礼仪活动或审理重大案件时也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门而入，到大堂前参加庆典或观看县官审案。　　听着介绍，我不禁感叹古人的规矩太多。县衙博物馆专门研究官衙文化的刘鹏九先生笑了：“细说起来规矩才多呢！你们年轻点的才不耐烦呢！”刘先生说，下级官员初次拜见上级官员要身着公服，从仪门东侧的便门进来，到长官面前要先将写有自己职衔、履历的名柬交上去，口称“卑职给大人请安”，行半跪礼。人家请就坐，还要谢座。就坐后，侧身面向“领导”，取半坐姿势，回答领导第一句话要起立作答，等领导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侍者会端茶过来，但这茶千万不能喝，这是领导表示“你该走了”，即所谓“端茶送客”，这时不立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在清代的官场，这句话可真是一点不夸张。
　　有理无钱莫进来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系列之二　　　　刑具多多 气氛森严　　　　进了县衙大门，百米长的青石甬道穿过仪门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县衙中轴线上的三大主体建筑，都建在高高的台基上，显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个衙门的中心建筑，最为壮观。大堂面阔五间，高11米多，建筑面积248平方米。大堂上方悬挂着“内乡县正堂”行楷金字匾额，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联，上联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联是“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知县掌握着一县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权，这幅清代名联是大权在握、缺少制约的官员对自己的告诫。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们最为熟悉、在电视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内乡县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阁，是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内有三尺公案，上面放着惊堂木、文房四宝及红绿头案签。红头签为刑签，是下令动刑的；绿头签为捕签，是下令捕人的。当这签掷地有声的时候，便意味着一项重大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马上就有人要皮开肉绽或被捉拿归案了。看看内乡县衙大堂的架势，或许能让我们感觉到古代官衙的严刑峻法。　　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着海水朝日图，寓意是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头，照例有“明镜高悬”的匾。　　暖阁前地坪上保留有两块青石板，东为原告石，西为被告石。两块石板上现在留有四个明显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盖磨出来的。暖阁外两侧分别摆放着堂鼓、仪仗及刑具。东侧的刑具架上，摆着10多根黑红各半的水火棍，据说黑色象征水，红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为和国家的法律犹如水火互不相容。细看起来这些刑具很有讲究，有比较细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宽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来自然轻重大不相同。　　据介绍，古代司法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息讼，不主张打官司，所以有“入门三分罪”的说法，原告、被告都要长跪在坚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时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实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据说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发明的，唐以前刑罚没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当场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张针灸图，发现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开恩下了圣旨，从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则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来，西侧的刑具更可怕，墙根搁着夹棍，墙上挂着拶子。夹棍由三根木头做成，俗称“三木之刑”，是在审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时，对证据确凿而拒不认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据说上了夹棍疼痛难忍，手上加点劲就会夹断腿骨。拶子是为女犯人准备的，是专夹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让人痛彻骨髓。古代男人劳动主要靠腿，女人劳动主要靠手，所以夹棍和拶子这样的刑具破坏的都是人的劳动能力。即便是在残酷的古代，使用这样的刑具也必须禀告上级，验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对同一个犯人使用不得超过两次，否则就按酷刑逼供论处。　　审案时，堂役击堂鼓三声，三班衙役两厢伺立，齐声高叫升堂，知县身着官服从暖阁东门进来，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带上来，分别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时也击鼓三声，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为日常生活用语，可见衙门文化的影响。　　明清两代，知县很讲究大堂办事，为的是能“日与百姓相见”，加强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对某些“不逞之徒”要“坐大堂对众杖之”，甚至“示以不测之威”，以惩一儆百，教育多数百姓，由此可见大堂的重要作用。　　大堂后，还有二堂三堂等主体建筑。二堂是知县预审、初审和调处一般案件的地方。知县在此恩威并施，对当事人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伦理思想教育，通过调解，征得双方同意，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目的。　　三堂是知县日常办公、接待上级官员和商议政事的地方，一些涉及机密和不宜公开的隐私案件也在此审理。三堂的内部格局与大堂、二堂迥然不同，东边两间为接待室，西边两间为知县的起居室和更衣室。三堂左右两边是东西花厅院，是知县及其眷属居住的地方。后面为县衙的后花园，供知县赏心悦目、陶冶性情。　　“邑令催科无去处，班头衙役俱逃亡。”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先生这两句诗我早就看过，原来觉得很是风趣，但到了他所吟咏的地方，才感觉到一种咏古之幽情。百年前，按照古代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衙门里上上下下都该忙碌起来了，可现在眼前既没有挎腰刀的捕快、扛水火棍的衙役来回穿梭，也没有留长辫穿长袍表情忐忑的围观百姓，更没有喊冤鼓骤然敲响的悲愤和板子落下时的凄厉呼号……历史已经远去，往日不会重现，旧日的喧哗已经被现如今的宁静所代替。衙门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县官和衙役“俱逃亡”，空空的院落成了一个供人观赏的“标本”。
　　有理无钱莫进来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系列之四　　　　千里做官 只为吃穿　　　　《十五贯》中的胡来胡知县有段很精彩的唱词：“两个老婆来告状，我一人罚她俩鸡蛋；两个铁匠来告状，我一人罚他两张镰。”《窦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场白就是：“我做官的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来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开庭审问时，太守见张驴儿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属说：“他是告状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戏剧是夸张的，这样不要一点体面的贪官儿可能并不多见。衙门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戏剧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唐成不用说，放浪形骸的郑板桥当了县官，曾做诗说：“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其关心民间疾苦之情殷殷。当然，极好和极坏的官儿都是少数。封建时代官场广为流传的“千里去做官，为的银子钱”（另一个版本是“千里去做官，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员真实的心态。　　古代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须到离自己家乡500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内乡的几百个县官没有一个是本地人。离开家乡几百里甚至千里之遥去做官，目的是谋得终身吃穿，所以才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有人算过一笔账，知府每年的俸禄为105两，养廉银每年4000多两，三年的合法收入是12300多两，一位清正廉洁的知府，怎么会挣到10万两雪花银呢？原来还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过年过节、婚丧嫁娶还有拜礼、贺礼等，算下来每年可得数万两，这样一个任期下来，十万银子就到手了。当时人们对官吏廉与不廉有这样的区分标准：“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为了使官员清廉，清朝独创了养廉银制度。当时官员的俸禄很低，七品官年薪45两银子，每月合3两多。按当时一般官吏的生活标准，3两多银子只够五六天的花费。于是地方官在收税时普遍加收所谓“火耗”，来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这些“火耗”全部收归国有，然后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做养廉银，把官员的这部分收入合法化。当时县官的养廉银在每年1000两左右。但养廉银也不能遏止贪污索贿之风。　　清朝的官员中，还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根据当时的制度，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就可以取得官职。皇帝通过捐纳来增加国家收入。捐纳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最早出现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1年）。到西汉时，捐纳已经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买到相当于县令的官职。东汉灵帝卖官明码标价，张榜公布，现钱交易者还可以优惠。此后历代都有卖官之举。到清代，捐纳风更盛，康熙时出银4000两可捐一知县，以至全国捐纳知县达500多人。道光时捐一知县的价码跌到999两。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钱捐官的人大都是“将本求利”，当上官后很少有不鱼肉百姓的，他们中饱私囊，残民害政，更造成衙门的严重腐败。　　捐纳知县手下的师爷，往往都是知县借贷金店银号的银两时，金店银号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东代表”。这种人惟利是图，最会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知县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拦。
　　有理无钱莫进来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系列之五　　　　得国以门包 失国以门包　　　　内乡县衙严格遵循坐南朝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的传统礼制。大堂之后有宅门一道，走过宅门，就是县官私人、半私人的区域了，一般人是很难进入的。在宅门这样的咽喉所在，有两间很小很普通的房子，这是门子房，住在这里的守卫者不经意间占据了官员与一般人信息沟通的要道。　　守卫门子房的人叫门人或门子，一般是由知县亲属或亲近的人担当。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想见到县官必须先买通这里的门子。　　清朝著名诗人赵翼说：“今世所谓门子，乃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也。”门子虽为“贱役”，能量却不可小视。他们是官员左右的亲随，大老爷有什么事，不论公私，都交由他们办理，因此他们也有了自己的资本。人们要到衙门办事，首先要过门子这一关。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门子就是小鬼了。门子的职责是“报”（通报），而眼中盯的是“包”（门包，就是进门时送给官员和门子的红包）。为了接触到官员和师爷，达到各自的目的，就有人主动结交门子。因此门子有了“门路”的含义，由此又生发出很多日常词汇：“走门子”、“有门路”、“走后门”、“路子野”等等。　　《清稗类钞》对门包的渊源进行了追溯：“门包之陋规，与268年之国祚相始终，而实肇端于吴三桂出关乞师，欲求见摄政王多尔衮而不得，乃以重资贿其左右，始开门接见，其后遂成为陋规，牢不可破……本朝之得国以门包，其失国亦以门包，可谓奇矣。”这话说得有几分夸张，但如同破坏千里之堤的蚁穴，门子对衙门公正和正义的腐蚀显而易见。　　不起眼的门子，利用与官员的特殊关系，悄没声息地在衙门内外牵线搭桥，不知道做成了多少交易。据说送门包有很多讲究，求见官员的人要先用红纸把银子封好，写上“门敬”或“门礼”，这是送给官员的，然后再给门子本人送上小门包。这样，大老爷就丝毫不失威严地笑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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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系列之六　　------------------------------------------------------------------------　　县衙沧桑七百年　　内乡地处伏牛山南麓，素有伏牛门户之称，是一个“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山区县。一个偏远的山区县，为何建造了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县衙？全国曾有1000多座县衙，为什么唯独内乡的保存完整？有人说“北有故宫、南有县衙”，认为县衙与故宫在建筑上一脉相承。故宫是最高统治机构，县衙是最基层统治机构，所以说“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 　　铁腕知县 大修县衙　　全国各地的官衙基本上荡然无存，而内乡县衙为什么能保存完好？在内乡采访期间，当我提起这个疑问的时候，内乡人都会说到一个名字：章炳焘。　　111年前，一顶官轿从北京来到内乡，轿子中坐的是新任知县章炳焘。他是浙江绍兴人，原为工部官吏，擅长土木工程，是个“技术型官员”。这个人走下轿子的脚步声，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　　　　那是1892年，是清政府最腐败、国家最贫弱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列强正一刀一刀地瓜分着这个东方古国，清帝国正一步步走向衰落。　　　　呈现在章炳焘眼前的内乡县衙破败不堪。内乡县衙在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被捻军焚毁。从那时到章炳焘上任，内乡30多年间换了22任知县。由于当时民生凋敝，哪任官儿也不愿劳神费力地筹资修复县衙，都凑合着在县察院办公。俗话说，“官修衙门客修店”，县官任期不长，修建了衙门又不能装上轮子推回家，所以他们都不做长远打算。当时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为困难，很多官衙破败不堪，年久失修，地方官中很少有愿意花心思精力修整的，这也是旧时官衙如今荡然无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章炳焘是个例外，擅长土木工程的他面对破败的县衙禁不住手痒起来，立志在原址上兴建一所新县衙。但他并没有急于动手。上任后，他先把精力放在劝民农桑、发展生产上。章炳焘采取措施，奖励民众垦荒。他组织人力兴建水利工程，极力推广其家乡的种稻技术，每逢耕种季节，章亲自下田督民精耕细作。后来，他又大面积推广沿海高产作物红薯，使老百姓“均沾其利”，“百姓之食红薯过半”。两年后，有了一定经济基础，章炳焘开始修建县衙。 据说县衙的总体规划、具体设计和组织施工都是由章炳焘一手包办的。开工后，他常常亲临现场，严加督工。县衙大门前的照壁，是座单立直壁抱框墙，看似简单，却不比一般房屋好修——基础不牢不中，墙体的垂直度要求也很高。修建照壁的时候，习惯漫步施工现场的章炳焘走到已经建了一丈多的照壁一侧，眯着一只眼看了看，就把工头叫过来：“大师傅，墙歪了吧？”那工头是当地有名的匠人，不服气地说：“哪儿歪了？”章炳焘说：“给我拿垂线过来！”结果垂线一吊，发现有一韭菜叶的误差，那工头傻了眼，忙跪地叩头认错：“大老爷，小民甘愿受罚，马上扒了重修。”从此，工匠们都服了章炳焘，谁也不敢怠慢了。　　内乡县衙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房屋300多间。对于当时的内乡县来说，搞这样的工程是很吃力的事情。在工程进行过程中，章知县常有付不起匠人工钱的时候。为了筹集资金，章炳焘想尽了办法，其中来钱最快的一招就是引起争议的“赢捐输罚”。　　章炳焘生性严厉，喜欢诛暴立威。有人来打官司，他常常不问缘由，每人先打一顿，再行问案。如判你赢了官司，他会对你说：“官司打赢了，你不该给修县衙捐点钱？”对于败诉的一方，除了施以重责外，还要给以重罚。这样“赢捐输罚”，原告被告通吃，让章知县募集到了大笔的建设资金。用现在的眼光看，章炳焘这样做，分明是乱收费、乱摊派。不过，据内乡人说，“赢捐输罚”得来的钱，章知县没往自己腰包里装一文，这钱有专人登记，全用于修建县衙了。3年后的1897年，县衙终于落成，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　　章炳焘在内乡任职9年，是清代内乡知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这给了他充足的时间“专注于土木工程”，修建了如今这个“神州大地仅存的历史标本”。据《内乡县志》记载，章炳焘在任期间善政多多，“惟刑罚过严，堂讯时往往一笞数千，甚而有立毙杖下者”。据说章炳焘卸任时，内乡“太平无事”，真不知道是内乡人被打怕罚怕不敢告状了，还是社会治安真的好转了。　　章炳焘离开内乡后并没离开河南，他先后在中牟和临颍做知县。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半开玩笑地说，章是工部出来的，建房有瘾。在临颍任职的时候，他为兴办学堂、工艺厂募捐，损及当地富商的利益，有人控告他“大兴土木，穷奢极糜”。章炳焘因此丢了官，后来寓居开封，在民国初年去世。　　章炳焘后来又回过内乡一次。由于经济拮据，生计困难，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回到昔日为官的内乡筹款度日。内乡百姓闻知章炳焘丢了官职且两袖清风的消息后，纷纷解囊相助。面对捐赠的百姓，年逾花甲的章炳焘老泪纵横，他的女儿也连连跪地拜谢。　　
　　“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系列之六　　------------------------------------------------------------------------　　屡毁屡建 硕果仅存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毁于战火。在如今县衙的三堂前和师爷居住的“夫子院”，还有两棵高大的丹桂树，据说是元代建县衙时种下的。如今每到开花季节，丹桂香飘全城。这两棵树，是内乡县衙700年历史仅存的见证了。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知县史惟一重建县衙。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内乡县衙再次被焚毁。清朝康熙年间，内乡县衙得到陆续的修葺。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捻军攻破内乡县城，县衙再次遭到焚毁。衙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又是最基层的统治机构，被农民所痛恨，所以农民起义军一旦得势，破坏的第一目标就是衙门。几百年间，内乡县衙三度被农民起义军焚毁。　　由于章炳焘的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内乡县衙得以高质量重建。清朝灭亡的时候，内乡县衙还算是新房，所以后来数十年一直是内乡县政府机构的办公地，这是内乡县衙能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县衙内的空地上盖满了各种各样的房子，人们几乎忘记了这里是古建筑，是过去的县衙。内乡文化局、教育局、公安局等都在这里办公。据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徐新华介绍，当时他和县衙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余飞负责全县的文物保护和古建维修。1983年，河南省文物局到内乡检查古建筑，起初没人想起来县衙是古建筑，后来文化局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说俺们办公的这些房子都是老县衙的房子，不都是古建筑吗？当时徐新华等人很兴奋：“对呀，我们怎么没想到呢？！”省文物局有关人员到县衙检查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于是余飞和徐新华产生了在这里建立博物馆的念头。此后他们俩不知找过多少人，说过多少好话，但让这么多单位搬出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984年，在内乡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建博物馆的事总算有了眉目。1986年9月，内乡县衙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到1993年，不是县衙原建筑的房屋全部拆迁，县衙原来的面貌得以恢复。1996年11月，内乡县衙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气随之越来越大。1994年以来，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曾视察内乡县衙，大批的学者和外国友人也经常到内乡县衙参观考察。一位著名学者在参观了内乡县衙后欣然题词：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为什么是‘半部官文化’呢？因为内乡县衙是基层政府机关，它所代表的主要是封建时代基层官场的官文化，所以只能算‘半部’。”内乡县衙博物馆馆长杨兴华解释说。2000年10月，内乡县衙被列入中国四大古代官衙（故宫、保定直隶总督府、山西霍州署、内乡县衙）国际旅游专线。　　　　北有故宫 南有县衙　　中国人是很重视“中”的。在《孟子》中就有“立中国而抚四夷”这样的说法，认为自己是在世界的中央。从北京的故宫到内乡的县衙，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一致性：主要建筑都摆在中轴线上，其他建筑对称地摆在两边。　　内乡县衙长方形的院子内是庭院式的组群布局，严格对称的四合院按功能分区。内乡县衙的建筑格局与北京故宫比较相似，都是“前朝后寝”，县衙的大堂、二堂、三堂分别对应于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人们从县衙大门进去，每通过一道门，就进入另一个庭院。这样层层递进，院院相套，给人以气氛森严的感觉。全国从大到小的衙门大都是这种格局，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行政管理结构和政治理念。　　因为内乡县衙与故宫在建筑格局上一脉相承，所以有专家把内乡县衙和故宫相提并论：“北有故宫，南有县衙。”又因为故宫是最高统治机构，县衙是最基层统治机构，所以有“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说法。　　除了中轴线上的三堂等重要建筑外，在县衙仪门和大堂的中间，中轴线的两边还对称地排列着吏、礼、户、刑、兵、工六房。左边为文三房：吏、礼、户；右边为武三房：刑、兵、工。这六房对应着中央的六部，是辅佐知县处理专门事务的机构。三堂和六房便构成了县衙最基本的功能性场所。　　三堂六房之外，县衙还按照左尊右卑的顺序修建了许多辅助性院落。在大堂左边为县丞衙，右边为主簿衙。二堂和三堂的两边又有东西账房、东西花厅等。东西账房是衙门里边处理钱粮的地方，而东西花厅是官员的家眷居住的场所。　　因为章炳焘是南方人，所以内乡县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北方建筑的沉重和压抑，吸取了南方园林建筑的特点，融南北风格为一体。　　建筑反映着民族的心理特征。与西方建筑相比，内乡县衙这样的古建筑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专家说，西方建筑大都“浸洗在汹涌的激情之中，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化，出人意表的形体，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而中国的古建筑，不论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是平民百姓的寻常屋宇，一般都具有沉静幽雅的情调，呈现出冷静而自制、含蓄而内敛的内向形态。从这一点来看，内乡县衙可算是中国古建筑的一个代表。 （全文完）　　　　　　附图：琴治堂
　　衙门开放：）
　　青石甬道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一　　-------------------------------------------------------------------　　大疫逼出来的医圣　　可怕的大疫在大地上无声无息地蔓延，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然后在极端痛苦中死去，其症状与现代典型流行病近似。那是东汉末年，史书的记载是这样的：“东汉末年，疫疬横行，万户萧瑟。”当时很多地方“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其时，南阳、洛阳等地是重灾区。　　南阳人张仲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生离死别，他的家族有200多人，大约有一半人在这次被称为“伤寒”的大疫中死于非命。看着亲人们痛苦地死去，自己却没有办法挽救他们的生命，悲愤的张仲景遂开始潜心医术，四处行医救人。张仲景与瘟疫的抗争不但使得无数人得救，而且成就了一部凝聚着中国人智慧的伟大医书———《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这部书“借一病为万病立法”，创建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时间让人们认识到了张仲景的价值，他的书千百年来流传不绝，被称为“医经”，他本人被尊为医圣。后人在他的家乡南阳建起了医圣祠，四季祭祀这个中国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3.1 走进中医的圣地　　　　医圣祠位于南阳市东关的温凉河畔，坐南朝北。祠的大门是汉代建筑风格，门口双阙对峙，古朴优雅。大门上方郭沫若先生于１９５２年题写的“医圣祠”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进了院门，看到的倒是清代建筑风格的房屋。这些房屋不高大也不华美，但满院草木茂密，举目皆是茂盛的绿树繁花。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阴，斑斑驳驳地洒在院子中的古代医学家塑像群上。南阳张仲景博物馆（即医圣祠）副馆长张兼维告诉我，中间的塑像是医圣张仲景，四周分别是医和、华佗、王叔和、李时珍这四个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医学家。　　张兼维看上去是一位典型的浸润于中国古文化的知识分子，他长得高高瘦瘦的，眼神沉静多思，走起路来每一步都让脚轻轻缓缓地在地面上舒展开，让人感觉他心里很安适，那显然不是浮躁的文化所能陶冶出来的神态。他带着我在医圣祠漫步，走过山门、张仲景墓冢、过殿和正殿。他告诉我，这祠堂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顺治、康熙、乾隆年间屡有重修，可惜后来毁于战乱，现在的建筑多是上世纪80年代修复的。张仲景墓比祠要早，但世事如烟，已经没人知道墓冢始建的年代了。　　张兼维习惯称张仲景为“医圣爷”，他说老百姓都这么叫，他们是把张仲景当成神来敬的。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这是对历史上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的一种肯定，也是民心民意的反映。相传正月十八是医圣爷的生日，每年这一天，都有几万人自发地来祭祀张仲景。在正月十八那天，这院子里里外外都是人，大家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都是满脸的虔诚。今年正月十八，张兼维在祭祀的人群中看到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小脚，腰都直不起来了。张兼维怕她摔倒，上前搀扶，和她攀谈起来，问：“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呀？”老人一脸的安详：“医圣爷功德大。我不图啥，只望他保佑老百姓平平安安！”那种发自内心的景仰，让整天在医圣祠工作的张兼维心里一阵温暖。　　在学术界，张仲景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他辨证论治的理论，至今也是中医在西医面前足以自傲的核心理论。医圣的称号不是谁封的，是历史对张仲景的认可。据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每任领导上任后，都要来南阳，来医圣祠。当世中医大家，也无不视医圣祠为中医的圣地，很多人在这里写下景仰的留言。这几年，南阳宛西制药厂和医圣祠举办“张仲景经方研讨会”，中医大家也是有请必到，给足了面子。　　张兼维说，张仲景于东汉末年在南阳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中医发展到一定时候必然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是中国文明的青春期，当时的中国文明生机勃勃，兴趣广泛，热情四溢，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时有新奇的发现。就像年轻人谈恋爱，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各种风采姿态都要展示出来。汉代就好像一个人恋爱成功，成家立业了，是中国文化定型、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同样是中医学建立理论框架的时期。南阳在汉代人文荟萃，医药文化发达，历史选择这里成就中国医圣自有道理。但中医走向成熟的过程却伴随着极大的痛苦，那是一场造成极大灾难的疫病催生的。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一　　-------------------------------------------------------------------　　3.2 大疫横行万民哀　　东汉末年，一场可怕的大疫在中国蔓延开来，发病的人突然高烧、咳嗽、胸闷，症状与现代典型流行病近似。这种病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普通发热性疾病。以往医生们见到发热就用石膏、大黄这样的寒凉药，一般都能解决问题，但在这种病的治疗当中却适得其反。天下医生束手无策，无数病人不治而亡。　　当时的卫生和医疗条件难以控制疫病的流行，一次疫情稍稍平息，但不久另一次疫情就悄然而至。恐慌的情绪在全社会弥漫，这时候，一个叫张角的人出现了（这场可怕的疫病好像给了姓张的人充分表现的机会），宣称自己可以用符水“治病”。在纸上画符，再将这纸烧成灰，投入清水中，这水就成了符水。张角声称，把符水喝下去，病就会好了。张角建立太平道，用“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很多无助的病人求助于符水，其中身体抵抗力弱的死掉了，而自身免疫力强的活了下来。死去的没人注意，而活下来的被到处传扬，于是太平道大行其道。张角分遣弟子八人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信徒多至数十万”。　　逐渐地，张角的太平道成为一种可以与国家政权抗衡的强大势力。处心积虑的张角以此为资本，命令徒众头裹黄巾起事。张角最终失败了，但中国因此元气大伤，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汉王朝的覆灭。疫情影响了国家政治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可见其严重程度。此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不得温饱，疫情更加严重。繁华数百年的天下变得凄惨无比，历史留下了著名诗人王粲悲凉的歌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那个时代，很多重要历史事件中都有疫病的鬼影在晃动。靠镇压黄巾军起家、在军阀混战中平定北方的曹操立志再度统一中国。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二月，曹操率兵南下，试图一战功成。他的80多万大军本来占有绝对的优势，刘备被打得落荒而逃，刘表的儿子率众投降，孙权那边也商议着投降。对于曹操来说，当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疫情出来捣乱，“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这导致曹军与孙权部队在赤壁的初次交战中失利，挫了锐气。曹军退驻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　　后来的故事就很著名了：周瑜派黄盖向曹操诈降，用火船顺风猛冲曹军水寨，延及岸上营垒。随后，周瑜和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大败曹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战后中国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唐朝人写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其实曹操没能赢得二乔归，恐怕他恨的不只是东风，还有疫灾。　　魏晋时期，曾因疫病而“废朝”，即因传染病流行而导致朝廷停止办公。当时还为此立有规矩：“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 更有很多名人染病弃世，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信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干）、陈（琳）、应（ ）、刘（桢）一时俱逝。”“建安七子”中的这四位作家，竟在同一次疫情中死去。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比一般人好，也没逃过这场疫灾，更不用说普通百姓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不仅是由于战争，更由于大疫作乱。　　长期受到疫病困扰的人们一直在寻找疫病的原因，有人推测是什么病原引起了疫病，引起了疫病的流行。较早的时候，人们认为疫病的发生是由于身体受了寒气的伤害，所以古代中国人将疫病统称为“伤寒”。后来当西方医学传入中国时，一种由细菌所致的肠道传染病被译为“伤寒”，导致这种肠道传染病的细菌就是伤寒杆菌。所以古代中医所说的伤寒与西医的伤寒是不同的。　　在这场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劫难中，一位南阳人挺身而出。这是一位医学奇才，他的出现，让那段阴暗的日子有了一抹亮色。他就是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公元150年，他出生于南阳郡涅阳（今镇平，一说邓州）的一个望族。南阳是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当时称帝乡、南都，这里自古山清水秀，物产富庶，人文荟萃。但大疫来临，山河变色，繁华的南阳一时成为疫情重灾区。　　当时，南阳一带“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有200多人，其中大约有一半人都死于“伤寒”。经历了一次次的生离死别，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悲愤中，他开始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　　长时间的摸索后，张仲景认为这种疾病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体质下降，外界寒邪偏重，正气不能抵御，寒邪直接侵入肌肤，阻遏了气机而出现高热和各种类似感冒的症状，这与以内热为主的感冒发热是大不相同的，不能使用寒凉药。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使用温热药来治疗“热病”的方法，用辛温发散的药品发汗解表，使郁闭于内的寒邪随汗而出。这种辨证论治的思路，使伤寒病的诊治出现转机，而后来“发汗”也就成为中国人都知道的法儿。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三　　-------------------------------------------------------------------　　3.3创建中医“windows”平台　　　　与中医差不多同期产生的传统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和古阿拉伯医学等相继失传，主要原因就是它们都停留在经验医学的状态，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现代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中医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充分的生存空间，近年来在国际上更是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其原因就是中医在古朴深邃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指导下，创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至今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还是中医在西医面前的优势。而中医辨证论治理论框架的创建者就是张仲景。　　人们说，“医门之仲景，犹儒家之孔子”，“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他被尊为医圣，他的书被尊为医经，他的药方被尊为经方。　　医圣祠内，张仲景的墓亭飞檐翘角，万世医宗就长眠在亭下的陵墓之内。站在亭前“东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先生之墓”的石碑旁，怎能不让人怀念先贤…… 　　医圣差点错过中医　　东汉末年的大疫最早大约爆发于公元171年前后，这时候张仲景20多岁，已经是学有所成的医生了。但在这以前，他学医的兴趣和愿望差点让他的父母扼杀。　　张仲景自幼就在诗书的熏陶下成长，他天资聪颖，好学深思，博通群书。司马迁《史记》里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使他着迷，特别是《扁鹊仓公列传》所记神医妙手回春的故事让这个少年为之倾倒，“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偷偷寻阅各种医籍，以学习医道为乐趣，憧憬着将来自己也能成为一个良医。　　但张仲景的父母认为儿子误入了歧途。当时医术和巫术界线不清楚，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甚至被视为贱业，人们以追逐名利、攀附权贵为荣，而耻于学习医术。望子成龙的父母不希望张仲景成为一个医生，坚决不让他学医。　　这孩子将来能干什么？当张仲景16岁时，焦急的父亲带他去拜访南阳名士何颙。何颙以善于识人而闻名天下，一番交谈后，他对张仲景做出了判断：“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张仲景的父亲听得目瞪口呆，但后来也只好顺其自然，同意张仲景学医了。这是史书上有关张仲景的为数不多的记载之一。　　当时在南阳张氏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思维敏捷，辨析能力特别强，又刻苦好学，是学医的好材料，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张仲景尽得其传，医术很快超过老师，当时人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大疫爆发后，张仲景发愤潜心研究疫病。中国古代重视历史记录，对疫病的记载和研究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翻开历史的画卷，距今3000多年前，在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虫”、“蛊”、“疟疾”等疾病的记载；《史记》中已用“疫”、“大疫”表示传染病的流行。这些也许可以看做是古代中国人对传染病认识的“萌芽”。在和疫病的抗争中，古人留下了不少医学文献。《国语》、《春秋》、《左传》、《史记》、《汉书》的“五行志”中都有关于瘟疫流行和防治的文献记载。　　张仲景认真钻研这些文献和《素问》、《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学著作，又向各地名医博采单方、验方，并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总结出一整套治疗伤寒和杂病的理论、方药。他几乎耗尽全部心血，写下了《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在总结大量治疗传染病经验的基础上，对发病因素、临床病候表现、治疗过程等共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书中条分缕析，对疫病传播过程中的征候、脉象，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以及给方、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的论述。　　《伤寒杂病论》后来成为历代医学家所必读之物，为疫病治疗开创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后来中国又曾发生多次大疫。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统计，中国在南北朝时期有17次疫病流行的记载，隋唐五代时期17次，两宋金元时期32次，明代64次，清朝74次，民国6次。古人说“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所有疾病中，疫病是最迫切的问题。　　围绕着对《伤寒杂病论》的学习、研究和应用，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学术流派———伤寒学派，而在明、清发展壮大起来的瘟病学派是伤寒学派的一个分支。这就是中国医学抗击疫病的主力军。《伤寒杂病论》在疫病临床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四　　-------------------------------------------------------------------　　3.4 仲景奠定中医之基　　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　　数千年中国史上的上百位名医齐聚一条长廊，他们或长须拂胸，慈眉善目，或清癯冷隽，灵秀聪睿。记者漫步长廊，端详着这些仙风道骨的石刻画像，阅读着他们不凡的经历，心情由好奇到佩服再到感动：他们是座座令人仰视的高山，贯通古今，连绵数千年。历史上，疫病曾无数次疯狂袭击我们这个民族，试图阻挡中华文明前进的脚步。正是这些人一次次“扶正祛邪”，护卫着我们的祖先将灾难踩在脚下，一路走过数千年沧桑曲折而又辉煌壮丽的岁月。注视着他们的画像，一部别样的中国古代史在我们的眼前铺展开来。古老的中医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　　这是南阳医圣祠的一座长廊，镶嵌着自伏羲以来117位历代名医的石刻画像，据说这是我国目前最大容量的名医画像宝库。记者流连在那些画像前，久久不愿离去。这117个人，当他们活着的时候个个都名震天下、活人无数，是不同时期生命和健康的最智慧的守护者；而故去以后，他们化为中国医学天空闪烁的繁星，光耀后世。　　在这么多杰出人物中，张仲景为什么会被独尊为医圣，被视为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听到记者的问题，张仲景博物馆（即医圣祠）副馆长张兼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因为他的《伤寒杂病论》太伟大了！这部书提出了中医的核心理论，创建了中医的理论框架，很多内容是终极性的，永远不可超越。张仲景创建了中医的‘Windows平台’，后世的中医研究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的。他对于中医学的贡献，相当于孔子对儒家，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贡献。”　　中医学的发展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过程。古人传说神农尝百草、黄帝著内经，把神农、黄帝两位始祖分别塑造成药祖和医祖，把中医的产生与中华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其实，《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的成书都不是在传说时代，掌握百草的药性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而《黄帝内经》也会聚了从战国到西汉末年众多医者的智慧。中国人喜欢把神农、黄帝两位始祖分别塑造成药祖和医祖，把中医的产生与中华文明的诞生联系起来，显示出古代文明对医疗的极端看重。一个民族的生存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生产和健康。这两个要素是一切文化和科学的基础。越是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恶劣，医疗对生命就越重要。　　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中医学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应用古朴深邃的哲学思想，总结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创建了一套以中草药、针灸、按摩、导引等为主要手段的综合自然疗法。张仲景集前代医学之大成，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用望色、闻声、问症、切脉等4种方法来分析病人所患的是哪种疾病，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8种方法来判断病症的性质和发生的原因。他所提出的“六经分证，八纲辨证”的辨证论治理论，为中医学建立了基本规范和框架。1800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中医的支柱性理论。　　后来，《伤寒杂病论》被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张仲景的价值，他的书从众多医书中脱颖而出，人们把这两部书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并称为“中医四大经典”。人们更把《伤寒论》与《论语》相比，尊之为“医经”，认为“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即《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人们把张仲景与孔子相比，尊为“医圣”，认为“医门之仲景，犹儒家之孔子”。《伤寒论》中的113个处方，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医方之祖”。清代所编的《医宗金鉴》评价《伤寒论》说：“古经皆有法无方，自此始有法有方……诚医门之圣书。”　　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对《伤寒论》、《金匮要略》进行整理、注释、研究、发展而写成的书已超过1700余部，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据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就足以使张仲景成为万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与中医差不多同期产生的传统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阿拉伯医学等均没有形成理论体系而相继失传。而由于张仲景的出现，中医具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才得以流传至今，并且近年来在全世界有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五　　-------------------------------------------------------------------　　3.5 堂堂正史不见医圣　　张仲景被尊为“万世医宗”，但他的生平却是解不开的谜。这似乎不可思议，无奈却是事实。《后汉书》、《三国志》中没一个字提到这位伟大的医者，直到唐代有人写《名医录》，才为他立传。　　汉末到三国时期英雄辈出，曹操、刘备、关羽、孙权等青史留名。对于这些长于征战杀伐的豪杰，对于那些血流漂杵的场面，中国的史书向来不惜笔墨大肆渲染，但对于“活人无数”、泽被后世苍生的医圣，史学家却吝啬到不著一字的程度，这是为什么？！ 　　　　坐堂医生是太守？　　医圣祠的心脏无疑是张仲景墓。这是座砖砌方形墓，3米来高，一间房子大小，上有挑檐高亭。如果历史没有出错，张仲景在这下面已经长眠了近1800年。墓的四角各有一个石雕羊头，每个羊头和弯弯的双角被人抚摩得光滑圆润。张仲景博物馆副馆长张兼维说，在中国古代，“羊”和“祥”是同音、同义的两个字，象征着吉祥，所以游人喜欢抚摩石雕羊头以祈福。民间的说法是“摸摸羊头，百病没有”，据说以此为父母祈福最灵。记者忍不住闭目挨个抚摩羊头，讨个吉利吧，什么能比没病没灾重要呢？　　张仲景墓前，有一块立于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的石碑，上书“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墓西侧有一座房子，陈列着张仲景为人把脉的塑像。张兼维说，这展示的是张仲景担任“长沙市长”期间，在自己办公室为百姓看病的情形。“坐堂医生”这个称呼，就是从张仲景那儿来的。　　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期间，当地疫病流行，他心里很着急，想为百姓把脉诊治。但当时的官箴规定，太守不得擅进民屋，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张仲景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后世医生怀念张仲景济世救民的胸怀，就把在药铺里看病称为“坐堂”，人们称药铺里的医生为“坐堂医生”。很多药铺也给自己起名为“某某堂”。　　张兼维说，关于医圣的这个传说流传甚广，但一直以来，大家对张仲景的生平都存在争议，对于他做没做过长沙太守都还没弄清楚。有人认为张仲景没做过长沙太守，这个身份是后世出于对张仲景的尊敬编造的，因为根据史书记载，汉末长沙先后有18个太守，其中没有叫张仲景或者张机（张仲景名机，字仲景）的；也有人认为汉末天下大乱，史书记载不详尽，18个太守的任期有缺环，坚持认为张仲景担任过长沙太守。由于文献不足，双方相持不下。　　张仲景墓碑上的“太守”二字到底是真是假？张兼维和宛西制药厂常务副总李明黎为此曾专门前往长沙寻找遗迹。在长沙，他们找到了湖南中医学院教授周贻谋。周教授告诉他们，张仲景的药方医术在长沙以至湖南地区广泛施行与传播，对湖南医药的发展影响深远。湖南的历代医家大都信奉张仲景的理论，有的还著书对张仲景的理论进行阐述，如清代长沙陈贤书的《伤寒论笺》，宁乡黄载鼎的《伤寒秘要》、周世教的《金匮发明》，零陵陈德懋的《编次注解伤寒论》等。长沙本地关于张仲景的传说很多，张仲景的医方过去都称为“长沙方”，学医叫做“问道长沙”，这里的长沙都指张仲景。旧时湖南各地中医师收徒弟，都必行“拜仲景先师礼”。长沙以前建有张仲景祠，以示对医圣的追念敬仰之情，抗战时期，该祠毁于战火。张仲景祠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湖南省中医学院二附院，如今那里还有纪念性石碑。早几年，长沙市中医院改名为长沙市张仲景医院，表达了长沙人对医圣的怀念。但对于医圣的太守身份，长沙也没有直接的史料，李明黎和张兼维只好抱憾而归。　　张兼维说，对于医圣来说，当没当过太守并不重要，但弄不清楚他的生平总是件憾事。医圣的身世之所以扑朔迷离，是因为《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没有为他立传。伟大如医圣者，怎么竟会在正史上无立锥之地？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六　　-------------------------------------------------------------------　　3.6 历史在嘲弄医圣？　　当年，张仲景学医有成，在家乡南阳名声渐大。为了开阔眼界，他到繁华的都城洛阳行医，在那里他邂逅了文学天才、后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40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半年后，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也很不以为然，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样。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20年后，他的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到处求医却为时已晚，半年后就死了。这是撰写著名史书《帝王世纪》和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的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写下的故事。皇甫谧生于汉末，和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接近，他的这段记载和《何颙别传》中关于少年张仲景的记载，是古书中最早的有关张仲景的两个片段。这成为人们推测张仲景生卒年月的重要依据。　　直到唐朝，甘伯宗撰写《名医录》，才为张仲景立传，称他为汉长沙太守。张兼维说，这就像现代人为元代人立传，很多事情已经说不清楚了。其后，为医圣补传的不乏其人，而以章太炎的《张仲景事状考》、陆九芝的《补后汉书张机传》、黄竹斋的《医圣张仲景传》等尤为著名。但这些传记只能根据历史记载的片言只语进行考证，并不能有很大进展。　　医圣这样的人物，正史为什么无传？一般认为是由于古代儒家传统文化鄙薄方技，不管你贡献多大，人家看不见。和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之所以有传记，是因为他为关羽“刮骨疗毒”，为曹操治疗头疼，后来又死于曹操之手。有意无意地与政治人物联系在一起，才使华佗得以在正史中有传。　　其实正史没有传记和是不是长沙太守的争议，都是对张仲景的嘲弄。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对于当医生还是当官，张仲景观点鲜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序言中，张仲景对于当时人为什么都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表示奇怪。“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的医学没人爱学，大家的才能和精力都用在追逐名利、攀附权贵上面，张仲景认为这种情况是“举世昏迷，莫能觉悟”。　　张仲景与“主流社会”的“主流观念”背道而驰，怎么可以青史留名？直到他确实无法超越、被后人追捧为医圣，还得靠戴上长沙太守的帽子来抬高身价。墓中的张仲景倘若有知，是否会觉得自己当初说“举世昏迷，莫能觉悟”有点自作聪明？在史学极为发达的中国，医圣竟然无传，生平不详，真不知道这是因为张仲景不识时务，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存在天生的缺憾。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有三点：张仲景是南阳人；他肯定生活在东汉末年；他写了一部伟大的《伤寒杂病论》。其余的一切都若真若幻、似有似无。　　将近两千年过去了，大地山川都变了模样，可中国的官本位不但没变，似乎还无处不在。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七　　-------------------------------------------------------------------　　3.7 医者仁心留美名　　南阳一带有一种说法：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记者从小就知道这种说法，但却不知其所以然。采访医圣祠时，无意中听到这种说法的原委。　　东汉末年，南阳一带疫病严重，张仲景常架起大锅，熬药救人。有年冬天特别寒冷，张仲景在白河岸边看到很多忍饥受寒的穷人耳朵都冻烂了，那情形痛苦不堪。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免费向穷人提供药物。　　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娇耳”、喝下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的救治行动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为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照“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扁食”。后来，饺子逐渐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品。这“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南阳民间流传，为了纪念张仲景的仁德，人们相约在冬至和大年初一这两天必须吃饺子，后来就成了风俗习惯，于是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张兼维说，民间传说反映的是老百姓记忆中的历史。从这个角度看，医圣爷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这比正史的记载重要得多。千百年来一直被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纪念着，医圣爷足可以含笑九泉了。　　民间传说显示了医圣爷有一颗仁德之心，这是古代大多数名医具备的品质。后世的药王孙思邈把自己的书叫做《千金要方》，因为“人命至贵，有过千金”。从神农尝百草，到张仲景一辈子跟传染病打交道，再到孙思邈一辈子行医民间，不接受皇帝的征召，历朝历代的名医都展示了传统中医一种难能可贵的理念：不图名利，爱惜百姓，珍视生命。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正史中没有记载张仲景，但老百姓记住了张仲景。从张仲景留下的药方来看，都是在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简单，有的药方只有几味药，既能治病又让患者省钱。撇开医术不说，就这一点，也足以让现在那些为多挣钱动辄开大药方的医生感到羞愧。　　　　3.8 奇书历险传后世　　在被曹操处死的前一天，发明了“麻沸散”、世界上第一个应用全身麻醉技术的华佗拿出一本书，递给看管他的狱卒说：“此为活人书。”狱卒怕惹祸上身不敢接，华佗也不强求，要来火种，惨然一笑，将书点燃了。　　华佗在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方面都很精通，外科技术尤其高超，可惜他的毕生心血最终都化为了灰烬。要知道华佗曾经达到的高度，我们可以看一下欧洲医学。在现代外科之父巴雷之前，欧洲医生做手术时，都是先用棍子把人打晕，或者给人放血至昏迷，再用烧红的烙铁烧灼血管止血，往往是手术还没完，病人就给折腾得差不多了。　　所幸那个年代的中国有两个集大成的医学奇才，而且另一个医学奇才张仲景的书流传了下来。　　张仲景的书也多次险些失传。那个年代没有激光打印，没有电子排版，没有印刷术，甚至纸张都很少，书籍的传播只能靠一份份手抄，文化传承之难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唐代药王孙思邈遗憾地说，医生得到《伤寒杂病论》，就像武林中人得到绝世秘籍一样，得到就成为高手，得到就绝不外传。　　宋代出现的印刷术，给文明插上了翱翔云天的翅膀。此后，张仲景的光芒再也难以遮掩，他的学说逐渐占据了中医临床学的统治地位。人们尊他为医圣，大约就在这之后。　　到了明代，不为医圣建个祠堂祭祀似乎就成了说不过去的事。于是，南阳温凉河畔的医圣祠以一个人的怪梦为由头建了起来。数百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医圣祠历经沧桑，折射出中医的兴衰冷暖。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八　　-------------------------------------------------------------------　　3.9 旷世奇书 惊险旅程　　大约在公元219年，年约七旬的张仲景告别了这个世界，也告别了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伤寒杂病论》。如果搁在现在，这本书要是得个诺贝尔奖什么的，那是给诺贝尔面子，张仲景的版权、稿费什么的也是大把大把的。但当时是一个不能成千上万地复制信息的年代，一个人或一本书都不可能一夜间红透半边天。10多万字的书只能被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竹简上传播。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没有了张仲景的庇护，这部伟大的著作只能靠片片的竹简载着，漂泊在茫茫无边、风高浪险的时间河流中。今天我站在医圣祠回望千年，仍觉得那实在是一段惊险的旅程。　　张仲景去世那一年，山西高平一个叫王叔和的孩子年近10岁，此人长大后博学多才，医术高明，当上了晋朝的太医令。王叔和偶然看到一部医书，见解独到，论述精辟，令人如拨开云雾见青天。可惜这本书已经是断简残章，连接竹简的绳子也断了不少，书的顺序也错乱了。整理之后，王叔和才知道这是张仲景几十年前写下的《伤寒杂病论》。读着这部断断续续的旷世奇书，王叔和如同武林高手找到了一本残缺不全的绝世秘籍，既兴奋又着急。　　利用太医令的身份，王叔和决心搜集仲景旧论。他到各地寻找《伤寒杂病论》的其他抄本，终于成功地找全了关于伤寒的部分，并加以整理，命名为《伤寒论》。《伤寒论》共10卷，记述了397条治法和113个医方，总计5万余字。之后，《伤寒论》逐渐在民间流传开了。但《伤寒杂病论》中的杂病部分没了踪迹。　　此后《伤寒论》仍是在民间口诵手抄。由于中医传统的家族传承方式，这本书的传播受到很大局限。唐初名医、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就曾经为张仲景的书难得一见大发感慨：“江南诸师得仲景方秘而不传。”　　张仲景去世800年后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尊重文化成果的时期，国家政权出面对有价值的古书进行了校订和发行。宋仁宗时，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的书库里发现了一本“蠹简”，就是被虫蛀了的竹简，叫《金匮玉函要略方论》。这本书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与《伤寒论》相同，另外还有一些内容，是论述杂病的文句，当时尚未有人见过，但其文风与《伤寒论》极为相似。名医林亿等人考证后认为，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较全的抄本，于是将伤寒部分的内容删去，将杂病部分整理出版，取名《金匮要略》。一般认为，这只是一个摘抄本，并非完整的内容，但其内容已经为后世医家处理棘手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金匮要略》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技术，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浸足等等。该书记载了对自缢者的抢救方法，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的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　　在宋代，《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都得到了校订和发行，如今我们看到的就是宋代的校订本。除去重复的，这两本书共载方269个，使用药物214味，基本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世代医家几乎众口一词地把这两本书尊为“医方之祖”。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印刷术的发展对文化传播的重大意义。北宋印刷术的发展，使那些被校订的古书广为传播，张仲景的杰作就此结束了危险的旅程，走上了广泛传播的坦途。此后，张仲景的学说大行其道。在对张仲景学说的阐释、研究、争论中，伤寒学派发展壮大，出现了许多分支，蔚然而成大观。　　　　3.10修建祠堂 缘于怪梦　　明朝崇祯年间，兰考廪生冯应鳌染上了伤寒，病情沉重，几乎不治。一天午夜，突然有一黄衣金冠的神人来到病床前，以手抚摩冯应鳌，冯“百节俱活”。于是他问是哪位神人救了自己，神人告诉他：我是汉长沙太守南阳张仲景，我救活你是千古奇事；我也有千古憾事，你可以为我弥补。南阳府东四里许有祠，祠后七十七步有冢，岁久湮没，荡为平地，重起墓冢就靠你了。说完神人就不见了。　　冯应鳌并不知道张仲景是谁，一问之下，才知道是医门的圣人。他病愈后不远千里从兰考赶到南阳，在城东果然看到一座庙，庙内的十代名医像中有一个宛然就是他梦中见到的神人，拂去尘土，看到画像下是张仲景的名字。冯应鳌向父老询问，得知庙后原来确实有古冢和石碑，相传明初指挥使郭云修建府邸时推倒了石碑，后来这里就成了菜地。冯找到这块地的主人祝家说明情况，要求买原墓冢附近的地。但祝家觉得他的说法太荒诞，很生气，坚决不答应，说：“要买我的地你就全买了！买绸缎有挑中间一小块买的吗？”冯应鳌没办法，就刻了块“灵应碑”记述他的故事（这碑现存医圣祠），然后离开了南阳。　　几年后，祝家打井时挖出来一块石碑，上面写着“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墓”字样（碑存），打井时还出现了种种怪异的事情。于是这事的前前后后就传开了，人们都相信了冯应鳌的说法。　　清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南阳府丞张三异募捐建造医圣祠，而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叶县训导的冯应鳌也再度来拜，重刻灵应碑。　　以上这个故事，是记者能找到的关于医圣祠始建过程的资料。我不打算相信这个故事。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呢？翻阅了医圣祠数百年来建造和修缮的记录，我大约明白了个中原因。医圣祠的修建和解放前的十多次修缮，没有花官方一文钱，都是由医生、地方名人出面集资，即便有官府中人参与，也是以私人身份出现的。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为一个不相干的古人出钱修建祠堂是很难的，而有了这些灵异的故事，事情就会容易得多。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是谁导演了这些故事，但他的动机应该是很清楚的。　　写到这里，记者不禁为医圣感到双重的悲哀：与堂皇的孔庙相比，堂堂医圣在传统文化中寒酸的地位令人悲哀；张仲景把医术从巫术中解放了出来，而1400多年后还得借助神鬼故事建起他的祠堂，同样令人悲哀。　　近百年来，医圣祠数毁数建，几乎成了中医兴衰的晴雨表。　　上个世纪初，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基础上的西医传入中国。此后，西医越来越受到追捧，中医则陷入了痛苦与屈辱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跌到了最低谷。1929年，民国政府通过了余岩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全国中医药界为此群情激愤，强烈抗议。这就是中医史上有名的“三一七”斗争。虽然提案最终被废止，但排斥和轻视中医的情况没有得到改观。　　“五千年文化，忽有一落千丈之势……无论杀人之利器、养生之妙诀均以西人为长，中国为短，几欲一扫而空之。”这是1935年南阳一位中医在《南阳医圣祠墓志发刊辞》中表露的愤慨之情。此时的医圣祠房倒屋颓，一片荒芜。1928年，军阀石友三的部队驻军南阳时拆毁了医林会馆，将医圣祠开成了菜地。石友三的部队撤走后，倔强的南阳中医界人士先后于1934年、1940年两度修缮了医圣祠。　　解放后，衣衫褴褛、长袍马褂的中医没有受到礼遇和重视，相反却被称为“封建社会封建医”，迎来的是一系列被限制、被取缔的措施。十年浩劫中，中医受到严酷的摧残，中医机构被裁并，老中医被纷纷下放。　　直到1982年，形势才出现了转机———发展传统医药被列入宪法，中医终于在自己的故乡取得了合法的身份和地位。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并拨专款发展中医，中医药事业出现生机。同年，国家拨款对医圣祠进行了修复。
　　3.“中医圣地医圣祠”系列之九　　-------------------------------------------------------------------　　3.11 医圣祠：宁静的台风眼？　　目前，中医药的优势在国际社会日益得到认可。中医可以扶正祛邪，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有助于调整身体正常功能，这些观点得到了不少国际研究机构的认可。　　然而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在绊着中医药的腿脚。如今，国际中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了160亿美元，并且以每年10%～20%的速度增长，而中国仅占国际市场份额的3%。中国出口中药（包括药材和成药）约两亿美元，而进口达6亿美元，逆差达4亿美元。于是有人在问：中药今后还姓“中”吗？　　在世界中药市场独占鳌头的是日本。在日本，中药叫汉方药，60％以上的汉方药是根据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经方”或由其演变的药方生产的。在日本，用张仲景原方生产的药品是免检的，日本人对张仲景很尊敬，称之为“张先师”。　　正午的医圣祠很安静，没有风，地上的树影纹丝不动。南阳张仲景博物馆副馆长张兼维说，没有风不代表没有能量，1800年前的张仲景如今仍具有强大的、可以升级的能量。台风中心都是很平静的，这１３亩大的医圣祠没准儿什么时候就成了台风眼。一旦台风刮起来，整个南阳都能带起来。当然，这个台风要刮起来，需要我们注入新的能量。平常百姓家不可能挂一张吴道子的真迹，你挂不起，挂起也保不住，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挂得起吴道子的画。所以医圣能量的发挥还有待时日，随着南阳经济的发展，仲景品牌会越来越辉煌。 　　　　3.12仲景经方 花开日本　　医圣祠的一条长廊上有很多石碑，刻的都是名人瞻仰医圣时留下的墨迹。记者漫步其间，无意中看到一通繁体字的石碑，那上面的汉字实在不怎么入流，仔细一看，后面署的是个日本名字：渡边武。张兼维告诉我：“这个渡边武在日本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日本东洋医学会原会长。在医圣祠留下墨迹的日本名医不止渡边武一个，这不，旁边就是矢数道明、寺师睦宗等人留下的墨迹。”　　在医圣祠，张兼维接待过不少来自日本的朝拜者。前年夏天，一位77岁的日本老教授带着他的学生来到医圣祠，要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