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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善良&丰富&&高贵》完成问题。（9分）善良&&丰富&&高贵周国平①善良，丰富，高贵——令人怀念的品质，人之为人的品质，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拥有它们。②看到医院拒收付不起昂贵医疗费的穷人，听凭危急病人死去；看到商人出售假药和伪劣食品，制造急性和慢性的死亡；看到矿难频繁，矿主用工人的生命换取高额利润；看到每天发生的许多凶杀案，往往为了很少的一点钱或一个很小的缘由夺走一条命：【甲】，于是我怀念善良。③善良，生命对生命的同情，多么普通的品质，今天仿佛成了稀有之物。中外哲人都认为，同情是人与兽的区别的开端，是人类全部道德的基础。没有同情，人就不是人，社会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人是怎么沦为兽的？就是从同情心的麻木开始的，由此下去可以干一切坏事，成为法西斯，成为恐怖主义者。善良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最初界限，也是最后界限。④看到今天许多人以满足物质欲望为人生唯一目标，全部生活由赚钱和花钱两件事组成，【乙】，于是我怀念丰富。⑤丰富，人的精神能力的生长、开花和结果，上天赐给万物之灵的最高享受。为什么人们弃之如敝屣呢？中外哲人都认为，丰富的心灵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上天的赐予本来是公平的，每个人天性中都蕴涵着精神需求，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这种需求理应觉醒，它的满足理应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目标。那些永远折腾在功利世界上的人，那些从来不谙思考、阅读、艺术欣赏、精神创造等心灵快乐的人，他们是怎样辜负了上天的赐予啊，不管他们多么有钱，他们是度过了怎样贫穷的一生啊。⑥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取金钱和权力毫无廉耻，可以干任何出卖自己尊严的事，然后又依仗所获取的金钱和权力毫无顾忌，肆意凌辱他人的尊严，【丙】，于是我怀念高贵。⑦高贵，曾经是许多时代最看重的价值，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了。中外哲人都认为，人要有做人的尊严，要有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背，如果违背，就意味着不把自己当人了。今天的一些人就是这样，不知尊严为何物，不把别人当人，任意欺凌和侮辱，而根源正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当人，事实上你在他身上也已经看不出丝毫人的品性。高贵者的特点是极其尊重他人，他的自尊也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人的灵魂应该是高贵的，人应该做精神贵族，世上最可恨也最可悲的岂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精神贱民？⑧我听见一切时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们呼唤：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本文有删改）1.文章的中心论点是&。（3分）2.请将下面三句话的序号填在【甲】【乙】【丙】处。（3分） ①我为人们的心灵的贫乏感到震惊②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③我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惊3.请你结合文中“善良”的内涵，为它补写一个事实论据。（3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2-山东胶南隐珠街道办事处中学九年级上学期末检测4语文试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阅读《善良丰富高贵》完成问题。（9分）善良丰富高贵周国平①善良，丰富，高贵——令人怀念的品质，人之为人的品质，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拥有它们。②看到医院拒收付不起昂贵医疗费的穷人，听凭危急病人死去；看到商人出售假药...”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1.标题不是“中心论点”，它没有完整的表达作者的观点，可从文首或文尾找到中心论点。分析：
考点1：议论类文本阅读
议论文复习备考应注意的是：（1）依据作者的感情倾向、见解主张，准确找到论点；（2）依据文章脉络，弄清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间的关系；（3）体会品味语境语言，理解运用常见的论证方法；（4）把握开放尺度，联系实际，辩证分析。在议论文的复习中，重要的考查点有：一是论点。议论文的论点是作者的主张，从句子形式上看，往往是一个判断句。论点提出的位置不一。二是论证方法。需要我们掌握的有举例论证、道理论证、对比论证和比喻论证。三是对文中重要词语、句子的理解。词语要结合原意理解文中的语境意；句子一般需要把抽象的、概括的语句形象化、具体化。四是文章思路。复习重点是文章先写什么、再写什么、最后写什么，理清这些，也就理清了思路。五是开放性试题。解答这类试题，紧扣文章是基础，把意思清楚、准确、流畅地表达出来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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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为人们的心灵的贫乏感到震惊②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③我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惊3.请你结合文中“善良”的内涵，为它补写一个事实论据。（3分）”的答案、考点梳理，并查找与习题“阅读《善良丰富高贵》完成问题。（9分）善良丰富高贵周国平①善良，丰富，高贵——令人怀念的品质，人之为人的品质，我期待今天更多的人拥有它们。②看到医院拒收付不起昂贵医疗费的穷人，听凭危急病人死去；看到商人出售假药和伪劣食品，制造急性和慢性的死亡；看到矿难频繁，矿主用工人的生命换取高额利润；看到每天发生的许多凶杀案，往往为了很少的一点钱或一个很小的缘由夺走一条命：【甲】，于是我怀念善良。③善良，生命对生命的同情，多么普通的品质，今天仿佛成了稀有之物。中外哲人都认为，同情是人与兽的区别的开端，是人类全部道德的基础。没有同情，人就不是人，社会就不是人呆的地方。人是怎么沦为兽的？就是从同情心的麻木开始的，由此下去可以干一切坏事，成为法西斯，成为恐怖主义者。善良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最初界限，也是最后界限。④看到今天许多人以满足物质欲望为人生唯一目标，全部生活由赚钱和花钱两件事组成，【乙】，于是我怀念丰富。⑤丰富，人的精神能力的生长、开花和结果，上天赐给万物之灵的最高享受。为什么人们弃之如敝屣呢？中外哲人都认为，丰富的心灵是幸福的真正源泉，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上天的赐予本来是公平的，每个人天性中都蕴涵着精神需求，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之后，这种需求理应觉醒，它的满足理应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目标。那些永远折腾在功利世界上的人，那些从来不谙思考、阅读、艺术欣赏、精神创造等心灵快乐的人，他们是怎样辜负了上天的赐予啊，不管他们多么有钱，他们是度过了怎样贫穷的一生啊。⑥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取金钱和权力毫无廉耻，可以干任何出卖自己尊严的事，然后又依仗所获取的金钱和权力毫无顾忌，肆意凌辱他人的尊严，【丙】，于是我怀念高贵。⑦高贵，曾经是许多时代最看重的价值，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现在似乎很少有人提起了。中外哲人都认为，人要有做人的尊严，要有做人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违背，如果违背，就意味着不把自己当人了。今天的一些人就是这样，不知尊严为何物，不把别人当人，任意欺凌和侮辱，而根源正在于他没有把自己当人，事实上你在他身上也已经看不出丝毫人的品性。高贵者的特点是极其尊重他人，他的自尊也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人的灵魂应该是高贵的，人应该做精神贵族，世上最可恨也最可悲的岂不是那些有钱有势的精神贱民？⑧我听见一切时代的哲人在向今天的人们呼唤：人啊，你要有善良的心，丰富的心灵，高贵的灵魂，这样你才无愧于人的称号，你才是作为真正的人在世间生活。（本文有删改）1.文章的中心论点是____。（3分）2.请将下面三句话的序号填在【甲】【乙】【丙】处。（3分） ①我为人们的心灵的贫乏感到震惊②我为这些人的灵魂的卑鄙感到震惊③我为人心的冷漠感到震惊3.请你结合文中“善良”的内涵，为它补写一个事实论据。（3分）”相似的习题。有什么，别有病——中国农村医疗现状调查（报告文学）_小宗师专辑：成人小说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比比读小说网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看病难看病贵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和呼声最大的话题之一,而农民看病更是难中之难。请听出自农民口中的几则顺口溜：“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这些顺口溜，既表达着他们对疾病的无奈和恐惧，也诉说着他们对农村医疗现状的不满和怨愤，让人感到无比沉重与窒息。当代中国农民看病到底有多难？解决农民看病难的良方到底在哪里？引子中国农民是中国地位最低、处境最糟的弱势群体。他们本来就与贫穷和窘迫相伴随，如果有了三病两痛，那就是雪上加霜。请听出自农民口中的几则顺口溜：“小病拖，大病磨，请不到医生请神婆。”“小病拖，大病挨，要死才往医院抬。”“救护车一响，半头牛白养；住上一次院，全年活白干。”“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三天医疗费，一生还不起。”“生一场大病，一辈子家底赔净。”“一人得病，几代受穷。”这些顺口溜，既表达着他们对疾病的无奈和恐惧，也诉说着他们对农村医疗现状的不满和怨愤，让人感到无比沉重与窒息。中国政府网调查显示，2006年群众最关心的十大社会经济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如何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连续几年的全国“两会”上，看病难看病贵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热议和呼声最大的话题之一。而农民看病更是难中之难。请看下面一组资料：———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医疗资源80％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而在全国总人口中，农村居民占70%，城镇居民占30%。医疗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衡导致了城乡居民健康状况的显著差异。乡镇医疗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老百姓无法做到就地就医，往大城市跑又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民预计达30％左右。———卫生部2004年底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国44.8%的城镇人口没有医疗保障，79.1%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因经济困难不能及时就医；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至80%。过去5年，城市居民年均收入水平增长了8.9%、农村增长了2.4%，而城市、农村的年医疗卫生支出却分别增长了13.5%和11.8%。医疗费的上涨幅度不仅超过了全国物价上涨指数，而且超过了GDP的增长。———《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4年》记载，200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622.2元，农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费用2236元，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尚包括实物收入的情况下，可以说，农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一年的现金纯收入还不能支付住院一次的费用。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沉重的医疗费用和劳动力损失，致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农村，一场大病可以使原本殷实的小康之家陷入困境，更使原本就贫病的家庭雪上加霜，一贫如洗。恶疾胜于重灾，贫病形如姐妹！第一章悲剧一幕幕曾经听到一则民谣，觉得很有意思，便记了下来：“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你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医改送终之说，本是民间对“不公现实”的一种夸张、形象、极端、暗喻的漫画式描述，只是意会并无特指，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漫画式描述竟然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真实上演。1.活人送进火葬场日上午，在台州打工的46岁四川内江农妇尤国英，因为当天没活干，待在家里洗衣服，突发脑溢血栽倒在地，被妹妹首先发现，紧急送进台州医院路桥院区抢救。进医院时，医院要家人交2万元押金，可她一家的全部积蓄只有1万多元，在老乡的帮助下，终于凑齐了2万元押金。可经过3天的救治，就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也难怪，尤国英每天的医疗费要5000多元，转眼间，所交的押金所剩无几！而她的病情却未见明显好转，仍需进一步救治。钱！钱！！钱！！！钱从哪里来？能借的，都已倾力“搜刮”；贷款吧，根本没有可能。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实在无法再筹集到医疗费了啊！他们担心，如果继续治疗，不仅所欠下的医疗费无法偿还，而且到时候连尸体都没钱运回老家安葬。万般无奈之下，家人决定放弃继续治疗，提前把尤国英送回四川老家。10月27日上午，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女婿、儿子4人全在医院出院单上签了字。办理了出院手续后，他们向医院提出用120救护车将她送到四川老家，但医院说120救护车只能将人送到台州范围内。当天上午9时左右，亲属们将病危中的尤国英抬上了120救护车，准备把她送到新桥租房中，然后再想办法运回老家。但他们的要求遭到房东的拒绝。理由是“看着已经死了”（尤国英处于昏迷状态），根据当地农村的习俗，死人进屋是很忌讳的事情。无可奈何，家人们只能离开租房，漫无目的地寻找安置尤国英的地方。等车开到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尤国英的丈夫、女儿和女婿抱头痛哭，然后跟司机说，人已经死了，请求他直接送到火葬场。救护车司机没问明情况，也没确认病人是否死亡，让病人家属写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就直接把救护车朝台州市殡仪馆开去。当时尤国英也是比较清醒的，甚至参与了送火葬场火化自己的决定。台州市殡仪馆员工林勇从火化间经过运尸通道走出来时，发现一伙人正围在通道里，流着眼泪给一名“死者”穿寿衣。这让林勇觉得有点蹊跷：以往送进殡仪馆的死者都是从外面穿着寿衣进来的，哪有到殡仪馆内给死者穿寿衣的？带着疑惑，林勇朝这群人走了过去。眼前的一幕让他感到非常震惊：躺在担架上的“死者”呼吸尚存，手脚能动弹，眼角还流着泪———这是让所有有道德感觉的人揪心的泪水。一个活人被送到火葬场火化已经够离奇的了，更离奇的是，尤国英是被丈夫、女儿和女婿送来的，而他们都知道尤国英还活着！见此情景，感到事态严重的林勇立即打电话给殡仪馆业务科负责人，说有个活人被送到了殡仪馆，家属要求火化。这简直是人间奇闻！业务科负责人立即把情况向馆领导作了汇报，并立即赶到现场。殡仪馆负责人蒋云龙闻讯后，也迅速带领保安一同赶到了。“病人呼吸、心跳都有，还活着，为什么不抢救？”蒋云龙责问亲属道，“你们应该把病人送去医院抢救，不应该把亲人送到殡仪馆来。”但亲属们哭泣着回答：“不是我们不想抢救，而是家中所有积蓄都已花光，实在没钱抢救了，只好送进这里等死。”问清情况后，蒋云龙当即叫手下与路桥区民政局和路桥慈善总会联系，看能否为尤国英申请救助。同时，殡仪馆向当地110报了警。接到殡仪馆的报警后，路桥区公安分局当即通知台州医院路桥院区派120救护车去殡仪馆接回尤国英。救护车已在路上，但病人家属还是说他们没钱把人送医院治疗。见此情景，蒋云龙生气了，他语气严肃地告诉病人家属：如果再不送医院抢救，造成病人死亡，亲属将要承担法律责任。可问题是，尤国英的亲属们的确没钱为她支付医疗费。蒋云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1000元现金，交到尤国英的女婿手中。手捧这1000元钱，在场的6名亲属感激万分，齐齐跪倒在蒋云龙面前。蒋云龙赶紧扶他们起来。围观的群众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你5元我10元，你50元我100元的，放在眼前这名处在生死边缘的妇女面前。一位70多岁的老阿婆，身上只带了5元钱，硬是拿出交到蒋云龙的手中；还有一位男子，在第一次捐出100元后，又回过头来补捐了300元。蒋云龙代表病人家属接受群众的捐款，并向捐款者当面表示感谢。很快，在10多分钟的时间里，群众就现场捐款3380元(含蒋云龙捐的1000元)。120救护车赶到殡仪馆时，尤国英的亲属还跪在地上向这些好心人致谢。但他们仍然犹豫着要不要送尤国英去医院。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还在为医疗费担心。蒋云龙就安慰家属说，你们先把3000多元捐款放在口袋里，该用时用一点，医院到时会照顾你们的，放心去治好了，并叫尤的家属有事情跟他联系。得到蒋云龙的承诺后，尤国英的亲属才安心跟上了120救护车。亲人气息尚存，家属为何下得了决心把她送进殡仪馆火化？因为实在看不起病。2003年，尤国英跟随丈夫魏德明到浙江台州打工，两人都在路桥区新桥镇平桥村帮人洗垃圾。尤国英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可以拿到20元的报酬，魏德明辛苦一天有30元的收入。在四川农村，一家人种田、养几头猪，一年下来赚的钱仅够换盐和其他基本生活用品，几乎没有什么结余。因此，这在尤国英和魏德明的女儿魏珍看来，是一份高报酬的好工作。于是，2003年底，魏珍的弟弟、丈夫和她自己，也相继从家乡四川内江市永安镇石板村来到了这里。魏珍跟丈夫在一家私人冶炼厂打工，月工资只有五六百元；弟弟在一家工厂学机床维修，由于企业效益不好，月工资只有两三百元。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去年全家节衣缩食，也只节余了1万多元。尤国英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由于殡仪馆的多方努力和媒体的关注，一场悲情故事峰回路转，她有了生的希望———在死亡的悬崖边打了个趔趄又被送回医院。台州当地和尤国英家乡的地方政府，乃至救治尤国英的医院又一次发动、掀起了“捐款运动”。台州医院路桥分院的工会先后两次发起了捐款倡议，全院职工累计捐款１万多元；路桥区政府拨出了１万元专款，并要求医院尽力抢救；台州慈善总会捐助了１万元；路桥“善福堂”寺庙送来了3000元善款；同在台州打工的老乡，凑了4000多元送到医院；温州的张高先生专程赶到路桥，将6000元钱送到魏珍手里……还有不少人把钱送到医院，没留下名字就走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在尤国英的住院账户里，各界捐助的善款就超过６万元。一份份爱心，令魏珍和她的家人在羞愧的同时充满感激。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魏珍和她的家人决定用一辈子偿还债务，让母亲生的希望尽可能延续。经过3天的连续抢救，尤国英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左侧的上下肢有不自主的活动状况，生命征兆和病情已趋于稳定……2.无钱治病疼死医院走廊“活人送进火葬场”，是一个“看不起病”的“活标本”。如果将因看不起病而在家里等死或在其他地方病死的人数统计出来，肯定非常惊人。媒体报道的因无钱治病，两次被120急救车送进医院，两次都被医院拒绝治疗而疼死在医院走廊的王建民就是其中之一。王建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到北京找工作未果，偏偏又麻绳子赶细处断，突发疾病。日晚11点多，他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打滚，不停地喊疼，还不时从嘴里吐出带血的东西。与王建民认识一个多星期的都贵发，立即打了120急救电话后，救护车以就近原则，将他们送到北京站附近的某医院。这家医院急诊室的大夫给他量了血压，并开了药单。此前的几夜，王建民和都贵发都睡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的椅子上。到了医院，他们连挂号的5元钱都拿不出来，“120”也就没收钱。见他们没钱，医院拒绝治疗。王建民和医生争执起来。医生说：“检查没有生命危险，不是见死不救。”因买不起药，王建民只打了1.8元的止痛针后便离开了医院。次日上午，王建民回到北京站候车室。12日23时，距王建民回到北京站10个多小时后，他再次被送到了那家医院。由于这次王建民疼得比上次厉害，满地打滚，北京站公安段一名警察和都贵发把他抬上救护车，并陪同去了医院。医护人员将王建民放到大厅担架车上。他捂着肚子不停地喊疼，嘴角还有溢血。经过检查，医生对警察说没有生命危险。当时，都贵发告诉医生王建民的亲戚已经在筹钱了，能不能先治疗。医生答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钱送来了才能治疗。都贵发和警察离开医院，大厅里只剩下王建民独自躺在担架上。警察走后，医院人员见王建民躺在大厅里挡道，便将担架车推到一楼走廊距抢救室10米远的地方。隆冬的北京自然是寒冷的。北京的这家医院的走廊之夜更让人感到阴冷刺骨。“疼啊———救命啊———”13日凌晨，一声声凄惨而绝望的呼叫刺进附近病房人们的耳鼓。病人没法休息，但无可奈何———医生都不管他，谁管得了！13日晚，经过几番病痛折磨的王建民终于在医院的走廊里死去。事后，这家医院急诊主任称，检查患者没有生命危险时，医院没有必要先垫付药费给患者治病，如果医院每次都垫钱给患者治病，医院也承受不起。当病人生命垂危时，没钱也会治。该主任还称，12日晚王建民经检查血压等指标均正常，并无生命危险。13日中午医生曾给他检查，发现此时病情加重，医生给他开了药，并和分诊台沟通。医院准备先垫钱给王建民治疗，不过此时却找不着他了。虽然医院有医院的难处，但不管怎么说，医院也脱不了干系。王建民之兄王建群认为医院没有履行救死扶伤的法定职责，将这家医院告上法庭。日，东城区公安分局应这家医院的要求，对王建民的死因进行调查。次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进行尸检。千呼万唤的尸检报告终于面世。结果为：王建民因异物（胃内容）吸入气管及肺导致窒息死亡；其生前患有胃溃疡穿孔继发急性化脓性腹膜炎及心肌炎。在鉴定结果面前，这家医院那“不能确诊”、“没有生命危险”的说辞，就如同三岁顽童的谎言般漏洞百出。说他们连检查都没作并不冤枉，堂堂的这家大医院如果当时作了检查，怎么可能诊断不出来王建民是胃溃疡穿孔？假如胃溃疡穿孔都检查不出来，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什么医疗水平？医院说对王建民一直进行了观察，而王建民的死因正是因为异物吸入气管，他此时连呕吐的力气都没有了。窒息的症状不明显么？假如医生在旁边观察，难道看不见病人已经不能呼吸？被痛苦折磨了40个小时的王建民进入最后的虚脱状态。黑龙江省医院急重症救治中心主任关卫说，无论是胃溃疡穿孔还是急性腹膜炎，患者的临床症状都很明显。“医生只要按按病人的肚子，作一下口头询问，根本不用进行特殊检查。”这么简单的临床症状，这么简单的检查办法，为什么经过了这家医院几次“检查”“救治”的王建民当时被说成没有生命危险？尸检报告揭穿了这家大医院的谎言，他们根本就没有给王建民看病救治，连检查都没作。在这家大医院的“观察”下，王建民因为交不起医药费被活活疼死。3.村妇被疼死、夫妇跳江自尽及因贫抛子看不起病村妇被活活疼死天气阴沉，寒风飕飕。一座新垒的坟墓前，一条五十多岁的汉子跪在地上焚烧着纸钱，泪水模糊了双眼，坟边的树枝在风中发出铜韵一般的颤响。“金翠，我对不起你呀……我没钱给你治病，你是疼死的呀……”这条汉子两眼通红，终于憋不住内心的悲伤和痛楚，泣不成声地哭诉起来。这是发生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李家湾村的一幕。2004年6月，农妇徐金翠开始喊叫肚子疼，丈夫就到后山庙里上了几炷香祈求神灵保佑。这自然无济于事。随后，妻子瘦成皮包骨，卧床不起，他这才赶紧借钱买了一些止疼的药让妻子服下。拖到冬月，实在没有钱治疗了，徐金翠全身浮肿，没日没夜地呻吟着：“疼得很……我疼啊……”这痛苦的喊声像尖刀一样刺向家人的心窝。但是，他们除了说一些善意的谎言，给她一些无力的精神安慰之外，又能做什么呢？大年正月初五，徐金翠犹如耗干了煤油的灯盏，熄灭了生命的火焰。临死时嘴里仍在喊着：“疼……疼……啊……”“不是不愿看，而是没钱看啊。”大儿子陈清波说，他父亲2004年初得了胃病，进出医院三次，花了6000多块钱，自己也有头疼的毛病，根本就没想过去治疗。老二陈清峰的媳妇也在同一年为了治乙肝花去1万多块钱，一年之间接连病倒了3个人，哥俩打工挣的、四处借的、能变卖的，早就花光了。生病和治病拖垮了这一家人，还拖垮了弟兄几家。陈发成弟兄5个，老四是村里的救济户，老幺在外做小生意，老三日子刚刚好过一些，趁着前些年在外打工挣的钱盖起了砖房，可住进去不久妻子就得了肝癌，看病拉了1万多块钱的账，几个亲兄弟也为了互相接济而更加贫困。无钱看病夫妇跳江自尽更有甚者是不堪重负的“极度表现”。据权威媒体报道，由于没有能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吴方华、陈爱华夫妇在福州跳江自尽。吴方华的老家在江西贫困的宜黄县小付元村，与陈爱华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1999年后，吴方华常年在外打工，在浙江、广东、上海等地辗转，或者进工厂，或者在建筑工地上。陈爱华除了耕耘自家地外，还承包了其他村民的田地，总共10亩。在乡里，她尝试着各种赚钱的小买卖。但几年过去了，家境依然贫寒。2004年夫妇俩让大儿子吴维林辍学，出去打工；把小儿子送到县城一所寄宿制私立中学念初中，每学期学费3000多元，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经济负担。为了孩子的学费，夫妇俩又开始在城市辗转，直到日，因无力支付1859元医药费（治妇女宫颈炎症用）而跳江自尽，梦断闽江。不到两千元，在有些人看来，它不过是一桌饭钱，是一晚歌厅里休闲的消费，是一场演唱会的门票。但对吴方华夫妇来说，它却成了压断生命之树的最后一块石头。在土地欠丰、流浪打工的艰难、打工收入被拖欠、家庭入不敷出的压力之下，病痛和长期积压的生活苦痛以及对命运不公的不甘，都齐齐被这无法筹措的1859元医疗费激发出来，最终将一对正值盛年的农民工夫妇逼上了黄泉路。农民因贫抛子因无钱为患白血病的3岁儿子医治，河南信阳农民黄伟把儿子“丢弃”在医院10天。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下，他终于回到病房，抱着儿子痛哭失声：“孩子，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再也不走了！”黄伟诉说：“一家4口人仨人有病，老母亲常年患胃病还有腰椎间盘突出，我患有肾结石，经常疼得休克……”为养家，他一直在建筑工地打工，一个月能挣800块钱。2004年5月，儿子被诊断出白血病后，家里已花费两万多元，实在没钱给孩子看病了，他无奈之下才选择了这条路。高额的医疗费、贫困的家境，煎熬折磨着至亲至爱的人伦情感！任何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都很难简单地从伦理道德上指责黄伟遗弃亲子的行为。因为，伦理亲情固然首先是个道德良知问题，但任何道德良知所以能够维系，显然又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情感问题，还需要具备起码的物质条件，需要许多非常现实的利益保障制度来支撑。我国的福利体制，对于18岁以下的人群来说是个空白。对黄伟所遭遇的人伦困境，社会性的制度缺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制度缺失抬高了维系道德良知的成本，它才如此备受摧折乃至岌岌可危。4.女病人爬出医院、在家等死的壮汉及板车送妻女病人寒冬爬出医院卧地面日下午2时许，西安寒风凛冽。街上，被厚厚的衣服裹着的行人步履匆匆。此时，在西京医院的门诊楼下的露天水泥地上，一个无钱治疗的女病人却已卧了4个小时左右。幸亏被一个好心的市民发现并给华商报社打去电话，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卧在草坪上的女病人说自己叫“庄飞扬”，是江西省吉安市人，24岁。最近，她来西安找人，25日下午，它在五路口天桥附近被一辆车撞了腰部，后来有人打电话给120，120救护车把她送到了西京医院急诊科。她说：“因为我没交钱，昨天上午医院不给我治了，我疼得走不了路，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就爬到了外面。”这位好心的市民实在看不下去，就在25日给她买了些吃的，第二天又给她买了饼子。这位市民说：“中午12点左右，那个病人爬在急诊科外的水泥地上，下午2点左右，我看到几个人把她从水泥地上抬到了草坪上。”记者问女孩是否记得家人的电话，她说家里没有电话，不过记得一个朋友的电话，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号码，记者未能联系到她说的那位朋友。下午4时，几名保安和两位穿白大褂的人把那个女病人重新抬进了急诊科。随后，一位穿白大褂的人重新询问了女病人的病情，并作了记录……肝病拖成肝癌的壮汉李禄平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的村民，年仅53岁，是一家5口人的主心骨和家庭的主要劳动力。2005年11月，李禄平被诊断出肝癌晚期，这个结果顷刻间打破了这个5口之家的宁静生活。其实，李禄平的病并不是突然爆发的，早在20年前，他就被诊断出患有乙型肝炎，但是他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李禄平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水产养殖，每年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平均每个月不到700元，却靠它维持着一家5口人的基本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每月开销一笔医疗费用治疗乙肝，对于这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李禄平也就一拖再拖没有治疗。直至拿到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全家才如遭雷击。“这二十年来我知道身上肯定有病，但确实没钱治。因为我们整个家庭就是这么一点经济来源，挣这么一点点钱。”李禄平无奈地说，“只能待在家里等死了，没有其他办法。”李禄平一家的生活在角湖村并不是最差的，可是像他这样由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又无钱医治的现象并不少见。棋盘乡角湖村卫生室医生李先祖，对全村1200位村民的健康状况都比较了解。在他的卫生室里，挂着一份全村历年来死亡人员的名单记录。2005年是5个人去世，他们的岁数不大，都才50多岁。李禄平是2005年角湖村去世的第一位村民。从拿到肝癌晚期的诊断结果到去世，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于是家里只剩下妻子和儿子、儿媳在一起生活。在那之前他身体就没有不舒服吗？他儿子李在云说：“有一点，他挨得住，他以为自己没什么，因为家里困难，没有钱去治。”面对提问，他又说：“我们农村人就是这样，因为没有钱看病，能忍就忍，我已经咳嗽四五天了，我都没去看。”李禄平去世时在家里还是壮劳力。那时候父子二人共同支撑家里的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并不拮据。在李禄平确诊后的三个月中，儿子李在云为了给父亲治疗，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着1万多元外债，一下子就成为全村最贫困的家庭之一。板车3000里送妻进京求医43岁的汤敬岩是黑龙江省尚志市石头河子镇一名朴实的农民，他45岁的妻子郑淑英几年前遭殴成脑震荡后遗症，已负债3万多元，至今未痊愈。因无钱治疗，汤敬岩用两轮板车拉着妻子到北京求医，心想没准会碰上个啥机会。至日，汤敬岩行程约3000里，耗时43天，走烂两双鞋。他对记者说：“我不会放弃，会不顾一切地救媳妇，累的时候就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一个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心酸落泪的凄美镜头，这是一幕足以让任何表述都难以回避“羞愧”的社会悲剧。那名备受伤痛折磨而头发过早染霜的平民之妻，坐在两轮平板车上，望着丈夫不弃而躬身拽车的背影时，她是幸福而安详的。如果苍天有灵的话，这种草根而伟大的爱情传递给她的人间挚爱，必是她前世修来的福气。漫漫3000里行程，既见证了汤敬岩夫妻相濡以沫的纯真爱情，也见证了无数陌生路人的拳拳爱心———正是有了沿途各地数不清的爱心援助，汤敬岩才拉着患病的妻子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北京。其实，汤敬岩原本不至于如此艰难困苦。如果法庭判决的伤害赔偿能够及时到位，如果农村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有效覆盖，如果民政部门能够体恤民情施以援助之手……汤敬岩完全没有必要独自拉着板车艰难前行。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所有这些都仅仅只是“如果”，医疗保障和救助系统的集体缺位，逼使汤敬岩必须独自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拉着板车步行进京似乎也成了他赖以自救的唯一途径。虽然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了北京，但是属于汤敬岩的“长征”却只是走完了第一步。站在人潮汹涌的北京街头，一脸茫然的他最终将会何去何从？失去了强而有力的社会救助系统作为依托，一位贫苦农民的挣扎自救到底还能够坚持多久？循着夫妻俩身上馨香的爱情和道德光芒望去，我们无法看到这缕光芒成为医治“现代性冷漠”的良药，跃入眼帘的依然是医改的蹒跚步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继续在蔓延。5.该谴责谁？一桩又一桩关于看病和死人的事像铅块一样坠在心头。“活人送进火葬场”是一个不该发生的故事，是一个让人感到耻辱、让文明社会蒙羞的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事发后，23岁的魏珍几乎每天都在愧疚和期待中度过。她常跟别人说：“我感觉到自己太残忍了，这样做，就像自己在杀自己的妈妈一样。”不是像，实际上就是。在尤国英火化未成，被重新送进医院抢救后，她的女儿多次用“残忍”二字来形容自己，并多次哭昏过去；尤国英的丈夫和女婿也同样陷入极度愧疚和自责之中。将活人送进火葬场等死，是不是“遗弃”或“故意杀人”？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介入了调查。综合其亲属、医院、殡仪馆、目击群众多方的证词及其他调查情况，警方认为，当事各方够不上“遗弃”或“故意杀人”的犯罪标准，因此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此前，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警方大致了解了事情经过，知道像尤国英这样的外来打工者，大多数没有医保社保，遭遇和境况着实令人同情，因此一直抱着既负责任又非常友善的态度来处理此事。如果尤国英的亲属真的被治罪，那么“好戏”就更多了。不过魏珍表示：“我早就说过，我并不担心这件事。假如法律认定我们要承担什么责任，我决不害怕去承担；要是法律判我们坐牢能换回妈妈的健康，我立马就会去坐牢！”尤国英的家人们的确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我们试想，如果家人们决定停止治疗后，当时房东允许尤国英进家门，那又会怎样呢？失去治疗的尤国英，也就是等死而已，可能再挺过一天，也许几天。那么，如果尤国英那样死了，她的家人们会不会受到谴责，会不会自责呢？答案是不会。如果会，偌大的中国，将有多少人生活在唾沫和愧疚之中？至少在广大农村，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治疗而在家里等死、“提前送终”的人，何止千万！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不正常，没有人认为死者亲人应该受到谴责，没有人认为这是慢性谋杀。你能指责尤国英家人的无情无义吗？面对并不明朗的治疗希望（即使顺利，至少要10万元；同时还有成为植物人或者瘫痪、半瘫痪的风险），面对求告无门的经济困境，他们不也面临着现实和亲情撕裂的痛苦选择吗？在巨大的悲情面前，任何道义指责都显得如此的软弱无力。只要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选择，或许也就是我们的选择！当时，尤国英的家人们由于没有地方去，就想到索性乘有救护车在，直接送火葬场等死。也就是说，送到火葬场，并不是立即烧掉，而是要等人死了以后烧。也许在万般无奈的家人们看来，像他们这样，死在哪里不都一样么？然而，此举让所有人觉得太过离谱，因此事情就闹大了。你能指责医院的见死不救吗？医院的领导说：“在路桥打工的人很多，我们医院每年都会遇到好几起这样的情况。如2004年台风造成一名打工者脊椎折断，全身瘫痪，治疗完成后，欠下医药费不说，我们还送了他抚慰金，并帮他买了回贵阳老家的车票。还有正在医院的一个吸毒女，没有任何亲人来管她……往往在这样的事情面前，医院就成了社会救助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的情况，在路桥院区每年都有发生，只是因为没有这样极端的事例发生而没有被关注而已。医院负责人说得不无道理：“救死扶伤是医院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责无旁贷。在路桥医院，就开通有便捷的就医绿色通道，我们也不愿眼睁睁地看着患者因经济困难而中断治疗，总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救助。但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据悉，路桥院区仅2004年就发生患者“欠费”94万元，截至2005年10月，分院账上累计的欠款数额已高达119万，其中出院欠款91万，住院欠款28万。这些大多是因为患者经济困难所造成的欠费，很难收回来，需要医院来承担。仔细想来，似乎也不能谴责医院，因为医院虽然有救死扶伤之责，但按目前体制，的确是无法提供免费治疗的，因为“尤国英们”实在太多了，何况病人家属自己要求出院呢。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指责尤国英家的房东，更何况，在文明社会，一个病人要死也应是死在医院而不应该是死在家里的。想来想去，“活人送进火葬场”这件事情，竟然一时还找不到谴责的具体对象。当然救护车司机算一个，因为他违反了规定，在没有死亡证明的情况下，擅自把活人拉到火葬场；不过事发后，他已经被医院开除了。那么，除他以外，该谴责的还有谁呢？还有，那些虽然没有像尤国英那样被送到火葬场，但重病在身又无钱治疗，死在医院或在家等死的人，如上述王建民、徐金翠、李禄平之类，算自杀还是他杀？如果算是他杀或谋杀，那么凶手是谁？还有，黄伟抛子之举，你能因此谴责他不如“毒虎”？吴方华、陈爱华夫妇被1859元医药费难倒而跳江自尽，你能说根源在于他们的脆弱和狭隘？一幕幕悲剧，表现的是中国农民最惨烈的悲哀。我们实在不忍心谴责和鞭挞尤国英的亲人和上述这些农民医疗的殉道者。尤国英现象的发生，主要是我国几十年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形成的巨大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配上的不合理，特别是社会救助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农村贫困人口及边缘性群体生活越来越困难。截至2004年底，全国县以上的城镇全部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助人数达到2200万多。而在农村，只有914．1万人得到救助，不到总人数的1％。在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卫生费用的公正性居第188位，倒数第四。国家财政收入分配严重失调，极不合理，高比例地集中在城市，分给农村的微不足道。大城市的人均卫生费用是农村贫困地区的3～4倍甚至6～7倍。固然，城镇人口也有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障的，但农民的这一比例却超过70%。农民看病都是自费，而人均收入却是最低的，除了维持最低生活，哪有钱看病？何况一进医院起码就得几百上千元，这等于要他们的命。从这种客观现实出发，尤国英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有某种必然。看病难看病贵是个大问题，但“看不起病”的问题更大。若按重要性排个解决次序的话，解决看不起病应该排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前面。山东省五莲县洪凝小学退休教师陈常英说：“县医院、青岛医院、北京医院我都去过，看病难主要是在大城市，比如青岛和北京，像我去过的安贞医院、青岛眼科医院等，挂个专家号得三更半夜去排队，挤破头，还不一定排得上。在县级医院根本就不难，1块钱挂个号，基本随去随看，很方便。乡医院更容易了，现在甚至都没人去。说看病贵，至少还有能掏得起钱的意思，只是贵了一点。像我和老伴都是教师，有医疗保险和大病统筹，能报销一部分，贵一点也能承受。现在的问题是很多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起病，他们才最可怜。农村的亲戚来串门，经常说起谁生了病，因没钱治没多长时间就死了。你想啊，他们一年下来就没几个钱，碰上孩子读个大学什么的，好多还欠债，生了病又没有医疗保障，不这样又能怎样？县里企业不景气，好多下岗工人的情况跟农民也差不多，特别是农民工，在城里干最苦最累的活，最容易得病，得了病只能回去，没人管。”尤国英现象在发达国家是不能容忍的，这些国家的政府要拿出钱来保证任何人不因看不起病而死去。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更有理由不惜财力建立一套人道救助体系，以保障普通公民在疾病面前人人都有留住生命的权利啊！第二章农村医疗困局活生生的事实似乎在不断印证：人口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能享受到的医疗保障，已经降至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已成为一个关乎国民素质、国民待遇，关乎公正、公平原则能否体现的问题，关乎和谐社会能否构建、发展能否继续的问题。农村医疗的困局应该算是农村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产物。那么，合作医疗制度能否恢复？医疗保险是否可行？什么是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医疗合作怎样从困境中突围？6.解剖“麻雀”令人忧如今，中国乡村医生、农村小诊所和乡镇卫生院的境遇非常窘迫。不妨解剖几只“麻雀”。苦恼的村医他是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石转镇小垭村个体诊所医生，叫唐德稳。1998年，他从卫生职业学校毕业后回乡行医，因为附近村里没有医疗室，所以生意还不错。可是他也有一肚子的苦衷。他说：“看起来4个村2000多人关照我这一家，可村里的人没几家富裕的，要么有病拖着，要么来看病却没有钱，大多是在我这儿欠账的。”他的账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600多笔欠账，有几块的，也有十几块的，除过收不回来的烂账，总起来的数字是13216.86元。实在周转不开了，就出去收账；而外出收账，又影响收入。在简陋的诊所里，他一边把针头、纱布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边说：“山里人穷，生病了一般是先拖几天，不行就挖草药将就，再不行才来看；看病又舍不得花钱，吃药不吃贵药，没钱就要欠账。因为都沾亲带故的，不赊账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挣不到几个钱。比起镇上的诊所差得远。”2004年的收益账是：欠账加上现金总共收入14000多元，进药开支11000多元，纯收入不到3000元。这对于一个掌握有专业技术的精干的青年人来说，他的劳动价值确实显得低了一点。“唉———我这诊所的条件不行，只能卖药、挂吊针和肌肉注射，想添置一些东西，多进些药，又缺本钱，所以小病能看，大一点的病就只好送出去了。”他低沉的语气中显然流露出了些许遗憾和无奈。还开不开这个诊所？唐医生举棋不定。按说，有这么个诊所，村民治病毕竟方便一些，可自己已被赊账弄得没法周转，继续留在村里养不了家；搬到镇上去吧，又得有门道，要么挂靠政府的计宣站，要么挂靠兽医站，要么挂靠村办医疗，这样才能节省很大一笔证照花费，可他还没有找着下家。何况，村里缺医少药，镇上并不缺，集镇上的医院和诊所已有8家。面对这位苦恼的村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和他一样无可奈何！尴尬的小诊所已经取代“赤脚医生”的农村经营性小诊所，正处于极其尴尬的状况：农民的消费能力使其挣不着钱，简陋的设施让他们无力出诊看病。吉林省扶余县三井子镇纪家村是一个经济条件不错的村，刚开诊所不久的左海霞却一直为挣不着钱而犯愁。她的药柜里摆着几十种药品，多数是便宜货，即使这样，药卖得也不快。诊所挣钱的渠道主要是卖药和收处置费。而在农村卖药利润非常微薄。左海霞说，即使价格较高的“速效救心丸”，有5毛钱的利就顶天了，至于一般农民常用的“镇痛片”，1分9进，2分钱卖，只挣1厘。处置费一次2元钱。卖药一天毛收入最高十几元，处置费收入有时几天也见不到一文。付连光诊所是吉林省松原市大洼镇解放村中比较正规的诊所，53岁的付连光早年从白城卫校毕业，曾在镇卫生院工作多年。这家诊所的设备只有听诊器、体温计、血压计“老三件”。“诊所应付头疼、感冒、发烧还行，大点的病就看不了，平时多数时间是靠卖药维持。”付连光的妻子说起自家的诊所显得很无奈。同是这个解放村的村医赵胜峰说：“去年，一个村民来求医，我根据他的症状，判断是脑出血，可村里根本治不了。等120救护车赶来时，患者已经没有意识，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令人非常痛心。”也许你认为，西部陕南山区和东北地区经济落后，农村医疗状况就是那个样子吧。那么，东南沿海地区情况如何呢？困窘的农村医疗2004年3月，福建省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农村医疗卫生情况调查的结果表明：（一）农村缺医少药，就医难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农村，农民看病难、难看病、看不起病，最基本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保障。1.偏僻地区人口流失严重，医疗资源不足，村医难维持生计……据统计，全市农村卫生所空白点就有341个，占全市行政村的15.8%。2.就医费用居高不下，农村群众难以承受。过去一个阑尾手术费用开支约300多元，现高达3000多元，相当于农民50担谷子或一年的农业收入。据蕉城区洋中镇卫生院对乡村患病人群医疗费用支出的统计，一般情况下，在卫生所就医，费用约30～45元；在卫生院住院，要500～700元；在县级医院住院则需元。由于医疗费用攀升，低收入人群就医难的现象显得突出。我市乡村农民收入大都处在元之间，这样的收入水平，大多数人只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需求，一旦生病，这些人就束手无策。医疗费用的攀升，使许多地方出现赊欠医疗费的现象。3.乡村群众因病返贫现象突出。据全市初步统计，因病致贫返贫的约占贫困人口的60%以上。屏南县路下凤林村，一位村民30来岁，开拖拉机跑运输，收入颇丰，盖了新房，尚有存款3万多元，后因喷农药时中毒，先后送乡、县、省医院治疗，花了4万多元，两年来不能从事劳务，妻子、孩子又相继生病，一下负债7万多元，很快就成了贫困户。古田县大桥坑头村一位村民，胆囊炎穿孔，送省立医院手术，仅40天就欠下债务10万多元，立即跌入贫困深渊。4.农村卫生所站还存在缺药、少药等问题。进药渠道多样，伪劣药品充斥药品市场的现象不断发生。据各地药品检查的情况看，伪药、劣药、过期药和缺药的现象，在一些医疗所、站时有发现。这种情况，直接危及病人的病情、影响患者的健康。（二）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步履维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行业在改革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展现出勃勃生机。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所，则一直在困惑中艰难跋涉，其困难与矛盾重重。1.许多基层卫生院设备简陋、人才缺乏。由于基层基础条件差，加上基本的生活难以保障，因此造成医务人员分布很不合理，不少乡镇卫生院业务骨干紧缺，农村卫生所更是缺医严重。2.乡镇卫生院卫技人员的工资难以兑现。3.农村合作医疗难以开展……（三）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投入严重不足。我市（县、市、区）及乡（镇）财政运转困难，长期未能摆脱被动局面，使国家许多关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难以兑现。一是乡镇卫生院全民职工100%，集体职工60%的补助工资政策未能全面兑现，欠账较多。据初步统计，从1997年至2003年止，全市乡镇卫生院按规定财政应兑现人员工资6630.82万元，实际到位拨款1984.93万元，被拖欠达4645.89万元。二是农村卫生三项建设和世卫贷款配套资金不到位，影响了事业发展。三是一些地方财政挪用、挤占、克扣卫生专项资金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影响了卫生部门向上争取资金的积极性。四是政府应当支持卫生事业的专项资金相对减少。这种不良的量的积累，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将逐年加剧。这些点点滴滴的调查情况，当然代表不了全国，但也算是解剖了一只只“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7.“新农合”遭遇尴尬正在提速扩大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被公认是针对农民看病难开出的一剂良方。但是，这一良方还是“好事多磨”。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600个县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余的2000多个县都还没有被覆盖。所以，要想达到2007年的60％、2008年80％的覆盖率，以及2010年的基本覆盖，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善。先看看西北地区。日，宁夏隆德县人民政府批转了《隆德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方案》，此举意味着地处山区的隆德县已率先拉开宁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序幕。日，试点工作在隆德县13个乡镇全面推行。资金筹集方面，实行农民个人参与筹集与政府补助相结合的办法，个人筹集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交纳医疗资金10元，主要用于门诊费用；中央、自治区、县三级财政每年配套资金20元，主要用于大病统筹。参保农民在定点医院住院治疗，按实际支付的住院发票分档次按不同比例报销，报销起点为200元。依照测算，隆德县农民个人应筹集合作医疗基金172.7万元，参合率达到90%。对山区农民来讲，能像城里人那样拿着发票去报销，实在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所以，尽管该县宣传力度比较大，可初始推行时，一方面本着农民自愿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向乡村干部硬性压指标。各项措施所带出的直接效益是：截至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共为参合群众报销住院费229.3万元、3529人次；报销门诊医药费92.5万元、64022人次。隆德县顺利通过了国务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联合评估组的审评验收。然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隆德县的农村还是遭遇到了尴尬。在陈靳乡新兴村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因头脑里从未有过报销意识，一患脉管炎的张姓农民花了几千元的医疗费，最后却连一张票据都未保留下来。村支书柳应春介绍说，第一年搞试点时因为带着硬性规定，全村1209人，参合率达到90%，现在参合的村民连60%都达不到。有的村民家里，村干部至少四次登门动员，也未能说服对方，甚至有的村民直接质问村干部：“如果我没病怎么办？那钱不就让别人花了吗？”虽说个人筹集部分的资金才是每人10元，但在大部分山区农民眼里，它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查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凡年轻的、病少的农民都不愿意参合；还有的患大病住了院，才想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每日的吃饭、穿衣不同，侥幸心理广泛地存在于山区农民之中。在他们看来，看病的花费毕竟不属于刚性支出部分。2004年，隆德县确定全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0%，但截至2004年底，该县收缴合作医疗资金67.3万元，参合率仅为38.98%。该县卫生局一位干部不无担忧地说：据测算，农民参合率只有达到85%～90%，这项制度才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说，如果投保人数过少，新型合作医疗很容易崩盘。是的，像患病这样属于随机潜在的风险，不能使没有多少余钱的山区农民产生固定的医疗消费投入意识。新型合作医疗在隆德的推广还需要一定时间。再看看中部地区。自从日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每逢赶集的日子，便是湖南5个试点县之一———桂阳县各乡镇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最忙的时候，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往往会利用这个时间到镇里报销他们的医药费。《桂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办法》规定，合作医疗的筹资标准为：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交纳20元；中央和省、市、县地方财政共出20元。参加农民每人每年可获8元门诊医药补助费；另外，参加农民的住院医药费可按照不同级别医院的报销标准得到相应补助，一年内的最高补助为5000元。对于家庭困难的住院农民来说，参加合作医疗得到的补助无疑为他们减轻了不小负担。尽管桂阳县上下把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当作一项民心工程来抓，参加医疗的农民看病住院也切切实实从中获得了实惠，但一年多后，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截至2004年8月中旬，桂阳县参加合作医疗人数为22.3万人，覆盖率仅为33.3％。桂阳县是全国有名的烤烟种植大县，农民多以种烟为主。较之其他一些农业县，这里农民的经济收入相对稳定且有所保障。但是，为什么合作医疗这样一件利民的大好事，对多数农民却如此缺乏吸引力呢？一些基层干部说，由于历史上村合作医疗的阴影，加上大多数农民长期以来对健康重视不够，最终导致相互间缺乏一种共济互助意识。为调动农民的参合积极性，桂阳县印发了17万本宣传手册发放到农民手中，并发动各乡镇干部深入农户家中做思想工作，当地电视台还制作了专题节目连续播放。同时，桂阳县已按照要求成立专门的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并组成一个由县人大、政协牵头的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情况定期监管审核，以确保合作医疗筹资专款专用。但乡镇干部做思想工作效果欠佳。同时，在桂阳县一些村镇仍存在政策宣传的“真空”地带，这些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打消一些农民的顾虑。有的农民对合作医疗还是一无所知。除了对政策缺乏足够了解以外，目前医药购销体制不畅，乡镇和县级医疗卫生水平有限，无法达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要求，这些原因都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民站在了合作医疗的大门之外。也看看东南沿海地区。广东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之一，这里的“新合疗”推广该顺利吧？广东省曾提出到2006年全省大多数乡镇初步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参加人口覆盖率达到60％以上。然而，在广东一些山区，要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却碰到了种种困难。肇庆市广宁县是一个拥有45万农业人口的县，人均年收入约为3000元。该县从1998年开始在洲仔、石咀和坑口3个镇办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到1999年在全县推广，要求农民以户为单位，全部参加，并准备了多套方案给各镇选择，其中较多采用的是每人每年交10元，看病不收门诊费、住院最高报销500元的“既保小又补大”的方案。合作医疗于当年9月份启动，到年底全县连学校师生参加医疗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达40％。然而到2000年，该县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全县的合作医疗覆盖率基本为零。像广宁的这种合作医疗从红红火火到冷冷清清的现象，在广东省甚至全国并不少见。合作医疗本身是一个好事情，为何会碰到这种尴尬的情况呢？或许来自广宁县基层的声音会道出其中的一些“窍门”。对于人均年收入为3000多元的农民来说，一年交10元并不算多，然而要向这些农民收10元的合作医疗费用却十分困难。在农民当中，大多数人寻求医疗保障的意识不强，存在“大病当小病，小病当无病”、“小病不出门”的思想。因此，一些农民尽管相信合作医疗的好处，却还是不愿意参加合作医疗。他们没有看到，正是因为他们不生病，才累积了这个基金，而只有稳定增长的基金才能保证广大农民的长远利益。由于定点的基层医疗单位报销标准较低，农民可享受的报销范围和幅度都不大，难怪有农民说：“免几块钱的诊费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有时从村里坐车到镇里看病都要几块钱了。报销部分住院费，我一年到头都不生大病的，享受不了；真要有个大病，花个三千、五千的，报销几百块也不中用。”的确，交纳的费用不高，所享受的“待遇”也相对低。但是，要交纳过高的费用，山区的农民能负担得起吗？合作医疗在乡镇的操作管理上也存在很多困难。由于部分村干部素质偏低，操作上的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其经济发达，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基本上由政府和集体包揽。但在像广宁县这些山区，县、乡镇政府本身的财政就存在很大的困难，有些地方甚至还负有沉重的债务，不可能对合作医疗给予资金补贴。还有，也许因为当初的文件对于报销比例等细节没有硬性的规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好处大打折扣。农村的青壮年大多数外出打工。按照规定，外出人员参加合作医疗，必须在当地诊病，在县外诊病的不得报销。农村流动人口恰巧处于一个医疗保险的真空地带。由于没有正式户口，他们尚不能参加城市医疗保险，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又要求他们返回原住地看病。这样，他们难免游离在医保体系之外。这些外出务工的人就算参加了合作医疗，也不便到指定的医院诊病，因此也享受不到合作医疗的好处。他们总不能因为一个感冒就特意坐车回来看病吧？这部分人因为享受不到好处，参加合作医疗的几乎很少。由此也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村里大部分的青壮年出去了，剩下的多数是“389961部队”（妇女、老人、儿童），对合作医疗基金造成很大的压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门槛费要300元，花不到这个数就享受不到相关待遇，很多农民都觉得难以接受。有的地方合作医疗搞了大半年，基金却只花了五分之一！被称为“救命钱”的合作医疗基金，为何花得少？报销门槛过高、手续复杂是个重要原因。“新农合”还在村医面前遭遇尴尬。吉林省是国家确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省之一。省上确定了一批乡、县定点医疗机构，还计划把农村诊所纳入定点医疗机构范围。可有的村医担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会成为诊所的负担。松原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医，在得知自己的诊所被确定为定点机构之后，表示不情愿。他说，按说作为定点医疗点在合作医疗的政策下可以多吸引病人，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比如生孩子，如果按合作医疗政策，到定点医院生孩子，花1200元钱，按30%的比例报销，自己还得掏800元；如果在民营医院，正常产只需400多元。在用药上，比如“木瓜丸”在一般药店2元一瓶，在定点医疗机构却是5元一瓶，而且定点医疗机构的药可以报销的都是便宜药，农民想用的药效快的药，不少在报销范围之外。因此有的人不愿意选择定点医疗机构。政府组织医疗卫生从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是必要的，可培训需要从业人员自掏腰包，不少人有抵触情绪。在扶余县三井子镇纪家村，村医刘训的诊所被列入定点医疗点。刘训说：“听说将来要求我的诊所必须适应新型合作医疗需要，设诊室，配紫外线灯管、高压灭菌锅，费用自己掏；有关部门还要给我做个合作医疗定点诊所牌匾，费用是1000元；还要搞培训，买教材。这些钱对我来说就是负担，我觉得不该自己花。”卫生行政部门的“作为”也使“新农合”难堪。一些卫生行政部门，往往以所谓“定点”为借口，垄断农村合作医疗和社会医疗保险服务市场，只限在隶属于本部门、关系户、“菜园子”范围内的医院开展，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所谓行政职能，进行权钱交易、权情交易，从而卡断其他社会团体和民营医院的医疗服务业务。这种做法，给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的农民自主选择就医上，带来新的麻烦和费用报销难，给欢天喜地参保农民的心里泼了冷水。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禄生说：“有的地方领导在确定报销方案时，有意降低报销比例，套取中央资金，使合作医疗成了‘钓鱼工程’，背离了中央补助农民的初衷。有的地方领导认为，既然农民参加合作医疗中央给钱，那就不要白不要，就争着搞试点。个别县半年过去了，基金仅仅支付了20%，80%都沉淀下来。”一方面是农民嗷嗷待哺，一方面是基金过度节余。如果缺乏完善的监督机制，这些资金被挪用的可能性很大。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地争相扩大试点。现在国家干部有公费医疗，城镇职工有医疗保险，就是农村的农民什么保障也没有，重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是保大病的，农民并没有太多的奢望。但国家得让农民看病便利、看得起病。解决了农民看病难就解决了医改的主要问题。第三章歧路与出路农民看病难是因为中国医改走入了歧路。2005年7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几乎将中国20年的医改之路全面否定。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论断，与老百姓的直接感受高度契合，一时间舆论哗然。医改撞了南墙，各方都在反思。思路决定出路。正确地认识问题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前提。8.农民看病难“病因”何在2005年12月，卫生部部长高强接受《学习时报》专访时，对中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从五方面进行了剖析，基本上找准了问题的症结。不妨对此加以解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不久提供的一份国研报告认为：中国的卫生资源总量已超过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资源过剩。近年来医院医生资源的闲置率在10%左右，而城市、乡镇卫生院的闲置率分别在32%和20%；农村医院床位闲置率在10%～20%，而城市、乡镇卫生院的床位闲置率分别在27%和17%。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即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前几个月，同样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价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的报告，还说相当多的人无法享受应有的基本医疗服务呢，如今又说卫生资源总量过剩！这究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独特见解呢，还是属于研究人员的“信口雌黄”？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岂不是自相矛盾？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者表面上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统一的，即公共卫生资源的结构严重不合理。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曾指出：“医疗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优良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发展严重滞后，不适应群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就在大城市中若干“三级甲等”不断扩充规模、提高档次的同时，曾经水平不高却也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农村医疗卫生网却在瓦解。按几年前卫生部一位领导的话说，现在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能正常运转，另外1/3正在瓦解的边缘，还有1/3已经瘫痪。为了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大量患者涌向了大医院，小病也要找专家。这样一来，更激发了大医院的“扩张冲动”。于是，大医院如同患了“巨人症”，无限膨胀起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很多医院患上了“巨人症”，其规模已经堪称“巨无霸”了，上千张床位的医院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达到了六七千张床位。与此同时，小医院却设备落后，人才缺乏，不断萎缩，一些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更是门可罗雀，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侏儒症”。医疗资源层次配置也不合理，按最佳医疗资源层次配置模式，就是金字塔式的配置，即资源的主要部分配置在基层农村、社区，重点向疾病防治倾斜。但现在的情况是医疗资源呈倒金字塔式，城区大医院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农村卫生院陈旧落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迫使病人向城区医院转移。医疗机构都注重向大规模、高精尖方向发展，而为群众提供低成本、适应基本医疗服务要求的基层医疗机构却严重萎缩，合作医疗覆盖面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6年的5%。在国外，很多疾病是在社区医院救治的。但在国内，因为社区医院设施不全，技术力量薄弱，这些压力集中到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医院，使得患者在看病的第一关就遭遇挂号难的磨难。在大城市各大医院，半夜排队挂号现象十分普遍，一些人更为了“排号”而在医院内通宵守候。2005年夏媒体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为了看病，23.2%的人凌晨五六点就赶往医院排队，5.5%的人有提前一天去排队挂号的经历。而浑水摸鱼的号贩子，更加剧了挂号难、看病难的困境。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而且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挂号时间长、取药时间长、交费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三长一短”困窘和抱怨，随时可见可闻。但是，当人们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还是选择了这种“昂贵”和“拥挤”。说特需医疗服务挤占了正常大众医疗，医疗机构可能会大呼冤枉。但一位新闻界朋友的亲身经历，足以证实这一点。这位朋友的家属2005年做了一个骨科手术，出院时被告知三个月后复查，还挂这位主刀医生的号。三个月后，尽管这位主刀医生每周有一天固定门诊，但是已被号贩子全部控制，根本挂不上。无奈之下，只好预约了一个特需号，仅挂号费就达200元。事后得知，这位主刀医生过去是每周两天普通门诊，医院开了特需门诊后，就把两天的普通门诊压缩到一天，人为制造了供需紧张。特需医疗变相提高医疗成本，收费标准缺乏监管，成了医院为小团体谋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号贩子”现象是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为了铲除“号贩子”，各大医院可谓伤透脑筋，他们年年都要开展打击“号贩子”集中行动，各种对策都想尽了，但似乎都是热闹一阵子后，“号贩子”又卷土重来，而且更加猖獗。这说明，铲除“号贩子”，仅靠几家大医院“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靠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医院的功能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但实际上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既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又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其原因也主要在于医疗资源配备的严重不公不均。医托的历史由来已久，且喊打之声从未停止，但是医托们还是“顽强”地生存着，并有不断蔓延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医托成为一种社会痼疾？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下的资源稀缺性。物以稀为贵。当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地方，除了此家，别无分号时，挂号、看病这种行为自然成了稀缺商品，即使知道会上当、挨宰，也必须硬着头皮进去。正是这种垄断性现状，造成了大医院傲慢自大，甚至公然雇佣医托、部分人员倒卖号票牟利的现象，也为医托提供了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医疗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自然导致农村医疗机构服务量下降，而服务量的下降又导致服务能力的下降，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卫生资源的结构不合理，说明财政投入不合理，卫生资源的闲置是财政的巨大浪费，农民看病尤其艰难，更说明公共税收没有投入到应该投入的地方。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医院中的反映，医院只是一个窗口而已，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医疗效率的低下。不合理现象的背后，往往是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政策。多年来，我国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少数高端医院拥有最尖端的设备、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多数中小医院连生存也很困难。“全国人民上协和，协和医生看全国”，这不是因为协和医院太强，而是因为基层医院太弱。患者无处分流，怎能不到大医院呢？结果是，大医院越来越大，医生越来越忙，患者却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挣不脱的“怪圈”。总结历史，我们以往的局限，主要是认为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自然会受益，看不起病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事实证明，没有公平的分配制度，老百姓不一定都能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往的改革对“由谁来提供服务”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强调得多，而对于“为谁服务”这样的核心问题反而比较模糊。在以部门为主题的大环境下，一个明显的结果是部门利益固化，群众利益淡化。这种“内部人操作”、“掌权人吃肉”的改革倾向，严重影响了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降低了资源使用的宏观效率、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该制度趋向瓦解。到上世纪末期，开展合作医疗的村不到4％，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家庭和个人成为农民医疗保障的主体甚至是唯一的主体，医疗费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目前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只覆盖约20%的人口，而且筹资水平不高，保障能力不强。就说黑诊所吧。“查封”“捣毁”“端掉”黑诊所的新闻，年年月月不绝于报端、视屏。但又封又捣又端的结果是，黑诊所不仅未绝迹，反而越来越多。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按照“存在即合理”的理论，毫无疑问，黑诊所的存在乃至泛滥当然有其生存的土壤。这跟现实的医疗环境和条件密切相关。黑诊所害人，不少人将其归咎于受害人不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以及主管部门打击不力。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受害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如果看得起“三甲”医院，大概没有人去黑诊所看病的。西安黑诊所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也是“大医院看不起病，图便宜进黑诊所”。黑诊所屡被打击而能生存，甚至不断发展，说明它有市场，更说明现在的公立医院没有给普通民众提供廉价、方便的医疗。黑诊所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低收入低学历及非户籍人口，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和“新市民”。一位曾去深圳打工的张先生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1990年刚来深圳那会儿，我也属于黑货需求队伍中的一员。常去黑诊所，买药便宜、方便；常带客人去“黑旅店”，最多10元钱；最爱吃街边卖的“黑食品”，当时有2元8个的小包子，检查人员赶得卖包子的满街乱跑，累得我满街乱找。那时，只有适合我购买力的“黑包子”能改善生活。特别希望管事的部门高抬贵手，给卖包子的也发个营业执照什么的。这几年，“黑”字的使用频率明显提高，黑社会、黑中介、黑律师、黑旅店、黑学校、黑诊所、黑托儿所……有的“黑”，非严打不可，如黑社会。有的“黑”，是我们的“白”供应不足引发的。因此必须将“黑”转化为“白”。不同社会群体的现实需求大不相同，有的需要锦上添花，有的需要雪中送炭。在财富分配上，我们不能均贫富，在社会供应上同样不能是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更不能是所谓“主流社会”的想当然。一位四川籍农民苦笑着说：“唉！看啥病？有病硬撑着，撑不住了，到小诊所开点药，有了大病赶快送回老家去，我们不像城里人，看病有保障。”是的，这些不城不乡、不工不农的“游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几乎没有能力承担正规医院高昂的医药费，而且公立医疗机构布局不合理，“城中村”缺少卫生室社区门诊等。图便宜和方便，可无形中为黑诊所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由黑诊所、黑学校、黑中介，想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罪、农民自行外出务工的“破坏农业学大寨”罪、小型农副产品加工的“地下黑工厂”、养鸡养鸭的“资本主义尾巴”……全属“黑”之列。年年大“抓”大“割”，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8年，中央一声令下，放开，“黑”的变白了，人民高兴了，社会繁荣了。这说明，对黑诊所犹如对洪水，光“堵”不“疏”不行。它也说明，我们需要当政者求真务实的思维和亲民爱民的作风。若不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一味地取缔黑诊所，那就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关于医疗卫生的中央文件出台。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核心思路”下，这一内容成了“虚晃一枪”。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入，国家大幅度削减医疗投入。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只给政策不给钱。政府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允许医院可以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从药品和诊疗中获得适当利润，以弥补投资缺口。到2000年，国家对每所公立医院的差额预算拨款和专项经费拨款合计只占医院总收入的7.7％。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显现出成效。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这个时期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其一，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其二，基层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削弱。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基层医疗机构失去了政策支持，农村合作医疗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而迅速崩溃。198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降至4.8%。其三，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混乱现象开始出现。政府放手了，医院随之给自己找到两条主要财路———多卖药、多上高新设备。有的医生和医院尽力诱导患者用价格昂贵的高新仪器诊疗、用贵药。加之监管不力，渐渐地使医院违背了政府办医院的良好初衷，把患者当成了“摇钱树”，以至于看病越来越贵，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很多医疗机构盲目追求收入，把医疗服务变成了牟利工具。那些年，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刊登文章《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说，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公费出国消耗巨额财政费用，一年耗资3000亿以上。三项相加，达9000亿元以上，耗去近3成财政收入，全国人均负担700余元！而我们的财政用于科教文卫的总支出才1168亿元，吃喝、出国、坐车的钱是科教文卫四项的近8倍！文章还说，大大小小的政策性浪费已经成为行政质量不高和延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如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仅政府投资决策失误一项，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失误率就高达30%，资金浪费大约4000亿～5000亿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左右。与此相反，对于老百姓基本医疗投入却吝啬如斯，如此砖厚瓦薄，农民看病岂能不难！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载，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亿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当年全国城镇人口为3.79亿人，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农村人口为8.66亿，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农村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资料表明，对于8亿多农民的合作医疗，政府每年才拨给10亿元，而据日《商务周刊》《卫生体制改革的失败不是市场化的失败》一文报道，2004年北京一个大医院改建，政府一下子就拨款18亿元。也就是说，北京改建一个医院的费用，竟相当于全国农民近两年合作医疗的拨款！本来医疗投入就少得可怜巴巴，又来个“重城轻乡”，不使农民看病雪上加霜那才怪了！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药品经销中的高利润，吸引力极大。我国药品批发企业由改革开放前的2000多家，发展到目前已达17000多家。过多过滥的药品批发企业和医药代表竞相向医疗单位和药店推销药品，自然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药养医”的体制，必定要导致医疗机构开大处方，生出“越贵的药越好卖”的怪胎，药品市场竞争中出现回扣现象，回扣率高达30%，就成了不正常的正常现象。从1997年到2006年8月，国家发改委先后19次发出药品“降价令”，但是，频降大降都是“空降”，被降价的药品经过“变脸”冠冕堂皇地步入“新贵”行列，将“降价令”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降价之后，药价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甚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统计表明，前18次药品降价只使全国老百姓每人每年买药支出少了2.5元。也就是说，下了18次大雨，真正淋到老百姓身上的没有几滴。这是为什么？公认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目前的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剥皮”，药品降价，利润减少，无论是生产厂家还是流通环节，都没有了积极性；二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药品降价也压缩了医院和医生的利益空间，降价药品难免被打入冷宫。降价药品遭到层层抵制，惠民政策被层层消解，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小。“以械养医”也必定会诱导医院和医生动不动就上“高精尖技术”，作“大检查”。媒体上的两则消息耐人寻味。其一，前不久，北京某公立医院一次就购买了3台CT，4台核磁共振和6台全数字拍片机，而另一家医院则花巨资引进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64排容积CT。如今，在我国，CT已相当普及，而且越来越先进，个别城市竟达到每10万人一台，远远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难怪有人说：中国几乎成了世界高新医疗设备的“竞技场”。其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最近坦言：“整个瑞士一个国家只有一台MRI（核磁共振），我们单单一个广州市都不下10台MRI。”医院和医生为什么如此青睐医疗器械？因为在医疗器械的购置、使用环节中有很多“黑金”可挖。同药品一样，购置和使用医疗器械也是医院和医生谋取巨额财富的重要途径，院领导和大专家是最大的受益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大多数行业都存在着以其职业敛财的“潜规则”，医生利用职业收受红包、回扣是一种畸形人情往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行为，而且这种行为非常普遍。如果某些医生不随波逐流，就会被视为“叛徒”“异类”，难以立足。加上管理等方面的种种弊端，“过度医疗”等让老百姓多花“冤枉钱”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农民的医疗负担就会像雨天披蓑衣———越背越重。农村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据统计，目前农村乡镇卫生院人员中，本科毕业生仅占1.6%，大专生占16.9%，中专生59.9%，有21.6%的卫生人员的学历在初中以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王红漫教授在4年的调查过程中，曾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去实地考察。她发现，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感冒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所以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种药就碰上了；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最让人担心的是，大多数的乡镇医生甚至看不懂一些常规化验单。由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诊治水平低，造成农民看病难，从而使大量农民涌入县、市的医院。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郑大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现在日子最难过的应该是乡镇医院。由于缺少发展资金，技术力量和设备都成问题，乡镇医院很难留住大学生、留住人才，好医生来了又走了。这种现状将会引发什么现象呢？苦了广大农民了！”安徽省凤阳县卫生局副局长赵新亚说：“最保守的估计，10年来，全县35个乡镇医院没有新进一个医科大学生。而几乎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才流失，有的乡镇卫生院甚至成了只剩院长和护士的‘空壳’医院，在乡镇600多医护人员中，高级职称为零，中级职称不到6％。”乡村医疗人才队伍状况如此，怎么能承担繁重的医疗卫生服务任务？农民看病岂有不难之理？9.路在脚下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找到了农民看病难的原因，解决农民看病难也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况且，近年来全国各地就此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个全国“老大难”怎么解决，关键在于决策者的思想倾向、执政能力以及决心和勇气。实行“三个转变”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整合全社会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坚决实行“三转变”：坚决转变“重城轻乡”；坚决转变“重大轻小”，平衡卫生资源；坚决转变“重西轻中”，大力保护和提倡中医药的发展。尽快扭转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医院轻社区医院、重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轻扶助弱势人群的状况。政府应负责艾滋病、性病、血吸虫病、克山病等疾病的预防教育和治疗，防止因疾病蔓延造成重大社会性问题。通过宏观调控，由大医院兼并一些市、区医院，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并进一步完善转院制度，让患者住进小医院也可以有大医院的医疗保障。对医疗设备的盲目重复购入，政府应该予以控制。对盲目重复建设药厂和同类药品过多过滥的生产，政府也应该予以调控和引导。要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构建以社区卫生为基础、适应不同人群需要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尽快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巩固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继续组织开展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村工作。实行医药分离一位有识之士说，我们现在折腾的种种医改，都是没有下决心彻底解决“以药养医”、“医药不分家”问题的，因此可以预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百姓将继续被压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大山下，而医改操持者大抵也会越来越身陷困局，无从下手动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药品利润从“中间环节”转移到患者、医院，让患者得实惠，也让医院能够在现行体制下维持“以药养医”。专家以头孢他啶为例算了一笔账：这种药零售价在50元时，医院的毛利润7.5元，“中间环节”拿去了20多元。这种药降到18元后，现行体制下医院的毛利润就剩下约2.4元，而“中间环节”仍然有5元左右的利益。如果将这5元钱贴补给医院，医院照样可以拿到7.4元，不会比降价前少，况且患者得到了32元的大幅度让利。因此，应尽快从源头上斩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经营之间的“利益链”。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还必须解决“以械养医”问题。中国目前600亿元的销售市场、5000个品种、30000余个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虚高的价格能通过卫生部的集中招标采购和发改委的限价令得以遏制吗？恐怕还是得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才行。尽快全民医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人生活富裕的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这条腿明显短了一截，像瘸子走路。1980年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科教文卫组织联合发出一个关于确保人类生存权的最基本的四项要求，就是要解决吃饭、住房、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1990年代，在巴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最后形成了《巴西宣言》，宣言提出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宣言上签了字，承诺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的卫生保健”。2004年3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我国一贯主张，在人权当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农民当然也应该享受这种“国民待遇”。尽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极其贫穷，那时中国的GDP不过区区4000多亿元，还不到2005年中国GDP的零头，而那时中国的公费医疗，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城市职工，及他们的部分配偶和子女。2005年中国GDP突破了15万亿元，中国人的富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