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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军事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有一种成为石墨炸弹的武器在战争时被用来破坏敌方的供电设施．这种炸弹不会造成人员伤亡，而是在空中散步大量极细的石墨絮状物，这些石墨絮状物是______（填“导体”或“绝缘体”）飘落到供电设备上会造成______（“开路”或“短路”），从而使供电系统瘫痪．
题型：填空题难度：中档来源：不详
石墨丝飘落到供电设备上而使供电系统瘫痪．是因为石墨属于导体，会对供电设施造成短路；故答案为：导体．短路．
马上分享给同学
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军事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有一种成为石墨炸弹..”主要考查你对&&电路的三种状态：通路、短路和断路&&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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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篇幅有限，只列出部分考点，详细请访问。
电路的三种状态：通路、短路和断路
通路：处处接通的电路断路：又叫开路，是某处断开的电路短路：将导线直接连接到电源两端的电路三种状态的特点：
常见电路故障的识别方法：1. 常见的几种电路故障：
2．一般说来，电源短路是必须避免的错误(特殊情况例外，如演示奥斯特实验)。局部短路可分为有意和无意两种。有意短路是一种知识在实际应用中的迁移 (如一些电热器的保温电路等)，而无意短路则是在操作中出现的错误或疏忽(如家用电器中的两线相碰等)。短路未必会有严重性后果，有时也可以巧妙利用，但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发现相似题
与“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军事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有一种成为石墨炸弹..”考查相似的试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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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花菜、胡萝卜、青椒……一篮一篮蔬菜水洗过的青翠。我拎起一个沾了土的番薯，心里一阵喜悦：十个月大的孩子今天将吃他生命中第一口番薯，世界上有这么多甜美的东西等着他一件一件去发现，真好——
　　“你们怎么处理番薯的？”有人在背后问我。
　　是个五十几岁的妇人，带着谦和的微笑。不等我回答，又继续说：“我只会放在水里煮一煮．你们东方人一定有比较高明的吃法……”
　　也许，但是我这个东方人只会把番薯丢在水里煮一煮。实话实说，她显得相当失望。
　　站在人行道上，苏黎世的阳光，到了十一月居然还是暖暖的。手里拎着一只番薯，跟这个妇人说话。
　　“我是以色列人，在苏黎世住二十几年了。不，我不喜欢瑞士！”
　　不喜欢这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国度？为什么？
　　“工业高度的发展，环境都被破坏了，你看，树也被砍了，草原上盖房子，大自然愈缩愈小……”
　　她抱怨着，我心里在说：妇人，你简直人在福中不知福，在瑞士说环境污染？我看到的湖，清得可以数水中的水草石头，雪白的天鹅、黑色的野鸭在雾中若隐若现，栗子落进湖里几声滴答。我看到一里又一里的草原，草原边有郁郁的森林，林中有潮湿长着果莓的小径。苹果树扎根在草坡上，熟透的红苹果滚下坡来，被花白的乳牛蹄子踩碎。牛脖子上的铃铛在风里叮当叮当传得老远。
　　而她在抱怨大自然的破坏？
　　“我比较向往你们中国；人与大自然和谐的共存，尊敬大自然，体认人的渺小……”
　　我忍不住笑起来。又是一个向往东方文明的西方人！她大概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封面优雅的介绍东方哲学的书，用空灵的画与空灵的文字谈禅家、说老庄。她怎么不知道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呢？或者曾经有个中国人热切地告诉她，中国是如何如何地与天地为一体，她显然不知道洞庭湖三十年来缩小了一半，也不知道这五年来，中国大陆的森林面积每年减少两千多万亩，更不知道台湾的人日日在呼吸污染的空气，在几近“死亡”的河流中捕捉含金属的鱼；山林缺少水土保持，年年闹水灾……
　　“我也不喜欢瑞士人的物质主义，一心一意只是钱、钱、钱。有了钱要赚更多的钱，有了大房子要买更大的房子。他们根本忘记了如何简单地去生活。你们中国人就不会这么功利，你们比较讲究精神性灵上的追求，对不对？”
　　对不对？望着她热切的眼睛，我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
　　“而且，在瑞士，人的心很冷，人与人的距离很远。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美丽的房子、昂贵的汽车、漂亮的花园，可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情，房子越大，人越寂寞。你们中国人很讲感情的，不是吗？”
　　“是的。”我很肯定地回答，她开心地笑了。可是，我没有办法对她解释中国人与瑞士人一个重要的不同：中国人对“自己人”讲感情、重道义，对陌生人却可以轻易践踏。挤车时用肘把别人推开、停车时堵住别人的车子、垃圾倒在别人的墙角下，害的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一旦是“自己人”，他却会热情地给你各种优待，让你不排队可以买到票，使你不挂号可以看医生，不交钱可以成会员等等。瑞士人或许对“自己人”非常冷漠，但他们对“陌生人”却显得相当“温情 ”；我若牵着幼儿的手出去，一副“妇孺状”，一路上不断有人帮我开门、关门、提菜篮、推婴儿车；连公共汽车都会在开动之后又特别为我停下来。
　　“住上几年你就会知道，”妇人握着我的手道别，“瑞士实在不可爱！你一定会想念中国的。”
　　我已经在想念中国了，可是我想念的中国不是她包装精美的东方幻想国，而是一个一身病痛但生命力强韧的地方。
　　拎着番薯回家，要放在水里煮一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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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死一只大螃蟹
　　来到雾气浮动的湖边，对岸的白桦树林浓雾覆盖，整个都不见了。隐隐约约中似乎有一个白点破雾而来，无声的，渐行渐近，向湖滨飘来。
　　从浓雾里冒出来的，原来是一只天鹅，一身雪白丰润的羽毛，上了岸来，用黑色的眼珠瞄了我们一眼；修长优美的脖子往后一伸，将粉红色的嘴巴塞进翅膀羽毛里，像盖了被子一样；这只天鹅，两只蹼插进沙里，就在湖边打起盹来。
　　十个月大的儿子满脸惊诧，圆圆的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瞪着这个比自己还高大的会动的东西；好像呼吸都停止了，然后用肥肥的手指着在打磕睡的天鹅，回头对我说：“妈妈，鸡！”
　　我点点头，说：“对，鸡！”小小的脑袋，认得出眼前这个东西有一对翅膀、两只脚、一身毛，而把它归类为“鸡”，实在已经是不得了的大智慧，我不需要急着纠正他；反正天鹅也只是一种鹅，鹅，也不过是比较优雅的鸡吧？！我不急，因为这个湖会一直在那，每天清晨在雾中醒来；这只天鹅，也会一直在那，涉水而来，在沙上小睡。我可以每天牵着孩子的手来看天鹅。
　　台北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到新动物园去“课外教学”。记者报导说，孩子们恣意玩弄小动物，追逐孔雀、丢石头等等，缺少爱生观念，呼吁学校加强教育。我不禁叹息：在一个不爱生的社会里，你要学校怎么教导孩子爱生呢？
　　最早的记忆，是邻家毛毛的母狗生了一窝小狗，就生在畚箕里头。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兴奋地挤去观看，皱皱软软的乳狗还闭着眼睛，努力地在吸母狗的奶头；那一向凶悍的母狗居然温柔得像蜜糖似的，伸着舌头舐怀里的小把戏。我们每几个小时就摸进去偷看一下。
　　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毛毛的父亲正在诅咒；母狗讨厌，老是生狗仔。他用手把乳狗狠狠地从母狗奶头上扯下来，一手一只，像丢石头一样，往高高的墙外扔出去。扔了一只又一只。我们跑到墙外去找，石头堆上几条摔烂了的小狗，血肉模糊的。
　　有一天，家里开杂货店的女孩兴高采烈地在教室里讲故事：“有一只猫，好肥哦，常到我家来偷吃鱼；我们每次拿扫把打他，都被它逃跑。昨天晚上，我阿爸把它抓到了，四只脚用麻绳绑起来，然后塞进饲料袋里面……”女孩儿眼睛发亮，尤其得意她得到了我们所有的注意：“然后我阿母和我和我弟妹四个人，一人抓着麻袋的一角，把猫按在地上，那猫咪呜咪呜叫个不停——然后我阿爸用力坐下去，坐在猫身上——就像这样——”
　　她从桌上跳下来表演，翘着屁股，重重地摔坐在椅子上，把全班的小孩都逗笑了。
　　“那只猫，没坐几下，就没声音了……”
　　长大一点，去参观同学家的养猪场。同学的父亲，一脸慈眉善目，很热情地为我们作课外教学：这是肉猪，这是公猪，这是母猪。到了母猪寮，一笼一笼的初生小猪正叽呱叽呱地吸奶，庞大的母猪心满意足地横躺着。主人指着一笼猪，说：“这十四个小猪昨天半夜才出生——啊，这个有病！”
　　他捡起一个瘸脚的仔猪，皱着眉端详了一刻，然后高高举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把那只小猪往水泥地上摔去；我匆匆跑出去，不敢再往地上看。不是因为我怕看死猪，而是因为那只小猪并没有被摔死，只是拖着流出来的肚肠在地上抽搐、蠕动，慢慢地在血水中爬。
　　高中的时候，有位国文老师；正讲课间，摇摇晃晃踱进来一只老黄狗，气定神闲地就在窗边趴了下来。同学们捂着嘴笑。捧着《论语》的老师一面念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一面走向黄狗，到了它身边，对准狗的肚子，狠狠地一脚踢过去，狗哀叫一声，跳起来，冲出教室。
　　三年前回国，欢天喜地地赶到夜市，想享受一下人挤人的热闹。活的蛇，钩在架子上，小贩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刀，插入蛇的喉咙，丝地一声划下，沿着蛇的身体，把肉与皮剥开。剥了皮的蛇，还是活的，钩在架子上蠕动。
　　蛇贩的旁边，是卖烤虾的。担子上几个大字：“生猛活虾，活烤活吃。”炭火烧得红通通的，连铁丝架子都烫得发红。小贩捞起几只正在游泳的草虾，放在火上，扑滋扑滋，好像触了电一样，虾在火网上颤动，不一会儿，透明带点青绿的虾也变得和火一样红了。
　　笼子里关着一只小猴子，满眼惊惧地看着围观的人群，细细的手紧抓着铁栏杆。一个小孩仰头对他的母亲说：“妈妈，他跟人长得好像哦！”话没说完，一个嘴上叼着烟的少年郎抽出嘴里的烟，用烧红的一头伸进笼里去烧猴子的屁股，小猴子痛得吱吱叫，惊慌地想躲，可是笼子太小，他只能在原地打转，一手捂着被烧痛的地方，很像个跌了一跤的小男孩。
　　旁观的人轰出一阵笑声。
　　在淡水的海边游泳。几个年轻的男女在沙滩上嬉戏，大概是专科的学生吧！女孩子娇娇地笑着说：“你好残忍哟！你要下地狱呢！”
　　我突然发觉了他们在做什么：男孩子抓到一只螃蟹，丢在一个纸杯子里，然后点燃打火机，把杯子烧起来；四个男女围坐在沙滩上，快乐地看着一只螃蟹在火里挣扎，慢慢地死亡。
　　我的心很痛，走过去对他们说：“这只螃蟹是属于这个海滩，属于大家的，你们怎么可以破坏？”
　　年轻人讪讪的，觉得没趣。正在找另一只螃蟹的女孩假装在玩水。我匆匆收拾了东西，匆匆地离开了海滩。不，我没有说出百分之一我想对他们说的话。我想说：螃蟹也是这个地球村的原住民，如果他不曾妨碍你的生存，你就没有资格剥夺他的生存权利。我想说：“弱肉强食”或许是生物界的常态。人吃牛羊猪狗草虾螃蟹；但是“大地反扑”也是自然界的常态，强食者的滥杀滥捕最后要造成自己的枯竭。我想说：你只是地球村的过客，住了你的一生就要离开，换下一代来生活，你没有权利烧死一只螃蟹。如果人人到了海滩都去烧死一只螃蟹，那么我的孩子，当他到海边嬉戏的时候，就没有螃蟹可看；在清浅的水中发现一只横行的螃蟹，是在地球村中成长的快乐。你，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孩子的快乐。
　　可是这些话，我都没有说；我觉得无力。这些年轻人是怎么成长的呢？难道不是和我一样，从稚嫩的年龄开始，看着小狗被抛出墙外，看着小猪被摔得肚破肠流，听着杀猫的故事，闻着烟蒂烧燃猴毛的焦味？他们不是那样长大的吗？不管课本里怎么写，如果整个社会给他们看的是人对生物的肆虐，沾沾自喜、毫无罪恶感的肆虐，谁能要求他们了解“爱生”呢？“爱生”的观念从哪里开始呢？
　　淡水的街上有一条年幼的小狗；知道他年幼，因为幼狗的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稚气。这只个狗只有两条腿，两条前腿。后腿，被摩托车压断了。每天早上，市场附近人群熙来攘往，买菜的人挑精捡肥。在人腿与狗腿之间，这只小狗寻寻觅觅找东西吃，找水喝。它用两只前腿撑着整个身体，半爬半跳，一瘸一瘸地拖过淡水的街道。
　　在苏黎世家附近的公园里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鸟；翅膀折断了，躺在草地上，圆圆的黑眼望着天空。孩子蹲下去，摸摸鸟毛，研究了好一会儿，回过头说：“妈妈，鸡！”
　　我把小麻雀拾起来，轻轻放在孩子肥肥的手掌中，让他感觉鸟体的温热，对他说：“我们带他到池塘那边去。”池塘那边有个小小的房子，房子的一角有两扇小小的窗，一扇写着：“请将死鸟置此，我们会处理。”另一扇写着：“请将受伤的鸟放在篮子里，我们会为它疗伤。”
　　篮子里有些脱落的羽毛。我让孩子把鸟放进篮子；他放得很慢，很小心，眼睛里透着无限的惊奇与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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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的地下铁道举世闻名；我推着婴儿车来到一个入口，却呆住了。狭窄的入口只容许一个瘦瘦的人挤过去，何况中间横着三条棍子，怎么折腾也不可能将婴儿车推过去。巴黎没有作母亲的吗？
　　好不容易来了别的过客．一前一后把婴儿车抬了过去。坐了一段车之后，走到出口，出口竟然是由一杠一杠钢铁棒组成的旋转门，这一回，即使把婴儿车抬起来也出不去了。
　　我常常在想究竟“先进”是什么意思。钱吗？产油国家钱多得很，骆驼旁边就是宾士车，但没有人认为他们“先进”。人才吗？印度有太多的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才，但是他们的社会无法吸收。尖端科技吗？连巴基斯坦都有造原子弹的能力。民主政治吗？也不见得，印度是相当民主的……那么，是钱、人才、科技、民主等等条件的总合吗？这样说又太模糊笼统，说了等于没说。
　　一手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一手拉拉扯扯把提袋、大衣、雨伞全部从婴儿车卸下来，一件一件往身上挂，再手忙脚乱地把车子折叠起来，全副装备地挤进栅栏，还要担心孩子的手脚不被夹在旋转杠中。
　　上到路面来，在飘落的雪片中再把车子撑起，又是哀求又是恐吓地把该子放进车里，准备过街；我发觉铺高的人行道与车道交接之处没有作成斜坡，造成将近一尺高的落差。扶着婴儿车站在这个“悬崖”之前，如果继续往前推，很可能把孩子像畚箕倒垃圾一样“倒”到雪地里去———
　　离开高贵却很“凶险”的巴黎，回到静谧的苏黎世，我想我为“先进”找到了一个必要的条件，正巧是中国人说的，“富而有礼”。这“礼”，不仅只是鞠躬握手寒喧的表面，而是一种“民胞物与”观念的付诸于具体。
　　从火车站的地下层上到路面，有电梯可乘，专门供婴儿车与残障者的轮椅使用。所有的人行道与车道的交接之处都铺成斜坡，接着黄色的斑马线道，婴儿车顺利地滑过，失明的人也不需要害怕一失足成千古恨。
　　机场和车站的盥洗室里有特别为残障人设计的厕所与洗手台，有让母亲为婴儿换尿布的平台。（在戴高乐机场的盥洗室中，作母亲的我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孩子光光地放在冰凉的地上，要不就只有把他放在马桶盖上——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巴黎人！）
　　在苏黎世的住宅区，你也不可能走上两条街还看不见一个儿童的小天地：就在房子与房子之间，一小块青草地上，一个秋千、一个跷跷板、一堆沙。许多垃圾箱上涂着儿童画：猪、狗、猴子、孔雀，守着荡秋千、玩沙厮闹的小孩。
　　大型的百货店往往有个幼儿乐园，免费的，让来采购的父母放心去采购，孩子也玩得痛快。乐园中并不是随便摆一些无意义的电动玩具让孩子过一过瘾；它依年龄而隔间：大一点的，有电视童话节目可看，不看电视的可以看童书画报。小一点的玩益智的组合积木，用蜡笔画画；还不会走路的小把戏，就在地毯上玩会叫的小狗熊。
　　儿童与残障者都是弱者，没有办法主宰一个社会的走向；他们不得不仰靠主宰社会的人——到目前为止，多半仍是身心健全的大男人们——来为他们设想。没有财富的社会即使有心为弱者设想，能做到的大概没有几件，更何况若是饥寒交迫，连设想的“有心”都不太可能。有过“易子而食”经验的中国人说得一针见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有财富的社会，如果在心灵的层次上还没有提高到对人的关爱，还没有扩及到对弱者的包容，它也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它的国民所得被用在扩充军备、制造原子弹等等毁灭人的途径，而且往往有极堂皇的借口；不会用在社会中“弱者”的身上：建电梯、筑人行道斜坡、设儿童乐园。
　　当我的婴儿车不必停在人行道的“悬崖”上，而能安全顺遂地滑过街心时，我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富而有礼”的社会中。它有钱为每一条人行道建斜坡，但是更重要的，设计道路的人在灯下制图时，会想到他的社会中有年轻的母亲推着稚嫩的幼儿、有失明的人拄着问路的手杖、有弯腰驼背的老者蹒跚而行……为了这些人，他做出一个小小的斜坡来。这个斜坡，是一份同情，一份礼让，一份包容。
　　只是一个小小的斜坡罢了！但是，台湾距离真正的“富而有礼”还有多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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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二二八的“黑盒子”
　　“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策略有损。
　　掩藏历史真相是为了巩固政权，然而打开历史真相却也有它的政治企图。以革新、开放作号召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希望重新调查波俄两国之间从前所忌讳的历史案件。苏联政府体认到，波兰百姓对俄国的憎恶与那些不明不白的冤案很有关系。冤案未结，仇恨永远埋在心里。不如开诚布公地发掘真相，然后才有可能 “让过去的过去”。戈尔巴乔夫要让历史出头，当然是想化解政治上潜伏的危机。
　　与企图掩饰历史的执政者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策略站在公理的一边——一万五千个人的命运悲剧，要有个交代，死者的亲人仍旧在痛苦的回忆中惘然地等待，辛活的波兰人对自己不幸的同胞也有告慰亡魂的责任。历史的“黑盒子”打开之后，波兰人的仇俄情绪可能合理地化解，如戈尔巴乔夫所希望，却也可能更加深血债血还的愤慨，如许多波兰人猜测。但是即使公开真相之后戈尔巴乔夫无法达到淡化仇恨的目的，他仍旧会有两重收获；第一重，大屠杀的真相大白之后，波兰人即使无法原谅，却因为罪案的水落石出，他的仇恨会有固定的对象，有一定的程度。在历史得不到昭白，公理得不到伸张时，他的仇恨必然是隐藏的、臆测的，因此往往是夸大而且扩张的。第二重收获，戈尔巴乔夫会受到将来历史的肯定，因为他肯定历史。
　　台湾的二二八事件，现在总算有人敢公开谈了。俞国华说，政府其实从来不曾禁止过对二二八历史的研究。言外之意，四十年来人们不敢谈这个事件只是个误会！就好像台湾其实根本没有“报禁”这回事，也是误会而已。好吧，让我们相信俞院长的话，就开始深入研究二二八吧！事实上，为了对历史表示绝对的尊重，对冤枉牺牲的同胞表示遗憾，对牺牲者的亲人后代表示负责，政府何不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由各界所尊重信服的历史学家组成，客观而深入地去研究二二八事件，再公诸社会？
　　一个敢面对历史、肯定历史的执政者，才可能被历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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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一年不见的台湾，解严后的台湾。
　　中正机场的海关人员翻着我行李箱中的书：丛维熙的《断桥》、谌容的小说集、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他面无表情地说：“这些书不能带进去！”
　　“为什么？不是解严了吗？”
　　他犹豫了一下，出了个点子：“那你把封里、封底撕掉好了。”
　　好吧，撕掉一、两页还可以忍受，检查人员却在我另一个箱子里摸到更多的书。他摇摇头，把新闻局的人员找了来。
　　也是年轻人。把莫言的小说翻来翻去，想在书里找出几句宣扬共产主义的句子，以便冠冕堂皇的没收，找不到，就显得有点不知所措。我干脆把书都摊开来。
　　“这是画册，山水画，准备送给国内画家观摩的。山水就是山水。这是小说，因为我准备写小说批评。这是一本《九十年代》，因为里头有我自己的文章……”
　　年轻人很犹豫：“法令规定不准带入，我们是依法行事——”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法令是错的。它不应该剥夺人民求知的权利。更何况，已经解严，张贤亮与阿城、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台北出版了，你还不许我带大陆作品进去？”
　　年轻人陷在法与理之间的泥沼中，最后没收了一本《九十年代》，“意思意思”。
　　坐进冷气飕飕的计程车里。西门町青少年族类的音乐敲着猛烈的节拍。幼稚的歌喉喊出来的仿佛是什么“年轻就是不要留白”之类的歌词，努力的重复又重复。
　　一首歌完了，播报员轻笑一声，用圆熟的国语说：“刚刚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对，年轻就是不要留白。青年朋友们，好好把握您美丽的青春吧。刚刚在南京东路与敦化北路口的示威游行队伍已经解散。下面请继续听现在最流行的‘吻你的头发”。
　　薄薄的女音嗲嗲地唱起来。
　　“什么游行，你知道吗？”我问司机。
　　司机摇摇头，“不知道，没兴趣。”
　　“为什么没兴趣？这一年政局的突变你觉得怎么样？”
　　司机猛地一个急转弯，抢在一辆大公车前。漫不经心的说：“变不变，都一样。国民党是这样，民进党作主以后也会同款。我只是国中毕业，没有什么知识，他们在吵什么、争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像我们这种人，只求平安，一家大小有饭吃、有房子住，小孩能上学就好。谁作官其实都不要紧……”
　　金华国中的礼堂。没有冷气。一千多人坐在位子上搧手里的扇子。有些人索性坐在窗台上，一边擦汗，一边抖动湿透的白衬衫。
　　外省老兵有一个典型：白色的短袖衬衫，深色的西裤。衬衫是半透明的化学质料，看得见里头贴身穿的汗衫背心；西裤，也是什么廉价“龙”的，穿久了，有一点皱。脸上，刻着风霜岁月的皱纹，但绝不是一张庄稼人的脸。庄稼人的脸橡黄牛犁过的黑土，虽有日晒风吹的超糙艰苦，却总透着一种单纯、实在的力感。老兵的脸，肤色不那么深，皱纹不那么粗，但是透着一股郁闷，与眉宇间无依、认命的苦感，像和面一样，揉出一张脸来。
　　台上的演讲人正在用刻意压扁成金属似的声音慷慨激昂的说：“你看看中正纪念堂有多么壮观！老总统伟大，可是他再伟大也没有你们老兵流血流汗来得伟大——”
　　台下一阵热哄哄的掌声。老兵不断的拿手帕擦脸上的汗，有时候也分不清是在擦汗还是在拭泪。
　　“国大代表做了什么事？”政治人物继续喊着，“他们躺在床上打葡萄糖针，一个月薪水八万，你们为国民党作牛作马，牺牲奉献，国民党给了你什么？授田证究竟值几毛钱？”
　　身边的老兵侧头看看我，伸出大拇指说：“这个人讲得好！讲得好！”
　　实在热得透不过气来，我钻出人群，站到走廊上。
　　“这么年轻的小姐怎么会来这里？”一个搧着扇子的老兵开口说话，一口四川音。
　　“我有兴趣呀！”我笑着说。
　　“小姐你别笑！”老兵似乎觉得我的笑太轻薄了，正色的说，“你们太年轻了，不知道。我们是少年兵，在军队里吃尽了苦。退伍的时候，给我两百块钱要我‘自谋生活’。我领到两百块，有的人还要倒贴，因为丢了军毯皮带什么。两百块啊！小姐，你知不知道，人家国民党的官养条狗，那条狗一天也不只吃两百块哦！”
　　“你现在做什么职业？”
　　“开计程车呀！我已经六十五岁了，你总不能要我到了七十岁还在台北开车吧？”
　　“我们要去游行——”站在角落吃便当的老兵突然大声对着我说，挥舞着手里的筷子：“就走到总统家门口去——”
　　“总统家在哪里？”
　　“在大直呀！我们带便当去，吃喝拉撤都在他家门口……”离开会场，拦下一辆车，司机又是一张老兵的脸谱。
　　“老乡，你怎么没去参加自谋生活老兵抗议大会呢？”
　　湖南腔很重的司机，背显得很驼，很瘦。带着谴责的口气说：
　　“小姐为什么去听那个？国家对我们有恩德，政府照顾我们，给我什么，我接受。不给我什么，我认命。抗议做什么？这些人都是被民进党利用啦！小姐不可以相信他们的话。”
　　路上碰见记者，扛着照相机，喘着气，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得了！《台湾日报》被砸了！一群人冲进去，三四层楼，一层一层的砸，文件、电话、桌椅，一片混乱……我差点挨揍……”
　　“究竟为什么？”
　　“《台湾日报》属于军方。前几天刊出一篇文章，说龙山寺老人协会的老人，被民进党用一人一千块收买了去参加街头抗议。这些老人气不过，就去找《台湾日报》理论，但一发不可收拾……你等着看晚间新闻吧！”
　　晚间新闻。朋友家的伯父伯母、叔叔、婶婶一大伙人，边吃西瓜边看电视。荧光幕上现出《台湾日报》社内满地的文件，倾倒的桌椅、扯断的电话线。播报员以极富权威感与客观性的职业声音解说“暴民”如何如何固顾法纪、受民进党的煽动，而作出危害社会大众的可耻事情。暴动的起因，一字不提。
　　伯母丢下西瓜，激动地说：“台湾真的要完蛋了。你看，民进党这么无法无天，得寸进尺，简直是……政府怎么不把这些坏人都关起来呢？”
　　“对呀？对呀！”一嘴金牙的婶婶也愤慨起来：“他们可以打报社，也可以打到我家来呀！他们是不是要打死外省人呢？”
　　电视记者继续说：“……这些暴徒，政府有决心要绳之以法……”。
　　　　　　　　　　　　　　　　　　　　　　　　　记于一九八七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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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大奖·必藐之
——与马悦然谈诺贝尔文学奖
　　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责瑞典人没有眼光，不懂得欣赏中国文学；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学，说中国作品根本就还不够资格得这个世界大奖。大陆的诗人北岛就曾说过，中国当代文学还得十年、二十年之后才可能成熟到获得诺贝尔奖的地步。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闪着金光的大苹果，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负责评选文学奖的，是十八位瑞典学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参加在上海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由北京的中国作协主办。会议期间，马悦然成为中国作家的焦点：冲动的人向他抗议中国作家受到忽视，深沉的人对他下特别的“功夫”，为将来铺路。马氏去年在台湾受《联合报》访问时，记者所提的重心问题也就是那么一个：中国作家哪年哪月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不管是台湾或大陆，好像整个大中国的文艺界都在热切地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奖，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　　　　　　　 ※　　　　　　　　 ※
　　先让我们看看它产生的过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荐信必须交抵瑞典学院；大学文学系主任、各国笔会、历任诺贝尔奖得主等等，都有推荐资格。十八位评审中的五人小组立即开始初选，从通常的一百五十个到两百个的候选作家之中挑选五位到十位的作家进入决审。十八位评审——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师，其他是文学教授或评论家——从五月开始作“功课”，九月开始讨论与辩论，十月的某一个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们最后的决定。
　　“为什么是十八位？九票对九票，怎么办？”
　　“本来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语中，‘十七’的发音不但难听，而且跟诅咒的话音似，所以决定要十八位。我们从来没碰过九对九的情况，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签决定。”
　　抽签？那岂不表示一个诺贝尔奖有百分之五十是运气。语言，是最难克服的问题。一个以西藏文或某种非洲偏僻方言创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机会让西方读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译成英德法等所谓“主要”语言，这些作家，不管如何优秀，都不太有得奖的可能。相反的，一个以英文创作的作家，只要他写得好，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十八位评审当然也了解语言的重要。除了母语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种文字，其次，有的人懂东欧语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这样的分布仍旧不能解决语言的障碍。
　　“我们能够倚赖的，只有翻译。在已有译本的情况下，译本的好与坏影响很大。在上海开会时我曾经说过：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译的中国作品简直是谋杀中国文学，坏得令人反胃。在没有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倚赖专家，往往得由瑞典学院特别聘人翻译。这就费时费力。我们需要两三年的研读时间。通常，一个得奖的作家都是在两三年前就受到推荐的。不过倚赖专家，也不可靠。譬如讨论一位中国作家，你或许必须读夏志清的评论，但是夏志清的评论又有许多偏颇，他往往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论断中国文学。于是你必须参看另一个人的评论，而另一个人又有另一个人的偏颇……”
　　翻译，究竟能不能够代表原作？这是个问题，尤其在诗的领域里。弃原作而就翻译，是一种不得已的妥协，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就在这个妥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使语言隔阂不成问题，文学品味又必然构成另一个难题。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一个习惯于欧美文学表现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国那样截然不同的文学传统？他学会了“接受”之后，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优劣”？
　　“我不赞成用西方的一套价值观去论断中国文学。譬如说，以现代西方小说的尺度来量中国章回小说，有人会说后者太松散、不成结构，所以是缺点。事实上，章回的表现技巧是中国文学里的一个传统；你必须接受这个传统。我翻译《水浒传》时，就特别突出它口传叙述的手法。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色，不能看作缺点。”
　　接受一个异国的文体或许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真正的困难还在于价值观的应用。譬如许多当代的大陆小说，用西方现代小说的角度来看，简直伤感滥情得不忍卒读。谈妇女问题的小说，譬如谌容的几本，与西方发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说比较之下，就显得极其粗糙幼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说：滥情，是那个社会现阶段的特色，必须接受、认可，或者说：避免滥倩幼稚是一个绝对的、放诸四海皆准的文学尺度，中国文学也不例外？对异国文学的包容，与对艺术原则的坚持，两者之间势必要有一条线，但是谁划得出这条线来？
　　对异国文学的“包容”，有时候，会变味成为我所称“观光客文学”评论，就是说，西方人对自己领域内的文学，坚持以艺术原则去批评，对中国文学，却舍艺术而追求异国情调、中国味道。
　　“滥情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里对爱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题是人道主义，但从头到尾不曾解释人道主义是个什么东西。还好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写。有个叫李锐的，他对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观，高行健的小说也好得不得了。他的东西，当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国的，但是没有一点所谓‘中国味道’，外国人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你所说西方人观光文学的观值观，确实存在。譬如刘宾雁和张辛欣的作品，那是报导——新闻记者的报导，很有趣，值得读，但不是文学。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也会给错了人，譬如当年给赛珍珠，动机大概就是追求中国的异国情调。事实上她只有那本《大地》写得不错，其他都是垃圾。”
　　“你对台湾文学注意吗？”
　　“跟大陆作品比起来，台湾作品的语言显得文雅、老式。两边作家对性的描写，都还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优秀的色情文学。我满欣赏向阳和余光中的诗，至于你的文章中所提关于台湾作家受忽视的情况，我觉得台湾政府应该可以做点什么。台湾不是很有钱吗？成立专职机构把台湾的文学作品翻译出来，向世界介绍嘛！但是绝对要翻译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样。”
　　“在你的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十八个瑞典人给的一个文学奖，仅此而已。它不是一个世界文学奖！”
　　　　　　　　　※　　　　　　　 ※　　　　　　　　 ※
　　在与马教授两个多小时愉快而频有启发性的谈话之中，自始至终我没有问那一个问题：中国作家什么时候会得诺贝尔奖？
　　因为中国人得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根本不重要。
　　由于语言是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由于文化的鸿沟极难跨越，由于艺术价值观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由于政治经济的势力导引一切，一个具实质意义的 “世界文学奖”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十八个学有素养的瑞典人，在他们的有限能力之内，所能决定的一个文学奖。世界上大部分的优秀作家没有得这个奖——或因为僧多粥少，或因为这十八个人视野不及。而得到这个奖的作家之中，有些会受到长久历史的肯定，许多，也受到历史的淘汰。把这个奖当作一个世界文学奖，而对它的评审委员作种种求全的要求，对这十八个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对这个奖的严重误解。
　　但是，中国人欲得诺贝尔文学奖超乎寻常的急切当然也透露出一个讯息：中国人特别需要西方的肯定来肯定自己。这一点，大概是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不得不承认的。我们的作家，必须跃过了汉学家的龙门，才能身价百倍。这种情况的荒谬可以在比较之下暴露出来，试问，中国也有许多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美学家”！美国有什么作家会寄望藉由中国的“美学家”来肯定他自己的价值？有什么德国作家在乎台湾哪个德文教授对他的评价？
　　汉学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马悦然那样以平常心寻找真正优秀的中国文学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发、专门挑选文学易销品的人。这也不稀奇，任何艺术行业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当代中国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汉学家当作评鉴人，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中国民族文学努力的大目标、大远景，这样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文学呢？这样的民族又是什么样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奖之余，我想，两岸的中国作家应该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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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雪白制服的年老侍者在车厢里巡回，一排一排地询问：“还要咖啡吗？”
　　这是一节餐车，火车从米兰出发，开往苏黎世，不断地穿过阿尔卑斯山的山洞。
　　一个看起来历经沧桑的妇人，操着意大利音浓厚的英语，和对座一对美国老夫妇聊天。话题从米兰的时装、纽约的珠宝、巴黎的咖啡店，转到美国的政治。德州来的老先生刚刚说完他们在罗马的豪华旅馆有些什么缺点，现在正在说：“卡特对他老婆不忠实。总统是要为人楷模的，他不配当总统。”他顿了一下，带点骄傲地说：“对我们美国人而言，婚姻贞洁是极重要的。”
　　“你们到底是选总统还是选教皇？”妇人很不客气地说，“我实在搞不懂你们美国人！卡特跟谁睡觉和他能不能处理内政、外交，究竟有什么关系？你们要‘乖孩子’来当总统，卡特不是个乖孩子？他可是个蠢得不得了的总统。”
　　　　　　　　　※　　　　　　　 ※　　　　　　　　 ※
　　卡特事件使我再度注意到美国人价值观的混乱与矛盾。促使卡特下台的中心因素是性，而性，在高喊了几十年性革命的美国，仍旧有点肮脏下流的味道，必须与“干净”、“正常”的日常生活严密地隔开。所以在一般的杂志画报，或电视荧幕上，绝对看不到裸像，连小孩的光屁股裸露也属禁忌（这一点，和台湾倒是相像）。当邮局要出一套以圣母玛丽亚为画面的邮票时，许多美国人极力地反对，原因是玛丽亚哺乳的乳房露了出来，有伤风化。到海边游泳，在沙滩换泳装是违法的，就是用大毛巾遮着身体，躲躲闪闪地换也不可以。
　　“光明”的表面所禁止的，却在阴暗的角落繁殖。录影带与小电影里的性极尽想象的可能，性杂志把女人、男人的肉体都反复利用尽了之后，扩及小孩的肉体、残障人、变性人、侏儒的肉体……一般的海滩上连换衣服都有害善良风俗，却冒出特殊的海滩，譬如纽约的火岛，同性恋的男人就在太阳照晒的沙滩上赤裸裸地性交。
　　相形之下，西欧人对性的态度就比较自然，至少，他们不把人的裸体看作罪恶。一般的家庭杂志中随时可看见全裸的年轻母亲和光着身子的幼儿洗澡戏水的画面。海滩上、游泳池畔，到处是裸着上身晒太阳的男男女女。洗三温暖的人不分男女，面对面一丝不挂，也没有人觉得伤害了什么风俗。西欧人对美国人有多种的成见，认为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上像个“伪君子”是最常听见的批评，却有它的道理在。
　　卡特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性行为而失势的，他受到美国人的唾弃，是因为他对妻子不忠，有了“婚外”性行为。历届的美国总统大多有婚外“情”暂且不提，美国人对婚姻的看法相当自我矛盾。一方面，在清教徒的道德驱使之下，他们强调礼教对个人的约束——“汝不可与人通奸”，另一方面，个人主义的熏陶又鼓励一个人打破格局、摆脱束缚，尽一切力量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一般的现代美国人都认为离婚要比痛苦地厮守好，等于在表示，个人的自由与幸福比道德规范来得重要。
　　然而卡特又为什么受到千夫所指呢？谁知道他与妻子的感情如何？谁知道他与第三者的感情是否真情？或许他正迈往离婚的路上，或许他正在设法解决感情的困境。既然任何人都有与妻子失和的可能，既然任何人都有追求幸福功权利，既然离婚也可能是个美德，怎么卡特就不属于这个“任何人”，没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
　　《华盛顿邮报》记者指着卡特的鼻子逼问：
　　“你是否曾与人通奸？”
　　记者代表了美国人摆脱不掉的清教徒的心态：道德窠臼至上。
　　和火车中的意大利妇女一样，许多人在问：为什么美国人把卡特的私事与他的竞选公事扯在一起？
　　事实上，美国人对总统一向是公私不分的。一个男人被选上了总统，照理说，他的妻子可能是个白痴也可能是个天才，但人民选举的不是她，她的政治权力和街上任何一个欧巴桑的政治权力一样，不多一分。但是美国总统不一样，他入了宫，家里的鸡和狗都升天成了仙。妻子马上担当大任，罗斯福时代的艾莲诺像个垂廉问政的太后，南茜里根也大权在握，决定白宫官员的去留。
　　让妻子问政掌权，固然是总统本人公私不分，美国老百姓其实也相当鼓励这种作法。他们把随着男人进宫的妻子封为“第一夫人”，无形中宣扬“以夫为贵”的观念。许多美国小女孩的梦想，除了要做“美国小姐”以外，就是要作“第一夫人”，却不说自己要当总统（毕竟美国还是没有女总统）。如果作“美国小姐”是以色取胜，作“第一夫人”又是以什么取胜呢？
　　把一个女人封为“第一夫人”而爱之宠之骄纵之，其实是对那个女人的侮辱。她原来可以是一个律师，或教授，或记者，甚至于一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她可以凭她一己的努力而被称为一个出色的律师、教授、记者、母亲。但是美国的社会漠视她本身的条件，径自称她为“第一夫人”，不管是第一或尾巴，“夫人”就是“夫人”，某某人的妻子。她的价值，因此完全附着于另一个人身上。既然她附着于总统身上，她当然也就含糊笼统地变成国事的一部分，成为“嫁”出来的总统。
　　美国人把候选人的家庭私生活扯进公事来，大概也是因为心里明白，除了自己“选”过来的总统之外，也得考虑那个“嫁”过来的裙带总统吧！
　　　　　　　　　※　　　　　　　 ※　　　　　　　　 ※
　　记者躲在暗巷中侦察别人卧房的私生活，“下流”大概是最好的辞汇。卡特出事之后，有美国议员受到震撼，出来公开宣布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估计 “自首”之后，就不会受记者的暗算了。美国的政治人物为什么如此屈服于媒体的操纵？自然是因为他的政治生命倚赖媒体的塑造，可以促成他也可以颠覆他。这就是功利思想了。不为功利计算，政治人物就应该有保护自己人格的勇气。当一个记者问：“你是否与人通奸？你做爱时采取什么姿势？”有格的政治人物可以回答：“滚你娘个蛋！Go To Hell！”
　　美国的记者以“人民有知的权利”为盾牌，有时候使出宵小的手段揭人隐私，固然是不道德的，新闻记者若是畏惧权势，明知黑暗而不去揭发，又何尝是道德呢？与美国记者背道而驰的，大概是中国的记者。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记者敢去追踪、揭发一个当权派高官的“隐私”呢？即使在已经大为开放的台湾，如果听说有什么中央要员、政治新星，是个关起门来把老婆吊起来毒打的男人，有没有记者敢问他：“你是不是个虐待妻子的人？”本来男女关系只是男欢女爱，各取所需，但虐待妻子却是违背人权、违反法律的事。新闻记者不敢去挖掘，或许比美国记者的挖掘过分更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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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
　　六十七岁的老麦在克里夫兰住了四十年。从汽车厂退休下来，他就只管在院子里种花，偶尔带着一条老狗上街走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各自独立，只有老伴在家里烤烤蛋糕、烧烧菜。提到老麦夫妇，邻居会说：“啊，那对和气的老人！”
　　有一天，老麦突然被逮捕了。以色列专门追猎纳粹的政府部门说老麦在二次大战中是煤气房的管理工人，要求美国政府引渡到以色列当战犯审判。美国照办，所以老麦就不见了，离开了他住了四十年的家。
　　不但以色列有专门搜索纳粹的机构，美国也有。只要是四十年前和纳粹有过关系的，不论是遁逃南美的丛林或改名换姓匿居欧亚，天涯海角都会被搜出来，关进监狱中，面临审判。这种“冤有头、债有主”找纳粹讨还血债的行为，不只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大事，也是欧美各国，尤其是巨无霸的美国，所热切资助的。华德翰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提出严重抗议与警告，指控他是一名纳粹，引起国际注目。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一个毕生为犹太人作见证的作家。这种种迹象都显示以色列国家虽小，犹太人的“血债”却近乎“匹夫有责”，人人都得热切关怀。
　　犹太人在西方舞台上声音特别大，当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犹太人财大势大；尤其在美国，不论是新闻、政治或经济，都有举足轻重的控制分量。原因之二：犹太人是弱者；没有其他民族（至少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受过那么多的苦难。原因之三：西方人有罪恶感；多少犹太人的苦难是西方人所造成的。
　　以色列出动的每一次逮捕，西方的报纸都要发出胜利的欢呼；又一个纳粹头子在南美被捕！以色列的发言人讲话像“正义之声”。同时刊出这万恶不赦的罪人的照片：啊，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皮肤皱得像干橘皮，竟是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眼睛里一片衰老的茫然。虽说四十年过去了，他们怎能逃得了岁月的审判呢？
　　指挥大军作战的将军落网了。幕后作计划的参谋落网了。俯案写文书、贴布告的秘书落网了。还有，当年才廿出头的煤气房管理工人——老麦，也落网了。老麦爱焙蛋糕的老伴紧紧拥抱着老麦的照片，面对新闻记者，哭着说：“他没罪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以文明、成熟自诩的西方列强，很笃定地帮助以色列万里寻仇，连“始作俑者”的德国也闷声不响，表示默默地赞同。猎捕四十年前的纳粹似乎是文明国之间的国际公法，不容置疑。作为一个与犹太人毫无瓜葛、不怀歉疚的中国人冷眼旁观，却觉得这个西方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与我所了解的人性有很大的冲突。
　　我所怀疑的，不仅在于惩罚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一般的法律中，三十年前所犯的错误是不必追究的。三十年的流水光阴中，年幼的长成，年长的凋谢，大概也绰绰足够使受伤的痊愈、作恶的忏悔。三十年，大概也足够使埋藏罪孽的泥土，抽长出新生的希望。可是犹太宗教着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四十年的旧恨一如昨日的新仇。这笔血海深仇，哪管八十岁或者九十岁，只要一口游丝气还在，就是惩罚的对象。这是一本人生字典，里面独缺“宽恕”的辞汇。
　　我想问的，倒不在于为什么在同一时候遭受极大残害的中国人，不曾像犹太人一样成为捕猎战犯的债主？没有听说过美国或是法国帮助中国人，在东亚的丛林中搜索当年的日本将军、日本参谋、日本秘书。更没听说过美国将一个已经入籍美国四十年的公民引渡到中国受审，因为他曾经在南京大屠杀的日军营中担任厨师，或者守仓库的管理员。我想问的，倒也不在于这奇怪的双重标准，不在于人们对这双重标准的视而不见。
　　最令我不安的，毋宁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人，究竟可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到哪一个程度？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可是，也有人认为人有充分的自主权，作不作螺丝钉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既然是自由选择，个人就必须为他所作的选择担负后果。刽子手若明知冤命，而又不舍刀他去，那么他就成为凶手之一，因为他默许冤死的存在；而默许，就是促成。发言人如果明知自己在传播谎言，而不挂冠求去，那么他就成为有罪的欺骗者，因为他容忍谎言；而容忍，就是制造。
　　里根为了打击卡扎菲，编造了一些假的新闻，由白宫发言人对世界宣布。谎言揭穿之后，国务卿的助理发言人Bernard Kalb面对满室新闻记者，当场辞职。“当工作与良知相抵触时，”六十四岁的Kalb说，“我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选择了良知的发言人，显然拒绝作一枚随着机器运转的螺丝钉。相当能代表十九世纪美国浪漫思想的梭罗，对渺小的个人有着更高的要求。一八四六年，美国与墨西哥打仗，当一个美国士兵把刺刀戳进墨西哥士兵胸膛的时候，他很可以说：对不起了，但我只是奉命行事；是我的政府贪图你的土地，挑起战事，造成你的枉死，但杀你实在不是我个人的责任。
　　梭罗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来对抗政府已作的决定，但是，他显然觉得个人对一场不讲公理的战争有负责的必要，他选择了拒绝缴税，表示拒绝作一枚被动的螺丝钉。对一个挥舞着刀、冲进墨西哥领土的美国士兵，梭罗等于在说：世界上没有“奉命行事”这回事。当工作任务与个人良知冲突的时候，你或者选择良知，即刻辞职退伍，后果也许是饿死；或者接受命令执行任务，那么你就是个凶手，没有自欺的余地。不管选择是什么，责任都在于个人。
　　当然，天真而浪漫的梭罗说，如果每个人都有高度自觉，拒绝作个不负责任的螺丝钉，那么那场不讲公理的仗也就打不成了。巨大的悲剧之所以发生，都只因为个人没有认清人的自主权，随波逐流，而流至不可控制的灾难。
　　没有任何人能以“奉命行事”作为无罪的借口，因为人唯一所该奉的“命”是自己的良知。
　　犹太人天罗地网，万里寻仇的狂热行为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实践；第二，就是犹太人也深信人可以，而且必须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实际策划消灭犹太人的将领固然要血债血还，只是执行命令的军官也难逃其咎；受雇于纳粹的秘书、技工、管理员，更是帮凶。二十来岁的老麦，没受过太多教育，作为一个管理员，他每天的杂务之一，或许就是打开煤气开关，一板一眼把上司交待下来的工作做好。你可以说他是个奉公守法、克尽职守的工人。可是，他打开煤气的那个小工作，达成的效果是一屋子惨死的老弱妇孺；换句话说，老麦是个奉公守法的刽子手。犹太人在四十年后要制裁他，等于是制裁他缺乏自觉，不曾作一个拒绝奉命的小子。上了贼船，为什么不跳海离开？不跳海，就是贼。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我想，老麦的逮捕之所以令我不安，是因为我发觉犹太人其实把觉醒与反抗这种高度的道德期许，当作审判人之有罪或无罪的基本条件。有谁经得起这样的审判呢？譬如说，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今天，如果发生了核子大战，五十年后，万一有人要追究责任，那么今日受雇于核厂的守卫该不该判刑呢？现在正在读核子研究所，即将成为工程师的学生该不该判刑呢？在国防部处理文书的打字小姐该不该受审呢？负责修护核厂的工人该不该受审呢？明明知道核战的危机却不曾参加过反核运动的我，该不该被逮捕呢？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世上没有无罪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年近七十岁的老麦要面对审判？
　　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酷暴行不应该只是犹太人的事，就好像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虐不能够只是中国人的事。“地球村”里的人要依赖彼此的正义感来绵延生命。我们教导下一代，也期勉这一代，要时时觉醒暴力的存在，诉诸良知；但是在人普遍的做到这一步之前（或许他永远做不到），惩罚做不到的少数人，这是不公正的报仇行为。经历过二次大战那样悲惨的教训，人所学到的不该只是报仇而已吧？！
　　我问一个德国大学教师：“德国人对猎捕纳粹的事没有讨论吗？没有意见吗？”
　　他沉吟了一下，说：“老一代的，心里觉得罪孽深重，在犹太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沉默。年轻一代的，渐渐开始想反抗这种沉默的罪恶感，他们觉得那个时候还没出生，为什么我要觉得有罪？但是，还是没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再过几年大概会有一种新的检讨跟反应吧？：“
　　怀着罪恶感与羞耻心的德国人，把他们犯罪的痕迹像博物馆一样保存起来。在有名的集中营“大壕”（Dachau）里，铁丝网、煤气房、监牢，狰狞地立着，一如恐怖的往昔。德军用赤裸裸的犹太人作实验品的照片，一张张为人的兽性作见证，德国人是希望不要忘记自己的丑陋而重蹈覆撤。对血淋淋的历史，西方人的口号是：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犹太人不只没有遗忘，似乎也无心原谅。
　　中国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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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鲁大学换了校长。新校长在就职演说中对政府提出警告：执政者不能够把自己看作民众的思想保姆，认为民众是婴儿，需要思想的喂哺、灌输。校园中思想的自由独立尤其不可以侵犯……
　　在一个自诩为民主自由堡垒的国度里，它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还有必要说这样的话？
　　在耶鲁校长演讲的同时，一个叫玛格丽特·兰道的女作家正在与美国政府打官司。原来是美国籍的兰道放弃美国国籍，变成墨西哥公民。美国政府要将她驱逐出境。检察官的起诉书指控兰道“说谎”：兰道的文章说卡斯楚是个“英明”的领袖，说南美的共党是“英雄”……这些言论与美国总统对局势的解释相反。总统的说法是“事实”，与“事实”相反的言论就是混淆视听的谎言……
　　显然美国的言论自由也是围了栏杆的自由。栏杆所圈的范围或许比许多国家大一点，但是思想的栏杆还是存在，保护圈里的婴儿，怕他爬出来。耶鲁校长显然不怎么喜欢这些栏杆。
　　以法令来控制言论还算是有形的栅栏；看得见，所以有人为它打官司，有大学校长加以批判。无形的栅栏却在静悄悄中进行潜移默化的任务。看看USA TODAY的一段新闻报导：
　　“全球犹太组织将奥地利总统华德翰与纳粹杀害犹太人有关的新证据交给大法官米斯，并且附言：‘公诸世界——美国不欢迎纳粹！’
　　犹太组织所搜得的文件中，有些是纳粹传单，上面有华德翰的签名：传单一例：把犹太人干了，过来吧！
　　华德翰的发言人说，这些指控没有根据，因为华德翰当年地位不足以签署文件。……
　　即使法务部把华德翰列入纳粹名单而不许他入境，他仍旧可以利用他的外交身分进入美国。
　　华德翰承认他曾经是纳粹情报人员，但否认与战时暴行有关连。
　　犹太人却已搜集许多文件显示华德翰与几千个希腊及南斯拉夫犹太人的被杀有关。”
　　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是否当年真的与纳粹暴行有关，只有天知道。几个月前当他竞选奥国总统时，犹太人嚣声指控，说他不够资格当总统，却使奥国老百姓恶心之余，反而支持华德翰。这一篇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新闻报导，却隐藏着强烈的偏倚。一开头，就出现了“证据”这个字眼；指控的一方说是证据，就算证据了吗？记者显然完全采用了控方的论点。一个没有偏差的用字应该是“资料”，不是“证据”。
　　这篇报导的重点，也有些特意的安排。华德翰的反驳只有极小的一段，犹太人的指控却以比较渲染刺激的文字来表现；“把犹太人干了！”是很抢眼的句子。
　　最后，文章中也不自觉地流露了美国人的“上国”心态；即使对方贵为奥地利一国之首，进入美国仍旧是一种恩赐。基本上，文章的结论是：我们想剥夺他来美国的权利，作为惩罚；可是这家伙有办法，还是钻得进来。
　　一个渺小的个人的文字，一旦成为铅印，就罩上了一层“权威”的外衣，以新闻为媒体，就更加上了“客观”的金冠。几百万人读这篇报导，几百万人中有多少人会注意意识形态的诱导而有所警惕？
　　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同一个出口吗？只要用栏杆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的思想栏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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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美国人
　　在昨晚的奥地利电视上，瘦削的华德翰总统感情激动地说：“我的良心是清白的；美国的决定使我觉得不可理解，也很难过。”
　　令华德翰“难过”的，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正式将他列入“黑名单”，不许他以个人身分进入美国领土；这份“黑名单”上总共大约有四万个名字，包括罪犯、共产党、传染病患等等。一九七九年以前，有些从前的纳粹隐名埋姓地在美国定居下来，成为公民。一九七九年，在犹太势力强大的纽约有议员提议将过去的纳粹也列入黑名单的范围。提议通过之后，不少已经在美国住了三四十年的公民被搜捕出来，解送以色列当战犯审判。
　　两年前，犹太组织开始搜集华德翰的资料，指控他是当年谋杀犹太人的帮凶，要求美国政府将他列入黑名单。美国司法部终于在这两天正式宣布华德翰有“罪嫌”，不准进入美国。消息公布之后，美国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发出一片赞美的声音，宣称美国再度向世界证明了它是个道德的巨人。
　　西方人四十年来对纳粹的围捕牵涉到人对“罪与罚”的道德观，其中的难题与矛盾我在《可以原谅，不可以遗忘》一文中触及。华德翰事件所暴露无疑的，是美国朝野那分“我来审判你”的狂妄自大，与“大鱼吃小鱼”的丑陋现实。
　　首先看看小国奥地利的屈辱。美国人说华德翰有“嫌疑”，曾经荣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华德翰，身为一国总统，忙不迭地就赶快搜集自己的各种资料寄往美国，努力地向美国人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美国人是法官，他是嫌疑犯，而结果呢？美国人说，华德翰所呈交的资料不足以证明他无罪，因此判他“有罪”，昭告于全世界，而这位奥国总统至今唯一的回击，是激动地说：我是清白的，我很难过，我不了解是怎么回事！
　　如果指控华德翰的不是美国，而是和奥地利一样只有几百万人的小国尼泊尔呢？大概谁也不会理睬。美国知道自己权大势大，一点都不心虚地扮演着判官的角色，而被审判的又恰巧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没有什么分量的奥国。如果不是华德翰，而换了撒切尔夫人或西德的科尔总理，美国敢那么跋扈吗？
　　华德翰究竟有没有罪当然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可是自命为法官的美国自始自终不曾斩钉截铁地说他有罪。司法部长米斯强调：“我们并未说他有罪，只是说他有‘嫌疑’。”“罪”与“嫌疑”之间差距何止千里？更奇怪的是，司法部决定将华德翰列入黑名单，理由是华德翰所提反证不足以表示他的清白。在美国一般的法令中，判决一个人有罪的先决条件是指控者提出被告犯罪的确实证据，而不是相反的要求被告提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清白。也就是说，在司法部能提出斩钉截铁的罪状之前，华德翰必须以清白视之。这个一贯的尊重人权的原则在这个案件中却受到令人难解的漠视。
　　美国报纸社论一片称颂之声，赞美美国的高度道德精神。《华盛顿邮报》说：“有人指称华德翰事件只不过再度显示美国犹太政治势力之庞大，对华德翰的指控其实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希望外人对美国的了解不仅于此。美国的道德立场经常有人说是毫无理由的，譬如智利、韩国、苏联等等，在华德翰事件中，里根政府其实发扬光大了美国最美好的传统精神。”（转载于《国际先锋论坛报》，四月二十九日）
　　社论作者的意思可以用一句话翻译：“我们美国人的道德标准之高是许多国家无法了解的。”以智利、韩国、苏联为例来表示美国道德的高超，作者所流露的自满自恋情绪令人惊异，对里根的赞美更不是时候；任何有点头脑的人都要问：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售与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又算哪门子道德立场呢？
　　自认道德上高人一等的自满与自大，付诸行动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了。里根之所以会把偷鸡摸狗弄来的钱拿去送给反政府的尼加拉瓜游击队，也无非是这种垄断道德的自满感在引导。尼加拉瓜政府倾左，所以是“坏人”；美国的责任在“捍卫世界民主和平”，所以要打击“坏人”，所以要用军火去支持游击队颠覆尼国政府。这是一个“高超”的“道德立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是替“天”行道，所以里根执意漠视国会通过不准援尼的法令，也漠视尼国游击队用美国的枪屠杀妇女及婴儿的酷行。他赞美尼国游击队“道德高超，和美国的立国先贤一样”。道德，好像是美国人独家拥有的私产。当其他国家起纷争时，占有道德的美国就觉得自己有仲裁的权利，为他人决定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里根显然认为美国人比尼国人更清楚尼加拉瓜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与华德翰事件的同时，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小人物在美国受捕，警察七手八脚地把嘶喊、挣扎的利那斯架上飞机，送往苏联去接受死刑。利那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苏联的法庭认为在二次大战他曾是集中营的军官，判了他死刑，美国因此剥夺了利那斯的居美权利，递解出境。
　　事件本身并不稀奇，七九以来，美国司法部已经处置了许多有纳粹记录的人。值得注意的又是新闻界的反应。反对解送利那斯的人说，苏联的法律不比美国的法律，后者尊重人权。把利那斯送到苏联去“正法”等于肯定苏联的法律。赞同递解利那斯的人说，哈，美国再度表现了它的道德感，又除掉了一名纳粹！《纽约时报》的社论强调美国是“解救全世界，使之幸免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递解利那斯是美国道德勇气的象征。
　　仔细分析一下，反对者的理由，是美国法律站在道德、人权的一边，苏联法律则相反。赞成者的理由，是美国人站在正义、卫道的一边，拯救全世界。不论反对或赞成，归根究底，都同样一个意识：美国是道德的天平、正义的化身。
　　美国人一向把自己看作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英雄；矛盾的是，如果他那种自以为独霸真理、垄断道德的骄满发展过度，美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法西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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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历史的网中
　　4月中旬，以色列总统何索到西德访问。自以色列立国以来，这是第一次。何索站在广大的墓园中，眼前是青草如茵。42年前，他站在同样的地方，面对着尸身未干的犹太同胞，横七竖八地扔在土坑里。42年后，立在德国总统Weizsacker的身旁，他沉重地对着墓碑说：
　　“以以色列之名，我再度发誓：我们绝对不会遗忘你们。”
　　虽然何索一直称西德为以色列的“密友”，两国的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犹太人没有丝毫让“死者已矣”的意思，更别提对德国人的原谅。里根总统到西德 Bitburg墓园去献花，受到犹太人激烈地抨击，因为在同一个墓园里葬着几个德国纳粹士兵。二次大战间血腥腥的罪行，对犹太人而言，不是一个会让时间淹灭的历史，而是传家之宝，戒慎恐惧的，一代一代要传下去，深深刻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灵上。
　　四十几年来，德国人又怎么面对自己血腥的过去呢？“我的父亲是纳粹党党员，”艾瑞卡回忆着，“但是他从来不谈那段历史。在餐桌上，话题一碰到被屠杀的犹太人，他就走开，或者完全沉默。”
　　艾瑞卡今年50岁，家乡在莱比锡，却在瑞士住了廿年，是苏黎世市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逃避这个题目，所以到他死我都不知道究竟他觉得自己有没有罪；犹太人整体被屠杀的故事他当时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
　　“我想我父亲是知道的！”开书店的乌拉说，“虽然他也向来不说过去。”
　　乌拉是个相当典型的德国“绿人”；反核、反战、反污染；支持女权运动、消费者运动、东西德的沟通。“避免战争发生只有一个办法，”她强调着，“就是我们先把武器放下，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当兵的话，这世界根本不会有战争。”
　　有一天，就在她这样高谈阔论的时候，乌拉的父亲突然激动地问她：“你知道拒绝当兵的结果吗？”
　　惊愕的乌拉听着父亲谈起过去：“那些不愿意接受命令的就被拖到树林里去枪毙了，你懂吗？你敢违抗规定吗？”
　　“那是在父亲去世之前不久。他显得很难过，我大概刺痛了他本来保护得好好的心；可是，我也因此得知，父亲显然并不是无辜的，他显然当时就知道纳粹在屠害犹太人，只是他没有勇气反抗……”
　　今年55岁的斯杜克是西德Springer通讯社的资深记者。40年代，他是个骄傲的“小纳粹”，穿着制服，踏着正步高唱爱国歌曲，满脑子“ 救德国”的理想。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与童伴玩的游戏却是军事部署，如何打败敌国。德国投降，伙伴们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把捡来的枪枝弹药偷偷埋在树林里，伤心地发誓，“将来要重建祖国！”
　　“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象，我们过了好几年才开始了解。”斯杜克抽着烟，看着烟圈慢慢地扩散，深思着说：
　　“我认为德国人罪孽很深，不可原谅。”“可是40年过去了，你要一个民族背负罪孽背到哪一年呢？难道德国人要永远活在罪恶感里，一代又一代？”反问的是汤玛斯，30来岁的经济学博士。他与斯杜克对德国的历史承担有完全相左的看法，充分地表现出代沟来。战后才出生的汤玛斯问一个许多年轻人开始问的问题：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为什么要求我去继续忏悔赎罪？更何况，纳粹的罪行其实也并非那么举世无双的。俄国人的古拉格岛、中国人的文化大革命、中南半岛的种族迫害，都是一样的血腥——”
　　“不对，不对！”斯杜克用谴责的眼光瞪着年轻的汤玛斯，火辣辣地说：“你所举的例子都是零星的、散漫的、没有计划的杀人与迫害。跟纳粹不能比，希特勒那种有理论基础、计划严密、讲究效率地消灭整个种族的作法，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比任何别的例子都要残酷……”
　　斯杜克猛摇头，重重地说：“罪不可赦，罪不可赦！”
　　斯杜克与汤玛斯所争执的正是80年代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焦点：德国往哪里去？罪恶感的包袱能不能卸下？
　　德国人不是个逃避现实的民族。从12年的纳粹恶梦中醒过来之后，知识分子无时不在进行对历史的搜寻、检讨、批判。身历浩劫的人（不只是犹太人，德国老百姓本身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譬如艾瑞卡与乌拉的父亲，固然对恶梦避之不谈，知识分子却以刮骨疗伤的态度面对丑恶的历史。几十年来，西德的报纸与杂志随时随地都有关于纳粹的文章：希特勒的起落，迫害的远因、近因、方法、后果，犹太牺牲者的个案，德国的民族性，道德问题等等。政府的努力也不落后：阿登纳Adenauer总统给犹太人发补偿金；布朗德在华沙的犹太纪念碑前谦卑地下跪；从前的集中营变成博物馆，把德国的罪行赤裸裸的公诸于世。
　　把自己的丑处暴露出来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极大的诚意与勇气。战后日本对中国人的态度，相形之下就显得虚弱，而台湾政府对中国近代史的遮遮掩掩（譬如对二二八事件的躲闪），都是不敢正视历史、不敢面对自己的表现。
　　经过40年不断的反省自责，80年代的德国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去年一整年中，西德最受尊重的先进派刊物DieZeit（周报）刊载了广受瞩目的德国历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主题就是：在希特勒帝国已经消失了45年之后，德国是否仍旧应该继续活在那12年纳粹的阴影中？柏林的Nolte教授认为德国人没有必要把自己看作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怪兽，俄国人的古拉格与纳粹的集中营是一样的暴行。西德具领袖地位的历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立刻提出严厉的反驳，指责诺特为德国人洗罪，意图重建德国人的团结心与爱国心；这两种“心”是像希特勒那样的集权者鼓吹的口号，“一朝被蛇咬”的今日德国对这两种“心”非常的戒慎恐惧。
　　两篇文章引起一场笔仗。赞成Nolte的，强调德国在纳粹之前已有绵长的历史与成就，不必被那短暂的12年的包袱压死。赞成Habermas的，认为把包袱挪开，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
　　这场辩论并不只是象牙塔中一群秃了头的学者之间的脑力游戏，因为他们所争辩的题目正是每一个德国知识分子所思考的问题，与当前政治也有着紧密的关联。Habermas等人认为把纳粹罪行与斯大林的俄国等量齐观来减轻德国人的罪恶感，从而重建德国人的国家观念，等于把历史送给科尔这样的执政者去巩固他的权力。
　　科尔一再地强调他是西德第一位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总理——因此他与纳粹的过去，和年轻的汤玛斯一样，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他固然也不时提醒德国人要记取教训，但他显然希望从阴影中走出来。相对于当年布朗德对犹太人的亡魂下跪，今日的科尔在德国阵亡的士兵墓前献花。
　　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摧毁倒地的德国现在又成为众人瞩目的主角之一。在民族自信心缓缓疗伤复元的过程之中，德国人对自己的处境与未来方向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夹在苏联与美国的对峙之间，它似乎试图找出一条自主的、属于德国的路来。要找出这样一条路来，德国人必须先弄清楚“我究竟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科尔对历史的“新”态度或许可以给许多“新生代”的德国人一个“新”的自我认识，这，就成为他的政治资本。
　　哈贝马斯等历史学家发出警告的目的也在于此：历史，不可以成为政治的工具，即使一点点也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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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来的？
　　来欧洲之前，就听说了欧洲人如何看重服装仪容的整洁规矩；颜色要求协调，布料讲究品质。对美国人的随便、邋遢，欧洲人是嗤之以鼻的。
　　我早就打定了主意：以前怎么穿，现在还是怎么穿，运动鞋又轻又软又舒服，可以使我健步如飞。牛仔裤又粗又耐脏，可以使我坐立自如。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牛仔裤上有点番茄汁、水彩、墨水、泥土，还有孩子的鼻涕。
　　孩子蹲在沙堆里玩，我就坐在草地上看书。一旁的瑞士人问我：
　　“您是泰国人吗？”
　　我看他一眼，那么天真和善的蓝眼睛！可是我知道他为什么猜我是泰国人。翻开报纸的小广告，到处都是亚洲女郎的小照片：“美丽温柔泰国女子，与你作伴，永不变心……”每星期都有满座的七四七班机，载着欧洲的男人直达曼谷，成千上万的亚洲女人等着送上自己的肉体，换取金钱。许多女人随着寻欢的机会来到了德国与瑞士。
　　“您是泰国人吗？”不管走到哪儿，碰到的都是这句话，和蔼的态度、礼貌的声调，所掩藏的是他对我的评价：或许又是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不过身边跟着一个孩子，大概从良了。
　　“不是，我是台湾来的中国人。”
　　“哦，”他思索一下，寻找对台湾女人的印象，“那您是个护士吗？”
　　我的地位升了几级。七十年代，有许多台湾与韩国的护士来德、瑞工作，继而定居。
　　“不，我在大学里教书。”
　　“哦！”他怀疑地应了一声，低头看看我糊着番茄汁、水彩、墨水、鼻涕，带一点香蕉味的牛仔裤。
　　我站起来，走到沙堆去和孩子玩。
　　不，我没有必要对这个长着蓝眼睛的人解释：我不是一个从良的妓女，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我是所谓的“博士”、“教授”、“作家”，一般人以为很了不起的头衔。我也没办法开导他；喂，木头，亚洲也有不卖春的年轻女子。开导了他一个，还有千千百百个其他蓝眼睛、天真和善的人要问一样的问题。我哪有那个工夫。
　　许多人会说，这是欧洲人的种族歧视，我应该生气的。
　　我不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一个对亚洲毫无认识的瑞士人，当他所遇见的一百个亚洲人都是泰国人时，他猜测那第一百零一个也是个“泰国人”，只是很简单的推论。当他所遇见、听见的一百个亚洲妇女中，有六十个是妓女，那么他猜测第一百零一个也是妓女，不见得表示他有歧视，只是“以此类推”罢了。
　　“以此类推”的假设，不只限于自觉优越的欧洲人。中国人也一样。对于台湾人而言，任何西方人都是“美国人”——欧洲人可不愿意被看作美国人，加拿大人更不情愿。在中国商家的眼中，西方人也是有钱人，价钱要推高一点。兼家教赚取生活费的穷学生就苦不堪言。中国人也常说西人缺乏贞节观念，见一个爱一个，始乱终弃。所以中国的父母不愿意子女与外人结婚，尽管对方也许是个比许多中国人还要保守的犹太人或是天主教徒。中国人也常鄙视西方人没有家庭伦常，却不知道家庭对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一个口快的中国人很可能问一个陌生的西方人：“你是美国人？很有钱？离过很多次婚？父母在养老院？看来你还得付房租？”而事实上，他可能是瑞士深山里养牛的农夫，过着勤俭的生活，与父母妻子同住一张屋顶下，认为离婚、堕胎都是违逆人伦的大罪。
　　把我当作泰国来的妓女或台湾来的护士，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以偏概全。以偏慨全是人的通性。现在到香港及台湾帮佣的菲律宾妇女相当多；一位菲律宾女教授走在街上都有中国人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我们需要一个佣人……”
　　　　　　　　　※　　　　　　　 ※　　　　　　　　 ※
　　“好可爱！”老妇人停下脚来，微笑地看着孩子用胖胖的小手堆沙。孩子转过脸来，给她一个微笑，露出稀稀疏疏的细小牙齿。
　　“来，给你买玩具：”她打开皮包，掏出五法郎的大铜板，放在小手里。
　　我赶忙笑说：“不要不要，会把孩子宠坏了。”
　　老妇人的样子非常典型；染成金黄色的头发，枯燥得像烧过的草原，虽然梳得整齐。浮肿苍白的脸表示她有病，粗糙的大手表示她工作吃力。她很可能又是一个死了丈夫，没有儿女的孤单老妇，依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我是否也在以偏概全呢？）五块法郎并不是太小的数目。
　　可是她很坚持。让孩子收下之后，她很满足地蹒跚离去。
　　接二连三地有陌生的瑞士人把钱给我“好可爱”的小孩；我突然领悟了过来：这一回，我不是泰国的妓女，不是台湾的护士，恐怕是越南的难民了。
　　越南赤化之后，瑞士收容了近九千名的中南半岛难民——大部分是中国人。然而八○年以来，锡兰的难民开始涌入，使瑞士人兴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排外、憎外的情绪渐渐传播开来。政府开始立法阻挡难民的渗入，主张“人道精神第一”的声音渐渐变小。但是显然这是个令瑞士人非常为难的道德问题，瑞士的传播媒体上每天都有关于难民的报导与讨论。
　　老妇人显然是动了慈悲心肠，给我们这对“难民”母子几块钱，买点难得的玩具给孩子玩。
　　对以后的老妇人，我该怎么做呢？拒绝她的赠予，对她说：“老太大，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不是难民；您以偏概全了。”这样说，我大概表现了我的尊严，同时给她“机会教育”上了一课。但是，我是不是伤害了一个人性中很高贵的品质——同情心？尤其在排外情绪逐渐滋长的国度里，而瑞士又真有那么多难民，他们不正需要老妇人那样的同情者来支持他们吗？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这些难民失去了一个支持者？
　　我还可以以另外一个理由拒绝她，对她说：“你之所以给孩子钱，表现你的同情心，只不过使你觉得站在给予的地位，自己因此高人一等。同情心只不过是优越感的掩饰罢了，你用五块钱来买优越感的满足！”
　　这样说，也许显出我对人性的透视，但是破坏更大；如果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同情的动作，都赋以最卑鄙、最低下的动机，人类的道德架构就整个垮了。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轻轻松松地让“可爱”的孩子接下钱，轻轻松松地对老妇人说：“别让他下次碰到你；他会要十块”呢？这么说，老妇人快快乐乐地走了。她下回碰到真正的难民，还会笑眯眯地又掏出几块钱来给小宝宝；全民投票的时候，她或许会投帮助难民的票。四千多个锡兰的难民之所以尚未被瑞士政府强押出境，就是因为许多妇女的反对。
　　可是，收了她的钱，岂不加深了她对亚洲人“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她岂不更加认定了亚洲人都是需要同情、需要帮助的“弱者”？我如何给她“机会教育”，改变她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呢？
　　　　　　　　　※　　　　　　　 ※　　　　　　　　 ※
　　一个聪明的办法是换掉我邋遢的牛仔裤，穿昂贵优雅的衣裙，举止庄重，表情严肃，使任何人一望就有敬畏的感觉，就不会有人问“泰国来的”？或者施舍钱了。
　　但是我有个一岁半的小伙伴，他的番茄汁、水彩、墨水、香蕉皮、泥，以及一手的鼻涕，都需要有个地方去。我不能不穿这条牛仔裤，也不能不盘腿坐在沙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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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车，就看见他在大声地和司机说话。
　　大概有六十多岁了吧？他一头银发，梳得光洁照人。眼睛陷在松皱的皮肤里，老是淌着水，像生病的狗。他很瘦弱，一脚跛着，走路一蹬一蹬的。上下车时，总是大声地与人问好，还要守在车门，指挥别人的上下，吆喝一两声。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瑞士人惯于安静，又何况这是个阴沉寒冷的冬晨，每个人都带点微愠的表情缩在大衣的领子里。只有他，比手划脚、兴高采烈地在讲述一件事情，有时候，笑得呛了，得捧着肚子、前仰后合地笑着。
　　下了车，他站在路边，进行阅兵。川流不息的人群从他身边流过，妇女买菜的篮子碰着他的大衣，他很庄重而优雅地行举手礼，热情地致意：
　　“孩子们，晨安！”
　　他说他是苏黎世的市长。
银行小职员
　　火车站里有个小小的银行，我去把马克换成瑞士法郎。
　　坐在柜台里的中年男人正在数钱，手敏捷地翻转着钞票，嘴迅速地念着数目，用瑞语念，和德语稍微有点出入。
　　把钱交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交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说着流利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掌心中有几个钱币。渐渐的，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说：
　　“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