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版：晚会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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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子黄大年
《太行日报·晚报版》
■吴晶陈聪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黄大年拼尽全力背水一战，以高出录取线80分的成绩，毅然选择报考长春地质学院。
这是李四光创办的新中国第一所地质专科学校，也是他们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学术殿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动的热泪。
“大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要珍惜时间，早日学成报国。”夜半时分，黄大年常会坐在寝室的窗台上，捧读父母的来信。
月光越是清冷，记忆就越发清晰。
他想起曾在广西罗屋矿区参加的“找矿大会战”。作为一名磁场测量队伍的勘测队员，他要扛着磁秤仪跋山涉水，记录不同地点的磁力变化，推断和猜测铁矿的位置和规模。由于仪器对温度、湿度都很敏感，队员们必须十分小心，记准数据，再分析地层、计算参数。
一天120个测点，必须走成一条直线，哪怕跋山涉水，也绝不允许绕道。在闷热潮湿的环境下，即使是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也有撑不住的时候。一次，黄大年患重感冒发烧，在山上烧得起不来床，脚上的湿疹溃烂成一片。领导要他休息，他仍趴在小桌子上制作表格。
困难犹如无尽的山路，而他的斗志却如同脚下的石头。黄大年曾经创造了一天测160个点的单位纪录。一年后，因为和同事探测发现了一座中型铁矿，他获得了“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者”称号。
在整个大学时光里，“以艰苦奋斗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为祖国找矿为荣”的专业教育深深刻进了黄大年的脑海。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富饶的矿藏……”那首与同学们在田野实习中不断唱起的《勘探队员之歌》，常常令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做一名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把地球变成透明的！”那个曾经跋山涉水、想要征服大地的青年，第一次确立了他人生的梦想，从此坚如磐石。
1982年，在大多数不习惯北方生活的南方同学毕业纷纷离去后，黄大年作为全校仅有的10个“三好标兵”之一，令人惊讶地留校任教。
科学的春天里，风华正茂的黄大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他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一路表现优异、屡获奖励，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
“老同学，我要走了！”1992年秋天，黄大年找到林君，告诉他学校要送他去英国深造。他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项目”的全额资助，是30个人中唯一一名地学研究者。
林君至今记着当时的场景。黄大年冲着大家使劲儿挥手，坚定地说：“等着我，我一定会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带回来。咱们一起努力，研制出我们国家自己的地球物探仪器！”
奋斗，是这一代人的梦想；报国，是这一代人的情结。当祖国给了他们梦想的翅膀，他们就成为勇敢的候鸟，把归来当作生命的必然。
1996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利兹大学一间教室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黄大年，一个中国人，刷新了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一年后，黄大年进入英国ARKe X公司，一步步成为一个被仰望、被追赶的传奇人物。
但林君料定，大年一定会回来，“就像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果然，黄大年带着满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领回来了。他要把这些年祖国对他的培养，对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补回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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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大年 郭红松绘
【新华社报告文学连载】
是熔岩，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黄大年的好友、时任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杨长春接到了他的电话。聊了没几句，杨长春就听出黄大年情绪不对。其实，他已风闻“圈里”一些议论，大概是说黄大年“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又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语气和善，却随时“开炮”：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清晰，他不予签字；PPT里有错字，他也要一一纠正。
黄大年想不通，说：“这都是按科学规范做事，为什么有人不理解？”
杨长春劝他道：“你刚回来，人生地不熟，你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黄大年却说：“我就是想干成事，不这么干不行啊。”
很多机构和单位想要参与深探专项第九项目。黄大年不看介绍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钻进人家的实验室和车间，查验对方的资质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给对方打电话，上来就和人家说：“我有个上亿元的项目，你们的技术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经费，一起合作完成这个项目。”接电话的人一开始还一头雾水，以为是骗子，有的还曾打电话到吉林大学核实真伪。
有一段时间，刘财陪同黄大年外出拜访、争取经费，发现“大年到了人家那儿，从不谈钱”。
有一次，见财政部一位司长，两个多小时，黄大年“掰开揉碎”地只讲国际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术，这些技术对中国有什么用，似乎把经费的事情忘在脑后，让一旁的刘财暗暗心急。没想到那位司长还没听够，中午把他们留下来吃了盒饭，此后不仅痛快地批给经费，还一直追着黄大年做项目。这种情形在平时是很少见的。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黄忠民看他整天飞来飞去，手头的项目却大多给了外校，十分不解地问他：“我说大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忙？你忙我们地探学院的事情我当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学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帮其他高校和研究机构出谋划策，帮他们设计项目，他们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要争取到一大块钱，可能意味着咱们这边要少一部分经费了……”
黄大年却十分耐心地对他说：“忠民，咱们不能那么狭隘，我们要站在国家层面来考虑问题。我们能力之外的，就应该联合国内更多高校共同来把事情做好。”
对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潜这样诠释：“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黄大年就是这样一个人——以出世的态度做学问、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态度爱国家、爱科学，殚精竭虑。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黄大年发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项目第九分项要召开月度项目课题组长视频答辩会。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过了吗？”黄大年迈着大步，急匆匆地跨进会议室的门。
“都催过了啊，黄老师。”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墙上的钟表，9点50分了！
此时项目千头万绪，正是确定各个课题具体目标的关键阶段。距离开会还有10分钟，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还没收齐，多个视频会场的人也没到齐。
“人浮于事！”大手一挥，黄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盖手机砸向地面，手机屏幕摔了个粉碎，在场的几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拿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汇报的PPT不好好做，开视频会也不按时到？我们得遵守契约精神啊！”那天会后，黄大年还在生气。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机递给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网。
事后，黄大年和董树文坦言道：“我有时很急躁，我实在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担心这样下去，中国会赶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来，逐步跟你的想法对接！”董树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样，我就不用回来了！”黄大年执拗地说。
董树文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别看大年平时乐呵呵，急脾气上来很犟的，“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黄大年着急啊！他急一身绝技施展不开，他更急在深探领域祖国和世界看得见却摸不着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们国家成为在国际上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掌握高精尖技术的国家，他觉得就应该抓紧实干！
黄大年坚持以项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协同。他提出“滚动中淘汰”，“前期给了500万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钱就收回来”。“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很吃惊，“钱都答应给了，怎么可能收回来呢？”
可黄大年硬是拉下脸来，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国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机制。
杨长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极限，他不是去抢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巅峰在哪儿、极限在哪儿，他想到了极限，就争分夺秒去跨越极限、赶超极限，这就是他着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谈多次，到最后黄大年说：“咱俩聊过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来干吗？不就是要迎接这些挑战吗？！我一定会适应环境，努力去改造环境。”
在祖国的科学事业面前，黄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处的熔岩，喷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专项经常开会，特别是在策划重大专项时，议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开会。可身在长春的黄大年十次有九次都会按时出现。董树文说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专家组成员。
高平问他：“你累不累？前天刚走，今天又来。”他却说：“这么重要的会我一定要来。”
高平很感动，她从没看到黄大年疲惫的样子。看着他聚精会神的样子，她不知道他牺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时间，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样行程满满，天南海北地奔波。
会议讨论时，黄大年的那种方式一开始让董树文也受不了。他跟人们也交流过，会上最直言的就是黄大年，台上还没讲完，他底下就给你“捣乱”。
“院长，这个目标我认为定得有点儿不太科学！”
董树文隐忍地问：“大年，你等我讲完再说行不行？”
结果黄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们不能这样说！”
慢慢地，董树文意识到这不是坏事，间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项目的会议，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讨论，不再“弯弯绕”，也没了背后的“小动作”。
深探专项第九项目做第一次年度汇报的时候，黄大年的课题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台汇报的时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领导和专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满脸疲态。黄大年当着众人的面跟董树文“发飙”了，“领导怎么这么不重视？两天的会，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视！”
“我怎么不重视了？”
“装备是深探事业的硬件基础和关键支撑，你把我的汇报安排在最后一个，大家都没有兴趣听了，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反馈，这么做还有什么意思？”
董树文听了，觉得有道理。第二年汇报，他说服其他项目，把第九项目安排在了第二个，结果黄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块儿糖，心满意足。
从会议形式的创新，到项目机制的变革，深探专项不是第一块“试验田”。一张表格上，密密麻麻记录着7年间黄大年一力承担的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无法在这张表格上一一列出。
日，在北京举行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上，黄大年与中国科技界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国际著名量子通信专家潘建伟、国际著名生命科学专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黄大年从事的地球探测项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却记住了他和善的微笑，还有他简洁明快的座右铭：“为梦想而行动的人是不会被埋没的。”
为梦想而行动！7年间，黄大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地面电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取得显著成果，为产业化和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固定翼无人机航磁探测系统工程样机研制成功，填补了国内无人机大面积探测的技术空白；无缆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统工程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为开展大面积地震勘探提供技术支持；万米大陆科学钻探工程样机“地壳一号”横空出世，超深井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向前迈进……
而刮起“大年旋风”的深探专项，更是以第九项目的结题为标志，深部探测能力已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局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我国深部探测5年取得的成果超过了过去50年，国外专业期刊这样评价：中国已正式进入“深地时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见的贡献；有些事情，是潜移默化的影响。
高平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家好"，带回来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会议他不到场，有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就会问：那个“爱提问题”的专家怎么没来？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认为，“黄大年能围绕一个问题讲到方式方法的层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没拧紧""线画得不直"等表面的问题去规避风险。”
很多青年学者见了他，总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仅会提出课题报告中有哪些问题，还会提出下一步怎么改进、怎么规划、怎么转化成产品。
黄大年说：“我在国外时接待过很多国内的团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他们，不要再走弯路。”
杨长春感到，如果一个首席科学家，认真地、带着情怀去做一件事，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还是会推动起来的。有很多过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来也感到，黄大年的建议是有益的、真诚的，也开始向他求教、与他交流。
渐渐，只要知道他在学校，总会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师来请教，在办公室门口排起长队。别的学校要申报课题，只要他认为符合国家发展战略，他就帮人家跑项目、跑资金，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王郁涵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了。那些学术问题，哪有那么容易讲清楚，可是黄老师从来不嫌烦，会给他们掰开揉碎地讲上两三个小时。
轮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却抽不出时间了。学校领导几次催他抓紧申报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代表单位参加学术会议或讲座，他能一口气准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评奖材料，半页纸都不到。
他的团队分分合合。有的人觉得跟着他捞不着名头，走了；有的人迫于养家糊口的压力，也走了。为了留住“刚刚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学校、想办法，掉过不止一次泪。
有人劝他：“黄老师，咱也当个领导，这些问题不就好解决了？”可他说：“要是需要这些，我就不回来了。我们是为国家做事，只要塌下心来，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黄大年的办公室看了看。他热情地带着她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从这个设备看到那个仪器。
看到这些与国外完全接轨的开放研究空间，高平问他：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你在国外工作时的影子？黄大年高兴地回答说：“你看！我有一支团队了，不是我教他们学，我们是一个共同创新的整体，将来是要干大事的！”
黄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设计的茶思屋。在507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10几平方米的房间，干净素雅，沙发、音响、投影、吧台……入门处的书架上，摆放着最新出版的国际期刊和学术杂志。直通屋顶的欧式酒柜上，团队的奖状奖杯摆在最上面，白酒、红酒、香槟摆在中间，下面微波炉、咖啡机、面包机一应俱全。
从一间空屋子开始，黄大年用自己的钱，一点一点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种家当。在这里，他常会惬意地煮一壶咖啡，与来访的外国专家交流观点。或是叫上三五团队师生，来一场“头脑风暴”。每年圣诞节，这里的圣诞树、蛋糕、水果、啤酒，还有空灵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剑桥生活。
黄大年拉着高平在茶思屋门口合了影。高平蓦地发现，大年鬓边的白发多了，肩膀有点儿塌，脸色也没有在国外时滋润。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种意气风发的感觉，仍似一个朝气蓬勃、以梦为马的青年。
（未完待续）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记者吴晶、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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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晶陈聪
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归人员，引领着大家去寻找回国后的坐标。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讯和水下网络领域备受瞩目的吉大校友崔军红回国探亲，经人引荐见到了黄大年。
“中国水下国门洞开”，黄大年直入主题，语气中的忧虑让崔军红深有共鸣。跟黄老师从事的深地探测一样，崔军红从事的水下通讯在国内也面临着高端设备依赖进口的处境。
“咱们学校的新兴交叉学科学部正在酝酿，你可以申报国家‘千人计划’，回国创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门心思把一件事做好……”听着黄大年的话语，崔军红有些心动，但也顾虑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国的平台已足够大，如果和黄老师联手做事情，应该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国生活16年，自己能否适应国内情况，也有些拿不准。
黄大年看出她的犹豫，邀她到自己的团队参观交流，又给她展示近年来的项目成果。崔军红问道：“黄老师，咱们要搞海洋探测，可是吉林没有海啊？”黄大年踌躇满志地说：“没关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们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决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没有海，但眼前这位学长海一样的胸怀深深触动了崔军红。2016年6月，崔军红作为“千人计划”专家签约吉林大学。
从那以后，黄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导师。每当她有困难、发牢骚，黄老师都会用亲身经历鼓励她，“你看地质宫现在很好，当时屋顶都是漏水的；修建无人机库的时候，也遇到很多问题。这么多人，这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我们还是要有劲头、有耐心，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的。”
事情总有一天会做成。这个信念，燃烧着黄大年生命的烛火。而那澄净的光，照亮着一位又一位学者前进的道路。
“黄老师，您该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计划”专家马芳武来找他探讨问题，一看他两眼通红，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没事儿，再吃两个烤苞米就好了！”黄大年抡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说，“对了，有个在新加坡工作的贾继伟回来探亲，晚上我叫了他来我家，你也来，咱们一块儿吃饺子。”
“你那么忙，怎么还让人去家里？”马芳武说，“咱们在外面吃一顿也行啊！”
“没事儿，就是要让这些年轻海归感受感受，现在国内不比国外差！”
就这样，他拉着马芳武等人借“千人计划”联谊会、吉林大学留联会等平台，不断寻找、联络海外高端人才，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他们留在国内、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报告交到了校务委员会的案头：在黄大年的倡议下，经过为期一年的酝酿讨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筹备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个辐射地学部、医学部、物理学院、汽车学院、机械学院、计算机学院、国际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区”初步形成。黄大年也成为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长。
于平看着报告默默发呆：交叉学部这件事，当初大家心里都没太有底，可是黄老师硬是把一个个虚幻抽象的概念，渐渐都变成现实，把各个学院、学校内外的力量，慢慢拧成一股绳。
黄大年看着报告深深舒了口气，他的头脑里立刻又蹦出一连串问号：手机会不会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交通枢纽能不能变成拓扑网？汽车能不能实现无轨运行？外太空能不能开发矿产……
如今，曾经对“大年童话”的质疑已湮没无闻，一个个“大年童话”正在变为现实，在卫星通信、汽车设计、大数据交流、机器人研发等诸多领域，一个个“奇迹”正在涌现，几乎覆盖吉林大学近三分之一的专业。其间，又衍生出许多新课题、新方向、新学科，由“大年童话”孕育的“科研特区”未来将有望带动上千亿元的产业项目！
大地之子黄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