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远未结束的牌局
近读凡一平先生的新作《扑克》，颇有几分意外的欣喜。
这篇小说可解读的东西很多，然我的关注重心却在这题目中的“扑克”。从表面看，
“扑克”在小说中似乎仅仅是作为一个故事的引子存在，仅具有推动故事情节深入发展的功能性符号价值。当然，这种功能性符号价值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小说就是以“扑克”为纽带，搭建起了是城市和乡村、过去与现在的桥梁，并从而使小说在儿子与父亲的双重线索交替中相互呼应，从而揭示了乡村与都市转型中人格裂变、道德选择与身份认同的困惑。
小说开篇直接以“扑克”引起：“在玩扑克之前，王新云和宋海燕吃了夜宵。在吃夜宵之前，王新云和宋海燕看了南宁国际民歌节的晚会。”这一叙述既平实而又意味深长。“扑克”是故事的“中介点”。在“玩”扑克“之前”，又“之前”，时间不断的前推中暗示着王新云和宋海燕之间可能的若干故事。而在“玩”扑克“之后”，真实的时间仍在“向后”，即朝着“未来”延伸，但王新云却在“玩扑克”的“之后”中完全跳过了他与宋海燕的所有当前关系及其他朋友关系、同事关系、都市关系，而迅速拉回了久已遗忘的父子关系、乡村关系。
“扑克”在这里便同时具有了“连结”功能与“斩断”功能，“连接”的是从“现实”进入“历史”，从“成年”进入“童年”，从当前“养父”回到过去“生父”的纽带；“斩断”的是从“养父”回到“生父”，从“现实”进入“历史”便很大程度上要以牺牲现实的若干重要关系为前提。即他依靠富商之子这种特殊关系而获得的其他各种利益关系。而这些都是“扑克”在小说中功能性作用的体现。
然而，我们分析的重点却在这“扑克”的深层象征性意义。在小说中，“扑克牌”实际成为人物角色的隐喻及社会舞台的象征。人生如牌局，我们都在局中，每个人都是出牌者，而每个人扮演的诸多角色则是他手中的牌。小说并未细致地描写那场在宾馆中进行的牌局，而是就这场未结束的牌局中那张奇特的牌进行了重点展开。
当这场牌局进行到第三局时，宋海燕接电话，王新云看扑克牌上的人像，发现了一张不同寻常的牌，当牌局重新开始时，王新云“把右手那张牌插进另一手牌里”，随后说“我不能打了”，这张牌他“没有”打出，而这场牌局也就“尚未”结束。为何王新云不愿将这张牌打“出来”？王新云“隐藏”这张牌，其实就是要隐藏他的一种角色，隐藏他自己。这里暗含着，这张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旦打出，王新云人生的牌局就将全面改变。
小说数次写到这张牌：“右手举着一张牌，一动也不动”，“仍然举着那张牌没动”，“和王新云在宋海燕房间最后举的是同一张牌，黑桃K”，“黑桃K显现的是一名五岁的男孩，还有几行文字——韦三虎，日在广西都安县菁盛乡街上被人拐走，被拐时五岁。……”这张牌上记录的那个失踪儿童就是现在的王新云，这张牌也便成为王新云曾经有过而且将永远抹不去的一种人生角色。
当一张牌竟然显明了真实身份，或说这张牌就是人生角色的象征，那么它便由此而具有了一种危险与颠覆性。这危险在于要将某个人的真实身份摆置出来，要将这个人的现成身份颠覆。这张牌因为在镌刻失踪儿童信息时，王新云父亲钱出得少，故只能按出钱多少刻在了“黑桃K”上，其牌面的“小”对应着现实财富的“少”和位置的“低”。而这其实暗含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问题。
就人生角色和位置隐喻义言，王新云有两张牌，一张写着“富商之子”，一张写着“农民之子”。一张是大牌，一张是小牌；一张是财富，一张是贫穷；一张是高位，一张是低位。当王新云手握这张“大牌”时，他顺利地进入电视台，住着毫宅，拥有情人。王新云的亲生父亲因为只是一张“小牌”，故只能忍受屈辱，面对赤贫，连正常的夫妻性生活也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小说有意识地写到他的亲生父亲“已经十三年不和女人有那种事了”。身在低处，便意味着被压制与被剥夺，而“性欲”的剥夺正是其象征。
当王新云回到家乡，知晓生父是罪犯，生母是疯子，大哥是傻子，他完全震惊了！这种震惊实在情理之中。因为王新云已经习惯了“大牌”的身份，他未曾想到他还有如此“小”的一张牌。这张小牌可能输掉他已有“王牌”或“大牌”带来的得分。即他养父王总裁对他的宠爱、那笔可观财富的继承权以及相应的利益关系。
人生角色的强烈反差，让王新云瞬间认识到自己有可能从“高”沦落到“低”的危险。因此，当他回到都市后，迅速地向情人兼上司宋海燕认错，而站在相对“高”位的宋海燕也同时拥有了质问他年轻情人的权力。“权力”在这里就形成了从“高”处俯看“低”处的优势。王新云既隐约感受到他有可能丧失身在“高”处的优势，遂强化了自己对这“高处”的身份认同及强烈占有。宾馆中，他以对宋海燕疯狂地施虐、占有、征服来证明那张“王牌”给自己带来好处；舞台上，他“对着排练中的一批红男绿女好言厉语，颐指气使。……他俨然是这个舞台的主宰”，以此证明他仍是“大牌”仍在“高处”的实在性。这里的“俨然”一词用得极为传神，配合作家给王新云安排的“副导演”角色，便形象地说明了王新云在这场人生牌局中以“低”僭越“高”的暂时性及其认同于“高”的自觉性。
王新云对高位的僭越和对高位者权力的攫取，完全是凌驾于这舞台之上的养父所决定的。小说特意写到一个情节：“养父就坐在张胡子导演的身后，欣慰地看着舞台，看着他在实现梦想的儿子。”养父是巨商，这某种程度上隐喻性地暗示“财富”与“权力”的结盟及其对“权力”的支配。财富资本在当代都市化社会已然成为都市繁华的幕后主人。
正是在对人生如牌局，及每个人对于自我角色认同的书写中，《扑克》向我们展示了繁华背后隐藏的一个已然疯狂的灵魂，一个找不到归宿的生命，一个在都市漫游的农民儿子的人生悲剧。繁华的都市不过是欲望的陷阱，僻静的乡村是欲望鄙弃的角落。王新云究竟将何去何从？小说给我们安排了一个难以选择的不是结局的结局。十九年后，王新云和他亲生父亲在都市再次相遇了，王新云潜意识中在向他亲父靠近，并再次同居在一屋宇之下。然而，他仍旧未能做出决然的选择。这似乎仍旧像那场宾馆中未曾结束的牌局，一切都尚在未确定与未完成中。
（原载《作品与争鸣》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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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人大代表凡一平：《小说选刊》治疗我的忧郁症
著名作家凡一平寄语《小说选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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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平，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等，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撒谎的村庄》等。
——我与《小说选刊》
1980年秋天，一个十六岁的接近青年的少年，考上了大学。他从农村来到城市，从中学进入高校。这城市不大，两三万人口。学校也不著名，高分的人都不会填报它。但对一个穷乡僻壤并且落榜过一次的考生来说，这城市和学校已经是最好的去处。他像小河汇入大海，老鼠进了米缸。除了上课的教室，他每天不是在图书馆，就是在阅览室。阅读的兴趣比他的胃口大，图书和杂志是他最满足的食粮。他生理最饥饿的时候曾饿死过肚里的蛔虫，但他的精神自从有了源源不断的图书和杂志，便再也不觉得空虚。也就是在这年的秋天，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他在阅览室发现了一本杂志。这本新出现的杂志像一道闪电，将他击中。新鲜、强力和奇特的电流进入他的身体、内心和血液，使他振奋、欢喜和痴迷，并持续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肯定比爱情的时间还长，因为这是在恋爱之前的好几年。
这本耀眼的杂志便是《小说选刊》。
这个一如既往钟爱《小说选刊》的人便是我凡一平。
自从发现并迷上了《小说选刊》，我往阅览室跑的次数或频率更多更高了。我不盼星星也不盼月亮，只期待《小说选刊》的更新。在估计新刊到来的那几天里，我就守在阅览室，像断粮的人守望庄稼一样，企图第一个读到它。开始的几期，我确实是第一个读到，管理员一盖上戳便被我抢到了手。但后来喜欢《小说选刊》的人越来越多，而阅览室只订有一本，我捷足先登或先睹为快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在新刊该出现的那几天总是不出现，要晚好多天。我怀疑是管理员近水楼台或别人走了后门。
于是我只有买。
我负债的日子便是从买《小说选刊》开始的。
那时候我父母每月给我的费用是十元钱。十元钱要买牙膏、肥皂，每周看一场电影。看电影的时候还邀上同学，临近电影院的时候，同学便开始落后，电影票自然是我来买。但十元钱还是刚刚够。可是买了《小说选刊》后，就超支了。牙膏、肥皂要买，电影要看，这不能变。《小说选刊》必须买。超支怎么办？借。
我同宿舍有个同学叫黄勇，他的家境比我好，每个月家里给他的费用是十五元，有时候是二十元。于是我就跟他借五元。等我家里的十元寄来后，我先还他五元，再跟他借五元。有借有还，循环往复，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最后一个月。但最后一个月我没有还，因为毕业开支大，还不起。所以至今我仍然欠黄勇五元钱，这也是我和他能长期保持友谊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常跟同学黄勇说，我能有今天的成就，能成为我们班的骄傲，你的五元钱功不可没。要还，将来让《小说选刊》还你。
是的，我觉得《小说选刊》“欠”我一个人情。因为我如此那般地喜欢它，而它竟不知觉和回报，就像一个男人深爱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一个笑脸也不给一样。要知道我既是读者也是作者，我读《小说选刊》的目的，是把上面选载的作品当标杆学习，把作者当榜样追赶，是为了我的作品也被《小说选刊》转载做准备。我承认我的动机非常功利，但对一个有志向的文学作者来说，这无可厚非。我渴望通过文学改变命运。在大学期间我便在《诗刊》发表了诗歌，也在地市级的公开刊物发表了小说。在我那所默默无闻的学校，这是一起大事件，轰动一时。我因为在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而成为好学生。我以为我这名好学生毕业了能留校，但一条指令把我分配在了都安瑶族自治县菁盛乡中学。那是一所深山里的学校，没有电，挑一担水需要一个小时。孤独、艰难、焦躁，如果没有《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的陪伴和慰藉，我想我一定会患抑郁症。是文学梦想让我没有选择自杀。我后来的确通过文学改变了命运，从乡下调到县城，又从县城调到省城，还进了一所高校当了驻校作家和教授。我的生存状况和质量得到了改善。可是，我文学上一个主要指标迟迟没有实现，那就是作品被《小说选刊》转载……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说选刊》在创刊28年那年，终于垂青于我，转载了我的中篇小说《扑克》（2008年第3期），同时转载的还有《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这篇作品的被转载，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视公司立即纷纷电话或来人洽谈影视版权的购买，他们都称是在《小说选刊》发现这篇小说的。这篇小说现在虽然还没摄制成电影或电视剧，但版权已经卖了两次，准备卖第三次。
六年后的2014年，我的中篇小说《非常审问》再次被《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入各种选本无数，同样很快被影视公司购买了版权，已经拍成了电影。这篇小说是我三十多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重要作品或转折点，我的笔触直抵现实和民心，用王干的话说：“凡一平的《非常审问》写的是贪腐局长万一光害怕突然被纪委‘双规’，于是在家和妻子相互进行模拟审问，以期真正被审问时不因害怕而交代问题。在这过程中，他发现在事实面前自己无法抵赖，便希望退掉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老总们送来的巨款，然而，老总们要么不承认送过他钱，要么表示‘打死也不会说’，非但如此还继续送给他钱。万一光锒铛入狱，但并没有他臆想中的审问，铁证如山，不再需要他交代。万一光之前显然受到了‘老虎’‘苍蝇’纷纷被打的震慑，然而，他却继续收受贿赂，贪欲无边。小说告诫官员只有清正廉洁才会心安理得，万一光的模拟审问救不了自己，终是徒劳。这篇小说故事简单，但全部依靠生动传神的细节，塑造一个终日惶惶不安的贪官形象，凡一平把叙事艺术还给了小说。凡一平控诉、揭露贪腐之恶，弘扬正义，也在作品中灌注人文关怀。贪腐局长万一光能激起读者的痛恨，但作品同时能让读者同情欲望下扭曲的一个人。贪腐让万一光人格扭曲，惨不忍睹，他紧张、自虐，四处说谎、心存侥幸，十分可恨也十分可怜，唯有入狱才能获救，重新拾回人格的健康。”
惊喜还在后面。2016年，《非常审问》出乎我意外地获得《小说选刊》双年奖，还排在头名。这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在北京得奖，也是我至今获得的奖项中含金量最高的奖。在我年过五十这个岁数上得这个奖，我觉得如同别人老来得子。我对《小说选刊》三十多年的追逐、求爱，终获回报。
在我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有无数的文学杂志吸引、培养和造就过我，但《小说选刊》无疑更获得我的喜爱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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