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村庄史（长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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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史（长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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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我就伫立在乡村故居的废墟上。
风，轻轻流过，无声无息。
曾经溢满欢笑、眼泪的故居，已荡然无存，是人去屋空，自然倒塌的。残存、起伏的熟土堆，灰黄，稍稍发黑，很像我的故乡，坑坑洼洼，叫吴家洼。但脚下的土地，尽管生了一窝窝芨芨草和干黄蒿，贴地爬着稀稀拉拉的狗舌头叶，明显却与不远处街巷的土地不一样，像发霉的面包，虚浮，发红，是使用过经了年月的熟土。院落已然倒塌多年，没有了样子，没有了人气，不要说人，狐鼠也懒得经过了，更不要说伫步，早年留下的鼠洞，口上挂满灰白的蛛丝，几乎封住了洞口，没有虫子爬过的痕迹。周围邻里还没有完全倒塌的房屋，东歪西斜，残喘，苟延，正步着我家老屋的后尘。用不了多久，也成一片荒芜的废墟了。就连对面经历了几百年风风雨雨，依然巍峨矗立的李家老宅，李氏后人一直自诩为我们李家大院，也是缺砖短瓦，灰处处的，没有一丝人气，更不用说名门望族的盛景了。仿佛低矮了许多，儿时心目中高大的形象，愈来愈遥远，愈来愈模糊。
一片寂静，荒凉。若大的老村，曾经欣欣向荣的村庄，几近空村了。没有鸡鸣，没有狗吠，更没有牛哞马嘶，甚至在这样的炎夏，再也听不见一声叫蚂的鸣叫，一声蛙鸣。不要说村中的片片池塘，连汲水百年的官井也干涸了，井圈脱落，蛤蟆不生。屏息静气，向南远眺，看不见，更听不见一里外桑干河水潺缓流淌的声音。
村北场面西畔新盖了没几年的小学校，关门了，铁将军紧锁。过去大庙改建的大校院，二十多年前就贱卖给户家，翻修成住宅，包砖墙，水泥板瓦，红火了几年，也陆续成了空屋。儿时最响亮的读书声，成了最后的停顿的记忆。像村北坡上老校长的坟墓，已有多年没有人扫墓了，一角塌陷下去，荒草孽生。
从低洼的村落移步坡上，过去是队里平展展的大场面，四四方方，土板墙围着，四角是四间草皮屋，是看场面的场房，也是流浪汉栖息的地方，旁边是打尽谷黍的干草，从田野收拾回的玉米杆子，堆积成如山的草垛，即便落了雪，依然有各式各样的鸟儿雀儿，叽叽喳喳，跳来跃去地觅食。这自然的景观，业已消失多年。如今早盖起了排房，整齐划一，前后三排，房前院后栽着高耸入云的青杨，又名大叶钻天杨，杆儿最多碗口粗细，就不往粗长了，直直的，直往高冒。这排房，是清一色的后背硬，就是土基墙边角包砖的；一出水水泥瓦，有厚重的漆木街门，大多却是刷了防锈粉的大铁门，小平车可以自由出入。这房虽不像坡下洼里的老屋古旧，却也有了年份。这里居住的，虽也有从坡下窑泊儿搬上的村民，大多，恐怕十有八九是随女儿嫁人迁移来的外乡人。他们的老家，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就是六棱山后邻县的山民。这儿确曾中兴过一段日子，前街人称广灵街，后街人称浑源街。男男女女，和当地人通婚生子，被称作二浑源、二广灵了，血液中还或多或少带着父辈浓厚的地域味道，也增加了平川认的豪爽旷达。如今，特别是杂生的二字辈，几乎全北移了，到了十几里外的县城西坪，打工，做买卖，租房，买地皮儿盖心房，几乎很少回村了。搓澡的，卖土产，卖羊杂，开豆腐房的，攀谈起来，十有八九就是这伙二混子。父母西归后，大多葬回老坟，所谓的第二故乡，本来就是一个影子，刚刚熟悉又迁徙了，时间一长，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甚至不及离开家乡多年土生土长的村里人，老根儿还在村里，时头八节总记挂着，清明不回，七月十五一准赶回上坟的。
八百多人，加上外来户，曾经上千人的村庄，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最多二十年，村民们自愿背井离乡，举家迁移，到周边城镇讨生活了，人去屋空，村庄就这样空落起来，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空村，只剩下老弱病残，再破旧倒塌的街巷院落，无奈地坚守着。不时从村里传来某某老人逝世的消息，我妈抹着泪念叨着，忆想着过去的日子。到底还能坚持多久，看着到处的断壁残垣，看着门口青石上稀稀拉拉晒暖暖的老人，已近风烛残年，答案是不言而喻了。
北场半坡上，最新最高大的建筑，就是那所空荡荡的小学校了，孤零零的庙一样，和坡下村中心的旧中学比，简直是小庙和大寺院的比例，旧中学本是寺庙改造的。新学校虽小，却一砖包到底，一间大教室窗明几净，前边的小花池枯枝败叶，高高的旗杆孤零零地挺立着，早已人去屋空，寂静无声了。剩下的十几个孩子，最后含泪告别了他们的三没手老师，随北上打工的父母进城里念书了。最后剩下的三两个，也回家给放羊的父亲当了小羊伴，整天与泥土柴草为舞了，将来能花钱卖个外地小媳妇过日子，就烧高香了。村里人说，土生土长最后一批民办转正的三没手老师，送走最后一个学生，竟跌坐在地上失声痛哭，从此，无书可教了，起码在养育了他多半辈子的吴家洼无书可教了，在他的手里，是老师也是学校负责人，坚持了快六十年的学校，在萎缩中划上了句号，那种难言的伤痛，非亲历无以感受。
有时，真不忍向南凝望。那遥远的地方，河崖上便是我的家乡。
站在后场半坡上北望，曾经高耸的两座相峙的驼峰，东紫峰、西紫峰，没有了原先的紫气，发白了，仿佛低矮了许多。古旧的残存的堡墙，灰处处的，像几座坟墓，黄蒿干枯着，没有了儿时的生气。其状况，和吴家洼一样，几近空村了。我姑夫居住的秀才老院，东倒西歪，只剩下年迈的姑夫和哑巴表弟，在黑洞洞的老屋，相依为命了。原本贫瘠的土地，不是种了树，就是荒置着，一片凋敝的景象。有时，甚至不敢也不愿相信，这就是我生长过的乡村，熟悉而挚爱的村庄。
我还是走下坡，穿村，顺着南沟，到了桑干河畔，眼前的景象更令我谔然。过去枝繁叶茂，杏李满坡的河湾果园，只剩下一片树桩，和几棵野杏树了，叶子干黄，枝叉间的几颗小杏，一眼便能数清。大水曾经漫过的果园、河湾，成了从未见过的荒滩，白色碱面反潮上来，稀稀拉拉地生长着碱地上才有的黄毛草，半死不活，蔫蔫的。水，退回到最低洼的河心，时断时续，被裸露的河滩切割的支离破碎，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坑。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土坝，显得又高又宽，只有雨季时水才从中间洞口缓缓流过。坝上坑坑洼洼，长了青草，已没有多少人走了，松软的河滩，如乡间土路，也不会旱脚了。
不要说想象百年前大清六大人在家乡建铁索桥时，河水奔腾咆哮如雷的壮观，就是小时候宽畅的河水流淌不息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
高高的梁上，是记忆中高大威武的高灌站，是几万民工用铁锹、筐子，风餐露宿，整整三年堆建起来的，是十里乡间几百年来最豪迈壮丽的工程。试水那一天，村民热泪盈眶，有人竟捧着浑浊的水喝起来，歌声嘹亮，欢呼声震天动地。如今，锈斑斑的大铁门紧锁着，连最后守摊的工人二棒儿，不拿工资又坚守了两年后，也失业了，胡子麻茬地回到村北老院，住进快要倒塌的东耳窑，不愿出门了，装聋作哑，任瘦高的老婆一蹦一蹦扯着大板嗓子叫骂。
沿着崖头顺水东行，曾经有一个小村落，浮石砌墙，浮石碹窑，水肥地美，纯朴的乡民世代自给自足，过着悠然的日子。即便正午，阳光明媚，浮石堆砌的村庄，除了没有浮石的地方，也是黑乎乎的，是浮石的本色，村名就叫黑石崖。走近，才讶然发现，村落还在，但盍然无声，不见人影，早已成了空村，彻底荒弃了。
原先的人家，陆续迁徙到几十里外，一个也曾经是村落，后来叫县址的地方，三面被火山包围，像个锅底壳，叫西坪，从名字就想象得出地势的形状。先叫镇，人，越聚越多，最早是砖窑，后是瓦房，再后来是林立的楼房，有了宽敞的马路，成了名副其实的繁华县城。夜幕降临，灯红酒绿，显然有了小城市的气派。自然，也有走的更远的村里人，在陌生的城市漂泊着，流浪着，打拼着，改变着自己农民工的身份。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弟，已经不愿、或者说不可能再回到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那怕在外边风吹雨淋，租住着低矮透风的铁皮房、石绵板子房，野狗一样寄人篱下，也不会回到宽敞的老院落。尽管，那儿才是他们的故乡。
站在故乡的土地上，我的思维，时儿凝固，时儿飘飞，是沉重，是欣喜，这种百感交集的情感，真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童年的记忆，蜂拥而来，潮水般漫过，剩下的依旧是苍凉。几十里外城镇的繁华，高耸着，终于没有漫过古老的、即将消逝的故乡，也没有被一片绿意掩映，光秃秃地裸露着。没有一个高点，让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就想，十几年，最多二十几年的巨变，可谓天翻地覆，和土改后的巨变一样令人震惊。我甚至怀疑，传统意义上的农耕时代，是不是已经或者真的即将结束？原始的、或者说原生态的乡村，是不是正在急速消亡？是个例，亦如我的村庄，仰或是普遍的，像我走过的一些地方。
这种迹象，或者说这一切，的确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过去再怎么变化，乡村也没有如此式微过，像我们那样的村庄已呈消亡的趋势，之前只是盛与衰之间的消长，从根本上而言，根基从未动摇过，即使战乱频仍的年代，田地部分荒芜，人口减少，但实际上并没有阻止过村庄的发展，最多只是暂时的停顿，积蓄着，依旧向前。
而这一次的变革，却不同寻常，农民大批地自愿离开土地，成了农民工，到二代时已对乡村模糊起来，更不用说有情感了，但终久还没有成为城市人。他们身份的转换，也带来思想观念上的转化，且从内心深处而言，并不愿再回到乡村，承袭父辈的产业，轻藐地说他们的老人：“那能赚几个钱，累死累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要说对农活，就是对乡村也渐渐淡漠起来，远不如对城市熟悉。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为他们彻底改变身份带来机遇，虽然锐变中免不了阵痛，甚至将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后遗症，但为了后辈儿孙，他们一直忍受着，并将长久地坚持着，承受着。这是梦想，也是期盼。他们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也无乡可返。
倘若有一天，或许用不了多少年，偏僻的原生态的村庄将消失殆尽，城郊近处的村庄被华丽转身，彻底改变了模样，成了城镇的延伸或城中村。过去的一切都淡出了视线，渐渐连同记忆也消失了，无人再知。就怀旧的观念而言，也的确有些可惜。
于是，我就想把生我养我的村庄，我所经历过的村庄，以及所感悟到的乡村变化，记录下来，美其名曰《村庄史》。说是史，似乎大了些，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切片，犹如管中窥豹，甚至还不及，但在我是认真的，以期留存一片纸上家园，一座纸上村庄，我的村庄。
所谓楔子，说白了，就是写作此篇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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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村庄的起源
农耕时代有多久，村庄的历史就有多久。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法，并没有错。但实际上，对地域而言，并不尽然，村庄的起源有早有晚，千年？百年？不能一概而论。就是村庄的发展，也是有急有缓，甚至不止一次出现了萌芽、兴盛、衰落、消亡、再萌芽、发展等，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起码，我们村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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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起源
河流，一条桑干河，穿沟而过。冲击着、洗刷着沟沿，河面愈来愈宽，河滩愈来愈大，将南北自然地切割开来，形成了习惯上的大河南、大河北。河北岸在高高的梁上，水起风生，虽有水气滋润，到底不如平坦的河南岸，岸水相接，小股的河水沿着沟沟岔岔，浸润着土地。北岸崖上的土地多碱，人们牙齿黄黄的，像黄色的尿浆石，从小就是碱牙；而河对岸被称为大河南的人，酸性的水养育着，男男女女，牙齿又亮又白又齐整，虽也有两个红脸蛋，到底水润多了。所谓十里不同天，也不是没有道理。
这片黄土地，在晋北的最东端，与河北阳原接壤了。同一条河流，冲溯出不同地段的泥河湾。
在我的记忆里，或者更遥远一些，我爷爷的记忆里，沿河两岸村庄的格局，雏形已定，后虽有政策性增加，但无关大局，之后的年年岁岁，风吹雨打，苍老着，兴盛着，衰落着，但并无多大的变化，还是旧日的格局。
再往前上溯的村庄，我爷爷还能讲些鸡毛蒜皮的传说，那影子自然模模糊糊。到我记事时，有的还能寻觅见一鳞半爪，大多踪影全无了。再早的，已然消失在苍茫的岁月里，或深深掩埋，或灰飞烟灭，或许亚根儿就没有存在过。河水自流着，草枯花落，孤寂，随意，两岸一望无际的沃野，静静地生息着。站立河岸崖头上，风，流过，我不止一次这样想。逝去的时光，究竟有多远，自然的尺子再也无法丈量，真的不像风筝，无论飞多高、多远，影子都朦胧了，雄鹰变成了雏燕，还能拉回，一圈一圈绕在架上，但消失在时光里的过往，却再也无法复原，只有想象了，像曾经拥有大象的中原人们。这样说，并非无凭无据，信口开河，儿时在河岸边的断崖下挖沙土玩，不时会挖出巴掌大的干贝壳，还有叫不上名的壳类残片，有的快成化石了，我就想，怪不得老人们一直传说，这儿，很久很久以前，是一片汪洋，烟波浩淼的大湖，岸上是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后来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才是近代这副模样。
不要说湖畔上曾经有过的渔村，翻落在深深的地下，化成了烟灰般轻盈的浮石，或者和森林一起炭化了，成了晶莹的煤层，黑亮油光，或许什么都不是，就像如今厚厚的黄土层，起起伏伏的黄土层。这古老的巨变，起码在我是无法考证了。那的确太遥远了。
望着周边的烟村，我就想，这河流，这沃土，在我祖宗到来之前，不可能没有人，没有村庄的，有是有的，大概没有这么稠密吧，肯定有过一个发展过程，但哪一个更原始些，更古老写，哪一个是土著的，哪一个是后起的，真的已经难以分清，从外表看，几乎一模一样了。或者说，最原始的小村庄，业已消亡了，要么被外来的排挤走、吞没了、融合了，失去了原来的踪影，只留下一个空名，连传说都没有了，就像我们最初的村庄。
我们的村庄，最初在河边坡上，逐渐上移，聚居在干南梁上，只有巴掌大小，远看，像一个没有发酵好、又碱大了的瓢嘴馍馍。这村庄叫吴家庄，村里数得上的十几户人家，几乎全姓吴，是一个祖宗。还有单门小户的费家，住在村边。村庄依河傍梁，用不着多么辛勤地劳作，依附自然环境，就过着自给自足，虽不富裕，但悠然的田园生活，有田，有果园，懒散，闲适，多少年，甚至千百年过去，并没有多大发展，生生息息，不过是存在着罢了。
有一天，准确地说，是大明洪武二年，成群的人们，携妇挑子，推着独轮木车，一家子，或一个家族，聚集到山西洪桐大槐树下，静静地等候发派。划了片，指明了方向，就成群结队地出发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初人口大迁徙。是沿着河流走，还是乱闯无人的荒野，大概兼而有之吧。走走停停，不断有家族或人家留在空旷的地方，伐木造屋，开荒耕种，形成最初的村庄。也有的，停留在原有的小村庄里，成了新来的村民，一代一辈，终于安居乐业起来。
我的祖先，连我爷爷也数不上是哪一辈子了，又没有家谱可查，甚至于不知道到底是哪里人，江淮，还是江浙，或者就是太原郡人，没有一丝记忆了，只记得，其实也只是一个模糊的传说，来至于那棵古老的、枝繁叶茂的大槐树。于是，就说是大槐树下的洪洞人。很小的时候，随爷爷下田里锄地，赤着脚，爷爷就指着小拇指上的猴指甲说，和咱们一样有的，就是老乡，大槐树人。后来，我才知道，并不是的，明初朱元璋搞得那次大迁徙，使许多人家，特别是单门小户的，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几乎忘掉了自己的祖籍，更不用说家族的演变史了。像我们家，到我爷爷这一辈，早成了名副其实的吴家洼人了，说大槐树洪洞县，不过是一个象征符号，早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无论如何寻根，也寻不到那儿去，不过是一个集散地，伤心地，在那儿站过一会儿，从此将背井离乡，做一个异乡人了，虽然到最后反将他乡作故乡，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就是先祖落脚寄居吴家庄的事，我爷爷也说不上个道道了，只知道是有那么一回事。他能讲述的，不过是他爷爷手里的事，那时，吴家已经消亡殆尽，没有一家能撑起门户了。新迁徙来的人家，历经岁月，人丁兴旺，有的已经发展成庞大的家族，像李家、袁家，小小的干南梁头，再也容不下他们了，于是择地移居，到了南梁头北坡下低洼开阔的地带，村名没有改，沿用了过去的吴家庄，大概为了更形象，或是人们喊惯了，将后边的庄字去掉，添了个形象的洼字。这洼字，是新村庄最大的特色，也是最形象化的表述，深入人心，具有了岁月浸淫后的人文色彩。
从此，直到后来，我们成了地道的吴家洼人，小小的家族，单门小户，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但也未断香火，枝叉虽时有断折，主杆却立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就这样一直延续着。
外来的人口，愈繁衍愈多，家族愈来愈大，早喧宾夺主，占了主导地位，后来虽略有变化，盛盛衰衰，但基本格局再也没有改变过。到新村时，原来土著中的吴姓，彻底消亡了，就连家族的祖坟，因为断了香火，没有人祭祠、添土，坟丘经风吹雨打早平了，先是荒芜，后被开垦耕种，夷为平整的田地了。也有人说是全体北移了，但多少年过来，并未见有人认祖归宗，或来吴家洼寻根。村庄往北十几里外的火山丘下，的确有个小村叫吴家窑。
我的祖辈，一直给村中李姓或袁姓的大户写月字，就是做短工，借住着人家的草屋，租种人家的土地，无根草一样过日子。自然，也有几亩薄田，年成好的时候，除生存外，略有赢余，克攒下来，到我爷爷手里，就买下五眼土窑，还带着一处院落，最后大大小小的田地也增加到四十多亩，日子便红火起来。
我念小学时，每年春天，都要到干南梁头植树造林，多少年过去，林没有长成，稀稀拉拉的矮树却活了下来，也不发脱，村人叫老汉树。那儿的土地，不长庄稼，野草也稀少，起伏的梁上，满是沙石白灰颗粒。挖树坑时，不时会掘出陶土器皿碎片，有几回，竟挖出了较为完整的拳头大小的陶罐，还有几枚锈迹斑斑粘在一起的铜制钱，字迹模糊，清洗后依旧无法辩认，且一扳就断，随手扔掉了。老人们说，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村庄。除了这些，一无所有，哪怕是片砖只瓦。看来，最初的村庄，是清一色的茅草屋了，靠断崖下有挨打窑的痕迹，那是土著吴姓人家居住的地方。说叫吴家庄，也只是猜测，没有留下一块记事的碎石，或许和后来的洼字一样，原本叫吴家梁呢，也未可知。
村庄的命名，起初大多是随意的，但妙趣天成，很有意趣。
在最古老的村名中，很少功名利碌的色彩，相对城市街巷名称而言，比较纯朴，直观形象，和朴素的乡里人一样，表里如一。自然，也有例外，像离我们村几十里远，河对岸六棱山下有两个村子，叫大王、小王，是清末六大人祖先元代名相脱脱家族隐居的地方，从一开始就带上了王气，老大居住的地方就叫大王，老二居住的地方称小王。像这样起名的村庄并不多。我们村往北二十几里外，火山丘下有一个村庄叫阁老山，我原以为那里出过山阴王阁爷一样的阁老，但细细考证后发现，并非如此，虽然后来出过几个在村里人眼里很高级的将官，但与阁老沾不上边。村名原本叫栲栳山，后人嫌土气，才改为阁老山的。
大多数的村子，虽名称各异，但尾音基本相同。一类直呼为庄，相对而言，要多一些，如周边的村落有梁庄、茹庄、陈庄，隔河对岸有王庄、东马庄、西马庄、吉家庄等。一类称为村，和庄比较起来，就少多了，不远处沟沿上有一个千千村，再远有一个市村，至于有一些，原本只有名，村字是习惯加上的，像西坪、东坪，外面也有人叫西坪村，村里的人却直呼西坪。叫会的更少，只有纯回民的村庄才叫，如施家会、马家会。至于叫寨、叫堡的，也不多，往西有官堡、石家寨；往东有肖家寨、许堡等。而和庄一样多的，是一些以姓氏加地形或纯地形命名的，像我们村吴家洼，及临近的滕家沟、李王涧，还有道西湾、南坡、黑石崖、瓜园、独树等等，俯拾即是，看似随意，却相当形象。
称为庄的地方，地势大多平坦，是一个或几个家族聚居后，慢慢发展起来的，有了一定规模，就称为庄了，冠以姓氏的并不多，大多以方向位置等命名，如东马庄、西马庄、梁庄，自然也有冠名姓氏的，如王庄、小李庄、樊庄、解庄，这些村庄，最早的村民几乎是一个家族传下的，五百年前还是同一个祖宗；其它杂姓，是后来迁居而来的，基本上是单门小户，投亲靠友迁移来的。称为坊或城的，古时居住着匠人之家，成了独具特色的小村落，自然后来有所变迁，但名称却沿续下来，如驼坊、大坊城。称为寨、堡的，几乎都有堡墙堡门，住过有钱的大户人家，这些人家的祖上，多是做过高官的，后来告老还乡，住在像城墙一样厚实安全的堡子里。寨，大概是土生土长的，先辈或许从过军，或许受过封，后辈儿孙发展壮大起来，沿袭祖上遗风，就修筑具有防御功能的山寨，过起自治自保的乡村生活。像我们村这样以地形称谓的，占大多数，不过是一些家族和土著居民混杂在一起，之后又不断有亲朋好友来投靠。相对而言，这些村落，结构较松散、自由，没有统一的堡墙，是由许多家族的大院围墙组成的。起源较早的村子，原有的土著居民几乎消失殆尽，满村子从南到北，找不到一家吴姓的，连坟园也没有吴家坟的称谓。就是村北的余家坟，高高低低的坟丘，百十年前，就成了无主的坟丘，逐渐夷为平地，耕种着，只是还沿用余家坟的地名。这类村名，并不在少数，像陈庄、茹庄，其实冠以陈、茹的姓氏，早已名不副实了，村里以张、邓、赵为主，但年道久远，最初的村名还是沿袭下来了。
可以这样说，至今村名与村中家族姓氏吻合者，已廖廖无几，这些村庄，历史相对要短一些。当然，有些也不尽然，不过是家族发展兴旺而已，家谱可以上推一千多年，或者更长久，续到三皇五帝了。这样的村庄更古老。我们周边，还没有这样的村庄。
村名随意的，以地形为名的，大多是一些小村子，像道西湾、东紫峰、南坡，最繁荣时也不过是几百人，一两个姓氏家族。村庄小，地少，是后来迁移时见缝插针，在沟沿坡上随便定居的，安分守己，与世无争，才幸存下来。离我们村一箭之地的道西湾，原本只有几户人家，均为贺姓，分散在桑干河北岸的一个小湾坡上，后来水淹坡地，窑房进水浸塌，才移到通往瓜园的路上，在道西，就唤作了道西湾。南坡，不过是我们村西南处的一道阳坡，尽是油土地，住了人家，就叫南坡了。河对岸山下，有个村子，叫峰峪，在山沟口边，住了人家，就挂在沟坡上，住着崖打窑。再往里，是蜿蜒的羊肠道，有个小村子便叫盘道。我们村子往北，坡上有两座相峙的峰火台，相当古老，夕阳下，土色发紫，东边的叫东紫峰，西边的叫西紫峰，成了村庄的名字。再往北，圆圆的火山丘，高高低低低分布着，丘之间平地上住了人家，成了村庄，往西的叫西坪，往东的叫东坪，往北高了起来，村子便叫高庄，有三个村子，分别是上高庄、中高庄、下高庄。往东北的地方，有泉眼，便叫上泉。
最有意思的是，在一个区域，相隔几十里的地方，有两个吴家洼，且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李姓氏为大户，均以栽种杏树闻名。靠桑干河是我们村，叫南吴家洼，抗战时期很有名，当地人称二延安；挨近巨乐堡的叫北吴家洼，慈禧太后庚子逃难时在村里住过，也很有名。两个同名的村庄，起源是否有关，已不可考，但村里许多村民的名字每每重复，却不是一个辈份。以南北分称，不过是同时提起时加的，本身并没有区别，都叫吴家洼，有两点很相近，都居住在洼地里，以吴姓冠以村名，可最早的吴姓人家早已消亡了。
村庄的格局
我们村庄的整体构建格局，从高处俯瞰，像只蛤蟆。
说这话的，是辇官四爷。不仅在村里，几十里方圆四爷也是最有名的堪舆风水师，堪舆、卜卦、择吉、点穴迁坟，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是几代人敬重的文化人。也是村庄里单门小户，一直没有发展起来，但却是从建村就有的谛造者之一。按辇官四爷的说法，泄露了太多的天机，对后代不利。虽非大户，但出身名门，身价自是不凡。辇官四爷常说，就是村里人也深信不疑，四爷的先祖是从皇宫流落到民间，隐居在吴家洼的辇官，这自然是村庄的贵气，也是福气。
辇官四爷总是那么神神道道，说话半吞半吐，尽管如此，但所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了的，这村庄最初的设计师，便是他先祖御前辇官。是仰观天文星斗，俯看山川风口，据地洼之特征，才精心设计出这只吞吐有度、风水运势长久的寿中之王蛤蟆的，有神龟的寿命，却比神龟还要灵动。
其实，村庄形体像一只蛤蟆，一只头朝西北，臀部及两条大腿分朝东南、西南坐卧的蛤蟆，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老年人都知道，年轻人站在西紫峰上也看得出，蛤蟆正跳跃而来。若三官庙在时，就可以俯瞰，站在晨钟暮鼓台上，向下瞭望，一清二楚。村中大大小小星罗棋布般的水坑，簇拥着这只蛤蟆，在阳光或月辉的映照下，蛤蟆仿佛在游动。略偏西北西南的西官井、南官井，井水雪亮，仿佛两只明亮的圆眼睛。只有后来从省城高官归隐到村庄，做了教书先生的赵没牙校长审视良久，频频点首，说：“哪里是蛤蟆，分明是一只大青蛙。”辇官四爷也附和道：“原本是蛤蟆，近年变了青蛙。”村子里潮湿，水坑多，青蛙多，蛤蟆也多，夏天的傍晚，蛙声一片，倒是事实。连周边村落的人也说：“吴家洼，吃蛤蟆。”事实上，不仅蛤蟆没人吃，就是天津人称为田鸡的青蛙，除了小孩子偶尔烧着吃，从来没有人吃，大人们看见孩子吃，总要上前制止：“吃不得。”
村东北神水堂有神性时，里边游着碗大的青蛙，肥硕的身子，比一只褪光毛的沙鸡（俗称半子）还要大，也没听说有谁吃过。就连住在南沟古窑里，炒着吃人心的土匪头子包文正，也没有捕捉过一只大青蛙，炒着吃，更不要说一向虔诚念佛敬神的村民了。
稍为有点美术学基础的人，沿着村中街道转一圈，便会发现，村中几座典型的建筑，所构成的自然图案，真的像一只半卧的蛤蟆。西北边的李家老宅，和一直向北外延到村边的李家后大院，恰像蛤蟆的脑袋，中间土堆高处的小庙，像蛤蟆鼓出的眼睛，风绕着旋转，仿佛哒噜噜地转动着，看着村北偏西的官道。西南的王家大院、袁家大院、东场的齐加围子，很像蛤蟆的腰身，特别是肥硕略宽的屁股。后来又有人发现，正西沟屋西崖上玲珑的三官庙，像神奇的蛤蟆吐呐练功时游离嘴边的明珠，闪闪发光，跳动着。
到我懂事时，蛤蟆的雏形虽在，但已不像人们传说的那么神奇灵动了。像，虽像，加上后来一些建筑，已经变得零乱了，疙疙瘩瘩，像一只灰头土脸的懒蛤蟆。那时，我便怀疑，村庄的造型，是一只蛤蟆，到底是设计建造时灵感的再现，还是一个偶然，包括附着在身上的传说。因为，我见到的辇官四爷，已经是一个驼背的老头子，戴着紫毡帽，留着山羊胡子，除了那副村中少有的水晶眼镜，和文皱皱的谈吐，实在和村中的其他老汉没有多少区别，他的所谓传人大印子，小眼溜圆，瞪着时，倒有几分像蛤蟆眼。我甚至情愿相信，有关造型的传说，和几十里外大同古城的凤凰传说一样，是后人的附会。起码，我不相信，我们村的风水，尤其是风水先生，比其它村的会高明到哪里去。
或许，真的不过是一个巧合，像许多自然界神奇的造型，并没有什么寓意，是自然的神工鬼斧，却使人浮想联翩。
但村庄的格局是存在的，先人们，尤其是几家大院的先人们，选择建筑住宅时，肯定请过有名的风水先生，精心地设计过。村庄虽姓吴，但所留存的格局物事，没有一件属于姓吴的，那怕一口老井，一座小庙。村庄的格局，就整体而言，并不紧奏，也不松散。不像一些有名的庄子、堡子，有高大完整如城墙一样的堡墙，有比城门略低矮的堡门。吴家洼只是由几家大院组成的，西北边，几乎全是李姓家族的院落。最精致、最古老的是李家老宅，古砖古瓦，四四方方的青石条底座，大门两侧有上马石、拴马桩，雕刻镂空，相当讲究。紧挨着的是小南院，又叫别院，气派虽不及老院，却更加精巧玲珑。马路对面也是李家的几座小院，连在一起，院中有院，和老宅相比，不仅建筑年代明显靠后，就是规模也小多了。门，是半大不小的漆木门；房，是普通的瓦房，包边角的砖墙，我们这儿叫后背硬，主体墙是由泥基垒成的，不过包了一圈蓝砖。再往西北角是由七八家院子组成的，高高低低，依地势而建，外围有高高的土墙圈着，边角也包着砖。除了北面，西南、东南、偏东北都有一座大门楼，是里外安插关能上锁的漆木大门。里面坡上坡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院子，各家有各家的街门，大小不一，统称李家后大院。到我记事时，门墙还在，门楼破败，大门已不见踪影了，东南角的大门框还在，歪歪扭扭，顶着木柱。有一家大院，正房下房齐全，分住着李姓众人，还杂居着两三家齐姓的人家，是土改时分给无房的长工的。院子连街门都没有了，豁口处挡着一道栅栏。
村子东南面，包括街心，李家老宅的背后，是王家大院，这王家和我们单门小户的王并不同宗，五百年前也不是一家。斜对面，直到村南官井边，是王家的另一处大宅，人丁兴旺，全按家谱排序，一直上溯到名门旺族，不过，估计是发家后攀龙附凤认祖归宗的。西南角一片，是几座相连在一起，不大不小，且并不张扬的瓦房院，合称袁家大院。
东南一角，较为平展，最早大概是各家大户的场面，叫东场，有高高的土墙围着。后来被强悍的齐家先祖占了，盖了一些普通的院落，包括后来所谓的富裕人家，也不过是包角贴面的后背硬砖瓦房。即便不是专业泥瓦工，一眼便可以看出，是由原来的土皮房扩建修改的，贴了砖，盖了瓦，到底有些土头土脑。村街心一片，是村里活动中心，平展，空旷，自古如此，没有什么争议，有最早的村公所，后来的大队部，还有戏台、大庙、店铺、缸坊，及后来拆掉大庙改建的学校，全分布在这一片。
村庄的主体部分，被李、王、袁、齐四家大姓分割了，各居一方。其它各姓，即便不是单门小户，也像蛤蟆身上的点点，在四大家族的空隙地皮上，或高或低，依形就势，盖着几间草屋，或掏几眼土窑，独门小院，祖祖辈辈居住着，靠着在几家大户脚下讨生活。
我们家，包括我爷爷和三爷爷所居的老屋，就被夹在李家老宅和李家后大院间，窄逼的一条条，细面条似地。最初是三间草皮屋，到我爷爷手里，又买下了李家穷当家老万有的五眼土窑泊，紧挨老院，比老院略低尺半多的一座院落，西临大坡，落差更大，夹一道斜坡的高台上是另一家人家了，也是李家的穷当家。老院和新窑只隔一堵矮墙，原来的称上板院，新买的习惯上叫西院，靠耳窑南有一道小门。按理应该叫下板院，但一直没有人这样叫。
我家祖先也姓王，但和村中的大户王家是毫不相干的，是另一枝王，习惯了单门小户，从来没有过攀附的意思。但又和八九十年前，逃旱灾，担着一双儿女流落到我们村，已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半步，免强求王家认了宗，给王家大户做了长工的阳高王官屯王家，又不一样，他们是明显的外来户。而我的祖先，并不比王家大院的祖上来的迟，只是机缘凑巧，一直单传，或近乎单传，家族始终没有发展起来，单门小户，与世无争，勉强度日。
村中的街道，从南到北，横亘通透的只有三条，中间一条是南北街的分界线，最宽，最长，也最有人气。另两条一条是南街，一条是北街，人口稀少，稍空旷一些。我家祖屋，就在北街的西头，再往西就是沟屋西和西口外了。贯穿南北街的大路只有一条，是进村出村的唯一正口，称为官道，至于羊肠小道，七拐八弯，那就多了去。其它穿插大街上的就是小巷子了，像小南巷、刘家巷，以及我们院子旁通往后大院东门的邓家巷。像村名中的吴字一样，小巷命名的邓家，早已无影无踪了，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往西十里的陈庄邓家倒还是大户，却不知道和我村邓家巷有没有关系。村中的巷子，有通透的，但也有死巷，特别是由西往东的，甚至往北的，有许多死胡同，先时看不出，走着，走着，就没路了，顶到了人家的院落，或围墙。在过去，战乱年代，村里人叫反兵，巷子虽不通，但全村的房屋街巷上空有天桥搭着，四通八达，几乎能到达村中的每一个角落，最后像地道口一样，通到了南沟，顺着南沟逃到河边，一过桑干河就算安全了，无论军队还是土匪，轻易不敢过河。说是天桥，不过是在巷子两边的墙上，架着两根椽，靠得很近，胆大的能跑着过去，颤颤悠悠，胆小的手脚并用，慢慢地爬过去，惊出一身白毛汗。而许多院子里都有地道翻口，村中的地道几乎家家相通，主道直通村南沟里，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上天桥的。
大大小小的庙，修建于不同的年月，大多是村中的富户捐的，也有公摊的，几乎遍布村中的每一个角落，高高的土岗上，或者说大丘上，盖着独庙，或小寺院，只有村西崖头上，有一座带院落的三官庙，还算巍峨。土改时，外地来的工作干部，感慨道，走了那么多地方，数这村里庙多，一定是个肥地方。的确，往东到东沟，原先都是村上的土地；往西、往北，到很远的地方，包括树行、荒滩，直到另一座村庄，几里内的土地都属吴家洼所有；往南是河湾，果园、河滩，从西往东很长一段，约二里半多属吴家洼几家大户共有。地广土沃，想不肥都难，在方圆百里，一直有“粮窝”的美称。
村西北角，李家老宅不远处，仅一箭之地，是村里最古老的官井，叫西官井，和村庄同龄，或者还要早。圆圆的、厚厚的井圈是青石的，磨得溜光，比常见的青石颜色要深几倍，内圈是一道道半圆型手指粗的井绳印，一看就知日久年深了。就连紧挨水井的，座北朝南大小两个石水槽，凿痕几乎磨平了，也有了年份。小的，是饮牛马驴骡子的，大的略低，饮羊用。西官井往西，是一道浅浅的沟，村里人一直叫西羊道，中间是潮湿阴出白碱的羊道，两边土塄上是斜坡地，巴掌一样。西官井自古没有安辘栌，用不着，雨水勤的年份，弯下腰拿瓢都能盛水，就是旱年，水头也有两丈多高，用挑水担杖勾着水桶，就能拔水。
南街有一口官井，街心戏台后有一口，都装着木辘栌，长长的摇把，拴着拔水的巴斗，起先是柳条的，后来换了胶皮的，女人孩子，两个人才摇得动，吱吱扭扭，好长时间摇上来，已是半桶水了。不同的是，街心的井上有井房，风不吹，雨不淋，冬天井台上也很少结冰。南街是敞开的，亮堂，不过隔几年要请木匠换回辘栌，风吹雨淋日晒，辘栌头裂开了，一搅水，咯吱咯吱地响，抹上黄腻的机油就好些了。
剩下的就是几家大户人家后菜园或缸坊的私井了，统共没己眼，有装辘栌的，也有用悠杆压水的，仅供自家用。
村庄起伏在高高低低的洼子里，像一只卧着的大蛤蟆，隐现在郁郁葱葱的树木里，远看很小，近瞧总有几顷大。
村庄只是聚居的地方，村外才是赖以生存的土地。土地上是庄稼生长的田野，田野的尽头自然又是村庄，别的村庄。
在几十里方圆，像吴家洼这样被本村田地环抱的村庄并不多，大多和别村的土地直接接壤。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老祖宗卓越的眼光，善于择地而居；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我们老祖先是最早从大槐树下迁移流落住脚在这个地方，才得天独厚，占据了大片土地，其它村庄的人则晚来一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事实上的确是这样，靠河边的几个村庄，见缝插针，挤进来一般，相当小，往东的道西湾、黑石崖，不过十几户人家，散居在很小的一片坡崖上，人口稀少，自给自足，自然没有精力，也没有必要占据那么多土地。我们的祖先到来后，是成群结队来的，就毫无顾忌地四处开垦荒地，往西直到沟西，往北到了古峰下，往东直达东沟，往南到了河边才止步。后来，道西湾河滩地及半坡上的村庄被淹，这才想到村北坡上大片的土地，一点一点地蚕食，起始我们村人并不在意，直到大量侵占，警觉起来时，和我们村庄因地界已纷争不断了，以至愈演愈烈，直到对簿公堂。这种情况，和西边逐步发展起来的南坡村一样，因土地归属发生的争执，不断地升级，公堂上胜胜败败，经常反复，直到后来人民公社大一统，靠行政手段，才算最后划定。相对而言，西南角老村子坡下的梁庄，纷争就少一些。那是一个小村庄，几乎由一个尚姓大家族组成，虽有贫富差别，毕竟相差无几，村里村外相安无事，也没有力量和心神关注觊觎自己村庄以外更多的土地，守着最初的家园，小打小闹，温饱有余就知足了。况且，直到他们村边的土地，也是我们村的，原本属于老村庄的地，祖祖辈辈沿袭下来，并没有多少争议。往北余家坟的田野，直达东西紫峰的土峰下，有几针长，间苗一天打不了个来回。那两个村子，北边有大片的田地、树行，直通到一片火山丘密布的低洼的坪地，一片叫西坪，一片叫东坪，中间稍高的叫中高庄。东、西紫峰往西朝东，尚有大片空闲的土地，好多还荒凉着，根本用不着和上方的大村子争斗，多少年来，一直相安无事，互通婚姻，相处颇为友善。
最肥沃的土地，其实不是余家坟，虽然余家坟旱涝保收，而是又窄又长的河湾滩地。河滩於积的泥土，滋润、肥沃，无论种什么，只要山洪暴发河水暴溢时不被淹没，几乎年年大丰收，亩产量高的出奇。何况，还有半坡上下一望无际的果园，种植着杏树、李子树、苹果树、梨树、葡萄树等，是谷黍外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比村庄种植的油料还要赚钱，河湾滩地历来有软黄金之称。隔岸遥望的村庄虽多，也只是遥望而已，河道将湿地自然隔开了，互不相干。和不远处下游的道西湾，最初就是由河滩地界引起纷争的，后来才漫延到崖北上的土地。而村中几家大户的恩恩怨怨，也是由河湾的所属权引发的，从最初的几家公有，到不断倾轧，试图独占，愈演愈烈。譬如有名的袁家李家之争，有清末民国版，究竟上演了几百年，谁也无法说清了，毕竟没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最早有碑为证，后来碑也流失了。村子里，一直流传着两家文争武斗的故事，直到河湾归公，这种争斗才淡了下来。到包产到户，归还没收财物，这纷争重新燃起。
村庄东边，直到东沟，有大片的土地，正东平坦的田地，后来被政府无偿行政划拔给道西湾，建了新村，将田地隔断了。到东沟那边锄田、收割，道西湾是必经之地，常常因借路引发争执，村民不客气地说，你们蛋大个鸟村庄，再早还是李家的地呢。再往远隔道沟就是瓜园了，沟沿上有几片相对平展的土地，散落着几个大大小小的村庄。沟里泉眼很多，溪水不断，常年潺潺流淌着，清澈见底，河床上是细小的卵石、柳叶一样的七彩小鱼。沟坡平缓而上，很少悬崖，是一片一片的条形地，潮湿，肥沃，种植着其它村庄没有的苇子，收割晒干后，劈开条子，编苇席铺炕，虽不如来路的白洋淀苇席，但相对来说，占尽地利，相当便宜，村里一般人家都用瓜园产的苇席，席码小一些，也粗糙。
村子里的高级小学，及后来的中学校，都是四八年后发展起来的，改造村中大庙，成了学校。之前只有两家私塾坊，一家是大户王家的，就在王家大院里，不收外姓子弟；另一家在东场，除服务李、齐、袁几家大户外，可谓有教无类，只要交几斗米的束薪，谁家的孩子都可以送去，随到随学。孩子们因家境不一，大多家庭都是按季节送孩子上学的，春秋忙时，帮家里下地做活，冬闲时，去上学，不过认个大头小眼，先生是村北头的李秀才，相当古板认真。
村庄离县城远，在六十多里外的大同古城东街，至今人们还将那一片叫县角。除了少数人家的子弟，就是一般稍为殷实的人家，也没有那么多银子，远天十地地送孩子到城里洋学堂读书。私塾坊念两年，有出息的，就送到十四、五里外一个叫千千村的地方，那儿有一所法国人办的教堂，教堂有一所完小，叫千千村教会小学堂。村人一直传说，教堂里那位和善的牧师，就是后来做到法国总统蓬皮杜的祖父，蓬皮杜专门访问过云冈石窟的大佛。村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那儿走出的，有的回村务农，兼做了乡村会计等文职，有的却走的更远，到了六十里外的古城谋生，或走西口到了包头、呼市，定居了。
到千千村小学堂，穿过藤家沟村，必经一条深沟，叫杜庄沟，沟又深又宽，发山水时只能在沟沿上等待，大水过完，人才能过。沟沿的东边，是一个不大不小，和我们村差不多的村庄，叫陈庄，后来最早建立东方红合作社，名重一时，带头人受到共和国领袖的接见，村庄顺理成章地做了公社乡镇所在地，成了周边村落文化政治的中心，这让一向以中心自居的吴家洼人不能服气，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暗暗地较着劲。在过去，以及后来，陈庄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村庄，后来撤乡并镇后，很快就被忽略了，包括曾经的辉煌。在周边村落人们的眼里，也一直将陈庄、吴家洼两个村子都看作是乡镇的中心，甚至觉得陈庄有些名不副实，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足以和吴家洼抗衡。民国时期，日本人手里，陈庄和吴家洼及周边村子，均隶属于千千村往北的一个村庄，叫大坊城，乡公所设在那里，吴家洼的一个外乡人曾任伪乡长。当地有句民谣，大坊城不大，小坊城不小，大概是靠近公路的缘故，才成为乡公所住地的吧。大小坊城，原本是一个村子，后来发展不均衡，成了一大一小两个几乎相连的村庄，叫坊城，大概是早年的事情了，到我记事时，除了一根高高的石旗杆，已没有一点和坊及城有关的痕迹了。
世事变化如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十几里外的小村子西坪，名不见经传，有一天会做了县址，成了县城。而曾经很有些小名气，被称为二延安的吴家洼，始终是一个小村庄。西坪周边，远近是大大小小圆不溜球黑灰的火山丘，碗一样倒扣着，往北是火山丘上的昊天寺，千百年来，建建毁毁，屡毁屡建，佛道僧尼轮流坐庄；往东是干山梁，只有朝西开阔些，也被驼坊沟横亘截断了。锅底壳般的西坪，在很早以前，村里人却是看不起的，也的确不大起眼。
桑干河南岸，隔河相望，大山下村落虽多，因为十里不同天，河水一隔，连地也不同了，风俗便迥异起来。除了有姻亲的人家，几乎很少有来往，叫河那边的人大河南人，背地里就直呼山汉了。
村庄的风格
村庄的风格，是有共同之处。这只是笼统的远观，一旦深入，就不难发现，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风格。风格的形成，不是三天两日的，是上百年，乃至上千年或更悠久的积淀，包含着地域因素、人文因素，自然也有长久以来发展中所形成的特色，共同组成了村庄的风格。
村庄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就是村民的个姓，共同的性格，对内、对外、对事物整个言行，所表现出的一种姿态。吴家洼人，所有吴家洼人个性中的共性，这种个性的放大、传播、积淀，就形成了吴家洼这个村庄的风格，不是自封的，是公认的。
简单言之，吴家洼的风格，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就像村居的分布，首先，第一感觉就是分散，明显切割成几大块，并不规则。河崖上的旧村已经荡然无存，也无遗迹可考，但依据南梁的地形猜度，最大的特征，恐怕还是松散，比坡下低洼处的新村更松散。这自然是由村庄居民姓氏庞杂决定的，地势的高低凹凸，为这种庞杂的各自划地为牢的居住提供了松散的条件。大户人家，实力雄厚，占据较大的平坦之处安居；单门小户，势单力薄，自然选择了沟头沿脑凸起的地方，房子矮，院子小，三扁四不圆，几户人家，依地势的高低，起起落落地居住着。而后来迟到的小户人家，村中心已无适宜的宅基地可选，只好将屋子盖在村边，甚至村外，像我家坡下的沟屋西，以及更往西到了西杏园的西口外。这种七零八落的松散结构，在吴家洼尤为突出。村中低洼处的小水坑，将高处的院落自然隔开。倘若能在高空俯瞰，更像散落的石块，大大小小，高高低低，零落着。
松散的结构，决定了村庄的格局，不会是整体性的堡墙，而是大大小小的围子。庞大的家族是大围子，小的户家，是单门独院，也有几家合成一个小围子。除了李家老宅、王家大院，是清一色的砖围子，其它的大多是土围子，最多像李家后大院，头上包着砖，中间，甚至根基都是夯的土板墙。紧挨村中心大庙，东西两边的樊家、刘家，是纯粹的土围子，靠着庙院的围子又高又厚，和有些村庄的堡墙差不多，上边能推着小平车轻松走过。老人们说，那围子下半截是天然的，只有上边是续接的土板墙，为了上下均匀，不至于被打风吹倒，上边也随形加宽了，厚实的像土窑的腰腿子，年轻人喜欢坐在上面看大戏。不过，日久年深，接痕已经看不出来了。如我们家一样的单门小户，虽无另外的围子，但石头泥基砌起的院墙，将兄弟几人的房子紧紧围着，也和围子差不多。
这种多姓氏的杂居，从外表看，是松散的，围子多，各自为阵。但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其它村落所缺少的包容性。离我们村一箭之地的道西湾，姓氏单一，几乎都是贺家人，内里无论争斗的如何激烈，但却相当排外，容不下外来人口的迁入，就是过路的外村人，一旦和村民发生争执，全村人都会上来围攻。有一门张姓，也是后来投亲靠友从江苏来的，很受排挤，多少代后，尽管家里出了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在部队上做官，虽不受欺了，但贺家人还叫他们外乡人，村中大小事没有说话的份儿，村中的权力始终掌握在贺姓手中。我们吴家洼却不同，几乎每年都有投亲靠友来的，得到大家的帮助，很快就融入各自的围子里。最鼎盛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从外边随女儿嫁人迁移来的人家，竟成了气候，在后场半坡上盖起两排院落，人称广灵街、浑源街。就算外来过路的货郎，流浪的乞丐，一旦与村人发生争执，大多数人会主持公道的，且往往有偏向外来者的倾向，总是先责备自己人，并说些公道话，让外边的人感到友善，不欺生。村民的包容性，已成了村庄的主要风格。
大概由于村庄人员组成的庞杂，又形成了村庄另一个突出的风格，那就是相互攀比，也就是村里人说的显摆。大户人家自不必说，本来就爱面子，好显摆，李家盖了奶奶庙，王家赶快盖个五道庙，且规模要高过李家，袁家也不示弱，就出大价钱，请名工匠，建了文庙。村中的庙，愈来愈多，几乎遍布角角落落了，这就是攀比的结果。大戏台，是王家出钱修缮的，其它大户人家争相出钱请名班名角唱大戏，唱了一冬天，直到腊月底还没有唱完，过了大年，从正月十三直唱到二月二龙台头，才算告一段落，开始忙农事了。就是小户人家，娶媳聘女，红白喜事，也爱显摆，鼓匠班子吹吹打打，老八大碗席面，一家比一家气派。平日舍不得烧炭，黄毛柴树枝，可过大年初夕夜里，旺火一家比一家大，麻炮一家比一家响亮。就是孩子们也爱显摆，比新衣，比压岁钱，没的可比的，甚至比力气大，虎手扳腕，从不服输。这种显摆，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
外村的人，一提到吴家洼人，就说，那地方人讲究着呢，不过，好打交道，不欺生，不排外，公道着呢。自然，这种个性特征，也成了最主要的村风民俗，流传至今。
饮食文化篇
民以食为天，是一句古话，村里人都说。看似简单，却包含着很深的村庄哲学。
从最初的村庄选址，安居乐业，到村民一代代、一辈辈终其一生的劳作，无不和食有关。靠天吃饭，靠田吃饭，对天地向来敬畏有加，不仅仅是远古居民的情感观念，就是我记忆中的村庄，也是这样，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为最简单的温饱而忙碌着、奋争着。
我的祖先，不远千万里从洪洞来到这里，停住下来，安居乐业，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上了这儿空旷、肥沃而荒凉的土地，他们看到了遥远而真切的美景，并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很快就会解决温饱问题，像从前一样，有吃有喝，日子会红火起来。村中各姓的先祖，究竟来至何方，更准确的地方，洪洞大槐树不过是遣散前最后的集合地，大多已不可考。原有的饮食习惯，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已经消失殆尽，或者说已被完全同化了，成了地地道道的吴家洼人，饮食习惯完完全全是当地人的习惯。
尽管十里不同天，但方圆百十里内，甚至包括桑干河南畔的人家，饮食习惯基本相同，稍有区别，也是大同小异。再远，譬如隔了大山的村庄，就不尽相同了，又一路乡俗了。这大概是由黄土高原大致一样的地域、气候所造成的。从我记事起，或者更遥远一些，甚至可以断定，千百年来，从一开始形成基本的框架后，并没有多少变化。不是不想变，而是变不了，曾经作过试验，如种花生、种水稻，不出三两年，主动放弃了，又退回原先的地步，外来的难以适应。主要农作物一直相当简单，就那么几样，谷子、黍子、高梁、山药蛋，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玉米，其它豆类小杂粮，只是一个点缀。至于后来不顾生态，随意乱种经济作物，破坏了生态平衡，那是后话了。
曾几何时，走在塞北的田野上，满目所触，高的是高梁，细细的杆儿，大大的穗子，有红高梁、白高梁；低的是谷黍，弯弯的绳头一样的谷穗，絮状的黍穗，风吹浪起，是一望无际的谷黍田野。偶尔，有一片飘着油菜花香，开着黄花的油菜地，开着碎小蓝花花的胡麻地。在谷黍地的中间，是一片一片的山药地，稀稀拉拉的山药蔓，黑绿的叶，小白的花朵，而苗下一串串的山药蛋，却埋在土里，是深秋时最后收拾的农作物。
简单或单一的农作物，注定农村人的饮食也极其简单，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除了时头八节改善一下，平日基本上是老三样，早起小米稠粥调山药丝，中午糕泡烩山药蛋白菜，偶尔加豆腐片烩，有黑糕、黄糕、黍子糕，晚上稀粥或糊糊煮山药蛋。按理山药蛋是副食，作菜吃，但在乡村，却成了主食，既当菜又当饭，也是孩子的零食，烧山药蛋、烤山药片、焖山药蛋，焖熟的吃不了，嗮干后，干山药蛋又脆又绵，远比现在的膨化食品原味地道。
大人小孩，最不喜欢吃红高梁，不论蒸糕吃，还是蒸窝头吃，村里人将窝头叫紫绒毡帽，越嚼越腻，难以下咽。就是酿酒，也有一股辣嗓子味。但没有办法，祖辈留下的品种，产量高，经久耐吃。后来大部分缴了公粮，酿了酒，高梁酒的辣劲很受乡人的喜欢，关键是便宜，村里人喜欢说，啥酒不是醉人，晕乎乎就好。还有就是后来大面积种植的玉米，煮玉米棒，尝个鲜还行，每天玉米面窝窝、糊糊，黄登登的，看见就心烦。即便发酵后，蒸发糕吃，虽柔软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夏天，我妈给玉米面里加点山药粉，摊玉米面凉粉吃，滑溜凉爽，相对要好一些。
风调雨顺，没有灾荒，老三样吃食延续着。旱涝灾荒，或是早霜早冻、风灾蝗祸，收成差的年份，老三样也断顿了，人们挖野菜吃，喝榆树皮糊糊，吃田鼠肉，勉强度过春荒，饿得面黄肌瘦，有患浮肿病的，以待来年。不过，灾荒常有，也就是村里人说的十年九灾，但真正颗粒无收的年份却极少，就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也不过减两份收成，不至于饿肚子。
村人最盼过节，尤其是孩子们。时头八节，饮食必有改善，最次也吃顿黄糕，粉条烩豆腐。有的人家，人口多，舍不得，就吃带黍皮的糕，叫黍子糕，村人又叫细水糕。家境富裕的人家，会杀只蘸过的肥鸡，做个大粉盘，烩个沾锅菜，吃娶媳妇娉女时最上讲究的油炸糕。油炸糕，一直是村里最上讲究待客的美食，不仅我们村这样，恐怕这是整个塞北的风俗，一般人家，只有大年初一吃一顿，是祖辈留下的乡俗。
平日过光境，细水长流，虽舍不得，过大年时，不过日子了一样，家家户户，尽其所有，在饮食上相当讲究。村人常说，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一天穷，一年穷。从进入腊月就忙开了，有严格的日程安排，蒸馍、捞饭、压粉条、炸果子、炸油豆腐，少数人家，还要烧肉、炸丸子，等年三十和初一摆席面呢。
村里不种麦子，有小商贩来换白面，后来虽种一点点，产量一直不高，碾出的是黑白面，蒸出的馍馍又黑又粗，麦香味特重，沙沙的，村里人叫麸子馍馍。白面是用黄米面换来的，三俩斤换一斤面，不合算，除了过大年换几斤，平日里谁也舍不得。一般社员，没钱，也没人，走后门到粮站买白面。大多数人家，没有白面馍馍吃，只是大年三十包顿水饺吃，白面里还要参黄米面呢，很粘牙。就这村里人也知足了，说，亲不过老嫂，好吃不过水饺。
村里人祖辈讲究，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每天的饮食是固定的，像三十的饺子，初一的油糕，初三的面，初四初五黄糕泡肉，初五晚上吃顿香喷喷的汆饭，里边有捞饭团、豆腐、粉条、海带丝等，三打一个搅，煮一锅，喝得汗爬流水，年就算过完了。村里人将这天叫破五，到初六一早，许多人家连祖祖爷都送走了，其它人自不必说，该干么干么去。有的孩子，平时吃不上，大年三十早饭稠粥凉拌豆芽，一顿就吃饱了，肚涨得直哭，老人们就笑话，胎穷命穷，大年三十肚子疼。
村里人的穿戴服饰，特简单，说老虎下山一张皮，未免有些夸张。但大多数时候，是些换季衣服，拆洗一遍，去去汗气，倒是实情。春秋夹袄，夏单衫，冬天相对要多些，绵袄绵裤绵鞋，有的人还有大皮袄、兔皮帽、毡帽等，但换来换去，也没有多少衣饰可换。女人们有一两块线头巾包头，戴个祖传的银耳环玉戒子，就算很讲究了。男人们很少有装饰品，夏日里，光秃秃的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也是为了吸汗。戴手表、太阳镜，那是后来的事了。再早，春天，戴个有黑边罩的玻璃风镜，完全是为了出地挡风沙。
红白喜事，是村里人饮食文化的最高点了。请鼓匠班子吹吹打打，响大麻炮放花，换新衣服，自不必说。最讲究的还是吃食，村里人叫摆席。富裕的人家，是传统的老八大碗，除了必须有的烧猪肉面、炸丸子两道门面菜，其它就可根据自身实力及季节等因素搭配了，像爬羊肉条、爬牛肉条、黄焖鸡块、红烧肘子等，还有四个凉碟，外加一个绿豆芽大粉盘。穷人家，只有四个赤屁股碗了，丸子是粉蒸丸子，烧猪肉面子免了，是油炸豆腐海带片，最多有碗炖三角肉，那就算有门面了。席面，一般人做不来，村子里只有段家兄弟是祖传艺，做得好，有滋有味，一进村，就闻得见席面味。比较而言，李家也有厨子，那就差远了，厨房虽也在院里帆布蓬里，不走近小巷，席味是闻不见的，村里人都说：“至盛的席面，没味。”
至于乡村文化，那就简单多了，八个字就可全部概括：看戏、听房、道古、耍牌。最常见、最普遍的无非是串门子，唠家常。常户完了，唱几天大戏，正月十五闹元宵，就算乡村文化的两次高峰了。其余数得上的就是腊月写对联，年前年后打扑克、玩纸牌了。豪气不过的是男人们偷偷玩的压独红赌博，若大的村子里也只有赌爷等少数几个人玩得起、玩得来，常常是和外村人躲到东沟崖洞里玩。村子里有闲书的人家数得上，读闲书的人更聊聊无几。最多傍晚乘凉时，听村中的先生说几段西游，讲几回水浒。至于会下棋的，只有六懒汉爷了，有一盒小象棋。有广播、电影，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的事了。
乡村文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时期，进入最巅峰时期，几年后，随着知青返城，高考恢复，乡村开始衰落，乡村文化也衰落了。
起源的条件
水，是生命之源。
往大说，无论是古代的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明，还是长江黄河流域文明，都是人类的母亲河。从小处看，每一个村庄最初的起源，几乎都有一条依傍的母亲河。这些潺缓流淌不息的河流，滋养、哺育了一个又一个村庄，延续着乡村的命脉，形成独特的山水人文，是当之无愧的母亲河。倘若从空中俯瞰，这些分布合理的村庄，真的很像系在母亲脐带上的幼婴，又像吸食母猪乳汁的猪崽，样子十分可爱。
我的村庄，就像吊在金练子桑干河上的一颗珍珠。
桑干河从村南穿过，由西往东，滚滚奔流。这是一条不大不小的季节河，百十年前，河面宽敞，岸柳合抱，风景如画，水墨画。就是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桑干河水也是流淌不息，说是季节河，却从未出现过断流的现象，不过是夏季水多一些，冬季水少些，河面冻结后，从北到南，有二里半多，划着冰车，十几分钟就能遛到对岸，许多童年的玩伴，就是这样到姥姥家玩耍的，一天里打几个来回，乐此不疲。
倘若没有著名作家丁玲写下《太阳照在桑干河》的名著，桑干河虽在，的确无名。尽管，明熙宗曾御驾桑干河畔，看桑干烟雨，清六大人李殿林故居紧挨河畔，栽有二度梅的颐养居就建在河岸边不远处，站在门前坡上，就看得见河水在铁索桥下流淌。还有一些文人骚客，写下许多歌唱赞美桑干河的诗词。但这一切，早已淹隐在浩翰的历史长河中了，借用沧海一粟来描述，并不为过。但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几乎影响了几代人，至今还流传着，使名不见经传的桑干河，包括河边的小村落暖水屯，也有名起来。书中描写的河畔果园，离我们村庄不过四五十里地，在河下游，但那风情景致、乡土人物，和我们村庄一般无二，只是村名不同罢了。
桑干河的确是一条小河，虽然，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特别大，也很壮观。后来，我有幸见识过桑干河的源头，朔州洪涛山，河水就是从这里山谷流出，汇聚成河的。至今我都想不明白，这稀松平常的溪水，是如何汇聚成奔涌的河流，途经几个县区，几百里土地，到达我们村庄时，竟汹涌澎湃起来。尤其是夏季，雨水勤的年份，山洪暴发，河水四溢，酿成了水灾。离我们村不足二里地的道西湾旧村，就是忍受不住河水的屡屡侵犯，被迫移居的。我们最初的村庄，虽不是因水患搬迁的，但肯定也是忍受不了季风吹来的河腥味，才决定北移的，躲进洼子里。大多时候，桑干河是平静的，哗哗啦啦，舒缓匀速地流淌着。河水漫溢过的河滩，淤积着肥沃的澄泥腐殖土，是营养丰富的土地，也是村庄最肥沃的良田，产量是村北平川上田地的五倍，就是村北上千亩的良田余家坟，和河湾滩地相比，所差何止几成。更不要说坡湾上的果园，杏李果子熟透的季节，担挑，车拉，吃都吃不完。光收杏核的小商贩，哪一天不来三五趟，担着沉甸甸的筐子，笑咪咪地走了。
坐在南梁上，望着眼前的桑干河，河南岸村庄隐现在果木绿荫里，炊烟袅袅，我不止一次想到，倘若没有这条河流，我的祖先会不会在这儿伫步，能不能安居乐业，真的很难说。看见这滚滚流淌的河水，跳跃不息的鱼虾，闪闪烁烁的光斑，飞翔鸣叫的水鸟，心，便亮堂起来。那时，从来就没有想过，有那么一天，河流会干涸。真的没有。
土地，是农民的衣食父母。
没有土地，就没有了村庄，更不会有村庄里的庄稼人。
我们的祖先，千里迢迢迁移而来，吸引他们目光的不仅仅是河流，使他们坚决伫步的，最根本的还是广阔的土地。
完全可以想象，这儿的土地，最初都是荒芜的，野草孽生，树木丛生，獾兔狐狼到处出没。或者说，只有几户土著居民，耕种着窑洞旁边巴掌大的土地，收几担粮，勉强度日而已。养活的几只山羊，常常被狼叼去，瘦骨伶仃的羊，可怜兮兮地，成了饿狼的美食，其实，在我父亲小时候，狼吃羊，甚至吃小孩的事，还经常发生。
是我们的祖先，落脚在这片土地上，慢慢开垦荒地，培育土地，种植树木庄稼，到最后走出挨打窑，一种靠崖挖的土洞，在平地上取土碹窑、伐木造屋，建筑起庞大的村庄，才使这片沉寂的土地沸腾起来。
村庄的土地是肥沃的，河湾的滩地自不必说，就是河岸崖头上的土地，也和周边村庄的黄土地不一样，黄中发黑，是旱涝保收的二阴地。
村里，村外，洼多，土地易吸收水分，也易保持水分。村里的户家，院子大，几乎家家种菜，除少数大户人家园中有水井，可自由浇灌，小户人家只好靠挖坑积水浇菜了。在菜畦边挖一个坑，二尺多深，过上一夜，第二天坑里的水就会渗满，盛着坑水就能浇菜了。在大旱的年份，田野里也挖敞口井，又叫坑井，挖一个几米宽，两人多深的大坑子，水便渗出，隔上一夜，坑里积聚的水就像水井一样，只是浑浊一些，拔上来点窝浇灌，以解禾田焦渴，播撒的种子就能发芽，只要捉了苗，就有收获，这就是二阴地的妙处。这样的土地，老祖宗叫二阴地，后来一直沿袭下来，很让周边村落的人羡慕，他们村多是风沙地或盐碱地，也因此引来不少内内外外有关土地的不断纷争。
吴家洼的土地，除了村西北一片碱滩，几乎全是沃土，旱涝保收，历来有“粮窝”的美称。像村北有名的余家坟、松花地、善沙地、长针、短针，一眼望去，是平展展的万亩良田，偶有坡梁，并不碍眼，基本上是一望无垠的。尤其在夏季，一眼望不到头的高梁、谷子，红一片，金一片，风吹浪起，稻谷飘香，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余家坟的坟主余家，像村中最早的吴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年代，已经彻底消亡了，或是整体搬迁了，空留其名。像吴家，当初自然是村中的大户，余家也不小，从坟的规模就可以看出，我一直疑心，吴家当年就是举加携雏北移的，在我们村庄再往北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庄，叫吴家窑，吴家窑几乎全是姓吴的，住着土窑泊，村里的老人们也常说，他们的祖先就是桑干河边的南吴家洼人。至于因何搬迁，却忌讳莫深。但从我们整个村庄，及村外田野的坟墓上，已实在寻不见蛛丝马迹了。余家也是一样，名虽在，人早亡，村北的坟园早已荡然无存，成了肥沃的田地了。地中间靠马路的地方，立着一块青石碑，是政府为村中十二烈士立的，碑后是一排溜的坟丘，年道并不久远，是解放初立下的，这十二名村干部，却是因为土地改革而壮烈牺牲的。田地中其它地方，就很少有坟墓了，即便有，日久年深也埋在土下了。况且，这么肥沃的土地，寸土寸金，没有谁舍得在田野中建坟园，大多建在西北角，或东北的荒地。不过，余家坟的田野上有两道土梁，竖卧在路西的田地里，有人说，那就是余家的坟园，后来耕种了。直到有一年，平田整地，取土垫洼，才在梁下挖出一些坟墓，棺材板早已朽烂了，只剩下骨头棒和头发缕，头发丝一见风就吹化了，骨头棒轻飘飘的，干透了，生砖板瓦落在烂骨堆里，品象完整，果然是余家的，村中的老师辩认上边的墨字后，判断是元末明初的死人。
余家坟往东北是长针，地头最长，夏天薅苗子，爬在垄上多半天，不见地头，站起来看，还是灰黄不见头尾的田垄，老人们说，这地有三针多长。就是旁边的短针，给东紫峰割去一半，也比一般的地要长。劳动时，最怕到长针干活，老不见地头，有种劳累感，一直侵袭着，身心不得放松。但有时又愿意到长针割田，一上午只割三垄，伸十几回懒腰，好不容易才到了地头，不由地跳起来，回头望着长长的、望不见头尾的茬垄，射线一样，有一种喜上心头的成就感。
往西北有片地，沙性大，最适宜种瓜，种出的香瓜又沙又香，小的叫灯笼红，大的叫菩萨瓜。种出的西瓜，黑皮红瓤，满瓤瓤沙。这片土地很大，有三五顷大，叫善沙地。后来河湾的果园被淹，西果园荒废，村干部主张在善沙地建新果园，土板墙圈了起来，叫大阔圙，种上了苹果树、梨树，只开公花，不结果，请园艺师来看，也没有办法，慢慢枯死了，善沙地荒芜起来。闲着也是闲着，怪可惜的，就分给各生产队养猪，终久也没有发展起来，真成了一片荒地。
我家祖坟，就在善沙地里，老一辈人都说，属好坟园，占着一道文脉，后代要出文人的。坟地有三分大，长着低矮耐旱的青草，还有一种贴地的香草，开蓝色的碎花，叫碎碎念，孩子们采摘枝叶花朵，嗮干，缝香布袋儿戴。坟台上干硬处，偶尔有宅宅面，开韭菜样的花，烩葫芦、吃面很提味，但老年人不让拔，怕坏了风水。我爷爷说，坟两边窄窄的一溜土地，像刀把子，属我家所有，后来入合作社，才归了公。
往西也有土地，叫白家坟，原本很大，后来和邻村南坡因地界打官司，互不相让，输输赢赢，一部分就荒芜了，黑灰的地皮上，自然生长了杨树，是一种低矮的土杨，长不高，皮老心红，村人叫老汉树，特耐旱。林子属国有的，叫国有林，除了砍些树枝烧火，没有人随便砍树的，怕触犯国法。再说了，那树大多是歪脖子树，疙节蛋，长不粗，没有多大用途。村里人，管这片田野叫野树行子，是狐兔出没的地方。
正西果园旁，有一大片土地，一直种苜蓿，灰茫茫一片，众多野兔、黄鼠跳来窜去，割上整捆的苜蓿，喂牛羊吃，猪也吃。嫩苜蓿芽烩上吃，老花眼会亮一些。
善沙地、余家坟地头再往北，就是碱滩地了，春夏之季，白茫茫一片，像落了霜，几乎寸草不生，碱少的地方，长着一种青草，叶片灰白灰白，像老人的头发，又干又白，又叫白草。边缘地带草上，缠着金黄的无根草，吐着长长的丝丝，到处乱窜，是从旁边谷子地吹来的。村里的老人们，每年夏天扫碱土，在大水缸里坐土碱，碗大的雪白的碱坨子，一放一揽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洗锅刷碗，甚至洗衣裳洗头发，全用自家坐得土碱。后来生产队根治盐碱地，组织精干劳力拉土垫底，第二年种上谷黍，不怎么长，黄毛小辫似地，到了夏天，土地又结板了，生出一摊摊白黄的碱面，最后不得不放弃了改造。这碱地不属于我们村，也不属于邻村西紫峰，是三不管地段。
紧挨村庄的地，大多是洼地，巴掌大小的洼地，很肥沃，又叫脊梁地，比真正的水浇地干燥，又比梁上的地湿润，树叶柴草落在上边，朽烂的快，种上谷黍，几乎年年丰收。这些地，基本上是小户人家的自留地，离的近，易打理。我三爷爷家的自留地，就在坡下沟屋西周围。不过，离村近，黍子多出酶棒，孩子们折着吃。离我家屋子不远的地方，西羊道上有一条儿，我爷爷叫瓦刀地，就是我家的自留地，不种黍子，就种山药蛋，地虽小，产量却高，秋天时，我们几个孩子就收拾了，拿独轮车一趟一趟往回推，是邻居羡慕的宝地。
地界，归属，是多少年形成的，有过纷争，有过易主，但到我记事时，直到包产到户前，基本安定下来，很少有变化了。
说到村庄或人家，村里老人们常常感慨，那儿有风水，那儿没风水了。
风水，神密而古老的风水，一直在乡村流淌着。即使破四旧的年月，易风移俗，也没有间断过，不过是从公开转入了地下，只要不太张扬，村干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心底来说，对风水他们也是深信不疑的。在黄昏或凌晨，有事的人悄悄跑到村南头起辇官四爷窗户下，隔着窗户问个吉日，破土动工、下葬结婚，甚至孩子莫明其妙地受了冲撞，四爷钻在被窝，掐指一算，亲口定下日子，人们才会安心的。
有福之地居有福之人，是辇官四爷挂在嘴边的话，也算给风水下的最通俗也最文雅的定义。说起风水，四爷便认真了，滔滔不绝起来，六十里外的古城，曾为皇都，那自然是风水宝地，紫气环绕，祥云凝聚，不然，凤凰也不会随便落脚，更不会有凤凰城的美称。想当年大明朝德宗皇帝，幸临城中，看上古楼不远处凤临阁的女老板李凤姐，演出一场惊心动魄的游龙戏凤。后来慈禧老佛爷逃进城里，吃了久盛楼的烧麦，又叫凤爬窝，登上古楼，环顾街巷城池，不禁感慨起来，盛赞道：“真乃福城宝地。”直到出了东门外，到了御驾山下的村庄聚乐堡，就是和咱们村同名的北吴家洼不远的地方，圣驾大安，那地方，也有风水，杏林遍地，果香飘溢，自然好风水。
村上的人深信不疑，佩服得五体投地，四爷的先祖是宫中的辇官，专管御驾的事，在皇帝身边呆过，自是见过大世面，况且，上通天文，下博地理，是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四爷说，到他这一辈，已是第九代传人了，因泄露天机太多，受到天遣，绝后了。村里许多人家，想把子弟过继给四爷，好继承四爷的遗钵，几辈子吃穿不愁了，四爷直摇头。后来邻居大印子，在四爷病重的时候，端屎倒尿，据他说，四爷一感动，将全部遗钵亲传给了他，他成了四爷名正言顺的第十代传人，深谙易经之道，之后易学热时，竟开馆授徒，称起易学大师来。
四爷的祖上，老辇官先生，退隐后，随大迁移的人流，一路走来，到了桑干河边的南梁上，多数人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不愿再前行，老辇官也说，这儿风水好，易居。但又说，再往前走几程，到了六棱山下，风水绝佳，隐隐有祥云笼罩。吴家庄再好，也不过占个富字，先天缺火少金，难出贵人。前边山下依山傍水，地势起伏，易藏龙卧虎，风水自然龙旋凤转，虽贫脊些，却是出贵人的地方。多少年后，果然出了尚书六大人等大大小小的达官显贵，应了老辇官先生的铜齿铁口。可那时，走累了的人们，再也不愿多走一步了。
不过，吴家洼的确也算一块风水宝地，最适应乡居，几百年来，人们丰衣足食，温饱有余，虽然少有达官显贵，但也不乏优秀才俊，尤其是村庄普遍的富庶，令临村羡慕不已，都说，吴家洼才有风水呢。
村中水多，水好。大大小小的池塘，遍布村庄，不下十几处，有名的神水塘，持续百年，神奇无比。村西口的官井，水头一般丈八多高，甘甜清冽。站在东西紫峰的驼峰上眺望，水面如镜，波光晃动，天光荡漾，无风似有风，气流回环流淌，绵绵不绝。倘若没有炊烟，村庄整个隐在绿树荫里，隐隐绰绰，犹如一座大果园。仿佛卧着的一只大蛤蟆，仰首呼吸吐呐，水起风生，紫气萦绕，的确是好风水。
多少年来，尽管风水轮流转，有高潮，有低谷，起起落落，但一直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上苍福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庄始终红红火火，长盛不衰。即使著名的六0大灾年，也没有饿死过人，只有一个忍不住饥饿，吃了半碗炒杏核的女人闹死了。直到后来村北修建了宏伟的跃进门，改嫁到村里的赫老人才说，走风漏气，这村的风水恐怕尽矣。
在我的先人到来之前，桑干河畔崖头上的吴家窑人，估计比凤毛还稀少，那时大天鹅常常光顾河崖，孩子们喜欢捡美丽的羽毛玩。几户人家，散居在崖头坡窑上，住在黑洞洞的崖打窑里，艰难地生活着。
后来，我的先人成群结队地经过，停住下来，在更高处的干南梁头筑屋居住，开荒耕种，安居乐业，人口才渐渐多了起来。就是那时，满打满算，加上半坡上的吴家窑人，最多不足百人，甚至更少。
村中原有两大姓，吴、余，是最初的吴家窑人，属土著居民。明初大迁徙中，一下子添了外来的十大姓，李、王、齐、袁、樊、刘、白、段、廉、费，最初各家族的大小，几乎相差无几，但在之后的发展中，由于天资、性格等本身因素的不同，差距愈拉愈大，有的发展成名门旺族，而大多数依然原地踏步，不过维系着最初的香火。至于再后来举家投亲靠友迁移来的人家，张、宋、梁等，却始终人丁稀少，除了张家，几近绝户了。李、袁、齐三大家族，是一个祖宗，后来分门立户，枝蔓愈来愈多。王家虽大，却非一个祖先，有大户王家，单门小户王家，还有后来从临县灾年流落到村中的王官屯王家。像我们家族的王，就属单门小户，几代人了，始终三三两两地存在着，几近单传，主杆虽在，枝蔓随生随断，不过是一直有人延续香火罢了。像我三爷爷，虽属一王，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本质早变了，三爷爷是他妈三岁拖来的油瓶，本姓刘，虽然改姓王，娶妻生子，后来的子子孙孙，虽也延续王姓，但与他们祖爷的王完全是两回事了。
大概直到大清康乾盛世，国泰民安，财富猛长，人口才骤增。尤其是李氏家族的一枝，人丁兴旺起来，干南梁李家院再也容纳不下，周边又人稠地窄，无法拓展，就请辇官先生的后辈儿孙，端着铜罗盘，到村北坡下寻求宜居之地。几经择吉，最后在风水眼上，盖起一座一砖包到底、青石条砌地基的李家大院，就是后来一直称为李家老宅的大院。之后的李家虽有发展，不过是人口的增加，从建筑的巍峨壮丽上，无论是小南院，还是后大院，再也没有超过了老宅。
从人口上来说，那时的确是村庄新移后的一个高峰，虽然迁走或消亡了原有的吴、余两家，但新的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数目，保守地估计，也有200多人，几乎是南梁上旧村的一倍还多。在十里方圆，算得上大村子了，这种人口优势，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消消长长中，始终保持着，甚至领先着。
到民国年间时，虽有局部的战乱，波及到了村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副业的发达，村中的人口又达到第二次高峰，那时，不要说我爷爷奶奶，就是我爹妈都记住了，村子里的人口不觉又增长了一倍，有四百多村民。王家、李家、袁家，还有后来居上硬气起来的齐家，不断地扩建房屋，大院不止一处了。像王家，除了街心的老宅，又有了南大院、东大院。就是我们这样的单门小户，也有了三个分枝，分支下仍在不断蔓延增加，到我爷爷手里，民国初年，就从上板院间半老屋搬出，购买了隔壁村人万有新碹的五眼土窑泊，民国末，进行大改造，窑泊改建成捶灰顶房子了，盖了东西下房，有了自家的碾房，居住条件才有所改善，稍为宽敞起来。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迅速增长，好多家庭多子多孙，有的七狼八虎，少的也是三狼四虎，五虎兄弟，也属平常。老袁家最穷的一枝，有一家生了七个根子，全是男丁。村中的人口一下子窜到八百以上，加上外来的、寄存户的、分口粮的，突破千人大关，成了周边第一大村，连公社所在地的陈庄都没法相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民国后期一样，成了周围村庄文化、政治、商贸的中心。每年秋后张榜分红时，磨房墙及旁边戏台后墙上，大红纸一贴十多张，多一半家庭有分红，最多的有三四百块，让周边分红毛二八分的小村羡慕不已。村中的学校，日渐红火，由原来的完小扩大成中学校，全公社有一半村庄的大孩子，到吴家洼跑校读初中。
吴家洼人，走到哪里，都是成群结队的，没有人敢欺生。
第二章 村庄的兴盛
最初的兴盛
我的村庄吴家洼，最初的兴盛，是在干南梁上，望得见滔滔东去的桑干河，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那时，肯定不叫吴家洼，至于叫吴家窑还是吴家庄，就不得而知了。
村庄究竟如何兴盛，兴盛到什么程度，却成了一个问号。旧村落，像一张纸，被雨水淋浸，成了浆糊，化为泥土，子虚乌有了。曾经的兴盛，漫随无尽的岁月，完完全全消失了，连烟尘也没有留下。
站在干南梁头上，空旷，孤寂，寥远，只有不见源头的风吹着绵绵思绪流过。
我知道，我所追寻的，村庄的历史，早已消隐在村庄的角角落落，看得见，又什么也看不见，读不懂，像无字的天书。不像城市的历史，是有文化特质的，沉淀在纸上，有纸上家园存在着，存在于实体之外。多少代后，纸发黄了，但纸上的历史依然虚拟地辉煌着。而乡村曾有过的辉煌，被破旧残败遮蔽了，或者说，早沉湮在泥土下，消失在流逝的时光里，再也难寻痕迹了。单靠口耳相传，传过几代，走了样子不说，到不了五代，就消失殆尽了。像我们小户人家，辈辈文盲，最多冬闲时上几天私塾，认个大头小眼而已，家谱自然没有，那怕是片言只语的纸条也没有，一直靠一辈辈口耳相传着，简单的名字和辈份，传着传着，就失传了。我爷爷还能想起他爷爷的名字，再往远，就吱吱唔唔，说不上了。到了我们，又缩小了一代，只知道祖爷的名字，叔伯祖爷的就叫不上来，其实，就是祖爷的名字，爷爷说过后，我们早忘记了，那也是借助老祖爷留传下的一张老榆木小方炕桌，桌面底下有墨写的名字，日久年深，虽模糊，但隐约尚可辩认，姓王，名讳德元，大概是请村中阴阳先生起的，颇有易学味道。那墨字，也不是祖爷写的，是借桌子办席面的人家，请总管写的，为方便归还时辩认。即便村里的大户人家，像李家、王家、袁家，后来补写了家谱，也不是很详尽，不过是一张辈份世系表，其它的事，也只是靠口耳相传，并没有多余的文字记载。好多真实的故事，一传再传，传到外人耳里，早成传说了，免不了演义的成分。
所以，要追寻村庄最初的兴盛，尤其是从最具说服力的实物上，或实景实情的描述上，已相当困难。
到我懂事时，爱说话儿的老祖母早已下世，而老祖爷在老祖母过世前的二十多年，就匆匆地离去了，除了那个耐磨难朽的榆木疙瘩炕桌，什么也没有留下。况且，关于最初村庄兴盛的问题，从来没有人感兴趣，问过先人，到我想问时，为时已晚，亲历者早已作古，就是听过的人已七老八十，耳聋眼花，说不上个所以然了，没有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了。
我不止一次问过我爷爷，也问过村中年纪最大、干瘦苍老成柏木猴的鼎爷，他也说不上来，到他记事时，早已住在新村上百年，或者更久远了。戏台边有棵老槐树，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新村初建不久栽下的。鼎爷戴着祖传的金丝框水晶石眼镜，拄着黑红的、不知是什么木料磨成的拐棍，一个人坐在挑了屋顶、裸露着碾盘、碾石立起的边沿上，半躺着嗮太阳，多少年就这样一个姿式，塌陷的眼睛眯缝着，仰视幽深湛蓝的天穹，如烟似雾的过往云朵般飘过，一声不啃。身旁卧着一只大黑猫，也是懒洋洋的，一声不吭。好像始终没有听到我的问话，对我也是视而不见。我知道，鼎爷的思绪，像我一样起伏，却比我更加遥远。
我一次次跑到河湾，在半坡上，探寻童年都没有找到的古窑洞，试图发现吴家窑人的蛛丝马迹，大概倒塌的太久远了，风吹雨淋，连最后的痕迹也早已掩埋在更深的黄土层中，或者已熔入黄土地里，成了黄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蹲在自然倒塌风化的断崖下，挖着干散的沙土，不时有树化石皮掉下，有的还相当完整，还有小河蚌一样的软体动物壳，闪着死光，却没有发现一点砖瓦陶器，那怕是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什么都没有，没有一丝生活过的烟火气息。
干南梁头上，分外荒凉，稀稀拉拉的朽木树桩间，是半死不活的白草，很难觅到一丝绿意。童年时，我们每年在这儿栽树，但成活率几乎没有，即便偶尔活几苗，也是长不高的老汉树，年道一长，树坑又被风沙掩埋了，和原先的土丘没有什么区别，但挖树坑，特别是挖甜草苗时，常常遇到陶片、石板。甜草苗又叫甘草，村里老医生就这样叫，喜欢长在这种干硬的土里，越是干硬的地方，土上苗叶矮小，土下的杆儿却又粗又长，又干又甜，孩子们喜欢挖拇指粗的，或嚼着干截儿下火，或卖给了收中草药的商贩，换毛毛钱到供销社花。挖时，铁锹、挠爪，不时碰到坚硬的东西，叮叮噹噹，声音沉闷，挖出来一看，不是什么宝贝，大多是陶器的碎片，稍微拼接后发现，不过是瓦盆陶罐之类的生活器具，偶尔也有透明度不高青灰的玻璃片，却从没有挖出砖头块，更不要说坚硬的铁器铜器了。有时挖出一些铜钱，粘在一起，已锈成黑铁块一样了，扳都扳不开，从模糊的字迹，大体辩认出来，是宋元时期的。
时过景迁，此时，连这些瓦片碎陶也消失了踪影，荒凉的大土丘，静寂地沉默着。我大喊几声，飞出的声音，四散而去，没有回音，看来，住在沟崖上的山哑哑也死了，或者转移了地方，这儿真的缺少了灵气。儿时，站在梁上一喊，回音荡起，经久不散，有山哑哑学舌。我们的祖先，选择这片干硬的南梁，盖茅屋、碹土窑安居，不仅仅是为了风水，恐怕也是无奈的选择，大概是为了离水近，坡下湾里有流淌的河水，半坡有潺潺不息的泉水。小时候，出地渴了的人们，就低下头，捧着草地泊里泉眼涌出的清水喝，甘甜清洌，比井水还绵软。
但想象的出，村庄最初的兴盛，也是最原始的兴盛，刚刚解决了温饱，开始有了赢余，贫富的差距逐渐拉大。我的祖先，挑着担子，拖儿带女，不远千里，几乎是赤手空拳来到这里，从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经历了最艰难痛苦的岁月，历尽多少个春秋苦夏，到有了自己的家园，安居乐业起来，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子子孙孙很快繁衍起来，甚至有了自己的牛羊、果树，这的确算得上兴盛了。干南梁上，虽寸草不生，但土质相当好，地基夯一会就踏实了，打土板墙，几乎就打就干，碹出的土窑泊儿，风干的快，远比半坡崖上挖的潮湿的挨打窑好的多，不会受大小长虫的侵害。况且，从残存的瓦渣陶片，虽少，却可以断定，有的人家，建得不仅仅是草皮房了，顶上缓铺了平板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有谷黍吃、果子吃，还有又白又长的大鲢鱼，胖乎乎的鲤鱼，这生活，是前所未有的，还有什么不满足。冬闲时，打打猎，狐獾兔鸡多得是，吃了肉，皮子做褥子、缝衣帽；春天剪下的羊毛，这时正好撵线织毛袜、擀毡泊鞋，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更温馨的田园生活呢。就这个意义而言，的确算得上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兴盛。
稀疏的河湾果树，没几年就种植成大面积的果园，逐渐收归大户人家管理了，成了远近闻名的私家果园。最初少量的牛羊，不断繁殖，慢慢也成群结队。荒地愈开垦愈多，施肥种植，成了一片一片高产量的熟田。有的人家，有了富裕，太多的财产，就成了村上的财主，年道一长，家财丰厚，成了老财。况且，小小的南梁，不过是一个大土堆，远没有刚入住时那么庞大了，哪里又容得下更多的人家。村里的大户人家，就谋划着向更开阔的北面发展，选址盖房，于是，出现了新的村庄，就在坡下的洼地里，沿用旧村名，略改一字，叫吴家洼。、
这就是村庄最初的兴盛，也是最原始的兴盛，大村落的雏形。
第一次中兴
说是中兴，其实，是第一次真正的兴盛。
村里人一直以为，连年纪最大的老人也深信不疑，第一次中兴，就是往北洼地里新村的建立，以李家大院，后来人们一直称为李家老宅的大院建筑为标志。这标志，是第一次中兴的发端，也是顶峰，这一点原本没有错，但时间比一般人认为的提前了几十年，或者还要漫长。村庄是陆续从南梁迁移到北边洼地的，甚至有一段新旧村共存的时期，只是后来，逐渐全部迁移过来，旧村才荒废的，倒塌，风吹雨淋，渐渐平整起来，形成更明显的丘陵地带，一片荒凉的干南梁，也就是我小时候看到最初的样子，已经没有村庄的痕迹了。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南梁上断壁残垣，依稀还有村庄的隆廓。
刚搬来洼地的人家，穷富不等，房舍院落自然各异，高高低低，依地势而建，有窑泊儿，有单屋，有包砖房，大多是土围子，有的人家，土板墙也匀不起工，栽个干篱巴，栅栏门，挡个野鸡野狗罢了。李家老宅的兴建，是后来的事，起码要比最初的迁移迟一些。李家最初从南梁搬下，只建了小南院，在西边稍为平整的地方，属于后背硬的包砖房，铺着半圆型小瓦，也没有突出的房脊，更没有飞檐兽头，是一出水的平房。后来改造过，到我记事时，早是大瓦房了，但过去平房的痕迹依稀可见。其他的叔伯兄弟，随着迁来，在小南院对面建了土围子草皮房，顶后边还有窑泊儿，后来有了钱，在长长的院子中间盖了瓦房，就是南北下房也是砖包的，远比后边的窑泊儿造价高。里边的小门还保留着，外边的拆除换了大木门。
老李家儿孙中，出过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到底是武出身，还是文出身，还是经商有方赚了钱，才在紧挨小南院盖起了豪华壮观的李家老宅。李家家谱没有文字记载，就是口头传说，也是忌讳莫深。从那种威武外露的建筑风格，以及街门两边的上马石，再往不远处漂亮的拴马桩来看，这位出类拔萃的神秘人物，应该出身行伍，虽没作过大官，但也是官宦人家大庄园里为主人看重的幕寮，后来荣归故里，衣锦还乡，才盖下这座周边少有的豪宅的。和三十里外的吕家大院相比，除了文化气息弱一些，其壮观豪华有过之而无不及。老宅的地基，原本是一片荒坡，地势比小南院低许多，向西倾斜，且高低不平，特别是西北角，有些下陷，越往南越高，到不远处，竟成一处断崖了。但李家老宅是平整的，地基用清一色的石条垫平，院子平整如镜，在西边的断崖面上，贴了砖墙，从院里看不出一点痕迹。这样的工程，在当时无疑是巨大的。村中后建的许多大院，基本上是依地势而建，有的高低落差很大，且大多是在平地上就地起墙，房地基也是埋在土里的石头块拼接而成，上边有尺数高的砖墙，再往上就是泥基了，像那样纯石条砌地基，又砌得很高，且一砖包到底的砖瓦房，全村只此一处。房顶是鱼脊梁式的两出水，脊梁很陡，飞檐兽头装饰，雕工精美，无论从外边，还是院里，随便哪一个角度看，都相当壮观。特别是两扇厚重的原木大门，铜头铁皮铁钉，门两侧是四方刻着云朵花边的上马石，两旁不远处是狮子蹲顶一人多高的拴马桩，更增添了老宅的气派。
村里一直有一个传说，李家老宅的祖宗，擅长武功，骑马射箭，飞檐走壁，好生了得，二三十个好汉，近身不得。凭借勇力，占有了袁家经营已久的河湾果园。袁家也是大户，自然不服，两家时常发生争斗，各有所伤，但李家一直处于上风。袁家人靠医药起家，是几代祖传的乡间名医，开方卖药，养花种草，经营着河湾坡下半坡的老果园，日子相当滋润殷实，却不喜张扬。村中西南角的袁家老宅，和一般的富裕人家没有两样，土板墙，泥基屋，不过是头尾包了砖，顶上铺了板瓦。斯文的袁家人，忽而被降服，斯文扫地，自然心不甘，情不愿，但一时也无可奈何。孙子辈有一个袁三，争斗挨打后一气之下出走他乡。八年后回来时，已学得满身武艺，但自讨还不是李家祖宗的对手，于是托村中的大户王家老当家人，从中调解，两家竟结了儿女亲家。袁家故意放出风，老祖宗仙逝，因成了亲家，李家老祖宗不得不亲自登门祭奠，也不再防备。没想到是个骗局，刚跪下叩头，就被从棺后闯出的五个大后生摁住，一时动弹不得。李家祖宗几十年的功力，非同小可，怒火冲天，猛然一挣，脱了身，倒跃出门外，轻轻一按地，飞上屋顶。惊魂未定，不想，被伏在烟囱后的袁三迎头重击，脑部受伤，跌在院里，活活被众人乱棒打死。李家从此衰落，果园自然归还袁家，只留下村北几百亩良田，安分守己地度日。
到我记事时，年代久远，袁李两家宿仇已淡，几乎忘却了，但仿佛天生有间隙，从大人到小孩，很少来往。不过，李家后代，善于机谋，不像袁家子孙温文尔雅，不免流于软